原创 慕峰 2026-11-14 16:37 北京

网络上的吃瓜经常没有底线,通常也没有上限。不是讲黄仁勋离任与G2博弈毫无关系,但演化为美帝最终目标是要剥夺在美华裔精英的资产,这种故事也太过离奇。要知道,美国半导体领域的华裔掌舵人们,基本都是台湾地区或者马来西亚后裔,所以即便从G2博弈视角,上述叙事也没有逻辑可言。
不是没有政治斗争,美国两党斗争和两党内部斗争都是激烈的,但把所有斗争都简单化、庸俗化,进行“屠龙术”一般的分析,除了有政治爽剧的效果,对理解真实世界毫无帮助。
一、《纽约时报》爆料黄仁勋的真实目的
整个事件的初始,是民主党机关报《纽约时报》爆料黄仁勋与黄乐的关系,且点名黄乐是间谍。在黄仁勋辞职前,这个叙事是主导。
但在黄仁勋辞职后,美国一众政客开始与这个叙事快速切割,甚至连民主党的央视CNN,都开始切割。
这里有两个问题,《纽约时报》爆料的目的是什么,或者说,向《纽约时报》提供爆料的目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黄仁勋刚离职就开始与爆料相切割?
如果民主党真正目标是“夺权”,那有两个前提,一是黄仁勋离任后的英伟达仍有价值,不会变成一个烂摊子;二是有明确的候选人去接棒英伟达。如果黄仁勋离任后英伟达变成一个烂摊子,甚至导致美国AI投资大幅减缓,那真正的得利方似乎就不是美国了。至于CEO候选人,民主党有吗?截至目前,完全没有任何民主党政客提出过任何候选人。反倒是川普提出了库克,市场分析甚至将同是台裔的AMD掌舵人苏姿丰列为候选人,更多的则是从英伟达现有管理层中提选项。
这就是为什么英伟达当前如此混乱的原因,而英伟达的混乱,也直接导致了整个美国科技股市场的混乱。
黄仁勋对美国的AI产业发展而言,最重要的贡献不是技术上的,而是他坚定地支持AI基建,甚至不惜让英伟达去为美国AI大厂的算力中心基建进行高额的担保,哪怕这个担保从财务上来看,已经不够健康。这就是一个产业领袖与职业化的CEO或者CFO之间的巨大差异。
市场当前的担忧是,随着黄仁勋离任,那在整个美国AI投资中穿针引线乃至真金白银付出的灵魂人物,就消失了。如果换一位守成的财务人选或者仅理解技术路径的工程师来替代黄仁勋,那美国的整个AI投资叙事就会坍塌,就会失去方向。
很显然,《纽约时报》掀起的,是一场没有足够准备的战役。
《纽约时报》真实的目的是什么呢?作者认为,最大的可能,是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Chris Coons等民主党参议员和Jim Banks、David McCormick等共和党对华鹰派参议员,希望借此机会,推动AI OVERWATCH Act、Match Act和Chip Security Act这三项法案能够打包进入2027财年美国《国防授权法案》(NDAA)并获通过,同时也要推动RASA法案能够顺利通过。
这四项法案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AI OVERWATCH Act:旨在把先进AI芯片对华出口的许可证审批置于国会监督之下,让国会能够审查甚至阻止商务部对出口的放行。
MATCH Act:旨在推动美国与荷兰、日本等盟友在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管制上“对齐”,防止盟友设备替代美国设备流入中国。
Chip Security Act:旨在强制先进芯片具备位置验证等“芯片安全机制”,追踪芯片最终流向,防止经第三国非法转移到中国。
RASA(远程访问安全法案):旨在把通过云服务远程调用境外先进算力也纳入出口管制,堵住“芯片不入境、算力入境”的漏洞。
可以清晰地看到,上述四项法案,其实是有针对性地去弥补美国GPU出口管制实践中在过去几年呈现出的现实漏洞。
前三项法案,已经被纳入参议院版本的NDAA修正案中。由于在2026年上半年,前三项法案已经分别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因此众议院议长和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都表示,在众议院纳入NDAA的可能性非常高。
RASA稍微特殊一点,没有绑定NDAA,而是单独推进立法,2026年1月12日在众议院已经以369票对22票的压倒性优势通过。
中期选举虽然共和党大败,但2027财年NDAA的最后窗口期是2026年12月,此时新当选的民主党国会议员还未上任,因此,在这个跛脚鸭会期中,当前还在任的议员老爷们要去对NDAA做最后审议。
这是两党对华鹰派最近的机会。
很显然,黄仁勋是这四项法案最重要的反对力量,且黄仁勋与川普有极密切的私交,作为总统,川普有对国会法案的否决权。因此,黄仁勋间谍女友叙事,既有利于形成外部舆论,倒逼国会在12月审议NDAA时通过上述三项法案,同时也有利于施压川普,不要轻易行使否决权。
当然,NDAA内容十分广泛,前期主要的争议在于伊朗战争权力问题,芯片管制三法案的加入,还存在诸多两党之间和两党内部的政治博弈。
《纽约时报》掀起巨浪时,两党对华鹰派政客极有可能没有预料到会导致黄仁勋离任,更没预料到黄仁勋的离任会让美国AI基建叙事的金融支撑基础面临坍塌。当出现这些迹象时,政客们投鼠忌器,纷纷起而切割,第一时间表明与己无关。
二、美国政客的切割现状
黄仁勋的间谍女友叙事是导致出现当前乱局的根本原因。这个乱局不但与川普一直以来对黄仁勋的支持相悖,同时也引发美国AI基建预期的混乱,甚至对开始对美国股市造成冲击。
11月12日,新加坡内政部就Megaspeed调查进展及黄乐的处理结论发布进一步声明,明确新加坡对黄乐的调查“起点是Megaspeed在服务器采购环节可能存在的虚假申报,与间谍活动无关,也从未以‘间谍罪’立案”。
同日,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Todd Blanche)首先在记者会上进行切割。由于对Megaspeed的调查从商务部移交到司法部,媒体叙事都在引向刑事领域。但布兰奇公开表示:“司法部、我本人以及(FBI局长)帕特尔都没有就她是谁或不是谁得出任何结论”。
也在同日,CNN报道:“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一些官员认为,将黄乐描述为中国spy可能夸大了现有证据“,“CIA官员也不相信就截获的通信而言,能够证明黄乐与中方共享了信息”。
甚至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吉姆·希姆斯(Jim Himes),也对黄乐身份的定性持怀疑态度。
可见,黄仁勋的离任及其带来的冲击,不但超出了英伟达和市场的预期,事实上也超出了两党政客的预期。这种压力正在倒逼黄乐的间谍叙事坍塌。
还值得说明的是,无论是司法部长布兰奇,还是FBI局长卡什·帕特尔(Kash Patel),都是川普的“死忠”。无论共和党议员们如何考虑后川普时代自己的未来,仍在川普政府任职的行政官员,最终都要依赖川普在总统离任前的预防性赦免。
从上述情况看,黄仁勋最糟糕的外部舆论环境正在很快消失。
三、黄仁勋复职的可能性及难度
黄仁勋与当年乔布斯的离任情况完全不同。
乔布斯当年从苹果离任,是因为Macintosh销售不及预期,他与自己请来的CEO约翰·斯卡利矛盾激化,董事会最终选择站在斯卡利一边,将乔布斯从Macintosh部门剥离,乔布斯随后辞职。
黄仁勋的离任并非经营状况不好,正好相反,英伟达在黄仁勋的带领下不但如日中天,甚至足以影响美国和全球经济。黄仁勋的离任显然也跟婚外情无关,没有哪个股东会在乎这种东西。从美国证券立法的视角,是否影响股东利益才是董事会去判断是否要更换CEO的关键。
在《纽约时报》掀起的黄乐间谍叙事下,黄仁勋被舆论引发的猜测绑架到美国国家安全问题之上,如果相关调查确认,那在美国证券法下,确实是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关键风险事项,足以有理由让英伟达董事会罢免其CEO职位。
但黄乐间谍叙事的快速转向,让英伟达独立董事们显得非常被动。按照此前报道,导致黄仁勋宣布辞职的主要原因,是独立董事们聘任Wachtell律所去对黄仁勋进行内部调查,最直接的导火索,则是英伟达总法律顾问蒂姆·泰特(Tim Teter)亲自前往黄仁勋住所进行对质,黄仁勋才承认了与黄乐的私人关系。
据彭博社报道,在美国商务部介入对Megaspeed调查期间,因涉及出口管制问题,泰特一直深度参与,从英伟达内部合规要求来看,这种参与是可以理解的。在这个过程中,黄仁勋未向泰特披露与黄乐的私人关系,仅提及正常商务往来,这导致在舆论对黄仁勋进行讨伐后,泰特完全站在自身的立场,去与黄仁勋对峙,迫使黄仁勋主动公开与黄乐的私人关系,将舆论进一步点燃。
此后出现的英伟达股价大跌,让独立董事有理由启动内部调查,迅速使黄仁勋内心崩溃(媒体报道称之为shattered)。但所有的指向,其实与黄乐是否间谍均无关。
真正让黄仁勋头大的,很可能是东亚文化下的家庭压力。
截至目前,无论黄仁勋的自认,还是英伟达内部,乃至美国两党官员,没有一个人再把黄乐间谍标签贴在黄仁勋身上,甚至连黄乐是间谍都不敢再公开确认。
就此而言,黄仁勋复职其实是有理由的,除非,美国司法部、FBI的调查能够确证黄乐问题及黄仁勋明知。否则,整个叙事将变成一群愚蠢的美国政客和英伟达愚蠢的董事会联合绞杀了美国的AI大业。
黄仁勋能否复职,有几个关键事项需要继续观察:
一是英伟达股东的态度。
英伟达超过70%的股份由机构投资者持有,其中持股最多两家BlackRock和Vangurad各自持有超过7%的投票权,这两家主要通过指数基金和ETF被动持有,背后是数量众多的投资者,它们不会轻易公开表态,但可以私下直接与英伟达董事会沟通。
而一些小型的机构投资者则表态了更明确的态度,例如Altimeter Capital的Brad Gerstner与Atreides Management的Gavin Baker以股东身份联名致信英伟达董事会,一方面要求董事会在遴选继任者时“将所有选项留在桌面上,包括黄仁勋潜在回归的可能性”,反对仓促换帅;另一方面也明确承认,如果查清事实后董事会认为黄仁勋回归不符合股东最佳利益,“那完全属于董事会的职权范围”。
还有一些坚定的个人股东则表态更坚决,例如亿万富翁投资者、美籍印尼华人股东Leo KoGuan(廖凯原)公开表示,他已在英伟达投资约13亿美元,并明确称:“没有黄仁勋,就不会再投资”(“No further investment without Jensen”)。
来自股东层面的压力,会让英伟达董事会(当前全部为独立董事)重新思考什么才是站在股东利益的立场。
二是美国官方调查的结论。尽管惊弓之鸟般的政客们正在切割,但司法部、FBI乃至美国国会的调查仍在进行。在明确的调查结果公布之前,即便存在明确的切割,英伟达的独立董事们都会完全站在自身立场(因为沉重的独立董事责任)角度考虑,难以让黄仁勋快速复职。这是因为,即便有来自股东层面乃至英伟达员工层面的呼吁和压力,但这些压力都没有什么实际的责任负担。但如果最终调查结果出现问题,而独立董事没有守好当前这一关,让黄仁勋失而复得后股东再遭受一次打击,那独立董事将会从一开始的“不知而免责”,变成“明知而担责”,这个责任不但是民事上的,甚至可能是行政和刑事上的。
三是来自员工的呼吁。尽管网络上英伟达员工呼吁支持黄仁勋的舆论铺天盖地,坦率地讲,这反而是独立董事们最不在乎的。这种级别的高科技企业,所有员工都被禁业竞止和保密责任捆得死死的,根本不会出现集体出走的情况。
四是黄仁勋自己的态度。即便千呼万唤,但如果黄仁勋道心破碎,万念俱灰,自己都不想复职,那真是神仙来了也没用。
四、结论
当前这种奇葩状况有可能会延续到12月初,也就是NDAA在国会最终投票结束时。民主党和共和党鹰派仍希望借助当前状况来推动NDAA顺利通过,因而此时放手的可能性不大。
既然调查仍在进行,那持续一个月也情有可原。
无论届时三项NDAA捆绑的法案是否通过,时限一到,为美国AI大业计,让黄仁勋回归似乎都是最佳选择。当然,前提很可能是,黄仁勋不再游说反对加强出口管制的法案。
就此而言,英伟达董事会最为稳妥的做法是在这期间继续与川普团队保持最密切的沟通,并且暂不确定长期的CEO接任人选。一旦调查结论明确不涉及所谓黄乐问题,则宣布黄仁勋“王者归来”,似乎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反过来,如果调查结论让黄乐事件更加恶化,或者黄仁勋自愿放弃,归来无期,那以英伟达为中心的美国AI建设融资链条将会面临重构,那些高度依赖英伟达背书的企业将会面临困难,那些不依赖英伟达的AI基础设施参与者将出现机遇,这些已经表现在最近AMD、博通等的股价上。但整体而言,这将导致真正意义上的减速,不但会对美国AI产业,也会对整个经济产生至少是短期的负面影响。
此外,无论黄仁勋是否归来,如果四项强化半导体出口管制的法案通过,那N卡的海外销量预计也会受到影响。但真正的影响有多大呢?能够完全抑制中资在海外间接使用N卡算力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作者将会在后续的文章中进一步分析。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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