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阅
❌

阅读视图

雾中之舟:熊彼特的矛盾人生

原创 李晋 2026-11-16 10:37 北京

“创新”是经济发展中的核心要义,比如去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乔尔·莫基尔等三位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阐释”。但说到创新驱动的鼻祖,就不得不提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约瑟夫·熊彼特。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思想不仅在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而且在人工智能大行其道的当下,更加展现出强大的解释力和现实指导价值。

然而,生活中的熊彼特却经历坎坷,矛盾重重。今年再版的《熊彼特传》生动勾勒出熊彼特充满悲剧色彩与动荡起伏的个人生活。这本由著名社会学家斯威德伯格撰写的传记是一本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著作,从1991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第一版出版之后,到2005年中文版的出版,到今日的商务印书馆的再版,尽管时隔30多年,却对今天的读者仍旧具有重要的价值。

这本书能够帮助读者深入了解熊彼特时而被边缘化、时而又引领潮流的思想,正如斯威德伯格自述通过熊彼特“提供了深入的思考:技术在经济中的作用,如何理解一个经济理论在真实世界中的动态过程,和今天的专业分工不同,如今经济学和社会学已经分化成两门极少交流的学科,当然,它们都共同面对着进一步数理化的过程。”(《熊彼特传》1-2页,因为中文书边页都注有了英文版的页码,为方便统一,下面使用页码均为英文版页码)书中勾画出一位超越了经济学家刻板印象的真实的熊彼特,并且通过刻画他的时代、他的经历和思想来反观我们自身的时代,让我们思考如何面对一个创造性毁灭的AI时代。

图片

撰文|李晋

《熊彼特传》

作者:[瑞典]理查德·斯威德伯格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26年7月

一场思想史的交锋

如何改变熊彼特的学术道路?

传记的前一部分,提供给读者熊彼特的成长背景,也掺杂了不少熊彼特逸闻趣事。1883年2月8日,熊彼特出生在奥匈帝国的特里施(Trest)如今是捷克共和国境内,这也提醒我们不能用现在看待欧洲的方式来思考熊彼特所在的欧洲。他的家庭是一个说德语的罗马天主教,生父是一个纺织厂厂主,母亲则出生在一个著名的医生家庭,后来生父在他幼年时去世,母亲不久改嫁给了一位贵族,不仅实现了阶层的跃升,也为熊彼特能够上一所贵族学校获得良好的教育提供了条件,熊彼特不仅要学习马术和剑术,还要学习古典语言希腊语和拉丁语,以及法语、英语和意大利语,并且也教导学生一些玩弄政治的手段和对于不同意识形态中能够左右逢源。(11-12页)

1901年,熊彼特进入维也纳大学,一心想要学习经济学的他却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那就是维也纳大学没有独立的经济学系,于是熊彼特进入了法律和政治学系,有时,熊彼特还要参加统计学和数学的讨论班,1905年,熊彼特在统计学讨论班上提交的论文,还在当时的《统计学月报》上得以发表,当时他才22岁。书中专门帮助我们澄清了德国和奥地利在现实政治处境中的复杂对立,让读者能够明白为什么熊彼特时而会有反德国的情绪,时而会在德国参与社会主义改造计划。

约瑟夫·熊彼特(1883-1950),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生于奥地利,后移民美国,并一直在哈佛大学任教。熊彼特在经济纯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学方法论、计量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等领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著有《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周期理论》《十位伟大的经济学家 : 从马克思到凯恩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等作品,被誉为“现代创新理论之父”和“企业家理论之父”。

在《熊彼特传》中,斯威德伯格用详细的笔墨描述了一场重要的思想史的交锋,也就是门格尔-施莫勒之争。这场争论不仅影响了熊彼特所走的学术道路,实际上也塑造了我们当下的经济学和社会学。这也是本书论述非常精彩的一道主线,也是我们当下的人即便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也会忽视,而极少关注。

19世纪中期,奥地利同时受到英国和德国两国经济学的影响。我们中国的读者可能受到如哈耶克等论述的影响,认为德国擅长抽象和建构,而英美偏向于经验主义。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当时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强调抽象的方法,德国的经济学家则因为受到历史和法学的影响,强调经济学的任务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研究具体的经济特征。奥地利的门格尔更倾向于英式经济学,并且和德国历史学派的领袖古斯塔夫·施莫勒展开了一场激烈且影响深远的方法论之争。(第14页)门格尔强调一种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主张理解国民经济这种复杂的现象,必须追溯到它们真正的构成要素,个体如个人和家庭是如何行动的。而施莫勒则浸泡于整个德国高等批判、兰克史学的氛围,更强调归纳性方法和比较历史的、具体制度的分析。

在近代思想史中,方法论之争这一事件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看法,方法论之争最终迫使经济学分成了两门不同的学科,一门演绎的、高度抽象却忽视了历史;另外一门则过度强调历史而忽视理论。韦伯晚年撰写《经济与社会》的努力之一就是试图重新架起这种断裂的桥梁。在现实中,这也造成了一种门派之争,那就是门格尔任教的维也纳贯彻门格尔的思想,而施莫勒影响的德国无论是柏林大学和波恩大学都秉持着历史学派的研究方法,而排斥理论经济学,各个大学都不会聘任对方的人来进行任教。

《经济发展理论》

作者:[美]约瑟夫·熊彼特

译者:何畏 / 易家详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20年8月

在这个背景下,1901年熊彼特进入维也纳大学求学时,此时门格尔已经退休,对熊彼特真正影响深远的是欧根·菲利波维奇、维塞尔和庞巴维克,而后两者不仅是奥地利学派的巨擘,和熊彼特也保持着非常亲密的关系。例如,熊彼特在1921年维塞尔的70寿诞上,是三位致辞者之一。从日常交往上,熊彼特和庞巴维克更为亲密,庞巴维克数次担任奥匈帝国的财政部部长,在奥地利权倾一时,同时他也主持讨论班,相比于后来米塞斯研讨班近乎一言堂的氛围,庞巴维克研讨班的学生则兼容并包,除了熊彼特,还有米塞斯,也有马克思主义者奥托鲍尔和希法亭,不同的观点汇聚一堂自然会产生激烈的讨论,甚至剑拔弩张。后来,鲍尔不仅担任过奥地利的外交部长,很有可能也是他推荐熊彼特在1919年担任奥地利财政部长。而《金融资本》的希法亭则两度担任德国的财政部部长。

在《熊彼特传》中,斯威德伯格向读者暗示,正是这样多元、开放的氛围,造就了熊彼特从学术生涯的早期就没有陷入这种门户之见,而是试图进行调和。1907年,熊彼特出版了《理论经济学的本质和概要》书中就表明出来,熊彼特主张一种方法论和学科的多元主义立场。在他看来,经济学应该成为一门基础广泛的社会科学,不仅应该包括理论经济学,也应该包含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方法,因为“社会过程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和门格尔一样,熊彼特主张在经济分析中应该从个体出发,该个体就是普遍意义上与群体和社会相对立的个人,但是熊彼特提醒人们不应当将这种个人主义扩展到政治领域,因为我们“不可能从经济理论中推导出任何赞同或反对政治的个人主义的观点。”(第26页)这一点其实和哈耶克后来的主张截然不同。

然而,当面对真实复杂的社会时,熊彼特又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施莫勒的观点,人们可以从具体现实入手,而不是从先验的假设入手。熊彼特还进一步指出,如果考虑到现实的复杂性,无论历史学家还是经济学家都不能够完全地描述现实,每个人都需要对现实进行取舍,来决定哪些是有意义的。这就涉及了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价值取向,两者可能会分道扬镳,历史学家是对具体的事例有兴趣,而经济学家则希望找到一些普遍性;因此经济学家就不会去效法历史学家来罗列细节,而是需要抽象地把握普遍的特质,“一个经济原理适用于现实,就像一件合适于顾客体型的做工考究的外衣一样。”(第27页)早期,熊彼特就将经济学和形而上学的任务进行了区分,他举例说,是否尝试救一个溺死之人,这是伦理问题而不是经济学需要考虑的,而经济学只能回答,在救助该溺死之人时,是否存在一种节省的经济方式。《理论经济学的本质和概要》这本书还有一件轶事,还收录在了当时著名经济泰斗瓦尔拉斯文集中。26岁的熊彼特曾把这本书寄给了年迈的瓦尔拉斯。不久之后,熊彼特专程登门拜访瓦尔拉斯,年迈的瓦尔拉斯接待了这位年轻人,然后请他转达对熊彼特父亲的感谢,因为瓦尔拉斯认为这本书不可能出自年轻人之手,尽管在谈话中熊彼特一再解释,也无济于事,直到和瓦尔拉斯告别时,瓦尔拉斯还再次盛赞了“熊彼特父亲”的这本杰作。(第22页)

1914年,在熊彼特出版的第三部著作《经济学说和方法》,很大的篇幅还是在处理方法论之争的余波。韦伯邀请熊彼特去编撰一部《社会经济学纲要》。在这本书中,熊彼特试图通过经济学和毗邻的社会科学来设计一套方法,以涵盖整个经济现象。这里,斯威德伯格花费了不少笔墨,实际上也是针对我们当下所流行的某些成见来进行回应,比如人们普遍认为的“作为科学的经济学”是起源于亚当斯密的观点。不同于流俗成见,熊彼特认为,“经济学诞生于分析性哲学传统和实践-具体传统的结合。”这并非产生于英国,而是18世纪的法国在围绕谷物法进行争论的背景下所产生的,特别是重农主义者对此起了至关重要的贡献。熊彼特强调说,“正是在这一问题上,经济学的两大源头走到了一起。由注重实际的人和(可以说)哲学家进行的关于基本理论事实的研究,从此以后就再没有分离过”。(42页)

所以无论是早期的思想还是后来未完成的巨著《经济分析史》,熊彼特都坚持认为,现代经济学真正的奠基人并非斯密,而是法国重农学派的魁奈,他们主张“经济是一个巨大的循环流,在这个循环流中,供需总是相互紧随发生。”事实上,斯密并没有原创性的贡献,而只是做了一些表面性的功夫,因此,熊彼特奉劝人们不要对斯密抱有过多的幻想。受到当时德国观念论的影响,熊彼特坚持认为客体并不等同于真实的客体,因此抽象的经济学本身也需要历史的帮助,“如果经济学存在任何真正的危险,那正是经济理论可以一日之内在经济学界占据优势,并把历史排挤出去……”原因是“我们时代热衷于理论的总体趋势”“我们预料会看到令人不快的一幕,历史学派将忍受理论家在他的那个时代忍受过的同样不公。(45页)”纵观经济学百年来的发展,熊彼特的这句话就如先知的预言一样准确。

《经济周期理论》

作者:约瑟夫·A.熊彼特

译者:贾拥民

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5年6月

显然“方法论之争”贯穿于熊彼特一生的思想中,斯威德伯格把握住了这个主线,专门讨论了1926年熊彼特最为出色的论文之一《古斯塔夫·冯·施莫勒和当前问题》。传记中指出“熊彼特试图超越方法论之争,提出他自己对历史的经济学和分析的经济学的真正的综合分析”。(83页)熊彼特甚至在韦伯所止步的地方,还提出了自己原创性的贡献,并且延续到了《经济分析史》中。在《当前问题》这篇文章中,熊彼特首先就澄清了门格尔和施莫勒的追随者们都对施莫勒有很多误解,比如认为他反对一切形式的经济理论,而只专注于历史细节,以及不区分科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熊彼特进一步为施莫勒辩护,施莫勒事实上并非拒绝抽象的经济理论,而是反对一些经济学家把抽象经济理论当成唯一的思想工具的这种潮流,以及过度高估自由经济的趋势。施莫勒也并不只对历史事实有兴趣,而是强调要从一个具体的角度来观察经济现实,无论是历史还是理论的视角,因此不可能有纯粹的理论或者纯粹的事实,相反理论和事实是相互渗透的。这对于今天从事经济学的学者仍旧是宝贵的提醒。

为什么熊彼特会不停思考施莫勒问题呢?一个原因就是,在熊彼特看来,施莫勒思考到了理论经济学家们常常忽视的一个事情,“一个民族的具体经济环境,它的自然可能性,它的能力,它的国际经济关系……它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经济学应该要考虑制度、历史的因素,如今这些在我们看来进入常识的东西,但是在当年“方法论之争”不仅造成门户之见,还有学派权力的各种纷争。熊彼特评价施莫勒是“唯一一个通过他自己的行动让我们真正意识到,经济科学可能是什么样子的人。”他不仅开创了“经济-社会学”,而且也提醒当时的经济学家重视统计学和历史学的重要性,经济学如果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应当跨越自身的边界。

斯威德伯格这本传记中讲述道,熊彼特尝试解决方法论之争就是建立一门“经济社会学”,这也未尝不是斯威德伯格本人一生想要试图做的事情。

实际上,只有在“方法论之争”的背景下,人们才能够理解熊彼特一些特殊时刻的意义。例如,1925年,熊彼特身负巨额债务时,普鲁士的波恩大学送来橄榄枝,聘请熊彼特担任公共财政系教授,帮助熊彼特获得提名的就是他的老朋友阿瑟·斯皮托夫,当时也曾有人提名米塞斯,教育部也希望米塞斯获得这个职位,然而大学却觉得米塞斯过于固执己见,不能容忍其他不同的观点而反对,最终熊彼特获得了这个职位。在此之前,哈耶克的老师,奥斯玛斯潘就已经作梗阻止了维也纳大学对于熊彼特的聘任,而当时知名的公众人物古斯塔夫·施托尔普则为熊彼特说话,并且指出,“普通人只是不理解,为什么一个来自格拉茨的大学教授会拒绝光顾当地的酒馆,为什么他总是机械地重复那些悬而未决不知道是左是右的政治口号;为什么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府里的资产阶级部长一定要用手帕、丝绸衬衫或马车。”他承认,熊彼特不是一个好的政客,甚至在商界做得更糟,但是他却属于学术界,有着非同寻常的才华。(第69-70页)因此,熊彼特在波恩大学教授经济学理论,也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原因正是,施莫勒的影响力让德国大学拒绝现代经济学理论近30多年,而熊彼特则开风气之先,如德国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学生施尼德曾回忆说,“波恩大学请熊彼特来讲学在经济学界是一件轰动的事。几十年来第一次,德国的大学再度开始讲授(经济)理论……数学语言的运用不再被视为是小道,而是成了讲座和讨论班上的主体。在接下来很短的时间里,波恩成了全世界经济学家的麦加……”(第70页),也正是这个经历帮助熊彼特进一步能够超越“方法论之争”的桎梏。

熊彼特。

熊彼特的情感之舟

《熊彼特传》对他跌宕起伏的情感生活的描述,不仅增加了传记的可读性,也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熊彼特的思想和他的生活。1906年前后,熊彼特获得了维也纳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之后,之后在英国旅居了一年。在伦敦,他不仅听统计学和社会学的课,还拜会了经济学泰斗艾奇沃思和马歇尔。但那时,熊彼特还“冒险”进入了与一位英国女士的婚姻。这段维持了几个月的婚姻并不幸福,他对此也讳莫如深,甚至对于这位女士的年龄熊彼特也一会儿说年长他24岁,有时又会说年长12岁。(16-17页)1909年熊彼特先在维也纳大学担任讲师,后来转到捷尔诺维茨大学(今属于乌克兰)担任副教授,成为奥匈帝国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除了教书,解脱婚姻束缚的熊彼特经常会和妓女混在一起,甚至为了让学生能够有权使用图书馆,他和图书馆员还进行了决斗,以伤到对方的手臂而赢得了胜利。(16-18页)

熊彼特喜欢寻花问柳,甚至一度有长期交往的妓女谎称是熊彼特的妻子。在波恩教书的时候,他却爱上了一个门房的女儿安妮。此时熊彼特比安妮大20岁,安妮17岁的时候,获得了父母的允许,开始和熊彼特交往。当安妮知道熊彼特是花花公子,甚至还有一段婚姻,就写信指责他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最终两人分手。1923年12月,当他们再度在维也纳重逢时,发现彼此还都爱着对方,于是决定继续交往,直到谈婚论嫁。1925年11月5日,两人为了能够在维也纳的路德宗大教堂结婚,甚至还皈依了路德宗。因为两人年龄的差异,两人的婚姻遭到了双方父母的反对,都没有出席这对22岁的新娘和42岁的新郎的婚礼。(73页)

熊彼特深爱着安妮,将其称为“生命中的奇迹”,《古斯塔夫冯施莫勒和当前问题》这篇重要论文就是这一期间所写。然而,好景不长,1926年6月,先是熊彼特的母亲过世,1个月之后安妮也因为难产大出血去世,刚出生的胎儿也仅在世上停留了3个多小时(74页)。一连串的打击几乎摧垮了熊彼特,在很多私人的往来通信中,熊彼特都不停地谈及自己的痛苦,形容自己如同在地狱一般,一旦失去了安妮,他的一切也完了。之后,熊彼特数年都保持着妻子房间的陈设,每天清晨还会走到安妮安葬的墓地放一支红玫瑰。此外,熊彼特可能是为了寄托思念,每天开始抄写安妮遗留下的日记,甚至模仿安妮的笔迹,连用错的标点都忠实地保留下来,后来在某种程度上,母亲和安妮已经成为熊彼特生命中的守护天使,无论是出行,还是重要的讲座和书稿的撰写,熊彼特都会向母亲和安妮祈祷,甚至在每天工作开始前,都会祷告说,“母亲和夫人,请保佑我!”(75-76页)

熊彼特。

偿还巨债和逃避丧亲的悲痛,成为熊彼特埋头学术研究的动力。更痛苦的是,尽管他反感为了钱而写作和演讲,不得已而为之,熊彼特将自己比成了“妓女”,认为“这种苦役没有尽头……还得持续20年”。(76页)熊彼特形容自己“像疯牛一样”夜以继日地投身于研究,忘记丧亲之痛,想要写出一本货币理论的书籍。接踵而至的打击却是凯恩斯在1930年率先出版了轰动一时的《货币论》,作为一生的对手,瑜亮之争,凯恩斯的抢戏,让熊彼特一怒之下烧掉了他的手稿,因此,让人遗憾的是这本货币论一直到他在1950年去世前都没能完成。(第76页)

按照现代的理解,熊彼特应该在丧失了亲人之后,患有严重的抑郁,可能为了躲避睹物思亲,1927年—1930年,熊彼特去哈佛做访问学者,也促成了美国经济计量学会的成立。熊彼特不断漂泊,在日本、新加坡、世界各地,在一封信里,他写道,“如果没有旅行……我总是像个自闭的囚犯……心理和生理上的挫败感,总是挥之不去,有时候,所有这一切都凝结成死亡逼近的预感。”熊彼特渴望去柏林大学,接替桑巴特退休后的经济理论教席,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实现,很有可能是柏林大学仍旧是施莫勒的大本营,也有可能那里的经济学家嫉妒熊彼特的才华,甚至散布一些熊彼特的谣言,或者认为熊彼特的高额债务会影响到他的学术研究,带着遗憾,熊彼特1932年接受了哈佛大学的邀请再次远赴美国。(第76-79页)

传记的最后,斯威德伯格是以熊彼特的第三任太太的故事作为结尾,显然包含着深意,也为学术思想传记带来了更有生命力的气息。安妮去世后,工作成为熊彼特活下去的理由。1936年,熊彼特在写给经济学家欧文费雪的信里,谈到“工作是我生命中唯一的乐趣”。但是他在私人的日记里也表露出他可能会和一位自己并不爱的女人结婚,因为这位女人能给他一个家和研究时所需要的温暖,这个人就是经济学家伊丽莎白。熊彼特周围的人也给予了她两极分化的评价,一些讨厌她的学生认为她是位极端保守主义者,还喜欢利用他们接近熊彼特;另一些人则认为她是一位成功的女性经济学家、学者,正直可靠。1937年8月相差15岁的两人结婚,彼此陪伴到1950年熊彼特离世。斯威德伯格同情性地描述了伊丽莎白的处境,婚后,熊彼特每天还会在床头放上安妮的照片,一丝不苟抄写安妮的日记,每天向她和母亲祈祷,在面对一个似乎永远都困在过去记忆中的熊彼特,伊丽莎白的心情可想而知,在某种意义上,她“对熊彼特所有的爱和关心,都被熊彼特利用来完成他的繁重艰难的研究项目。”而熊彼特身边的友人也说,“没有她的相伴和全心全意的奉献,他肯定会陷入一种无法忍受的孤独状态中。”(124页)

熊彼特(右)与伊丽莎白在哈佛校园。

传记中记录了伊丽莎白不仅共享了熊彼特在哈佛的荣耀,也和熊彼特面对各种困境,甚至一度在二战中,因为熊彼特的观点而遭到联邦政府的审查,同时也经历了熊彼特在哈佛的如日中天到遭到冷遇。如同韦伯的遗孀一样,如果没有伊丽莎白,熊彼特的巨著《经济分析史》就不可能问世。在传记的结尾,斯威德伯格是以这样一段话结束:

因为伊丽莎白在整理熊彼特的手稿和论文上工作过于辛劳,所以通常人们将此视为她对熊彼特的爱的表示……这也是她对科学、学术与真理的毕生奉献的表示。在她有机会删去熊彼特著作的某些,即那些可能被视为亲纳粹的东西时,她委婉拒绝了。在她交给哈佛大学的文章中,有熊彼特的私人日记,熊彼特第二任夫人的备忘录,以及他旧情人的信件。她还将自己写给熊彼特的信交给了哈佛大学,其实她完全有权将这些信件作为私人物品加以保存。伊丽莎白在整理熊彼特物品的过程中花费了大量金钱,以致最后她都无法负担在剑桥的生活。她搬离了心爱的风丘,她在那儿还开办了一家小型托儿所。在与癌症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斗争后,她于1953年7月去世。人们在康涅狄格州的索尔茨伯里圣约翰圣公会大教堂为她举行了追思礼拜,几年前,她就在这里告别了她丈夫。(195页)

《熊彼特传》和斯威德伯格

我个人最早读这本《熊彼特传》是在2005年,当时是出于对一位经济学家思想的好奇而读。然而,给我印象深刻的不只是熊彼特的思想,更是他跌宕起伏,充满矛盾的人生。比如,熊彼特在《理论经济学的本质和概要》中写道“我对实际政治不感兴趣。我唯一的抱负在于知识”以及“那些想把经济学运用到实际目的的经济学家实际上是经济学的大敌。(第26页)”,却积极进入政界成为财政部部长,还因奢华的生活而欠下巨额债务;熊彼特好出风头,机智过人,曾自负地说过,“我小的时候有三大雄心,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奥地利最潇洒的骑士,还有维也纳最出众的情人。哦,这些目标中,我只有一个没有实现。”然而,在传记中,我们也能看到他的另一面,他常常觉得自己虚度了一生,毫无价值,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大概熊彼特就像一部未完成的小说,“作为一个现代人,他的工作就是他的一切……没有家庭……朋友不少,但知交却不多。也没有女人的港湾可以让他停泊。”然而,小说的结尾如何,人们却再也无从知道。

事实上,在现在研究精细化和量化压倒性的学术环境中,极少有人能够写出《熊彼特传》,因为这部传记本身需要作者不仅有经济-社会学理论深厚的功底,对熊彼特的文献材料娴熟,而且也需要对韦伯、马克思和欧洲思想有深刻的把握,而斯威德伯格教授是为数不多有这样学识的人。这也是本书值得阅读的重要原因之一。

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瑞典经济社会学家,曾任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现任美国康耐尔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著作有《经济社会学原理》《马克斯·韦伯及其经济社会学》《经济学与社会学》等。

我和斯威德伯格教授也认识十多年,在这本传记里描述熊彼特是如何爱护和帮助自己的学生,甚至为了学生权利不惜和图书管理员决斗的桥段,也让我想起了瑞查(Richard,他周围的人都喜欢这样亲切地称呼斯威德伯格教授)。当年的康奈尔社会学系也如同熊彼特在哈佛时的环境,定量和定性分野,有时甚至水火不容,当时容易被学术期刊接受迅速发表的定量研究已经在系里占据着主导,而斯威德伯格教授的领域却是长久耕耘的理论研究,他和熊彼特一样也试图扩展经济社会学的范式。这样的处境其实很大程度上也和熊彼特晚年在哈佛经济学发展的处境非常相似。社会学系里,一些名声显赫的大牌教授也会对学生滥用学术权力霸凌,很多时候,都是瑞查挺身而出帮助和安慰学生,请学生吃饭。他被誉为“整个系里对学生最好的教授”。作为我太太的博士论文委员会的导师之一,他不仅给予了鼓励和指导,还会在邮件里写上很温暖的话语,并且即使学生毕业也会每年给你寄去明信片问候。在美国多年,他也始终保持着瑞典人的身份,不像美国人那样开车,人们常常会看到他在伊萨卡崎岖的山路上骑着自行车。

我曾经参加过他三次研讨班,开始的时候我操着一口磕磕巴巴的英语和浅薄的经济学知识在他社会理论讨论班的课上,鲁莽地质疑为什么要读马克思、韦伯和熊彼特、波兰尼的文本,哈耶克不是都反驳了他们了吗?(当时国内奥地利学派正是如日中天)他依旧礼貌、耐心地听我说完,然后鼓励我真正进行文本的阅读和对比。他不会因为不同的观点而有门派偏见。甚至有一次,他还专门为我找了购买奥地利学派和哈耶克等书的书目送给我,后来我知道他自己对这些不仅不感兴趣,也不太喜欢。正是在他的课上,我感受到了社会理论的魅力以及自己所属的量化经济学的局限。让我看到了社会理论和思想的博大精深的魅力。如今再读《熊彼特传》时,从字里行间仍旧能感受到他的真诚、善良和温暖,以及对学术的挚爱。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李晋;编辑:李永博;校对:王心。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新京报·书评周刊》

“我和我的学科”系列专题结集出版

14门学科

14种叙事

新书已上架

点击书封可购买~

阅读原文

跳转微信打开

  •  

“玄武门之变”,为什么偏偏是这一天:初唐的三个瞬间

原创 刘三解 2026-11-16 10:37 北京

大唐的故事,要从一面白旗讲起。

大业十三年(617年),炀帝困守江都,李密围逼东都,天下已不再是杨氏的一统江山。北方群雄并起,他们身后几乎都站着同一个主人——东突厥。始毕可汗控弦百余万,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刘武周受封“定杨可汗”,梁师都受封“解事天子”,郭子和受封“平杨可汗”“屋利设”,张长逊被称为“割利特勒”,连名号都是突厥给的。用陈寅恪先生的话说,“故突厥在当时实为东亚之霸主,史谓‘戎狄之盛,近代未有’,诚非虚语”。

突厥的霸主地位,是2年前的雁门之围打出来的。大业十一年(615年),炀帝北巡,被始毕可汗数十万骑围于雁门郡,四十一城陷其三十九,箭矢落至御前,皇帝抱着幼子泣不成声,靠义成公主谎报北边有急才侥幸脱身。天下由此看清,隋廷的中央禁军已经压不住草原。时年16岁的李世民也在勤王军中,献疑兵之计,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他父亲李渊出任太原留守后,李氏的处境更为凶险:北面是突厥铁骑,南面是李密的百万瓦岗军,四周全是受突厥册封的邻居,身边还有炀帝安插的副留守王威、高君雅暗中监视。李渊没有例外的本钱,只能选择当时所有枭雄都在走的那条路。

唐人赵蕤《长短经》记:“秋七月,唐公将西图长安,仗白旗,誓众于太原之野。”《资治通鉴》记得更细:“改易旗帜,杂用绛白,以示突厥。”李渊自己还补了一句:“此可谓掩耳盗钟,然逼于时事,不得不尔。”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11月13日专题《大唐的十二个瞬间》B02版。

她葬礼上的挽歌,成了唐帝国走向衰亡的前奏

帝国的挽歌:晚唐的三个瞬间

图片

撰文|刘三解

太原的白旗

颜色是读懂这面旗的钥匙。隋朝尚赤,突厥尚白。白旗,是给突厥看的,标示臣服;绛白相杂,是给天下人看的。李渊同时宣布尊炀帝为太上皇,立留守长安的代王杨侑为帝,旗号上还要留一分隋室的赤色。至于旗后的密约,《资治通鉴》写得很直白:“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

后世论史,常在此处替李唐难堪,争高祖究竟有没有称臣、称臣的是李渊还是李世民。陈寅恪主称臣说,李树桐则认为并无此事。但若回到当事人的处境,名分之争反而是次要的。孟献志在考察这段历史时指出,李渊起兵的旗号与旗帜,本就是一套“扶持隋室、废掉炀帝”的完整策略:初期对突厥谨慎小心,以输出财物维持关系,既避免成为草原的敌人,又借其声势自固。白旗是“实”,没有突厥的首肯,三万人不敢南下;绛白是“名”,尊隋的招牌让他在群雄中保有最大的转圜余地,不至于过早背上乱臣贼子的名分。

这正是李渊的过人之处。他不追求名实相符,而是让名与实各管一摊,实利分给突厥,名分留给自己。可以说,李唐的第一面旗帜,就写满了“名实分离”四个字。此后一百多年,这个帝国处理一切麻烦,几乎都用同一套手法。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套与突厥周旋的复杂运作里,发挥重要作用,甚至与突厥贵族建立私人交情的是年轻的李世民。他是唐突之间那条不可替代的通道。这个身份,将在九年后的另一个夏天,把他逼到生死边缘。

陕西礼泉县新城公主墓壁画中的仕女,新城公主是唐太宗李世民与长孙皇后的最小女儿,唐高宗李治的妹妹。她的第一任丈夫长孙诠,是长孙皇后的族弟。但却在高宗朝时,因牵涉韩瑗谋逆案遭到流放,在流放地被县令希旨杖杀。公主在丈夫死后被亲兄长唐高宗改嫁韦正矩,但琴瑟不和,不久病故,年仅三十岁。

玄武门之变的时机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626年7月2日),玄武门伏兵骤起,秦王李世民杀太子建成、齐王元吉,旋即逼父受禅。通俗叙事里,这是一个功高震主、兄弟相残、被逼自保的故事,焦点全在宫闱恩怨。但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偏偏是这一天?为什么不能更早或更晚?

答案不在长安,而在北疆。

突厥郁射设率数万骑入塞,围困乌城。这本来是武德年间反复上演的边患,特殊之处在于朝廷的应对。高祖没有让最擅长指挥作战、多年来一直是唐突联络关键人物的秦王领兵,反而采纳太子建成的举荐,命齐王元吉督大军北救乌城。更要命的是,元吉顺势请调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等秦王府的全部核心将领随行,还要简选秦王帐下精锐,一并带走。

这是一道借刀拆骨的命令。外敌当前,秦王无法拒绝;可一旦府中精锐被抽走,他便成了拔了牙的老虎。

要理解这一手的厉害之处,得先看清武德年间的权力结构。雷艳红教授曾在论文中提及:李世民既是唐朝与突厥接触联络的关键人物,又是对付突厥的军事统帅,他长期利用自己与突厥贵族的交情,以及突厥一次次入侵所造成的军事需求,保持着对军队的影响和控制。换句话说,突厥边患是秦王政治生命的氧气,只要朝廷还离不开他应对突厥,他就有兵、有功、有不可替代性。

而武德后期,高祖对突厥的政策正在转变,从积极的军事应对转向保守防御,对秦王也从倚重转向防范。建成、元吉集团主导了新的路线。乌城之役,正是这条新路线的总爆发,朝廷要在对突战争中绕开秦王,顺手肢解他的兵权。

在此背景下,李世民下定决心。六月初四清晨,他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伏于玄武门。建成、元吉行至玄武门觉变,拨马欲回,秦王先呼,元吉张弓再三不彀,世民一箭射杀建成,尉迟敬德追射元吉坠马。随后敬德擐甲持矛,直入高祖泛舟的海池,名为宿卫,实则逼宫。高祖见状,知道大势已去,只能下手诏,命诸军并受秦王处分,两个月后正式禅位。值得一提的是,太宗后来坚持要看国史、实录,甚至口述当日情景,故此,史臣对这段清晨的记载多有涂抹,后世所见叙事,本身就经过了胜利者的修剪。

所以,玄武门之变从来不只是一桩宫廷政变,它是突厥问题这枚硬币的内政面。秦王与突厥的特殊关系,既成就了他,也险些埋葬他;当父亲和兄长要切断这条关系时,他只能用最极端的方式,连带父亲的权力一起推翻。

这个早晨还留下了另一个深远的遗产,它向整个王朝演示了政变可以如何高效地完成。此后神龙革命、唐隆政变、先天政变,一次又一次的“玄武门”,都是武德九年这个模板的回声。李唐的权力交接,从此始终带着伏兵的阴影。

而新君即位才20天,外敌的阴影就化为现实,颉利可汗兵临渭水,直抵便桥。李世民隔涧责以负约,最终还是重演了太原的故技,倾府库金帛,换突厥退兵,是为“渭水之盟”。白旗没有了,名实之术还在。只是这一次,屈辱落在了天可汗本人头上。

唐太宗像。

天可汗:一个循环的闭合

便桥之盟是贞观朝的起点,也是李唐对突厥关系的最低点。皇帝亲自出面,以金帛买和平,朝堂上下都记得这口气。

仅仅3年多,局势整个颠倒。

这3年并未虚度。太宗一边整顿府兵、积蓄马力,一边延续长孙晟的故智,离间颉利与突利,招抚薛延陀、回纥等部。草原又连遭大雪,六畜多死,部众饥馁,颉利非但不恤,反而敛兵苛责,属部离心。唐廷等的正是这个天怒人怨的窗口。

贞观四年(630年)正月,李靖率3000骁骑孤军深入,夜破可汗牙帐。颉利判断失误,以为唐军风雪之下绝不敢提孤军至此,仓皇北遁。二月,李靖又趁唐俭北上谈判、颉利松懈不备之机,进兵阴山,一战大破之,斩首万余,俘男女数十万。三月,颉利可汗在逃亡途中被擒,曾经的东亚霸主就此覆灭。捷报传到长安,太宗在顺天楼受俘痛斥颉利,太上皇李渊闻讯,召皇帝、贵臣、诸王、妃主宴于凌烟阁,酒酣之际,李渊亲自弹琵琶,李世民起身起舞——那是一个被压抑了整整一代人的家族,终于舒展的时刻。

紧接着是更具象征意义的一幕。四夷君长诣阙,请上“天可汗”尊号。太宗说:“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与四夷皆呼万岁。此后玺书赐西域、北荒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

至此,一个完整的逻辑循环闭合了。

从大业十三年(617)太原白旗称臣,到武德九年(626)渭水倾府求和,再到贞观四年(630)上天可汗尊号,前后不过13年。同一个对手,关系被彻底颠倒:先是李唐向突厥称臣,继而双方以金帛言和,最后突厥可汗成了长安的阶下囚,而大唐皇帝同时戴上了草原的可汗冠冕。值得注意的是,“天可汗”绝非一个简单的怀柔尊号,它是君主华夷的共主象征:在定居世界,唐太宗是汉天子,行州县律令;在游牧世界,他是共主可汗,这才是“华夷一家”的制度含义,也是唐人自信的真正来源。

长安城里胡商、胡乐、胡服、胡旋舞盛行,蕃将大批进入禁军与边军,靠的不是浪漫的包容,而是君主华夷的身份自信。

问题也正藏在这里。蕃将对帝国的忠诚,主要不系于制度,而系于皇帝个人的恩养。谁提拔他、信任他、给他富贵,他就忠于谁。天可汗本人雄才大略,驾驭得住,则海内一家;可若继承者倦于政事、沉溺于权力幻觉,恩养就会异化成私人武装。

天可汗体系的尽头,站着一个同样被层层恩养起来的胡人。他叫安禄山。第一个循环闭合之日,第二个循环已经悄然开始。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刘三解;编辑:李阳 李永博;校对:杨许丽。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新京报·书评周刊》

“我和我的学科”系列专题结集出版

14门学科

14种叙事

新书已上架

点击书封可购买~

阅读原文

跳转微信打开

  •  

35岁门槛、我“痛”故我在:过去四个月,我们初选了这些论文

中文学术文摘 2026-11-16 10:37 北京

在当代,书籍之外,刊于专业学术期刊(集刊)上的论文正在成为知识生产、知识积累的另一基本载体。《新京报·书评周刊》在图书评介的基础上试拓展“学术评议和文摘”这一全新的知识传播工作,筹备“新京报中文学术文摘服务所”,与期刊(集刊)界一道服务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

通过搭建学术与大众之间的桥梁,我们希望将近期兼具专业性和前沿性的论文传递给大家,我们还希望所选论文具有鲜明的本土或世界问题意识,具有中文写作独到的气质。为此,我们每周根据研究选题和文本质量进行初选,形成初选篇目,由相关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再评议,于当周选出一至两篇论文。

以下为过去四个月的初选文章,现辑录于此,供大家参考、索引。

扫一扫

打开“新京报中文学术文摘”合集

摘选|罗东

本索引所列为7-10月初选篇目,因其独特选题或视角,特此辑录,以供读者朋友参考。

以下文献按作者的首字母升序排列。

以AI与爱情为故事背景的电影《她》(2013)。

杜灿:《AI伴侣语境下的技术性意志软弱》,《道德与文明》2026年第5期,页141-154。随着人工智能(AI)的迅速普及和人机情感交互产品的逐渐大众化,意志软弱这一古老议题呈现出新的现实形态。用户明知AI伴侣并无意识、双方关系为虚拟构建,却仍在情感上产生依恋,甚至深陷其中。研究发现,这是一种由算法工程化导致的结构性失能,而非偶发的个体德性缺陷。

程啸:《生成式人工智能侵害肖像权的侵权责任》,《法学论坛》2026年第3期,页5-16。人脸替换引发的侵害肖像权案件中,关键在于去除面部特征后的视频还能否使社会一般人仅凭借肉眼而识别出该权利人。

李双龙:《“上有老下有小”与中年发福:家庭负担的健康代价及性别调节效应》,《社会科学辑刊》2026年第4期,页85-93。家庭责任的叠加对男性体重的影响较为明显,而女性的体重或许一方面要承担主要的照料责任因而需要更多身体活动和能量消耗从而变瘦,另一方面女性普遍面临社会审美压力和自我形象管理的内驱力。

林心婕、林雅梅、刘晓栋:《我“痛”故我在:媒介驱动下的青年“痛”行为情感机制研究》,《北京青年研究》2026年第2期,页92-101。在当代城市中,青年背着摆满动漫“吧唧”的“痛包”穿梭在街头;街道边行驶着印着动漫角色的“痛车”;在地铁、咖啡馆内也随处可见装饰着动漫角色的“痛物”。这是社会生活媒介化的重要表现,其情感驱动机制是现实体验与社交媒介推荐算法机制的叠加。

图片凌晨在书店读书的人。图片来自《新京报·书评周刊》2019年新媒体文章《凌晨三点的北京,我们叫醒了一群深夜读书人》。

林一民:《在公共阅读空间中:青年的“稳定想象”与城市认同建构》,《青年研究》2026年第3期,页23-44、221-222。在应对求职考试、排解工作压力或准备岗位晋升等迈向稳定的探索过程中,青年并非只是到访或使用城市公共阅读空间,这类空间在青年的工作、生活和情感中占据了一定的位置。

申琦、王楠:《纸页余温与生命终章:安宁疗护中纸质时光相册的“慢媒介”实践》,《新闻与传播评论》2026年第4期,页5-16。纸质时光相册在安宁疗护中的“慢”,既源于纸质媒介带来的时间重量与空间陪伴感,也源于制作者在时光相册共创过程中对慢、深、真的深层需求与刻意减速。它帮助临终者重构生命尊严与生活秩序,为家属承接哀思与延展临终对话。

苏立君、王雨婷:《具身智能对个别资本超额利润率提振效应:传导机制与现实证据》,《政治经济学评论》2026年第1期,页173-198。智能化技术开发和应用逐步进入密集活跃期,引发全球生产方式链式变革。采用新技术能相对延长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使个别资本获取超额利润。但当投入的“机器成本”大于“人工成本”,这笔投入会抵消掉一部分因效率提升带来的利润。

孙晓韵、林升栋、康初莹:《漩涡的中心:网络暴力的越轨错判与数字规训》,《国际新闻界》2026年第7期,页120-139。普通人在数字平台如何被贴上“越轨者”标签,以及网络暴力如何演变为持续的社会规训?在去情境化、情绪聚集和算法放大的传播逻辑下,个体被舆论贴上标签,引发网暴;标签又沿线上线下、熟人与陌生人两个维度扩散,形成虚实嵌套的扩散路径。

电视剧《我在他乡挺好的》(2021)剧照。

汪伟、吴晓恒:《职业发展与生育意愿——兼论“35岁门槛”的影响》,《经济学报》2026年第3期,页52-69。利用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将“35岁门槛”作为劳动者职业发展的负面冲击,研究发现职业发展受限加剧了劳动者“家庭-工作”时间的冲突,影响了其婚姻关系,从而影响劳动者的生育意愿。

王跃生:《清代中期不同生命阶段夫妇居住方式分析——以乾隆朝刑科题本档案为基础》,《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4期,页88-104、262-263。清代中期,初婚年轻夫妇多与父母同居共爨(cuàn,指烧火煮饭),初育阶段即有高比例的夫妇单独生活,中年夫妇居住核心化,丧偶老人多与已婚子女同住,多子家庭中父母对分家的约束力并非刚性。

宋代苏汉臣《秋庭戏婴图》局部。

杨田:《幼儿园“儿童痕迹”景观的社会学考察》,《学前教育研究》2026年第5期,页57-65。以儿童画、儿童手工、儿童语录、儿童游戏记录等为代表的“儿童痕迹”正在主导幼儿园的空间生产。当下的“儿童痕迹”出现了程式化、表浅化、技术化等实践困境。尊重儿童的表征自由,发挥儿童的主体能动性是走出“儿童痕迹”景观化困境的根本举措。

张弛:《从氏族到家族——中国史前基层社会的演替》,《文物》2026年第4期,页37-56。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基层社会组织经历了一次关键演替,中期和晚期的基本单元是人口约百人的“氏族公社”,到了后期和末期,则转变为以扩大家庭为基础的“家族公社”。家族公社虽可独立成村,但更多是组成宗族社群,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层级化的复杂社会,最终成为“古国”或“早期国家”的基石。

张海峰、徐可欣、余琪:《教育资源配置、人力资本积累与性别差异:来自“撤点并校”政策的证据》,《浙江社会科学》2026年第8期,页13-23、38、156-157。研究发现,“撤点并校”政策整体上提升了受影响个体接受高中教育的概率,延长了其受教育年限,且该政策对女性个体的作用更大,不过在男孩偏好程度更强的地区,该政策对女性个体的作用会被削弱。

张庆、宋弘、李云鹏等:《耐用品价格补贴与家庭消费行为:家电以旧换新的证据》,《世界经济》2026年第9期,页204-238。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显著提高了家庭总消费,且消费增长主要来自更新替换而非新增购买。政策还带动了家庭服务、通信、文娱服务等消费,对医疗保健、成人教育和保险支出形成有限挤出。政策主要影响了中高收入和劳动年龄家庭。

周云倩、彭雨玥:《第三审美空间:17—18世纪“西形中饰”外销瓷的文明互鉴启示》,《云南社会科学》2026年第4期,页180-189。17—18世纪“西形中饰”外销瓷是中西跨文化审美共创的重要历史样本。欧洲以功能规范提出定制需求,中国陶瓷工匠通过技艺转译与视觉调适,实现器用功能与东方画意的有机融合。

扫一扫

打开“新京报中文学术文摘”合集

本文内容由新京报中文学术文摘摘选。文本摘选:罗东;编辑:西西;校对:翟永军 杨许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最近微信公众号又改版啦

大家记得将「新京报书评周刊」设置为星标

不错过每一篇精彩文章~🌟

《新京报·书评周刊》

“我和我的学科”系列专题结集出版

14门学科

14种叙事

新书已上架

点击书封可购买~

阅读原文

跳转微信打开

  •  

她葬礼上的挽歌,成了唐帝国走向衰亡的前奏

原创 谌旭彬 2026-11-15 10:08 北京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溪水连天霜草平,野驼寻水碛中鸣。陇头风急雁不下,沙场苦战多流星。”

如此繁华,如此恢弘。如此雄浑,如此热血。大唐,几乎装尽了所有盛世的想象,即使是这想象的吉光片羽,也足以点缀起一个个心潮澎湃的梦。陵寝肃穆的石像生沉默地诉说着辉煌的过往,宫城残破的鸱吻,曾经注视着万国来朝的盛景。墓葬壁画中的伎乐歌舞永远地静止在了宴乐的高潮。大漠边关的一封残存的书信,则诉说着万里之遥的思念——尽管那回信或许从未有收到的一天。

大唐三百年的历史,从莺飞草长的江南到胡天飞雪的塞北,从势拔五岳的天姥,到太帝俯瞰的昆仑,在那广袤的时空中,无论是哪一个瞬间,都如此令人着迷——盛世繁华的远景如是诱惑着不假思索的心灵,想要在梦想中的大唐绽放一瞬间的激情。

但如果你愿意深入这一个个瞬间,便会看到繁华热血之下的光景,你会看到大漠黄沙中的血战厮杀,也会看到城头飘扬的白旗下的累累骸骨,在春闺的梦中,他们依然是锦衾温热的良人。你会看到直耸入云的天枢,展翅的凤凰在明堂顶上熠熠生辉,也会看到衣不蔽体的农夫,用眼泪浇灌脚下干涸的土地。金银珠玉装点着一个帝国万岁不败的雄心野望,一袋食盐却将这个帝国踢进了覆亡的滔滔浊流。

一瞬间的抉择,可以生,可以死,一瞬间的转折,可以兴,可以亡。历史的诡奇之处,就在于起心动念的一瞬间,便种下了无尽的因果。

“度世若一瞬,昨朝已千载”——浮生若幻,繁华若梦,三百年的荣辱盛衰,便在这万古中的十二个瞬间之中。

下文刊发大唐帝国“从中唐走向晚唐的三个瞬间”。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11月13日专题《大唐的十二个瞬间》B04版。

B01「主题」大唐的十二个瞬间

B02「主题」初唐的三个瞬间

B03「主题」盛唐的三个瞬间

B04「主题」中唐的三个瞬间

B05「主题」晚唐的三个瞬间

B06「文学」《灵魂的肉身》理解生与死之间的边界

B07「访谈」对话陈友芳:当编教材的人,坐进教室后排

B08「中文学术文摘」认知哲学与媒介研究两则

图片

撰文|谌旭彬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十一日,一场葬礼在长安南郊的少陵原举行。

死者是一位女性,像唐代的许多女性一样,她没有自己的名字,只留下了自己的姓氏张氏,她的丈夫姓李,曾担任德阳郡雒县令,按照当时的习惯被尊称为李府君。她的丈夫出身陇西李氏,虽然可能只是遥遥华胄,但名义上与当朝帝室同出一源,而张氏自己则出身清河张氏这一六朝延续至今的头等士族。名门出身与望族之家的结合,虽然丈夫的官职并不显贵,但也足以让他们过上常人企慕的优渥生活,尤其是生在这样一个时代,唐玄宗统治下的开元天宝年间,是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盛世,“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正如唐人杜佑在《通典》中所说的,“(天宝)十四载……此国家之极盛也。”这一年不只是唐代户口的顶峰,也是第一次超越隋朝大业五年的八百九十万户,成就空前的盛世。身为名门官宦,尽享盛世荣华,死后,也可以葬在权贵望族丛葬的少陵原。

对生活在长安的唐人来说,少陵原是这座帝都生与死的交汇点,前隋兴建大兴城时,以周易乾卦六爻之象营造都城,“以九二置宫殿以当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及兴善寺以镇之”,而九六,九为老阳、六为老阴,九六为阴阳相对之象,古人常以“九六”寓意盛衰生死,故而这里便成了瘗葬逝者的冢墓之地。

少陵原虽是死者的安息之地,但站在这里北望长安,却可望见帝都郁郁勃勃的生气之象:南登少陵岸,还望帝都中。帝都何郁郁,佳气乃葱葱。金凤凌绮观,璇题敞兰宫。复道东西合,交衢南北通。

生死轮转,盛衰有常,当葬礼的挽歌在少陵原上响起时,繁华的帝都长安依然欢歌不绝。此时,尚没有人听到那来自遥远北边渔阳传来的阵阵鼙鼓——曾经深受帝王恩宠的安禄山已在三天前起兵反叛,一路南下,攻城略地,但直到七天后,叛乱的消息才传到长安——盛世就此戛然而止。

死亡是人生最大的不幸,但对张氏来说,死亡或许是一种幸运,生命恰到好处地终止在盛世之死的前一刻,她永远留在了那个大唐盛世的繁华浮梦中,而在她身后,是大唐帝国阵痛而漫长的死亡。尽管这只是巧合,她葬礼上的挽歌,也成了大唐帝国挽歌中一曲微弱的几乎听不到的前奏。

唐德阳郡雒县令李府君妻张氏墓志铭,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十一日,正是安史之乱爆发的三天后。

乱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初九,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以“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以清君侧”为名起兵反唐。这场被后世称作“安史之乱”的内战持续长达八年,唐帝国损失了约半数人口,自此由盛转衰。

范阳兵变的消息传到长安时,身为“清君侧”对象的杨国忠并不惊慌,反而“扬扬有德色”。因为兵变证明了他的“判断”正确。安、杨二人同为唐玄宗宠臣,却在玄宗刻意引导下长期不和。至晚自天宝十二载起,杨国忠便不断在玄宗跟前预言安禄山必反。为了让预言成真,杨国忠曾矫诏以军队包围过安禄山在长安的宅邸,抓捕过安禄山门客,试图找出谋反证据。如今安禄山真的反了,杨国忠也就长舒了一口气,自觉已在政治斗争中获得胜利。剩下的,便是平叛大军长驱直入,安禄山俯首就擒。遗憾的是,前线战事不利,让杨国忠的“胜利”成了幻象。次年六月,潼关失陷,长安城门户洞开,年逾七十的唐玄宗匆忙逃往四川。途中军士哗变,逼着玄宗在马嵬坡缢死了杨贵妃,杨国忠亦被乱刀砍死。

杨国忠针对安禄山的政治倾轧,确是安史之乱极重要的导火索。但没有杨国忠,安史之乱大概率也会发生。毕竟天宝年间的节度使已是集军权、行政权和财权于一身的特殊存在,而安禄山又身兼三镇。中央政府与地方藩镇的力量对比早已失衡。

藩镇坐大与府兵制崩坏有直接关系。府兵制的核心是兵农合一。唐王朝在全国设置了五六百个折冲府,专职管理府兵户籍。府兵们平日耕地种田,农闲时接受军事训练,战时则受朝廷征发。朝廷给府兵授田,并部分减免租庸调,代价是府兵服役期间的军资如武器、马匹、服装等均需自备。府兵制的优点是士兵自己养活自己,朝廷不必承受过重的军费开支。缺点是府兵实质上成了特殊户籍下的贱民,被将领视为厮养,役使如同奴仆。早在唐太宗时期就已出现了府兵自残肢体以求解脱的社会现象。到武则天、唐玄宗统治时期,因均田制崩溃,府兵无法获授足额耕地却仍要承担沉重的劳役与兵役,境况就更糟糕了。为了活下去,府兵们想尽办法逃亡隐匿,府兵制遂因兵源枯竭而渐趋崩溃。白居易有诗《新丰折臂翁》,说的便是玄宗对南诏用兵,要在全国征召府兵,于是有府兵选择自断右臂成为废人。

府兵制崩溃后,唐王朝选择在边境地区设置藩镇,长期维持大规模常备军,军费开支因之剧增。这也是天宝年间中央财政危机的主因。为减轻财政压力,玄宗赋予了藩镇部分自筹经费的权力,如允许安禄山铸钱。藩镇的人事权也因之扩张。

京师日弱而藩镇日强,有无杨国忠去刻意针对安禄山,其实不影响历史走向。

《明皇幸蜀图》,以唐玄宗因安史之乱逃往蜀地为背景,通过青绿山水与人物活动结合的方式描绘帝王行旅场景。

盐

上元元年(760)五月二十四日,唐肃宗下旨起用刘晏为户部侍郎,负责“勾当度支、铸钱、盐铁等使”。

刘晏是中国历史上极著名的神童。成书于宋代的流行蒙学读物《三字经》中,有“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之语,便是说他七岁时举神童科入仕。唐肃宗于风雨飘摇之际重用刘晏,看中的倒不是神童之名,而是他擅长“理财”,能为朝廷增加收入。

此时,唐王朝的旧征税体系租庸调已因均田制崩溃而无法有效运转,安史之乱又让大量民众或死于战火或流亡他乡,旧土地账本与户籍簿册已无法作为征税依据。刘晏告诉肃宗,这种情形下要想保证国用充足,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因民所急而税之”,百姓最离不开什么东西,就针对什么东西下手。

刘晏选中的东西是盐。

是人都得吃盐。垄断盐并将之卖出高价,等于变相向百姓征税。这个简单粗暴的道理很早就被统治者洞悉。先秦时期,管仲在齐国实施过食盐官府专卖制度。秦与西汉继承了这一征税模式,汉武帝更将盐铁官营推行到极致,后果是官营食盐质量低劣且价格高昂,百姓倒退至“土梗淡食”的状态。百姓能吃上民营低价好盐的时代,始于隋文帝统一南北后下诏除盐禁、免盐税。这项德政也被唐王朝所继承。但现如今,刘晏与唐肃宗决定废除它。

其实,早在刘晏出任户部侍郎前,肃宗已于乾元元年(758)任命擅长敛财的第五琦出任盐铁转运使,对食盐实施官府专卖。方式是官产官销,由官府独占全部经营环节,以求取最大利益。除食盐专卖外,第五琦还大规模铸造面额奇高但重量严重不足的“乾元重宝当十大钱”“乾元重宝当五十大钱”,去掠夺民间财富。其敛财政策引发“物价腾踊,米斗钱至七千,饿死者满道”也。

然而第五琦的盐法并不好。一是官产官销效率太低,官吏们不会将朝廷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去办。二是官产官销成本太高,不但生产、运输、销售等环节人力成本高,盐政管理人员数量也在不断膨胀。于是有了刘晏出马对盐法实施二次改革。

刘晏的办法载于《资治通鉴》:“晏以为官多则民扰,故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收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任其所之,自余州县不复置官。”略言之就是将“官产官销”模式改成“民制官收、商运商销”模式。让百姓制盐,可保证食盐的质量与产量;让商人卖盐,可保证销售的效率与利润。朝廷要做的,是确保所有食盐由官府统一收购统一分发。

改革很成功。唐代宗大历末年(约778-779),东南盐利已达六百余万贯(缗),史称“天下之赋,盐利居半”。代价是民众不得不承受越来越高的盐价。天宝年间(750年左右)盐价每斗不过10钱,到乾元元年(758)已涨至每斗110钱。到贞元四年(788),淮盐已涨至每斗310钱,河中盐每斗也要370钱。唐王朝自安史之乱中缓了过来,但很多百姓没能自第五琦与刘晏的财政改革中缓过来。

颜真卿《祭姪文稿》,创作于“安史之乱“期间。

税

建中元年(780)正月初五,唐德宗下诏大赦天下,宣布自此之后百姓负担只有夏秋两税:“自艰难以来,征赋名目颇多。今后除两税外,辄率一钱,以枉法论。”中国税制史上划时代的两税法就此登场。

两税法的创制者是宰相杨炎。其使命是取代已然崩溃的租庸调,重建唐王朝的中央财政。之所以说两税法划时代,是因为就民生影响程度而言,它的出现远比大多数改朝换代来得深远。所谓两税,指政府以田亩与资产为征税依据,分夏秋两季向民众征收地税与户税。两税法与租庸调的核心区别,是租庸调在征税时紧盯人丁户口,而两税法在征税时紧盯田亩与资产。两税法是中国税制史上的分水岭。

这一分水岭造成的最显著社会现象,是中国人口在北宋出现了第一次大爆炸。两税法之前,中国人口峰值在长达千余年的时间里几乎没什么变化。西汉人口峰值5959.4879万,东汉人口峰值5647.6856万,唐王朝人口峰值出现在安史之乱前的开元天宝年间,据杜佑估计也只有7000万左右。可到了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北宋、辽国、西夏和大理的总人口已突破1.4亿,其中,北宋境内人口约为1.1275亿。这巨变背后,是百姓主要税负由人头税转向了田亩税、资产税,增加人丁不再直接等同于大幅增加家庭税负。

不过,唐德宗与杨炎创制推行两税法时,并未意识到税制与人口有着极密切关系。他们当时最关心两个问题。一是租庸调与均田制崩溃后,中央财政该如何重建税基。二是地方财权在安史之乱中大幅扩张,中央该如何以非暴力方式与地方争夺财权。两税法正是为解决这两个问题量身打造。

安史之乱期间,地方官府设置了许多“非法之税”。明令取缔会引发中央与地方的激烈冲突,两税法则提供了曲线和平回收财权的机会。具体操作方式是:中央先将所有“征赋名目”纳入两税,再由中央与地方协商“上供朝廷”和“支留郡县”的具体比例。州府两税总额按过去征收户税、地税最多的一年,再加上该州租庸调残额和所有非法税目。这样做对中央和地方都有好处。中央重新获得了财税支配权,地方每年从两税里拿多少得跟中央商量。地方州府每年拿到的财税总量不会减少,反有显著增涨,毕竟两税总额要按历史上的最高额度来估算。

代价自然是有的,那就是更高的税负,全落在百姓头上。让唐王朝百姓更绝望的是,德宗诏书里“除两税外,辄率一钱,以枉法论”的承诺很快就沦为了虚言。那些一度被合并在两税中的苛捐杂税,很快又再度出现。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谌旭彬;编辑:李阳 李永博;校对:杨许丽。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点击阅读原文

购买合订本

阅读原文

跳转微信打开

  •  

帝国的挽歌:晚唐的三个瞬间

原创 谌旭彬 2026-11-15 10:08 北京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溪水连天霜草平,野驼寻水碛中鸣。陇头风急雁不下,沙场苦战多流星。”

如此繁华,如此恢弘。如此雄浑,如此热血。大唐,几乎装尽了所有盛世的想象,即使是这想象的吉光片羽,也足以点缀起一个个心潮澎湃的梦。陵寝肃穆的石像生沉默地诉说着辉煌的过往,宫城残破的鸱吻,曾经注视着万国来朝的盛景。墓葬壁画中的伎乐歌舞永远地静止在了宴乐的高潮。大漠边关的一封残存的书信,则诉说着万里之遥的思念——尽管那回信或许从未有收到的一天。

大唐三百年的历史,从莺飞草长的江南到胡天飞雪的塞北,从势拔五岳的天姥,到太帝俯瞰的昆仑,在那广袤的时空中,无论是哪一个瞬间,都如此令人着迷——盛世繁华的远景如是诱惑着不假思索的心灵,想要在梦想中的大唐绽放一瞬间的激情。

但如果你愿意深入这一个个瞬间,便会看到繁华热血之下的光景,你会看到大漠黄沙中的血战厮杀,也会看到城头飘扬的白旗下的累累骸骨,在春闺的梦中,他们依然是锦衾温热的良人。你会看到直耸入云的天枢,展翅的凤凰在明堂顶上熠熠生辉,也会看到衣不蔽体的农夫,用眼泪浇灌脚下干涸的土地。金银珠玉装点着一个帝国万岁不败的雄心野望,一袋食盐却将这个帝国踢进了覆亡的滔滔浊流。

一瞬间的抉择,可以生,可以死,一瞬间的转折,可以兴,可以亡。历史的诡奇之处,就在于起心动念的一瞬间,便种下了无尽的因果。

“度世若一瞬,昨朝已千载”——浮生若幻,繁华若梦,三百年的荣辱盛衰,便在这万古中的十二个瞬间之中。

下文刊发“晚唐的三个瞬间”。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11月13日专题《大唐的十二个瞬间》B05版。

B01「主题」大唐的十二个瞬间

B02「主题」初唐的三个瞬间

B03「主题」盛唐的三个瞬间

B04「主题」中唐的三个瞬间

B05「主题」晚唐的三个瞬间

B06「文学」《灵魂的肉身》理解生与死之间的边界

B07「访谈」对话陈友芳:当编教材的人,坐进教室后排

B08「中文学术文摘」认知哲学与媒介研究两则

图片

撰文|谌旭彬

元和十年(815)六月三日凌晨四时许,天色未明,宰相武元衡自其所居靖安坊出发上朝,于途中骤然遇刺,死于其宅邸东北角围墙之外。同日,御史中丞裴度也于其所居通化坊外遇袭受伤。

两位朝廷重臣同时遭遇刺杀,一死一伤。一时间朝野震惊,议论纷纷。

刺杀

武元衡死状凄惨。与武走同一条上朝路线的白居易亲眼见过案发现场,留下了“迸血髓,磔发肉,所不忍道”的记录。《旧唐书·武元衡传》记载了刺杀的大致过程:“将朝,出里东门,有暗中叱使灭烛者,导骑诃之,贼射之,中肩。又有匿树阴突出者,以棓击元衡左股。其徒驭已为贼所格奔逸,贼乃持元衡马,东南行十余步害之,批其颅骨怀去。及众呼偕至,持火照之,见元衡已踣于血中。”据此可知刺客有多人,是很有经验的群体。“批其颅骨怀去”一句与白居易的记录高度吻合,可见刺客群体的残忍,也可推想其必欲置武元衡于死地的决心。

相较之下,裴度的遭遇要幸运许多。《旧唐书·裴度传》同样载有刺杀过程:“是日,(裴)度出通化里,盗三以剑击度,初断靴带,次中背,才绝单衣,后微伤其首,度堕马。会度带毡帽,故创不至深。贼又挥刃追度,度从人王义乃持贼连呼甚急,贼反刃断义手,乃得去。度已堕沟中,贼谓度已死,乃舍去。”据此可知裴度遭遇的也是多人刺杀团队。

裴度像。

一般认为,武元衡遇刺案的幕后凶手来自藩镇,主要嫌疑人是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和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刺杀动机是武元衡主张削藩,损害了节度使们的利益。此说看似通畅,实际上还有很多疑点。一者,凶手全数逃逸,现场未留下任何足以说明其身份的证据。二者,凶手狂妄,在金吾卫驻所与府县衙门留有纸条,上书“毋急捕我,我先杀汝”。此举起到了震慑作用,“捕贼者不敢甚急”。直到五天后宪宗下诏命“中外所在搜捕,获贼者赏钱万缗,官五品,敢庇匿者,举族诛之”,才正式启动全京城范围的地毯式搜查,“公卿家有复壁重撩者,皆索之”。三者,将王承宗与李师道定性为幕后主使的证据并不充分。指王承宗为幕后,靠的是神策军将士举报,举报情由是在成德军进奏院内发现士兵张晏等人藏蓄兵器。时为六月十日,即案发后第七天。宪宗急于结案,对张晏等人刑讯逼供。先是将之投入“仗内狱”,未能获得预期的口供;后又下诏将之转移到京兆府,终于“狱成,皆斩之”。这种办案方式不可避免引起很多人疑虑。宰相张弘靖就是其中之一,曾向宪宗表达过异议。指李师道为幕后,发生于同年八月,正值李师道在洛阳谋乱。办案方式同样是先抓一批李师道的人,再以刑讯的方式获取口供。这次指控与其说是为了查实案情,不如说是为了在舆论上搞臭李师道。

武元衡遇刺案与藩镇问题有关,当无疑问。毕竟宪宗朝最大政治课题就是藩镇,武元衡最关心最致力的政治课题也是藩镇。但这不意味着武元衡的敌人只有藩镇。事实上,在如何处理某些具体藩镇时,武元衡与皇帝也有矛盾。元和年间做过史馆修撰的李翱就留下过一段相关文字:“上将平蔡州,先命御史中丞裴公度使诸军以视兵,及还,奏兵可用,贼势可以灭,颇与宰相意忤。既数月,盗杀宰相,又害中丞不克。中丞微伤,马逸以免,遂为宰相,以主东兵。”李翱的文字或许有言外之意,或许没有。唯一可确定的是:武元衡案因调查滞后错失了最佳破案时机,没抓到凶手,也没找到幕后主使,已成为永久的谜案。

宫变

大和九年(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唐文宗李涵与百官于紫宸殿早朝议事。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上奏,称天降祥瑞,“金吾左仗院”的石榴树上出现了“甘露”。礼部侍郎李训等劝文宗亲往观看。文宗于是移驾含元殿,命宰相及中书、门下两省官员先去“金吾左仗”观察。这些人回来后对文帝说:“臣等恐非真甘露,不敢轻言。”文帝于是又命神策军中尉仇士良率包括枢密内臣在内的一众宦官前往观察。

这其实是一场由李训、郑注(凤翔节度使)等人策划、针对宦官集团的伏杀。同谋者还有河东节度使王璠、邠宁节度使郭行馀、京兆少尹罗立言等。他们计划将宦官们骗入金吾左仗院,然后伏兵围杀。遗憾的是,仇士良等人高度警觉,抵达仗院时“闻幕下有兵声,惊恐走出”,立即返回含元殿挟持文宗进入内廷。随后,宦官集团控制下的神策军展开报复,“露刃出阁门,遇人即杀。”

甘露之变是唐代宦官专权引发的最恶劣事件之一。事变中的遇难者数以千计,仅“诸司从吏死者”便有六七百人。参与伏杀计划的李训、郑注、李孝本、罗立言、王璠、郭行馀皆被害。仇士良命神策军“捕(李)训党千余人,斩四方馆,血流成渠”,“亲属无问亲疏皆死,孩稚无遗,妻女不死者没为官婢。”与伏杀事件无关的宰相舒元舆、王涯、贾餗等人亦被害。宦官田全操甚至扬言“凡儒服者,无贵贱,当尽杀之”。

宦官专权是中晚唐政治无解的毒瘤。但认真追溯起来,这毒瘤其实始于盛唐,具体而言始于唐玄宗。他先是在中央挑选宦官组成内朝,来与由宰相率领的外朝对抗;后又在边境地区设置九节度使,以宦官充当监军。安史之乱平定后,宦官充任监军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中央禁军中也开始出现宦官身影,如唐肃宗时的大宦官李辅国、唐代宗时的大宦官程元振,都曾掌控过驻守皇城的禁军。

宦官集团变成连皇帝也无可奈何的政治势力,则与神策军的崛起直接相关。神策军原是陇右节度使辖下部队。安史之乱期间,这支部队落入“观军容宣慰处置使”鱼朝恩手中。鱼朝恩是宦官,在皇帝眼中属于最可信任的家奴。于是这支部队在唐代宗时期进入京城成了直属禁军,并享受特殊财政待遇,长期维持在15万-18万人左右的规模。鱼朝恩死后,神策军统帅人选有过一段震荡期,最终皇帝们还是觉得家奴可信。贞元十二年,唐德宗将神策军分为左右两军,设“神策中尉”为两军最高长官,并定下两军中尉皆由宦官担任的传统。自此,皇帝的安危便掌握在了家奴手中。这些不可能有血缘直系后代的家奴,固然很难如安禄山们那般生出改朝换代的野心,但也会有自己的利益和欲望,并不甘愿只做皇权的棋子。于是就有了唐顺宗被宦官逼迫禅位、唐宪宗被宦官密谋毒杀、唐敬宗被宦官勒死等一系列事件。

甘露之变亦是这众多类似事件中的一项。事变后,文宗曾对学士周墀慨叹:“周赧王、汉献帝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他在空寂的思政殿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五年,然后死于一场沉醉。事变的另一位主角仇士良,则在退休前留下了一段家奴如何驾御皇帝的心得:

“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又纳谏,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必斥经术,阇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捧真身菩萨。坊间常有一种观念,认为“法门寺一开,便是半个盛唐”,但事实上,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文物绝大多数为晚唐懿宗、僖宗时代。这尊捧真身菩萨便是咸通十二年唐懿宗三十九岁生日时为迎送佛舍利而特别制造的,在菩萨底部的发愿文中还写道:“伏愿圣寿万春,圣枝万叶,八荒来服,四海无波”,但唐懿宗本人在两年后病死,而在他死去的34年后,大唐灭亡。

陷都

广明元年(880)十二月初五日傍晚,黄巢大军进入长安城。唐僖宗此时正沿着玄宗当年的路线奔往蜀中。前往灞上迎接黄巢大军的,是以金吾大将军张直方为首的数十位文武官员。他们见到黄巢“乘金装肩舆”而至,黄巢军则“皆被发,约以红缯,衣锦绣,执兵以从,甲骑如流”。

这军容装束,很难不让人想起那首著名的咏菊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可惜的是,据陈尚君先生考据,这首《不第后赋菊》并非黄巢所写。它现存最早的收录之处,是南宋末年俞文豹的《清夜录》。鉴于这首诗“经历唐末五代、北宋及南宋前期之三百多年,从未有人道及,至南宋末突然出现”,且南宋市井说书艺人很喜欢讲五代故事,而黄巢又正是讲五代故事绕不过去的开端,陈先生推测它很可能是“南宋讲史说书艺人所编造”。

黄巢是否参加过科举也有争议。至少《旧唐书》与《新唐书》里没有这样的说法。《旧唐书·黄巢传》说他“本以贩盐为事”。《新唐书·黄巢传》说他“世鬻盐,富于赀”。明确说黄巢多次参加科举考试未中的史书是《资治通鉴》。内中说:“巢少与仙芝皆以贩私盐为事,巢善骑射,喜任侠,粗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遂为盗。”今人已无法知晓《资治通鉴》究竟是依据了什么材料这样写。要知道,唐代科举考试最难的便是进士科,录取率通常只有考试人数的百分之一二。因进士难考,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五十岁考中进士还算年轻。《资治通鉴》一面说黄巢是个粗读了点书的私盐贩子,一面说他毫无自知之明,屡屡跑去参加进士科考试,实在令人生疑。

相对可信的记载,是《新唐书》里的“世鬻盐,富于赀……喜养亡命”。自刘晏改革盐法,实行“商运商销”之后,唐帝国民间中层社会便发生了巨变。新盐法里有规定:入籍盐商皆归中央管理、地方官府不得随意动用官权力去针对他们。这项特殊待遇,让许多有资产者趋之若鹜。

白居易在《议盐法之弊》中描述过这一现象:“自关以东,上农大贾,易其资产,入为盐商,少出官利,唯求隶名,居无征徭,行无榷税,身则庇于盐籍,利则尽入私室。”唐武宗会昌二年(842)赦文里也提到:“天下州县豪宿之家,皆名属仓场盐院,以避徭役,或有违犯条法,州县不敢追呼。”

朝廷赋予入籍盐商不受地方管束特权的本意,是防止盐利被地方抢夺。有资产者想方设法获取盐籍的初衷,是逃避县官现管,求一个天高皇帝远,少些盘剥。问题是,晚唐是个普通人生存极为艰难的时代,入籍盐商的这点特权很自然地引起了底层困苦之人的注意。于是,有资产者买通官府获取盐籍,底层贫苦人再以帮着贩私盐为代价去寻求有资产者的荫庇,便成了普遍现象。唐文宗大和七年(833)八月敕令立里说“江淮富豪大户,纳利殊少,影庇至多,私贩茶盐,颇扰文法”,便是指此。黄巢世代贩盐富有资产,当属于有盐籍者,“喜养亡命”则是说黄家荫庇着许多底层人,这些人大概率是在替黄家贩卖私盐。

从这个角度来看,有资产有声望有社会组织能力的造反头目黄巢,实是唐王朝畸形财政汲取政策自己造出来的。除黄巢外,太平军节度使朱瑄、民军头领王仙芝、前蜀皇帝王建、吴越国主钱镠等都是贩盐出身,更非偶然。盐政救了唐王朝,也毁了唐王朝。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谌旭彬;编辑:李阳 李永博;校对:杨许丽。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点击阅读原文

购买合订本

阅读原文

跳转微信打开

  •  

怎样把失败设计成学习的一部分?

摘编 2026-11-15 10:08 北京

我们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但怎样把失败设计成学习的一部分?在《有效失败:用失败撬动深度学习》一书中,国际知名学习科学家马努·卡普尔对此提出了发人深省的见解,他颠覆传统学习路径,开创性地提出了“有效失败”理论。

卡普尔重新审视了学习早期发生的“失败”:它不是粗心、努力不足、准备不充分或逃避责任造成的失误,也不是重要考试等高利害情境中的失利,而是学习者在接触新知识时难免遇到的困难。传统教学往往倾向于避免这类失败,但实际效果往往有限,学生仍可能面临记忆不牢、理解不深、迁移困难等问题。

卡普尔提出了“有效失败”理念,帮助教育工作者重新理解失败在学习中的价值。它主张在安全的学习环境中,有意识地设计“有效失败”,先让学生经历认知挑战,再进行知识教学,这样反而更能激发更深层的认知参与,促进深度学习。同时,卡普尔深入解析了“有效失败”背后的科学原理,并提供了一系列实用的设计原则和策略,阐明了如何通过刻意设计将失败转化为深层学习信号,引导学习者走出舒适区,实现自身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和表现水平的跃升。正如书中所言,“遇到困难并不总代表你不是学习上的这块料。有时,困难恰恰是理解的开端。”

以下内容选自《有效失败:用失败撬动深度学习》,是译者为该书所作的序言。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图片

原文作者|陈家刚

《有效失败:用失败撬动深度学习》

作者:[新加坡]马努·卡普尔

译者:陈家刚

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6年10月

既然从失败中学习能带来巨大力量,那么我们为何要坐等失败发生?为何不主动设计失败,并将其转化为深度学习和成长的契机?这是马努·卡普尔教授基于其近20年关于有效失败的深入研究提出的发人深省的叩问,而随着本书的出版,这个叩问的答案会圆满地呈现在国内读者面前。

在2025年4月接到邀请翻译Productive Failure:Unlocking Deeper Learning Through the Science of Failing这本书的时候,我瞬间就被书名吸引了。我直觉地感到,把失败当作一种产出性的、有效促进学习的因素进行探讨,是一个反直觉的新鲜视角,应该能引发教育学界的关注。而等我读完、译完这本著作的时候,我更有一种时不我待、急于让该书早点和读者见面的冲动,因为我的理智告诉我,这是一本能让今天中国广大教育研究者、管理者、家长和其他行业的从业者颠覆对“失败”的固有认知,帮助人们通过设计失败案例来促进深度学习的著作。

全书脉络清晰,以“为何(Why)—是何(What)—如何(How)”的思路层层递进展开。

作者一开始就分析了为何“有效失败”是解决学习中常见的“不能记住”“不能理解”和“不能迁移”三大现实问题的最佳方案。卡普尔教授指出,在传统教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直接教学”模式(先讲解、后练习)虽然能帮助学生获得程序性知识,但在概念性理解和迁移应用方面效果有限,因此他提出“有效失败”模式,先让学生尝试解决他们尚未掌握相关概念的挑战性问题,经历失败,然后再接受正式教学。该解决方案结合了有限制的发现学习和后续教学的双重优势,因而能解决上述三个问题,实现深度学习。

接着,作者揭示了“有效失败”的核心机制,即书中提出的4A机制:激活(Activation),指激活先前知识;意识(Awareness),指建立知识缺口意识;情感(Affect),指激发好奇心与掌握动机;整合(Assembly),指通过对比参照将新旧知识整合为深层理解。这四个机制相互交织,共同解释了为何基于失败的生成性学习能够比直接教学引发更深刻的理解和更强的迁移表现。书中引用丰富的实验证据,表明有效失败组学生在概念性理解和迁移应用上的表现,显著优于直接教学组。

《国王的演讲》(2010)剧照。

本书最后呈现了设计“有效失败”体验从而实现深度学习的重要原则,从“任务设计”“参与方式设计”和“社交环境设计”三个模块,为教育工作者和自主学习者进行“有效失败”设计提供了具体指引。“任务设计”是指有效任务应具有挑战性但可及,提供情境相关性,允许多种解决方案和表征方式,具有情感吸引力,使用对比案例,将案例进行变化,并将计算负担降到最低。“参与方式设计”是指通过个人或协作的方式促进问题解决,并使用有效的促进方法(如解释想法和拆解这些想法)来支持问题解决。“社交环境设计”是指通过营造心理安全感、重塑期望以接受失败和错误,以及调整心态以鼓励培养成长型思维模式,来创建安全的学习空间。在阅读和翻译过程中,我不禁将书中描述的各种观点与我们的教育进行关联和对照,愈发觉得书中的观点对国内教育有多方面启示,有助于摆脱国内教育中的诸多困境。

审视“有效失败”的价值

卡普尔教授在书中引用大量的实验证据,表明“最佳的教学方式是先让学生参与专门设计的问题解决活动,让他们富有成效地挣扎甚至失败,再给予他们正确的讲解。不是等待失败发生,而是主动设计失败,再通过后续指导让学生从中学到东西,从而将最初的失败转化为深度学习——这就是有效失败”。他与同事对50多项研究(涵盖了针对四大洲学生群体的160多项实验)进行元分析,结果发现从有效失败中学习的相对效果高达一名优秀教师一年教学效果的三倍(即300%),有效失败组学生的表现比直接教学组学生领先近两个学年。

《天空之城》(2018)剧照。

在我们的教育中,学生进行大量的重复练习,教师进行详尽的知识传授,都是为了成功掌握知识,避免失败。让教师主动设计让学生失败的环境,这不仅让很多人诧异,甚至会让人觉得是不可思议的“反常识”行为。然而,书中的观点告诉我们,失败非但不可怕,而且是通向深度理解的必由之路。国内广大教师和教育管理者在阅读此书后,应该认真审视有效失败在破解教育中面临的理解肤浅、不能迁移、创造力不足等问题方面所蕴含的强大力量。

把设计有效失败

作为必要手段

著名学习科学家索耶指出,(教育中)令人难以接受的真相是:仅凭被动听讲、接受现成讲解,人们能学到的东西少得惊人。真正的学习,发生在学习者主动钻研概念、搭建知识关联、验证各类猜想,并一步步自主构建认知的过程中。这个过程比起直接获取标准答案,节奏更缓慢,过程更繁杂,也更容易让人受挫,但它行之有效。接受索耶访谈的学习科学家乔·克拉伊奇克也认为,真正的学习需要不确定性、好奇心和富有成效的挣扎。同样作为学习科学家的卡普尔教授共享他们的观点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在这本书中,“挣扎”(struggle)一词出现近30次,“失败”一词出现687次,“有效失败”出现290次,充分说明真正的学习不可能是过于轻松的,学习者必须经历挣扎、失败并付出大量的认知努力。

当前国内很多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所思考的是,如何把知识点揉烂嚼碎,如何分解问题、提供脚手架、直接给出问题方法,让学生轻松地沿着预设路径抵达正确答案的彼岸。教育管理者也以教师授课是否清晰、是否以学生容易吸收的方式传递知识作为评价教师的标准。然而,正如卡普尔教授当年担任数学教师的经历所表明的,教师“讲清楚”完全不等同于学生“学明白”,“先教后练”的直接教学模式被大量研究证明会导致肤浅的不能迁移的学习。因此,教师在设计教学时的一个重要理念,应从如何让学生轻松理解教师传授的知识,转变成如何设计让学生感到安全而又富有挑战性的学习环境,先让他们去挣扎,然后再经过教师的教学和指导,最后取得成功。用卡普尔教授的话说,就是“使学习轻松未必能促进学习。有些时候需要尝试失败,有些时候则重在直接讲授”。

促进学生的创造力培养

卡普尔在本书中引用了一项有关两组孩子玩玩具的研究。一组孩子在大人演示玩耍方法后去玩玩具;另一组则拿到玩具后自己摸索玩耍,不断犯错,直到最后掌握正确的玩法。结果表明,当孩子们被允许自由玩耍时,他们的创造力是被演示后再玩耍的孩子们的三倍以上。

这个例子说明,“有效失败”模式能够激发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和创造力,而“过早灌输正确知识,反而可能抑制发明创造能力的发展”。因此,书中观点告诉我们,国内教育要想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教师应抑制自己直接告知学生正确答案和解题方法的冲动,为学生精心设计允许他们失败的环境,让他们去挣扎、去摸索,从而实现深度学习,发展创新能力。

《他乡的童年》(2019)剧照。

“不做作业,母慈子孝;一做作业,鸡飞狗跳”的网络梗,以及很多家长辅导孩子写作业时的失控表现,是许多中国家长对孩子学业失败感到焦虑和气急败坏的真实写照。对于孩子犯错和失败的不能容忍,只会让孩子畏首畏尾,不敢探索,害怕失败,这不仅不利于他们的学业进步和创造力培养,甚至危害他们勇于探索、冒险、坚韧等优秀品性的养成。

如果读过本书,看到上述孩子玩玩具的实验研究,国内家长想必会反思自己教育孩子的方式。当孩子写作业犯错时,一味咆哮斥责是起不到正向作用的,只会加重孩子对学习的畏惧和逆反,而保持冷静,给孩子一个允许失败的安全空间,心平气和地与孩子一起分析犯错的原因,补上孩子的知识缺口,提供必要的脚手架支撑,反而能让孩子通过失败促进认知进步。家长的这种理性不仅有助于孩子学业的提升,更有助于他们积极阳光地探索,培养他们的学习韧性。想象一下,诸多成功榜样,哪一个不是他们自身勇毅坚韧、敢于冒险的性格才使他们在遭遇无数挫折、历尽艰辛、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后走向成功的呢?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帮助更多家长从“害怕孩子失败”转向“相信孩子能从失败中成长”。

呼唤重构AI时代的教育

强大便捷的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能帮助学生一键轻松获取答案,这剥夺了卡普尔教授反复强调的有效失败赖以发生的认知挣扎,导致学生的浅层学习、思维惰性与学习幻觉。

一方面,学校教育面临着重大挑战和重构。结合有效失败理念,教育重心应从追求正确答案转向重视学习过程,教师要从知识传递者变成失败设计者,让学生进行有意义的挣扎。在教学中先设计结构不良的真实情境,让学生在最初不使用AI的前提下,协作进行发散性探索,允许失败,教师不急于干预。当学生在充分体验了真实困惑和僵局后,再引入AI作为“对话伙伴”,使学生将AI的方案和自己的方案进行比较,尝试用 AI验证自己的想法,然后进行反思,识别整个认知过程中的关键转折点,明白自己最初陷入困境的原因,找到知识缺口和以后遇到类似情境时可采用的策略,最后在新的情境中检验自己的策略,重复上述失败和挣扎然后走向成功的过程,最终实现知识和技能的迁移。

《天空之城》(2018)剧照。

另一方面,AI也能赋能“有效失败”的探索。卡普尔教授基于近二十年的有效失败课堂实验积累,最近主导开发了LearnPF数字化AI工具,设计思路是提供结构化的指导,在误区出现时引导学生走向正确的理解,而非一键输出标准答案,从而规避了 AI直接给出答案的弊端,也完美契合有效失败理念。LearnPF公司成立九个月以来,已有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的2000名学生开始在此平台上学习。从2026年2月起,新加坡11所中学共同试用以“有效失败”为核心理念的AI教学应用,并即将在一些小学扩大推广。该应用目前已得到很多积极反馈,认为它不仅在学术层面帮助学生实现了深度学习,还培养了学生的学习韧性,更延伸到对失败的心态转变——因为它将“出错”常态化,缓解了学生答错题时的消极情绪。这种心态能让学生在面对其他学科或生活难题时,更冷静地分析问题,而非陷入挫败感。

既然生成式AI在我们教育中的广泛应用已经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那么到底是让学生利用AI不需任何认知努力地获取正确答案,还是利用“有效失败”理念建设性地使用AI,或是利用AI设计“有效失败”学习环境,这是一个摆在国内教育者面前的现实选择。相信所有教育者都希望选择后者,但苦于不太精通如何在AI环境下使用“有效教学”理念。希望并相信本书的出版,能让更多国内教育界研究者和广大教师从书中呈现的设计原则中获取给养,重构AI时代的教学,创造性地利用“有效失败”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

希望国内的教育研究者、教师、家长、企业家、创业者、终身学习者能早点读到此书,并希望他们像本书作者在最后结尾时归纳的那样,把失败当作一种机制进行设计,把失败当作安全空间里可容忍的特性而不是缺陷,把失败当作深度学习和创新的信号,把失败当作一种信条,将有效失败内化为一种思考、认知和存在于世的方式。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刊发。原文作者:陈家刚;摘编:何也;编辑:李阳;校对:赵琳。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点击阅读原文

购买合订本

阅读原文

跳转微信打开

  •  

杜甫日记:到底吃饭为了活着,还是活着为了吃饭?丨周末读诗

原创 三书 2026-11-14 09:48 北京

雨一直下,

入秋就开始下雨,

七月下旬,雨没有要停的意思,

到了八月,雨仍在下,

重阳节,雨还在下,

什么也做不了,

哪儿也去不了,

家里已经揭不开锅……

撰文 | 三书

雨中的决明子

清 石涛《杜甫诗意图册》

《秋雨叹三首》其一

(唐)杜甫

雨中百草秋烂死,阶下决明颜色鲜。

著叶满枝翠羽盖,开花无数黄金钱。

凉风萧萧吹汝急,恐汝后时难独立。

堂上书生空白头,临风三嗅馨香泣。

我坐在阶檐下,勉强不被淋湿。雨一直下,什么也做不了,天要下雨,谁也没有办法。

草全都泡在水里,全都烂死了,只剩这株决明子,站在阶前依然鲜活。浑身披挂着水珠,青翠枝叶闪着雨光,采采黄花更加明艳。我盯着它看,看了很久。

决明子似乎喜欢下雨,我看着它时,它也看着我,目光灼灼,似乎问我:“怎么了?”

我想对它说:“你看,凉风萧萧,吹得多么迅急,雨仍在下,你能在风雨中坚持多久?”

决明子无知无滤,享受着此刻的雨水,也许不知道更好,知道反而徒增烦恼。就让它活在无知中,就让它全然不知自己的处境。

《诗经·桧风》有一首“隰有苌楚”,苌楚就是猕猴桃,诗人或诗中人看到这些果树藤蔓繁茂,于是自叹:“夭之沃沃,乐子之无知”,生之艰难,且无处可逃,令人不禁羡慕草木无知,只管自在生长。草木不落人间的劫数,这的确是一层领悟。

然而现在,雨一直下,一直下,就连草木也无法置身事外。

雨仿佛某种仇恨,对人间毫无怜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老子这句话,是说天地无所谓仁,一切存在都不为其自身,万物来去如同献祭?

这样想时,我坐在堂上,风吹来决明子花叶的馨香,我深深吸了三口。淫雨不止,人能怎么办?一个白头书生,除了发愁,除了痛哭,又能怎么办?

雨没完没了

清 石涛《杜甫诗意图册》

《秋雨叹三首》其二

(唐)杜甫

阑风长雨秋纷纷,四海八荒同一云。

去马来牛不复辨,浊泾清渭何当分?

禾头生耳黍穗黑,农夫田妇无消息。

城中斗米换衾裯,相许宁论两相值。

八月,雨仍在下,没完没了,气氛越来越恐怖。

河水大涨,四海八荒一片茫茫。《庄子·秋水》开篇:“秋水时至,百川灌河,两涘渚涯之间不辨牛马。”庄子说的秋水,指的就是入秋后下霖雨,河里水涨,秋水年年发生,这是正常情况,他写的是河水的壮美。今年很不正常,霖雨下这么久,从此岸望过去,只见洪水滔天,根本看不见彼岸,更不用说分辨是牛是马。

下这么多天雨,从我出生就没见过,秋天没有过,其他三个季节更没有过。泾河本来是清的,渭河是浊的,泾水流入谓水,水色清浊不相混,所以有了成语“泾渭分明”。今年大雨成灾,洪水冲毁堤岸,川流携带大量泥沙,滚滚黄浪奔涌,泾渭再也不分明。即使坐在家里,荒荒水意也直逼到窗前。

地里都是水,庄稼要么伏倒,要么浸泡在水中,苦苦支撑。田野静悄悄,没有一个人影,禾头黍穗出芽发霉,农夫田父如果看见,除了痛哭自己的庄稼,还能有什么办法?但他们不忍去看,也许偷偷去过地里,他们知道庄稼完了,荒年已成定局。

淫雨害稼,近来物价暴涨,城中斗米换衾绸,哪管二者价值是否相等,为了不饿死,简直可以杀人。家里粮食眼看要吃尽,接下来可怎么办?

可恨的是,听说宰相房琯上奏汇报水灾,却被御史杨国忠阻止,非但不报,杨国忠还摘来没有烂死的庄稼给皇上看,厚颜无耻地说:“雨虽多,不害稼也。”这话真好笑,任何人都知道淫雨害稼,杨国忠难道把皇上当三岁小孩?

当时宦官高力士在旁侍立,皇上问他:

“淫雨不止,你知道什么情况,尽管说来。”

高力士回答:

“自陛下把权力交给杨国忠,他赏罚不按章法,全凭个人心情,所以导致阴阳失度,臣哪敢说啊。”

高力士已经说了,他的言下之意是当权者失职,故有此天灾,这是上天在惩罚居高位者没能治理好天下。他的意思很明白,但皇上却不明白,或故意装糊涂,他没有责问杨国忠,没有处罚他的失职和谎报,却下令开太仓米一百万石,分十批,贱粜以赈济贫苦百姓。

我就是贫苦百姓中的一个,杂在难民队伍里,等着领救济粮。长安城中的景象让人恐慌,很多房子和院墙都倒塌了,很多街道商铺都淹在水中,道路变成河流,水灾造成噩梦般的气氛。救济粮只领得一次,贪吏舞弊,奸商居奇,救济粮卖得很贵,百姓再也领不起了。

好些天没有出门

清 石涛《杜甫诗意图册》

《秋雨叹三首》其三

(唐)杜甫

长安布衣谁比数?反锁衡门守环堵。

老夫不出长蓬蒿,稚子无忧走风雨。

雨声飕飕催早寒,胡雁翅湿高飞难。

秋来未曾见白日,泥污后土何时干?

好些天没有出门,不但没有出门,我还把门从里面反锁了。

这简陋的家门,锁不锁没多大区别,单薄的板扉随时都会散架。平常白天我们都会敞开门,下了这么多天雨,外面没有一个人影,想想还是把门关上。把门关上,就好像可以把雨挡在门外,好像家院里的雨可以少一些。

我不指望谁会来拯救我,也不想出去,到处一片汪洋,外面的景象让人绝望,出去做什么呢。

家里的境况,其实比外面好不到哪里。四堵土墙围起荒凉,一片摇摇欲坠的屋顶,哪里都漏雨。长夜漫漫,床上又湿又冷,根本没法睡,全家人瑟缩在一起,苦苦等候天亮;天亮后仍然发愁,做饭没有干柴可烧,米瓮已经见底,整天饿着肚子,苦苦等候天黑。相比起来,白天比夜晚还难熬,天黑如果能睡着的话,睡一会儿也好,把时间睡过去一些,而且梦里不需要吃饭,梦里也没有这么多雨。

宗武去年出生,刚满一岁,唉,来到世上真是遭罪。院子里蓬蒿长得半人高,家里快揭不开锅了,我干坐着,不知该怎么办。小孩子不知道忧愁,他们觉得下雨好玩,赤脚在院子里蹚水,在风雨中走来走去,尽管饿着肚子,一切对于他们仍只是游戏。

重阳节的雨

清 石涛《杜甫诗意图册》

《九日寄岑参》节选

(唐)杜甫

出门复入门,雨脚但如旧。

所向泥活活,思君令人瘦。

沉吟坐西轩,饮食错昏昼。

寸步曲江头,难为一相就。

是节东篱菊,纷披为谁秀。

采采黄金花,何由满衣袖。

到了九月,雨还在下。好像雨再也不会停了,好像一切都在熄灭。

重阳节这天,我实在闷得慌,很想去找岑参。他也在长安,住处离我有点远,道路又这么泥泞,我犹豫要不要去……我很想和朋友坐坐,聊点什么,在家里闷了这么多天,我快要想不起来我还活着,有时我怀疑是不是已经死了,是不是正在地狱里。

我决定冒雨去找他。我走出门,踩着泥泞,蹚过积水,但没走多远不得不折返,雨下得太大,我没有雨伞,没有雨鞋,走了一小会儿,就被淋得狼狈不堪。

回到家里,我坐在窗前,对雨兴叹。天色昏沉,也不知是早晨,也不知是傍晚,饮食也都错乱了。说到饮食,真使我深感可悲,即使坐在家里什么都不做,肚子还是会饿,因为身体还在运作,还是得吃饭,活着就得吃饭。可悲在于:到底吃饭为了活着,还是活着为了吃饭?

如果人不需要吃饭,问题不就解决了吗?难怪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我现在才真正懂得了这句话的悲哀。

午后雨势减弱,我再次出门,不是去找岑参,时间已经晚了。我去曲江边走了走,毕竟是重阳节,过节总该有点过节的样子。

比起上次来曲江,今天这里更冷清,天空阴云密布,旷野禽兽哀嚎。稀疏几个行人,大概和我一样,都是在家里闷得慌,出来散散心,各自在泥路上艰难地走着。

篱畔的菊花这几天开了,开得挺多,花瓣金黄,可惜都浪费了。我采摘了些,馨香盈袖,却没法与好友共度佳节。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写诗给他,通过这种方式,和他说说话。

重阳过后不久,终于,雨慢慢消歇,生活再也维持不下去,我只得携家人离开长安。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三书;编辑:张进;校对:赵琳。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最近微信公众号又改版啦

大家记得将「新京报书评周刊」设置为星标

不错过每一篇精彩文章~🌟

点击阅读原文

即可参与新书对谈活动

阅读原文

跳转微信打开

  •  

天蚕土豆北大对谈:趁心中那口少年气还在,再写一写

新京报书评周刊 2026-11-14 09:48 北京

2026年11月5日,“笔写热血 文接时代:天蚕土豆与网络文学的十八年”活动在北京大学举行,活动由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与番茄小说联合主办。2008年,18岁的天蚕土豆开始在网上写小说,此后以《斗破苍穹》《武动乾坤》《大主宰》《元尊》《万象之王》等作品陪伴了几代读者。今年8月,他在番茄小说连载新书《神通者》。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讲习所副所长邵燕君在致辞中称,天蚕土豆的作品是男频“小白文”的“教科书级”代表作。她以“药”“酒”“粮”比喻文学的不同功能,认为对广大读者而言,更需要的是日常生活中轻松愉悦的“粮”,“土豆的书绝对称得上是上好的粮草”。

“天蚕土豆与网络文学的18年,他的创作感染了一批又一批的热血少年。”邵燕君说。活动现场气氛轻松、热烈,200名北大学子,一同聆听天蚕土豆分享的创作经历和方法,回望其创作中的热血与坚持。其中一名学生,现场朗读了天蚕土豆新作《神通者》的创作感言。天蚕土豆在感言中写道,“希望能够再陪大家三年。”

邵燕君介绍了新近出版的两卷本《新中国网络文学史料与研究》,并与该书另一位主编、中央民族大学讲师李强共同向天蚕土豆赠书。这部著作凝聚了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究团队多年的史料整理与研究成果,列入国家“十三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之重大出版工程、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新中国文学史料与研究丛书”,是网络文学研究学科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其中也收录了与天蚕土豆创作相关的史料,为观察网络文学的发展留下了记录。

整场对谈,天蚕土豆与邵燕君、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副教授吉云飞、《神通者》责任编辑九黎,围绕创作起点、升级流的叙事技巧、类型的重复与新变、作者与读者的关系等话题展开交流。以下为对谈精编。

对谈现场。

图片

从神话、武侠到网文:

一个少年开始连载

邵燕君:我先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你在写书之前都玩什么、看什么?什么让你印象最深,让你觉得“我也能写”,就开始写了?

天蚕土豆:我的第一本书叫《魔兽剑圣异界纵横》,灵感来自游戏《魔兽争霸》澄海3C里的剑圣。那时我玩这个游戏玩得很痴迷,很喜欢这个角色,又喜欢看小说,就以剑圣为素材,借用他的技能和一些背景,把他放进一个架空的西方魔幻世界里,写了第一部作品,由此开始了创作之路。

我为数不多的优点,可能是喜欢阅读,从小到大一直在看各种东西。小时候看连环画,后来读一些神话故事,再后来看武侠小说。接触网络小说之后,我感觉它带来的情感冲击比之前看过的很多小说都更激烈,一下子就完全沉迷进去了。再加上打游戏、成天胡思乱想,想着想着就自己动笔了。第一部作品也只是随便写写,没想到收获了一些稿费,就坚持了下去。再回首时,已经18年过去了。

邵燕君:在后来的写作中,你觉得是小说对你影响大,还是电子游戏影响大?

天蚕土豆:还是小说。我确实是一个比较爱幻想的人。小学时就在看《西游记》和《封神演义》,神仙腾云驾雾,天罡地煞,各种神通、各种法宝,看得非常入迷。这么多年我一直喜欢写玄幻小说。在我看来,东方玄幻这个题材,就是武侠小说和中国神话故事的结合。所以传统文化里的神话故事,对我影响非常大。

游戏也有一些影响。大家都知道我擅长写升级流的玄幻,而升级在游戏里,也是贯穿始终、最重要的东西。

 先让自己“燃”起来,

再和读者“同频共振”

吉云飞: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来自你多年的室友烽火戏诸侯给我的启发。外界对网文作者常有一种偏见,觉得他们写作都是冲着读者去的。但烽火说,在那么大的更新和连载压力下,哪顾得上一天到晚揣测读者想什么?其实也不知道读者是谁。更多是先满足自己,只有这样,才可能满足和你类似的读者。你在创作中会考虑读者是谁吗?还是说你始终在满足自己,而恰恰你又是那个时代特别典型的人,所以满足了自己,也就呼应了如此广大的读者?

天蚕土豆:我觉得一部作品的第一个读者,一定是创作者自己。就我而言,很多时候是处于一种“自嗨”的状态。从写第一本书开始,构思一段剧情时,我往往先把自己写得很开心,真的沉浸在情节的热血状态里。如果它让我自己非常激动,我就觉得这段剧情很满意,应该把它写出来。

写网文就应该保持一种自嗨。如果你写的作品连自己都取悦不了,那写出来也很难打动读者。很多人说写作天赋,我觉得可能也和这个有关:自嗨要和读者达到同频共振,和读者处在一个频道上,而不是自己盲目地沉迷于某些情节、某些设定。如果写出来和读者不在一个频道,读者也就不感兴趣了,一部作品可能就失败了。怎样和读者保持同频共振,是一个作者需要去思考的东西。

邵燕君:你有没有记忆中特别好的例子,自己嗨了,读者也特别共振?

天蚕土豆:挺多的,比如“三年之约”。当年我写第一本书写到一半,脑海里突然闪现出三年之约的灵感。那时候主角可能还不叫萧炎,脑子里还没有这个名字,但少年登上云岚宗的那一幕已经想好了。想象出那一刻,我整个人热血沸腾,心想这个情节写进新书里,一定会非常燃。就是先把自己给“嗨”了,我就觉得读者也一定会喜欢。

邵燕君:果然很喜欢,燃了很多年。

吉云飞:点燃自己,然后点燃读者。

对谈现场。

当年看《斗破》的读者,

如今也三十多岁了

邵燕君:你说的同频共振,我觉得特别重要。只有网络这个媒介,能把这么多同频的人聚集起来。但问题是,身份变了,生活状态也变了,不再是“莫欺少年穷”了。你现在的核心读者,还是跟你一起长大的人吗?还是会不断有少年进来?这个同频该怎么保持?

天蚕土豆:我也不太清楚怎么回事,写了这么多年,总感觉自己还挺年轻的,写的东西好像也没有太“老登”的气息。写的时候,自己还会因为一些情节而激动,因为构思某些情节而热血沸腾。

我直播时拿着一把写着“莫欺少年穷”的扇子,大家都让我换成“莫欺中年穷”。现在这个年纪确实也算中年了,但心中那个少年一直还不愿意离去。所以我一直想努力,趁心中那口少年气还没完全散去,尽量再写一写。等哪天少年气真的散尽了,我可能就打游戏去了。

邵燕君:我以前看过流浪的蛤蟆说的一段话,这次特意找了出来。他说,土豆这些二十几岁出道的作者,笔下的角色有很强烈的少年感。为什么有人觉得好看,因为作者、笔下的人物和读者,三者年龄接近,产生了奇妙的共鸣。为什么有人评价不高,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孩子,什么时候在父母眼里有很高的评价了,年轻人会觉得“这就是我们”,年长的人会觉得“这孩子怎么这么蠢,能不能成熟点”。你怎么看这段话?你一直在写少年,《神通者》写的仍然是少年,但少年也在不断变化。

天蚕土豆:我写书比较早,很多读者是同龄人。当年看《斗破苍穹》的读者,现在可能也跟我差不多,30多岁了。写《斗破苍穹》时,就相当于在写给同龄的读者,可能确实有年龄的原因。我把自己代入进去,每写出一段情节,自己先品一品,感受到热血沸腾,写完之后就很笃定,发出去之后,读者应该也会感同身受。还是那句话,同频共振。

这些年也一直有新读者进来。我看过《元尊》和《万相之王》的读者画像,《万相之王》里出现了很多新读者。可能我的文风比较吸引新读者,老读者流失得又比较慢,新老交替,读者群体就一直保持在比较大的规模。

写完之后,我经常会偷偷去看读者评论。看着那些留言,心里的满足感会大大增加码字的动力。所以大家看书的时候,多夸一夸。

对谈现场。

开篇的分寸:

把恩怨“稀释”到家族身上

吉云飞:有一次和猫腻聊天,他提到了你的一部小说的开篇,说这个技巧太难了。这次我把《神通者》追到了最新章节,慢慢有了一点感受:特别难的是开篇压抑的节奏和分寸。这么多年来玄幻升级文一直是网文主流,这么多人写,你始终站在巅峰,应该是对节奏和分寸掌握得最好的。你是怎么把握的?

天蚕土豆:网络小说篇幅很长,要写三四年、几百万字,是一个很长期的阅读过程,很容易出现读者流失,某个地方一断,读者可能就弃书了。所以需要把读者留下来,陪着主角一同成长。开头的这些矛盾、这些情节,确实需要压抑,它们存在着,读者才会期待后面的进展。

但这些年已经在发生变化。我自己阅读量还蛮大的,一直在看其他作品。我发现,现在的读者对开篇就加在主角身上的大仇恨、大恩怨、大委屈,已经开始有点不适了,不太愿意再受这个委屈。所以《神通者》开篇虽然也有矛盾,但我把它“稀释”了,稀释到主角的家族身上。比如背叛神通馆的章岳,严格来说他背叛的不是主角本人,这样读者的憋屈感会少很多。再加上主角及时展现出金手指的特别之处,读者知道他有潜力,将来一定能把在神通馆受的耻辱讨回来,就不会有那种白白受委屈、毫无期待的绝望感。

压抑还在,但它不加诸主角自身,而是加诸主角所在的家庭。偏偏这个家庭里所有人对主角都充满爱和保护,读者也会喜欢、支持这个家庭。当这个小小的家庭受到压迫和欺辱时,读者就会期待主角变强、升级,去改变这一切。这个开头我构思了很久,陆陆续续改了好几版才敲定。写出来的时候,心里那种“自嗨感”很强。这些年写了这么多开头,我觉得《神通者》的开头在几本书里算是比较靠前的。

吉云飞:已经没有那么苦大仇深了,中间有一个家族作为隔离。但还是需要一定的压抑,不然读者走着走着就走丢了。

天蚕土豆:对。长篇小说肯定需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目标。大目标之下,要有阶段性的小目标,一步一步接近大目标。其实升级不只存在于小说里,它是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能感受到的东西。就像在座的同学们,从小学升到中学、高中、大学,这也是一个升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收获感,你们获得的是知识,而玄幻小说里获得的是实力,是身份地位更直观的提升。这就是升级流小说存在的意义。

升级流的核心是“获得感”

吉云飞:升级文的快感永远在,是因为现实中我们还经常“只打怪不升级”,而小说里无论如何,打了怪总会升级。

天蚕土豆:对,升级最主要的就是获得感。现实里升职加薪,大家也很开心。小说里也一样,重要的是如何设置获得感。一个主角经过多年努力修炼,升级了也就升级了,平平淡淡,这个升级就没有意义,跟没升级一样。如果读者对升级没什么感觉,没有一个关键性的东西去触发,它就会显得很淡,我觉得这就算是不太合格的升级流。

吉云飞:我有一个观察。这几年在男频网文中,玄幻升级文好像逐渐不再是主流了。它的地位当然很重要,但不像十年前那样占据绝对支配地位,那时大家一想到网文,就觉得是玄幻升级文。现在大家似乎更适应“黑深残”——黑暗、深刻、残酷的世界设定,也不再以不断升级作为主要叙事线索。你是否认可这个观察?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创作会做出调整吗?

天蚕土豆:现在网文确实是百花齐放的时期。写网文的作者数量在快速攀升,竞争也更激烈,自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作品。很多读者可能确实不太喜欢升级流,更喜欢轻松一点的、脑洞型的、悬疑型的。我觉得这只是类型的区分,读者的盘子进行了一些分流,玄幻题材依然是比较重要的一块。新兴题材未来肯定会越来越多,但说实在的,让我去写悬疑,我想到就头疼,写不来。我现在还是写自己擅长的。

十八年,一直在写少年

邵燕君:你谈到压抑与释放之间微妙的平衡,就像大厨做菜放多少盐、火候在哪,这其实是作家特别重要的“手艺”。我感觉土豆的书抓住的是大多数人最核心的情感模式和情绪。正因为它们特别深,需要相对稳定的表现,需要重复。所以在类型模式的重复与创新之间,一定有非常微妙的平衡,让大家觉得读的是特别熟悉的“老文”,又有新鲜感。你是怎么把握的?

天蚕土豆:作品的风格,我觉得确实是作者个人风格很强烈的东西。这些年我一直在写少年成长的故事。我真的很喜欢写一个少年从微末之时,一步一步成长起来,最终功成名就,成为守护世界的英雄。

不知道为什么,成长的故事特别打动我。可能是因为年少时心中幻想过太多想要成功的故事。那时家里情况不是很好,父母离异,一个少年也算饱经冷眼,心里时刻有一个想要变强、想要成长的梦。后来写作时,就把心中的这些情绪赋予了主角,想看着他成长、出人头地,把曾经受过的那些都还回去,成为一个成功的人、一个英雄。所以这些年一直写少年,乐此不疲。关键是读者也挺开心,大家一起开心吧。

吉云飞:成长故事这个内核,你从始至终在坚持。但在每一本新书里,在保有内核的同时,你追求什么样的变化?

天蚕土豆:变化还是有不少的。首先是主角性格的细化。萧炎是比较洒脱、年轻热血的少年;林动背负得更多一些,更苦一点,但又比较狠;之后的主角也都会在性格上做区分。但毕竟是少年,少年该有的东西一定要体现出来,比如坚韧不拔、不服输,这基本上是每部作品的主人公都要具备的。主角不可能因为一些挫折、艰难险阻就放弃,这在网文里叫“毒点”,太致命了。不管怎样,都得咬牙扛下去。

另外,我会在主角周围做一些改变。写《斗破苍穹》时,写的是师徒情谊,药老陪着主角一起成长。《斗破苍穹》里兄弟情写得比较少,到了《武动乾坤》,我就专门给林动设计了两个兄弟,一只貂、一头虎,陪他闯荡世界。写《元尊》时,我觉得前面的主角都是一个人孤苦伶仃地从头闯到尾,就给他设计了一个媳妇,从头陪他一起成长。

吉云飞:那时候你是不是已经结婚了?

天蚕土豆:对,那时候结婚了。

吉云飞:我感受到的是,无论少年们处在何种环境之中,你都给予他们希望和承诺:你最终都能走出来。

天蚕土豆:对。少年一定要写得阳光,要永远勇往直前,不计艰难,最终经过努力成长起来。这是我这些年写了这么多少年,始终不变的主题。

邵燕君:听你这么讲,我脑子里浮现出一个词,“本色出演”。你一直在写自己,结婚了,就写一个陪伴的人物;相信自己仍有少年气,所以仍然可以写少年。可以说是一种本能写作吗?

天蚕土豆:有一些吧。就像刚才说的,写小说,一个作者最好的状态是能够自嗨,最高级的是和读者同频共振地自嗨。如果说天赋,可能就是真正能和读者保持同频,一起在文字里“嗨”起来。毕竟我们写出来的文字是要给读者看的,要让读者感受到我们想表达的情感。

直播码字,

和“点亮人生”的1500个订阅

邵燕君:九黎是土豆这本新书的责编。和这么成熟的作者合作,你们在内容讨论、读者触达上是怎么沟通的?

九黎:土豆是非常成熟的作家,有自己独特的世界观和框架构造。在长期沟通中我们发现,他对自己的作品非常在意,也很注重少年气的设定,所以我们不会干涉他的大设定和构思,更多是在背后支持,帮他解决创作中遇到的问题。

我也想夸一夸土豆。很多作家比较社恐、比较内向,但他每天坚持直播码字。作者创作时往往比较封闭,每天在直播间和读者互动,读者能和作者近距离交流,也能给作者带来一些灵感。

邵燕君:大家应该都挺想听听你直播码字的事。最初怎么有了这个念头?

天蚕土豆:纯粹是因为码字太容易“摸鱼”了。有时候码几百字,我就会去干点别的,一晃一上午就过去了,特别浪费时间。后来就想,要不开个直播试试?现在变成每天不开直播,码字就有点整不出来。我一般上午10点开播码字,到11点半,一个半小时大概率能写出一章,然后小小地奖励自己两把游戏,劳逸结合。但一到下午不直播的时候,我就会一直“奖励自己”。最近因为双更,有时晚上也得开播。说到底还是拖延症太严重,写了这么多年,老油条了。大家现在还年轻,充满干劲,等上班干上18年,可能也想摸摸鱼。有同行问我怎么还能每天两章,我就说,你也来直播试试。

邵燕君:很多传统纸质作家最惊叹的,就是网文作家怎么能写这么长、写这么多年,每天还要双更。这种坚持跟你笔下练功的主人公很像。再跟大家说说怎么坚持吧。

天蚕土豆:其实也无非是咬着牙扛。不过写小说获得的成就感确实非常强。说俗一点,我们有稿费,每天看到稿费肯定有干劲;说高雅一点,我每天写完一章喜欢看书评,读者给某个情节点赞、评论,看完就莫名又有了码字的动力。刚才说让大家多夸夸,真不是说笑,是真的有用。就像夸孩子一样。我现在也有孩子了,鼓励他的时候,他总是干劲满满。

网文写作要写几百万字、长达几年,它不是作者一个人的事,而是在漫长时间里和读者的共同创作。读者的评论、对情节的建议,对作者影响很大。当然,这些建议也需要作者去把控,搞不好可能丧失自我,导致作品崩盘。但读者的反馈确实能给我们很多正能量,让我们有动力坚持写下去。

当年写第一本书《魔兽剑圣异界纵横》时,签约很晚,我自己都快放弃了。那时我在四川德阳,正赶上汶川大地震,没有稿费,甚至签不了约。支撑我把那20万字坚持写下去的,就是读者的评论和支持。

我一直记得,后来签约上架,首订是1500个订阅。对现在而言,1500个订阅非常非常少,但当时简直点亮了我的人生。那1500个读者支持着我走了下去,才慢慢有了今天。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刊发。作者:对谈嘉宾;校对:赵琳。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点击阅读原文

即可参与新书对谈活动

阅读原文

跳转微信打开

  •  

“烤白薯”是外来技术还是本土发明?

摘编 2026-11-14 09:48 北京

烤红薯,是时令风物,也是市井烟火。2021年冬,复旦大学历史学家段志强从上海市区搬到崇明岛,教书之余,种菜读书。《我住长江尾》一书记述了他五年来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种菜日常及与岛上乡邻的交往互动,为快节奏都市生活的现代人提供了一种别样的生活样本。

本文选自《我住长江尾》,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图片

《我住长江尾》

作者:段志强

版本:中华书局

2026年8月

来崇明第四年,我种出了又大又好的红薯。挖红薯时,吸引了好几家邻居来围观,造就了农业生涯的高光时刻。

说起田园生活,没有乡村经验的城里人会想起烤羊肉串,有乡村经验的则会想起烤红薯。小时候,烤红薯是作为一种娱乐活动来开展的。烧火做饭之后,往灶膛的余烬中丢几个小羔羔红薯,饭吃完了,红薯也烤熟了,刨出来吃掉,肚子暖洋洋饱墩墩,就算这顿饭吃得比较寒酸,烤红薯也足以弥补而有余了。只不过火候无从掌握,经常烤焦,形成厚厚一层硬炭壳,吃得人嘴唇乌黑。这算小打小闹,家常烤法。

正规大烤,有两种技术路线。其一,是在地里挖个竖坑,再横着掏个炕道,炕道底部打个孔以走烟透气。先用柴草将炕道烧热,明火灭后塞入红薯,然后堵塞竖坑及透气孔。如果有土崖,直接挖炕道就行,竖坑的土工可省。其二,同样先挖竖坑,但将挖出来的土沿坑边围成一圈,形成小小的土墙。烧热后把红薯放入坑中,再推倒土墙埋好。总之,说是烤红薯,这两种方式都接近于“焖”。

烤红薯是外来技术

还是本土发明呢?

红薯原产美洲,明末传入中国,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我却有一事不明:物种跟技术是两码事,红薯是传进来了,那烤红薯是外来技术还是本土发明呢?

《闽书》说福建引进番薯“以当谷食”,既然当粮食吃,应该是蒸煮为主。红薯种植的早期经典文献《金薯传习录》收录了明清引种番薯的多种文献,其中说引进番薯的陈振龙在菲律宾“目睹彼地土产,朱薯被野,生熟可茹”,但没说菲律宾人怎么把它做熟。同书载,万历二十一年(1593),陈振龙把红薯献给官府后,福建巡抚金学曾批复说:“所呈地瓜,剖煮而食,味果甘平,可佐谷食”,看来当时的吃法是先切开再煮熟的。徐光启热心推广红薯,并作《甘藷十二胜》极力表彰,但其中也只是说“可以酿酒,干久收藏,屑之旋作饼饵,胜用饧蜜”,以及“生熟皆可食”而已。

到清代,关于红薯吃法的记载详细了起来。乾隆十七年(1752),山东布政使李渭刊布《种植红薯法则十二条》,先说红薯“蒸熟气味极香,似蔷薇露”,又有专条讲红薯的吃法,“薯可生食,可蒸食,可煮食,可煨食,可切为米,晒干可作粥饭,可磨为粉,晒干团为饼饵”;乾隆三十二年(1767),陈家后人陈世元推广番薯的招帖详细解说了它的吃法:“皮有紫有白,有深浅,红有浓淡,黄肉亦如之,蒸熟匀腻如脂,甘平益胃……薯初结即可食,味淡多汁,及时则甜。煨食、煮食、煿食、蒸食,亦可生食。切片晒干,碾作饘粥,磨作粉饵,滚水灼作丸,拌面可作酒。舂细,水滤去渣,澄晒成粉。叶可作蔬。”这两处说的“煨”,可能就是烤红薯,指的是放在炉上慢慢烤熟。

不过,“煨食”的记载并不多。乾隆三十三年(1768),陈世元又作《管见种薯八利》,其中第七条云:“薯既掘,食不一端,可生可熟,可胾可羹,可为饼饵,可制团饴,可如瓠以丝,可如米以確,可连皮以造酒,可捣粉以调羹,可作脯以资粮,可晒片以积囤,味同梨枣,功并稻粱。”熬红薯糖、红薯切丝这些小众的做法都说了,“煨食”又不见了。陆燿(1723-1785)编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的《甘藷录》收录了红薯的各种吃法,也于烤红薯一字未提。

这时红薯也已经传播到东亚各地。日本人松岗成章(1668-1746)《番藷录》专门写了“食薯法”,云“生者不可多食。蒸食做饭粥、做汤,磨舂做粉,酿烧做酒,和米蒸做糕做饼,俱无不可。收多用不去,切薄片曝干收贮,可经年食。此种原无毒,只因味甘,为蚣蜈诸物所尝,但看有虫啮,便弃不用,以防其毒。心叶根节均可食”,同样没有说可以烤着吃。

吉祥卖的白薯,

说不定就是北京人熟悉的“烤白薯”

嘉庆十三年(1808)闰五月,步军统领衙门接到一件案子:闲散宗室敏学到街上剃头,“途遇卖白薯之吉祥,以为售卖非时,多事过问,致相争殴”。为什么敏学要找吉祥的茬呢?大概就是因为白薯是冬季食品,吉祥在夏天售卖,卖的白薯要么腐烂,要么糠心,要么是育苗所用的红薯母块。这件案子后来闹得很大,不过我关心的是,吉祥卖的白薯,说不定就是后来北京人熟悉的“烤白薯”。

《大约在冬季》(2019)剧照。

早期关于烤红薯的最详细资料出现在日本。黄遵宪(1848-1905)《日本国志》卷三十六:“关西曰琉球薯,关东曰萨摩薯。江户妇人皆称曰阿萨,店家榜曰八里半(原注:‘栗’字国音同‘九里’,此谓其味与栗相似,而品较下也),煨而熟之。江户八百八街,每街必有薯户,自卯晨至亥夜,灶烟蓬勃不少息,贵贱均食之。然灶下养婢,打包行僧,无告穷民尤贪其利,盖所费不过数钱,便足果腹也。”日语的“栗”与“九里”都读kuri,“八里半”是个谦虚的谐音梗。后来又有管烤红薯叫“十三里”的,那就是比较自信的招牌了。

《日本国志》的记载可能源于寺门静轩(1796-1868)的《江户繁昌记》。这是一部模仿《东京梦华录》写江户城市风情的汉文笔记小说,书中有一篇内容丰富的《煨薯》,其中写道:“蕃户每日卯晨煨至亥夜,灶烟浓浓,焦香,柱梁黑黑,户牖热热,稳婆往,耄爷往,厨婢往,仆奴往。小姐遣婢必低声言:‘亦买却阿萨来’……四钱之薯,能止稚儿之啼,乃至十钱,亦足以医书生一朝之饥。”写得热气腾腾,热热闹闹。

1860年,下层武士酒井伴四郎到江户单身赴任,他的日记中就记下了吃红薯(芋)的情况,有蒸红薯、薯茶粥(用茶水煮粥,放点红薯)、什锦饭(红薯放进米饭,可以省米)、红薯羹、红薯馒头、油炸红薯馒头,当然也有烤红薯。(见青木直己《一个单身赴任下级武士的江户日记:酒井伴四郎幕末食生活》)

烤红薯最宝贵的在于提供了一种生活氛围。乾隆年间,广东阳春人谢仲坃在湖南平江任知县时,把红薯引种到本地,平江人陈宏亮写了一首《谢公薯歌》纪念他,载在同治《平江县志》。诗序云:红薯“生熟皆可食,味甘美,煨食尤佳”,诗中说,“隆冬大雪闭门坐,地炉拨火然榛荆。煨薯满炉兼作羹,妻孥饱啖童仆争”,人间烟火景象生动如画。今天上点年纪的人,可能都能想象出“煨薯满炉”的场景。

同在湖南,嘉庆《善化县志》卷二十三在“物产”部分的“薯”条下如此记述,“昔年不过小儿煨食,今则一家或十余石,贫民即以为粮而充饥矣”,看来初引进时只是小孩烤来吃的零食,后来才变成充饥的主粮。我如果努努力,也有希望坐拥“十余石”红薯。

北京人将红薯去皮切片,

以醋熘法炒之

烤红薯之外,红薯的吃法还有很多。但不知道为什么,似乎大部分都已失传。比如清代《素食说略》就说,北京人将红薯去皮切片,以醋熘法炒之,“甚脆美”,如今只有土豆丝才会这么做。同书还说,北京的素筵上,喜欢将红薯切片或切丝后炸透,再用白糖收之,想来似乎是初级版的拔丝红薯。

日本将红薯纳入菜谱的积极性远超中国。早在1789年,住在大阪的文人珍古楼主人就出版了《甘藷百珍》,属于《豆腐百珍》所开创的“百珍”系列料理书的一种。书中记录红薯料理达到惊人的123种。只不过,其中像盐蒸、盐烧等做法,与其说是新奇菜谱,感觉更像是为了凑足百珍之数而硬编出来的,至少我是不敢尝试的。邻居教给我们一个晒红薯干的方法:红薯切小块蒸熟,晒干,筋道磨牙,可以佐茶。我们经过几番折腾,终于试制成功。没想到邻居又送来新样品,说是五蒸五晒的高级红薯干。果然好吃,可是实在没时间复刻这种炼丹式的点心做法。

时间不够,装备来凑。我在此基础上发明一个妙法:将做好的红薯干送进空气炸锅,180度打上七八分钟,成品兼具烤红薯的香与红薯干的韧,吃了还可饱腹,称得上是四美具、二难并。如果再多打几分钟,红薯干的口感就变为焦脆,可以养胃,可以解馋,更妙。前提是牙口要好。后来我读到清代四川人李化楠(1713-1769)、李调元(1734-1803)父子所编的厨事经典《醒园录》,其中有“晒番薯法”,比我和邻居的都精致多了:拣外形好的红薯,去皮蒸熟,用米筛磨细,筛去纤维,晒去水气,然后做成条状,或者印成糕饼晒干,可以留着不时做点心。我想,如今品种改良,红薯都不怎么有纤维了,如果要做的话,可以省去磨、筛两道工序,直接将红薯泥放入模具定型,晒干即可。

《大约在冬季》(2019)剧照。

前文说过拾麦,那是夏收季节的妇孺副业。至于秋收,则有红薯、花生可拾。我的母语有个专门的动词,读作“六”,但我始终找不到正字如何书写,只好算了。与小麦不同,红薯、花生长在地下,因而收获时遗落也多。捡拾者除篮子之外,还得带一把小小的三齿钉耙,是不折不扣的挖宝。《植物名实图考》说,湖南洞庭湖一带就种了不少红薯,“流民掘其遗种”,可以免于饥馑,跟拾麦的道理一模一样。别人来“六”红薯、“六”花生,田主也是不便干预的。夏季拾麦,秋季“六”红薯花生,冬季揪苜蓿,穷人又可活过一年。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刊发。作者:段志强;摘编:何也;编辑:张进;导语校对:赵琳。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点击阅读原文

即可参与新书对谈活动

阅读原文

跳转微信打开

  •  

新京雅集——羊年古画挂历

新京雅集 2026-11-14 09:48 北京

年年断货的国风古画挂历上新了!

去年马年款爆卖 20000+!

今年的热度比往年来得更早—— 刚入秋,后台就收到很多老客户的消息: 

「羊年的款,先给我留 10 本,一半送客户,一半送长辈。」 

「去年的千里江山送领导特别满意,今年羊年款出了第一时间通知我。」

为什么一本挂历,能让这么多人年年等、早早囤?

 因为懂的人都明白:讲究的挂历,从来不是日用品,是门面,是心意,是一整年的好彩头。

2027 丁未羊年,我们带着两款诚意之作如约而至 ——

《三羊开泰》国风古画挂历,复刻清代宫廷画师郎世宁亲笔名作,迎生肖祥瑞;

《千里江山图》国风古画挂历,再现北宋青绿山水千古绝唱,揽山河气度。

两款皆为羊年量身甄选,一动一静,一福一境。 

我们用馆藏级复刻工艺还原古画笔韵,以高档丝绢锦缎装裱打造立轴质感。

它不是贴在墙上的日历纸,是能挂一整年的中式雅致,是用完还能留作收藏的艺术品。

不管是自家悬挂装点门楣,还是商务往来馈赠亲友,都是拿得出手、记得住心意的上乘之选。

老辈人常说,“羊年不挂历,一年白费力”。

这话从来不是空穴来风。 

羊,可能是中国文化里藏得最深的吉祥字。

你看“美” 字—— 大羊为美,是古人对 “好” 最朴素的定义;

你看“善” 字—— 从羊从言,出言和顺、心怀温良方为善;

你看“祥” 字—— 示旁托羊,福瑞吉祥皆从羊出。

早在甲骨文中,“羊” 就通 “祥”,祭祀以羊为礼,生肖以羊为瑞,羊所承载的,是刻进华夏文脉里的尊贵、和顺与圆满。

2027 年是丁未羊年,对应十二地支中第八位的未羊,正值午后日光和煦、草木丰茂之时,主家宅安宁、岁稔年丰。

一本应景的好挂历,挂的是日子,藏的是期许。

抬头见吉,日日顺意,才是中国人过年最踏实的仪式感。

在你细细了解细节之前,先把这两款挂历的五大核心优势说透,看完你就知道为什么它能让老客户年年复购:

  • 正统出品背书:观古造物出品,北京市印刷技术研究所监制,每本附官方出品证书,品质有据可依。

  • 名家原作复刻:郎世宁《三羊开泰》御笔、王希孟《千里江山图》真迹底本,题材经典寓意吉祥。

  • 馆藏级复刻工艺:DGA 高端艺术品复刻技术,专业团队数十次校色,进口环保颜料高清还原,质感比肩真迹。

  • 上乘材质装裱:精选高档桑蚕丝绢为画心,传统锦缎手工装裱配实木画轴,温润古朴,垂坠挺括。

  • 一物两用可传承:岁末可裁去日历部分,变身独立绢本立轴,可挂可藏可馈赠,用完不浪费。

推文售价 99元


一迎生肖,一揽山河

两款古画,各藏乾坤

《三羊开泰》国风古画挂历

清代宫廷画师郎世宁风格,三羊开泰,吉祥贺岁。

本品由观古造物出品,北京市印刷技术研究所监制,以清代宫廷画师郎世宁经典名作《三羊开泰》为底本,专为 2027 丁未羊年定制复刻。

郎世宁是历仕康雍乾三朝的意大利籍宫廷画师,以中西合璧笔法独步清宫画院。

他的《三羊开泰》是乾隆朝御赏佳作,既藏西洋写实之精,又具东方工笔之韵。

是历代 “三阳开泰” 题材中公认的巅峰之作。

画中三只瑞羊立于坡地之上,工笔写实入骨,毛发纤毫毕现,或昂首顾盼,或低头啮草,神态温驯生动,眼神清亮有神。

背景衬以湖石花卉、翠竹苍松,山石用西洋透视法晕染层次,花木以中国没骨法点染生机。

构图疏密有致,色彩明丽雅致,满是宫廷华贵之气,又不失文人清雅之韵。

“三阳开泰” 出自《周易・泰卦》:“天地交,泰。” 

冬至一阳生,二阳临,三阳起,阴消阳长,冬去春来,是一年之中最富生机的吉兆。

古人以 “羊” 通 “阳”,郎世宁更以宫廷画笔,将这份吉兆绘得既有祥瑞之形,又有富贵之气。

羊居十二生肖第八位,对应十二时辰中的未时,也就是午后一时至三时。

此时日光和煦,草木丰茂,万物从容生长,是一日之中最舒展的时辰。

对应到年岁之中,便是家宅安宁、家人康健、事业稳进的好光景。

把这幅郎世宁《三羊开泰》挂于家中,便是把一整年的清宫祥瑞请进门:

挂在玄关,开门见祥,迎四方福气;挂在客厅,待客见礼,显门第雅致;挂在老人房,福寿安康,伴岁月温长。

《千里江山图》国风古画挂历

18 岁天才画家王希孟,青绿千里揽山河

同样由观古造物出品,北京市印刷技术研究所监制,取北宋青绿山水巅峰之作《千里江山图》为底本,铺展一卷跨越千年的山河壮阔。

世人都说,《千里江山图》是十八岁少年王希孟的千古绝唱。

一卷青绿,藏着大宋的山河万里,也藏着少年的凌云意气。

峰峦叠翠而起,江河浩渺而去,其间点缀村居野渡、林木村舍、亭台楼阁、渔舟唱晚,咫尺之间,便见千里之趣。

石青与石绿层层晕染,厚重处如宝石沉凝,轻薄处如晨雾笼山,历经千年依旧鲜亮动人。

我们选取了全卷中层次最丰富、气韵最舒展的一段,复刻成挂历相宜的竖幅尺寸。

挂在墙上,便如推开一扇窗,窗外是千里青绿,是万古山河。

没有喧嚣的色彩,只有沉静的力量,看着它,心便跟着开阔起来。

如果说《三羊开泰》是岁岁平安的烟火祝福,那《千里江山图》便是志存高远的山河气度。

挂于书房,笔墨相伴,增文人气韵;挂于办公室,开阔格局,助事业前程;挂于厅堂,撑得起门面,显得出胸襟。

以千里江山之壮阔,启一年顺遂之新程,家宅安稳,前路浩荡。

推文售价 99元


馆藏级复刻工艺

不止是挂历,更是可藏可赏的艺术品

很多老客户拿到手的第一句话都是:这哪里是挂历,分明是从博物馆里请出来的画。 

的确,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把它当 “日历” 来做。

从原画扫描到色彩校准,从材质选择到装裱成型,每一步都按照馆藏书画的复刻标准执行。

我们想做的,是一本你愿意挂一整年、更愿意留下来的东西。

DGA 高端复刻,数十次校色还原本貌

采用DGA 高端艺术品复刻技术,先对原作进行超高精度分色扫描,捕捉每一处笔墨的浓淡干湿、每一层设色的深浅过渡。

再由专业的书画复刻团队反复打样校色,数十次对比原作逐一调整色相、饱和度与明暗度。

大到山水的整体气韵,小到羊毫的一丝一缕、山石的一道皴擦,都力求贴近古画本貌。

颜料选用进口环保矿物颜料,色彩温润通透,没有普通印刷品的刺眼反光与廉价感。

同时具备优异的耐光性,久挂不褪色、不发黄。

哪怕一整年晒着窗边的阳光,青绿依旧鲜亮,墨色依旧沉稳。

近看笔触清晰可辨,远观气韵生动连贯,站在两米外看,几乎与馆藏真迹无二。

丝绢画心,锦缎装裱,件件都是手工心意

画心精选高档桑蚕丝绢,肌理细密匀净,自带柔和的哑光光泽,摸上去温润细腻,有古绢的沉静质感。

不同于铜版纸的光滑冰冷,丝绢的纹理里藏着时间的温度,越挂越有韵味,越看越有嚼头。

装裱沿用传统锦缎工艺。

锦缎纹样古朴雅致,质地厚实挺括,自古便是书画装裱的上佳之选。

我们选用与古画气质相配的锦缎纹样,配色沉稳不张扬,既衬得出画的气韵,又不会抢了画面的风头。

每一幅都由经验丰富的装裱师傅手工精裱,包边齐整,走线均匀。

搭配打磨光滑的实木画轴,垂坠感十足,上墙平整不卷边,不用额外装框,直接悬挂便是一幅完整的立轴书画。

每本挂历都随附观古造物官方出品证书,标注产品品名、规格尺寸与监制单位。

一物一证,既是品质的郑重承诺,也是收藏的有效凭证。

一物两用,是挂历,也是可以传下去的雅致

这是我们最用心的设计,也是老客户年年复购的重要原因:

它不只是一本用一年就扔的挂历,更是一件可以长久留存的艺术品。

一整年里,它是你墙上的岁时风景。

每月翻页,日子在古画的映衬下慢慢走过,寻常的日子也多了几分雅致。

等这一年过完,你只需沿着画心的边缘,轻轻裁去上方的日历栏,就能得到一幅完整的绢本立轴画。

装裱早已做好,画轴依旧完好,换个位置就能继续挂:

可以从客厅移去书房,可以从玄关挪去茶室,也可以卷起来收进画盒……

等来年再拿出来看,都是时光印记。

你也可以把它当作一份特别的礼物。

送给刚成家的晚辈,是 “家宅和顺” 的祝福;送给敬重的师长,是 “雅致有心” 的敬意;

推文售价 99元


岁末限量呈献

年年断货的口碑之选,入手要趁早

做国风挂历这些年,我们见过太多温暖的故事。 

有每年冬至准时来买五本的阿姨,说自己家一本,两个儿子家各一本,再给老母亲和老姐妹各送一本;

有一口气订二十本的企业负责人,说年底送给重要客户,比送烟酒茶体面得多,人家挂一整年,念一整年的好;

还有很多年轻朋友,买给自己的小窝,说每天下班回家,看见墙上的古画,一天的疲惫都散了大半。

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挂历几乎年年断货。

不是饥饿营销,是手工装裱的速度,确实赶不上大家的热情。

今年丁未羊年款,因为对复刻精度和装裱工艺的要求更高,丝绢与锦缎的用料也有严格的品控标准,产量比往年还要有限。

装裱师傅一天下来也只能做几十幅,满打满算每日仅能出品数百本,全年总量不多。

如果你也想给家里添一份岁末的仪式感,给亲友送一份有分量的新年礼,建议尽早入手。

毕竟,好的东西,从来都等不及人。

我们总说,生活要有仪式感。

其实仪式感从来都不是昂贵的排场,是岁末年初,撕下旧的一页,换上新的一本时,心里那一点郑重的期许。

是每天抬头看见墙上的古画,知道日子在往前走,也知道美好一直在身边。

一本好挂历,装点的是一面墙,安顿的是一颗心,承载的是一整年的吉祥和顺。

2027 丁未羊年,以一卷古画,迎一岁安康,守一家温暖。

推文售价 99元


跳转微信打开

  •  

重读《社戏》:鲁迅是怎样用文字“拍”电影的?| 重新遇见语文课⑲‌

彪老师 2026-11-13 10:31 北京

《呐喊》之外的鲁迅。

孙福熙曾经这样评价鲁迅:“看过《社戏》中的彩色,可知《呐喊》的作者除解剖刀一般的铁笔以外还有生动的画笔哩。”

我们熟悉的鲁迅,常常与“解剖刀”联系在一起:锋利、冷峻,善于剖开人物的灵魂,也善于剖开一个时代的病灶。但《社戏》里的鲁迅,却像突然换了一支笔。他不再只是冷眼旁观和刻画,而是调动色彩、声音、气味和动作,把一个月夜里的水乡写得活泼、明亮,甚至有一点孩子气。

不过,课本里的《社戏》,其实不是完整的《社戏》。完整的小说一开头,写的并不是童年看戏,而是成年后的“我”在北京看戏。第一次,“我”走进戏园,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座位,却是一条又窄又高的长凳,甚至让“我”联想到“私刑拷打的刑具”,于是干脆走了出去。第二次,“我”专门去看当时著名的“小叫天”谭鑫培,在拥挤的戏园里一直等到午夜,名角却迟迟没有登场,“我”又一次挤了出去。在这之后,文章才退回到童年。“我”来到了平桥村。这里没有拥挤的戏园,只有月光下的河流、白篷船、两岸的豆麦和水草。孩子们为了去看社戏忙忙碌碌地找船、划船。

如果说成年看戏的部分更像“解剖刀一般的铁笔”,那么童年看戏的部分,确实更像孙福熙所说的那支“生动的画笔”。甚至今天重新读来,它还有一种很特别的视觉气质:它很像一部电影,甚至有一点今天所谓“动画”的气质——夸张、跳跃、富有动作感;而鲁迅自己,则像一个非常懂得调度镜头的导演。他知道什么时候把镜头推近,什么时候拉远;什么时候让它快速切换,什么时候停下来;什么时候让我们先听见一个声音,再顺着声音看见画面。

本期“重新遇见语文课”专栏,彪老师带领读者们转换角度,把鲁迅当成一个导演,重新看看他是怎样用文字拍摄那一夜的。

该系列其他文章:

闰土真实存在吗?从《故乡》看小说中的虚构与非虚构

语文课,是老师与同学跟随文学共历一次发烧

当一个老师决定放弃给学生写评语

《藤野先生》还可以叫《重生之我在日本弃医从文》?

《桃花源记》:中国人自己的“霍格沃茨”?

语文老师,举起手来,你被AI包围了

语文课本里,女孩能把自己想象成谁?

当我爸回忆起东北童年,我开始重新思考学生们的写作

那些暑假“必读书目”,学生们该怎么选择?

“志在必得”,为什么替代不了网络用语“包的”?

老师,朱自清的《春》凭什么是初中的第一篇课文?

周氏兄弟眼中的百草园为何不同?

撰文 |  彪老师

视点镜头:小朋友视角看世界

电影的镜头语言有很多种:有远景、近景、特写,也有俯拍、仰拍等等。今天我们只关注其中一种特别适合写作的方法——视点镜头。

所谓视点镜头,可以简单理解成:摄影机站到角色的位置上,模拟角色眼睛看到的画面。

作者在童年看戏前后的描写中,不断把镜头放到“我”的位置上,让读者代入“迅哥”视角,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比如刚刚得到大人允许,可以和小伙伴一起看戏时,我们一哄地出门,第一眼看到什么?

一出门,便望见月下的平桥内泊着一只白篷的航船。

如果把这一刻拍成电影,画面里当然还有月夜和平桥,可真正吸住“我”目光的,也是镜头真正聚焦的,是那只白篷船。

为什么?因为前面“我”一直去不了赵庄看戏,缺的就是一条船;双喜他们想了半天办法,终于解决了这个最关键的问题。所以此刻一推开门,别的景物都退到后面去了,成为船的背景板,船一下成了画面的中心。

这就是人物视点的拍摄逻辑:镜头拍什么,取决于人物此刻最在意什么。

电影《鲁迅》(2005)剧照。

紧接着,机位又发生了变化。

大家跳下船,双喜拔前篙,阿发拔后篙,年幼的都陪我坐在舱中,较大的聚在船尾。母亲送出来吩咐“要小心”的时候,我们已经点开船,在桥石上一磕,退后几尺,即又上前出了桥。

上一个镜头还站在门口向外看船,现在已经一路跟随迅哥上船了。这里有个词值得注意,就是“已经”。母亲的话还没有说完,孩子们“已经点开船”了。所以大家可以想象“我”看向母亲的时候,镜头已经在船里向外拍摄,而且已经在逐渐后退,孩子们迫不及待的心情是不是就写出来了?

再往前走,还有一个更典型的视点镜头:

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地向船尾跑去了,但我却还以为船慢。

山真的在往后跑吗?当然不是。物理好的同学还会告诉老师这里涉及参照物的知识。如果我们在无人机上俯拍一个大远景,看到的应该是一条白篷船在河面上向前飞驰,山还是在那里不动。

可现在摄影机在哪里?在船上。“我”和船一起向前冲,所以从“我”的眼睛看出去,两岸和远山都在飞快地向船尾退去。于是静止的山,在孩子眼里竟像一排“踊跃的铁的兽脊”,一起向后跑。非常有想象力的一幅画面。

而这种视点还一直延续下去。

远远看到几点火,“我”料想那就是戏台;靠近以后,才发现原来是渔火。前面依稀像赵庄,后来又发现只是去年去过的松柏林。直到船弯进叉港,赵庄才真正出现在眼前。

鲁迅没有提前把答案告诉我们。“我”看到多少,读者就看到多少;“我”猜错了,读者也跟着猜错。

所以以后我们写一个人物正在经历的场景,可以先别急着交代“这里有哪些景物”,而是先问自己:

我的人物此刻站在哪里?他第一眼会注意到什么?随着他的位置移动,哪些东西才会一点一点进入视野?当镜头真正站到人物的位置上,景物就不再是一张静止的风景照,而会变成一段徐徐展开的动态影片。

电影《鲁迅》(2005)剧照。

调整节奏:

时如快船,时如流水

电影除了要讲究镜头摆放的位置,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节奏。

你看《社戏》出发的时候,鲁迅怎么写:

我们已经点开船,在桥石上一磕,退后几尺,即又上前出了桥。于是架起两支橹……

几个动作连续出现:点——磕——退——上前——架橹。一句接一句,几乎没有停顿。回程的时候更明显:

三四人径奔船尾,拔了篙,点退几丈,回转船头,架起橹……

又是一串动作:奔——拔——点——转——架。

如果把它拍成电影,这里就不能用一个镜头慢慢拍,而是需要频繁切镜头:孩子跑到船尾,一个镜头;篙插进水里,一个镜头;船猛地后退,一个镜头;船头回转,又一个镜头。

文字的速度快,镜头切换也跟着快起来。为什么这里要快?因为孩子们本来就急。出发的时候,大家终于可以去看盼望了半天的社戏,一刻也不想耽误;回来的时候,老旦唱得大家实在受不了,一说“走”,所有人立刻行动。

可是到了夜航中间,节奏忽然慢下来了。“我”开始看月色,看远山,开始听若有若无的横笛;甚至停下来感受水汽扑到脸上的感觉。这时候镜头就不能再快速切换了,如果从头到尾都是“划呀划呀划”,这个夜晚也就失去了它本来该有的灵动韵味了。

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地向船尾跑去了,但我却还以为船慢。他们换了四回手,渐望见依稀的赵庄,而且似乎听到歌吹了,还有几点火,料想便是戏台,但或者也许是渔火。

正是一快一慢、一紧一松之间,孩子们那种既兴奋又舒展的心情,才完完全全浮现在我们眼前。这就是节奏的魔力:文字的快慢跟着人物的心情走,读者读的时候,心跳也会跟着文字一起变化。

所以,如果你想表现一个场面紧张、兴奋、迅速,就让动作一个接一个发生,少解释,少停顿。但遇到真正值得人物感受的地方,就可以把镜头停下来。让他看一看、听一听,让这一刻在文字里变得长一点。

电影《鲁迅》(2005)剧照。

视听结合:

让声音成为画面的向导

电影里的世界,并不只靠镜头来呈现。有时候,可以让观众先听见,再顺着声音去展开画面场景。

《社戏》返航这一段,就特别适合我们闭上眼睛来“听”。

孩子们离开赵庄以后,夜越来越深,周围也越来越黑。这个时候,鲁迅对视觉的描写反而减少了,声音变得格外突出。

不多久,松柏林早在船后了,船行也并不慢,但周围的黑暗只是浓,可知已经到了深夜。他们一面议论着戏子,或骂,或笑,一面加紧的摇船。这一次船头的激水声更其响亮了,那航船,就像一条大白鱼背着一群孩子在浪花里蹿,连夜渔的几个老渔父,也停了艇子看着喝采起来。

在这一段中,你会发现,虽然周围已经是一片越来越浓的黑暗,整个场景却一点也不空,被各种声音填满。离“我”最近的,是伙伴们的笑骂声;始终伴着船前进的,是船头哗哗的激水声;船从别人的小艇旁边飞驰而过,又传来老渔父的喝彩;而更远的地方,还有已经渐渐远去的横笛声……

这些声音不但丰富了表达形式,还在帮我们感受船的运动和孩子们的情绪。鲁迅没有告诉我们航船现在每小时开多少公里,只写“激水声更其响亮了”,我们就知道孩子们摇得更用力,船也正在飞快向前。所以写一个场景时,并不一定永远由眼睛来当主角。尤其是在深夜、浓雾,或者视线受到限制的环境里,声音完全可以承担更多任务。

电影《鲁迅》(2005)剧照。

快到平桥的时候,鲁迅又写了一个特别像电影的瞬间。

双喜忽然在船头高声喊:“都回来了!哪里会错。我原说过写包票的!”紧接着,“我”才向船头一望——前面已经是平桥了,桥脚还站着一个人,正是一直等他们回来的母亲。

“都回来了!那里会错。我原说过写包票的!”双喜在船头上忽而大声的说。

我向船头一望,前面已经是平桥。桥脚上站着一个人,却是我的母亲,双喜便是对伊说着话。我走出前舱去,船也就进了平桥了,停了船,我们纷纷都上岸。

大家看,鲁迅没有直接写“船靠近平桥,我看见母亲”,而是先让一句声音闯进来。双喜一喊,“我”的注意力被吸引过去,视线才跟着转向船头,于是平桥出现了,母亲也进入了画面。如果拍成电影,这就很像一句画外的声音先响起,随后镜头才顺着人物的视线转过去,把新的画面揭开。

而且双喜喊的还是“我原说过写包票的”。出发前,大人担心孩子们能不能把迅哥儿安全带回来,是双喜拍着胸脯说“我写包票”;现在我们平安回到平桥,他又自豪得意地宣布:你看,我说过不会有事吧。这样一句声音,还顺手给整趟夜航画了一个小小的句号。冒险结束,我们到家了。

《社戏》打开的还不只有听觉。

去赵庄的时候,鲁迅还写到豆麦和水草的“清香”,这是嗅觉;水汽“扑面”的感觉,则落到了皮肤上,激活了触觉。

真正的摄影机可以拍下月色和河流,麦克风可以录下横笛、笑骂和激水声,却很难直接把一种清香、一阵湿润的风交给观众。文字反而可以把这些身体感觉一起调动起来。

当然,这些方法最后都服务于同一件事——情感。人物的情感,就是文字的滤镜。它会决定我们注意什么、忽略什么,也会改变景物在我们眼中的颜色和模样。古人有一句词说:“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意思是说,本想买些桂花,带上一壶酒,像年轻时那样重游故地;可是如今再去,却终究不像少年时那般自在快乐。也许《社戏》真正动人的地方就在这里。平桥村的月亮还会再升起,社戏也在一年年上演,但我和小伙伴们同游的美好时光,已经无法重新来过。于是,鲁迅用电影般的文字,把那一夜留了下来。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作者:彪老师;编辑:刘亚光;校对:翟永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点击阅读原文

即可参与新书对谈活动

阅读原文

跳转微信打开

  •  

董树宝X汪民安:通过福柯参与的广播节目,重新理解他的思想

嘉宾 2026-11-13 10:31 北京

图片

2026年10月15日,是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从疯癫、监禁、医学到语言、知识与权力,福柯以独特而深刻的思想持续影响着哲学、社会学、文学、历史、艺术等诸多领域,也深刻改变了我们理解现代社会与自身处境的方式。时至今日,福柯的思想仍在不断被阅读、讨论与回应。

今年10月,《福柯:广播电台访谈1961-1983》的中文译本出版。本书由亨利-保罗·弗吕绍编订、董树宝翻译,完整收录了福柯于1961年至1983年间参与的广播节目,原书法文版超过900页,据出版方,中文版将分为四册推出。本次首先出版的是第一册,聚焦1961至1963年,重点围绕“疯癫”与“语言”等福柯早期思想展开。

10月15日,新京报书评周刊·文化客厅 NO.246联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贝贝特,邀请本书译者、福柯研究者董树宝,与国内著名福柯研究者汪民安展开对谈,谈论福柯早期思想的形成与转变,以及我们今天为什么仍然需要聆听福柯?

点击阅读本刊纪念福柯诞辰100周年专题:

米歇尔·福柯诞辰百年:抵抗规训的实践智慧

图片

嘉宾|董树宝、汪民安

整理|刘亚光

《福柯:广播电台访谈1961-1983 I》

作者: [法]米歇尔·福柯

译者:董树宝

编者: [法]亨利-保罗·弗吕绍 编订

版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贝贝特

2026年10月

对《疯癫史》的澄清

汪民安:福柯实际上很愿意跟媒体打交道,他特别愿意在电台里面发声、说话,因为法国有一个传统,他们有一个电台主要就是讲文化的,很多知识分子都愿意去那个电台讲,而且法国人尤其法国的知识分子包括学生喜欢听广播。所以福柯一直是跟媒体合作,福柯几乎每出一本书都会做宣传,这在我们今天看起来是比较寻常的事情,每个作者出书都会做发布。可以说全世界里法国是媒体最重视知识分子、最愿意讨论文化、哲学的一个国家。

董老师翻译的这本书,主要是对于他早期《疯癫史》的澄清。一些精神病学家对福柯一直有批评,说他完全是对精神病学的批判,疯癫真的不是一种生理上的疾病吗?我觉得福柯的辩护非常聪明,也可以说非常尖锐。对于他来说,疯癫重新传达出某种真理,像尼采、荷尔德林、阿尔托这些人,某种程度上他们最后都是发疯了,但是他们传达出来真理。疯癫和真理的关系,在文学和艺术作品中回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这也涉及到福柯对于整个疯癫史大体的判断,他说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认为疯子在大街上谵妄式的语言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天启,就像上帝的声音一样。那时候,人们对疯子的话语高度重视,而且在疯子的话语当中试图破译出一些神祗。所以在文艺复兴时期疯癫的人没有被关闭起来,某种意义上疯癫甚至意味着一个神圣真理的隐秘的启示。

真正对疯子态度发生变化是在十七世纪,就是福柯在这本书里讲的古典时期,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疯子和正常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以前是疯子就在大街上出没,和正常人混杂在一起,到这个时候疯子开始被关闭起来,出现所谓的大禁闭。疯子和理性的人有非常严格的区隔。理性的存在,要求必须把疯子给禁闭起来。无论在现实实践当中,还是在哲学上,理性和非理性是严格二元对立的。

到了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的时候,启蒙思想开始,人们开始重新对待疯癫。人们认为疯癫是一种疾病,不是道德涣散,不是好逸恶劳,不应该跟犯罪分子放在一起讨论。这个时期,疯子重新从大禁闭当中被解放出来,在一些偏僻的、空气良好的、不被人打扰的森林当中的疗养院里生活——这也就是后来现代化的精神病院的前身。

每个历史时期,对疯子的形象、对疯子知识的建构事关权力。也就是说,有关疯子的知识、有关疯子的形象是权力生产和创造出来的。《疯癫史》也最早体现福柯关于权力和知识这对关系的基本判断,没有中心和纯洁的科学的知识,只有被权力生长出来的知识,疯子知识的变迁史、疯子形象的变迁史,恰恰是福柯权力生长知识的实证史。我还要特别强调一点,《疯癫史》是福柯年轻时候写的,是他的博士论文,非常有才华,这本书里面充满着诗人表达的抒情气质,它实际上是非常特殊的一本书,把历史的实证材料和诗人的抒情表达高度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个书当时是一种全新写法。

汪民安。活动现场图。

董树宝:疯癫对于福柯思想非常重要。疯癫这个现象逐步成为医学专门研究的对象,就成为疾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像皮内尔开始创立他所谓的道德疗法,再到后来的精神分析,都是把疯子变成专有对象。福柯说通过医学、心理学、精神病理学,实现了对疯癫的团灭。他把疯癫现象作为医学的专有对象。这样的话,既然是医学,背后有一套大家熟知的理性话语,刚才汪老师谈到,理性对于疯癫完全的压制,之前疯癫和理性可以进行对话,但是现在变成理性的独白,疯癫变得沉默。

总体来看的话,进入二十世纪,文学领域像雷蒙·鲁塞尔、阿尔托,艺术领域像梵高等画家,又重启了疯癫与理性的对话,疯癫又回到十五世纪、十六世纪那种状态,刚才汪老师提到了这一点,这就是我们看到不同的阶段。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福柯经常谈到的,就是经济要素:为什么把疯子禁闭起来?学历史肯定知道,西欧经历了文艺复兴,中世纪所谓的城堡开始变成城市,城市开始发展起来,农民变成市民。伴随着商业的发展,十七世纪法国有一派重商主义,而重商主义商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参与生产者、劳动力、消费者。原来在禁闭所里的人有些留下来,其他的进入到社会领域,参与到社会生产,所以他们出来了,是因为经济的原因需要劳动力,才把他们给解放出来。

十七世纪重商主义的发展,慢慢地将这些收容总医院变成疯人院,这时候“Asile”这个词就得译成疯人院,不能译成收容所。再到后来,随着医学把疯癫和疯子变成研究对象时候又发生很大变化,这些疯人院就变成现代意义上的“精神病院”。所以这个词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的译法,每一处我都得推敲半天,从这一个词的变化我们能看到,对于西方尤其福柯所说的西方文化对于疯癫和疯人态度的变化。

我刚才表达的时候经常混用两个词,一会儿叫疯子,一会儿叫疯人,大家想想,这两个词好像不太一样。疯人,我们说这个人疯了,有某种病,但是疯子未必是,某个同学发疯的时候,你可能说就像疯子。这两个词我跟嵇琳也讨论怎么办,到底改不改,有时候我翻译成疯人,有时候翻译成疯子,我还特意查了汪老师的著作,也会用到疯子,但大部分用疯人。后来我特意做了一个注,原则上来讲偏理论论述尤其谈到疯癫理论的时候译成疯人比较合适,虽然它都是一个词。但是具体到一些非常明确的个体——像有一个疯子会进行创作,还特许为伯爵——这些具体现象的时候就译成疯子,往往带有贬义的日常色彩的时候尽量译成疯子。

董树宝。活动现场图。

“关心你自己”的谱系

董树宝:汪老师,刚才咱们谈到疯癫,您研究这么长时间的福柯,您觉得福柯最打动您的是哪些方面?今年我们也是纪念福柯百年诞辰,您作为资深研究者,您有什么样的想法。

汪民安:我还是接着你刚才的话,我们都提到关于精神分析的问题,福柯在《疯癫史》后面也提到弗洛伊德,这是跟我们今天有关系的,精神分析现在挺时髦的,很多人关注精神分析。实际上在法国,十多年前有一场关于弗洛伊德的大辩论,有些人认为精神分析是一场骗局,也有人认为精神分析是科学。

精神分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反复地诉说自己,把内心深处的那些秘密、你没法跟任何人讲的东西,都完全向精神分析师倾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说,广义上来讲这是一种福柯所谓的“自我技术”。什么叫自我技术?福柯认为,我们除了受到外在权力的制约或者控制、规训之外,我们自己也在管理自己,在今天我们要让自己变得更健康,或者让自己变得更完美,或者让自己变得更幸福,但我们觉得自己不健康、不幸福、不完美。我们要去看精神分析医生,反复地、事无巨细地把自己的一切倾倒出来告诉医生,然后听凭精神分析医生权威式的判断,在他那里寻求绝对的帮助,这是精神分析最基本的特点。

这是我们今天全新的发明吗?福柯说不是。这个东西来自于基督教。基督教时期,信徒要向牧师反复地告解,不停讲只有内心深处隐秘的欲望或者有一些无法向人诉说的秘密,他要把这些东西讲清楚,把自己清空,他才能指望上帝的光芒照进自己纯洁的心中。一个基督徒反复向牧师告解,就像今天的病人向精神分析师反复地诉说。

这就是福柯的谱系学,追溯精神分析前面的谱系是什么?可以说是基督教的告解术、忏悔术。基督教的忏悔术或者告解术又来源于什么?还可以再往前推,基督教当然受到古罗马思想的影响,尤其早期罗马斯多葛学派的影响。斯多葛学派跟基督教什么关系?斯多葛学派才开始真正关心内心生活,为什么他们关心内心生活?因为在那时候罗马帝国非常庞大,他们时时刻刻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宁感,他们总是觉得灾难即将来临,罗马人觉得灾难很难避免,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自己内心强大,把每一天都过成类似于世界末日,所以要反复训练自己内心强大。罗马人开始关心内在世界,他们会写日记,每天反省自己,会跟朋友不断地交流。

所以在罗马时期,欧洲人才开始对自己内在世界有强烈的关注,而且他们的目标是让自己内心世界像城堡一样能够抵御外来风雨飘摇般的打击。基督徒跟罗马人的差别在于,他们不是让自己内心变得更强大,而是把自己的内心掏空,要让上帝进到内心世界当中,要让上帝拯救自己,不是靠自己拯救自己,他们认为自己无法像罗马人那样自我训练变得强大。

两种自我技术,他们的方法不一样,目标不一样,但是核心是一样的——都是关心自己,而且是关心自己的灵魂。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精神分析从根本来说是关心自己的心灵。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往前推,把罗马人再往前推,推到希腊人。希腊人的自我技术是什么?希腊人根本不是关心自己的灵魂,而是关心自己的行为。希腊人要让自己变得无所不能,让自己有男子气概,战胜自己的欲望,把自己变为城邦的卓越的公民。罗马人要让自己强大,让自己内心有一个盔甲,但是希腊人是要让自己杰出、不朽,要让自己成为美的艺术作品。

如果从谱系学的角度来讲,希腊人重视自己的行为,要自我控制,在严酷的环境当中,放在战争当中训练自己。罗马人则是往内在的心灵回溯,他不做外在的争斗,而是让自己内在变得有真理一般的武器。基督徒开始把自己掏空,摒弃自我,试图获得上帝的拯救。这就是福柯讲的自我技术的历史。福柯那个根本的核心性的问题,就是今天的我们是怎么形成的?我们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不是我怎么思考、不是我怎么行动,而是我为什么这么行动、为什么这么言说?

活动现场图。

在今天重新挖掘福柯的“人之死”

董树宝:刚才汪老师非常清晰地把福柯的很多内容都融合在一起做了梳理。有一点我刚才没有进一步交流,这本书在导言当中编者说过,这本书是福柯著作非常好的导引,我们经常聊福柯的哪些著作好读,像是《规训与惩罚》,后期比较好读,前期比较难读,《古典时代疯癫史》也挺难读的。大家都觉得现在有很多福柯的导读,但都不是福柯写的,有些时候难免会出现偏离福柯思想的现象。但是现在这本书是福柯本人参与的思想导读。你可以一边读他的书,一边来理解福柯的思想,由此你会进入到他的专著阅读,这就类似于是福柯给自己写的导论,所以大家可以好好读这本书。

今天大家拿到的中译本只是我翻译工作的一个小小的开始,这本书法文本有900多页,我现在只完成四分之一左右,接下来还有三册,这个量非常大,为什么要按照这种方式?就是为了尽快把福柯思想呈现给中国读者。

接下来我特别想听一听汪老师谈谈,福柯思想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也是经常被我们用到的,就是“人之死”,这个观点我们在当下应该怎么理解?

汪民安:这个观点大家都听说过,这是他在《词与物》最后提出的耸人听闻的说法。人之死,像海边沙滩上的一个面孔,会被大海轻轻抹去。“人之死”不是非常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最后都要死,肯定不是这个意思。福柯到底在什么意义上讲这个?《词与物》副标题叫“人文科学考古学”,什么是人文科学?福柯说就是人的科学,福柯选了三个角度来讲,一个领域是人是什么,人的生物性,这是生物学的传统,还有一个领域是经济学,人首先在社会中总是一个经济动物。最后,人是一个说话的人,是一个语言主体,所以还有一个语言学的传统。

跟讲疯子的历史一样,人文科学也有一个历史变化。到了福柯这个时候,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奠定的人文学科都遭遇颠覆。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建立的那些学科基本把人当成一个主体——人道主义意义上的人,我们通常理解有主体,能在康德意义上自主思考。

福柯认为,尼采之后,作为主体的人被摧毁,那就变成结构主义,人根本不是一个主体,社会结构能够把你控制住,福柯是在这个意义上讲“人之死”。这个观点当时出来的时候遭到很多反击,但也很新潮。后面结构主义不流行了,大家就不怎么提这个概念了。但是我注意到,最近一二十年当中,后人类思潮出现,这些后人类主义思想家们又回到福柯那里,发掘“人之死”。不管是哈拉维也好,拉图尔也好,还是今天的新物质主义,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要把人绝对的中心性、人类中心主义这些东西抹平。拉图尔也好,哈拉维也好,他们觉得人和动物、人和植物,甚至人和物本身,都是具有相等的同样的能动性。今天的后人类主义会从福柯那里受到一些启发。

活动现场观众。

董树宝:刚才汪老师讲的非常精彩,大家可以非常清晰地感觉到福柯对于整个思想界的影响极其深远。接下来我们开放提问。

提问:哈贝马斯将巴塔耶和福柯称为青年保守主义,认为他们不过是尼采思想的再度复兴,非理性和疯子的重要性,只不过被过度夸大,福柯对一切公共性都保持警惕,福柯之后,我们应该走向怎样一种公共性?您刚刚说福柯质疑人的一切的自主性,他晚年却又提出回到康德,这又如何理解?

汪民安:首先,福柯的思想是不断变化的,他自己也说他的思想是断裂的,一个人一辈子思考同样的问题或者保持一致性的话,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思想枯竭的表现。所以你说后期的福柯跟前期的福柯有什么矛盾的话,这也是正常的。

不过,福柯也没有太大变化,福柯也没有说完全回到康德,他只不过在后期就康德的文章《什么是启蒙》写了回应,福柯写了同题名文章,文中他不是赞同康德,他只不过在康德的文章里面读出新的东西,可以说,他引申了康德。康德在《什么是启蒙》里面说,启蒙时代的人跟启蒙之前的人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启蒙之前的人只是听信权威来思考,但是启蒙时代的人可以自己独立地根据理性来思考。福柯在这里面读出来的是什么?是启蒙者的勇气:因为你要独立思考,就需要巨大的勇气。福柯后面还有一本书就叫《说真话的勇气》。所以,启蒙者对福柯来说,不是那个理性思考是最重要的,而是运用理性思考的勇气最重要,这是一种精神气质。

本文为活动整理内容。整理:刘亚光;编辑:刘亚光;校对:翟永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最近微信公众号又改版啦

大家记得将「新京报书评周刊」设置为星标

不错过每一篇精彩文章~🌟

点击阅读原文

即可参与新书对谈活动

阅读原文

跳转微信打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