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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是今年最佳,但不喜欢

原创 看理想编辑部 2026-11-16 13:04 北京

“嫁给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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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韩国导演李沧东的电影《可能的爱》在网飞上线。

这是他继《燃烧》后,历经八年才面世的电影,筹备之路相当坎坷。时至疫情后韩国电影市场的低迷期,尽管电影预算只有数百万美元,依然拉不到投资。银幕捍卫者李沧东,只好投入了网飞的怀抱。

今年9月,《可能的爱》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获得评审团大奖,让许多期待它拿到最高奖项的李沧东影迷唏嘘。这部李沧东迄今商业化程度最高的电影,也是他表意最直白明确的一部。

电影的豆瓣评分现在已经从最高的8.8降到8.6,很大程度上受观众对这位作者导演的预期影响。首次与流媒体合作,李沧东更新了什么?又牺牲了什么?

01.

不可贪恋:渴望成为别人是罪吗?

《可能的爱》可以是一部关于欲望的电影。开场题词“不可贪恋”,源于宗教律法“摩西十诫"中的第十条诫命,不可贪恋别人的一切所有。人是欲望的动物,哲学家拉康说欲望源于缺失,别人有的自己没有,是可能百爪挠心的。

波兰导演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剧集《十诫》中,两兄弟集邮的欲望恰恰诞生在父亲珍藏的邮票遭盗窃,且互相怀疑对方是罪魁祸首的情况下。此前,当他们还共同拥有父亲的邮票时,他们根本不屑一顾。

《可能的爱》的剧本开发,受到了《十诫》的影响。而这源于缺失的欲望,可以视为李沧东前作《燃烧》中“hunger”概念的延续。电影中欲望的流动,也是人与人关系的流动。

乍看之下,《可能的爱》有两对夫妻,四个主角。全度妍饰演的美玉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主角,她早早地就被撩拨起欲望,也早早地把自己的欲望展露无遗。也许从创作者的角度,美玉是最渴望从自身处境中逃离的人。

电影以葬礼开场,一上来就在侧写美玉所在的劳工家庭的沉重创伤。死者是美玉丈夫的工友,他们一同被公司解雇,又一起参与罢工,遭到了严酷的镇压。工友不堪羞愤自杀,留下了刚生下孩子的绝望遗孀。

美玉丈夫的身心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大男子”尊严接连受创,一喝酒就愤怒失调,但拒绝接受专业的心理疏导。巨大的精神压力摧毁了美玉对婚姻的耐心,对应的象征就是她变得削瘦的手指,还有手指上松动的婚戒。

于是电影顺理成章地迎来了美玉的第一个欲望时刻,她在葬礼上跟丈夫争吵,慌乱中出来透气,慌乱中掉落了婚戒,是温文尔雅的男人给她打开了车灯,帮她找到了婚戒。因为感激或者委屈,她溃不成声,这时候她听到了男人的妻子喊男人“尚宇”。

一种看似更先进更美满的婚姻图景,撩拨起了美玉的欲望。温文尔雅且善解人意的丈夫,互相称呼对方姓名的亲昵,像朋友一样平等的夫妻之爱。

美玉一开始的欲望就是形而上的,细究起来,这是因为她的生活半径出现了原本接触不到的富人,拓展了她对富人更多层面的认知。她原本就知道富人的物质生活大丰富,不然也不会偷偷拍下尚宇妻子的名牌包查价格。而富人夫妻的相处之道,是她意料之外的夺魂摄魄的信息增量。

哲学家勒内·基拉尔认为,欲望越形而上就越强烈,因为形而上意味着无可替代。相信美玉在接到尚宇妻子,也就是纪录片导演艺智的采访邀约时,是带着一股脑的激情和天真的好奇的。在艺智的摄影机之外,有很多美玉对富人生活的窥探。

美玉知道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但她愿意投入一场欲望追逐游戏,允许自己偶尔发发梦。在追逐的过程中,她的欲望因为艺智和尚宇的关系不断发生变化。欲望是一个三角形,如果你在贪恋的,永远是别人的东西。

我们看到,美玉越靠近艺智,越渴望尚宇。但是越靠近尚宇,越渴望尚宇拥有的自由。长长的滑动链条的终点,依然是一种形而上的欲望。这点在前期两对夫妻的饭局上已经有所铺垫,美玉猝不及防地表白史蒂夫·乔布斯,说他看起来很自由,还夸尚宇和乔布斯长得像。

在尚宇的度假别墅,美玉最靠近尚宇拥有的自由,在私人海滩裸泳。可她随即发现,尚宇的自由是身体褪去所有武装依然感到安全的自由,她一丝不挂的身体只是尚宇的一盘菜。这种自由不是她有样学样或者跟尚宇发展点什么关系,就可以获得的,终究她不是尚宇。

梦醒时分,美玉也许会为自己借来的欲望而屈辱,同时也为自己撩拨起尚宇的欲望,而涌起小小的报复快感。既然你连自由的幻觉都不愿意给我,那我也可以不让你如愿。

需要分辨的是,尚宇的欲望是自发的形而下的欲望,不缺满足的渠道,妻子艺智就是其中之一。而从欲望流动的角度,这对夫妻的关系远远不平等。艺智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是尚宇拥有的文化资本,也是一种形而上的欲望。

文化资本并非纯粹的金钱优势,而是披着文化修养外衣的阶层壁垒。艺智出身中产,阶层落差巨大的婚姻给她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精神空洞,所以她拼命地想要用个人的艺术成就来填补。丈夫拿着祖上荫庇跨界走动的悠哉与从容,她这辈子都难以企及。

艺智追逐欲望的姿态注定拧巴,一边坚决不花丈夫的钱,自己申请创作基金,一边需要丈夫的站台与认可,提升她在工作伙伴和采访对象面前的权威。为了竭尽全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她可以放低身段攀附所有她有所求的人,不管他们的地位是高是低,但是她的内里也混杂着傲慢与羞耻。

美玉和艺智都想成为尚宇,但在尚宇眼里,她们只是两具可以互相替代的身体。尚宇不用渴望成为其他人,没有体验过缺失也无需与之对抗,一辈子唯一可以实践的叛逆,大概就是选择一段不让父母满意的婚姻,在没有实质后果的前提下增加一点人生的意趣。

美玉的丈夫浩锡,不在三人纠缠的欲望三角里。他只想成为没有被公司裁掉的“活人” ,对自己有着深深的蔑视乃至仇恨。只有在他察觉到妻子的激情离他越来越远的时候,他才会狠狠暼尚宇一眼。李沧东的电影里,有许多他这样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无能为力之人。

哲学家勒内·基拉尔把贪恋引为人的普遍境况,他说:“基督教将人的存在引向逃避,或逃向上帝,或逃向他者。”但是创作者挥动了上帝之手,让美玉和浩锡对自己的贪恋进行觉知,挽救了他们的婚姻危局。即便人生而软弱,也只能看着自己的月亮活下去。

02.

不可联结:当阶级符号大于一切

《可能的爱》四个主角的欲望基本由阶级差异驱动,角色塑造也围绕阶级属性来进行。由此,角色的反应与动机被限定在阶级这唯一的解释框架,共通的人性从一开始就被拒斥在外,提前宣判了人与人联结的不可能。

电影中最有代表性的场景,是美玉与艺智聊起关于月亮的记忆。美玉的月亮照进了她与丈夫浩锡曾经不明朗的恋情,帮她重新鼓起对恋人的信心。艺智的月亮照亮了她惴惴不安的回家路,给了她在异国他乡生活下去的勇气。

艺智认为这些情感记忆与阶级无关,美玉却用反问表态,她们的月亮不是一个月亮。美玉与艺智许多情感流动的时刻都会突然中断,美玉事先设好了厚厚的防备,除了窥探富人生活,她对艺智本人没有更多的兴趣。

反过来,不管艺智对劳工群体有多少真心实意的关怀,她所有理解的尝试都被定性为“方法派表演”,只想把别人的故事当自己的素材。她的摄影机在电影中也化身为阶级权力的符号,每一次对摄影机的操弄,都是一次阶级剥削。

艺智当然也有一些失当的行为,比如她在没有取得美玉同意的情况下,偷偷拍下了美玉对丈夫精神崩溃的反应。但是因为失当否定一个人的全部是不公平的,同样值得怀疑的是,为什么承载权力符号的是中产出身的艺智,而不是掌控资本运作的尚宇。

电影从侧面交代,裁掉浩锡的SP重工公司由尚宇参与收购。从占有生产资料的角度,尚宇才是和全片所有人对立的“资产阶级”,结构性压迫中的权力上位者。但他逃脱了所有的道德指摘,体面地独善其身,看起来那么像一个好人。

权力上位者享受当好人的感觉,却处处透出天真的残忍。他说园丁是他从小到大的玩伴,却用一把哨子把园丁当狗一样玩耍。他包容喝醉的浩锡在他的别墅乱尿,是因为根本不在乎。一头大象跟一只蝼蚁,没什么好计较的。

某种程度上,艺智承担了银幕内外的人对社会种种不公的怒火,倒也契合银幕内外中产阶层的尴尬处境。中产是最适合被批判的群体,他们在大众视野中比真正的权力上位者可见,批判起来有的放矢且安全。而与大众文化所谓的“底层群体”相比,批判中产不会有道德包袱。

对创作者来说,中产是非常趁手的工具。他们身上有大众视野可见最浓重的时代病,也方便做了宣泄社会焦虑的出口。影视作品的中产有两大典型符号,“卷”和“装”,都是担心阶层滑落的表现。他们比上不够松弛大气,比下太过精致利己,似乎永远够不上田园诗般的真善美。

《可能的爱》中有关哨子的拉扯很耐人寻味,它是尚宇的所属,却由艺智出面斤斤计较。美玉和浩锡感觉受到了侮辱,但哨子由他们的小孩拿走又是那么政治正确,相当于帮了他们的阶级同盟园丁一把。

电影可惜的一点是,艺智与美玉不是没有联结的可能,可她们之间总是横亘着尚宇的存在。实际上,她们是相似的欲望攀附者,彼此之间的差异没有想象中大。在美玉看来,艺智的名牌包和事业都没有正当性,都是嫁人得来的。

在拍摄现场,美玉前脚遭受尚宇的冷遇,后脚就不客气地指出艺智的衣服太昂贵,在劳工群体面前穿不合适。美玉对艺智有一种微妙的嫉妒,艺智也会因为被美玉戳穿而羞耻,这恰恰是因为她们接近。

电影之外,近几年现实世界的情况则是,劳工群体的非虚构作品和诗集形成出版热潮,中产是主要的受众之一。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知识水平不低的人投身基层工作,另一方面是经济下行越来越多的人与较低阶层群体共情,劳工群体与中产阶层的界定将会越来越模糊。

联结并不是否认差异的存在,而是在看到差异的基础上寻求理解与支持。在《可能的爱》中,我们看到了劳工群体内部撕裂的创伤。被暴力机器镇压的罢工者们四散逃跑,离开公司和留在公司的劳工划分阵营,阶层内部的联结已经如此脆弱。美玉拍照片记录日常,没有可以分享的人。

差异是普遍存在的。我们必须承认,艺智有自己的认知局限,她不愿意展现美玉工作的单调重复,也不懂工会的运转逻辑,但我们不能全盘否定她为跨越差异付出的努力。

一条《可能的爱》的豆瓣短评说,美玉与浩锡作为蓝领有那么好的居住条件,没有办法跟他们共情。因为表面上的差异轻易放弃联结的可能,是让人绝望的。就像电影的结尾,美玉向艺智分享刚拍下的月亮,没能成功发送。冷峻到不留一丝缝隙,所有人满盘皆输的棋局。

03.

不可掠夺:李沧东的怀疑与后退

从李沧东的作品谱系来看,《可能的爱》确实是最游离的一部。它虽然延续了《薄荷糖》的威权创伤和《燃烧》的阶级旧题,本质上却是设计精密的伦理实验,充满了警示意味,终究难以动人。

这部电影由两个相互矛盾的因素决定,一个是拍摄伦理,一个是网飞投资。

《可能的爱》中浩锡所在的SP重工原型是韩国双龙汽车,电影所描绘的大规模裁员、罢工、镇压以及重组收购,都在现实中发生过。李沧东在2010年就完成了对双龙劳工夫妻的深度访谈,但一度无法继续推进。

原因就是他多次在采访中谈到的,对于创作者是否有资格讲述他人的苦难产生了怀疑。联合编剧吴政美提议在电影中加入纪录片导演夫妻的角色,这才促使电影于2025年重启。

《可能的爱》由此成为了一部关于纪录片拍摄的虚构电影,然而拍摄伦理是非常复杂的议题,在这部李沧东迄今最商业化的电影中,他只好把摄影机简化为一种权力符号,展现其对被拍摄者生活的入侵与掠夺。

出于对摄影机进行伦理反思的需要,电影的影像形式极其繁复,光是摄影机就嵌套了很多层。除了艺智频繁操弄的摄影机,还有李沧东自己隐形的摄影机。他显然需要对自己透过摄像机的凝视保持审慎,所以在电影中加入了小孩崔铁具有超越性的凝视。

这是《十诫》编剧克日什托夫·皮耶希维奇的提议,李沧东也采纳了。崔铁在电影中频频皱鼻子,相当于打开摄影机的录制开关,而崔铁的凝视是全知的上帝视角。

也就是说,艺智每时每刻都受到了多方视线的审判,再一起传送到观众的眼睛里。我们看到她好像一只夺魂摄魄的贪婪鬼,摄影机不能停,对别人的生活刨根问底,每时每刻都不怀好意。

这就产生了悖论,如果摄影机一定会剥削被拍摄者,那为什么还要拍摄纪录片?电影的背景设定,其实说明了纪录片存在的意义。工人罢工失败,不得不退回日常生活舔舐创伤,这时候纪录片就是一种补充性的政治行动。

拍摄者的敏锐洞察和内容素养,可以挖掘整个事件中值得被关注的问题,引发大众对劳工群体的共情,还有希望推动现状的改善。在这个过程中,工人的倾诉欲和被关注、被理解的需求,也可以得到纾解。

艺智的工作能力没有问题,完全有可能达到这样的效果。需要警惕的伦理问题,不是摄影机本身是否应该在场,而是如何在具体的影像上对现实进行再现。是否对苦难进行剥削,也应该结合影像是否服务于纪录片的主题表达来判断。

不过,比起如何进行现实再现,李沧东显然更怀疑摄影机的存在。电影中劳工群体的集体心理治疗桥段,有一种脱离电影内部程式的自然鲜活。每个人从自身情感体验出发的分享,让劳工叙事更广阔更动人。

有人吐槽媒体随便造词,让自己的身份在“劳工贵族”和“共产主义者”之间横跳。有人为了维护尊严强颜欢笑,结果发现生气的时候笑会消化不良。也有人怀念罢工时像派对一样的例外生活,夫妻之间像战友一样平等友爱。

但是镜头一转,依然是艺智在操弄她的摄影机。摄影机的权力符号在整部电影中的存在感过于强烈,时刻把叙事重心拉回对摄影机的审判,似乎认定了艺智就是搅局者,扫兴人。在拍摄伦理层面,这实属滑坡谬误。

更不用说这个摄影机的操弄者身上又嵌套了一层阶级叙事,滑坡之滑坡。中产纪录片导演,已经成为一种类型化角色,没有免于当靶子被批判的风险。浮于表面的伦理反思,触发阶层焦虑,形成了资本闭环。

韩炳哲就说,“在消费型资本主义中,意义和情绪可以被出售和消费。对于消费型经济而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不是使用价值,而是情绪和宗教祭祀的价值。”

这似乎产生了另一个悖论,按照李沧东的标准,他是否以反思之名再度剥削了自己的角色以及他人的苦难?《可能的爱》鲜少得见他以往对终极问题的追问,与观众建立的理性对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一步后退。

电影中藏了一条隐晦的暗线,从美玉与浩锡家附近的美军基地,到尚宇代表的美国资本收购SP重工,整部电影都在提示它的来处和被殖民感。李沧东与美国资本的关系素来纠缠,曾经参与“光头运动”死守韩国本土银幕配额,做了文化部长又不得不为韩美自贸协定妥协。

在为这部新电影进行宣传时,李沧东表示,他在学着与美国资本共生,毕竟他与艺智一样都“嫁给了资本”。如果他真的把自己投注在艺智这个角色身上,是否折射出了他的自我厌恶?一部网飞投资的电影,在处处暗示,都是美国资本的错。

参考资料:

1.《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丨勒内·基拉尔

2.Cinema of Wayward Souls丨The New Yorker

3.Lee Chang-dong on Possible Love, Filmmaking Ethics, and Characters as Mirrors丨The Film Stage

4.Fictional depictions of nonfiction filmmakers present us as predatory narcissists who unwittingly become monstrous stand-ins for documentary practice丨ida

5.“底层”的政治、伦理与美学丨吕新雨

6.从送快递到开出租,基层非虚构形成出版热潮?丨界面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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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和稳定,我们能同时拥有吗?

原创 看理想节目 2026-11-16 13:04 北京

杨照·公民课第十季《正义论》

《饥饿站台》

今天的世界,变得越来越撕裂的原因之一,就是现代和传统的价值冲突。它常常表现为一方要平等,另一方要自由。当我们身处这种撕裂之中,很多时候往往只能被迫选择一个,放弃另一个。这不是今天这个时代特有的问题,可以说,整个20世纪的人类思想史都无法绕过它。

杨照主讲的系列音频节目「10堂公民课」第十季已在看理想App上线。

这一次,我们将深入20世纪政治哲学的里程碑——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杨照将结合在哈佛跟随罗尔斯读书的亲身经历,将社会契约、正义原则与公共理性的推论,带回教育、分配、家庭、日常相处与公共生活。

尝试和各位一同回答,一个社会应当如何同时保障自由与平等,让处境不同的人都有理由认同共同的规则?

讲述|杨照

来源|看理想节目《正义论:自由与平等的共存》

01.

认识罗尔斯与他所处的时代

像《正义论》,这是时代最接近我们的。它的独特性质,我必须告诉大家,因为从孟德斯鸠一直到汉娜·阿伦特,对我来说,这些人是历史人物。

但是罗尔斯不一样,我认识作者,他跟我有时代上的重叠,他曾经是我的老师,又比较具体地带着那个时代的性质。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那个时代,活在世界上,大家感觉很重要的一件事:必须要知道我么是谁,我们要知道自己周遭的环境,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处的世界,还有,要去思考我们的未来怎么办。要如何达到这样的目的?在那样的一个世界里,就是大家努力地去吸收知识,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生命的态度。

于是在要解读《正义论》之前,我很希望,我很愿意跟大家稍微比较详细地描述一下,当时的那个时代,以及环绕着这个作者那特别的情境。

我进入到美国哈佛大学去念书的时候,罗尔斯已经是非常有名的大教授。不过,这是一个有名的大教授,我却不敢说他是很受欢迎的大教授,因为这两者很不一样。而且去上罗尔斯的课,首先就体会到这两者之间的差别。

因为在哈佛大学,一直到现在吧,全校最大的一个教室,当然也就是保留给最受欢迎的课,那是叫作桑德斯剧院,它是一个剧院。这个剧院大概有1000个座位左右,所以一般是如果在哈佛大学修课的学生超过800人,那就会用到桑德斯剧院这个教室来上课。

很有意思的是,罗尔斯的课,他刚开始的时候,就列在桑德斯剧院作为他的上课教室。第一堂课,将近1000个位子会坐得满满的。

然而罗尔斯这个大教授,他开始上课,上来第一句话一定是告诉大家:“请大家注意,我们今天在桑德斯剧院上课,但下个礼拜不会在这里,我们下个礼拜就换到哲学系所在的爱默生楼另外的一个教室。”当然,那是哲学系系馆最大的一间教室。

这是干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在哲学系系馆,最大的一间教室,事实上也只有150个座位。这位教授就让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低调而且自知的人。

他知道有多少人第一堂课是冲着他的名声,冲着这堂课的名声而来的。他又知道,上完第一堂课之后,绝大部分的人不会来上第二堂课。

所以第一堂课需要动用到桑德斯剧院,到第二堂课只需要150个座位就可以对付了。因为来了将近1000个人,听了第一堂课之后,真正选课的可能有三四百位,而他会认为这些三四百位选课的学生出席率也不会高到哪里去,所以那150个座位、那样的一间教室就可以对付了。

而且他的预期,他的猜测,大致都是准确的。为什么呢?因为听罗尔斯上课,说老实话挺无聊的。他完全照着讲稿,非常仔细,基本上不会离开讲稿去讲题外的东西。他在推论上是非常谨慎的一个人,又不随便讲闲话,也没有任何表演的天分。

所以很诚实地告诉大家,我第一天在桑德斯剧院,我没有去,我干嘛去跟大学生挤着1000个人的位置?我是第二个礼拜、第三个礼拜,到爱默生楼去上课。

而到了那里,即使如此,罗尔斯每次都会说:“哎,看看人数,如果人数继续这样减少,我们下次再换另外一间教室。”当然,那就是更小的教室。

他真的不在意学生有没有来上课,多少人来上课,因为他也不需要在意。他的书写得太好了,尤其是《正义论》这本书。老实话,如果学生愿意认真地读他的书,恐怕就比上他的课会更有收获。

02.

跟罗尔斯读书的缘分

我的印象当中,我是到了哈佛的第二年,也就是1988年,我去上他的课。在爱默生楼上完了第一堂课,一个小时。

说真的,我就下定决心,我不要来了,因为我无法抗拒那份无聊。因为虽然我到美国已经第二年,但是用英语听课,尤其是听这种哲学课,对我来说那个时候还是很辛苦,会一直想睡着,所以我就没有继续再上。

但是一边我在读哲学,尤其是读道德推论(moral reasoning),因为我的指导教授杜维明老师,他的主要领域是中国的儒学。那个时候他开了一门很热门的课程,叫作儒家道德推论。

我记得是到了第四年,我帮杜老师做这门课的助教,在跟杜老师聊天的时候,我会一直提到罗尔斯。我说,罗尔斯他在书里怎么说?然后在讨论的过程当中,说真的,一再地提罗尔斯,一再地提《正义论》,一再地提这种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推论,让抱持着坚实的儒家立场的杜老师非常地不愉快。

因为杜老师他所讲的儒家道德推论,最重要他就是要凸显,让美国的学生能够理解,这和美国人视为理所当然的自由主义有很大的差距。

我虽然是他的学生,但是我最大的本事、最大的特色就是会经常惹恼老师。杜老师也被惹恼了,但我还是要再三地感佩,杜老师心胸宽大。

我跟他聊,讲到罗尔斯的课,他会耐下性子跟我说,他对于罗尔斯的看法。但我完全不同意,我告诉他,我去上过罗尔斯教授的课,但是我没有继续上下去。

杜老师就说:“哎呀,完全可以理解啊。”但他直接告诉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去找罗尔斯教授上独立研究(independent study)?”

我说:“我可以吗?我不是哲学系的。”杜老师说:“没问题,你就告诉他,你是我的学生。”杜老师真的非常宽大。我一生当中遇到了这些宽大的老师,要不然我的一生就不会这样走,我相信我会遇到更多的麻烦。

那宽大的杜老师就告诉我说,你去找罗尔斯教授,你跟他的秘书说,你是我的学生,你想要约他,要问他。

而罗尔斯教授也很慷慨。我去联系了之后,他给了我15分钟的时间。我跑到他的研究室,直接跟他说,哎呀,我很希望可以跟你上独立研究——那是一对一的课,两个礼拜上一次。那个时候做研究生已经到了第四年,我很了解 独立研究怎么上,包括我自己也曾经带过大学生上这样的课。

所以我先准备了一份书单,因为老师会问,你要跟我读什么书?我就交了一份书单给他。交给他的书单主要是两本,一本就是前面我在《十堂公民课》当中也跟大家介绍过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另外一本就是《正义论》,这是罗尔斯教授他自己所写的书。

最主要我是想要跟他读他的书,但他会说,你去读书好了。所以我学习的主题就会必须要拟定,是卢梭和罗尔斯,包括两个人之间的对照。而后面的节目我就会解释,为什么当时的想法是把卢梭和罗尔斯放在一起。

我列了这样的一份书单,书单底下另外有一些分量比较轻的,我认为应该要读或想要读的书跟论文。罗尔斯教授他看了那份书单,很有意思,到现在我都记得,他挑了很后面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也是他写的,标题叫作“《正义论》:答莱昂斯与泰特尔曼”。

他问我说:“为什么会有这篇文章?你看过这篇文章吗?”如果我印象没错的话,那是在《哲学评论》这个非常专业的哲学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所以他有点惊讶,我怎么会看到这篇文章,挑到这篇文章?

我跟他说,是啊,我是在翻阅《哲学杂志》的时候,看到提到了这篇文章。我觉得这篇文章对我理解《正义论》会有帮助,但其中有很多论点,我很希望可以进一步地跟作者讨论。

03.

先读那些反对者的书

到现在我还是这样认为,幸好我书单上有那篇文章,所以罗尔斯教授愿意收我做学生。他改了我的书单。他就讲到了为什么那篇文章它的标题是 Reply(答复),那是因为有两位哲学教授,一位是戴维·莱昂斯,另外一位是迈克尔·泰特尔曼。

这两位质疑他的《正义论》,那是在1972年,那时候《正义论》发表的第二年,所以他针对这样的质疑批评写了一篇答辩文章。

我说,我觉得他在答辩的过程当中,讲到了很多和他自己光是单纯论理很不一样、甚至更有说服力的内容。

这件事让罗尔斯教授很高兴。不过他就告诉我,如果你是对于思辨、别人如何质疑,以及我如何回应别人的质疑是有兴趣的话,那我愿意让你跟我读书,但我们不要读这些了。你先去找一本书,那本书书名叫作《自由主义及正义的局限》。

说老实话,那时候我完全不知道这一位作者,也不知道这本书。这是1982年当时出版的,作者非常地年轻,刚进到哈佛政治系没有多久的年轻教授。这个教授,他的名字叫作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

但今天当我们讲到桑德尔的时候,我相信对于很多好学深思、喜欢读书的人,对于政治哲学有兴趣的人,他的名头比罗尔斯要来得更响亮了。因为他出版了很多国际畅销书,包括好几本都有中文翻译,其中有一本书名就叫作《正义》(Justice)。

桑德尔也曾经多次到中国访问。桑德尔来到台湾的时候,我曾经遇到他,我就将这段故事讲给他听。他不知道有过这样的事,但他当然很感动。因为我跟罗尔斯上独立研究的时候,他给我的第一份作业,就是要求我去读桑德尔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书,那是从他的博士论文扩充改写的,基本上就是为了要反对、反驳罗尔斯的。

罗尔斯让我读的第一本是反对他的论点的书。假设我已经读过了《正义论》,但重点,他要先让我看别人如何反对他。所以第一个学期,我跟他读了很多东西,基本上没有任何一篇是他自己的文章,都是质疑他的文章。用这种方式,我跟他进行了多次的讨论,也都是从反对他的角度来读《正义论》里面所提出来的一些看法。

我这样的亲身经历,可以给大家一点参考。如果想要了解《正义论》,想要读罗尔斯的书,很重要的一个基本准备:罗尔斯他是一个极度讲究推论的人。我们要如何把一件事想得清楚,然后可以公平地去看待别人不一样的意见、别人的批评,对这件事情,他十足地在意。

我跟他读书的过程当中,读过这么多批评他的文章,说老实话,很多批评完全是来自于对他的误解,我都能够轻松地答辩。更不要讲说,罗尔斯有这么多杰出的徒子徒孙,也有这么多杰出的对于他的理论的支持者。

有很多人攻击他、批评他的意见,也都有别人帮他答辩过。甚至有很多,以我当时的那样的程度,以及我那种年轻气盛的傲慢,我都觉得他可以不用理会。但他却非常在意,理会、并且去回复所有这些质疑他的人。

04.

罗尔斯的态度:严肃面对每一个可能的漏洞

到了第二个学期,我继续跟他做独立研究,主题改变了。第二个学期,我跟他读的书是《政治自由主义》,那是他后来在1993年出版的那本书的原稿。而原稿和后来出版,经过了很大的修订,这是他非常认真努力在思考并且在撰写的一本书。

我跟他第二学期主要学习的是,到底从《正义论》到《政治自由主义》,前后相隔20年,这两本书中间的差异。我把当年跟他读的、印的那些材料找出来,又有一件事让我印象很深刻。

那就是从1971年的《正义论》,到1993年的《政治自由主义》,这两本书当中有一个关键的差异。

《正义论》是在探索一群自由而平等的人如何组构出正义的社会,所以自由是重要的前提,但引来了强烈的批判——因为他把个人主义这样的一种纯粹理性,从理性的角度,而没有更高的信仰、没有超越信仰,作为这种社会成员或者是政治组织成员的前提。

依照《正义论》,人组构了这样的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当中只有没有上帝信仰、没有超越信仰的人,才能够在这个社会里觉得很自在。因为《正义论》里是以个人主义、没有超越的更高的权威,变成思考社会的前提,如此不就排除了很多人,取消了很多人的自由吗?

所以罗尔斯非常认真地看待这件事情,因而从头建构了另外一个关于“政治自由主义”不同前提的一套伦理。这就是罗尔斯的态度,对于思考当中可能出现的任何的漏洞,他都严肃以对。

因为这样,所以他才能够成就对于“正义”相对是完整而且有系统的思考。更进一步,他也才能够刺激出,即使是像桑德尔这种反对他的哲学立场的人,最终也是受到他的启发,所以才对于正义的问题可以提出不一样的方向,但同等认真而严肃的思考。

这是罗尔斯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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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遇到这本豆瓣9.1,淡人年度之书

原创 看理想编辑部 2026-11-13 13:07 北京

河流的命门,在于希望

作家 罗伯特·麦克法伦

“你的水是谁?”这是毛利人初次见面时会打招呼的话——Ko wai koe.

在毛利人的文化语境中,认识一个人,意味着要了解他从哪里来,与哪片土地、哪条河流相连。而在当代都市生活中,我们习惯把水看作一种资源、一种日用品,很少追问它来自哪里,又将化为污水还是雨滴。

对于罗伯特·麦克法伦来说,和水亲近,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位长居剑桥的作家,以行走和书写山野而为人熟知,其《念念远山》《荒野之境》《深时之旅》等书成了许多读者走近自然文学的起点。

在无法远行的时候,他常去探访家附近的九泉林。或步行,或骑车,或跑步,有时一周要去三四趟。他喜欢用手捧起泉水喝,感受那如石头般丝滑清凉的触感。

这样的探访持续了十年。直到2022年夏天——英国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夏天——麦克法伦如常在林中散步,却发现曾经流淌的水道干枯了,已经被厚厚的落叶覆盖。

“这水死了吗?”他的儿子问。这个问题启发了麦克法伦。他开始追问:我们常常赞美流动的活水,避开那些停滞、发臭的死水,活与死之间是否隐藏着一个可能——河流本身是有生命的?

带着这个问题,麦克法伦在新书《活水》中踏上了三段旅程。他走进厄瓜多尔的云雾森林,探访印度被工业污染的死水,又在魁北克沿着一条受到水坝威胁的河流漂流。一路上,他遇见了与河流共同生活的人,也看见了河流如何牵连着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与人们的日常生活。

在这趟旅程中,他逐渐意识到,水与我们之间,从来没有一道清晰的边界。水流经山川,也流经我们的身体。

麦克法伦在《活水》中写道:“水在我们体内和周身流动。奔跑时,我们是河流。静坐时,我们是池塘。”我们以为自己站在河岸上观看水流,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置身于水之外。

于是,问题又回到了最初:你的水是谁?它可能是家乡的那条“母亲河”,是记忆中小时候常去玩耍的溪流,也可能是每天经过、却从未认真注视过的城市水道。我们和水的关系,其实远比我们想的更亲密。

借着《活水》中文版的上市,我们邀请了十位来自不同领域的读者,向罗伯特·麦克法伦提出问题。

从个人记忆到河流的命运,从身体经验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们的问题各不相同,却都指向同一个主题:水与我们究竟是什么关系?

01.

生命

朱人奉(新周刊首席主笔):你在书中写到,当你告诉小儿子威尔,你正在写一本关于“河流是否活着”的书时,他理所当然地回答:“那这本书一定很短,爸爸,因为答案显然是‘是’!”为什么在孩子看来,这个问题是毫无疑问的?这跟你对孩子的教育有关吗?你是如何教他们认识“生命”的?在很多人成长的过程中,对“生命”的认识是怎样一步步变得单一化、狭窄化的?

麦克法伦:是的,对我当时大约九岁的儿子威尔来说,河流是活着的,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在为了写作《活水》而奔波旅行的五年时间里,我也问过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背景的许多年幼孩子同一个问题,所有的孩子都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尽管他们给出的理由往往各不相同)。

为什么会这样?就威尔而言,可以说是因为他将“生命”理解为一种“过程”,而非某种“实体”。他尚未经受现代科学分类法的洗礼——在科学分类中,生命只被赋予某些特定物体,而非其他物体。相反,在他眼中,生命是以“关系”的形式存在,而不是一种被占有的“所有物”。

河流是活着的,因为它赋予生命、带来生命;也因为当威尔身处一条健康、充满生机的河流旁或河流中时,他自己能感受到更充沛的生命力。我认为这是一种极为深刻的感知——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存在论。

《生命之树》

这本书正是对这种感知的一次探索。它追问:当我们承认河流拥有生命、死亡乃至权利时,会发生什么?它追问:我们是如何忘记了自身的命运正与河流的命运同向流淌的?它追问:我们是如何把河流降格为可利用的“资源”,却遗忘了它们本身就是一种“生命之力”的?

任宁(自然文学写作者):我写鸟的时候一直提醒自己:鸟不是为了治愈我们而存在的,自然没有义务回应我们的期待。所以读《活水》时,我心里想,如果我们总要先感到河流“活着”、会“感受”、会“生病”和“死去”,拥有某种类似人的主体性,社会才愿意给予它尊重,那么这种尊重是不是仍然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之上?有没有什么东西,你不会说它是活的,但却会依然加以守护?

麦克法伦:任宁,我真希望有一天能读到你的书《希望是那长着羽毛的小东西》。你或许注意到了,我在自己那本书的开篇不久,就稍稍改写了艾米莉·狄金森那句著名的诗。我写道:“河流的命门在于希望。”

最近,我还和艺术家杰基·莫里斯合作完成了一部规模宏大的作品,重新构想了传统的野外指南或鸟类图鉴,书名是《鸟之书:一部关于奇迹与失落的野外指南》。我想,这本书明年就会在中国出版。

还是回到你这个极好的问题上来。它让我间接想起一位朋友读完《活水》后对我说过的话:“如果我们必须通过赋予河流权利来保护它们,那么在道德层面的论证其实早已失败了。”我觉得,他这句话与你的问题之间存在某种呼应。

但我想换一种方式回答你的问题:我在河流身上所认识到的那种“生命性”,绝非人类所指的生命性。我并没有把人类的属性投射到河流身上。这也是为什么我在《活水》里从未试图“以”(as)河流的身份说话,或直接替河流发声。

在整本书里,我最接近于感知或理解河流生命性的时刻,是最后那个场景:我身处魁北克那条巨大而狂野的河流,在名为“峡谷”的地方。但我在那里感受到的生命性,是陌异的,是异于我们的,是浩瀚且不可理解的。它更像某种神,而不是人。

话虽如此,我也想为拟人化说几句话。在我看来,好的拟人化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当我们在某种生物身上辨认出属于人类的特质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在辨认人身上属于生物的特质。河流或许也是如此:当我们辨认出河流身上的人性时,也是在辨认人身上的河流性。这种身份之间的混杂与相互流动,令我着迷。

位于魁北克的马格佩河

02.

生存文学

肖一之(英国文学研究者):从《念念远山》开始,您的写作一次次地展示了自然对人的吸引力以及人类可以从自然中获得的慰藉。但对您对自然的歌咏之下也有另一股暗流,并且在您最新的作品如《深时之旅》和《活水》中变得越发明显,那就是我们越来越无法忽视人类活动对自然造成的影响。

在《深时之旅》中您将这种使用人类语言描述巨大环境灾难的挑战描写为“一头人类级的牛站在我全新世的舌头上”。能不能请您再具体阐释一下在当下描写自然的语言挑战主要有哪些?

麦克法伦:可以说,在我的作品中,这股暗流如今已经变成了主流。现在所有作家都是“自然写作者”。我的意思是,所有文学作品都诞生于气候危机与自然危机交织而成的阴影之中。这些危机正在展开,将我们每一个人都笼罩其中,无论我们自以为与它们隔着多么厚的缓冲层。

我们会用“人类世”这个单一名称来指称一系列彼此交织的多重危机,但如何将它完整表达出来,本身就是一项挑战。它的结构是分散的,横跨不同的尺度与时间维度。借用蒂莫西·莫顿的著名术语,我们很难用语言说出一个“超物体”。面对如此巨大的事物,一种灾难性的崇高感往往会让舌头失去功能,使我们结结巴巴,让语言凝滞成一种黏稠的表达,充满反复与迟疑。

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危机无处不在这一事实,应当被有勇气的作家视为一种挑战:我们如何找到、讲述并写下理查德·鲍尔斯所说的“第三层级故事”,或者亚历克西斯·赖特所说的“生存文学”?我所说的生存文学,是指能够帮助我们完成一项紧迫任务的文学——重新想象人类与更广阔的生命之网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重塑这种关系。它可以是小说、非虚构、诗歌、戏剧、电影,或者其他任何形式。

《活水》正是一次对“生存文学”的尝试。

周玮(文学译者):我非常感激能读到这本书,它深深打动了我。我读到“每个人都生活在某个流域之中”这句话时,停了下来,一时竟不知如何回应。您的书及时而有力地邀请读者重新与河流建立联系。河流对我们的生命与生计至关重要,却不知何故遭到忽视、虐待,变得“不可见”。

我从书中读到的一个重要信息是:要修复一片受到伤害的景观,我们需要新的想象力。请问你是如何在这本书中找到讲述故事的新方式的?

麦克法伦:谢谢你这么慷慨的评价。我想再次引用历史学家巴瓦尼·拉曼的话:“风景的死亡,从消逝于想象开始。”我们也许可以把这句话的意思倒过来说:“在景观得到疗愈之前,它们必须先让想象力重新活起来。”

我在河流政治,以及或许可以称为“河流诗学”的领域里,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了这一点:希望首先意味着想象世界还可以有另一种样子,然后为实现这种可能付出努力、组织行动。希望是一门需要修习的功课。希望是一个挽起袖子、付诸行动的动词。

写作《活水》时,我调动了自己创作歌剧脚本、合唱作品、歌曲、电影剧本和小说的经验,将这些不同的“想象性”形式与写作风格融入全书的肌理与结构里。

《云图》

宋明蔚(作家、户外运动爱好者):我读过您几乎所有的作品,也翻译过许多自然文学和登山文学,我发现您的作品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类,同时又兼收这些文学谱系的风格与气韵,请问你如何描述自己的文字风格?你个人最欣赏哪种写作风格?

麦克法伦:就目前而言,我会把自己的作品称为“思辨性非虚构”,或者“现实文学”。我此前说过,我如今往往会拒绝使用“自然书写”这个说法,它在我看来是一种同义反复——因为所有写作都是自然书写;或者,它会延续一种将“自然”与“其他一切”割裂开来的做法;又或者,它只是让我觉得有点像是营销出来的标签。

当然,我写森林、河流和鹰,也写全球资本流动、大型企业那些可以矢口否认的暴力、核废料、战争的余波……我想,对我的描述或许最恰当的就是:一个……作家。

至于“非虚构”这个词,我认为它大致可以直译为中文的“非小说类文学”。每当想到这里,我总觉得奇怪:我们竟然要用一种否定性的、化约性的方式来界定这门古老而多样的写作传统,依据的竟然是它“不是”什么。

我更喜欢“现实文学”这样的说法。对我而言,作为一名写作者,“非虚构”意味着可能性、多样性、灵活性与创造性。非虚构可以像水一样柔韧,也可以像黑曜石一样锋利。

非虚构能够开辟一种空间,让我们在忠于事实的同时,也能运用鲜明的意象与修辞;这种文体让历史的叙事与人类和非人类的存在相遇,将鲜活而独特的体验交织在一起。

非虚构可以拥有情节、人物、对话、节奏和悬念,正如小说一样。它既可以跨越地质深时的浩瀚,也可以像简·奥斯汀用来形容自己小说尺度的那样,镌刻在“宽两英寸的象牙”之上。非虚构还可能对共同体、身份认同与价值观的经纬产生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影响。

非虚构也可以唱出我们通常与诗歌联系在一起的节奏与音韵。每当我完成一部长篇非虚构作品的初稿,最后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把整本书大声读出来,让自己的耳朵听见语言流动的方式。

《活水》书内页

七堇年(作家):你的写作是目的性先行的吗?也就是想问,是先有了一个主题的构想,才去旅行和探索,为此收集素材?还是说,先(不带目的性地)有了各种旅行和探索的积累,然后才渐渐浮现出一个主题,再回来开始写作?

麦克法伦:你的观察是对的。我的许多书确实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展开,或者说,以它为中心运行。我有时会把这些问题称为“门户问题”:它们看起来很简单,或者入口很窄,但一旦你穿过最初的那道门,眼前就会展开一个充满复杂性的宇宙。

我觉得,我所有那些“大部头”作品,都可以归结为一个核心的、赋予作品生命力的问题。《活水》的问题当然就写在书名里。《深时之旅》的门户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称职的祖先?”(剧透一下:不是。)而我的第一本书《念念远山》,则由一个已经追问了数百年的问题启动:“我们为什么要登山?”诸如此类。

对我而言,一个单一的“门户问题”能够在多年间持续伴随我,成为一种驱动我前行的力量。因为它会不断生出无数新的问题,而那些引人入胜的人与地方,会对这些问题给出各不相同、鲜活而具体的回答。

03.

希望是一门修行

陈以侃(译者、书评人):许多读者在阅读《活水》之后,对河流的认知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让我想到理查德·鲍尔斯的《树语》:我觉得,这本书与《深时之旅》中描写森林的那一章有着深刻的共鸣。读过《树语》之后,人们便再也无法以原来的方式看待一棵树。

如果你拥有一种超能力,能够改变人类对生命世界中某一种特定存在的感知方式,你希望改变的是什么?

麦克法伦:我想,我希望拥有的能力是:让那些身居权力之位的人,突然看穿人类至上的幻觉,明白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并不“更好”,只是“不同”。我们并不是站在生命阶梯的顶端,仿佛所有先于我们的生命,都在朝着我们这个终点不断进化。

相反,我们只是生命之网上的一个节点。这张网浩瀚、复杂、闪烁不息,历经数十亿年才编织而成。而如今,正是由于我们相信自己具有某种可以称为“人类优越情结”的东西,我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拆解、撕裂这张生命之网。我希望所有人都能看见这一点:我们身处的是一张网,而不是一架梯子。

欧阳婷(自然写作者):我在书的后记里一直在寻找一个名字,果然看到了罗杰 · 迪金,您是这样写的,“虽然过早地远赴彼岸,却依然伴我左右,化作地平线上的星辰指引方位,轻触我的舵柄校正航向。”

我知道您与罗杰之间深厚的友情,他的《野泳去》中文版也于2024年刚刚出版,您们这两本书都是在从不同的面向写“水”,我有些好奇的是,您的这本书的构思是否也受到过罗杰的某种启发或影响?在这本书的行走和书写过程中,是否有个时刻,令您格外想起罗杰或者遥遥与他曾写过的文字产生过共鸣?

《野泳去》

麦克法伦:啊,罗杰此刻正萦绕在我的心头。我写下这些话时,距离他去世二十周年纪念日只剩十二天。我写作的这一天,天气炎热,我正坐在一棵苹果树投下的阴凉里。这棵树是罗杰从哈萨克斯坦天山的那片原始苹果园里带回来的一粒苹果籽长成的。

不久之后,罗杰便去世了。我把那棵幼苗移栽到自己的花园里。从那以后,它一直在那里生长,如今已长成一棵高达二十英尺的参天大树。今年,它结出了数量惊人的小苹果——仿佛它也知道,这是一个意义非凡的周年纪念。

关于罗杰、我和那棵苹果树的完整故事,我已经写在一篇名为《向东,进入伊甸园》的文章里。至于罗杰关于水的作品是否影响了《活水》的创作,我想,答案或许出人意料:没有。尽管如此,我还是多么希望自己曾有机会与他讨论这本书的核心问题,也希望他能够读到这本书。

如果他还活着,今年就该84岁了。

何雨珈(自由译者):作为狂热的观鸟爱好者和自然史爱好者,我常常会被自然世界的美丽深深震撼;但同样的,面对生态的崩溃,我又经常会陷入一种精神崩塌般的无力感。

我们看着鸟类栖息地被人类扩张的步伐摧毁,看着那些古老的生活方式被沥青道路掩埋。物种数量一次又一次地呈现出悬崖般的骤降。这种“乡愁式的生态悲伤”几乎无从逃避,也让我的自然书写变成了一种优美的挽歌。

但在你的书中,荒野深处似乎总有一种顽强而坚韧的生命力,能够超越人类的力量,持续存在。你是如何触及这种希望的源泉的?你认为,我之所以如此绝望,是因为我走得还不够远、见得还不够多吗?

《永不妥协》

冷建国(《随机波动》主播):阅读《活水》时,我最深刻的感受之一是:河流的消失,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一种想象水的方式正在消失。我们已经失去了将水视为有生命的、与万物相互关联的、具有精神意义的存在的感知能力。历史学家文卡特什·拉马克里希南将这种丧失称为“水素养”的丧失。

你认为,这种丧失能够被扭转吗?我们是否还有可能恢复,或者重新构想一种与水更加完整、更加整体的关系?在书中,你多次写到,希望与徒劳感同时支撑着你。我想知道,写作《活水》时,这种情感上的拉扯是否比你此前任何一本书都更加强烈?

如今,面对不断加剧的气候危机,我们中的许多人似乎一直生活在同样的两种情绪之间——希望与绝望,而且越来越多的时候,绝望似乎正在压倒希望。对于那些深切关心这个星球、却又常常感到不堪重负的人来说,有什么东西帮助你继续保持信念?对于同样生活在希望与绝望交织之中的人,你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

麦克法伦:我打算把何雨珈和冷建国的两个问题放在一起回答,因为它们有着很大程度的重叠。简而言之,我逐渐相信:希望是一门修行,而绝望是一种奢侈。

说绝望是一种奢侈,是因为,当我亲眼见过那些土地与水域的守护者——在厄瓜多尔,在印度——为了捍卫一个更美好、更公正、也更有生命力的未来,不惜冒着失去自由、甚至失去生命的风险时,我有什么资格绝望?无论事情多么微小,无论它离我们多么近,总有一些东西值得我们去改善、去修复。

希望之所以是一门需要修习的功课,是因为它需要两种力量。第一种,是想象力所做出的努力:以最好的意义去理解那种带有幻想色彩的尝试,想象一个不同于现状的世界。第二种,则是通过组织、耐心与勇气,让那个“不同的世界”真正成为现实。

我还想再次回到克拉马斯河的例子。2024年10月2日,拥有百年历史的铁门大坝在克拉马斯河上游被拆除。这条河发源于俄勒冈州,流入加利福尼亚州。大坝的拆除标志着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拆坝工程宣告完成。这项工程的背后,是长达二十年的持续倡议与流域保护行动,主导者是克拉马斯部落的成员。

仅仅几天之后,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科学家架设的一台声呐摄像机,探测到一条奇努克鲑鱼正逆流而上,准备产卵。它游过了铁门大坝曾经矗立的那个狭窄关口。

这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条完成这段洄游的鱼。它依循着古老的导航系统,被一种不可否认的本能驱动着。随着越来越多的鲑鱼回到克拉马斯河,它们所供养的那张生命之网也将随之归来。

《大河恋》

鲑鱼主要生活在海洋中。当它们返回河流产卵时,会将海洋中的营养物质带到遥远的内陆。到了上游流域,食腐动物会拖走产卵后死去的鲑鱼尸体,撕下它们的血肉与内脏,将骨架遗弃在那里。真菌伸出白色幽灵般的指状菌丝,将鱼骨向下牵引,使其分解,再将其中的养分传递给树木的根系。

通过河流,海洋得以滋养森林。那条奇努克鲑鱼的声呐影像发布当天,我就看到了它。它是克拉马斯河未来一切变化的先兆。

声呐影像带着声呐图像特有的颗粒感。鱼的身影只是模糊背景中一道模糊的椭圆形线条。但清晰度并不重要。仅仅是它的存在这一事实,就让巨大的喜悦突然在我心中绽放。过去数周一直压在我心头的沉重感,也开始慢慢消散。

那个流域、那场持续多年的行动,尤其是那条鲑鱼,对我而言,都是希望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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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法伦重磅新作《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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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编辑:铁柱、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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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的尺度:从亿年叠层石到万盏鱿鱼灯|前方是自然

原创 前方是自然 2026-11-13 13:07 北京

《盛宴》

十年前的一次环球邮轮之旅,让资深记者袁越在舟山外海看到了震撼的一幕:成千上万盏鱿鱼灯把海面照成白昼——渔船正在诱捕鱿鱼。那一刻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吃了半辈子的海鲜,根本不知道它们是怎么来的。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花了数年时间,从远洋捕捞、深海探索到海洋保护区,最终汇成《海洋诱惑》一书。

人类对海洋缺乏天然的亲近感,因此海底的危机往往很难被日常感知。

本期节目,我们从舟山渔场的灯火出发,一路聊到澳大利亚鲨鱼湾的叠层石、大堡礁的珊瑚、浅海的海草床与红树林,再潜入马里亚纳海沟,重新认识那个庞大、陌生,又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海洋。

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关于海洋的故事,欢迎关注SEE基金会公众号,或加入志愿者行动,从了解开始,从参与出发。

看理想与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SEE基金会)共同发起一档播客专栏“前方是自然”,同步上线播客《看理想圆桌》与《此地无可替代》。保护自然,不能只靠一线行动,也需要更多公开的讨论——而这档播客,就是想把这些行动背后的追问,变成值得被听见的对话。

每期我们从不同的自然场景出发,聊一个共同的话题:人与自然如何相处。自然不遵循人类的日历,它有自己的节律。所以去自然更像是去别人家做客,好客人会先了解主人的习惯,不打扰这里原本的生活,离开时也尽量让它保持原来的样子。


🎧 收听指南

02:46 舟山外海上万盏鱿鱼灯:一个记者决定写海鲜是怎么来的?

05:05 “小海鲜”是怎么流行起来的?

07:04 人生必去清单上的澳大利亚鲨鱼湾:33 亿年前地球的生命形态

13:44环保的真正优先级:保护生态系统的多样性,而非单纯追求物种数量

19:12海洋保护难在哪?鱼跟人"不是一类",缺乏天然共情

23:22聪明的珊瑚礁:在营养几乎为零的热带浅海,如何自循环?

25:10亚马逊雨林土壤是全球最贫瘠的——营养越贫乏,生物多样性反而越高?

27:46袁越是当时唯一受邀采访"世界上最好的工作"的中国记者

31:15近海三大生态系统: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共同点是"鱼的庇护所"

37:33海草床保护为何重要?它与拖网捕捞存在严重冲突,阻力最大

44:02为什么非洲还有那么多野生动物?从大型动物分布看人类迁徙

52:30海洋是地球共同的垃圾场,也是“公地悲剧”

57:31人类对深海的了解不如对火星,全世界下过马里亚纳海沟的人还不如上过月球的多

01:00:22袁越的“反常识”:过度夸大“敬畏大自然”可能会导致自暴自弃或反智,人本身才是大自然最值得敬畏的产物

🎤 本期嘉宾

袁越:三联生活周刊资深主笔、科普作家,笔名"土摩托"。著有《海洋诱惑》《人类的终极问题》等。

Jiarui:《此地无可替代》主播,看理想制片人

🌊🌿 SEE基金会与海洋保护项目

红树林、海草床和滨海盐沼被称为三大蓝碳生态系统。它们不仅有很强的固碳能力,也是海洋生物重要的栖息地和繁衍场所。在广东湛江的红树林内,就生活着500多种底栖生物和超300种鸟类。

为了拉近公众与海洋的距离,SEE基金会尝试从更容易引人关注的「旗舰物种」入手,通过物种救助、科学监测以及建立科普基地等方式开展保护,并借助「伞盖效应」,带动更多海洋生物得到保护。在西沙,SEE基金会也在持续守护我国最大的绿海龟产卵场。

保护物种,更要保护它们的家。SEE基金会持续开展红树林与海草床的保护和修复,累计种植修复红树林超2500亩,保护面积超2.1万公顷,海草床种植修复约1500亩。但修复并不是简单地种下植物就够了,选址是否合适、盐度和底质等环境条件是否适宜,都会影响修复效果;一场台风,也可能让多年的努力受到影响。

要让生态保护真正持续下去,还需要让当地人参与其中。SEE基金会探索「社区共管」模式,在湛江结合当地传统养殖方式开展可持续虾养殖,鼓励渔民参与红树林生态保护和日常巡护,让当地居民在守护海洋生态的同时,也能获得实际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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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性关系就是合法出轨”

原创 曹雪敏 2026-11-12 12:43 中国台湾

深情,却不必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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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奇》

近几年,开放关系逐渐进入公众视野,也引发了不少争议。有人对此感到好奇,也有人将其视为不忠诚、不负责任的关系形式,甚至认为选择开放关系意味着伴侣之间缺乏真正的爱。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忠诚与承诺,是否一定以排他性为前提?

一般而言,开放关系是指伴侣双方在充分知情、自愿同意的基础上,允许彼此在原有的核心伴侣关系之外,与他人发展约定范围内的性关系或情感关系。具体实践中,有些伴侣允许彼此与他人发生性关系,却不接受发展浪漫感情;有些则相反;还有一些同时接受两者,或只在特定情境下进行探索。

人们选择开放关系的原因各不相同。有人希望在维持重要伴侣关系的同时,探索更多性与亲密的可能;有人希望获得更大的自主空间,不必将所有情感与性的需求寄托于同一个人;也有人认为,排他性并非亲密关系的必要条件。

今天,心理咨询师曹雪敏将结合现实案例与心理学理论,探讨开放关系如何满足人们的不同需要,又可能因何陷入困境。通过辨认其中妨碍关系健康发展的因素,我们也得以重新审视主流婚恋中习以为常的忠诚、排他与承诺:它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又与爱存在怎样的关系?

*文章所涉案例均已进行去识别化处理。为保护来访者隐私和福祉,部分人物、经历与情节经过改编、重组或综合,不完全对应单一真实个案。涉及需要更多沟通及预案的个案,均按照专业伦理要求做好了相应的交流及应对。

讲述 | 曹雪敏

来源 | 看理想节目《非正常关系》

01.

真正的自愿才带来自由

心理学中的自我决定理论区分了自主动机与受控动机。自主动机意味着,一个人因为认同某种行为的价值,或能从中获得享受与满足,而主动选择这样做。

受控动机则意味着,个体主要受到外部要求或内部压力的驱使,例如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或避免失去某些重要的东西。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个体对自身选择的认同程度,以及受到压力驱使的程度。

一种关系形式看似提供了更多自由,并不意味着其中每个人都真正拥有自由。在咨询中,当我遇到一些因开放关系而感到痛苦的来访者,常会询问他们最初实践开放关系的契机。

有些人的回答是:“Ta提出的,Ta好像很期待,我也就答应了。”我会进一步问:“如果你不答应,Ta会怎么做?”

来访者可能回答:“不知道,Ta会走吧,我也怕Ta 会直接背着我这么做,至少现在Ta的那些关系我都知道,我也能这么做。”

这些来访者最初并没有主动探索开放关系的意愿,之所以接受,主要源于对失去关系或遭遇不利后果的恐惧。尽管表面上双方达成了共识,其中一方的选择却明显受到受控动机的影响。

当然,最初的动机并不必然决定之后的体验。有些人起初被动接受,却在实践中逐渐发现自身需要,获得满足与愉悦,进而真正认同这种关系形式。此时,原本以受控为主的动机可能逐渐转向自主。但也有人持续感到不安、不满甚至痛苦,却因为害怕伴侣离开,不敢表达真实感受,更不敢要求调整或终止开放关系。

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个体可能越来越习惯于压抑需要、顺从伴侣,也越来越难以体验自主、平等与安全。即使双方仍有感情,这种互动方式也可能逐渐侵蚀爱得以发展和维持的条件。持续的受控动机,也因此可能成为妨碍爱发展的非正常元素。

《戏梦巴黎》

换句话说,当你因为害怕失去一段关系,而不断放弃自己的需要时,你可能已经失去了这段关系原本能够带给你的许多东西。在这些情况下,权力失衡可能早已存在,开放关系只是它的一种表现。

还需要注意,名义上享有相同权利,不代表双方实际拥有同等的选择空间。

例如,一方可以自由发展其他关系,另一方却因担心伴侣不满而不敢行使同样的权利;或者,一方能够随时提出新要求,另一方却难以拒绝,也很难参与规则的制定与调整。这样的开放关系虽然表面上由双方共同选择,实际上却可能主要由一方决定,另一方被动接受。

健康且有利于爱发展的开放关系,至少需要两个条件:首先,所有参与者都能充分知情,自愿同意与自身有关的关系安排;其次,各方能够平等参与协商,拥有表达需求、拒绝要求和调整约定的空间。

而且,知情同意不是一次性的永久授权。 随着关系发展,参与者的需要和感受可能改变,原有约定也应允许重新讨论。

02.

当一种关系缺乏社会环境支持

即使所有参与者都出于自主动机,并且充分知情同意,开放关系仍可能困难重重。因为除了关系内部的互动,非主流关系还面临一个重要挑战,也就是另一个非正常元素:社会环境支持不足。

社会环境支持不足的首要表现,就是偏见。

提到开放关系,有些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些人是不是很随便?是不是感情不好、爱得不够深?是不是欲求不满、不愿负责,甚至缺乏爱的能力?

这些判断往往预设了开放关系低于传统婚恋,或者将这种关系形式直接视为道德缺陷、人格问题或感情失败的证据。反之,当有人认为开放关系更加高级,实践者更加开放、前卫,也同样是一种阳性的偏见。

这些偏见可以从三个角度理解:既有制度与个体利益、信息不足与认知局限,以及对自身选择和立场的补偿性捍卫。

首先,是对既有利益的维护。传统异性单偶制婚恋与财产分配、责任义务、子女抚养、社会福利及亲属网络紧密联系,也更符合现有的许多制度安排。

对个体而言,家庭责任、经济利益与社会身份同样可能建立在这种关系模式之上。因此,当其他关系形式挑战既有规则时,社会制度与个体都可能倾向于维护熟悉的安排,甚至排斥与之不同的选择。

其次,是信息不足与认知局限。相比传统婚恋,公众了解开放关系的机会有限,相关研究与客观呈现也相对不足。已有偏见可能使实践者不愿公开自身经历,而这种沉默又进一步限制了外界的了解,使偏见得以延续。

《婚姻生活》

不过,信息不足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偏见。即使缺乏直接经验,我们仍可以通过批判性思考,检验习以为常的判断。例如,单偶制中忠诚与承诺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们是否必然要求性与情感上的专一?开放关系能否拥有同样的忠诚与承诺?认真思考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区分关系形式与关系质量,而避免仅凭关系评价就做出武断判断。

第三,是对自身价值的补偿性捍卫。即使人们获得了不同信息和证据,仍然可能不愿重新审视自己的判断。当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不足或不稳定,Ta可能更加依赖自己所归属的群体与人生选择来确认自身价值。

例如,一个人如果将结婚、生育视为最重要的人生成就,就可能格外需要强调这些选择的优越性,甚至通过贬低其他生活方式来维护自我价值。当然,这只是部分偏见背后的心理机制,不能以偏概全。

偏见的存在,迫使许多开放关系的实践者或支持者,不得不对亲朋好友隐瞒自身的偏好,长期承受着现实束缚与情绪内耗。比如:被误解所带来的孤独、委屈、愤怒等消极情绪;难以公开而受到限制的建立关系、发展关系的可能性;以及,当关系遇到挑战或困难时,难以向周围的人寻求帮助或支持等等。

社会环境支持不足的另一个表现,是缺少关于如何建立、维持和改善关系的经验与方法指导。

目前,我们能接触到的大部分亲密关系知识,都围绕单偶制婚恋展开,且主要针对异性单偶制关系。相比之下,关于开放关系等新型关系的研究与实践指导相对有限。尤其是对于开放关系中所包含的一些特有问题。

例如,已有孩子的伴侣是否应该向孩子说明自己的关系模式?如何解释?与其他人发展关系时,需要向对方坦诚哪些信息?应该向原有伴侣分享多少细节,又如何兼顾各方的知情权与隐私?

这些问题并没有适用于所有人的标准答案,往往依赖参与者自行实践摸索,也使参与者更容易感到困惑和孤立。

03.

嫉妒、占有欲,是爱的证明吗?

想理清实践开放关系中的挑战,需要走入真实的案例。我的来访者小离和伴侣实践开放关系已经有几个月,她大体上是满足的,但是有一个困惑一直萦绕在她心里,那就是朋友的不理解。

当小离和最亲密的几个朋友分享自己的实践后,那些朋友纷纷质疑:“你们之间没有占有欲吗?你们之间有爱情吗?你们互相不嫉妒其Ta人吗?”而朋友提到的嫉妒,确实在她和伴侣间发生。

小离和伴侣是相识多年的大学同学,Ta们互相很欣赏,既是很好的朋友,也有心动的感觉,但两个人都不想建立单偶制关系,因为“单偶制是一种形式,我不喜欢这种形式,你我都可以更自由”。后来,两个人经过商议,开始实践开放关系。

Ta们会向彼此坦诚自己的副关系,但在互相坦诚的过程中,小离和伴侣都有过“不爽”的感觉,Ta们觉得,这估计就是“嫉妒”。不过,Ta们都不想因为嫉妒就调整关系形式,同时也希望彼此都能更舒服一些,所以小离很想知道,该怎么理解和应对。

小离朋友们提出的几个问题——占有欲、唯一和嫉妒,它们之间是有联系的。嫉妒会催生占有欲,而占有欲又让人希望伴侣只属于自己。在很多人的观念以及文艺作品中,占有欲和嫉妒常常被视爱的证明,而法律意义上彼此唯一的婚姻又常常被视为爱的最高级承诺。

《挑战者》

但是,不妨借几个心理学理论的视角来重新认识一下嫉妒。

进化心理学理论认为,嫉妒这一情绪是人类演化过程中形成的保护亲密关系的适应机制。当我们感到伴侣可能被别人吸引,或者重要的关系和资源受到威胁时,嫉妒便可能促使我们采取行动,试图维系关系。所以,当嫉妒发生时,可以试着问问自己:我觉得可能失去什么,又想要保护什么?

从认知评价的视角,嫉妒并不完全由客观事件触发,而是取决于个体的三层主观评估:

1)威胁评估:伴侣和Ta人的互动是否威胁到了我和伴侣的关系; 

2)损失评估:失去这段关系对我来说损失有多大; 

3)替代评估:对我来说,我有没有其Ta潜在的可选伴侣;对伴侣来说,我的不可替代性有多高。

当一个人主观认为关系受到的威胁很大、失去代价很高,同时又对自己在伴侣心中的位置信心不足时,嫉妒就可能更强烈。

嫉妒也有不同类型的表现。比如,反应性嫉妒,指面对具体实践时感到不爽、吃醋等;焦虑型嫉妒,指即使没有发生什么,也对关系持续感到担心等;还有占有型嫉妒,通过各种行动来确保伴侣只属于自己,这与占有欲有着密切的关系。

所以,当嫉妒发生时,我们可以试着把注意力从引发嫉妒的其Ta人身上移开,看看这种情绪反映了彼此对关系的哪些感受、理解和判断。

最后,还可以从公平与相互依赖的角度来理解嫉妒。当一个人对关系投入很多,又觉得缺少其它替代选择时,失去的代价就可能显得很高,也更容易产生不安、嫉妒与占有。

此外,当一个人认为关系中的付出和回报不公平,比如伴侣能够获得更多自由,自己却承担了更多责任,或者自己的需要长期得不到回应,也可能更容易产生嫉妒,甚至希望限制伴侣的行为来重新获得满足感、消解不公平感。

这一视角提醒大家,当嫉妒发生时,有时候需要关注的,不只是引发嫉妒的人或事,还有关系中的投入、回报、规则与权力是否公平。

《挑战者》

在我看来,占有欲和嫉妒的发生,并不意味着爱的发生,也不能证明爱的存在,反而可能更多和我们对失去关系的恐惧、对自身价值的不确定以及未被满足的关系诉求有关。

比如,一些研究发现,依恋焦虑水平较高的个体,往往更加容易体验到嫉妒的情绪,也有着相对更高的占有欲。当然,嫉妒也不一定只是个人的不安,如果伴侣违背了双方的约定,或者关系中确实存在不公平,那么嫉妒也可能是在提醒大家认真面对关系中的问题。

再回到小离的案例。在咨询中,小离和伴侣仔细思考了上面提到的问题,后来Ta们发现,嫉妒更多与自己对自己的不满有关。

因为,真正引发嫉妒的不是伴侣和别人建立了什么关系、为对方做了什么,而是那些人本身具备什么样的特质。当对方拥有Ta们求而不得、至今依然不甘的特质时,嫉妒就会出现,比如更光鲜的外表和履历、更美满优渥的原生家庭等等。

而这背后还有一个原因,小离和伴侣都深受优绩主义的影响,总是习惯性和Ta人进行比较,有些比较可以用Ta人的不足或者缺憾来自我安慰,但当副关系的个体只展现出美好的、光鲜的面向时,Ta们的嫉妒就会强烈且难以消解。

其实,开放关系只是在关系形式上不再要求彼此唯一或占有,但和单偶制关系一样,嫉妒和占有欲依然可能发生,无论是主关系还是副关系。因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不安,以及对关系、对伴侣的需求和期待。当不安没有得到辨认、当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就可能表现为占有欲和嫉妒。

只是在单偶制关系中,双方往往可以依据已有的关系规则理直气壮地要求更多,彼此提出更加排Ta性的要求,而开放关系中,参与者需要更多主动沟通和协商,明确互动规则和各自的责任与边界。

在我接触过的相处很好且长期稳定的开放关系中,主关系的双方大多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安全感、价值感以及幸福感的来源,比如爱好、事业、亲情友情等等,也因此,双方对关系本身的情感寄托更有可能深情但不沉重,如此,对彼此情绪和需求的觉察和回应也能更自如一些。另外,主关系双方对彼此的信任大多很坚固,坚信彼此对维系这段主关系的承诺。

04.

不是彼此唯一,如何建立承诺?

小离的朋友们还有另一个疑问:小离和伴侣之间靠什么来信任彼此、获得安全感?当关系是开放的,是不是意味着关系随时可以结束?

之所以产生这些疑问,是因为在习惯单偶制关系的人看来,开放关系似乎缺少承诺。在单偶制关系中,当彼此建立婚恋关系,通常也默认做出了约定俗成的各种承诺,并且社会环境也会提供一定的监督、支持和约束,但开放关系似乎没有,看起来又脆弱又孤立无援。

在这里,可以借助三个理论重新理解承诺。第一个是社会学家迈克尔·约翰逊提出的承诺理论。

他认为承诺其实分为三种:个人承诺,也就是出于对伴侣的喜欢、认同等,让我想要维持这段关系;道德承诺,也就是道义、责任或者价值观等,让我认为我应当维持和伴侣的关系;以及强迫承诺,也就是孩子、金钱、住房、社会压力等现实因素,迫使我只能维持这段关系、无法结束这段关系。简单来说,就是“我想要”、“我应该”和“我只能”。

《激情邀约》

无论是哪种关系,这三种承诺都可能存在或者不存在,只是具体内容和表现有所不同。在开放关系中,道德承诺并不一定比单偶制关系更少。对于高度认同负责、友善等价值观的个体来说,在开放关系中,Ta同样会用心且尽力照护关系中的各方,认真履行彼此的约定。也就是说,承诺的内容和分量,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特质,而不是关系形态。

不过,由于缺乏外部监督和支持,开放关系在履行承诺时确实可能缺少一些助力。同时,违反承诺后也可能更难获得外部支持或追究责任。尤其是非婚状态下的开放关系,关系的维系可能更依赖参与者自身的意愿。

第二个理论,是社会心理学家西奥迪尼提出的承诺与一致性原则。这个原则认为,当个体主动做出公开承诺,往往会更倾向于让之后的态度与行为都与承诺保持一致。在单偶制关系中,这样的实践有很多,比如朋友圈的官宣、领证时的宣言、婚礼上对亲朋好友的致辞等等。

但是,在开放关系中,主关系同样可以有这些公开承诺,只是承诺的具体内容可能有所不同。比如,同样是承诺忠诚,单偶制关系通常包含性与情感的排 Ta,而开放关系中的忠诚就不一样,可能更多意味着尊重约定、如实沟通,以及不隐瞒那些双方认为需要坦诚的信息。

这些规则完全需要参与者共同制定,而无法依赖约定俗成。对于主关系外的副关系,公开承诺一般更难发生,这对关系双方的引导和约束确实会带来更大的挑战。

不过,公开承诺并不是建立信任的唯一方式,即使无法向外界公开,参与者也仍然可以通过明确约定、持续沟通和实际行动等等,来表达并履行承诺。未来,当社会环境更加包容的时候,无论是开放关系还是其它形式的新型关系,公开承诺或确认承诺也许就会有更多的实践空间。

最后一个理论,是心理学家鲁斯布尔特提出的投资模型。这个模型认为,个体是否会做出并履行关系承诺,尤其是愿不愿意长期维持一段关系,与三个因素有关:关系满意度、对替代选择的预期(也就是离开这段关系后可获得的其Ta关系或者单身生活的吸引力)以及投入和损失的大小(也就是已经投入关系、而分开就会损失的资源,包括时间、物质、情感等等)。

一般来说,一个人对关系越满意,觉得其它选择缺乏吸引力,或者投入了越多难以舍弃的资源时,Ta就会越有可能愿意维持关系。并且研究发现,对替代选择的预期,以及投入和损失大小,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往往是更大的。

换句话说,一个人哪怕对关系不满意,但觉得单身更糟糕、也找不到更好的,并且认为沉没成本和结束关系的代价都很大时,也更有可能选择继续维持关系。

《祖与占》

对于开放关系来说,一个特殊的地方在于,假如双方约定可以在副关系中同时发展感情和性,并且可以建立较为深入的生活联结,类似同居等等,那么参与者对替代选择就不是预期和想象了,而是实打实的体验和比较,在比较权衡之下,确实可能发生关系的变动。

不过,这也不意味着其它关系必然会成为主关系的替代选择,参与者也可能同时珍惜不同的关系,而不把它们放在一起比较、取舍。

在我接触过的有限案例中,一些相对比较稳固的开放关系主关系,除了感情之外,双方一般还有其它比较强的互相依赖和联结,比如婚姻、孩子、财产、事业以及共同的社会名誉等等。对于这些伴侣来说,维持主关系既可能出于感情和价值认同,也可能与现实利益、责任承担、风险损失有关。

以上三种理论,其实都在证明,亲密关系中的承诺,是一种个体对当下和未来做出的一种选择,塑造这一选择的既有个体主观意愿的影响,也有外在环境的引导。

开放关系中同样存在承诺,只是承诺内容需要参与者更明确地共同制定,在履行过程中,也可能会遇到不同于单偶制关系的挑战。承诺的核心在于共同商议,以及彼此对约定的尊重与履行。

无论是单偶制关系还是开放关系,都需要关系参与者尽可能地了解自己和对方,看见并交流各自的需求、期待和价值观,也看见彼此的差异和界限,在关系的发展中不断确认、必要时灵活调整承诺的具体内容。

也就是说,更健康、更满足的亲密关系,始终建立在对彼此的了解与理解、双方或多方的沟通协商以及对变化保持敏感和开放这三个基础之上。换句话说,就是看见、尊重然后回应每个人、每段关系的独一无二。

*本文整理自看理想节目《非正常关系》第 17期,有编辑删减,完整内容可移步“看理想APP”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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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又贡献了一部年度最佳

原创 看理想编辑部 2026-11-10 14:00 北京

让不可见之物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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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燕妮·埃彭贝克

作家燕妮·埃彭贝克的童年,在柏林一座座还未清理完毕的战后废墟上度过。

这些建造于希特勒时期的建筑,遵循着一条第三帝国的设计理念:即便倒塌了,也要看起来非常好看。希特勒,变态的完美主义者。

燕妮记得这些废墟最常见的样貌,曾经的高楼失去了侧面的一堵墙,裸露出家的基本构造,卧室、客厅、儿童房。它代表着有一个家,永远地失去了日常生活。

柏林是座层积了一整个20世纪的城市,历经两次世界大战,还有世纪末柏林墙的倒塌。燕妮频频在写作中回望人类史上这多灾多难的20世纪,在她的笔下,那是100年的复数的日常生活。

今年10月,燕妮的《东德童话》中文版面世,收录了她最早期的两部中篇小说。在小说创作的起步阶段,燕妮就把目光投向了历史上某个瞬间,因为丧失而不知所措的人。

在初秋的北京,我们与燕妮进行了一场深聊。当我问道,难以清理的废墟的存在,是否象征着未被消化完全的历史,促使德国人反复回望?燕妮很严肃地摇了头。

“德国,这个历史上出过歌德、席勒、莫扎特的文化璀璨的国家,为什么会在20世纪把那么多犹太人送进毒气室?又为什么会侵略苏联?这些问题实在是过于深刻了,所以我们会不断去想。”

时至今日,我们都仍未走出20世纪,时间呈现出循环往复的面貌,没解决的问题还在不断复写。燕妮作为出生在东柏林的作家,同时也是戏剧导演,她一直在做的是揭开废墟所隐藏的不可见之物,让它们显影,并赋予它们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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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从两个世界之间,摔了出去

燕妮·埃彭贝克诞生于一种东柏林的日常,建立在战后废墟上的“晚生之恩”。世界被一道铁幕分隔东西,但人们终于暂时恢复了生息。对小时候的燕妮来说,日常就是天然被设定好的。

她的生活区域距离柏林墙不远,家里的窗户望得见西柏林的双层巴士,路上的通风井升腾出西柏林地铁呼啸而过的风。墙无法分隔一切,社会主义的校园生活,走着施普林格出版大厦高耸的资本主义钟表。但墙就在那里,方便滑旱冰的死胡同,通向东边世界的尽头。

对小时候的燕妮来说,东柏林的日常无害,哪怕暗藏怪异之处。再长大一些,她才了解这样的日常从何而来。她是流亡者们的后裔,外曾祖母、祖父母、外祖母,都曾在战争期间流亡。东柏林的日常,收容流亡者们回家。

在这个知识分子家庭,历史和政治从来不是秘辛,而是可以自由谈论的空气。燕妮作为最小的家庭成员,也被当作成年人对待,只不过故事换成了方便理解的版本。所以她很早就知道,她成长在强大的女人中间。

外曾祖母在战时带着几个孩子,穿越过一整个德国。外祖母在逃离德国前遭遇了十数次性暴力,后又被强行押送至西伯利亚的劳改营。被放回德国后,她竟然在杳无音信的情况下,神奇地与家人重逢。无常的颠沛流离中也有奇迹。

《不死鸟》

燕妮记得,外祖母在讲述苏联劳改营的经历时,没有说过苏联人一句坏话。外祖母认为,这一切源于德国入侵苏联在先,犯下了很多不可饶恕的罪行。

宏大历史显形于个人命运,它就不会仅仅停留在过去时态,还会通过基因流传下来。成长在强大的女人中间,燕妮坚信,强大的女人一定能够活下去。但与此同时,家族流亡史还在她身上镌刻下了“囤积癖”。

流亡所能留下的物品很少,除了少数几张照片,财产更是几乎没有。这让燕妮养成了积攒旧物的习惯,它们带着过往的生活痕迹,是活生生的历史。卷宗中夹杂的一只可能来自70年前的蚊子,都可以让她研究半天。

她也一定会写日记,为了保证日记不会因为火灾、洪水等意外灭失,每隔一段时间,她就把自己写过的所有日记扫描一遍,保存在电脑里。“双保险”,她喜欢这个词。

某种程度上,燕妮的每本书都是一座20世纪的博物馆。她笔下的很多人物都沾染了流亡者的影子,她会细数他们的行李箱装了什么,流亡过程中遗失了什么,占据他们记忆的最后一件东西又是什么。经历过20世纪的人,似乎注定了某种形式上的流亡?

她也关心笔下人物的日常清单上都有什么,她喜欢看他们按照清单顺序拿到一件件家的物件,再一件件装点他们永远临时的生活。或者从反方向重来一遍,按照清单顺序一件件清空一个家,再一件件填上另一个家。“平凡事物才是生活的实质”,她会这么说。

日常是无常的反义词,感谢“晚生之恩”。在1989年,东柏林的日常宣告结束的那一年,她会推翻这句话。彼时她和家人还处在一种微妙的等待中,等待业已苍老的体制从内部慢慢瓦解,迭代成一个更新的纪元,也许是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外的“第三条路”。

然后突然间,1989年11月9日,东柏林的日常宣告结束的那一天,业已苍老的体制一瞬间从外部被爆破掉了。那一天夜晚,22岁的燕妮在博泽桥附近的酒馆和朋友聚会,然后早早睡去,错过了这历史性的时刻。

墙不存在了,一夜之间,她获得了旅行的自由,但家里所有人都失业了,只能找一些过渡工作。东德原来的官方货币“东德马克”,在黑市极剧贬值,蒸发掉了无数东德家庭的半生积蓄。西德政府向东德人发放100“西德马克”的欢迎款,欢迎来到资本主义的世界,欢迎消费。

燕妮没有去排队领钱,她觉得这样像乞丐,没有尊严。此时她与家人共享一种断裂,不止是关于未来的既定想象被推翻,更是过往的日常经验被一笔勾销。年轻人尚且还能随机应变,老一辈则要重新变成小学生,学习如何参与残酷的社会竞争。

她笔下常见的人物类型“老孩子”,就是从两个世界之间摔出去的人。无法融入新世界,也无法回到旧世界,无法找到收容自己的日常。同义反复的流亡者,不新不旧,过渡的空白。

《不死鸟》

燕妮的第一部中篇小说《老孩子的故事》,讲的就是失去过去又无法迎接未来的人,在谎言与自我欺骗中退行回混沌的孩童状态,才能免于生存的恐惧。后来长篇小说《时世逝》的前东德作家理查德,《凯罗斯》的前党员同志汉斯,也都是“老孩子”。

她一次次回到那个断裂的时间现场,去讲述要用一生来反复消化的生命体验。未来早已潜入当下,亲历者所能把握的,只有后见之明。

通过写作理解世界,是作家的本分,也是天赋。而家族流亡史和柏林墙的倒塌,构成了作家燕妮·埃彭贝克的底色,一种稀缺的东柏林经验:没有什么是永恒的,把无常当作日常,让空白发出声音。

02.

生命中的一瞬间,有多少克重?

奏响东柏林经验,必须依靠复数的个体生命。它们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感受性的不是机械性的,多义到不可总结、概括与归纳。如此这般,生命中的每个瞬间都无可替代,彰显出它本应被重视的分量。

在燕妮看来,就连名字都是对个体生命的限制。她书架上的书会按照作家的出生日期,而不是名字的首字母来排列。到了她笔下的人物,她有时候会直接用女儿、爱人、妻子、同志、母亲这些身份来指代他们,因为人一生的身份是流动的,比名字更能反映人的存在境况。

燕妮热衷于复调写作,每个人物都是独立的个体,拥有平等的声部,在同一时间平等地发出声音。她常常用现在时态讲述过去,对话全是自由间接引语,没有引号的提示,却时刻在悄无声息之间变换了人物的视点。

于是我们不得不在阅读过程中停下来,仔细辨别声音的主语到底是谁。这让每个人物的每个瞬间,都显得尤关紧要。

燕妮织就了复杂的声音织体,像是变奏曲,速度时而加快时而放缓。我们由此清晰地看到了话语间沉默的空白,没说出来的比说出来的多很多。想了却没说的,还有说了却没来得及细想的,都指向了人物自由的心灵意识。

契合生命节奏的,叫作音乐。在复调之外,燕妮小说中循环往复的时间结构,也富有音乐性。《白日尽头》是一个绝佳的例证,主人公怀抱一整个多灾多难的20世纪,经历了三个帝国和两次世界大战,随时在正章死去,又随时在间奏复活。

循环往复的时间结构,蕴含了个体生命的存在本质,那就是偶然性的不断叠加。如贝托尔特·布莱希特诗中所写,“我早上苍老,傍晚年轻”。

主人公的复活是个人偶然性的胜利,实现了她母亲所期盼的,“如果世界是由偶然性而不是由上帝决定的那该有多好”。个人偶然性所对抗的是权威力量的强制干预,宏大历史单一的线性叙事和粗暴的因果律,还有效率与利益导向的所谓“资本主义现代性”。

《温蒂妮》

《白日尽头》中的座钟,就是循环往复的象征。它时不时就需要上弦调校,不如现代机械钟表准时便捷,但它跟着主人公一路流亡,早已成为主人公情感的收容之所。

《客乡》中有神话色彩的园丁,也是这样的存在。他守着湖畔的房子,见证住客来来去去,按照四季的节律持续耕作,他与这片土地的连接比土地所有者更紧密。

在燕妮的笔下,看似无足轻重的边缘人物,往往承载了最多的克重。就像渺小的蚂蚁,需要负担自身重量几十倍的物品。燕妮所做的,仅仅是专注于他们所发出的声音,就足够让整个世界地动山摇。

《客乡》中躲避纳粹追捕的小女孩,每个生命的瞬间都在现实与回忆中穿梭跳跃,无限膨胀,已然纳入了她被处决的命运。

密室冷硬浓重的黑暗让她回忆起曾经快乐的日子,松针的香气、天空的色彩、波光粼粼的湖面,但腐烂尸体的味道也同时扑进鼻腔。她没有意识到,在她同时身处快乐与黑暗中时,先前因为尿急而形成的小小溪流从密室的门底流出。她暴露了。在行刑场,永远地脱下了她的鞋子。

而对于同本小说中的布料商一家,燕妮没有讲述他们被纳粹迫害的经过,只抓住了他们突然从房子中凭空消失的一瞬间。正是这消失的一瞬间,反而让我们看清了消失的到底是什么,是空白让沉重显形。

还有很多时候,活着比死亡还要重。在《白日尽头》中,死亡可能是与一抔雪有关的事情,或者只是从某个世界摔了出去。活着则不然,主人公走过了山一样的历史,已经衰老到不能再衰老,但她仍然无法遗忘恐惧的感觉。恐惧是生命最坚不可摧的库藏。

什么样的恐惧呢?不被人接受的恐惧,无法逃脱必然命运的恐惧,对死亡固有的恐惧……恐惧不仅互相叠加,还在不停繁殖。

燕妮笔下的流亡者们,越靠近生命的尽头越流亡至内心的最深处。此时此刻,无需再回避任何痛苦,处在风暴中心反而最能镇定。但沉重是真的,生命是一条战线,也许足够重,才能对抗些什么,向势利的主流世界宣告自己有关紧要的存在。

幸好有燕妮,愿意为流亡者们著书立说。文字承载了真实的克重,本身也变成了真实存在的事物。“真实得就像一袋面粉、一双鞋或一群被激起反抗的人。”

03.

边界及其所制造的

燕妮说,德语中“定义”一词的词根是拉丁语finis,意为“边界”,所以“定义”本身就有“划定边界”的含义。

也许没有多少人会比燕妮更懂边界对人的定义,曾经她的生活中有一道墙,把她定义成“东德人”,墙另一边的人则被定义成“西德人”。后来墙塌了,“东德人”和“西德人”实质上都消失了,虽然时至今日还有人把她定义为“东德作家”。

东德是她的来处,这点倒是没有错。柏林墙的倒塌深刻影响了她对政治的理解,某种程度上,划定边界是一种政治行为。

燕妮早年对政治提不起兴趣,那些满口空话的集体会议和豆腐块文章,对她来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只有在话剧演出和艺术交流中,才能看到一点对时政的反思。

直到有一天,她知道了东德秘密警察“史塔西”的存在。“当你意识到可能会有被投入监狱的风险,你就知道,我们是逃不开大的政治体系的。”柏林墙倒塌后,燕妮翻看了很多“史塔西”留下的调查资料,其中就有她父亲约翰·埃彭贝克的。

父亲的资料记载了他曾希望体制从内部慢慢瓦解的私人谈话,“史塔西”在纸面上批注道,禁止这个人去西德。但燕妮记得,当时没过多久,父亲前往西德的申请就被通过了。政治的面貌,很多时候是无稽的,和人性如出一辙。

《德国,苍白的母亲》

在《凯罗斯》中,燕妮让公共政治与私人生活形成双重交响。年长的汉斯把小他34岁的卡塔琳娜,当作他自己年轻时的镜子。她是他的新雪。他想控制她,改造她,借她延续孱弱的艺术生命,可他忽略了卡塔琳娜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个体,非他可以控制。

这段关系中,抽鞭子和审讯不只是汉斯对发生在他身上的权力行为的戏仿,更根植于人类可笑的权力欲,既是私人的,又是政治的。小说结尾政治体制和私人关系的双重失败,是权力欲的必然结果。

如社会学家艾伦·约翰逊所说:“任何围绕着对控制的痴迷而建立的体制最终都会失败,因为它与现实不可控的本质相互矛盾。”

历史上德国妄图通过两次世界战争拓展自己的边界,也给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燕妮察觉到,柏林墙倒塌后,这个世界上仍然有很多人为设立的边界,以及由边界制造的争端。可是实际上,边界两边的人,差异可能小得可怜。

《时世逝》中的尼日利亚难民,捱过了父亲的死亡、利比亚的奴役和九死一生的海难,却在风平浪静的德国难以为继,连专门解决“难民困境”的政府官员都放弃了他。

这也许就是布莱希特所谓“平地的艰难”,彼时流亡回到德国的布莱希特感叹,从此不再有“山地的艰险”,但重建日常、安顿身心比想象中更难克服。《时世逝》中有句话说,“只有他们今天在德国生存下来,才说明希特勒真的战败了。”

作为流亡者的后裔,燕妮涉足难民议题的动机完全不难理解。小说主人公理查德,自视为新生德国的前东德移民,在难民身上识别出了相似的沦落之感。

理查德代表了燕妮的身份立场,她也无比恳切地借理查德之口承认,她对难民的理解终归是有限的。关于“边界”,燕妮第一个想到的关联词是“皮肤”。皮肤是我们体内的世界和外部的世界的边界,但对于这两者我们其实都一无所知。

理查德最初挪用他最熟悉的文化典故,管这些黑皮肤的难民叫阿波罗、特里斯坦和赫尔墨斯。而难民约瑟夫,用他流亡途中学到的多国语言交替呼喊“我受够了”,戳破了理查德的保护壳,并打开了一扇真正通向理解的大门。

边界两边的人,差异可能小得可怜。在黑暗中,所有人都是黑色的,所有人都会蜷缩成最脆弱的动物。

《红色天空》

无论如何,建立理解十分必要。《时世逝》打破了近年流行的“自传体小说”的伦理界限,我们当然无法完全理解他人,但不应该放弃对理解的尝试。燕妮在写作前和难民的大量访谈中,强烈地感受到他们需要被理解。

《时世逝》有一个美丽的结尾,理查德邀请难民去家里做客,在某个时刻,来自不同国家的人都想起了自己爱过和爱过自己的人。爱是人类共通的语言,哪怕因为语言不通造成误会,也会创造出美丽的东西。

燕妮相信阅读和写作都是对理解的尝试,借助对话回应现实中的暴力,去寻找彼此的共同点而不是互相憎恨。“一旦停止对话,暴力就会出现”,燕妮说。

理解也是一种行动,而且是一种有效的行动。也许终有一天,种族、性别、外表等都不必被拿来区分“你们”和“我们”。人们终于领会爱的语言,生活在共同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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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妮·埃彭贝克作品已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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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撰文:布里

现场翻译:张晏

策划:看理想新媒体部

封面图:《红色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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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理想 2026-11-10 14:00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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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的故事》

冬天是收拢的季节。叶子收回到土里,天色短了,人也安静下来。

有些声音,忽然就变得清晰了。像风划过空枝,果实坠入泥土,像雪落在窗台,猫踮脚踩过,像水壶在炉子上渐渐腾起白汽。

看理想的周年季,总在一年中最安静的这段时间到来。

冬天把热闹收起,我们正好把心打开。也许有一刹那,耳机里传来的熟悉声音,能让人在纷乱的心绪里稍稍沉静。那样的时刻,心是敏锐的,世界反而显出它本来的辽阔。

八年里,看理想一点一点攒下这些声音,一档一档,攒下足够听过整个冬天的节目,也攒下一群慢慢听的人。

有些声音不响,但一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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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候聊聊极其罕见的“德州翻蓝”

原创 美轮美换 2026-11-09 13:38 北京

这一次,美国人真的受够特朗普了?

《纸牌屋》

美国2026中期选举投票结束,民主党全面夺回国会参众两院的控制权,掀起势不可挡的“蓝色浪潮”。特别是共和党“大本营”票仓德克萨斯州,实现38年来首次翻蓝。与历史上的中期选举相比,这是民主党自1974年水门事件后,前所未有的一场大胜。

美国选民的集体性倒转,是对时任总统特朗普的全面否定。距离特朗普第二个任期结束,还有最后两年。特朗普与民主党接下来会有怎样的合作,共和党内部将发生怎样的动荡,都是亟待关注的问题。

今天的文章,播客“美轮美换”主播Talich与王浩岚,将复盘本次中期选举民主党的胜绩,分析选情倒转的原因,并对近未来美国政治风向的变化作出预测。

讲述|Talich&王浩岚

来源|《美轮美换》播客

01.

民主党,大胜

Talich:这次美国中期选举,选情已经非常明朗,民主党取得了一场大胜。

之前我们讨论过,如果民主党在全国众议院选举中的得票率比共和党高出8到9个百分点,共和党就会面临很大的危险。因为共和党有大量众议院选区,原本的领先优势只有9到12个百分点。如果全国选情明显向民主党倾斜,这些原先被认为相对安全的共和党选区,就可能接连失守。

选举前,各种民调基本都预测民主党会领先8到9个百分点。但从实际计票结果来看,民主党的全国得票率优势可能达到13个百分点,远远超出了预期。

如果与历史上的中期选举相比,这可能是自1974年水门事件之后,民主党取得的最大一次全国得票优势。可以说,这是半个世纪以来罕见的一场大胜。

王浩岚:对,如果看执政党在中期选举中遭遇的全国性选票冲击,这次确实可以与1974年那样的历史性选举相提并论。

《规则改变》

Talich:如果换一个标准,从众议院席位来看,这次胜利又相当于历史上的什么水平?

王浩岚:这就需要考虑美国不同时期的政治格局了。20世纪大部分时间,民主党在国会一直拥有相当稳固的优势,尤其在众议院,本身的席位基数就非常高。

如果单纯比较席位总数,这次民主党的表现还不能与1974年水门事件后的局面相比,当时民主党在众议院赢得291个众议院席位,1976年又拿到292席。与此同时,民主党在参议院也拥有超过60个席位。但那个时代,民主党的政治基础和现在完全不同。

当时新政联盟的影响仍然存在,尤其是南方各州,虽然在总统选举中已经出现向共和党转移的趋势,但在国会选举中,许多地方仍然长期支持民主党。这些传统南方民主党选区,为民主党提供了大量相对稳定的国会席位。也就是说,民主党即使在全国选情不利的时候,仍然有相当可观的基本盘。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拿今天民主党的席位数,与20世纪70年代的民主党直接比较。

民主党的众议院席位在1990年后逐渐减少,1994年共和党革命之后,民主党长期失去了对众议院的控制权。2008年奥巴马当选总统时,民主党曾经赢得257个众议院席位。但此后十几年的选举中,民主党始终没有重新突破250席。

如果这一次最终能够拿到250席以上,意味着民主党的众议院优势重新回到了2008年前后的水平。如果进一步突破260席,不仅意味着它重新拥有了显著的众议院多数优势,也将是自1990年代初以来少见的席位规模。

《纸牌屋》

Talich:这次民主党在美国南方各州的表现出人意料。

过去几十年,南方一直是共和党的重要票仓。虽然民主党也偶尔取得一些突破,比如2020年拜登曾在佐治亚州赢得总统选举,让人看到这个州转向民主党的可能性,但总体而言,民主党始终很难撼动共和党在南方的优势。即使是长期被视为摇摆州的北卡罗来纳,民主党在总统选举中也已经连续多年未能获胜。

这次情况完全不同,民主党不仅在佐治亚州、德克萨斯州等传统共和党优势州取得重大突破,还在南卡罗来纳州赢得联邦参议员选举。就连共和党最终守住的佛罗里达州,民主党候选人也只是以微弱差距惜败。

所以这次民主党的胜利不仅体现在传统摇摆州,更重要的是,它开始冲击共和党过去长期占据优势的南方政治版图。

王浩岚:佛罗里达州很特殊,除了2022年罗恩·德桑蒂斯以将近20个百分点的优势大胜之外,过去几次州长选举,共和党都赢得非常艰难。

民主党这次虽然惜败,但考虑到佛罗里达州近年来的政治变化,这个结果已经相当不错了。按照党派投票倾向指数(PVI),佛罗里达州的整体政治环境原本就明显有利于共和党。但这次共和党最终只领先了1.3个百分点,说明民主党的表现远好于这个州近年来的基本党派倾向所显示的水平。

还有人认为,民主党这次之所以没能拿下佛罗里达,是因为没有投入足够的竞选资金。毕竟,民主党候选人的资金规模远远不及共和党,全国民主党组织也没有把佛罗里达作为重点投入的战场。

但我觉得,这次选举反而说明,竞选资金对结果的影响可能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大。即使双方资金投入悬殊,民主党依然能够把共和党的领先优势压缩到如此微小的程度。除了竞选资金,一个州原有的党派倾向、全国政治环境和选民的投票意愿,都会对选举结果产生重要影响。

《鹿死谁手》

佛罗里达州也成为本次中期选举后,人数前十的州里,唯一保住了共和党州长和州政府的州。形成对照的是本来由共和党控制的德州和佐治亚州,几乎全线崩溃。德州今年所有参选的位置,从参议院到州长再到副州长,州总检察长,铁路委员会委员,全都翻蓝,顺带着德州和佐治亚的众议院也都出现了翻转。

德州参议院目前形势难测,但民主党也有希望。选举前德州众议院有人说有可能翻蓝,因为众议院选举结果可能跟州长选举结果走得比较近,没想到德州参议院也能翻蓝。现在结果还不确定,但已经出乎共和党人最悲观的估计,也出乎民主党人最乐观的估计了。  

王浩岚:从南方各州的州长选举来看,共和党虽然守住了不少传统优势州,但赢得并不轻松,共和党在传统南方优势州的领先幅度已经相当有限。如果整体选情再向民主党倾斜五六个百分点,好几个原本被认为稳固的共和党州就可能翻盘,共和党在南方的选举优势也将面临更大挑战。

02.

选情为什么产生变化?

Talich:这次选举给人的心理冲击,很像2016年民主党“蓝墙”的崩塌。当时那些被认为稳固支持民主党的州突然转向共和党,对民主党的打击非常大。

王浩岚:这次共和党遭受的冲击甚至比2016年民主党失去“蓝墙”更严重。因为2016年“蓝墙”失守,不是没有预兆。在州一级的政治格局中,共和党早已占据一定优势。比如密歇根、威斯康星和宾夕法尼亚,州议会都由共和党控制。

这次不同,共和党失去的是已经稳固控制了几十年的传统优势州,尤其是德克萨斯州和堪萨斯州,打破了延续数十年的选举纪录。

《艾斯特拉达的三次葬礼》

Talich:2024年那些靠近美墨边境、西裔人口占比较高的地区,曾经大幅转向共和党。但这一次,恰恰也是这些地区,出现了最明显的民主党反弹。

王浩岚:我觉得这种变化,很难与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执法政策完全分开。

Talich:之前有不少报道说,特朗普政府加强移民执法,对当地经济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尤其是建筑业等高度依赖移民劳动力的行业。所以受到影响的不只是普通选民,还有当地的企业主和商业精英。对这些人来说,移民执法已经不只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劳动力供给、企业经营和经济利益的问题。

这就产生了矛盾,共和党一直强调自己重视商业、支持企业发展,但特朗普政府在执行移民政策时,却可能损害了这些企业的实际利益。原本支持共和党的商界人士,也可能因此对政府产生不满。

还有一点,过去几次选举中,民主党虽然能够在德州的一部分城市地区或西裔社区取得优势,却始终没能将这些支持充分转化为全州范围的胜利。而这一次,西裔人口集中的边境地区明显回归民主党,城市和郊区的民主党选票也进一步增加。

两股力量叠加起来,可能是共和党最终没能守住德克萨斯州的重要原因。

王浩岚:2020年,这个局面已经部分实现了。当时德州的城市地区明显左转,但与此同时,南部格兰德河谷一带的西裔选区却开始右转。最终,拜登在德州只输了大约5.6个百分点。

而这一次,民主党期待的两种趋势终于同时出现了。城市地区继续左转,南部边境的西裔选民重新转向民主党,而且当地投票率还明显提高。这些因素叠加,最终让民主党候选人詹姆斯·塔拉里科在联邦参议员选举中领先约12个百分点,州长候选人吉娜·伊诺霍萨也领先约7个百分点。

《少年邦》

塔拉里科能够大幅击败共和党候选人肯·帕克斯顿,也归因于帕克斯顿本人的争议。但伊诺霍萨击败的可是格雷格·阿博特,一位已经连续担任三届州长、执政十多年的共和党人。当然,阿博特在一些政策上一直存在争议。

Talich:尤其是教育政策。阿博特一直在推动学校选择制度(school choice),特别是允许家庭使用公共资金支付私立学校学费的学费券政策。为了推动这项政策,他甚至在共和党初选中挑战那些反对学费券的本党议员,其中不少来自农村地区。

而这项政策对农村地区未必有什么好处。因为农村本来就缺乏私立学校,很多家庭即使拿到了补贴,也没有多少学校可选。相反,当地公立学校可能面临更大的资源压力。这件事可能影响了一些农村选民对共和党的态度。

王浩岚:这可能是德州选举中一个容易被外界低估的因素。从全国政治的角度看,很多人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一项学校选择政策会引发如此激烈的党内冲突,甚至影响州长选举。

在美国,公立教育主要由州和地方政府负责。学校如何获得经费、公共资金应不应该用于私立教育,以及农村公立学校能否继续维持,都是直接关系当地居民利益的问题。教育政策在州长选举和地方选举中,具有很高的政治重要性。

Talich:我觉得阿博特在教育政策上推进得太强硬,得罪了一部分农村选民。另外,农村居民对柴油价格更加敏感,因为农业生产、机械作业和日常运输都离不开柴油。而这次柴油价格大幅上涨,对他们的生产成本和生活开支造成了很大冲击。

《胜利之光》

王浩岚:不只是柴油,还有化肥,跟2022年又有所不同。

2022年能源价格上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俄乌战争。对于美国选民来说,这至少是一个外部冲击。但这次油价上涨与伊朗战争直接相关,而这场战争又是特朗普政府参与发动的。因此,选民很容易将能源价格上涨与共和党政府的政策联系起来。

这可能是共和党今年在农村地区,尤其是在过去长期支持共和党的白人非大学学历选民中,支持率明显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州长选举中,也反映在众议院选举上。因为美国有大量众议院选区,白人非大学学历选民占比较高。如果共和党在这个群体中的优势显著缩小,原本安全的共和党选区也可能突然变得有竞争力。

03.

新一轮政治博弈即将开始

Talich:选举会引发政治专业人才的大规模流动,进而影响各州未来的政策制定、行政运作和政治利益网络。这类变化普通选民未必能直接感受到,但影响可能相当深远。

这次许多原本长期由共和党控制的州,突然选出了民主党州长,州议会的党派格局也发生了变化。新一届政府需要重新组建行政团队,任命各部门负责人,还要招聘大量政策顾问和工作人员。

王浩岚:2010年前后共和党在南方各州大规模崛起时,民主党也经历过类似的人员流失。不过,相对于联邦政府,州政府的团队调整或许没那么难以应对。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时间和磨合逐渐解决,州长通常有四年任期,州议员的任期也有两年或四年,新政府有一定时间建立自己的团队和工作机制。

对于这次新当选的民主党州长和州议员来说,还有一个特殊的缓冲条件,未来两年,白宫里坐着的依然是特朗普。民主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政治矛盾和施政阻力归因于联邦政府,不必立即承担全部政治责任。

《纸牌屋》

Talich:而且特朗普已经回应说,共和党这次选举失利与自己没有太大关系,也表示愿意与民主党合作。当然,这只是他目前的公开态度。共和党内部恐怕有不少人不愿意看到他轻易转向民主党,尤其是斯蒂芬·米勒这些立场强硬的幕僚,可能会试图阻止他在移民等核心议题上妥协。

接下来特朗普与共和党内部各派之间会如何博弈,也很值得关注。

王浩岚:特朗普这个人未必会一直按照传统保守主义或共和党的意识形态立场行事。当然,他的个人政治品牌已经形成,许多民主党人和自由派人士恐怕很难再相信他是一个真诚、可靠的谈判对象。但他在政治交易上的立场还是相当灵活的。

尤其是现在,他的总统任期只剩最后两年。如果他还希望在卸任前取得一些能够作为个人政治遗产的成果,那么在某些议题上,他完全有可能选择与民主党合作,比如移民问题。如果双方都有妥协意愿,未必不存在达成协议的机会。

这跟小布什总统最后两年的处境有点像,2006年中期选举后,民主党控制了国会,但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民主党主导的众议院依然通过了金融救助法案,帮助共和党总统推动救市。

政党之间虽然存在激烈竞争,但在特定条件下,仍然可能为了共同的政策目标达成妥协。未来两年究竟会发生什么,现在还很难下定论。

Talich:接下来真正精彩的政治斗争,恐怕还是会发生在国会山。民主党突然取得国会控制权,内部肯定要面临新的权力分配问题。共和党失去多数席位之后,同样免不了一轮权力重组。共和党内部的相互指责和政治清算可能会更早开始。毕竟,刚刚经历这样一场惨败,总要有人承担责任。

《副总统》

王浩岚:一般来说,选举惨败之后,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政党领导层。这次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已经宣布,不会继续争取下一届国会的共和党领袖职位。

不过,约翰逊避免了最难堪的局面,毕竟他所在的路易斯安那州没有出现共和党全面崩盘的情况,共和党还是守住了联邦参议员席位,还有机会拿回此前因选区重划而失去的一个众议院席位。

约翰逊退出领导层之后,他原来的副手、同样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史蒂夫·斯卡利斯有可能争取这个职位。另一位备受关注的候选人是吉姆·乔丹,他也是特朗普长期以来的政治盟友。

Talich:对,现在要选的是众议院少数党领袖,而不是议长。

王浩岚:这两个职位的产生方式很不一样。众议院议长需要获得众议院全院投票的多数支持,而少数党领袖只需要在本党党团内部获得多数票。

更重要的是,这次选举之后,共和党众议员的内部构成也发生了变化。因为共和党损失最严重的,往往是那些来自竞争激烈选区的议员,其中包括不少相对温和、偏向建制派的共和党人。相反,来自共和党传统优势选区、立场更为强硬的保守派议员,反而更容易保住自己的席位。

这样一来,即使共和党在众议院的总席位减少了,强硬保守派在党团内部所占的比例却可能进一步上升。这对吉姆·乔丹来说,可能是个有利条件。

而且,乔丹过去几年也一直在为进入共和党最高领导层做准备。他逐渐淡化自己过去那种激烈、对抗性的政治形象,主动改善与党内其他派系的关系,争取原本不愿意支持他的议员。这次他面对的党内环境和他本人拥有的政治资源,都与2023年有所不同。

《纸牌屋》

Talich:这么看,共和党内的强硬保守派,重新回到了自己最熟悉的政治环境。过去他们作为党内反对派,最擅长的就是反对、抗议,阻挠本党领导层的政策议程。他们未必把推动立法当作首要目标,而是更愿意通过不断反对和施压,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

现在共和党失去了众议院多数席位,不再需要直接承担推动立法、维持多数党团结的责任。对这些人来说,反而又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反对民主党政策、组织政治对抗上了。

王浩岚:不过现在他们是极少数的人中比较主流的声音。  

Talich:对,偏温和派的基本上就被赶走了,现在看起来,民主党反而出了很多温和派。  

王浩岚:这也是下届国会很有意思的现象,毕竟民主党赢的这些选区和国会议员,都是一个特朗普赢了十几个点的选区。民主党议员不能一上来就表现得要跟特朗普对抗到底,而是要展现出跟他合作的意愿。

可能有些人会乐观地看到,这个新国会跟特朗普总统也许会有小范围的合作,或者双方都有意愿解决一些问题,比如医保补贴。当然医保补贴主要的问题是它叫“奥巴马医改”,换个名字,说不定特朗普就欣然接受了。

所以这些议员必然要展示出自己的独特性,因为众议院两年一选,即便有现任优势也很难保证什么。潮水退去之后,很多人会被留在沙滩上。

Talich:但也有一些人就利用这次机会腾飞了。  

王浩岚:有个很经典的案例,新泽西州的克里斯·史密斯,是本次选举之后硕果仅存的新泽西共和党人。当年他被认为是靠着里根的东风意外上岸的共和党议员,没想到一干就是46年。  

Talich:民主党的詹姆斯·塔拉里科在接受福布斯新闻采访时说,他对报复没什么兴趣,主要是要解决民生问题。但是既然德州民主党赢这么大,医疗补助扩展计划(Medicaid Expansion)在德州可能就有希望了,德州是南方几个州中比较顽抗的。  

王浩岚:对,因为现在州长是民主党人,州议会下议院也由民主党先发起,参议院共和党也只剩一个席位的优势。而且德州参议院议程由州长、副州长决定,应该有较大概率实现医疗补助扩展计划。很多南方州喊了很多年都没实现,现在来看有可能攻克最后几个堡垒。

04.

真的改变还是会反弹?

Talich:我们一直没说参议院,阿拉斯加参议院现在看来跟民调比较接近,其他的民主党参议院都明显超过预期。  

王浩岚:可能丑闻确实拉低了选情,而且阿拉斯加没有受到全国政治风向太大的引领,玛丽·佩尔托拉赢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Talich:现在这种情况下,民进党在参议院应该可以有55席,参议院肯定还是查克·舒默的参议院。  

王浩岚:2028年连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另说,但是这两年肯定没人能反对他当多数党领袖。这是很有意思现象,现在众议院议长哈基姆·杰弗里斯是纽约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是纽约人,总统特朗普骨子里也是个纽约人。

参议院比较意外的一点是南卡罗来纳州被赢下来,堪萨斯和艾奥瓦都翻转。南卡跟密西西比类似,黑人跟白人的对立非常严重,黑人选民倾巢支持民主党,但是大部分白人选民坚定地挺共和党,民主党很难突破50%的上限。但是安妮·安德鲁斯竟然能够干脆利落地解决掉达琳·格雷厄姆,非常意外。

1998年最后一次民主党赢南卡参议院选举,是当时长期担任南卡参议员的弗里茨·霍林斯。他个非常有名的财政保守派,国会好几个财政削减赤字的法案都与他相关。2004年他退休之后,民主党再也没有能够染指南卡参议院席位。 

《副总统》

Talich:所以你不知道这是真正彻底的改变,还是像奥巴马似的,大家都觉得可能改变但是回来就反弹,来了个特朗普。你不知道塔拉里科上了以后,德州是不是真的要变天。

王浩岚:不知道南卡是真的到这个点发生变化了,还是2010年的伊利诺伊重现。当年奥巴马刚赢完,茶党先放到伊利诺伊也就是奥巴马自己的参议院席位,但是很快2016年伊利诺伊又回到了民主党手中,从此再也没有被丢失的危险。

从单纯的人口结构来看,南卡民主党未来是有可能发展的。如果北卡进一步变成摇摆州,或者往蓝的方向走,那南卡相对结构比较类似,只是更红一些,未来也有希望,但是没想到这回大幅加速。  

Talich:人口变化很多时候跟经济发展直接相关,就像佛罗里达,如果不停地吸引来养老人群的话,翻红的难度肯定跟德州这种不停地吸引来年轻打工人的州不一样。  

王浩岚:佛罗里达之所以跟其他州都迥然不同,就是因为它每年能够稳定补充二三十万保守派共和党老年选民。 

Talich:尤其是这几年,大富翁们都往那儿跑。现在佛罗里达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富人太多,干活的穷人太少。 

王浩岚:今年佛罗里达通过了一个跟财税相关的宪法修正案,很多人说可能会非常危险,对于未来共和党在佛罗里达的经济和控制也许会是一个巨大的同色警告。 

Talich:现在的房价涨得太快,对穷人很不利,所以限制了低收入的蓝领工人进入。这长期是一个不稳定因素,但只要还能保持着人口的流入,共和党在佛罗里达还有优势。  

《纸牌屋》

王浩岚:这是今年佛罗里达参议院最后,民主党还是赢不了的一个前提因素。但是一个DSA(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的候选人,在佛罗里达这样的州竟然只输了三点几个点,也是难以想象。

当下民众都受到极化时代的影响,很难超脱政治框架的既定认知。政治选举中的大幅摇摆很可能会发生,还是要跳出当下的思维局限性。放眼历史当中,这样级别的改变式选举有时候还是会发生的。

而且2024年我们也看到了,当时全国已经发生过一次小小的去极化趋势,全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右转。这回全国基本上整体大左转,让人看到政治极化是有机会被缓解的。  

Talich:全国西裔可能都有这个情况,2016年西裔就向共和党转了,这次的反弹似乎非常强,一下子就把过去可能4年给翻回来。说明不是把选民简单吸引过去就一劳永逸了,大家还是非常务实的。  

王浩岚:现在参议院最大的意外应该是,民主党理论上来说在参议院有非常强烈的结构性劣势,但仅限于民意比较五五开的状态。这种冲破想象力的蓝色海啸带来的结果,就是民主党如果做得更完美一些,甚至可能接近60席。  

Talich:共和党这边事后诸葛亮也可以这样说。最后如果像密西西比这样的州都翻转,那真的是共和党特朗普MAGA政治联盟的一次总崩盘。

而且这次参议院选举的就是两个比较典型的结果,北卡和佐治亚都是民主党认为共和党在选举前就放弃了的关键席位,没想到民主党两个候选人分别赢了20个点。

因为北卡是著名的选区划分七扭八歪的地方,共和党可以说精心布局了好多年。 

王浩岚:虽然北卡的州最高法院还是共和党控制,因为席位不够,但是现在民主党已经控制了北卡的州下议院,堪州参议院可能比较困难。如果民主党重新全面控制北卡的州议会和州长,这是自2010年以来首次出现的,对选区重划有重大影响。

这次参议院选举对2028年有很大影响,参议院选举任期是6年,一大批民主党的议员都上来之后,2028年想翻转几乎不可能,有可能要到2032年。跟2008年选完之后,民主党参议院冲到了2014年一样。我们在前段时间说民主党能拿到50席就烧高香,现在看来2028年甚至能瞄着60票去。

今年好像由于共和党输得太惨,找不到谁你认为他有可能会输,但他没输。这就是你在打一场战役的时候,每个战线都在受压,最后发现真的全崩了。

《纸牌屋》

现在距离尘埃落定还有一段时间,但中选的结果差不多就是这个样态。现在最重要的不只是席位的分布,还有新国会上来的节奏、特朗普怎么接受、这场选举对于特朗普主义的未来是什么启示。

尤其是特朗普总统即将走向政治生涯的终点,他对共和党铁腕统治还能否延续?很多共和党人已经跳出来开始要指责特朗普,万斯也说了伊朗战争对于共和党现在的巨大挑战和问题。对夺嫡之争的影响,现在才刚刚开始。  

Talich:这次最后的催票工作中,也看到特朗普出来做很多活动,选民不是那么热情,活动场地也不是那么大。他对于共和党选民的号召力在下降,抓捕选民的能力也在下降。  

王浩岚:对,而且选民联盟确实出现了巨大的裂痕,农场主反弹是真实而切实存在的。艾奥瓦也是全线崩盘,州长、三个国会议区、参议员都输了。大家拿特朗普能有什么办法,他已经是天选之子,逃脱了这么多“正义制裁”之后,他肯定也不是很担心自己,但是毕竟身边人还是比他们想象得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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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整理自播客“美轮美换”第96期,有编辑删减,欢迎前往小宇宙等泛用型平台收听。“美轮美换”与看理想合作音频节目《美国大选与世界转向》已上线看理想App,欢迎前往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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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选与世界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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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内容编辑:布里、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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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学团招募|闽地七日 佛国、市井与海洋

看理想 2026-11-09 13:38 北京

看理想古建之旅|11.29-12.5 福州 泉州 莆田

过去半年,看理想古建之旅与朱起鹏老师走过山西——晋北看边疆与中心,晋中看皇权与市井,晋东南看神灵与人心,晋南看壁画与戏台;也走过辽西草原——看辽塔立在捺钵的秋山之间。

🎉新的启程,邀请大家继续上路,一路往南。

闽,东南越,蛇种。本是文明世界的边缘。却一次次在历史的岔路口蜕变。

有些人来了又走,但总有些人留下,繁衍。山岭间,田地被开垦。大海边,城邑被兴建。

🏯

福州

闽地的中心。浩荡的闽江畔,缔造出王朝的雄心和礼乐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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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

北宋年间始置兴化军。一面是艰辛的耕作,一面是东南科举的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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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

坐拥山海,一条“海上丝绸之路”,捧出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商船先看见六胜塔,再驶入泉州湾。

人来了,神也来了。

至迟南宋,闽地已成东南信仰的首善之区。泉州更有“泉南佛国”的浪漫,在这座城市里,“佛”并不局限于佛教。伊斯兰教徒建清净寺,把宣礼塔呼作“叫佛楼”;印度教徒则用番佛寺称呼自己的圣殿;基督徒在碑刻里称耶稣为“佛”。摩尼教徒则将摩尼光佛刻进了华表山。

几百年过去,番佛寺的印度教石柱,还立在开元寺大殿的后檐,十臂狮身像和凤凰刻在同一块石头上。而涂门街上,清净寺的宣礼塔和关岳庙的签筒,相距不过老厝几间。佛国的另一面,是朗朗的读书声。福泉两府的文庙,宏阔如同宫殿。写满进士名字的碑铭,映出半部中国史的侧影。这海滨邹鲁,一半是海水,一半却是火焰。

这里为何成为诸神的国土?

这些城、庙、塔、桥,又凭什么穿越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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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至12月5日

看理想古建之旅,闽地7日,与学者朱起鹏一起,重新发现中古时代的佛国、市井和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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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理想夜校,每天免费听|本周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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