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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热潮到退潮,美国电池投资为何摇摆?

原创 尹路 2026-11-16 18:28 北京

补贴退坡、需求转冷,令美国的电池投资热潮减退,现存的工厂正承受利用率下降与技术路线切换的阵痛

文|《财经》主笔 尹路

编辑|黄凯茜

美国电池制造业正在消化上一轮扩张形成的产线,调整后续建厂计划。同时在电动车和储能市场的增势差异中,重新选择电池产品和技术路线。

过去几年,美国车企的电动化计划、联邦税收抵免和各州招商优惠,共同推动了一轮电池工厂投资潮。这些项目从密歇根、俄亥俄等中西部传统汽车工业腹地,延伸至肯塔基、田纳西、佐治亚和南北卡罗来纳等南部制造基地,形成了美国的“电池带”。

2022年8月,拜登政府推动的《通胀削减法案》(IRA)落地,通过购车税收抵免和本土制造激励,支持电动车消费与电动汽车和电池产能建设。2025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清洁能源相关的政策急速转向,购车税收抵免提前终止,电动车销量应声回落。车企压减纯电车型产线,电池企业也随之调整投资计划。

根据美国智库Atlas统计,全美新增电动车整车及供应链投资总额,从2023年约550亿美元的高峰骤然降至2025年约65亿美元。仅2025年,正式取消的电动车相关项目原定投资承诺近200亿美元。2025年初至2026年8月,取消项目涉及承诺岗位合计约2.7万个。

整体投资收缩之际,已建成的电池工厂还面临产品路线的抉择:电动车需求放缓,储能市场增长可观,吸引企业转产,寻找短期订单以消化闲置产能;下一代电动车对低成本、高能量密度电池的要求,又牵动着后续技术投入。

通用汽车与LG新能源合资企业Ultium Cells的调整最为典型。其位于田纳西州斯普林希尔(Spring Hill)的工厂最早是为通用的电动车配套,规划动力电池产能超45GWh(吉瓦时)。2026年6月,才完成耗资7000万美元的改造,改为生产用于储能系统(ESS)的软包磷酸铁锂(LFP)电芯。

三个月后,通用又于9月底宣布,将在该厂增加面向下一代电动车的富锂锰基(LMR)方形电芯生产能力。相关设施改造预计于2026年内启动、2028年完成,并新增约500个岗位。工厂的产品组合覆盖储能和汽车两类用途。

通用称,富锂锰基电池的设计能量密度比磷酸铁锂高33%,制造成本相当,Ultium Cells有望成为全球首家商业量产LMR方形电芯的企业。

这种摇摆映照出当下美国电池制造业的处境:终端电动车需求不及预期,倒逼建成工厂转产储能自救;整车厂为攻克成本瓶颈、维持中长期竞争力,仍要硬着头皮持续投入新技术路线。

政策转向,投资退潮

美国“电池带”的爆发式扩张,由联邦法案、州政府招商与传统车企激进转型共同催生:美国汽车巨头急于重构本土供应链,日韩等亚洲电池企业需贴近北美整车客户配套,中西部与南部州政府则渴望借新能源基地,接续因燃油车流失的制造岗位。

电池建厂潮在2019年至2022年间已经启动。根据公开信息统计,美国52个主要电池项目中,有一半的选址或投资落地是在2022年8月IRA实施之前。

IRA为热潮注入了供需两端的强心针:供给侧,符合条件的本土制造电芯可获先进制造税收抵免,最高35美元/千瓦时,模组制造另享10美元/千瓦时抵免。在需求侧,满足北美组装与关键矿物、电池组件本地化门槛的新能源车,可享最高7500美元联邦购车税收抵免。叠加各州低价土地、基建扩容与用工补贴,汽车和电池企业对未来电动车的出货规模预期被推至顶点。

投资预期在2025年随着特朗普政府的上台而立刻转向。2025年7月,美国国会立法取消企业平均燃油经济性(CAFE)标准的合规罚款。此前,车企增加纯电车型销量,可以提高企业整体的平均燃油经济性,降低销售高油耗皮卡和大型SUV带来的罚款压力。两个月后,联邦税收与支出立法调整,9月30日后购买的车辆,全面终止最高7500美元的联邦税收抵免。

税收抵免到期前的抢购,将2025年三季度美国纯电新车渗透率推至10.6%的高点,随后市场迅速降温。据Cox Automotive数据,2025年四季度至2026年二季度,美国纯电新车渗透率均徘徊在5.7%至5.8%,各季度销量同比分别下滑36%、27%和20.5%。

2026年,美国进一步放宽燃油车监管。2月,环保署撤销机动车温室气体危害认定及相关排放标准;9月,联邦政府下调燃油经济性要求,并明确自2028年起取消车企间CAFE积分交易。这些调整减轻了车企销售燃油车的合规压力,也削弱了其通过增加纯电车型产销来满足监管要求的动力。

另一方面,作为电池厂利润支柱的先进制造税收抵免政策,则加强了对外国投资者及供应链的穿透审查。2026年2月,美国国税局出台指引,将“受关注外国实体”(FEOC)的相关审查延伸至电池企业的外国股东、债务、供应链和技术。企业申请税收抵免,需要核实投资者和供应商资格、追溯材料成本,并证明生产经营及技术合作安排符合“实际控制权”要求,这增加了融资、采购与技术引进的合规成本。

随着需求转冷,车企和电池企业纷纷改变原有的扩产计划。

已建成或接近完工的大型基地,主要通过拆分合资资产、转让股权、降低生产负荷和转产储能调整经营。最典型的是福特与SK On合资的BlueOval SK项目,由福特接手其中的肯塔基园区,将一期动力电池厂改向储能、产能规模减半,二期厂房另寻用途;田纳西工厂由SK On独立持有运营,并延后投产。

已经启动土建或完成厂房建设的项目,则更多选择压缩投资、产能和岗位规模,推迟设备安装与投产,以减少后续资金支出。例如,福特在密歇根州独资建设的BlueOval磷酸铁锂电池厂,将投资承诺从35亿美元降至25亿美元,规划产能从35GWh降至20GWh,承诺岗位从2500个减至1700个。

处于规划或扩产早期的项目,主要通过取消建设、终止租约或出售场地退出。挪威电池企业FREYR和美国电池企业KORE Power分别取消了原规划34GWh和12GWh的电芯项目;硅负极电池企业Amprius终止新基地扩产,保留现有研发与小规模制造设施;美国电池企业iM3NY宣布破产后出售资产;主攻钠离子电池的Natron Energy因资金链断裂关闭现有设施,并终止新厂计划。

上一轮热潮中规划的数百吉瓦时新增产能,绝大多数本就脱离真实整车订单支撑。取消尚在纸面上的扩产承诺,是对非理性泡沫的纠偏与止损。

从产能供需尺度看,据国际能源署(IEA)《全球电动车展望2026》统计,截至2025年末,美国已建成锂离子电池名义制造产能已达约330GWh(含动力与储能)。若按全美年销约100万辆纯电动车、单车带电量70千瓦时左右估算,本土整车端每年的动力电芯需求不足80GWh,仅占名义产能的四分之一左右。

车企重估电动车

福特于2025年12月正式宣布电动化战略大调整,将“需求低于预期、高昂的结构性成本以及监管环境变化”列为三大主因,全面削减电动化资本开支,将资源转向燃油车、混动车型及更具价格竞争力的下一代纯电平台。

自2025年二季度以来,通用累计计提与电动车相关的资产减值及重组费用约109亿美元;福特在2025年12月宣布电动化战略收缩时,一次性计提的相关费用超190亿美元。

2026年三季度,通用在美国售出约2.5万辆电动车,同比下降62%。福特约售出6000辆,同比下降80%;曾被寄予厚望的F-150 Lightning纯电皮卡单季仅卖出289辆,目前已宣告停产。

然而,在退潮的趋势之中,美国两大车企掌门人却坚持表态“没有放弃电动车”。

通用CEO(首席执行官)博拉(Mary Barra)2026年在公开场合中坦言,没有联邦补贴,电动化普及会花更长时间,但通用仍会走到那一步,且内部数据显示买过电动车的消费者再购可能性高出八成。她表示,通用依然认为电动车是终局,转型使命未变。

福特CEO法利(Jim Farley)则把继续投入电动车的条件落在具体的成本和竞争力上。他近期在公开场合表示,福特内部拆解测算发现,比亚迪同级车的电池采购成本比福特下一代中型电动皮卡Fathom低约两成。为缩小整车成本差距,福特的对策是重新设计电机、减速器和逆变器,提高电驱效率,以更小的电池包实现相同续航。法利同时承认,按既定规模、成本和时间投产这款车很不容易,大规模量产工程方案尚未最终敲定。

车企首先需要适应补贴退出后的销售规模。据Cox Automotive季度数据推算,2026年前三季度,美国纯电车每季销量维持在20多万辆,市场渗透率约6%,大致回到2022年至2023年的水平。

后续产品开发则更注重售价和成本的优化。上一轮投资中,全尺寸纯电皮卡和大型SUV占据重要位置,部分车型搭载100千瓦时至200千瓦时的高镍电池包,整车成本和售价较高,这类车型受税收抵免政策的影响最大。车企转而重视性价比更高、电池成本更低的产品体系,如福特计划将Fathom的起售价控制在3万美元以下,并采用磷酸铁锂电池;通用则推进磷酸铁锂、富锂锰基等方案,分别服务于入门车型和兼顾成本、续航的大型电动车。

车企也在调整对电芯制造资产的投入比重。通用于2025年将密歇根州兰辛电芯厂的合资股权售予LG新能源,又于2026年8月将印第安纳州新卡莱尔的在建电池厂的股权转给三星SDI;福特接手肯塔基合资园区后,将其转向储能市场。

整车厂通过股权转让与业务剥离,将重资产电芯制造的折旧压力与产能利用率风险转给专业电池商和储能市场,自己退守整车平台与系统集成。

探寻转产路径

尽管新增投资承诺缩水,前几年集中动工的存量项目仍有不少在2025年至2026年间跨越验收节点,转入投产或调试期。IEA数据显示,2025年美国锂电池名义制造产能同比增长约50%,年末名义产能约330GWh。其中包括此轮热潮之前,跨国车企与亚洲电池巨头已在美建成的约60GWh电芯产能。

美国太阳能行业协会(SEIA)2026年9月的供应链追踪显示,全美已运营的储能及兼用型电芯制造产能为62.3GWh/年,而下游储能模组与电池包组装产能达107.6GWh/年。大量工厂落子在资本开支更低、建设周期更短的模组与系统集成环节,核心电芯仍高度依赖外购或进口。

全面转向电池储能市场,是原计划配套电动车的电池产线最主流的“自救”通道。动力电池遇冷之际,美国电网改造与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扩建正推动本土储能装机高增。SEIA与Benchmark数据显示,2025年美国新增电池储能装机达57.6GWh,2026年上半年新增30.8GWh,其中二季度单季装机达创纪录的20.2GWh,机构普遍预测2026全年新增装机有望接近70GWh。

庞大的储能需求成为闲置动力产线的“接盘侠”。除开篇提及的通用Ultium田纳西工厂于2026年6月转产软包LFP储能电芯外,本田与LG新能源合资的俄亥俄州L-H Battery工厂(原规划40GWh汽车动力电芯)已于2026年7月率先量产LFP储能电芯;LG新能源独资运营的密歇根州兰辛工厂2026年8月投产,同样优先生产软包LFP储能电芯,并将方壳LFP储能电芯量产排上2027年日程;加上2025年5月已启动LFP储能量产的密歇根州霍兰德工厂,LG新能源已在北美密集铺开储能制造网。

其他阵营也在加速切入。三星SDI与Stellantis合资的印第安纳州科科莫一期33GWh工厂在产出汽车电芯的同时,正推进产线转换以供应美国储能市场;远景AESC在2026年5月将田纳西州老厂多数股权售予美国本土企业FIXX Energy,该厂已完成LFP储能电芯转型并累计产出超400万只电芯;松下堪萨斯工厂也在2026年6月披露,拟拨出部分产线在2028年至2029年间专门生产服务于AI数据中心的电池产品。

转产储能的同时,美国电池企业也在探索更多技术路线。通用布局富锂锰基电池,并与Peak Energy合作研发车用钠离子电芯;铁空气、水系锌和锂硫电池项目则在推进制造与产量爬坡。部分企业还将业务重心从乘用车转向国防、铁路和工业储能。

固态电池的重点仍是中试验证与工程放大。QuantumScape于2026年2月在加州圣何塞启用Eagle中试线,用于固态电芯试产与客户送样验证;Solid Power正在科罗拉多州推进硫化物固态电解质连续制造中试线安装,计划2026年四季度启动;Factorial则保留美国研发与小规模生产设施,将规模化电芯制造转向韩国。

这些新技术路线为存量资产提供了差异化突围方向,但受制于兆瓦级的中试规模或漫长的研发周期,短期内远不足以对冲美国本土吉瓦级的产能过剩,甚至部分新技术的发展还会进一步加剧当前产能的淘汰风险。

工程能力瓶颈

电池工厂转产储能,需追加设备改造、产品认证和工程人员投入。从改造到稳定生产,美国电池工厂面前的工程与合规障碍依然严峻。

第一重挑战是高昂的改造成本与严苛认证周期。前述转产方案中,通用Ultium田纳西工厂和LG兰辛工厂初期沿用了软包LFP形态,福特肯塔基与LG后续规划选择了方壳LFP,三星SDI部分产线则先以三元材料体系过渡。

一旦涉及正极材料体系(从三元切换至LFP)、电芯物理尺寸或封装形态(从软包切换至方壳)的变更,涂布、辊压、卷绕/叠片、注液乃至化成封装等核心工艺都需要大规模重建。

车规动力电池改为储能电池,还需满足电力公用事业的准入要求。进入美国电网与工商业储能市场,电池产品必须重新通过储能电池安全标准(UL 1973)、储能系统安全标准(UL 9540)以及严苛的热失控蔓延破坏性测试(UL 9540A)等标准验证。

此外,大型公用事业与电网客户通常要求10年至15年以上的循环容量保持率承诺及长期可融资性担保。转产储能虽能盘活闲置厂房,但需要应对改造成本、漫长的认证周期以及与中国成熟LFP储能供应链的成本差距。

第二重挑战是高良率量产的工程能力,以及由此引发的跨国人力摩擦。电芯制造是一套对环境温湿度、洁净度与工艺窗口极其敏感的连续物理化学过程,涵盖设备安装、单机调试、整线联动、浆料与材料参数匹配、工程试产直至大规模量产爬坡。

电池生产是典型的系统工艺放大工程,前道工序的微小瑕疵会在后道工序中层层累积放大。排查故障、提升综合良率高度依赖一线工程师对前后道工序关系的经验。

由于美国本土长期缺乏锂电制造工艺工程师与熟练技工,新建工厂在设备安装与调试爬坡期,需从韩国、日本和中国派遣海外工程技术团队支持。然而,紧迫的工期需求与美国不断收紧的移民执法环境,正在产生剧烈摩擦。

2025年9月,佐治亚州现代汽车与LG新能源的合资电池工厂突发联邦移民执法事件,现场约475人被控制,其中包括300多名负责核心设备安装、产线调试与本地员工培训的韩国技术人员。这一事件导致该厂设备安装全面中断,直至同年11月部分技术人员返岗后才勉强恢复;2026年9月,300多名涉事韩国人员正式向美国联邦机构递交行政索赔,启动联邦侵权诉讼程序。

从法规层面看,美国《外交事务手册》明确允许符合特定采购合同、具备专业技术资质且薪酬来源于境外的设备安装调试人员申请B-1商务签证赴美作业,并在2025年12月专门增设了专业培训人员条款。

但在实际操作中,B-1等专项签证审批周期漫长,而电池产线调试与排障往往具有突发性与紧迫性;部分设备商与分包商在工期与成本压力下走“捷径”入境从事现场作业,易触发移民执法风险。如何在严苛合规、漫长排期与产线救急之间找到平衡,仍是困扰在美跨国电池厂的难题。

因此,美国“电池带”的持续运转,需要补上本地制造能力在人员、生产、供应链和工程技术四个方面的断层。工厂首先要招募并培训熟悉设备操作和日常维护的本土员工,通过持续调试和生产,稳定产出合格电芯。正负极材料、隔膜、电解液及核心产线备件的供应,也需在北美逐步建立价格合理、交付及时的配套网络。更需要时间积累的是本土工程团队的经验,包括排查复杂工艺故障和产品换线改造,将产线综合良率持续维持在盈亏平衡线之上,逐步减少对海外专家驻场指导的依赖。

责编 | 杨明慧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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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亚太“心联通”,中信新书《和合之构》在深首发

原创 邹碧颖 2026-11-16 18:28 北京

ABAC成立30年来首部图书专著《和合之构》11月15日在深圳首发,该书以商业人物为观察窗口,将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相结合并行呈现

文|《财经》记者 邹碧颖

编辑|朱弢

11月15日,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中国年会议周期间,《和合之构:文化共鸣与亚太新未来》(The Architecture of Harmony,下称《和合之构》)新书发布仪式在深圳举行。

《和合之构》由中信出版集团与《财经》杂志联合出品,通过《财经》记者、编辑分别采访ABAC近40位工商界代表,展示他们各具特色的商业经历,以及对亚太地区合作发展的观察思考。

发布仪式在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ABAC)会议现场举办,由上百位来自亚太各经济体的工商界代表、专家学者及媒体人士共同见证。

据悉,ABAC由来自21个APEC经济体的60多位工商界代表组成。他们每年定期召开四次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与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同期举行。

高层齐聚,共启新书发布

2026年11月14日至16日,2026年ABAC第四次会议在深圳举行。围绕“开放、互通、协同”的年度主题,ABAC第四次会议磋商多项重点议题,旨在总结全年合作成果,并向APEC各经济体领导人提交政策建议报告,并谋划2027年合作方向与工作重点。

在新书发布仪式现场,多位亚太工商界核心嘉宾共同登台,为《和合之构》的正式发布揭幕。2026年ABAC主席、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李凡荣,中信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张文武,中信集团副总经理、ABAC中国代表及互联互通工作组主席曾琪,新西兰ABAC代表布雷特·奥赖利(Brett O’Riley),ABAC国际秘书处主任安东尼奥·巴西利奥(Antonio I. Basilio)共同出席发布仪式。

在深圳ABAC会议中信专场会上,新书《和合之构:文化共鸣与亚太新未来》正式发布。摄/受访者供图

作为本书出版方与仪式主办方代表,中信集团高层与ABAC经济体代表同台,彰显了中国企业在推动亚太区域“硬联通、软联通、心联通”中的实践担当。

中信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张文武致辞时介绍,中信集团应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已成为一家产融并举的大型综合性跨国企业集团。47年来,中信坚持市场化、国际化发展,不仅是亚太经贸合作发展的见证者,更是身体力行的参与者、推动者。中信致力于做资金融通的纽带、做产业共建的伙伴、做开放对话的平台。中信将持续深化“要出国、找中信”“来中国、找中信”服务品牌,既推动中国企业走进亚太经济体,也邀请亚太企业家走进中国市场。

张文武表示,亚太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自由贸易和开放区域主义的沃土。面向未来,中信集团愿与ABAC全体同仁一道,同心建好“联通之桥”“产业之桥”“共识之桥”,携手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区域共同繁荣。

中信集团副总经理、ABAC中国代表、互联互通工作组主席曾琪此前在倡议《和合之构》一书时曾表示,亚太共同体的核心并不趋同,而是在差异中持续生成共识的能力。在她看来,互联互通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如何在差异中寻找共同点,如何让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保持交流与理解,以及如何在不确定性中维持合作。

深度访谈,记录亚太“和合”智慧

在中国贸促会和 ABAC 国际秘书处的支持下,中信出版集团和《财经》杂志紧扣2026年APEC主题,对ABAC代表进行了一对一深度访谈,邀请他们讲述商业故事、人生经历以及对亚太地区未来规划与合作的看法,并揭示亚太地区发展中软联通与硬联通互嵌共生的逻辑,最终形成了《和合之构》一书。

中信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张文武(左二)和中信出版集团董事长陈炜(右一)在新书展台。摄/张昌浩

《和合之构》记录了ABAC机制下,亚太工商界在绿色经济、中小企业发展、跨境支付、金融合作、技术治理、供应链韧性、数字贸易规则等领域的协商实践。该书以商业人物为观察窗口,将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相结合并行呈现。

这也是ABAC 成立30年来首次以图书专著的形式记录ABAC代表们在各自领域的长期耕耘,讲述他们在区域合作中斡旋的坚守和耐心,通过讲述工商界代表的故事,阐明了文化软实力是塑造亚太新未来的关键纽带。

反响热烈,赋能亚太共同体建设

文化互联互通将促进商业繁荣。《和合之构》指出,区域合作不仅需要产业链供应链的“硬联通”、制度规则对接的“软联通”,更离不开文明互鉴与相互理解的“心联通”。亚太各经济体如何在差异中寻求共识,是本书试图回答的核心命题。

在11月18日至19日将于深圳举行的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前夕,《和合之构》一书引发了与会嘉宾的共鸣。现场气氛热烈,嘉宾们对书中“在差异中持续寻找合作共识”的亚太工商界故事给予高度评价。

在ABAC会议举办地展示的《和合之构:文化共鸣与亚太新未来》和《财经》APEC专题刊。摄/《财经》记者 邹碧颖

多位ABAC代表表示,在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的当下,《和合之构》记录了各经济体承认差异、避免对抗、在共同利益中寻找最大公约数的真实故事。这本书不仅是对ABAC30年历程的思想沉淀,更为2026 APEC中国年“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提供了鲜活的商业与人文注脚。

随着APEC会议的进程,《和合之构》将在后续活动期间持续展示,传递开放合作与共同发展的亚太声音。

责编 | 李煜

题图来源| 邹碧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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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交所开市五年:市场参与者获得感几何?

康国亮 2026-11-16 18:28 北京

北交所开市五年来,坚守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定位。五年间,中小企业获得资本支持,市场机构持续深耕赛道,融资端、投资端良性循环的共赢生态逐步成型

文|《财经》研究员 康国亮

编辑|郭楠

2021年11月15日,北京证券交易所(下称“北交所”)在北京金融街正式鸣钟开市,作为国内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一环,北交所为创新型中小企业开辟了专属资本通道,也标志着中国境内资本市场形成三大证券交易所协同发展的新格局。

五年时光流转,这家国内最年轻的证券交易所始终锚定“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这一核心定位,与新三板一体化协同发展,探索出一条契合中小科创企业成长规律的特色路径。

“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世界性的难题,全球主要资本市场都在积极探索,但目前看来成功的经验还不多。北交所为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使命而生,打磨出独具特色的‘中国方案’。”中国银河证券董事长王晟表示。

数据是市场发展的直观注脚,北交所开市五年来,在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中取得了一系列显著的成绩。截至2026年11月13日,北交所上市公司数量达到355家,总市值约8000亿元,比开市之初81家、不足3000亿元总市值显著增长。五年间,北交所累计服务中小企业融资近900亿元,募资八成以上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领域。

而衡量这场改革成色,远不止于数字层面的变化,更加重要的是,北交所开市的五年间,各类参与其中的市场主体持续收获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中小企业拿到资本活水、实现治理能力跃迁;市场机构淬炼服务能力,收获耐心资本的回报;一个融资端与投资端良性循环、多方共赢的资本市场生态图景正在逐步成型。

中小企业:融资赋能,拔节成长

“北交所为需要长期研发投入、回报周期长的创新型中小企业打开了更大的资本市场空间,公司正是基于这一契合自身发展阶段的平台定位选择在北交所上市,上市融资后公司推动超算应用研发成果产业化,实现扭亏为盈。”并行科技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健讲述道。

并行科技于2023年以未盈利状态在北交所上市,上市后在获得资本赋能的多重红利下,业绩快速增长。根据公司财报,其营收从2023年报的4.96亿元增长超两倍至2026年三季报的15.47亿元,归母净利润则从2023年的亏损8050万元成功扭亏,截至2026年三季报盈利7881万元,上市的三年也是公司历史性实现盈利的三年。

事实上,并行科技的案例只是北交所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融资的一个缩影。根据北交所数据,北交所在坚持“小额、快速、灵活、多元”的融资导向下,五年间累计服务中小企业融资近900亿元,单家企业平均募资额达到约2亿元,募集资金八成以上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领域。

同时中小企业的融资效率也在持续优化,例如海能技术简易程序定增项目从受理到注册历时不超过10个工作日;五新智能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整合三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资源;针对尚未盈利的硬科技企业,北交所设置第四套研发导向上市标准,为这类企业打通上市路径。

除了为中小企业带来资本活水,畅通融资渠道,北交所赋予中小企业的还包括公司治理、品牌信用、组织能力以及产业协同等多重“软实力”,这意味着,中小企业登陆北交所,拿到的不只是一笔发展资金,更是一套完整的成长解决方案。

“上市这五年,我们最大的变化,是从一家元器件测试仪器厂商,升级为高端测试解决方案提供商。”同惠电子董事会秘书王恒斌讲述道,切入半导体高端测试赛道,对企业而言,无异于完成一次赛道“升维”。

2026年7月登陆北交所的康美特科技,董事长、总经理葛世立则从融资渠道、品牌价值、人才激励、整合能力四个维度,总结了北交所上市之后的一系列变化。

“登陆北交所后,我们从一家非上市企业到上市公众企业,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企业信用度、市场认可度、市场影响力得到显著提高。上市公司规范治理、信息公开透明,这是含金量很高的名片,这让我们和产业链的客户对接当中,大大降低了信任成本。”葛世立介绍说,上市后依托北交所的股权激励制度,公司推出了2026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不但有效保留了现有研发骨干,同时对引进高端人才带来了方便,让整个团队更加拥有创新的动力,让人才和企业共同成长、长期奋斗。

这样的获得感并不止康美特一家。北交所首批上市公司五新智能董秘崔连苹谈到,“北交所给五新智能带来的,不只是资金,更是从‘找机会’到‘创机会’的格局跃升。上市倒逼公司治理走向规范透明,股权结构、决策流程、信息披露,这些都是公众公司的基本功,同时也是民营企业最缺乏、最难突破的瓶颈。”

“北交所带给企业的价值,远不止打通一条融资渠道。”另一家首批上市公司三元基因董事长程永庆同样认为,“北交所提供一整套适配创新型中小企业的资本市场工具,引导企业把研发能力转化为资本能力,服务产业版图拓展。”

对于北交所开市五年为中小企业融资赋能的成绩,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田轩评价,北交所开市五年有效破解了广大初创期和成长期中小企业长期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困局,有效带动了区域特色产业集群壮大,为实体经济注入了持续增长动力,也为资本市场适配实体经济转型升级需求探索出了全新路径。

市场机构:深耕赛道,展资拓业

具有获得感的不仅仅是得到资本赋能的中小企业,随着北交所市场生态的完善成型,深度参与其中的券商、基金等市场机构同样收获颇丰。

“北交所的五年,也是中国证券行业回归本源、切实发挥功能性的五年。与北交所共成长,中国证券行业交出了全链条‘行业答卷’。” 王晟用一组数据说明银河证券在北交所的收获:五年间,银河证券累计挂牌新三板企业140多家,保荐7家公司登陆北交所,落地北交所首单询价发行、首单战略投资者锁价定增等创新项目,同时获首批北交所股票做市交易业务资格,已累计服务53只北交所股票。

申万宏源证券副董事长、总经理张剑将多年深耕北交所、新三板的实践概括为投研、投资、投行三个关键词。投研建立适配中小企业的研究定价体系,投资践行耐心资本理念,投行覆盖规范培育、保荐上市、持续督导、并购重组全流程。“不能只做IPO(首次公开募股)一锤子买卖,要做企业全周期陪伴。”

东吴证券党委书记、董事长范力则认为,北交所赛道为券商服务中小企业提供了广阔空间。东吴证券累计服务100家科创企业,其中22家登陆北交所,相关业务已经成为公司特色与立身之本。他特别提到,“北交所追求的不是一枝独秀,而是百花齐放、满园春色。”

扮演中介服务角色的券商之外,随着北交所投资价值的显现,机构投资者纷纷向北交所投入真金白银,同时也收获了不错的业绩曲线。

“北交所成立五年来,持续优化准入规则,培育多元投资者群体,不断吸引机构投资者入场,公募、保险、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券商资管、产业基金配置比例持续提升,中长期资金占比稳步提高。公募基金作为机构投资者的重要力量,无论是参与数量还是参与规模,均呈现大幅提升。” 中信建投北交所精选两年定开基金经理冷文鹏表示。

“从‘改革试验田’到‘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北交所完成了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史上一次极具标志性的跨越,随着制度日趋完善,‘企业愿意来、中介愿意参与、投资者愿意投’的正向循环已经建立并正持续强化。”嘉实基金表示。

北交所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数量已超过118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三倍;机构投资者账户数超20万户,参与北交所投资的公募基金数量由开市初期的百余只增至超3000只,北交所主题基金、北证50指数基金则达到59只,存续基金规模超过160亿元。

从投资回报来看,2026年基金中报首次披露“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数据,汇添富、易方达、大成旗下北交所主题基金在过去一年(2025年7月1日—2026年6月30日)的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分别达99.94%、99.9%、90.66%,在首批产品中排名前三。

对于北交所的投资价值,华夏基金北交所3个月持有期基金拟任基金经理顾鑫峰分析称,北交所汇聚了一批具有产业特色和竞争优势的专精特新企业,投资需要长期跟踪、交叉验证,深挖商业模式与竞争格局,寻找真正具备长期成长潜力的公司。

开源证券诸海滨则认为,开市五年,北交所新质生产力主阵地全面成型,布局未来产业链枝干,北证50当前估值处于2024年至今中低分位,正处于战略配置窗口。

值得注意的是,开市五年之际,北交所近期再次迎来改革新信号,包括稳步推出北证50ETF、北交所新股市值配售、创新性评价标准、优化新三板分层管理等举措,推动北交所与新三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制度红利持续释放之下,中小企业及市场机构等各类参与主体,有望在下一个五年收获更多高质量发展成果。

责编 | 杨明慧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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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贸格局碎片化,亚太合作靠什么? | 《财经》封面

原创 时青靖 王延春 2026-11-15 17:39 北京

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亚太最值得珍视的,不只是增长的速度,更是彼此保持连接的能力;不只是在竞争中创造新的优势,更是在差异之中不断寻找共同繁荣的可能

文|特约撰稿人 时青靖 《财经》记者 王延春

编辑|王延春

亚太地区是全球文明形态最为多元、经济增长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这里既有不同的历史传统、制度安排与发展道路,也形成了高度交织的贸易、投资与产业网络。过去几十年,亚太经历了从“地理相邻”到“发展相依”的深刻转变,不同经济体在相互依存中寻找共同利益,在差异之中探索合作路径,共同塑造了世界经济版图中最具活力的增长极。

2020年11月20日,习近平主席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引用马来西亚谚语“遇山一起爬,遇沟一起跨”。这句话所表达的,正是“亚太大家庭”的精神内核。APEC由21个经济体组成,各成员文化传统、发展阶段和制度环境各不相同,却在过去30多年中不断扩大经济联系、深化区域合作。亚太经受住了金融危机等多重冲击,数以亿计人口摆脱贫困,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互信、包容、合作与共赢,也逐渐成为连接这个多元区域的重要纽带。

亚太的繁荣,从来不只是经济增长的故事,更是一部不同文明彼此接触、理解与互鉴的历史。亚太汇聚了迥异的语言、历史脉络、社会结构与文化价值,而经济全球化和数字时代又不断将这些差异置于更加紧密的互动之中。正如新罗学者崔致远所言:“道不远人,人无异国。”不同的发展道路并不妨碍各经济体在追求和平、发展与繁荣上形成共同利益。真正重要的,是如何在差异长期存在的情况下,找到能够共同前行的路径。

而今,亚太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从相互依存走向共同繁荣

未来数年,亚太仍将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支撑增长的条件正在发生变化。世界经济增速趋于温和,地缘政治博弈加剧,产业链与供应链持续重构;与此同时,数字化、人工智能、绿色转型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在重新定义增长的来源与方式。过去依靠规模、成本和全球分工形成的竞争优势,正在让位于创新能力、产业韧性、制度协调以及长期合作能力。

由此,亚太未来需要回答的,已不只是“如何增长”,更是“如何共同增长”。

2026年APEC将“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确定为主题,并以“开放、创新、合作”为三大优先领域。这一主题回应了亚太正在经历的结构性变化:在不确定性上升的环境中保持开放,在产业和技术重构中寻找创新空间,在差异与竞争并存的格局下维护合作。亚太下一阶段的发展机会,也将更多蕴藏于这些变化之中。

实际上,产业链的重构正在重新绘制区域经济地图。企业在重新评估成本、效率、韧性与安全之间的平衡,新的生产网络和供应链节点不断形成。对于亚太而言,这既意味着产业转移、贸易摩擦和规则差异带来的挑战,也意味着数字贸易、绿色产业链、先进制造和新型产能合作正在创造新的增长空间。产业链的变化并不必然意味着区域经济走向彼此割裂,相反,它可能推动新的区域分工和更加多元、更具韧性的合作网络形成。关键在于,如何让这种重构转化为更广泛的发展机会,而不是新的分化。

同时,这种变化也在改写区域竞争的逻辑。正如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首席执行官、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ABAC)区域经济一体化工作组副主席郭柄汛所提出的,未来十年的全球商业竞争将发生深刻变化,竞争优势将越来越属于能够构建生态系统、实现信任连接与协同创新的企业与经济体。在他看来,拥有优秀的产品只是进入全球市场的起点,真正支撑长期发展的,是成为全球客户、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愿意信赖并长期合作的伙伴。

这一判断揭示了亚太经济联系深化之后的一个关键命题:竞争优势越来越取决于连接的质量。企业需要的不仅是进入市场的机会,还包括稳定、可信的合作关系;经济体之间不仅需要贸易与投资往来,还需要让产业、技术、制度与人才形成更加有效的协同。

不可否认,区域一体化不断深入的同时,规则碎片化的隐忧也在上升。数字贸易、数据流动、人工智能治理、绿色标准以及供应链规则等新议题,正在超越传统贸易规则的边界。不同经济体基于自身发展阶段和现实需求形成不同制度安排,本身并非问题;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让不同规则之间能够衔接,让差异能够被协调,让区域经济在保持多样性的同时继续扩大共同市场。

世界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地缘政治格局复杂演变,数字革命重塑产业形态,绿色转型迫在眉睫。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需要从更长远的历史视野和更宏阔的区域格局出发,思考亚太合作的未来方向。为全面展现亚太工商界构建开放型亚太经济、助力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愿景,我们将2026年ABAC会议主题确定为“开放、互通、协同”。

2026年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主席、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李凡荣提出,展望未来,如何打造亚太发展的下一个30年,是摆在我们这一代工商界人士面前的重要课题。世界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地缘政治格局复杂演变,数字革命重塑产业形态,绿色转型迫在眉睫。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需要从更长远的历史视野和更宏阔的区域格局出发,思考亚太合作的未来方向。

重新定义亚太的互联互通

因此,重新理解“互联互通”,已经成为亚太未来发展的重要命题。

今天的互联互通,早已不只是港口、铁路、航线和物流网络的物理连接。商品和资本可以跨越边界,但如果规则无法衔接、标准难以兼容,经济联系仍可能受到新的阻碍;技术可以快速传播,但如果治理原则无法形成共识,创新也可能带来新的鸿沟;企业可以进入新的市场,但如果彼此缺乏理解与信任,商业合作很难形成持久的基础。

中信集团副总经理、ABAC中国代表及互联互通工作组主席曾琪对此判断:“越是不确定的时代,越需要连接;越是不同的世界,越需要理解。”在曾琪看来,中国企业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不只是把产品卖出去、把资本投出去,更重要的是让自己真正融入一个更大的世界。过去,企业更多讨论“如何走出去”;未来更核心的问题,则是“走出去之后,如何与世界共同成长”。这要求企业不仅具备技术、资本与产品的硬实力,更要具备跨文化沟通、跨制度协作和跨周期经营的能力。

这一观察将互联互通的意义从市场拓展推进到更深层次的合作能力建设。全球化进入新阶段,企业面临的挑战不仅是如何跨越地理边界,更是如何理解不同制度与文化背后的运行逻辑,在差异中建立共识,在合作中创造共同价值。

曾琪进一步指出,互联互通是一个由不同层次共同构成的体系:“硬联通”解决彼此能不能连接,“软联通”解决彼此能不能顺畅合作,“心联通”则决定彼此能不能建立长期的底层信任。基础设施搭建连接的骨架,规则与机制降低合作成本,而最终让合作穿越周期的,始终是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尊重与包容。

这一认识为亚太未来的区域合作提供了重要参照。经济互联互通,是区域繁荣的基础。贸易、投资和产业链的持续连接,使不同经济体形成越来越紧密的利益纽带。面对全球供应链重构,亚太需要在效率与韧性之间寻找新的平衡,在竞争与合作之间形成新的分工。人工智能、新能源、先进制造、数字服务以及绿色产业,都可能成为下一阶段区域增长的新支点。企业所面对的,也将从寻找成本最低的生产地点,转向重新思考如何嵌入一个更加复杂、更具韧性的区域产业生态。

制度互联互通,则决定经济联系能够走多远。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不只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更是让不同经济体能够在差异中找到共同运行的接口。面对数字贸易、数据跨境流动、人工智能、绿色标准等新议题,亚太需要更多能够兼容差异、衔接规则的制度安排。区域一体化并不意味着所有经济体采用完全相同的规则,而是通过持续协调,让不同制度之间拥有更多可对接、可合作的空间。

而更深层的互联互通,是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信任。

当前世界格局复杂动荡,“如何共处”正在成为比“如何增长”更为根本的问题。区域竞争无法单独提供未来发展的方向,真正稀缺的,是一种能够在差异中保持连接、在变化中维系秩序的能力。亚太没有一种发展模式能够覆盖全部现实,也没有一种价值可以取代其他选择。正是在长期面对差异的过程中,亚太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合作方式:承认差异,在协商中建立信任;保持多样,在共同利益之上形成共识;以“和而不同”的智慧,为区域合作保留更大的可能性。

文化与人文交流因此并非经济合作的附属品,而是区域互联互通更深层的基础。青年、人才、企业家、研究者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不断增加的跨境交流,正在形成一种难以完全由正式制度替代的“软联通”。商业联系可以打开市场,制度连接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而人与人之间持续积累的理解和信任,才能让区域合作获得更加持久的生命力。

这也是亚太合作机制独特的价值所在。

作为APEC机制中连接工商界与公共决策的重要平台,ABAC长期将企业对贸易、投资、产业链、数字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实践经验带入区域政策讨论。据悉,今年,ABAC发布一系列声明,如《ABAC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的声明》和《ABAC关于支持亚太互联互通的声明》等,为APEC合作提供坚实的工商界支持。它所体现的并不只是工商界参与区域治理的方式,更是一种亚太式的合作逻辑:不同经济体不必先消除差异再开始合作,而是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寻找共同目标,在具体问题上不断扩大可以合作的空间。

这种逻辑在今天尤其重要。经济越是深入融合,就越需要稳定的规则连接;技术发展越是迅速,就越需要更广泛的协作;世界越是不确定,就越需要为对话和理解留下空间。亚太合作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正在于这种在差异中寻找共识的能力。

全球化的深圳坐标

2026年,APEC将再次来到中国,中国也将第三次担任APEC东道主。11月,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和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深圳举行。从空港门户到高铁枢纽,从城市主干道到社区门口,“APEC CHINA 2026”标识的海报、道旗、标牌在深圳随处可见。深圳湾的建筑上,“当好东道主 喜迎APEC”的画面点亮了城市。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年3月8日,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外交主题记者会上表示,今年是APEC“中国年”,也是中国第3次担任东道主。从2001年的上海,到2014年的北京,再到今年的深圳,25年来APEC风雨兼程,经历了区域合作的坎坷起伏,也见证了中国与亚太同行的初心不改。亚太共同体概念提出已有几十年时间,但这一概念不能停留在纸面上,不能局限于愿景中。我们希望能在深圳找到答案。会议聚焦“开放、创新、合作”,推动亚太自贸区、互联互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深圳是一座因开放而生、因连接而兴的城市。从经济特区起步,到成长为全球重要的创新与贸易中心,它的发展轨迹本身就是中国融入亚太、连接世界的一个缩影。这里既有高度开放的市场,也有持续重塑产业边界的创新能力;既连接着全球产业链,也不断探索新的制度与治理方式。深圳所展现的,是一座城市如何通过开放、创新和连接不断获得新的发展动能。

因此,2026年的深圳不仅是一场区域合作盛会的举办地,也是一扇观察亚太未来的窗口。APEC成员经济体及多国政界、学界、业界代表,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围绕亚太经济一体化、亚太共同体制度创新、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等重大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2026年的“中国年”,不仅是一次东道主身份的转换,更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亚太发展逻辑的机会:当全球化进入新的阶段,区域合作需要怎样的开放方式;当产业链不断重构,企业需要怎样的连接能力;当人工智能和绿色转型改变增长模式,亚太又应当如何共同塑造未来。

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可能来自某一个经济体,也不可能依靠某一种模式独自完成。

亚太之所以能够成为今天的亚太,恰恰因为它始终是一片差异共存的土地。这里有成熟经济体,也有快速发展的新兴市场;有不同的制度体系,也有截然不同的历史经验;有激烈的市场竞争,也有广泛而深刻的经济依存。未来的亚太,也不会因为差异消失而更加确定。真正重要的,是能否建立一种更加成熟的合作能力,在差异中寻找共同利益,在竞争中保留合作空间,在变化中维护彼此之间的连接。

商船三井前社长、前会长,现任特别顾问兼ABAC日本代表池田润一郎,从长期经营的角度阐释了这一问题。他指出,企业的长期竞争力并不单单取决于速度与规模,更取决于能否形成跨越周期的历史视野,并建立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制度信任。对于承担社会基础设施功能的企业而言,真正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商业成果之中,也体现在面对危机与变局时,对安全、信任与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坚守。

从企业经营到区域合作,这一判断指向相似的现实:短期增长可以由市场机会推动,长期繁荣却需要更稳固的信任基础。无论是企业建立国际伙伴关系,还是经济体深化区域合作,都需要在持续沟通与共同实践中积累信任,让合作关系经得起环境变化与时间考验。

这或许正是“和合”对于亚太未来最深层的意义。

展望下一个30年,亚太真正需要构建的,或许不只是更加密集的经济联系,而是一套能够让不同经济体长期共存、共同发展的连接体系。经济的互联互通,让彼此形成更深的利益纽带;制度的互联互通,让差异获得协调与衔接;文化与人文的互联互通,则让合作拥有超越短期利益的信任基础。

开放,让区域保持流动;创新,为未来创造新的可能;合作,则让不同经济体能够在共同利益之上继续前行。

当经济、制度与文明三重连接彼此交织,一个更加开放、包容、韧性更强的亚太共同体,才可能真正从愿景走向现实。

这或许正是2026年APEC中国年所提供的更深层启示: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亚太最值得珍视的,不只是增长的速度,更是彼此保持连接的能力;不只是竞争中创造新的优势,更是在差异之中不断寻找共同繁荣的可能。

责编 | 杨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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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针超100万元的抗癌神药,明年起医保报销

凌馨 2026-11-15 17:39 北京

“天价药”大幅降价进医保赚钱,是中国创新药企已经走通的路

文|《财经》记者 凌馨

编 | 王小

“真进医保了!”2026年11月14日上午,当瑞基奥仑赛注射液出现在大屏幕上时,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公布现场一阵窃窃私语。

传了几天的“靴子”终于落地——原本定价129万元/支的细胞治疗(CAR-T)药物,从2027年1月1日起就能被医保报销。

CAR-T类药物,目前被认为是全球唯一可以一针治好癌症的疗法。

医保谈判有个不成文的门槛,“50万元不谈,30万元不进”,这也意味着,瑞基奥仑赛此次进医保的降价幅度可能超过100万元。

《财经》就此咨询药明巨诺一位管理层,对方没有正面回复。但是,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所长马军向媒体证实,瑞基奥仑赛的定价已降到30万元/支以下,他参与了这款药的审评。

那么,问题来了,一款药为什么能从100多万元直接降价到20多万元,降价后企业还能赚钱吗?

定价超百万元,药企反而在亏钱

对药明巨诺而言,下定决心大幅降价可能是对既往市场策略的一次颠覆。因为,129万元的“天价”并没有让它赚到钱。

财报显示,瑞基奥仑赛2023年卖了1.74亿元,2024年降到1.58亿元,2025年进入商保目录后增至2.19亿元,但药明巨诺2025年仍亏损5.55亿元。

这家公司目前只有这一款已经商业化的产品。到2026年上半年,药明巨诺还亏5000多万元,至今未能扭亏为盈。

“血液瘤市场本身不算大,也有其他治疗药物,可能疗效没有那么好但也能控制病情,CAR-T这样的高价药物本身市场空间就比较有限。”一位医药行业分析师曾向《财经》表示。

目前的CAR-T产品主要用于血液瘤的治疗,瑞基奥仑赛的适应证是三种淋巴瘤。

中国首款CAR-T是2021年获批上市的,至今已有五年。但据马军介绍,通过商业化途径接受治疗的患者仅9200人。

目前商业保险对CAR-T的销售额带动似乎有限。在部分省份惠民保纳入CAR-T产品后,曾有相关企业高管向《财经》直言,销量并没有特别显著的增长。瑞基奥仑赛纳入商保后的2025年,38.4%的销售额增幅也难称惊喜。

或许正因如此,药明巨诺下定决心大幅降价,尝试其他药企都曾走过的“捷径”——进入医保“以价换量”。

与药明巨诺抱有同样想法的还有合源生物。在2026年9月医保谈判时,两家公司都由首席执行官(CEO)带队参加现场谈判,也是CAR-T首次坐上基本医保目录的谈判桌。

当天谈判结束,合源生物团队谨慎地快速离场,药明巨诺CEO田丰则对现场媒体报以微笑。按照药明巨诺的说法,这次降价是“技术创新降低成本”。

药明巨诺在11月14日医保目录公布后发文称,成熟的商业化制造体系,是CAR-T走向广泛临床应用的重要基础。

CAR-T产品在全球的定价都很高,在美国高达近50万美元/针。这主要是因为它的生产成本高。

因为CAR-T不是流水线生产的普通药物,它需要量身定做,即每个患者的药都要单独做:抽出患者自己的T细胞,在体外改造、扩增,再输回患者体内。这导致它没有办法形成规模效应,早期生产成本可能高达五六十万元。

在各项成本中,最贵的是一种原材料——慢病毒载体,约占总成本的37%,且长期依赖进口。2025年10月药明巨诺宣布,国家药监局受理了其改用国产病毒载体的上市后补充申请。时任董事长兼CEO刘敏就表示国产化之后产品成本将大幅下降,从而让公司“更好地应对商业化的竞争以及保险谈判”。

降价进医保,赚钱吗?

先降低成本,然后以价换量的策略,药明巨诺的这个“如意算盘”能打得响吗?

前述医药分析师目前持观望态度。他告诉《财经》,全球放量最快的CAR-T是传奇生物的西达基奥仑赛,美国定价46.5万美元,患者自付大约10万美元,2022年上市,到现在累计治疗刚超过1万人。

“按购买力平价算,中国患者自付10万元人民币,和美国人的决策压力是一个量级。”前述医药分析师说。

在中国,肿瘤用药多数在三级医院使用,自费比例大约为30%,若CAR-T产品定价29万元,自付费用约为8万多元。前述医药分析师认为,“无论如何,这还是奢侈品。”

也有人持积极看法。

一位业内人士认为,在癌症的治疗中,十多万元的总治疗费用并不鲜见,甚至不能算高。而CAR-T“治愈癌症”的疗效会大大提升它的吸引力。“患者和家属会想,与其一年花十几万元还治不好,不如一次把病彻底治好。”他对《财经》分析。

在中国,每年新增和积累的血液淋巴系统肿瘤患者17万到21万人,这可能是促使药明巨诺下定决心的重要原因。

至于大幅降价进医保到底能不能赚钱,苏州工业园区生物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刚以广谱抗癌药物PD-1为例介绍,最早进入医保的信迪利单抗,目前年单品销售额已经突破40亿元。

信迪利单抗2020年成为中国首款进入医保的PD-1药物,当时业界也曾惊呼它的生产商信达生物是“价格屠夫”,但如今,该公司20款产品17款进了医保,促使它在2024年成为中国最早靠“卖药”实现盈利的创新药企之一。

信达生物的另一款药物替妥尤单抗就是通过大幅降价从“天价药”进入医保的。

替妥尤单抗是一种治疗甲状腺眼病的“小众”药物。在美国,同靶点产品替妥木单抗一年的药费在400万元—500万元。2025年,国产药物替妥尤上市,定价1.5万元/支,一年的自费支出也要20万元。

“当时我想,一个疗程20多万用不起,要不然花十来万用半个疗程试一下?”患者阅林(化名)告诉《财经》,正在他犹豫时,听说替妥尤在2026年1月就将纳入医保报销,“我感觉自己运气好,等到了医保”。

纳入医保后,药费降为原来的三分之一。阅林说:“现在医保报销后2万元—3万元的自费支出,我相信90%的患者都可以接受。”现在他已经用了八次药,眼球明显回缩、炎症也大幅缓解。

国家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章轲在11月14日在苏州举行的医保大会上披露了一个数据:医保每年带动的谈判药品销售额超过1700亿元,是五年前的4倍。

CAR-T进医保,意味着什么

2026年医保目录公布后,最引人关注的是,医保愿意为单价可能将近30万元/支的高价药买单,对今后药物研发的影响是什么?

“去年,我在广州创新药高质量发展大会上,阐述了医保支持医药创新有基因、有抓手、有实践、有场景,表达了中国医保坚决支持医药创新的立场和决心。一年过去了,医保部门的承诺都已变成了现实。”国家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章轲表示。

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九轮调整,累计将250种创新药品纳入医保目录。

这次,107种药品新增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包括51种一类创新药,不乏全球首创新药。其中,百利天恒的伦康依隆妥单抗是全球首款且唯一获批上市的双抗抗体偶联药物(双抗ADC),信达生物的玛仕度肽则是全球首款且唯一获批的胰高血糖素样肽/胰高血糖素(GLP-1/GCG)双靶点药物。

另一个重要的风向标体现在续约上。

在新一轮医保续约中,两款全球首创双抗类肿瘤治疗药物依沃西单抗、卡度尼利单抗原价续约,尽管新增了适应证,但并未降价。

康方生物政府事务与市场准入副总裁杨钧在大会现场向《财经》透露,“我们在谈判的时候谈的更多的不是价格,是未来产品适应证的发展、全球的进展、后续的真实世界研究。”

医保局甚至还考虑到了药品的全球定价体系。在杨钧看来,这就是医保支持创新药的重要体现,因为,稳定的价格让公司的收益变得更加可预期,“我们就会把可预期的回报投入到我们更多的研发”。

责编 | 杨明慧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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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六成家庭户不超过两个人,会带来哪些变化?

原创 鲁伟 2026-11-14 16:45 北京

在过去25年里,中国家庭规模持续缩小,2025年全国户均 2.52 人,“三口之家”已不是主流

文|《财经》记者 鲁伟 

编辑|朱弢

2025年,中国平均每个家庭只有不到三个人。

《中国统计年鉴2026》和此前公布的《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给出了同一组数字:全国共有家庭户约5.15亿户,家庭户人口约12.97亿人,平均每个家庭户2.52人。

把过去25年的数字放在一起,变化一目了然: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平均每个家庭户3.44人;2010年的六普降到3.10人;2020年的七普是2.62人;直至2025年的2.52人。

25年间,平均每个家庭少了一个人。

这个减少的“人”,可能是搬出去单住的孩子,可能是与子女分户住的老人,也可能是没生的一个婴儿。

过去几十年,中国人的住房条件持续改善,人均住房面积不断扩大。按直觉,房子越住越大,家里的人应该更多。但统计数字给出了不一样的方向:房子越住越大,家里的人却越来越少。

家庭户的规模构成,指向同一个趋势。抽样调查显示,全国一人户占26.4%,二人户占33.2%,两项合计59.6%——接近六成。加上19.0%的三人及以下的小户合计接近八成。三代同堂、四世同堂,在今天的家庭构成里已不是主流。

家庭规模变小,养老和育幼问题首当其冲。2026年10月,民政部党组书记、部长李常官在《求是》杂志发表署名文章《办好关系民生连着民心的好事实事》。文章称:“家庭结构变化导致养老、育幼的代际支持减弱,传统依靠家庭预防抵御风险的方式受到挑战。”

家庭小型化不只是中国的故事。它是几乎所有完成人口转型的经济体的共同经历,日本、韩国、欧洲都走过这条路。但中国面对的,是一个其他国家应对过的局面——老龄化叠加家庭小型化,养老育幼的责任需要重新安排。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姜全保长期研究人口与家庭结构变化,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家庭结构功能变迁及发展能力提升研究”。他对《财经》表示,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户均规模稳定在2.0人至2.2人之间,中国大概率也会向这一区间靠拢。

中国的家庭是怎么一步步变小的?家庭变小之后,过去由一家人分担的养老和育幼,现在由谁来承担?

这些问题,政策层面已有回应。李常官在前述署名文章中提出,“完善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大力发展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加强对家庭养老照护的支持”,并强调要“健全家庭支持政策,加强家庭照护者培训,发展家庭床位、喘息服务等”。

家庭是怎么变小的?                                    需要注意的是,统计口径里的“家庭户”不包括集体户。一人户也不只是指独居的年轻人——按人口构成,它还包括尚未成家的青年、丧偶的老人和离婚后独居的中年人。所以,2.52人这个平均数,不能简单理解为“年轻人不想成家了”,它是不同居住方式和生命周期阶段叠加出来的结果。

家庭规模变小,是多重因素共同推动的。

第一个因素是少子化。《中国统计年鉴2026》显示,2025年全国出生率5.63‰,是统计年鉴序列中的最低值。孩子少了,家庭自然变小。姜全保表示,多子女的家庭规模相对更大,家庭平均子女数变少,直接拉低了户均规模。

第二个因素是居住条件改善。姜全保同时指出,随着住房条件改善,“多代家庭减少”——老人和子女不再必须住在一套房子里,原来几代人同住的大家庭,拆成了两三个小家庭。分户是生活改善的副产品:家里多了一套电梯房,往往就意味着户口本上多了一个两口之家。

第三个因素是人口流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2020年全国流动人口约3.76亿人,其中跨省约1.25亿人。流动的大多是年轻人,他们在外组建的多是一人户、两人户;留在原籍的,则常常是老人。人口每流动一次,家庭往往就拆分一次。

三种力量都还在释放。姜全保的判断是,未来十年,家庭户规模还会继续下降:生育水平继续下行,没有孩子的家庭会增多;一人户还在膨胀;人口流动带来的分户效应也还在继续。

趋势是全国性的,但各地家庭变小的速度并不一样。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6》披露的数据统计,有12个省份平均家庭户规模超过2.6人:海南、西藏、云南、贵州、青海、广西、新疆、福建、甘肃、江西、宁夏、河南。这些省份大多出生率较高——2025年全国有9个省份人口出生率超过7‰,集中在西部和华南。孩子生得多,家庭户就大,两份名单高度重合。

2025年平均家庭户规模最高的是海南(3.20人),其次是西藏(3.09人)、云南(2.94人);最低的是黑龙江(2.17人),其次是辽宁(2.18人)、北京(2.23人)。最高和最低之间差了1.03人。

一人户与二人户合计占比的排名,指向同一个方向:占比最高的是东北三省——黑龙江70.4%、辽宁69.5%、吉林69.2%,每10个家庭里有7个是两个人及以下。而海南只有41.5%,是全国唯一低于45%的省份。

东北的小家庭最多,是三种力量叠加的结果。东北三省的出生率均排在全国末位,孩子越来越少;年轻人持续流出,家庭进一步拆分;留下的老人越来越多,独居和两口之家随之增多。2025年抽样调查显示,辽宁的老年抚养比为33.7%,居全国第一;上海29.8%、吉林29.0%、黑龙江28.4%紧随其后。全国层面,2025年老年抚养比达到23.1%,首次超过少儿抚养比,而东北三省比全国平均线高出5到11个百分点。孩子少、年轻人走、老人独居,三种让家庭变小的因素在东北同时作用,户均规模因此降到全国最低。

数据中也有反直觉的地方。广东出生率7‰以上、居全国前列,2025年出生人口100.3万,连续8年全国最多——相当于全国每8个新生儿中,就有1个出生在广东。人口流入量大且年轻,户均却只有2.50人,低于全国平均。原因是流入人口以单身和两口之家的年轻务工者为主,他们在统计上组成的多是一人户和二人户,反而压低了全省户均规模。

广东的例子说明,小家庭不是某一种生活方式的产物,而是少子化、老龄化、人口流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哪种力量占上风,哪里的户均人数就相对更少。

如何接住养老育幼?

家庭户均人数变少,意味着原来由几代人分摊的照护任务,更容易被集中压缩。这场补位的进展,比很多人想象的快。

姜全保把这个过程讲得更具体:家庭变小,功能也在缩小中被削弱,养老育幼的代际支持随之减弱,传统家庭抵御风险的方式受到挑战。“户规模每再降一点,对养老照护和儿童抚育的社会化支撑需求就会再上升一层。”

养老这一头,一张三级网络正在成形。2026年9月,李常官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民政部将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据了解,到“十五五”末,全国村和社区一级的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要达到70%。这张网已经在向下延伸:县一级基本都有公办养老机构作为“总平台”“总调度”,一半以上乡镇(街道)建成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城市建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农村建邻里互助点、农村幸福院。未来五年持续扩面,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将基本建成。

最需要专业照护的失能老人,有家庭养老床位兜底。民政部数据显示,全国累计建成家庭养老床位49.5万张,把专业照护送到床边;224万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完成了适老化改造。今年起,国家还向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券,累计核销17.2亿元,受益老人89.2万人。

吃饭这件小事,是独居老人最先遇到的问题。也是制度铺得最快的地方。2023年10月,民政部等11部门印发《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行动方案》。民政部今年8月披露,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8.2万家,每天为400余万人次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2024年至2025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6亿元。新华社报道过武汉青山区的一家社区食堂:老人每餐享受2元补贴,不到10元就能吃到荤素搭配的饭菜。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郭林的评价是,助餐“既缓解了‘做饭难’‘吃饭难’的燃眉之急,也打开了‘链接社会’的精神窗口”。

一顿热饭解决的是日常需求,而失能照护才是小家庭最难独自扛下的事。这是社保体系里的“第六险”。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君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长护险试点十年,覆盖地区从15个拓展到92个,参保人达3.08亿,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人员,年人均减负约1.2万元,基金累计支出超1000亿元。2026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明确,用三年左右时间,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到2028年底基本实现全覆盖。国家医保局官网发文:“一人失能,全家失衡”——长护险要接住的,正是这个失衡。

育幼这一头,托位在快速铺开。《2025年中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披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总数665.7万个,每千人口托位数4.73个,提前完成4.5个的“十四五”规划目标;托育服务县级覆盖率98.8%。

这些安排背后是一个明确的分工原则。李常官在《求是》发表的文章中说:“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情社会、有责家庭紧密结合。”家庭没有退出责任表——家庭照护者培训、喘息服务、家庭养老床位,都是给家庭的支撑,而不是替代。家庭从“独自供给”变成“协同供给”,这是政策为小家庭重新划出的一条责任线。

当然,供给也有错配。李常官在文章中指出,普惠性养老床位在部分大城市中心城区“一床难求”,在一些偏远地区却出现空置。总量在涨,结构还在调——9月30日公布的《民政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把“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列为2030年的硬指标,普通床位要向能接住失能老人的护理床位转型。

跟着变的还有什么?

现实条件变了,与之相关的产业和制度,也在跟着变。

先看消费。目前,一人户占四分之一以上,按这个占比推算,意味着市场上存在约1.36亿个“一个人的家”。小户型住宅、迷你家电、单人餐、“一人食”餐厅、宠物经济,都是这个数字的下游产业。超市货架上的一人份电饭煲、社区里的宠物友好餐厅,指向同一件事:供给端正在为“一个人的生活”重新设计。这是家庭小型化最先被商业捕捉的部分。

跟着住房变的,还有钱。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原新近期接受《清华金融评论》访谈时认为,家庭规模小型化等人口学特征,打破了传统养老保障的供需平衡。中国基本养老金替代率长期维持在45%左右,远低于国际理想水平,随着1962年-1975年第二次婴儿潮出生队列步入老龄,退休人员数量正在加速膨胀,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缺口持续承压。

原新认为,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老龄化冲击波将催生更大的金融型养老资产规模,智慧康养、社区嵌入式养老、居家适老化改造、老年教育、银发旅游等新业态蓬勃发展,为养老金融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但当前养老企业普遍具有轻资产、长周期、回报慢的特征,与传统金融信贷偏好不匹配。

养老账本的另一面,是这些小户型里住着的具体的人。

《中国统计年鉴2026》的婚姻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丧偶人口占15岁及以上人口的6.2%;按抽样比例推算,全国丧偶人口超过7000万,其中女性约占四分之三——女性更长寿、结婚年龄普遍比男性小,这意味着,老年独居的主要群体是女性。换句话说,一个人的晚年,在中国大多是女性的晚年。婚姻数据还显示,2025年全国依法办理离婚手续393.7万对,其中民政部门登记离婚274.4万对,法院判决、调解离婚119.4万对,离婚率2.8‰,为近五年最高。婚姻的两端——结得更晚、离得更多——都在增加小型户的数量。

姜全保还提示了户型构成上的一条长期线索:未来含老年人的家庭户会越来越普遍,老年独居和仅有老年夫妇的二人户也会越来越常见,含儿童的家庭户占比则在系统性下降。

制度能接住的部分,也在向“一个人的生活”贴近。李常官在《求是》发表的文章披露,截至2025年底,高龄津贴等各类津补贴已惠及5353.8万老年人。落到家里,最直接的是适老化改造——防滑地面、床边扶手、感应夜灯,这些改造是独居老人家里的第一道安全网。

但小户型不等于孤独。一人户加二人户接近六成,其中包含大量空巢期夫妇——孩子搬出去了,老两口还在一起。对他们来说,社区食堂、社区活动中心、嵌入式养老服务提供的,是多了一个搭把手的选项。武汉青山区一家社区食堂里,90岁的周文俊和88岁的刘德伟每周二、周四结伴用餐,三个菜,一共39元。刘德伟说得实在:“和老伙计一块吃,比家里热闹。”这样的场景,就是“有情社会”的样子。

从3.44人到2.52人,中国家庭变小的25年,也是养老育幼从“家事”一步步变成“国事”的25年。这个过程不会回头,一人户、二人户还会增加。真正的问题不是怎么让家庭重新变大,而是怎么让变小的家庭依然过得好。

姜全保把应对的思路概括成一句话:“家庭变小,但不让家庭变弱。”他给出的政策优先序是三条:普惠托育,居家社区养老加长期护理保险,以及流动家庭的公共服务可及性,也就是把过去由家庭默默承担的那份“隐形福利供给”,逐步转化为可预期、可获得的社会化保障。

责编 |杨明慧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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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联合出品《和合之构》亮相2026年APEC会议周现场

财经杂志 2026-11-14 16:45 北京

图 :《和合之构》在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周新闻中心 现场展示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中国年”期间,由中信出版集团与《财经》杂志联合打造的《和合之构》亮相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周新闻中心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ABAC)会议现场,向来自亚太各经济体的与会嘉宾展示亚太工商界推动区域合作的思想与实践。

2026年,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举行。作为APEC框架下的工商界咨询机构,ABAC自1995年成立以来,已走过三十年。三十年来,来自亚太各经济体的工商界代表持续为区域经济合作建言献策,在全球经济格局变化与不确定性中推动共识形成,为亚太地区的繁荣发展贡献工商界智慧。

《和合之构》正是对这一历程的深入观察与系统记录。该书由中信出版集团与《财经》杂志共同策划打造,创作团队深入亚太多个经济体,对数十位ABAC代表开展一对一深度访谈,以工商界代表的亲身经历和商业实践为切入点,探寻跨越经济体差异、推动区域合作的思想脉络,呈现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商业智慧与人文精神。

图 :《和合之构》在 2026年ABAC 会议现场展示

亚太地区既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多元文明交汇的区域。区域合作不仅需要产业链供应链的“硬联通”、制度规则对接的“软联通”,也离不开文明互鉴与相互理解的“心联通”。《和合之构》以商业人物为观察窗口,将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相结合,展现亚太各经济体如何在差异中寻求共识、在合作中创造共同价值。

此次《和合之构》在APEC相关会议现场展示,也是《财经》国际财经报道与深度内容成果的一次集中呈现。长期以来,《财经》持续关注全球经济格局变化与区域经济合作,致力于通过专业报道、深度访谈与多元内容产品,记录全球商业实践,促进跨区域的思想交流与理解。未来,《财经》将继续发挥专业财经媒体的内容优势,关注亚太区域合作的新趋势、新机遇,讲述开放合作与共同发展的亚太故事。

责编 | 杨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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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剧竞争变了,从抢夺入口到比拼内容

原创 王海龙 2026-11-13 18:12 北京

AI降低影像制作门槛后,拥有专业知识但缺少影视制作条件的人,也有了讲故事的机会

文|王海龙

编辑|施然

最近,刚刚接触短剧的用户林叶(化名)喜欢上了一部叫做《古人每周来我家》的短剧。这部系列剧集已经在红果短剧App上连续播了几季,每季一百多集,主要剧情是穿越到现代的古人习得现代政治、制造、科技理念,再回去改造当时的社会。

这样的题材在过往长剧中并不罕见,但是林叶发现,AI(人工智能)进入短剧生产环节后,很多内容的呈现方式比传统影视剧更丰富。各种“脑洞大开”的内容都有可能实现,这也让不同的观众都能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剧集。

除了穿越剧,林叶最近还向人力荐一部叫做《这些房子不正常》的AI悬疑短剧。据她描述,这部剧集画面并不精致,但是“文本很好”,叙事逻辑严密、题材扣人心弦,难得的是,整体人物塑造和内容价值也很深入。

她有时会因为故事情节感慨,也能真切体会到剧中人物的命运。这一个月下载红果短剧App后,林叶下班后都会打开自己喜欢的剧集。她有些明白为什么AI短剧这么火了——AI让好的网文以视觉化的方式呈现出来,网文培养受众,也为AI短剧培养庞大的内容池,短视频平台的算法则进行流量推送。

如今,短剧已经全面繁荣。第三方数据机构QuestMobile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短剧行业去重用户8.51亿,其中微信小程序5.08亿、独立App合计4.02亿。字节跳动、腾讯、阿里巴巴、快手等互联网平台全面在场,使用免费模式正面竞争。

短剧的入口越来越多,但互联网平台的竞争已不局限在渠道争夺,还到了比拼优质内容留住用户的阶段。以红果为例,平台上越来越多短剧把古代科举、北宋边防、急诊急救、跨境反诈等专业知识写进剧情,恐龙科普学者邢立达就公开分享过,自己“一把年纪”还熬了三个晚上看《持械入宋》,从中收货了很多有意思的干货。

AI短剧《持械入宋》全网累计播放量超120亿

图源:视觉中国

据红果短剧精品短剧负责人魏钦涛介绍,《持械入宋》的核心创作班底是全职妈妈、网约车司机、小货车送货员等,这些创作者散落在全国各地,依靠线上协同完成了创作。在他看来,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正在参与微短剧创作,推进知识、文化和公益的传播,贡献更大的社会价值。

多平台争夺短剧

短剧的用户规模还在持续变大。QuestMobile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短剧行业去重用户规模达8.51亿,占移动互联网活跃用户总数约67%。另据第三方机构DataEye研究院《2026上半年真人微短剧数据报告》预估,2026年中国微短剧、AI剧及漫剧市场规模合计将突破1210亿元。

庞大的用户需求和市场空间,吸引了众多互联网平台加大投入,也让短剧的分发入口不断增加。用户看短剧甚至不用专门下载App,在短视频推荐流中刷到剧集,便可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连续观看,还可以在长视频和电商平台找到相应内容。不同渠道的观看门槛、推荐方式和商业目标并不相同。

腾讯旗下的绿泡泡短剧,是今年国内短剧分发格局中的一个新变量。媒体引用QuestMobile数据显示,绿泡泡小程序8月月活跃用户达到1.43亿,成为仅次于红果免费短剧的亿级月活短剧应用;10月首周周活跃用户为8968万,比9月首周增长44.1%。此外,腾讯在其生态下的视频号、腾讯视频、火龙漫剧进行多入口布局,快速重构了短剧的分发格局。

从整体互联网生态来看,快手推出了独立App喜番+主站,此前以八亿元分账投入鼓励优质创作;阿里旗下独立App优酷引入了短剧,淘宝推出“百亿精品计划”,夸克浏览器也支持观看短剧;百度则是以“文剧汇”为载体承载相应内容。美团、京东、拼多多等电商平台也均已布局短剧。

多家平台布局短剧,背后的战略目标并不相同。独立App需要培养持续打开的习惯,社交生态可以承接分享和推荐,电商平台则关注内容带来的消费转化。同一部作品在不同渠道,可能对应不同的分发方式和收益来源。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短剧分发渠道仍在快速更替,QuestMobile于11月3日发布的《2026中国移动互联网秋季大报告》指出,短剧应用的流量稳定性仍然偏低,除部分头部应用外,多数APP和小程序运营周期较短,行业更新频率较快。金杜律所律师迟骋认为,短剧行业竞争格局较为充分、市场进入门槛不高、可替代竞争者众多。

入口不断增加,为平台带来了触达用户的机会,也为制作方提供了更多发行选择。企查查数据显示,截至10月22日,国内注册短剧相关企业达11.54万家。AI工具的普及进一步降低了制作门槛,小团队也能以较短周期完成作品,吸引更多创作者进入。

这也让平台之间的竞争进一步延伸至内容供给。分账激励、项目投资和品牌定制等合作方式,既是吸引制作方的手段,也是在为平台争取有辨识度的作品。对于创作者而言,不同渠道的受众和商业目标有所差异,一部作品能否获得投入,除了取决于制作质量,也取决于它能否满足相应平台的内容需求。

中央财经大学欧阳日辉指出,渠道多样化恰恰为优质内容和题材多样化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只要内容品质过硬,优质短剧并不愁买家。

竞争延伸至优质内容

今年红果上有一部现象级AI短剧——《持械入宋》,这部剧在红果平台收藏量超过1100万,全网累计播放量超过120亿。

《持械入宋》是一部AI历史穿越短剧,改编自同名网文。故事设定在北宋末年,一支五人现代作战小队携装备穿越至清河村,依靠战术、工程和医疗知识组织生产、训练队伍、修筑防御工事,逐步卷入宋夏、宋金之间的战争。上线两个多月,《持械入宋》已经连续更新十季,近1000集。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副教授、科普博主邢立达偶然间看到朋友圈有一位CEO在分享这部剧,抱着好奇的态度看了几集,结果一下子“入坑”,他自称,到了这个年纪已经很久不熬夜,却为了这部短剧熬了三天夜,从第一季追到第十季。

豆瓣上有观众评价,从《持械入宋》这部剧中感受到AI真人剧的“真人味”日益提升,彻底颠覆了自己的印象。受这部剧的启发,邢立达也在想,怎么向这些优质的历史短剧学习,把恐龙科普这件事情也变得有趣。AI降低影像制作门槛后,拥有专业知识、但缺少影视制作条件的人,也有了讲故事的机会。

上海一家微短剧工作室

图源:视觉中国

茅盾文学奖得主、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的作者熊召政,已经开始了这样的尝试。写过话剧和影视剧本的他,对场景呈现的成本有直接感受。一些过去很难复制的场景,如今借助AI可以更快完成,这引起了他的兴趣。在与红果团队交流时,他主动提出,“你们给我一个机会,我来跟着你们玩玩这个新东西,试一试。”

从什么题材开始?熊召政想到的是同样来自湖北的李时珍。他提议,先尝试把科普知识写进故事,由此参与开发了AI微短剧《本草传奇》。在他的设想中,中国传统文化里还有不少可以重新讲述的题材:仓颉如何造字,蔡伦如何造纸,霍去病年少时如何作战。找到题材之后,还需要选择适合影像表达的部分,把知识转化为人物的行动和经历。

专业人士的参与,也可能改变一部剧普法的方式。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今日说法》常驻嘉宾元轶参与的《罪法系列:我把心留在了海德堡》,就试图从叙事结构上寻找普法的空间。

故事开篇是一名年轻女性身处监狱,按照常见的悬疑叙事,观众会猜测她遭遇冤枉,接下来的情节围绕寻找真相、洗清罪名展开。但元轶介绍,他们会呈现更复杂的处境:女主人公为何入狱,她所承受的遭遇与法律评价之间,未必能够简单的画上等号。

为了让观众看完之后能够进一步理解,剧集后面还设置了“讲剧说法”环节,由主持人、嘉宾围绕剧情中的法律问题展开讨论。元轶介绍,讨论会涉及剧中的未成年人犯罪、故意与过失,证据规则等不同层次的问题。剧情引出具体疑问,后续“讲剧说法”把普法徐徐展开。

过去人们对短剧的印象是“无脑爽剧”,林叶也说,真正开始看短剧以后,才发现剧集的类型众多,每个用户都能找到自己爱看的剧。与此同时,在一些优质的剧集里,自己也是能够学习到一些知识的。

她举例,在《古人每周来我家》中,现代人会向古人介绍,按照他们所处朝代的土地条件,适合种什么作物、应该怎么种;当地没有的作物,可以去海外哪里寻找;如果要出海,船又该怎么造。“它把我们习以为常的现代生活拆解开来,让我知道,这些东西在古代的条件下,究竟可以怎样一步步做出来。”

浙江一家微短剧企业的制作人员正在剪辑新的短剧

图源:视觉中国

平台正在尝试把这样的优质创作转化为持续供给。据魏钦涛介绍,红果自2024年底推出“果燃计划”,对入选项目提供项目总金额30%至100%的资金支持,截至活动时累计投资扶持约150部精品短剧,包括《冒姓琅琊》《长路初心》《暗潮涌动》等真人作品。

今年下半年,“果燃计划”计划开始扶持AI微短剧,已投资立项近20部。除熊召政参与的《本草传奇》外,与阿来合作的《格萨尔王》也在开发中,平台还与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等公益组织合作开发相关题材作品。

魏钦涛表示,后续将继续在知识科普、公益和文化传播方向投入,并通过展播、专项征集和比赛,为相关内容提供资金与曝光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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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观察 | 李彦宏提的“智能组织”,切中了时代焦虑

原创 吴俊宇 2026-11-13 18:12 北京

智能体的普及带来一个副作用:个体的力量被放大,公司“变老”显性化

文|吴俊宇

编辑|谢丽容

过去五年的百度世界大会,主题几乎都落在技术和产品上:模型、芯片、云、自动驾驶、智能体。

这是一种很典型的百度叙事。一家技术公司,用一年一度的发布会展示自己的技术进展。其中一些技术条线,比如模型、芯片、云、自动驾驶,百度已经坚持了十年以上。

2026年11月12日的百度世界大会,主题换成了“智能组织”。相比模型、芯片、云、自动驾驶、智能体,这看起来是一个务虚得多的概念。产品和技术至少看得见、摸得着,而且可以用数据量化,但智能组织却没有一个现成的指标,它难以衡量。

不过,智能组织这个议题在百度创始人李彦宏那里,显然酝酿了很长时间。

去年百度世界大会,他提到企业要“内化AI能力”。今年5月百度Create大会,他开始讨论组织如何自我进化。这次百度世界大会,这个问题进一步变成了:AI时代的公司应该怎么运行?

李彦宏思考得出的答案是——智能组织。在他的心目中,这是一个不同于现在通行的科层制的AI原生组织体系。

在他看来,2016年-2026年这十年,AI形成了“芯云模体”(芯片、云、模型、智能体)的完整技术栈。如果AI技术的上游是能源,那么AI技术的下游就是组织能力。

这个话题起源于今年以来很多企业管理者的疑问:为什么Token成本越来越高,收入和利润却没有跟着涨?

李彦宏用工业时代作比,AI没有产生预期的经济效益是因为“我们只是更换了电机,但没有重新设计工厂。没有一家公司,会因为用了几个AI工具,一夜之间就变得更有竞争力。”

类似的问题,经济学家保罗·戴维(Paul David)在1990年的论文里讨论过。19世纪末,美国工厂开始用电动机取代蒸汽机,但最初只是把一台蒸汽机换成一台电机,厂房布局没变,生产率也没怎么变。直到工厂围绕电机重新设计布局和流程,生产率才明显提升,中间隔了几十年。

2026年,随着智能体普及,个体的力量正在被放大,组织的反应速度却没跟上。越来越多人开始担心,自己所在的公司正在变老——这也是很多公司正在浮现的焦虑。

李彦宏在百度世界大会演讲前一天,恰逢腾讯创始人马化腾在腾讯28周年Linktime线上直播中说——(腾讯公司)现在已经不是简单从结构上降本,而是能不能适应新打法、新战场、生死攸关的变革。目的不是降本,而是适应新的战场。人和组织都要做大调整。希望在原有人力的情况下,节奏更快、小团队能做大事。

焦虑不只在大公司的管理层。今年以来,上到50岁的企业家,下到20岁的企业员工,都对我们表达过同一种担心——害怕公司有“老登味”。一位企业软件公司CEO,他所在公司已成立38年,他在与我们的对话中甚至直言,不奢望公司马上做到AI Native(AI原生),但至少不要变成老登公司。

李彦宏的思考,正是切中了这种时代焦虑:AI进入公司后,组织怎么才能不变老。

个体力量在放大

2026年以来,随着Codex/Claude Code等智能体普及,个体和小团队的力量在被无限放大。越来越多人的工作方式正在发生变化。

一位投资人今年的工作方式变了。过去,他找项目主要靠跑,见创始人、参加路演。信息要经过朋友、行业活动、FA(财务顾问)层层传递,才能到自己手里。

现在,他的很多项目是在GitHub(全球最大开源社区)上找到的。他按自己关注的方向批量搜索开源项目,直接读代码,判断团队的工程能力和项目的完成度,再通过开发者或研究员在主页上留下的邮箱或电话联系对方,约出来见面,直接看到一个项目的原始代码和论文。

他一个人能覆盖的范围,比过去大了很多。

类似的变化也发生在创业者身上。

一位大厂离职高管创业后对我们说,他原本已经15年没写过代码,但创业后一人用Codex写出了产品Demo(原型)。代码自己看,架构自己梳理。

这么做的原因是,他非常在意找回“做事的手感”。不希望只靠听汇报去做判断,而是希望沉下心,把以前不想干、可以交给别人干的事情,从头到尾完整做一遍。他设想的扩张方式也不再是招一支大部队,而是用一个不到20人的团队先把一个行业跑通,再用10人左右的小队进入下一个行业。

个体变快后,组织关系也在跟着变。新的技术变革中,往往会长出新的公司形态。

一位曾在某家大型互联网公司任职近20年的企业管理者对我们表示,工业时代强调自上而下的金字塔组织,把目标一层一层分解,更强调执行和纪律。10多年前的互联网时代开始强调网络化、扁平化组织,这带来了创新。但互联网公司发展到今天,这种组织形态也差不多走到极致了。

AI原生组织被认为是下个阶段的方向。在他看来,AI时代,一线员工接触到的信息并不少,面对新工具、新技术和业务现场,甚至比管理者反应更快。管理者的责任可能不再是告诉别人该做什么,而是更多地成就别人,“因为AI正在放大个体能力,优秀员工能创造的价值越来越大”。

然而,个人和小团队的提效,和企业整体的提效之间,存在一道鸿沟。

从一线的视角看,有了新工具和新想法,希望做更多事情,但这并不等于就能拿到资源。一个想法,小规模可以自己验证,但要真正做大,算力、预算和人手还在组织手里。

从企业的视角看,管理者同样希望AI带来组织层面的效率提升,但他们看到的往往是员工各自用AI提了效,业务流程、协作方式和考核机制却没什么变化。

一面是寻求创新的一线员工拿不到资源,另一面是在企业内推广AI的管理者看不到整体回报。这个鸿沟,恰恰是很多企业内部焦虑和矛盾的来源。

上述企业管理者认为,对一家公司来说,真正危险的是阶层和利益固化。他所理解的“老登公司”,是信息不再流动的公司。信息上升的通道没有了,数据在组织内部也流不动了。这导致的情况是,有新想法的人想往上走,发现通道被堵住了。一线有新的信息和判断,也没有通道传递上去。

组织,如何应时而变

如何让公司重新流动起来?李彦宏提出了智能组织的三条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打破岗位边界,释放组织活力。在他看来,岗位是工业时代的单元,任务则是智能时代的单元,未来的组织就是一个任务的网络。岗位会分成两类,分别是负责创造新东西的Builder(开发者和创造者),以及负责人与人之间沟通和连接的Seller(销售者和沟通者)。

第二个原则是,沉淀隐性知识,构建组织智能。这些隐性的知识显性化,沉淀到公司的平台上,可以持续累积、随时调用、人人可用。

第三个原则是设计流程闭环,推动组织进化。他认为,智能组织是一个自主进化的智能系统。

换句话说,组织不再是一张固定的架构图,它围绕任务随时聚散,像液体一样随任务流动。这听上去有些抽象,但把这些想法,放进新一代的AI原生企业里去看,会变得具体得多。

今年11月,一位算法工程师向我们提到了模型训练中的一个问题——“资源诅咒”,一个上千人的模型训练团队,不一定比两百人的团队做得更好。

原因是,公司招了很多人、立了很多项目,但能同时跑训练的GPU(图形处理器)有限,于是团队之间开始争夺算力和排期。这反而造成了组织内耗。在卡足够多的情况下,这个问题甚至也不会缓解,因为每个人都想在一个小方向上试试,每个方向都分到了卡,也都能拿出一点进展,但没有哪个方向能做到最好。

一位模型创业公司人士对我们提到,一个200人的团队反而可以只聚焦少数几个技术方向,由几位长期在一线、对模型有手感的算法负责人带着二三十人探索。他们看几轮实验结果就能判断哪条路线值得继续加资源、哪条线应该减少资源,每条线的反馈和循环链路都非常短,不需要层层汇报。

这带来的一个巨大反差是——千人团队里,决定卡给谁的人,常常离实验隔着好几层。但小团队里,看实验的人自己就能拍板。

还有一些公司走得更远,不只人少,甚至连办公室都不需要。他们靠线上协同工具进行沟通和会议,然后靠共享代码仓库维持协作,组织边界由任务决定。

我们近期接触的一家不到100人的中国后训练公司,他们的成员分布在硅谷和中国的深圳、北京、上海等四五个城市,全部远程办公。一位给他们做顾问的人告诉我们,他每天要在线上听各种会,所有讨论都在线上完成。

他的自由度很高,可以参与产品、技术、销售等各个环节,了解最真实的一手信息,甚至看到销售订单。他可以根据一线最真实的情况提出传播建议。但在大公司,一个做传播的人很难拿到这么完整的信息,中间往往隔着部门墙和信息墙。

在技术和研发层面,这家公司的代码协同和线上协作几乎就是组织本身。它没有大公司的层级和部门墙,人少、卡也不多,每一轮实验都要想清楚再跑。分散在几个时区的人,要靠线上的会和共享的记录,把一轮实验接到下一轮。

这些小团队有活力,是因为每个人都离一线足够近,盯着的是问题本身。不用层层汇报,也不用在组织博弈里争KPI。真正决定资源往哪里走的人,往往是离一线问题最近的人。

大公司如何长出新组织

那么,大公司是不是注定要输给小团队?并非如此。

大公司的短板在早期,一个新想法刚冒头时,往往说不清价值,也放不进现有的考核指标,很容易在层层汇报中被过滤掉,或者拿不到卡去验证。

但它的长板在后期。一旦方向被验证,大公司有足够的人、卡和钱,能比小团队更快把它做深做大。补上早期这一段,大公司就有机会同时拥有两种优势。

百度正在用自己做“智能组织”这个实验。这家数万人规模的科技企业,它的组织创新已经率先迈步。

从公司层面来看,百度方面的数据显示,一年来,百度内部日均活跃智能体数(DAA)从0.5万增长到3.7万,涨了6倍多。智能体每周有效完成的任务数,从平均8.4万个增长到超过100万个,增长到原来的约12倍。百度内部已建设4300个Workspace(工作协同空间),累计沉淀的组织Skill(技能)超过2万个。

落地到具体的业务上,一些具备AI原生组织特点的团队正在诞生。

一个例子是dodo。这是百度内部一个十来人的小团队做出来的AI助手,上线7个月,已经覆盖99%的正式员工,并推动300多个内部平台完成AI友好化改造。十来个人做出全公司都在用的产品,说明在一家几万人的公司里,小团队的想法仍然有机会长出来,并且得到认可。

另一个例子是百度一见团队。这个团队原本有100多人,按传统方式分工协作。转型后,首个试点改由3人协同智能体完成,两周推出初版,1个月完成系统交付。接入真实业务数据后,团队整体效率提升60%-70%,二季度研发量达到一季度的两倍以上。客户需求从提出到得到反馈,从大约1个月缩短到了天级。

组织里的角色也在变化。过去,百度智能云的业务是“铁三角模式”。前线销售和解决方案团队懂行业,交付团队在客户现场落地,产研团队在后方收集反馈、迭代产品。现在,FDE(前沿部署工程师)的新角色正从一线长出来,一个人同时懂行业、能落地、会推动产品改进。目前,FDE已经在金融、能源、制造、汽车、政务等行业交付了100多个业务场景。

百度这些创新实践,是大公司怎么保住小团队的创新能力的一个切片。在这个案例上,亚马逊一直坚持一个经典答案。

亚马逊有一个“两个披萨团队”原则——一个团队的规模,应该小到两个披萨就能喂饱。团队小,沟通成本就低,决策就快。更关键的是,You build it, you run it(你构建它,你就运行它)。这样,让团队离自己的用户和问题足够近。

支撑这套组织方式的,还有IT基础设施上的一个原则——最小爆炸半径(blast radius)。把IT基础设施切成一个个相互隔离的单元,任何一个单元出现故障,影响是局部的。小团队各自探索,失败的代价也是局部的,但成功的经验可以被放大。

到了AI时代,这套原则有了新的版本。团队可以比两个披萨更小,试错也可以更简单。在这个逻辑下,李彦宏认为,智能组织将带来一些新的机会。

比如,小团队和轻资产运营。一个人或者很少人,可以带着一群智能体,去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同一件事,企业甚至可以并行开很多小的实验,不只是一次只押注一个团队。

创造和发现新市场也变得更容易了。企业创新从依赖少数创新部门,转向全组织并发探索。因而更有可能发现和创造出新的市场,培育新的增长曲线。

智能组织能不能让一家大公司不变老,眼下没人能下结论。可以确定的是,实验已经开始了——百度是第一批把实验做进自己组织里的公司,也已经把方法带进了产业场景。

接下来,要看有多少企业愿意走进这座新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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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产业爆发前夜,深圳迭代调研实录|《财经》特别报道

原创 邹碧颖 2026-11-12 20:07 北京

APEC会议召开前夕,深圳正站在AI与机器人产业的爆发节点上。思谋、佑驾等科学家创办的新锐公司生而全球化,腾讯、影石、欣旺达等企业则在出海中打磨技术、产品与标准。从大湾区标准互认到APEC规则衔接,深圳乃至中国正尝试把产业优势写成亚太规则

文|《财经》记者 邹碧颖

编辑|王延春

深圳南山也许有种魔力。进入这片区域,人们总是不自觉地将语速提高至2倍速。

太快了,AI(人工智能)、全球化,竞争对手的动作和头脑里的想法。

吕江波是思谋科技首席技术官(CTO)。这位比利时鲁汶大学电机工程博士,曾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工作。他联合创办的工业AI智能体公司思谋科技,2019年12月在香港成立,几乎同时在深圳组建团队。仅仅七年,这家500来人的公司已经向港交所递交了上市申请。

创始人贾佳亚是香港科技大学的讲座教授,同时担任亚洲最大的人工智能研究院之一—冯诺依曼研究院的院长,带出过一批在学术与工业界颇有建树的学生。从成立起,思谋科技就锁定了智能制造这一条赛道,没有换过方向。这家公司是深港合作的结晶,香港总部在沙田香港科学园,深圳公司在前海嘉里中心——两地车程不到一小时,中间隔着一个深圳湾口岸。

在深圳,科学家们执掌的新一代企业,有着不同以往的特质。公司快要上市了,贾佳亚依旧定期回香港的高校教书上课。在公司里,大家不称“总”,都喊“吕老师”。接受《财经》专访时,吕江波刚从国外飞回来。“我们心里还是非常自信的,因为我们见过欧美500强企业,不管边缘传感器,还是一些高质量的检测,1:1对比,我们觉得自己都是很领先的。”

中国经济处在新旧动能转换期,南山的空气里,凝结着一股新鲜劲。大树投下荫凉,覆盖住中庭花园。镜面反光的新大楼立在这里,等待接纳崭露头角的初创公司。前海嘉里中心附近,小马智行的Robotaxi顶着一排深色传感器,有条不紊地行驶在街区。穿着黄袍子的亚洲人和西装革履的白人,三三两两坐下聊天。10月中旬的深圳,明亮的夏天还留在这里。

2025年,深圳规上工业总产值超过5万亿元,全部工业增加值超过1.2万亿元,稳居“工业第一城”。更重要的是结构之变。2025年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深圳GDP(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4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59.9%。当年的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43.1%、民用无人机增长40.1%、3D打印设备增长45.1%。“腾笼换鸟”在量的层面基本完成。

但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最高端攀升,深圳刚站上起点。最典型的就是AI产业。2025年深圳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2200亿元,规上AI企业超过2600家,已经蓄势待发。但2200亿元相对一个近4万亿元GDP的城市,只是先导产业,还没有成为支柱产业。人工智能大模型、算力芯片、具身智能、全栈自主可控生态,正处于大规模放量的前夜。

眼下,街头挂起了“建设亚太共同体”的旗子。这背后,是深圳试图在全球产业链中寻找新位置。2026年11月18日至19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到今年8月,深圳免签入境外国人同比增长47.5%,街头突然冒出了不少外国人。2026年一季度,深圳实际使用外资约170亿元,其中来源于APEC经济体的超九成。

从40年前“三来一补”起步,到而今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这是中国超车的机遇,也是深圳的机遇。2025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突破15万亿元,稳居全球湾区第一梯队。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向《财经》指出,深圳和大湾区的科创量级还有许多提升潜力。深圳需要更多从0到1的源头创新,这背后要求人才、资本、生态的紧密咬合。

更要紧的是,产业链的高端不在产能而在规则,谁定义标准、谁主导生态,谁才真正处在最高端。AI方兴未艾,新公司飞速崛起,全球化日趋成熟。下一步,谁来定义规则?

AI火种,从华强北到机器人谷

这些年,一批深圳企业出海,生意人跟着落脚到胡志明市、雅加达、吉隆坡。“现在哪像十年前的华强北?以前,里面都是人推人、人挤人。现在呢,空空落落的。”司机说。

生意也许没有消失。华强北这条930米长的街上,仍挤着35家专业市场,超过100万种电子元器件从这里发往183个国家和地区——更多改走跨境电商,或者由原先的档口老板在东南亚直接发货。人潮退去,渠道伸长。深圳路边摊还在出摊,老板们利索地煮着牛肉丸。

一年多前,华强北的电子科技大厦,开了一家“AI硬件选品中心”。刚开张时,柜上没几款产品。“当时有人进来,他觉得我们是卖家具的。”深圳智品库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金梦向《财经》介绍,如今这里既卖品牌货,也试卖创客产品——桌子、椅子,“万物都值得用AI做一遍”。AI陪伴玩具出货最快,成堆码放;语音设备、AI学习机依次排开。

随手拿起一只毛绒玩具,内置大模型,能像豆包一样对话。500元以下的AI产品尤其畅销。智品库联合创始人蒙杭方说,原来客户欧美多点,今年年初起,东南亚一下子量有了。

过去的华强北,是散客和水货客的年代。走入各家商铺,卖的产品大多雷同。一个产品爆了,所有人都去卖,一夜之间吹遍各个巷口。老板们不管用户反馈,只是一锤子买卖。

“这几年,华强北慢慢在强调原创性和品牌,也想要收上游部分的收益了,并不只是简单的低价、贴牌、走量。”金梦注意到,深圳的OPC(一人公司)社区,每周都有新品冒出来。AI硬件更让抄袭失效,每款玩具有自己的App、开发者社区、爱好者互动和奖赏机制,“光抄这个形状,也是无法竞争的。现在的经济还是玩生态”。

至于机器人,热度还没蔓延到华强北的柜台上。“虽然搞得如火如荼,但真正落地到应用层的非常少。”工业机器人相对成熟,人形机器人还在吹拉弹唱,真正辅助人没有那么快。客单价动辄几十万元,有商家开始布局机器人租赁。店开业、办活动,请机器人站台。

再过几年,变化是未知数。AI、具身智能的燎原之势已在酝酿中。南山区留仙大道沿线,被称作“机器人谷”,串起南山智园、智谷、国际创新谷等园区,集聚了200多家机器人产业链企业。普渡、云鲸、逐际动力、越疆、库犸、元化智能等公司散落两侧,周边是中科院深圳先进院、南科大、深大、清华深研院、北大深研院、哈工大(深圳)、鹏城实验室。

南山云科技大厦在附近。下午五点半,模力营运营负责人贺飞刚送走一拨访客,办公室门口又有人在等。在南山,一天见七八拨人很正常。深圳没有冬天,人就不会懈怠。

模力营是由南山区政府主导建设的AI孵化器,2024年6月揭牌,规模颇大。贺飞的时间表按15分钟排一轮:项目、合作伙伴,立刻进下一场。至今,申报入营的企业超过1000家,获准入驻278家,有的要排队两三个月。入营的企业大多数成立不到三年、团队不超过30人,创始人平均年龄30岁出头,主要聚焦四个方向:具身智能、模型基础、AI+硬件、AI+应用。现在,在隔壁南山智城,超10万平方米的模力营旗舰营即将投入运营。

“在保证技术能力和项目质量之上,我们会关注多样性。”贺飞对《财经》说,也许评审觉得某个项目需求太小,但模力营看中了技术储备和创业热情,留下了。“这个case失败了,不意味着这个人的创业生涯失败了。一个好的人可以在这里建造新的团队,做新项目。”在这里,技术人才交流、碰撞、发现新赛道、再组织,像培养皿里的细胞分化裂变。

入营企业,配套享人才分档补贴、最高60万元、示范性应用场景最高800万元资助。毕业时按融资状态最高100万元奖金,这被称为“扶上马送一程”。此外,还有总规模100亿元的深圳市人工智能和具身机器人产业先导基金、30亿元AI基金群。南山区设立的5亿元战略直投专项种子基金和天使基金,单个项目最高允许100%亏损。

“到现在我们都不敢谈生命周期。”贺飞说,人工智能产业还没有经历过一个完整的波峰和波谷,“我们并不知道它会长成什么样,以往很多孵化器的经验不能直接借用”。

比如算力。2024年,模力营调研多家企业发现:算力需求平均接近300万元,中位数却只有30多万元——少数头部企业吃掉大头。于是有了三级算力体系,其中,刚入营的企业对接亚马逊云、华为云等大厂,拿到最高70万至100万元的免费算力额度,轻松起步。

二是速度。留仙洞周边3公里,能配齐产业链上下游80%的零配件。AI底层技术迭代很快,创业者通常要储备两三条技术路径,才能确保一直留在赛道前沿。模力营找到外部公司谈合作,帮创业者用AI辅助审图、报价、拼板,把打样的时间从“周”压缩至“天”。

科研灵感不快速落地成硬件,可能转瞬即逝。在美读博的周佳琪决定中止学业、立即回国,与清华同学在模力营创立了星际光年,公司主攻绳驱灵巧手,这两年累计融资近亿元。在这里,星际光年又结识了上下游企业,和手亿科技(研发可穿戴数据采集设备)、超维传感(专攻触觉传感器解决方案)共同成立了“模力营灵巧手数据与操作模型联合实验室”。

模力营是中间的筛选者和信用背书者,“大家是共同成长的一个过程。”贺飞说,人工智能在打破原有产业间的协作。“但新的生产关系是什么?目前没人说得清楚,大家都能清晰感受到变化的脉搏。我们只是把变化推到更靠前,让大家去拥抱和适应关系的调整。”

给机器人装大脑,和一扇旋转门

产业的旧骨架,正在长出新血肉。南山前海是深港现代服务业聚集区,汇丰掷千金买了大楼;留仙洞装进人工智能和无人机公司;后海沿着深圳湾长出金融总部;中兴、TCL、传音、OPPO落在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南山区人工智能规上企业超过1300家。一栋楼里,楼上在训练具身智能,楼下在给机器人做关节,与全球同速,进入AI无人区。

自变量机器人是深圳具身智能的头部企业。创始人王潜本硕清华、美国南加州大学博士。CTO王昊也是做大模型出身。他们判断,大语言模型不能直接迁移到机器人中,于是押注做原生的具身智能大脑,产品包括具身基础模型WALL-B、机器人“量子一号”“量子二号”等。

“我们本质上是一家模型公司。”自变量相关负责人说,他们发布了世界统一模型(WUM)架构的模型WALL-B,还研发有VLA路线和世界模型路线的对应模型。具备原创的预训练模型能力,是这家公司的独特之处。他们同时获得了美团、阿里、字节、小米四家大厂的投资。

在物流中转场,包裹形态不一、分拣棘手。调动模型,靠算法识别和路径规划,自变量的机器人用两条机械臂加摄像头,每小时能完成超过1900件分拣。“量子一号”机器人也被送入家庭做家政,与保洁阿姨协作三个小时,做捡垃圾、整理物品、叠衣服这类基础收纳。

“抱老人起床这类复杂接触式护理,还要等到将来。”上述负责人说,从远期看,养老会是国内机器人应用的重要场景。在深圳一家养老院,自变量的机器人以工号0755上岗工作,帮老人取送物品、叠放衣服、收拾桌面、端茶倒水,甚至打起了麻将。

据悉,目前,整个具身智能行业的应用,真正的挑战在高泛化的非结构化场景,超出程序范围的、需要极高精度力控的动作,仍有困难。许多公司的机器人产品尚未到商业化的时刻,但关注度已经很高,尤其是老龄化社会的照护、和美国制造业对替代人力等等需求。

“具身智能既要做大脑、算法、芯片,还要做本体部件、传感器、材料设计,产业链条特别长。”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AIRS)常务副院长丁宁对《财经》说,要把产业链拉通,不太容易。但这恰好落在深圳的长处,人才、供应链和相关技术要素比较全。

丁宁分析,具身智能的装备、硬件、机械属于制造业,大脑研发属于以AI为代表的信息产业,两套人马,思考方式不同。这些年,制造业里做软件和数据分析的人才被互联网公司以高薪挖走,前沿信息技术也没真正落到制造一线,两个行业之间的壁垒始终没打通。他猜测,要等到双方各自碰到天花板、必须靠对方打破时,协同才会真正建立——国外亦然。

AIRS落在龙岗区。1989年,机器人学者徐扬生在卡耐基梅隆大学建立机器人实验室。1997年,徐扬生回到香港中文大学,创立了港中大机器人实验室。2014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建校,2016年,AIRS的前身——港中大(深圳)机器人与智能制造研究院成立,由徐扬生领衔。2019年,AIRS正式挂牌,成为深圳十大基础研究机构之一。

早年,丁宁在香港读博。他觉得,“香港几个高校的研究真的都是以学术和技术研究为主,不太考虑应用场景。”现在,香港的大学落地深圳,前端技术从港中大的实验室里长出来,中间由研究院做基础研究和概念验证,后端再通过孵化和工程转化平台对接产业。

AIRS的定位是应用基础研究,设定了三大方向:为人、为城市、为可持续发展。肺部诊疗手术机器人离应用需求近。城市那侧,无人机把机器人吊上高压线安装标志球,替代工人爬塔;变电站巡检机器人24小时值守;桥梁缆索检测机器人已经在重庆郭家沱大桥作业。

下游是商业。AIRS和招商集团等国央企建立了合作。如果内部有适合商业化的项目,团队也整建制进入公司,给足股权激励。过去,“科学家办企业”成功率不高,而今有的研究员求学时就创过业,对商业的认知要更好。一位科学家,博士期间就创业,失败过也赚到钱,被丁宁拉回来做研究、转向医疗机器人。商业与科研之间,仿佛有一道“旋转门”。

“原来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以学校教授为主,后面增加了工程能力建设,从企业界邀请了很多资深高手回来、会做产品的。”丁宁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没有编制,机器人研究院也没有编制,“一旦冲着编制来,你的决策、你的行为就会有偏差。”他看好年轻博士们的创业潜力。“这一轮技术的发展门槛还挺高,得对技术规律有一定的认知和驾驭能力。”

“你还要带领技术团队进行很艰苦的攻关工作,没有学术经历管不住他们,连方向都指不稳,那就不行了。”丁宁顿了顿,接着说,“创业失败可以回来沉淀,准备好了再出去。”

生而全球化的新一代

深圳许多科技公司还在成长早期,但掀起的效率革命已可见一斑。

思谋科技,成立接近七年,智能体铺向了全球市场。吕江波告诉《财经》,他们的生意已经进入东北亚、东南亚。日本也经营有几年,当地的产业结构和老龄化少子化社会对AI有很高需求。APEC经济体里,产品方案还卖到太平洋对岸,如北美,甚至一些拉美国家。

这家公司的核心技术是智能制造的大脑——工业多模态大模型IndustryGPT。围绕“大脑”,思谋构建起机器人、边缘AI传感器、智能体软件系统三条产品线,应用到消费电子、新能源、汽车制造、精密工业等行业。其中,一款智能检测设备,去年拿了德国红点奖,可以检出耳机帽盖上的微小瑕疵,已经进入全球头部3C企业的产业链中。

2026年7月28日,2026年APEC林业部长级会议与会代表在深圳龙岗机器人街区观看机器人表演。

图/新华

AI加快了拓展市场的进程。吕江波举了个例:思谋帮一家日本厂商做食品包装的瑕疵检测,设备需要识别包装上的日文,并将操作界面改成日文。AI一小时就能生成排版完整的日文界面。而且,快速完成了本地化翻译。不同地区的设备握手协议、认证要求、电压、需要适配,应用层的软件编程、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等,已经基本能用AI修改完成。

刚创业时,思谋没有模型,没有数据,没有客户,没有场景,没有知名度。但吕江波说,当能力与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AI技术底座基本可以实现“自运转”。思谋还聘请了新能源、消费电子等垂直行业人才。因此,技术迁移能力强,能迅速在不同行业与地域开枝散叶。

现在,吕江波时不时会收到来自海外的实习申请。不限于麻省理工学院同学的邮件,来自法语国家、新加坡的同学在领英上的私信:自荐硕士毕业,或是服务过跨国制造大公司。

通常,人们猜测,一家跨国公司要把产品铺往全球市场,首先得在国内深耕多年,扎稳脚跟。但是,深圳的新一代科技公司生而全球化,只用几年或十几年,就打出了全球品牌。

佑驾创新也是类似。创始人刘国清在南洋理工大学读博,2013年回国,次年在深圳注册公司,十几年来聚焦汽车智能化,给上汽、奇瑞、大众、长安等主机厂供应智能化系统与模组,产品随整车装配上车。欧盟GSR法规强制要求安装DMS(驾驶员状态监测)、Euro NCAP2026(欧洲新车评估项目)也将DMS/OMS(乘客状态监测)纳入安全评分体系,这家公司顺势拿到很多订单。“国内一家造车新势力所有海外车型的DMS都是我们供的。”

这家公司的DMS产品进了欧盟、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等市场。全球化对沟通能力有要求,本地化的抓手就是本地人。为开拓日本市场,佑驾刚返聘了一位很有经验的退休专家做渠道。国内负责销售板块和出海业务的高管,是从波士顿大学毕业的海归。

接受《财经》采访时,刘国清回忆公司出海有两个阶段。1.0阶段,为出海的中国车型加上套件。上汽在欧盟、澳洲、东南亚卖得好的很多车型里,标配了佑驾创新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产品。品牌项目积累变多,拿下海外客户变得更容易。出海2.0阶段,佑驾创新在欧洲、印度,与国外主机厂或Tier 1合作,输出研发能力与量产经验,直接服务海外客户。

“现在欧洲卖得最好的几款电动车里边都有用我们东西。”刘国清察觉到,越来越多国际汽车巨头,开始纳入中国的配件产品。好像是一股大浪潮,变化就在这几年。五年前,佑驾创新拿大众汽车的项目可能还很难,如今和一汽大众、上汽大众、奥迪都达成了商业合作。

落到深圳最具代表性的消费电子行业,这条曲线更清楚。

影石创新位于宝安区,2015年创立,而今海外收入占比六七成左右,全景相机等产品在海外攒起了一批用户。今年,他们把直营店开到了东京浅草寺和纽约时代广场。

回顾这十年,影石创新中国区负责人袁跃向《财经》总结说,品牌不是一家公司“想做就能做成”的东西,背后是一整套条件——产品日复一日的创新迭代,质量有保证而且是引领的,对消费者的承诺和形象立得住,全球化的意识要足够强。

袁跃是90后,小时候家住深圳蛇口。这里恰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从“三来一补”起步,接着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他记忆里的天“是灰蒙蒙的”。打小他就知道,华强北什么都能做出来,但多是白牌。那时的他不会想到,自己后来供职的深圳公司,会做出全景相机、拇指相机、全景无人机。蛇口也换了样子,绿树成荫,安静,住着3000多名外籍居民。

城市和消费者在变,影石的产品也在变。泰国是影石在东南亚增长较快的市场之一,潜水爱好者多,有价值的用户意见集中。“他们会说希望产品有什么功能、加个什么配件,我们会去评估要不要投入产品化。”深圳造的产品,被放入全球场景里试炼,一轮轮磨出来。请人也类似,影石在海外用当地人。“做欧洲市场的人就是欧洲人。”袁跃解释,“如果你是德国人,就天然在阅读那边的信息。你对它潮流的理解,本身是更好的。”

今年9月,配合APEC,深圳办了场亚太媒体论坛,第二天,与会的国外媒体人到影石总部参观。有两位没装微信和支付宝,掏出一沓美元,买了几台设备。一位马来西亚记者有点意外,忍不住给爱玩滑翔伞的朋友打了视频:“你喜欢的相机,竟然是一个中国品牌。”

两种出海,全球化的深水区

“创新性的中国品牌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世界各地。全球消费者和投资者都将从中受益。”2025年6月,《经济学人》杂志发布了文章《中国品牌正席卷全球,这是好事》。

从斯德哥尔摩到悉尼街头的中国电动车、门店数超过麦当劳的蜜雪冰城,到卖到835美元的泡泡玛特,文中举例指出,许多中国品牌不仅在价格上竞争,还在质量上比拼,并且不再通过以廉价方式复制西方产品来取得成功,而正在积累自身宝贵的知识产权。

中美关系不断摇摆,美国内部撕裂。十年前,拓展美国市场时,腾讯云也讨论过,要不要隐姓埋名、换块牌子。再三斟酌,没改。腾讯云副总裁李郁韬后来回想,幸好坚持住了。“这个决策最大的正确点在于有延续性,它能充分享受到中国技术这一次迭代的红利。”

美国是最大的目标市场,竞争对手众多,腾讯云在当地建立了庞大的拓展团队、把产品研发、售前也部署过去。“在其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事情,美国企业不像我们每天看到的新闻报道中政治人物之间非黑即白、零和博弈,大家商业层面更多的愿意合作和交流。”

2016年,腾讯云定下“公有云优先”战略方向,主要聚焦游戏、视频、电商与数字交易赛道的云服务,开始被动跟随客户出海。彼时,国内市场增长很快,精力主要放在国内,海外市场只是浅尝辄止。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全球数字基建需求不断喷涌出来,腾讯云内部逐渐意识到,要出海。疫情期间,深圳研发团队抓紧对标欧美厂商,修内功,补技术短板。

2023年后,大语言模型爆发,AI掀起效率革命,海外客户开始审视已有的数字基础设施,这为中国云厂商带来了巨大的历史机遇。李郁韬告诉《财经》,东南亚公司算账发现,用了西方云十年,账单越滚越高。后来才弄清原因,西方厂商进入得早、主导了定价权。许多APEC经济体没有能力自建本地公有云,长期被相对垄断,只能付出高昂的云和AI成本。

中国的电商、游戏、物流、金融领先许多APEC经济体,海外学习相关经验时,自然会追问背后的云厂商与技术方案。和中国厂商对账后,一些公司更意识到,中国的云服务性价比高、技术也不差,甚至某些方面因后发而领先。这两年,腾讯的海外云项目开始多起来。

日本曾是个难以撼动的市场,这里的企业和员工一旦用上某样产品,就绝不轻易更换,腾讯云“吃了至少两年闭门羹”。后来转变思路,先是差异化,提供西方云厂商没有的、公有云以上的音视频解决方案、业务安全方案。接着是信息差。日本几乎没有大型的互联网直播,大部分公司还在做主机游戏,很关注中国手游、电商的进展和防网络攻击的安全方案。

腾讯云提供了开箱即用的方案。2023年后,当地接受得比预想中快。韩国市场的进展也是类似。“出问题后,随时一叫,我们工程师帮他们处理。西方云厂商的分工很清楚。对接客户,他们研发工程师和产品不可能响应客户最直接的需求,往往一排期等两三个月。”

在李郁韬看来,跨国交易遵循商业的法则。腾讯云现在和美国AI模型平台OpenRouter建立起了合作,这是十年前不敢想的事情。“他会选择,哪个好用、哪个性价比高、哪个真的有利于行业发展,他就用。这是为什么中国的几家大模型厂家,他们在海外也受到很多企业的喜欢。在美国市场,我们几乎没有听到任何一家企业明确说我不用中国的模型。”

而今,腾讯云把产品研发放在深圳和中国大陆,偏运营和业务拓展的板块放在海外。在当地租赁机房、物业,重金投入基础设施,将采购的服务器部署过去。最近一年,腾讯云也和印尼最大电信运营商开始合作共建CDN(内容分发网络),把缓存节点放进对方的机房里。

在东南亚,腾讯云先在新加坡落脚,再辐射周边国家。印尼、泰国、马来西亚市场相继出现突破后,公司在当地建起了运营团队。

制造业是重资产,出海又有所不同。欣旺达,深圳宝安企业,1997年从小作坊的手机电池代工做起,而今是全球最大的手机电池供应商,业务布局涉及消费类电池、动力电池、储能电池等。如今,欣旺达的制造工厂铺到了匈牙利、泰国、摩洛哥、印度、越南等经济体。

欣旺达副总裁兼首席可持续发展官、首席合规官梁锐告诉《财经》,国外建厂最大的难点在供应链响应能力。在深圳,接插件、塑胶件等部件当天可配套到位,一个电话的问题,周边产业集群就能消化。海外不同,部分国家的关键材料仍需进口,质量管控与交付稳定性难以保障。

这背后还有更深层的挑战:合规、产业链配套、人才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

中国人建工厂,加班加点,赶工期,不辞辛苦。泰国员工对工作时长和工作环境的舒适度提出了意见。梁锐说,欣旺达立即按国际客户和当地法规的要求改善,建立了符合社会责任和员工权利保障的管理模式,并写成ESG(环境、社会和治理)手册。9月,他刚刚飞往泰国,接受一家国际客户关于社会责任的审核。国际第三方认证机构介入,44天认证,最后工厂获得了高分数。

“我们是实实在在做企业的。”梁锐说,放在十年前,国际客户对电池的要求和公司的生产能力也有非常大差距,但正因为高标准一直摆在前面,公司才会不懈进步,建立起竞争优势。美国客户要求用100%的绿电来生产电池,差不多十年前,欣旺达就达到了要求。这也是无论地缘政治怎么变化,他们还持续锁定在全球产业链中、接力向高端攀升的原因。

“我们进入和国际客户深度绑定的过程。过去是,欣旺达有什么,客户买什么;后来是,客户提要求,我们做定制化电池;现在变成我们参与客户产品的设计阶段,早期介入,主动地把对应的需求融入到欣旺达的产品开发和设计中,共同定义一些电源产品和解决方案。”

中枢在深圳,网络在全球,和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其实越来越紧密了。梁锐说,欣旺达的总部和研发体系在深圳。海外工厂承接的是平台化产品的本地化落地,不需要从零开发。

下半场规则之争,从大湾区到亚太

即使全球适应力如此灵活,一些隐形规则仍是深圳公司绕不过去的壁垒。企业过去习惯于迅速迭代产品去适应他国规则,未来要回答的是,能不能把中国标准写成规则。

“最近几年,WTO(世界贸易组织)的自由贸易规则遭到严峻的挑战。由于国际竞争和地缘政治,我们开始面临很多额外的法规制约。不管是美国《大而美法案》,还是欧盟出台的一些电池法规,对于不断扩展全球市场的中国企业来说,挑战是明显的。”梁锐说。

2023年通过的欧盟《新电池法规》对“电池护照”作了规定。它要求相关电池上印二维码,扫码可查全生命周期数据。依据最新的《数字电池护照指南》,总共71个数据点,包括制造商、工厂地理位置、化学成分、有害物质、再生材料回收比例、碳足迹声明与标签等等。

电池护照将于2027年2月18日起强制执行,基本项目要达到32项。进欧盟必须持照,无照不得入关。梁锐认为,这对中国企业而言,是贯穿研发制造供应链合规能力的系统考验。2023年11月,欣旺达成立电池护照项目工作组,从材料质量与采购成本、制造过程碳排放、园区碳足迹的审查、供应链的溯源尽职调查方方面面做合规工作。几乎是管理体系的重塑。

这并不是一家公司的挑战。事实上,AI领域,中企出海也面临相关境外法律的算法审计与数据本地化要求。这类“合规性遏制”可能迫使企业调整技术架构、承担巨额成本,丧失国际市场的主动权。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前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舒印彪曾指出,中国产业技术发展与国际标准接轨不够紧密,协调联动国际标准与检测认证的机制有待完善。

《财经》调研发现,不少深圳企业已经有意识地在做“全球标准”。

西昊是一家人体工学椅公司,位于深圳宝安区,国内市占率颇高。如今,他们投入年销售额的13%-16%做研发。2025年,全球销量超220万把,海外营收占四成,在200美元-1000美元价位段站稳了脚跟。这个区间曾长期是Herman Miller、Steelcase等国际品牌的腹地。

展厅里放着一把售价9000多元的人体工学椅。西昊创始人罗慧平告诉《财经》,背后是1亿元研发投入。升级椅子的太空底盘、玻纤和碳纤材料层层叠加,配上按摩功能与曼卡顿音箱,靠椅145度调节,测试十几万次。“德国对整椅的测试要求最高,美国、欧洲,对产品不同部分都有相应的测试标准。我们在所有标准中取最高标准,形成自己的企业标准。”

欣旺达也做标准,参与多项国家和行业标准制定。三年前,全球电池联盟(GBA)认定十个电池护照示范项目,欣旺达有两个入选。去年,梁锐受邀去GBA会上分享经验,今年12月还将再赴欧洲讲“电池护照”的落地准备——这是中国企业在规则场里少见的位置。

传统的标准化工作通常遵循“先技术、后产品、再标准”的总结模式。舒印彪等专家建议,在人工智能、量子技术、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领域,让标准研制与技术研发同步规划、推进。通过主导国际标准制定,实现中国技术、装备、标准、服务等全价值链走向全球。

眼下,大湾区内部的标准互认、规则联通已经开始。去年,佑驾创新发布了第一代小竹无人车T5,主打快递物流、城市配送和工业园区间的货物转运。而2022年,深圳在全国率先出台《深圳经济特区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例》。2024年底,深圳前海、深圳宝安、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签署了《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应用试点互认合作框架协议》。在互认地报备后,凭一地核发的智能网联汽车机动车号牌,可在各互认区域已开放道路开展示范应用试点。

粤港澳大湾区之外,规则衔接更复杂。深圳大学开放与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顾学明指出,经贸规则议题逐步向知识产权、环境、国有企业、产业政策等边境后措施延伸,倒逼进一步深化改革,深圳要增强对国际规则的适应能力。更多学者建议,深圳借APEC机遇加快对接亚太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人才流动、服务贸易等领域深化开放,建设制度型开放先行区。

抽象的规则最终将落到亚太的商业运作里,比如,用户数据放在哪里、AI模型在哪里训练。腾讯云副总裁李郁韬说,现在最大的挑战是不同的数据隐私保护规则。一些国家要求国外公司独立部署整套技术架构,腾讯云继而在东南亚部署了完整的视频云、通信云。新加坡搭建起了独立的运维和售后团队,以确保数据闭环操作。

尊重合规要求是中国公司的底线,李郁韬同时呼吁关注经济发展,“一定要把经济增长和全球化当作未来发展最强有力的‘上线’。中间灰色的空间留出来,在发展中,不断确定哪些是新的底线。只有各经济体鼓励创新,边界越大,大家做出新东西的可能性才越高”。

如今,这样的呼吁,出现了APEC层面的回响。5月下旬,APEC贸易部长会议在苏州举行,发表《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苏州联合声明》。声明承诺促进跨境数据有序流动。会议期间,中方提出探讨制定数字领域经贸规则,创造安全便利高效的发展环境。

7月,APEC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在成都召开,公布《2026APEC数字与人工智能部长声明》。这份声明认识到各成员数字与AI政策的实现路径不尽相同,同时鼓励成员自愿分享数据保护、技术标准等领域的最佳实践。会议首次把“开源”提到部长级层面,承认尊重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同时鼓励各经济体支持开源实践,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国际开源社区协作。

11月18日,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开幕。会议预期发布《深圳宣言》。而互联互通,正是领导人会议的重点讨论方向之一。从苏州会议的跨境数据有序流动,再到深圳的《深圳宣言》,亚太的规则衔接,正在从部长级的呼吁,走向领导人级的确认。

眼下,纵使国际形势起起伏伏,吕江波依然希望,商业贸易能够回归到互惠本质,更多关注企业能不能精细化地解决问题、服务是不是更好。至于分歧,在AI主权语境下,数据可以脱敏、设备可以做私有化部署,“一定有更好的技术方案”去化解那些宏大的观念分歧。

合作、双赢、共同的经济繁荣,这是他期待的亚太未来,也是深圳这座城市期许的未来。

责编 |王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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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重返工发组织:多边机构回潮与产业秩序重构

原创 允中 2026-11-12 20:07 北京

工业革命发源地英国选择回归,是否意味着全球产业政策重新回到国际治理议程?

文|允中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拟于近期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31期间正式启动《全球绿色工业化议程》(GGIA)。而就在COP31开幕当天,深度参与了这一议程筹备和推动的英国刚刚正式恢复了中断14年的成员国身份。

英国正式重返UNIDO,放在当下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看,更像是一面镜子,映射出全球产业治理规则正在重新分配。

UNIDO,这个曾在冷战后长期被发达国家看衰、边缘化甚至相继退出(或威胁退出)的联合国专门机构,如今,随着中国等新兴工业经济体的崛起以及绿色低碳产业、供应链韧性、关键矿产和发展中国家市场成为重要全球议题,被重新赋予了价值。英国的重返,是因为UNIDO在新一轮地缘经济竞争中,重新具备了可被大国使用的多边接口功能。

UNIDO既没有世界银行的资金规模,也没有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则约束力,更没有安理会的政治权威。过去30年,它几度被主要出资国质疑“效率不足、定位不清、功能重叠”。美国和法国退出后至今未恢复成员身份,英国也曾在2012年底正式离开。如今,工业革命发源地英国选择回归,是否意味着全球产业政策重新回到国际治理议程?

当绿色转型被产业化,气候议题被贸易化,供应链韧性被政治化,关键矿产被战略化,原本低调的产业发展机构重新具有了价值。对英国而言,UNIDO是后脱欧时代重建多边存在感、推广其绿色工业技术、金融工具和标准的低成本平台;对德国出身的UNIDO总干事而言,这是证明其改革路线的标志性成果;对中国而言,它带来启示:在国际组织中,会费和历史贡献,并不能自动转化为规则影响力。

UNIDO的历史危机:冷战结束与自身原因

UNIDO是战后发展主义的产物。1966年,联合国大会设立UNIDO,目标是推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1985年,UNIDO成为联合国专门机构。它曾经服务于一个明确的历史命题:发展中国家要通过工业化摆脱原材料依赖,建立经济主权,在南北经济秩序中获得更平等的位置。

冷战时期,工业化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和发展道路问题。社会主义阵营强调国家计划和产业能力建设;发展中国家主张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西方国家则在发展援助和制度竞争中参与工业发展议程。UNIDO正是在这种南北发展诉求和冷战竞争交织中获得发展空间。

但冷战结束后,制度基础迅速变化。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成为国际发展政策主流。“华盛顿共识”下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强调市场改革和私营部门作用,不再把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和工业规划置于发展政策中心。UNIDO自己也承认,市场经济范式上升后,一些成员国认为工业发展可以由私营部门更有效地支持;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在1993年至1997年间退出,导致严重预算短缺和人员减少。

但把UNIDO的危机完全归咎于冷战结束并不准确。UNIDO之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几乎陷入存亡危机,也与其自身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其官方历史资料表明,“管理结构薄弱、活动缺乏聚焦和整合,加剧了组织危机”,削弱了它向出资国证明自身价值的能力。这意味着,发达国家退出,并非完全出于意识形态考量,或是简单的“不支持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而是对一个确实存在定位和效率问题的机构做出的财务和政治判断。

前UNIDO总干事卡洛斯·马格里诺斯(Carlos Magariňos)在2001年第九届大会开幕发言中谈及其1997年接手危局时的情景:“组织多年来前景都很差,美国1996年退出并留下超过6000万美元欠款;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也相继退出,德国、英国、丹麦等国也在评估是否跟进;1997年组织处于长期财务不稳定状态,工作人员甚至不知道组织能否履行基本义务。”UNIDO面临严重的合法性危机。

终于,1997年,濒临“被关闭风险”的UNIDO通过“Business Plan(商业计划)”改革,承认旧模式难以为继,改革方向包括避免与其他多边机构,如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行重叠,聚焦中小企业发展、可持续生产、投资和技术促进等UNIDO自认为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这场关键的改革保住了UNIDO,但也彻底改变了UNIDO。它不再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工业发展规划机构,而越来越成为一个技术合作、能力建设和项目服务平台。

从这个意义上说,UNIDO后来逐渐走向边缘化,并非偶然。它既失去了冷战时代的制度语境,又没有在全球化高峰期获得不可替代的新功能;既不再是重要的发展融资平台,也非贸易和产业投资规则制定机构,更没有成为关键的产业链安全治理平台。UNIDO被保留下来,但重要性和能见度降级,这也是退出UNIDO的国家并未付出明显战略成本的根本原因。

退出:时机和理由各不相同,但“低优先级”判断一致

美国、英国和法国退出UNIDO发生在不同阶段,却共同说明一点:在相当长时间里,UNIDO并不属于西方主要国家认为必须维护的多边平台。

根据联合国条约库记录,美国于1995年12月4日通知退出UNIDO,1996年12月31日生效;英国于2011年4月27日通知退出,2012年12月31日生效;法国于2013年9月30日通知退出,2014年12月31日生效。三个日期背后,是三种不同但相互关联的政策逻辑。

作为最大捐助方,美国的退出最具结构意义。美国退出发生在冷战结束后不久,当时美国国会对联合国预算、国际组织摊款和多边援助普遍不满,对联合国系统整体采取“削减投入+绩效审查”策略。UNIDO被视为一个缺乏清晰使命、项目分散、成本较高且功能可替代的机构。即使到了2014年,美国保守派智库Heritage Foundation重新评估美国当年的退出决定,仍认定该组织缺乏清晰目的、整体效率不足,主张美国不应考虑重新加入UNIDO。这类保守派观点反映出美国政策圈长期存在的基本判断:UNIDO不值得美国投入制度性资源。

英国对UNIDO的疑虑并非突然出现,在退出前已多次进行财政削减和参与降级。到2011年,英国国际发展部对多边援助审查时,这种疑虑转化为正式退出决定。在当时的声明中,英国并非完全否定UNIDO作用,也承认其在财富创造、国家层面干预、规范和标准等方面有一定贡献,但仍认为UNIDO规模有限、定位较窄,不足以满足英国发展援助目标。这是一种典型的“value for money(物有所值)”绩效判断:UNIDO并非一无是处,而是不值得继续占用有限资源。随后,英国对外援助转向双边和私营部门导向的“效率优先”援助体系。

法国退出的决定更多与欧债危机后财政紧缩和多边预算优先级排序有关。法国外交部发言人称,UNIDO等多边发展援助机构职能存在重叠,希望把资金用于维持对其他联合国组织的贡献,包括联合国常规预算和维和行动。

综上,美国退出带有意识形态和国会财政政治色彩;英国退出的背后是发展援助绩效逻辑;法国退出则缘于其财政紧缩下的预算重排。但排队“退群”背后的共识性结论却大体一致:UNIDO在战略排序中长期处于低优先级。如果一个多边机构在关键成员国眼中既不掌握核心资金,也不掌握核心规则,又存在功能重叠和管理争议,那么退出就成为合理的选择之一。

美国没有回来:UNIDO仍不在华盛顿战略清单上

英国如今重新加入UNIDO,并不代表美国也会回来。事实上,美国的继续缺席,恰恰是理解UNIDO现实地位的关键。

美国对多边体系的态度正变得更加选择性。2026年1月,白宫发布总统备忘录,要求美国退出一批被认定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组织和机制。文件明确说,对联合国实体而言,退出意味着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停止参与或资助。UNIDO并不在其中,因为美国早已不是成员。但这份文件说明,美国当前对国际组织的总体逻辑更多的是基于利益审查。

这与美国对UNIDO长期冷淡的态度是一致的。美国不需要UNIDO来推进产业政策。它可以通过国内“大而美”法案、出口管制、金融制裁以及G7(七国集团)、双边技术联盟、供应链伙伴关系、关键矿产协议等方式来实现其国内目标。与这些工具相比,国际组织“太慢、太小、太弱”,也不太“受控制”。

因此,美国可能在某些相关议题上接受UNIDO项目产生的外溢效果,也可能通过盟友在相关平台中保持间接影响,但没有明显动力进一步参与。至少目前的美国,已经从战后多边秩序的系统维护者,变成越来越典型的选择性使用者——只维护对自己有用的,绕开成本高、效率低或无法主导的。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英国重返UNIDO并不被解读为西方整体重新承认UNIDO的战略地位。

英国归来:不要情怀,是后脱欧时代再嵌入

英国重返UNIDO,官方表述集中在多边合作、包容性和可持续工业发展、气候行动等关键词上。UNIDO于6月22日发布新闻称,英国确认决定重新加入,体现其对包容和可持续工业发展及气候行动的承诺。

但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英国代表林赛·斯科尔(Lindsay Skoll)的发言。她说,英国2012年离开UNIDO,此后多年参与有限;但随着UNIDO发生变化,英国开始重新并且大幅投入。她还称,英国如今已是UNIDO执行项目的重要政府出资方之一,并与UNIDO在脱碳枢纽、突破议程和加速示范设施(Breakthrough Agenda & Accelerate-to-Demonstrate Facility)等方面开展合作。这表明,英国并非先恢复成员身份再寻找合作,而是先通过项目合作验证UNIDO的功效,再决定回归。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外交路径。

英国代表还明确说,UNIDO围绕清洁能源、绿色工业化以及未来产业和市场强化使命,建立私营部门伙伴关系,并在标准最具争议的领域向前迈进。这段话非常重要,因为它揭示了英国回归的价值判断和背后的真实诉求:标准、融资、商业参与、产业合作。英国回归的是一个可能帮助其连接绿色工业规则和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平台。

英国同工发在《全球绿色工业化议程》上的合作显露了英国的雄心。2026年伦敦气候行动周上,UNIDO与英国共同公布这份由英国深度参与推动的议程框架,并高调宣布将在COP31正式对外发布议程。值得注意的是,自2026年6月英国正式确认重返UNIDO意向,截至2026年11月9日前,英国虽未完成UNIDO会员国全部法律加入手续,却已经以大额自愿出资方身份深入参与该旗舰议程,同时操盘加速示范设施、净零伙伴关系等核心项目。英巴工业脱碳枢纽也由UNIDO牵头承担秘书处工作,推动英国氢能、重工业脱碳技术向发展中国家市场输出。

这一现象折射出,英国确认重返UNIDO,并不是重新拥抱20世纪70年代式的发展主义情怀,而是其后脱欧时代开展绿色工业外交、参与全球产业规则话语权竞争的现实需求缩影。脱欧后,英国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国际治理嵌入点,以实现其“多边存在感”。离开欧盟的英国仍是G7、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全球金融中心之一,但其在欧洲发展政策和规则体系中的直接影响力下降。重新加入UNIDO可以使英国在绿色工业、气候技术示范和供应链标准等领域获得一个政治和财政成本不高的话语权平台。UNIDO官方新闻也直接提到,UNIDO可以帮助英国将其工业脱碳、气候创新、清洁氢和可持续供应链经验推广至全球,推动相关实践落地。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国内对于重返UNIDO并非没有争议。2026年9至10月,英国上议院国际协议委员会举行多次听证,重点审查UNIDO改革成效及恢复成员身份的实际收益。英国政府官员强调,正式入会有助于加强对组织治理和议程的影响,并计划在2029年评估回归成效;而当年参与决定退出UNIDO的前发展大臣安德鲁·米切尔(Andrew Mitchell)在10月12日议会听证中指出,UNIDO尚未完全解决当年援助审查提出的管理、问责和成果衡量问题。同时他特别质疑,英国在已经通过自愿出资与UNIDO开展合作的情况下,恢复正式成员身份究竟能够带来多少额外收益。这无疑表明,英国的回归仍然服从成本、绩效和国家利益的审查逻辑。

总干事积极推动:改革成效和政治资本

现任UNIDO总干事格尔德·米勒(Gerd Müller)来自德国,曾长期负责农业和国际发展合作。

UNIDO官方新闻中,总干事赋予英国回归超出普通成员国恢复的意义,称英国是在全球趋势常常走向相反方向时,对联合国和UNIDO合作的加强;他把这称为对一个展现改革成果组织的信任投票,并强调UNIDO要交付“value for money”和结果。英国代表也投桃报李,把UNIDO称为“reform in action(改革付诸行动)”,明确把英国回归与总干事领导下的改革联系起来。

早在2021年的就职大会上,总干事就曾公开点名呼吁美国、法国、英国“重返UNIDO大家庭”。英国确认重返是一个高可见度、可反复引用的标志。对于一个长期缺乏发达大国支持的联合国专门机构而言,吸引一个G7国家回归,比普通项目增长更容易被识别成“改革成功”。

对总干事而言,抓住这个重获议题价值的窗口,将英国重返塑造为机构改革取得成效的标志性成果,带有鲜明的政治资本积累和展示意味。2026年9月联大期间,总干事主编的工业化主题著作正式发布,持续对外传播改革叙事。

欧盟对总干事的支持也说明了这一点。2025年6月,欧盟在UNIDO工业发展理事会第53届会议发言中重申支持穆勒连任,强调欧盟仍是UNIDO主要捐助方之一,2024年额外资金接近6000万欧元,2025年资助38个UNIDO项目,总价值3.56亿欧元。UNIDO的议题重心,正在与欧洲绿色工业和发展融资议程形成更紧密的配合。

显然,总干事的改革路线并非单纯的机构内部调整,而是与欧盟绿色工业议程高度契合。英国的重返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格局。德国籍总干事推动英国回归,欧盟提供政治和资金支持,英国以绿色工业的标准制定者身份回到前台,这三者共同构成了UNIDO新权力结构的一环。当然,英国回归并不等于UNIDO真正完成能力重建,仍需以机构的项目交付质量、规则影响力和发展中国家实际受益情况来综合检验。

中国的挑战:贡献不低,但规则影响没有同步上升

中国长期支持多边工业发展体系。中国外交部资料显示,中国1972年在UNIDO第27届理事会上当选为理事国并连任至今;1981年UNIDO向中国派遣高级工业发展顾问;1990年在北京设立中国投资促进中心(ITPO的前身)并赋予其外交地位;1998年设立驻华代表处;自1979年以来,UNIDO在中国开展多领域合作项目。

从资金和项目看,中国对UNIDO贡献巨大。目前,中国是UNIDO第一大会费国和重要的南南合作推动者。在2023年UNIDO第二十次大会上,中国发言表示,中国加入UNIDO50年来,与UNIDO合作完成400多个项目,涉及工业发展、贸易能力建设、环境保护等领域。

根据《UNIDO2025年度报告》,2024年—2025年,中国承担UNIDO评定会费的22.0%,居成员国首位,日本和德国分别为13.6%和10.4%。但在自愿捐款方面,总干事2026年提交的资金动员报告显示,2025年日本向UNIDO发展合作项目提供的自愿捐款高达9180万美元,欧盟机构的贡献达到6860万美元,中国为660万美元,而尚未恢复正式成员身份的英国则已达4690万美元。

历史贡献不等于规则制定权,投入也不等于影响力。尽管上面这些数字并不能简单相加直接比较,因为会费与自愿捐款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用途,但是UNIDO的资金结构清楚地反映出其内部两种不同的影响力来源。UNIDO官网关于资金伙伴的说明写得很清楚:成员国评定会费(assessed contributions)作为经常预算维持组织核心功能,但几乎所有发展合作活动都由资金伙伴以自愿捐款(voluntary contributions)形式驱动。换言之,会费维持机构运转,自愿捐款和定向项目(earmarked project funding)决定实际议程。

这对中国构成挑战。中国有排名第一的会费分摊投入,但欧盟、英国和日本通过高强度自愿捐款和关键项目形成了更强的实际存在感。例如,2026年2月,UNIDO宣布启动六个日本资助项目时,总干事公开称日本过去五年提供超过2.16亿美元自愿捐款,是UNIDO最大的政府资金伙伴。2026年7月—8月,日本进一步启动“面向全球南方日本技术转移工业合作计划”,七个定向示范项目覆盖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五国,由日本经产省全额资助,日本企业参与项目设计和实施,并寻求在示范结束后实现商业化落地,形成“政府定向出资+企业技术示范+海外市场拓展”的完整模式。

UNIDO内部的影响力不只看成员身份和会费规模,更看谁能用定向资金设计议题、绑定项目、组织伙伴、连接私营部门并塑造标准。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是投入不足,而是如何将现有投入与自身产业优势更有效地转化为项目主导能力和规则影响力。在这方面,中国的参与方式和水平还需补足。

英国回归后,这种结构性压力会只增不减。英国在绿色金融、工业脱碳、战略咨询、智库研究和私营部门动员等方面,都具有成熟经验和应手工具,这些正好对应UNIDO当前转型方向。英国兼具规则设计能力、与欧盟政策和标准的兼容性,以及与美国科技体系的接口能力。英国代表已明确表明,英国回到UNIDO,是为了贡献于标准、融资、人员配置、商业参与以及与产业和大学的合作。

更须引起关注的是,英国与美国在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和技术规则上存在高度政策共振。虽然不宜从地缘竞争角度作“代理操盘”等过度政治化解读,但可以说,美国缺席并不意味着相关议程缺席。作为“替代性入口”,英国和欧盟完全可能在UNIDO内部推动与美国战略方向相容的规则议题。对中国而言,UNIDO可能从一个相对熟悉的发展合作平台,逐渐变成一个更强调发达国家熟悉的绿色标准、供应链治理、私营部门融资、关键矿产和气候技术示范的平台。

中国的态度:支持UNIDO,但不能只停留在支持多边主义

就公开信息看,中国对英国此次重返UNIDO尚未出现专门、明确的官方表态。中国公开立场仍主要集中在一贯地支持UNIDO作用和发展议程,强调继续围绕“一带一路”、南南和三方合作深化努力。

从外交语义上看,UNIDO是联合国专门机构,成员越广泛越符合多边主义原则。在美国持续对部分国际组织采取退出或审查态度的背景下,一个发达国家重新加入联合国专门机构,本身也符合中国长期主张的维护多边体系的立场。

但支持多边主义,不等于忽视规则竞争。英国重返UNIDO后,关键问题是UNIDO议题设置是否会向发达国家利益方向集中和倾斜。如果是,中国就不能只以“重要成员国”和“南南合作支持者”身份参与,而需要更主动地提出议题、组织项目、塑造标准和建设伙伴网络。换言之,中国需要从项目参与转向议题塑造。

更现实的问题是:中国如何把既有投入转化为更稳定、更可见、更可持续的组织影响力。

首先,中国需要从会费思维转向项目组合思维。既然UNIDO发展合作活动主要由自愿捐款驱动,那么影响力就取决于能否设计出具有国际吸引力的定向项目组合。中国不宜只强调自己是重要会费贡献方,而应围绕全球绿色工业化议程、非洲第四个工业化十年(IDDA-IV)两大UNIDO顶层议程,在绿色工业园区、低碳制造、AI赋能、全球南方中小企业数字化等方向,形成一批凝聚“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的可复制、可评估、可传播的旗舰项目。

其次,中国需要从经验输出转向规则共创。过去中国在UNIDO叙事中多强调自身工业化经验和南南合作贡献。在绿色工业时代,国际组织真正竞争的是标准、认证、融资条件、技术路线和项目评估框架。中国应推动UNIDO形成更包容的发展中国家友好型规则。例如,中国拥有全球数量最多、类型最丰富、实践经验最充足的工业园区体系,如果UNIDO制定的绿色工业园区(GIP)标准和试点名单中,没有包含足够多的中国案例,那说明相关工作仍有进一步提升空间。

最后,中国需要重视自愿捐款的战略使用。自愿捐款不是简单“多出钱”,而是用资金绑定议题、项目和传播。日本的经验说明,小切口、高频率、定向明确的长期标杆性项目,可以持续强化能见度和影响力。近年来,中国与UNIDO推进了不少工业民生类“小而美”示范项目。这些项目体量小、见效快、易复制推广,具有一定价值。但与大型产业合作项目相比,其在资源统筹、品牌塑造、成效核验和长效推进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如果项目长期缺乏统一规划布局、统一议题包装、统一叙事体系,各自为战,成果极易碎片化;如果项目缺少独立第三方评估,后续的政策跟踪、技术帮扶、运维升级等长效赋能举措就无法落实到位,很难形成长期组织记忆。

2025年,UNIDO-中国南南工业合作中心第四期项目正式启动,为期五年,预算200万美元;2026年,继续开展了面向非洲技术人员的太阳能技术培训等合作项目。但总体来看,现有项目多集中于能力建设、技术培训,缺少能够主导UNIDO全球级旗舰议程的大型定向项目组合。

另外,2026年UNIDO正式设立UNIDO基金会,通过美国非营利组织Global Impact进行托管,吸纳跨国企业直接通过咨询理事会参与战略方向和重点项目讨论。全球议题设置的博弈已不局限于政府层面的捐款竞争。未来,中国应积极思考与UNIDO基金会的对接方式,有序引导中国产业界积极参与多边治理平台,而非停留于单纯追求资金规模加码。

边缘战场显示秩序变化的方向

UNIDO从来不是不可替代的国际组织。但今天的变化在于,全球产业政策强势归来——绿色转型需要配套政策,关键矿产需要供应链安全,工业脱碳需要技术示范,发展中国家需要制造业升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共创规则和标准。UNIDO并未回到全球治理舞台中央,却恰好位于这些议题的交叉点上。

英国重返UNIDO的启示意义正在于此。对英国而言,这是绿色工业外交和后脱欧多边再嵌入;美国继续缺席,说明该机构的能力表现仍不足以改变其选择性多边主义;对中国,这则是一个紧迫的提醒:在新的全球工业治理中,仅有会费和历史贡献已经不够,真正决定影响力的,将是议题设置、旗舰项目、标准塑造、资金工具和伙伴网络的综合能力。

UNIDO就像全球工业治理的边缘战场,而在大国竞争加剧的年代,边缘战场往往最先暴露秩序变化的真实方向。

(作者长期在中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从事经贸政策发展和多边产业合作相关工作,专注全球发展与治理。编辑:江玮)

责编 | 张生婷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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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进入“APEC时间”:一场超大城市交通治理的极限压力测试

原创 王静仪 2026-11-11 18:20 北京

深圳是极少数同时具备“空、铁、陆、水”多维一体物理通道的APEC举办城市,以同一套系统在“会议模式”与“日常模式”切换,迎接超大城市交通治理的极限压力测试

文|《财经》记者 王静仪

编辑|王延春

11月,深圳进入“APEC时间”。继上海、北京之后,深圳即将成为第三个召开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中国城市。

据主办方中国贸促会透露,本次峰会参会的各界人士预计超过2000人,21个APEC经济体均有企业代表参会。

2001年上海APEC,投用不久的浦东机场成为全球瞩目的“空中国门”,代表进出高度依赖空港单点支撑;2014年北京APEC,核心交通命题在于,首都机场与会议会址、市区主干道的高效顺畅。

到了2026年深圳APEC,这座年轻的创新之城展现出截然不同的综合交通格局——它是极少数同时具备“空、铁、陆、水”多维一体物理通道的举办城市。在交通网络完成全面升级的背景下,APEC代表抵达深圳的多元动线,正折射出超级枢纽城市的交通体系重塑。

深港空中双枢纽叠加

11月18日至19日,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会议周临近,深圳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八个口岸统一开设APEC专用通道,迎来大量参会嘉宾。

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是大批参会嘉宾抵达这座城市的第一站。

深圳机场边检站的数据显示,2026年前10个月,在入境外国人中,来自APEC成员经济体的达62.6万人次,占比达到了79.5%,同比增长28.4%,创历史同期新高。

入境通关需要多久?答案是15分钟。

深圳机场国际入境区域启用了“先期机检”,X光机和CT型行李检查设备嵌在行李分拣线里,托运行李在旅客走到转盘之前已经完成透视检查。无异常行李直接放行,旅客取了箱子就走。原来通关要45分钟左右,全流程智能化升级后,现在大约15分钟。

从航线网络来看,深圳机场通达APEC成员经济体重点城市的客运航线超过30条,每周计划执飞进出港航班超过700班。今年以来,深圳机场新开至塔什干、加德满都、斯里巴加湾等航线,加密至曼谷、万象、马尼拉、美娜多、墨尔本等航线,国际及地区客运通航点已接近70个,覆盖全球五大洲。接下来,深圳机场还计划新开至悉尼等航线。

深圳作为APEC举办地,真正的独特之处在于“深港一体化”。利用香港国际机场的全球航线网络枢纽,不少外宾选择飞抵香港,再通过高铁或者坐船进深圳的便捷路径。

在毗邻香港的陆路与水路通道上,深港口岸同样迎来了硬件与通关效率的跨越提升。广深港高铁实现“一地两检”高频发车,从香港西九龙站至深圳福田站仅需14分钟。

作为海路入境主通道的蛇口邮轮母港,则让经由香港机场海天码头抵达的代表享受到了“海天联运”的独特体验——全程无需办理香港出入境手续,搭乘高速客船30分钟直达蛇口,且托运行李可随船直达并且预托运,离境时亦可直接在蛇口母港预办所有乘机手续。

24小时通关的新皇岗口岸采用“一地两检”模式,自助通关查验最快缩短至20秒,升级后口岸跨境客车与出入境人流承载力提升超1.5倍。两大重点陆路口岸针对APEC代表团车队设立专属绿色通道,实现车辆自动比对、秒级验放。

区域辐射:湾区“1小时生活圈”

除了跨境通道,深圳依托强大的区域交通网,承担起连接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各省市的枢纽重任。

在大湾区内部,广深之间已有三条客运铁路:广深城际、穗莞深城际密集发车,实现大湾区核心城市间的轨道化通勤。广深港高铁则以415列的日均开行密度,跻身全国最繁忙高铁,高峰时段每小时开行30列,平均2分钟一列。此外,一条全新的高铁通道——广深第二高铁正酝酿落地,未来五年期间有望开工。

在公路通道方面,深中通道与虎门大桥形成双线支撑,专线大巴与商务车直连珠江东西两岸。水上客运方面,中山港、珠海九洲港至深圳蛇口、机场码头的高速客船实现了湾区水上客运网络的无缝对接。

铁路、公路、水路多重交通方式叠加,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落地,并向“半小时生活圈”持续演进。

在全国范围内,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节点,京港(台)通道与沿海通道在深圳北站与福田站深度交汇。通过赣深高铁、厦深铁路及广深港干线,来自华东、华中及华南各省市的参会代表可快速抵深。深圳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过500对,可直达全国约50%的地级及以上城市。

会议期间,代表团无论从大湾区节点城市出发,还是从国内其他省市抵深,均能在枢纽站享受到引导服务区提供的专车接驳与快速通道。与此同时,宝安机场的国内航线网络覆盖了全国超130个大中城市,峰会期间开辟了国内重点城市至深圳的“APEC航空快线”。

入深的客流之外,出深也将形成庞大客群。11月17日至20日,深圳中小学将迎来秋假。据深圳铁路部门介绍,因假期与前后周末相连,深圳铁路客流从11月13日起逐步攀升,13日至20日形成连续八天出行集中期。

四天秋假,深圳铁路预计发送旅客96.80万人次,其中深圳北站67.71万人次;11月13日至20日预计发送旅客242.86万人次,其中深圳北站168.28万人次。

从目前的车票预售和出行趋势来看,省外热门方向主要集中在赣州、南昌、长沙、武昌等周边省市,以及北京、黄山、杭州、成都、昆明等重点旅游城市。

市内:公共交通的压力测试

机场、火车站、码头、口岸等重点交通枢纽运送了庞大客流,参会嘉宾在抵达深圳后,由城市内部的综合交通网络接力,展现出极高的保障精度。

从全城公共交通的层面来看,与上海2001年、北京2014年通过居民统一调休为会议交通让路的做法不同,深圳的逻辑是将日常公共交通系统的冗余拉满,让峰会客流与市民通勤共用同一张网络。

10月15日深圳市政府新闻办发布会公布的措施包括:地铁线路行车间隔缩短至2分钟,公交新增50条以上地铁接驳专线,运力和班次增加20%,会议期间地铁、公交票价五折。

深圳倡导企业在11月16日至20日居家办公、带薪休假或错峰上下班,随后本地企业纷纷响应。比如深圳代表企业华侨城集团宣布,员工可结合岗位实际,选择线上协同办公或带薪年休假;如特殊服务保障人员必须在岗,倡导停驶自驾车、绿色出行。

在交通管控上,城市采取“因牌施策”的分时分区精准限行策略,不搞“一刀切”,全城已有超过110万粤B车主自发申报绿色停驶。11月17日至20日每日6时至22时,非粤B小车在福田、罗湖、南山、宝安、龙岗、龙华六个区所有道路限行。

APEC会议周,深圳的低空是安静的。深圳市人民政府2026年11月3日发布低空飞行管控通告:11月11日至21日,全市禁飞,包括直升机、无人机等。

但这是峰会窗口的非常态,如果把时间轴拉回日常,深圳作为“天空之城”,日常提供直升机接驳、低空观光、无人机货运等多种服务,低空飞行活动不停。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在深圳北站,乘客刚从高铁下车就能打“飞的”,城际航线和市内航线都有,乘客可乘坐直升机快速前往市区和大湾区各个城市,避开地面道路的拥堵,显著节省交通时间。深圳的直升机跨境出行也已打通,如乘坐直升机从深圳蛇口前往香港岛、澳门,交通时间已缩短至20分钟和15分钟以内。

会议期间,低空空域让位于安全保障,客流交给既有交通网络消化;代表分散抵达,市民照常通勤,真正被检验的是同一套系统在“会议模式”与“日常模式”之间的切换能力。会后,深圳的立体交通回到日常节奏——APEC留下的不只是一套临时保障方案,更是一次超大城市交通治理的极限压力测试。

从2001年上海的单点空港,到2026年深圳的“空、铁、陆、水”多维立体网络,APEC交通保障的演进史,也折射出中国现代化交通枢纽建设和城市治理能力的持续演进。

责编 | 张生婷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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