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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量时代与AI拐点之年,这场大直播呈现了电商消费的趋势与解法

原创 路言 2026-11-16 13:48 天津

在同一个趋势面前,有的人看见,有的人看懂,有的人行动,有的人踟蹰不前,这最终决定了不同品牌、商家的不同未来。

路言 |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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砺石商业评论 |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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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之变与市场之变的叠加

2026年,是近些年中国商业界极为特殊的一个年份。

这一年的特殊性,首先源于各类智能体的集中落地,让AI的价值第一次不再需要论证。过去几年,中国企业曾对大模型普遍抱着观望姿态,愿意做些尝试,却始终不确定它到底能给生意带来多少价值。当前,这种疑问逐渐消失,人们不再讨论AI是否有价值,转而思考如何发挥AI的价值。

其次,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存量时代,消费领域的竞争愈演愈烈,2026年更是到了白热化阶段。增量时代,品牌、商家即使经营粗放也能活得不错,但到了存量时代就必须进入经营的更深处,提供那些别人提供不了的东西,满足那些别人满足不了的需求。

而就在今年双11期间,淘宝教育组织了一场持续2日的天猫双11商家大直播,致力于把淘天平台对中国消费市场的洞察分享给更多品牌与商家。这场大直播,淘宝教育请来了淘天平台各核心行业的负责人与代表性商家同桌对谈,覆盖大快消、食品生鲜、家享生活、3C数码、天猫服饰、淘宝服饰、运动户外、玩具潮玩、宠物、企业服务、天猫超市与天猫国际,另设阿里妈妈、AI经营、新商成长、千问办公、客服与数字人等横向专场。

笔者在详细聆听了这场直播之后,很受启发。如果单看一两个品类,趋势往往被行业的个性化特征遮蔽;而当十几个大品类放在一起,一些共性的趋势就显而易见了。这便是平台视角相对个体企业视角的独特之处,也是淘宝教育这场大直播的增量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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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之变下的AI经营新模式

在今年双11发布会上,天猫总裁家洛的一句话,很精准概括了AI技术对消费产业的最核心影响,他说,“不管时代怎么变,生意都来自用户、来自需求,AI提供的最大价值,在于它对消费需求的理解更深层、更长期,消费者还没想到,你已经替他准备好了”。阿里妈妈则用了另外一个话来概括,但本质相同,“过去二十年是人在找货,现在正在变成人问AI,AI去找货”。

体现在消费者的具体动作上,他们输入进搜索框里的品类词,正在变成完整的问题描述。例如,搜索智能眼镜的人,搜索的是关于翻译、导航与会议的具体需求;搜索外骨骼的人,搜索的是爬山省力、护腰、助行的具体需求。当用户获取信息方式发生了彻底改变,就意味着商家的经营方式必须随之改变。

其中,这个变化在企业服务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该行业每年拥有千亿量级的采购,线上渗透率长期不足,过去九成以上的采购留在线下、留在传统渠道、留在熟人关系里。有了电商智能体后,这些采购需求越来越多开始出现在淘天平台上,他们通过大量任务式的表达,完整描述要完成的任务,再由智能体给出解法与供给。

淘天平台的各类产品也都跟着这个趋势持续升级。其中,最受品牌、商家关注的是千问办公于今年10月14日发布的第一个行业版本——千问办公电商版,其展现出的效果让品牌商家们颇为兴奋。

例如,淘宝教育过去主要通过课程来教授方法,商家听完回去还要自己拉表、自己迁移;现在淘宝教育基于千问办公把方法封装成可以直接调用的skill,通过AI陪伴营交付给商家。淘宝教育认证讲师原尚表示,“过去讲清一个原理需要两个小时,商家拿着表单回去填一天,很多人学完仍旧落不了地;现在讲完给一个skill,现场就能跑起来,从知到行的距离被压短了”。

户外品牌挪客便是千问办公电商版的一个深度用户,该品牌店铺的成交人群画像一直较为稳定,主要集中在一二线城市25至40岁、L4与L5的高消费人群,L5占比最高。但在利用淘宝教育的辅导时,其基于千问办公电商版的量效度诊断skill跑完全店数据后,却发现店铺投放触达人群里占比最高的却是L1人群,与成交画像几乎相反。这意味着,之前大量预算花在了几乎不会成交的人身上。

除了更准确的诊断,诊断效率也更高。过去,挪客品牌做一次全店人群分析,拉数据、做报表、对齐上百个SKU,一两天才能完成,现在十几分钟就能够出报告。挪客品牌基于淘宝教育的此次诊断做了针对性的策略调整后,软壳裤销售额同比增长30%,加购增长30%,双11行业排名上升21名。

更彻底的变化发生在企业内部的决策流程。位于广东顺德的歌瑞尔品牌,于2008年入驻淘宝商城。今年5月,其创始人张翔参加了淘宝教育的AI培训课程,除了收获了数十个skill,还收获了一套全新的决策方式。他将自己18年的审美、经验与取舍蒸馏给AI,整理成规则写进品牌知识库,让AI先给出选择,自己再做最后判断。例如,其利用AI策划的一款凉感背心,从企划到上架只用了15天,上市后进入店铺销售前三,两个多月仍留在TOP10;25个商品、40个颜色的系列,15天全部上架,88VIP大促店铺业绩增长六成以上;刚刚结束的双11大促店铺业绩同比增长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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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之变下的需求契机

如果说AI技术的应用程度,决定着品牌、商家的经营效率;而能否快人一步的洞察到未来的用户需求,则有可能决定生死。在这场大直播中,淘天各行业负责人对存量时代的消费需求给出了相当具体的拆解,淘宝教育发布的《2026淘宝天猫经营增长图鉴》,也对各行业的趋势判断与经营方法进行了直观呈现。笔者在系统学习后发现,未来的消费需求整体可以概括为三类:

第一类,是需求一直在,只是长期被忽略,或者没有被充分挖掘的需求。

天猫家享生活服务供应链负责人茗拓、天猫官方服务五星好师傅杨玉西、海信集团中国区电商中心用户体验部总经理董宇、箭牌电商事业部副总经理 丁捷敏(从左至右)

家享生活专场的两个案例,很好地说明了这类需求。例如,箭牌卫浴在复盘焕新订单的流失时,发现卡点不在价格。用户想换一只马桶,往往拆旧要找一个人,送新要找一个人,安装还要找一个人,仅仅拆旧这一环就足以导致订单流失。当接入天猫官方拆送装一体服务之后,拆、送、装与旧品清运由一位自营师傅一次上门完成,箭牌卫浴在同等流量下焕新订单转化率提升,客诉率下降。

海信的数据更加直接,一台万元的百寸电视,与安装相关的用户咨询问题占比超过六成,高于画质,也高于尺寸。此前送装分开外包,不同城市师傅水平参差,用户评价波动明显。接入官方送装一体、由平台统一培训考核之后,那些原本卡在电梯进不去怎么办的用户,看到官方服务标识就直接下单了。

上述两个案例说明的是同一类需求,在存量焕新的市场里,转化的卡点往往不在价格,而在履约的确定性。服务的确定性带来的不只是售后满意度,更是售前转化率。

在营养品等一些品类,“信任”度的缺失一直是阻碍该品类健康发展的重要限制。进口营养品牌GNC便意识到了这个关键症结,它在进入中国市场后,将三件事列为生死线,中国消费者的场景差异、价格与价值的匹配、履约与信任的底线。其中国区负责人明确表示,供应链履约是底盘,底盘不稳,所有增长都是虚的。

在食品生鲜行业,越来越多品牌、商家也开始把产地直发、坏单包退、酒水假一赔十做成前台可见的服务标签,致力于解决的也都是“信任”问题,让用户敢于在看不见实物的情况下付款。淘天集团美食美酒生鲜&鲜花园艺行业总经理鹏骞在直播中表示,“物流确定性、售后无忧、品质保障是消费者下单时的核心决策因子。只有服务好,品质好,消费者才信得过,流量才能真正沉淀为复购。”

第二类,是逐渐分化出的一些具体人群的个性化需求。过去按年龄、城市、收入划分的粗颗粒人群,正在被拆成更具体的细分人群。

例如,母婴行业是最典型的样本。过去行业习惯把用户笼统地看作有孩人群,实际上不同育龄段的需求差别巨大。婴儿阶段的核心焦虑是睡整觉,恒温防惊跳睡袋因此成为一个独立品类;儿童阶段的核心诉求是分阶发育,分龄营养、发育内衣随之出现;青少年阶段的诉求转向分区护肤与社交自信,祛痘、控油、淡印被重新组合成步骤。

母婴亲子行业总经理立飒、开野品牌创始人李心然、卡西米尔品牌创始人叶子桢、熊猫步步创始人魏钰成(从右至左)

淘宝天猫母婴亲子行业总经理立飒在直播中给出了一个方向性判断,新一代父母的需求正从功能满足升级到情绪价值与场景价值,“以前我们强调产品本身很多,现在我们感受到不仅仅是在购前和购中环节,在商品交付和使用的全程,用户都希望稳定、安心、靠谱,最好还能省心”。她举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孩子洗完澡要涂身体乳,一只手按不住孩子,另一只手打不开瓶子,“单手可操作”就成了真实又迫切的需求。

在美妆个护行业,也存在类似的趋势。行业从分步骤护理,正走向分时分区护理,唇油次抛、指缘油、分区油敷面膜把密集修护拆到身体的具体部位。例如,卡诗品牌便将头皮养护拆到具体时段,使得其发际线膜单品成交接近500万元。

越窄的需求,越容易建立不可替代的位置。淘天集团快速消费品事业部、天猫奢品事业部总经理激云对消费大盘一个判断颇为精准,“消费呈现K型分化,但对品质生活的追求没有停止,消费者倾向于用有限的钱包份额实现更有品质的生活,追求消费的有效性”。由此推演出的是增长逻辑的变化,快消的增长由满足通用型需求,转向细分人群提供精准的生活解决方案,消费者更倾向于为解决更细分的需求、更具体的痛点买单。

第三类,是时代变化下的新场景,催生大量新的需求。

淘宝天猫运动户外行业总经理古笛在直播中表示,运动户外的场景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其开始从“拥有装备”走向“拥有体验”,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买一件冲锋衣、一双跑鞋,而是想要一场赛事、一次私教或者一个社群。数据也证实了这个判断,在淘天平台服务类消费的年增速已超过实物装备的三倍,超过七成户外用户过去一年参加过线下活动,六成以上愿意为专业服务付费。

淘宝天猫运动户外行业总经理古笛、Salomon电商负责人William、Helly Hansen电商负责人Lily(从左至右)

针对该趋势,户外运动品牌Salomon则把赛事场景做成用户运营场,9月超级品牌日的无固定路线挑战赛带来700万访客、人群资产增加2300万;HellyHansen把帆船体验场景做成品牌内容,双11累计成交破亿、同比翻倍。门票、课程、活动一旦变成可以下单的商品,装备就成了场景的附属品。

淘天集团美食美酒生鲜&鲜花园艺行业总经理鹏骞对此也感触颇深,他从用户的搜索行为能够明显看到,家庭聚餐、健身减脂、追剧、办公室、户外等场景的搜索指数都有较高涨幅。他认为,“消费者的要求正从品类品牌需求走向场景与功能需求,新的增量藏在很多细分和场景重构里”,因此建议品牌与商家,“读懂场景需求,做细人群货盘,做深交付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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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美生活&企业服务行业总经理 天德(左)

淘天集团完美生活和企业服务的行业总经理天德,则重点分享了用户当前基于情绪消费这一场景下的需求趋势。他表示,年轻人对未来具有不确定性,特别需要正向心理暗示和美好寓意,一旦戳中情绪就毫不犹豫下手。用户的这种情绪需求又可以细分为物理空间、时间节点、情绪状态与人际关系四个场景维度。他还给到商家一些具体行动建议,例如,锚定一个细分生活场景,集中资源先打爆一款产品,用单品最低成本摸到情绪消费的体感;或绑定一个精准的情绪价值标签或垂直IP(疗愈松弛、祈福好运、某圈层 IP),击穿一类人群。

存量竞争时代,任何一家企业要想轻松活下来都并不容易,其必须敏锐洞察用户的深层次需求,并去满足它。淘天各个行业总经理的上述需求洞察,均来自真实的交易实践,来自百万商家的日常经营数据,一定程度上可以给到品牌、商家一个重要参考方向,启发他们一定要深挖用户的深层次需求,走向业务经营的更深处,才有可能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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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看见到放大:淘天的四层能力路径

趋势洞察之所以有价值,在于它能被转化为行动。这也是淘天平台相对于研究机构的差别,它不只洞察趋势,还为平台上的商家提供系统的行动能力与路径。淘宝教育做的,则是把这套路径翻译成商家能理解并去应用的方法。

首先,是助力品牌、商家“看见需求”的能力。

例如,淘天平台提供的趋势赛道数据、官方趋势榜单、新品创新中心、商机中心对全网热度的动态抓取、基于AI数字人分身的用户对照调研,构成了一套需求发现的基础设施。这一套组合,远比直觉或只是靠一份问卷来洞察需求准确的多。

其次,是帮助品牌、商家“接住需求”的能力。

例如,淘天平台提供的超级品牌日、超级品类日、超级时装发布、天猫超能主场等场域,把洞察转成集中的流量与内容;新品首发、圈层玩法基建、服务体验类目化,让品牌、商家端的新供给,能够被充分看见。

再次,是兑现需求的能力。

例如,送装一体、拆送装一体、闪购仓、产地直发、跨境保税与效期管理、对公支付与电子合同,这些看起来都是颇为普通的基建,恰恰是降低消费者疑虑,提升交易转化的物理前提。例如,珠江啤酒的品牌旗舰店的供给接入超市仓网之后,在酒水节期间闪购日均订单环比增长超过200%,闪购成交占到全店两成。

最后,也是品牌、商家最看中的,即“放大需求”的能力。

淘天平台的生意管家累计服务500万商家,AI店小蜜在开卖首小时接待用户超千万,万相点睛、千问办公、数字人直播分别对应投放、决策与内容三个环节。除此之外,淘天还针对头部品牌提供场域与数据共创,针对成长商家提供冷启免佣与流量扶持,针对产业带工厂提供官方标识与半托管运营服务,都是致力于助力品牌、商家“放大需求”。

当上述四项能力叠加起来,“趋势”就不再只是需要品牌、商家自己去猜测与意会的东西,而是被拆成数据、场域、履约与工具,摆在商家面前。需要品牌、商家去做的,只进行审慎的判断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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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不变的是变化

在阿里巴巴集团2019年更新的公司核心价值观中,有一条是“唯一不变的是变化”。这是阿里巴巴在亲身经历了20年中国消费领域的发展进程后,最深的感悟之一。

这句话,在2026年这个存量竞争时代与AI拐点交织的年份极为贴切。把握趋势,本质是在正确的时间做出符合趋势的选择。而趋势并不抽象,它就是由无数具体的需求变化组成,一只马桶的拆旧由谁负责,一罐奶粉按什么阶段分段,一台电脑能不能在断网时跑模型,一次采购能否用一句话描述任务。这些细小的变化叠加起来,便构成了一个新时代的商业新貌。

对绝大多数品牌与商家来说,理解这种变化并不难,难的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深陷业务细节,能感觉到水温在变,却难以确认变化的方向与幅度,于是迟迟不敢下注。等到变化成为共识,位置已经被决策更果断的企业抢占。

2026年,淘宝教育迎来二十周年。作为品牌、商家经营的赋能者,淘宝教育通过这场大直播与《2026淘宝天猫经营增长图鉴》的形式,将分散在各行业的判断并排放置,让共性彰显;把平台内部的经营方法提炼成可复用的框架,让判断可执行,很好地做了拥抱变化的示范。

存量时代并非只是坏事,它更像一台筛选器,缺乏进化能力的企业被筛除,具备更强进化能力的企业被筛选出来。对于淘天平台内外的品牌、商家来说,目前存量时代与AI时代下的趋势已被确认,方法与工具也已被给出,剩下的变量只有一个,即企业自身的决策力与行动力。在同样的趋势面前,有的人看见,有的人看懂,有的人行动,有的人踟蹰不前,这最终决定了不同品牌、商家的不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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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夫山泉:传统企业的促产业、带就业样本

砺石商业评论 2026-11-16 10:11 天津

长白山露水河镇禁伐后,机器停了,年轻人往外走,街上只剩老人。真正把这里拉回来的,是农夫山泉。

2001年靖宇县上门招商,农夫山泉建了浙江外的第一家厂。后来又在抚松、临江连续加注。25年下来,当地森林覆盖率从91.7%升到93.7%。

这套模式它复制到全国17个水源地,基本都在偏远县域。2025年营收525.5亿,净利润158.68亿。钱赚稳了,才有底气继续建厂招人。

光工厂就带动近万人就业。黄山工厂开价月薪七八千,带五险一金和住房补助。有个打工八年的姑娘说:“以后真不用再出去了。”

更关键的是产业链活了。靖宇引来13家配套企业,铁路重新有了车流。当年跑物流的小工,现在成了有四五十台车的老板。

2023年,农夫山泉在全国水源地纳税近39亿。靖宇、淳安这些地方,它都是当地第一纳税大户。

好品质换来好业绩,好业绩撑起持续投资。投资变成岗位、税收和配套产业,人口才愿意留下。这才是真正的“本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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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传统企业的促产业、带就业样本

原创 路言 2026-11-15 21:13 天津

农夫山泉在全国各地上演的经济传导链条,正是经济学意义上最为理想的产业正循环。

路言 | 作者

刘学辉 | 编辑

砺石商业评论 |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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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的真正分野

近些年,笔者在全国大量地区调研走访,一个感受愈发明显,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百姓生活状态,差距远比想象中悬殊。有的地区产业兴旺、人口回流、街市繁荣;有的地区企业稀少、人口外流、街市冷清。

这些地区有的坐拥自然矿藏,有的农业物产丰富,各有各的禀赋,所以禀赋的差别并不能完全解释发展的差距。笔者在持续观察后发现,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变量是,当地是否有产业链上的优秀带头企业。这样的企业在当地落地生根,形成产业基础,创造就业与税收,吸引配套集聚,便能够带动一方经济进入正循环。缺少这样的企业,再好的禀赋,也难以转化为发展的势能。

这个逻辑,在当下的宏观环境里更加凸显。当前,扩内需、促消费是中国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其源头正是就业。就业是收入的源头,收入是消费的前提,消费是生产的终点也是起点。一个县域如果有几千个稳定的工作岗位,几千个家庭就有可预期的现金流,镇上的餐馆、超市、理发店才有人光顾,地方财政才有余力修路、办学、改善市政。需求端的活力沿着订单传导到供给端,又会创造出新的岗位。这是一个地方最小的经济循环,也是最大的民生工程。

所以,观察一个地区的经济底色,不必只看GDP增速与招商协议金额,更要看其有没有几家能把人留在本地、把税收留在本地、把产业链留在本地的优秀企业,这样的企业才是一个地方经济的压舱石。而在投资更趋审慎的当下,那些还愿意把钱持续投向这些地方的企业,尤其值得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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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山:一个扎根25年的深耕案例

长白山地区是一个极为典型的样本,其地处东北边陲,过去长期依赖以林业为主的资源型经济,随着天然林商业性采伐的全面停止,这条走了几十年的路到了尽头。以地处长白山区的吉林省抚松县露水河镇为例,禁伐之后,机器关停,人口外流,留下的多是老人,街市逐渐萧条。真正让长白山周边这些地区完成经济切换、重新进入发展正循环的,是中国知名企业农夫山泉在这一地区长达25年的产业布局。

2001年,还是国家级贫困县的靖宇县主动上门招商,彼时正在走出千岛湖、寻找新水源的农夫山泉与之一拍即合,建起浙江省外的第一家工厂,2002年7月投产。此后,当地在农夫山泉倡议下划定了10平方公里的水源保护区,并建成靖宇历史上第一条铁路。2008年,农夫山泉寻源师方强在抚松县露水河镇的林子里跑了三四个月,找到了水温常年7℃、冬季不结冰的偏硅酸型低钠淡矿泉莫涯泉,抚松工厂2012年开工、2014年投产。2018年,位于白山市下属县级市临江市的一期工厂投产;2026年10月,年产119万吨的二期无菌生产线又正式投产。

25年,长白山地区的三个县,农夫山泉持续加注。所有引水工程按保持原生态的要求设计,管线埋于冻层两米以下,引水量的30%溢流回原河道维持生态基流,当地森林覆盖率由91.7%提升到93.7%。一家企业愿意在一个偏远山区连续投25年,本身就是对当地资源价值与营商环境最重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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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卓越企业的正循环

长白山地区不是农夫山泉改变一个地区经济面貌的孤例。截至目前,农夫山泉已在全国布局17个优质水源地。这些水源地都有着共性特征,即均处于生态优良、区位偏远、产业基础薄弱的县域。

支撑农夫山泉持续投资的,首先是其良好的经营业绩,而经营业绩是其长期坚持的优秀产品品质与合理产品价格的平衡。以饮用水为例,农夫山泉坚持水源地建厂、水源地灌装,寻源师以147项指标反复比对认定水源;工厂里运行着全球领先的生产设备,140余条生产线中有20余条无菌生产线,商业无菌标准达到log6级。与此同时,它坚持抵制盲目的价格战,使得自身在产品品质上从不妥协。最终,凭借品质与价格的平衡,换来了渠道客户与个人消费者的长期信任:2025年,农夫山泉实现营收525.5亿元,同比增长22.5%;净利润158.68亿元,同比增长30.9%。

有了好的经营业绩,农夫山泉才能不断扩大投资,持续投资又落地为各地的工厂、岗位与税源。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从1996年千岛湖起步,此后的近三十年里,农夫山泉平均两年多才新增一处水源地;而近些年,节奏大大加快。其中,2025年新增湖南八大公山、四川龙门山和西藏念青唐古拉山三处水源地。2026年上半年加入云南轿子雪山、海南雷琼海口火山群。

在投资更趋审慎的周期里,农夫山泉的这份扩表显得格外醒目。这样的周期,每一笔重资产投资都是对未来的投票,每一座新工厂,都意味着给当地带来大量新岗位与税收。

首先,我们看就业带动情况。

农夫山泉《2025可持续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末员工总数28444人,同比增长9.0%,当年新进员工5381人;《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30日,员工总人数超过3万名,半年再次净增约2000人。仅工厂端,就已带动水源地周边就业近万人。

例如,长白山抚松工厂先后带动三千多人就业,靖宇工厂八成以上是本地人,黄山工厂近七成是本地人且一半以上是返乡青年,西藏林芝工厂本地员工超过一半,江口工厂人均月工资近6000元。招工的场面比数字更加直观,2026年2月,黄山黄山区“就业春风行动”招聘会上,农夫山泉带去品控技术员、生产制造技术员等四类岗位,月薪7000至8000元,配套五险一金与住房补助,一位刚从外地打工回来的市民说,以后真的不用再到外面去打工了。

比岗位数量更有分量的,是就业的质量。农夫山泉的先进生产线本身就是一所教育成果显著的学校,一名大专学历的年轻人进厂时,可能只是产线上的一名操作工,但在系统的技术培训与设备实践中,便逐渐能够独立操作、维护与检修生产线,进而参与技术改良,成长为熟悉掌握世界最先进生产线和人工智能操作的工程师。

人的回流更能说明问题,露水河镇的姑娘王檬茁在北京工作八年后返乡,如今已是抚松工厂的人事科长。留住一个年轻人,意味着一个家庭在当地扎下根,意味着多一份消费、多一个学位需求。县域经济最缺的是人,最难的是让人愿意留下,就业岗位就是那根把人拴住的绳子。目前,多个招聘网站与政府人社平台显示,农夫山泉位于全国各地的生产基地仍在主动招人,这为当期的就业提供了重要的定心丸。

2025年9.0%的员工同比增长,还只是农夫山泉自身员工数量的变化。如果把视野放大到整条产业链,这个数字会被成倍放大。在上游,脐橙、苹果、茶叶、茉莉花等农业种植基地带动大量农户增收;中游,包装制造与原材料供应企业随之扩产;下游,物流运输与渠道销售创造了大量间接岗位。以长白山为例,抚松工厂直接带动三千多人就业,配套的包装、物流企业又吸纳了数千人;桑植基地辐射上下游就业1500余人;东川工厂间接带动就业超过1000人。以产业链整体口径估算,农夫山泉近两年带来的就业增长,很可能高达20%-30%的增长。

其次,我们再看税收贡献情况。

公开数据显示,农夫山泉在各个水源地所在的县域都是当地数一数二的纳税大户。仅以官方公布的2023年数据为例,农夫山泉已建成的工厂及相关销售公司总产值便高达290.75亿元(仅饮用水和饮料工厂产值),纳税额为38.87亿元。其中千岛湖淳安区域工厂及相应销售公司纳税8.12亿元,在淳安县排名第一。建德区域工厂及相应销售公司总纳税12.7亿元,历年均是当地纳税第一大户。靖宇工厂建设于东北抗日革命老区靖宇县,纳税2.2亿元,为当地纳税第一大户。武夷山工厂纳税4461万元,位居当地第一。临江工厂位于边境小城,是抗美援朝中国解放军进入朝鲜的出发地,2023年纳税1.01亿元,为当地第一。贵州武陵山工厂、梵净山工厂建设于西南欠发达地区,2023年共计纳税1.54亿元,为当地制造业纳税第一。太白基地(太白山工厂和红河谷工厂)纳税2.02亿元,为宝鸡市眉县纳税第一大户。对于财政基础薄弱的县域,这样的内生税源便意味着当地有了在道路、学校与市政等公共服务领域持续投入的底气。

除了就业与税收,农夫山泉更深层、也更长期的价值在于产业链的带动。

在农夫山泉的带动下,靖宇县已落户矿泉饮品加工及配套企业13家;一家长春包装企业从2016年约8000万元产值做到2.65亿元,九成订单来自农夫山泉;靖宇铁路如今每天发出四五十个火车皮,这个曾经的物流死角重新有了车流,车辆维修、加油、餐饮随之兴起。当地物流企业与农夫山泉的运费结算周期约15天,远短于行业常见的60至90天,早年在外省跑钢材运输的司机纷纷回乡跑矿泉水专线,靖宇人胡洪嘉从19岁的物流小工,做成了拥有四五十台车的物流公司老板。这些产业链上企业的兴起,进一步夯实了当地的经济底盘。

好的品质与合理的价格带来健康的经营业绩,健康的业绩才能支撑企业持续的投资,持续的投资创造更多、更高质量的就业,就业让老百姓手里有钱,税收让地方财政有保障,产业集聚让配套企业实力不断增强,三者最终又都转化为当地的内需与公共服务,转化为吸引人才回流的能力,回流的人才又进一步壮大本地的消费市场与劳动力供给。农夫山泉在全国各地上演的这个传导链条,正是经济学意义上最为完美的产业正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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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信赖、托付的“本地人”

评判一家企业与一方土地的关系,最终要看当地人的观感。在露水河镇,商场餐饮店里越来越多穿农夫山泉红色工装的身影;在黄山,家长主动替孩子打听工厂的岗位;在林芝,318国道旁的工厂设了免费补给站,每天五六百名过路游客进厂领水;抚松县县长在新华网介绍家乡时,点名称赞农夫山泉的扎根;在农夫山泉第一个水源地千岛湖的所在地浙江建德,当地官员更是直言,农夫山泉就是把绿水青山转换为金山银山的载体。

什么叫“本地人”?注册地在本地的,未必是;把资源拉走、把税留下一点、把工人当临时工的,更未必是。真正的本地人,是把厂建在当地,把税交在当地,把配套养在当地,把年轻人留在家乡,把一棵树、一眼泉当成自家产业来守护的企业。

回到当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稳定和扩大就业,仍是经济工作的重要课题。越是在这样的时刻,越需要更多企业像农夫山泉一样逆势而行,在偏远地区一扎二十多年,在周期起伏中坚持建工厂、促产业、留人口。

相比输血式的捐赠,产业链带动是效率更高的社会价值创造,是更大意义上的公益。当各个地区都能有这样一批“本地人”,就业就有依托,收入就有来源,内需就有支撑,中国经济的正循环也就有了最坚实的底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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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透舆论迷雾,还原一个真实的北京环球影城

路言 2026-11-14 12:21 天津

11 月中旬,北京环球影城工作日冷得像淡季。可园区里从早到晚全是人。

2025 年接待了 980.4 万人次,比 2022 年翻了一倍多。今年夏天客流又破了纪录。可网上却在传它“资不抵债”。

这锅主要甩给康卡斯特的财报。它并表的北京环球资产约 77 亿美元,负债约 78 亿。账面看着吓人,其实不是经营不行。

大型乐园前期砸了几百亿建场景设备。这些钱按年折旧,账上越折越难看。加上长期租金一次性计进负债,数字就更难看了。

真正要看的是运营现金流。开园刚满一年,它就做到了季度经营盈利。过去十二个月,调整后 EBITDA 还有约 1 亿美元正数。说白了,扣掉折旧和利息前,生意早就跑通了。

更值得看的是它的路子。它不只靠自有 IP,还不断联动《原神》《盗墓笔记》。大阪环球也是这么活下来的——把热门 IP 变成现场体验,给游客一个再来的理由。

《原神》联动第一年做餐厅,第二年直接做了一座城。互动区满意度超九成,近九成游客会再来。园区里还冒出不少外国面孔,说明它正变成中西文化的交汇点。

短期账面难看,不代表长期没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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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透舆论迷雾,北京环球影城哪一面才是真相?

原创 路言 2026-11-14 09:42 天津

一边是现场游客的火爆,另一边是网络上的悲观舆论,这让公众颇为困惑,到底什么才是北京环球影城的真相?

路言 | 作者

刘学辉 | 编辑

砺石商业评论 |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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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实况与网络舆论的巨大反差

11月中旬的一个工作日,位于北京通州的北京环球度假区,气温已经低到需要穿羽绒服的程度。在文旅行业,这段时间通常被称作淡季,一些原本收费的知名文旅项目,都纷纷开始免费向游客开放,以维持园区内餐饮、零售业务所需的基础客流量。

而在这个工作日,笔者来到北京环球度假区,却看到了一番不一样的景象。从上午10点开始,一直到晚间时分,整个园区内一直人头攒动,没有任何淡季的冷清迹象。旺季期间,北京环球度假区更是人潮汹涌。

北京环球影城的火爆,并非只是笔者的主观感受,第三方机构的数据报告也证实了这一点。TEA《2025全球体验指数》显示,北京环球影城2025年接待游客980.4万人次,自2022年的约430万人次起步,连续四年增长并创历史新高。据园区官方披露,2026年8月、9月入园客流再次刷新历史纪录,第三季度游客接待量实现双位数增长。

与园区客流火爆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最近一个月在网络上持续出现的对北京环球度假区的悲观舆论。由于北京环球度假区的股东之一、并表方康卡斯特发布的第三季度财报显示,截至2026年9月30日,其纳入合并报表的北京环球度假区相关资产约77亿美元,负债约78亿美元。由此,一批以北京环球影城“净资产为负”“资不抵债”为噱头的文章,在网络上被广泛传播。

一边是现场游客的火爆,另一边是网络上的悲观舆论,这让大量公众颇为困惑,到底什么才是真相?为了弄清楚其背后的真实逻辑,笔者专门对北京环球度假区的财务与业务状况进行了详细研究。研究之后,笔者发现北京环球影城不仅经营状况良好,其独特的商业模式与核心能力,或许正是理解北京环球影城长期经营潜力的重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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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数字背后的真相

在康卡斯特披露的北京环球影城财务信息中,最让公众疑惑的是“净资产”这个指标。而熟悉企业财务与价值评估的读者会知道,“净资产”在衡量一家企业真实价值时,参考价值很小。例如,在资本市场中,市值数倍乃至数十倍于净资产的公司比比皆是,因为企业价值看的是未来现金流的折现,以及支撑企业未来现金流的核心能力。

对北京环球度假区这样一座将数百亿元一次性凝固为建筑、设备、场景与土地的项目,净资产的失真尤其明显。其绝大部分投入会在财务报表中形成固定资产,按建造成本入账,随后逐年折旧。相反,北京环球度假区的差异化商业模式、核心能力、区位稀缺性、用户口碑与每年近千万人次的游客,在会计上大多不构成可确认资产。在财务报表上,资产端只是记下了花钱的部分,而没有记录下真正最值钱的部分。

另外,按现行租赁会计准则的规定,企业的长期经营租赁不只是计入当期费用,还要在租赁开始日就把整个剩余租赁期内尚未支付的租金义务确认进资产负债表。在北京环球影城的财务报表中,有相当比例的负债都是租赁负债,这意味着其将未来需要支付的长期租赁费用提前计入了负债端,这进一步拉大了账面数字与经营现实之间的距离。

随着企业持续经营,折旧终有终点,当主要设施完成折旧摊销之后,同样的收入对应更低的成本,账面利润会显著改善;银团贷款按计划偿还,财务费用也会逐年下降。届时,北京环球影城有望迎来利润端的释放与资产负债表的明显改善。不过,对于大型重资产项目而言,从前期巨额投入到利润逐步释放,往往需要经历较长的经营周期。

也正因此,评价一个刚开业五年的超大型重资产度假区项目,不能仅凭现阶段的账面亏损作出判断。外界常拿上海迪士尼“开业首年即盈利”来对比北京环球影城,但这其实是一种误读。只要稍微拆解一下公开口径就会发现,上迪当年的“盈利”并非会计净利润转正,而是运营层面的“收支平衡”——当时数以百亿计的固定资产折旧与贷款利息依然在账面之下,压着净利润。对齐到同一套运营逻辑,北京环球影城在2022年第三季度(开园刚满一年)同样由康卡斯特披露了“首次季度经营盈利”,此后其调整后EBITDA在多个统计期间持续为正,此前曾达到约2亿美元,截至2026年9月末的过去12个月仍为正,约1亿美元。换言之,在扣除折旧、利息与所得税之前,这两座乐园在早期的经营现金流都已经跑通了。正如上迪当年一样,北京环球影城现阶段账面上的巨额亏损,只是超大型重资产项目在开业前五年必经的“折旧与利息集中释放期”投影,而不是经营上的失败。

此外,客流与账面利润从来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即使是已运营十年的上海迪士尼,2023年至2024年乐园游客量从约1400万人次增至1470万人次,但中方股东申迪集团合并净利润却从22.11亿元降至18.58亿元,2025年进一步降至12.81亿元。申迪集团利润不等于上海迪士尼乐园自身利润,但这一对照足以说明:用单一年份净利润或净资产给重资产主题乐园下结论,容易看偏。

再从北京首旅与NBC环球两个核心股东的视角来看,北京环球度假区的财务经营状况不仅无需担心,其还分别是二者至关重要的核心资产。两个股东,一个收获产业价值与城市价值,一个收获长期战略价值。

其中,作为国资背景的文旅企业,北京首旅的核心使命是促进北京文旅产业的发展,而北京环球度假区在带动就业、税收、区域发展上,已经超预期完成了这一战略使命。北京市公开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通州区文体娱乐业增加值增长超过10倍,占全区GDP的比重从0.5%提升至4.7%;2026年暑期,度假区周边民宿订单同比增长93%,两晚及以上订单占比达到39%。一座度假区直接与间接带动的岗位以万计,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需要长期训练的技能型岗位,这都将沉淀为城市文旅产业的底层能力。对国资股东而言,这些产出无法用当期利润衡量,也不该用单一年份的净资产去评判。

对于NBC环球来说,康卡斯特在财报会上明确表示,目前的不利因素是短期的、周期性的,对主题乐园业务长期增长仍有信心。今年是北京环球度假区庆祝开园五周年,其宣布将打造两项全新体验-亚洲首个《速度与激情》室内主题骑乘体验和蓝贡湖夜间娱乐表演,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其长期看好中国市场的信心与坚定投入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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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合作的误读与开放生态的真相

财务报表呈现的是一家企业在特定时期的经营结果。要进一步理解一家主题公园的长期竞争力,还需要研究它正在做什么。而在这个层面,外界对北京环球影城最大的质疑莫过于:“IP不是自己的,靠外部合作不仅没有护城河,还会推高内容成本,进一步加剧亏损。”笔者长期关注日本大阪环球影城和上海迪士尼等主题公园的经营路径,其中,大阪环球影城通过IP合作拓展内容边界的成功实践,尤其值得研究。

大阪环球影城2001年开业时以好莱坞电影世界观为核心,但初期表现并不理想,开业第二年客流大幅下滑。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12年前后的战略转向。大阪环球影城逐步突破好莱坞电影的内容边界,将日本本土动画、游戏等更多优秀IP纳入主题娱乐开发,为游客带来世界顶级的娱乐体验。之后,2014年哈利·波特区域开业成为强心剂,此后超级任天堂世界(2021年)、咚奇刚国度(2024年)相继落地。

这正是“开放IP生态”的运营逻辑,不靠单一IP长期支撑,靠持续引入不同IP给用户创造“再来一次的理由”。《海贼王》(One Piece)从2007年就开始在大阪环球影城做主题演出,此后不断叠加《咒术回战》《名侦探柯南》《葬送的芙莉莲》等日本本土及全球IP。2026年1月,大阪环球影城与宝可梦公司宣布将推出宝可梦体验。

大阪环球影城的案例至少说明一件事,主题公园的长期生命力不只取决于“自有IP有多少”,还取决于“把热门IP变成现实体验的能力有多强”。从好莱坞电影到哈利·波特,从任天堂到宝可梦,大阪环球影城的IP内容持续扩充,也在持续给游客创造“再来一次的理由”。

与环球影城“自有IP开发+IP生态合作”模式形成对比的,是迪士尼的“自有IP闭环”模式,其IP全部来自迪士尼自己或者并购公司(皮克斯、漫威、卢卡斯)的电影、动画,再向乐园输出,外部热门IP很难进入这个闭环。这种模式的局限,在于自有IP库的容量与孵化周期。而环球影城模式的优势是不受IP库容量的约束,能够集合每个时代最杰出的IP,并且有能力将其转化为卓越的现场体验。所以有评论称,“迪士尼的乐园是自有IP的终点站,环球的乐园是热门IP的转换器”。

环球影城与漫威的一个早期合作案例,非常直观地体现了这两种模式的特点。1994年,环球影城曾与漫威签署协议,获得在佛罗里达州主题公园使用漫威角色的独家权利。2009年迪士尼收购漫威后,由于这份在先合同的存在(其适用范围覆盖密西西比河以东地区),迪士尼至今无法在佛罗里达迪士尼世界使用蜘蛛侠等角色,而环球奥兰多的漫威超级英雄岛依然在运营。

笔者在长期商业研究过程中发现,卓越企业往往有着较强的“自生长”能力。环球影城亦是如此,其最早从好莱坞片场参观起家,到奥兰多、日本与新加坡的园区,沉淀出了覆盖IP理解、创意制作、空间设计、演艺编排与大型园区运营的核心能力。如果说这种核心能力是环球影城商业模式的“1”,那么其正在践行的“开放IP合作战略”,将更多外部优秀IP转化为卓越现场体验的能力则是“0”,从而实现环球影城从1到10,从10到100的长期想象力。

而北京环球影城项目所在的中国,拥有丰富的内容供给,网络文学、国产动画、手游等领域的一批头部IP,已经积累了相当规模的用户群体。北京环球影城在开业的第一个五年,便将“开放IP合作”与专业IP体验开发能力相结合,作为内容创新的重要方向,尝试为游客持续创造新的到访理由。

例如,2026年,北京环球影城相继联动《长安三万里》《原神》《盗墓笔记》与《第五人格》等多个中国近年来受到关注的IP,覆盖了动画、游戏、小说与电影等领域。其中,《长安三万里》从银幕变成“唐歌宴”沉浸式主题餐厅,李白、高适的角色在现场与游客互动;《盗墓笔记》《第五人格》在秋季的“惊彩环球”中被做成沉浸式体验,为园区增加了不同形式的体验内容。

最值得一提的是《原神》,2025年双方首次合作,园区推出“颂花盈皎宴”互动主题餐厅,参与游客中89%为《原神》玩家,体验满意度98%,三个月内相关话题在社交平台浏览量超过4500万。2026年,双方的合作进一步升级为“蒙德城”沉浸式互动专区,游客化身“旅行者”走进场景与可莉等角色互动。据公开报道,互动主题区整体游客满意度92%,主题呈现、角色与场景还原、现场表演及氛围感等核心维度均超过94%。

围绕同一个IP,第一年做了一间餐厅,第二年做了一座城。这种升级的意义,不只是合作规模扩大,更在于北京环球影城尝试将IP世界观、角色关系与粉丝期待,转化为可进入的场景、可参与的互动和可持续运营的娱乐产品。场景如何还原到可触摸的程度,角色如何互动,演员如何回应意料之外的提问,游戏里的任务如何变成现实中的体验动线,都需要创意开发、空间设计、演艺编排和现场运营协同完成。

然而正如前面所说,外界普遍担心这种合作会增加北京环球影城的内容成本,这是一种误解。北京环球影城最昂贵的成本,是为构建独特的商业模式与核心能力而一次性投入的开园成本,开园之后,与外部优秀IP合作其实是极具性价比的投入。

一方面,北京环球影城通过专业的创意制作与现场运营,将外部IP转化为有辨识度的体验产品,就有机会在已有园区设施与运营体系之上持续丰富内容供给,连接不同兴趣的客群,持续为用户创造新的到访理由;另一方面,对IP合作方而言,则提供了让虚拟内容进入真实世界、深化粉丝连接的机会,且能够实现更丰富的品牌表达与IP生命力的焕新,它们均对与北京环球影城合作有着极大的热情。所以,在与外部IP合作过程中,北京环球影城拥有强大的议价能力,投入产出比良好,外界无需对这类内容成本太过顾虑。 

目前,北京环球影城与外部优秀IP的合作探索仍属初步,随着时间的沉淀与能力的累积,接下来它势必会推出一些真正现象级的IP合作项目,给国内消费者带来意想不到惊喜的同时,也给园区创造更大的商业机遇,这是未来几年我们关注北京环球影城的最大看点之一。

如果说前面的案例说明了IP合作模式的可能性,那么,这种模式能否形成竞争力,最终还需要在现场体验与日常运营中得到体现。

北京环球度假区于2021年9月开园,自开园起,笔者就一直对其保持高度关注。原因在于,它既是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大型文旅项目,又恰在开业之初遭遇新冠疫情,此后是两年多的宏观调整。北京环球度假区能否承受这样的复杂外部环境,曾让笔者颇为其担心。随着近年客流表现逐步改善,笔者也更希望从园区实际体验中观察其背后的运营能力。

笔者虽然体验过不少国内头部文旅项目,但漫步在北京环球影城园区内,还是对其整体体验留下了较深印象。无论是园区环境的维护、基础建筑的品质感、骑乘项目的设计、IP场景还原的细节,还是演员专业、热情的即时互动,都反映出园区对体验标准的重视。高标准则对应着持续投入,这些投入不仅会影响当期成本与财务表现,也有机会通过游客体验与口碑逐步体现其价值。 

所以,北京环球影城在设施与运营上的持续投入,短期会带来成本压力,也为高品质沉浸式体验提供了支撑;进一步通过体验与口碑吸引游客,再以持续的内容与运营投入创造新的到访理由,才有可能形成支撑园区长期经营的正循环。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构建模型测算,北京环球度假区游客复游特征亮眼:89.5%游客多次到访,一年平均到访2-5次的游客占比近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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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之外:空间与时间的想象力

在北京环球影城游览时,有一个细节让笔者印象深刻,即客流中有大量的外国游客。当一位游客不远千里来到北京,除了参观故宫、长城等极具中国特色的景点之外,还愿意在北京环球影城花上一整天,这意味着,北京环球影城的口碑正在全世界范围内逐渐发酵。

截至目前,北京环球影城开业只有五年时间,这对一座主题公园来说只是很短的时间,大多数世界级乐园的声誉都源于数十年的累积。随着时间推移,笔者认为北京环球影城有可能在全球的环球影城项目中脱颖而出,因为它占据着一个其他园区不具备的位置:真正的中西文化交汇点。

一方面,它把西方的成熟文化产品带到中国。例如,哈利·波特、变形金刚、侏罗纪世界、小黄人,这些跨越几代人的故事,第一次以世界级的水准落在中国土地上,每年吸引千万计的游客一睹真容。

另一方面,北京环球影城地处中国首都北京,这里有着中国最深厚的文化基础,且海外覆盖半径广阔。随着对中国理解的加深,其正在形成一种反向的能力,把中国的特色文化翻译给全球。《长安三万里》的盛唐气象变成可以入席的宴席,《原神》的游戏世界变成可以行走的街市,这些原本属于中国内容生态的体验,经由一套国际化的主题娱乐语言重新表达,对外国游客同样构成吸引力。园区里大量外国面孔,正在验证这种双向翻译的价值。

文化的双向流动,比单向的引进更稀缺,也更持久。一方面是中国高达十四亿人口,且一代代人心中的必游地;另一方面成为越来越多海外游客心中的“不一样的环球影城”,这不仅让北京环球影城未来的业绩得到充分保证,还有望成为一座真正穿越百年的世界级乐园。

作为一个以百年计,具有多重价值与意义的事业,其真正需要关注的恰恰不是媒体报道中的短期财务数字,而是能否持续守住自身独特模式与核心能力的内核,通过长期主义的投入与卓越的体验换来口碑,用口碑换来复游与停留。由此持续强化的正向循环,将驱动北京环球影城形成长期飞轮效应,这也是北京环球影城能够成为“世界的环球影城”、成为“穿越百年的北京环球影城”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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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黄仁勋事件的一些深层思考

砺石 2026-11-13 23:06 天津

黄仁勋突然辞去英伟达 CEO,离他发道歉信才四天。

导火索是美国在查 Megaspeed 有没有绕开对华芯片管制。这家公司前高管黄乐,跟黄仁勋有私人往来。美国国会已经要求黄仁勋闭门说明情况。

这事被扯进国家安全不奇怪。真正扎心的是,黄仁勋长期公开反对对华高端芯片出口限制。他说中国不是敌人,限制是错误。一个掌握战略产业命脉的人,还总替中国市场说话,在这种氛围里天然容易被盯上。

国内不少人看他栽了幸灾乐祸。可私德问题之外,他其实是这场以安全为名的干预里最直接的受害者。

他第一次道歉后没丢职位,董事会还启动调查、公开支持。结果几天后又爆出,他和一名直接汇报给他的女副总裁也有关系。这下性质变了——权力不对等,晋升和考核都可能被重新解释。董事会第二天就让他辞职了。

同一类私德问题,两段关系两种结局,分界线就在下属关系。位置越高,外部约束越少,侥幸心理越容易长出来。环境复杂到没法控制时,只能先把那些绝对不能碰的事从清单划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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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戏谑调侃,关于黄仁勋事件的一些深层思考

原创 砺石 2026-11-13 19:57 天津

黄仁勋事件留给所有人的启示,终究要落回一条对每个人都成立的提醒,环境越复杂,越要把自律与克制放在能力之前。

砺石 | 作者

刘学辉 | 编辑

砺石商业评论 | 出品

2026年11月12日,英伟达董事会宣布,黄仁勋辞去公司总裁、首席执行官及董事职务,即刻生效,由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科莱特·克雷斯出任临时首席执行官。此时距他在公司官网刊出致全体员工的道歉信,只过去四天。

一位自1993年创立英伟达以来执掌公司三十三年、几乎被视为这家企业本身的创始人,以这样的方式离场。围绕此事的讨论,大多集中在个人私德。把视线稍稍向后移,会看到几条更值得追问的线索,一家民营企业的跨境贸易如何被国家权力重新定义,一个组织如何处理权力不对等的关系,一个被反复讲述的完美故事为何如此脆弱,以及一场公共讨论为何更多的只是对成功者跌倒的幸灾乐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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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起点

美国对新加坡数据中心企业Megaspeed是否规避对华先进芯片出口管制的调查,让这家公司前高管黄乐与黄仁勋的私人往来进入公众视野。美国情报机构将其指认为中国情报相关人员,中国外交部公开回应,称这类说法是编造所谓间谍叙事,为技术封锁寻找借口;新加坡内政部也澄清,本国政府与官员并未就间谍事项对她展开调查,今年2月的结论是没有足够证据表明她涉及受查事项,新加坡警方则因她在调查中提供不实信息而发出严厉警告并禁止其再入境。Megaspeed方面声明,已配合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的审视,并聘请美国律师事务所独立核查自身的出口管制合规情况,同时否认非法转运芯片。几种口径彼此对立,目前没有可以据以定论的公开结论。

无论这些争议最终如何收场,一条因果链已经足够清楚。出口管制的存在,使一家企业与另一家企业的正常商业往来,乃至企业负责人之间的私人交往,都可能被置于国家安全的放大镜下。2026年11月,美国国会众议院相关委员会要求黄仁勋出席闭门简报,说明与黄乐的交往情况。11月8日,英伟达董事会宣布启动独立调查,并声明目前没有理由认为美国国家安全或公司商业机密已遭泄露,同时表示将核查全部现有信息。一起私人关系的曝光,从一开始就带着国家竞争的印记。

围绕这起风波的启动与发酵,还存在一种尚无法证实的看法:驱动它的除合规审查之外,还有美国部分政治势力对一位华裔企业家的不信任。英伟达在人工智能算力供应链上的位置过于关键,黄仁勋却长期公开主张放宽对华芯片出口限制,多次强调中国市场不可替代,也因此招致美国国会对华强硬派的不满。一个掌握战略产业命脉、又与中国保持密切商业联系的企业家,在这种氛围里天然容易被置于放大镜下。若政治力量确因身份与立场,转而从个人私德入手对他展开攻击,这种做法便背离了这个国家反复申明的自由主张,也极为不堪。这一动机目前没有公开证据可以证实,但猜测能够广泛流传,本身已经说明某种信任的流失。

狭隘的政治算计所损耗的,恰恰是一国最赖以吸引全球人才的资产。若审查与舆论会因身份与立场被选择性动用,所有移民企业家都会重新评估自己与这片土地的关系。短期看,损失的是一位企业家的声誉与一家公司的稳定;长期看,损耗的是制度的信誉与营商环境的确定性。人才愿意跨越国境而来,凭的是规则对所有人一致这一预期;预期一旦松动,最优秀的头脑自会另择栖身之所。这类做法给整个社会创造的是负的外部性,所得远不足以抵偿所失。

美国长期以自由立国,自由的内涵里本就包含企业经营的自由与自由贸易的自由。当国家以安全之名,对一家民营企业的出口对象、客户结构与交易路径进行审查乃至限制时,自由便从一项原则降为一个可以被随时调整的条件。这一判断并非针对某一国家的道德评价,任何大国在竞争中都会把技术优势视作战略资产。值得记录的是名与实之间的距离,自由被写进叙事里,也被写进例外条款里。对今天所有跨境经营的企业而言,真正需要读懂的不是某一版管制清单,而是这段距离本身。商业问题与国家安全问题之间的边界正在消失,这已经成为全球商业环境的底层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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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思考的幸灾乐祸

这起事件在国内引发的讨论里,有一种反应相当常见,即对一位成功者的跌倒报以快意,甚至落井下石,戏谑与调侃的音量明显高于对事件成因的追问。私人生活上的失当确有其事,无需替他开脱。值得留意的是,相当一部分讨论就此止步,把一场牵涉国家权力边界、自由贸易原则与全球产业格局的风波,压缩成一则供人消遣的谈资。

把私德暂且放在一边,另一层因果便清晰起来。美国以国家之名,介入一家市场化企业与中国之间的正常贸易,既违背它反复申明的自由原则,也直接减损英伟达自身的商业利益。黄仁勋为此承受的压力并非偶然遭遇,而是结构性的:他长期主张放松对华芯片出口管制,也就长期站在本国政治力量的对立面。就这一层因果而言,他是这场以安全为名的干预中最直接的受害者。这一判断并不依赖对任何幕后动机的推测,出口管制的存在,以及他长期公开反对管制的立场,都属于公开记录。

放眼全球具有影响力的跨国企业家,长期公开主张本国政府放松对华高端芯片出口管制,并反复为中国市场的产业能力发声的人,极为少见。2025年5月,据路透社报道,他在台北国际电脑展上直言出口管制是失败的;2026年11月9日彭博社刊出的专访里,他谈到中国并非美国的敌人,并把限制措施称为难以挽回的错误。此前他多次赴华盛顿游说,主张美国企业应当继续参与这个市场。这些表态的出发点首先是英伟达的商业利益,也正因如此格外有分量:它出自最了解产业链的人,依据的是成本、市场与技术演进,而非姿态。

从产业、科技乃至国家间对话的角度看,这样的声音对中国都极为珍贵。中国经济界与科技界真正稀缺的,是来自全球产业内部、有分量、愿意公开说话的海外声音。称得上难得的海外朋友,并不意味着立场完全一致,也不意味着没有利益计算;恰恰是那种把讨论拉回事实与利益的诚实,让它在立场先行的环境里显得稀缺。

令人意外的是,对这样一位难得的朋友,同情者寥寥。多数议论并不关心背后的核心是非:国家权力的边界在哪里,自由贸易的原则为何被搁置,一家企业与一个市场之间的正常往来为何需要接受审查。视线越过这些,只剩一位成功者跌倒所引发的幸灾乐祸。对成功者的坠落抱有复杂情绪,本属人之常情;把这种情绪当作全部结论,付出的代价却是是非感的退位。一个社会如何评价曾于己有益的人,检验的是它把事实、立场与情绪分开的能力。珍惜一位朋友,不必认同他的全部选择,至少应当先把是非弄清楚,再谈好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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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改变结局的

2026年11月8日,黄仁勋在致全体员工的信中承认对妻子不忠,向家人、同事、董事会与股东道歉。董事会启动独立调查,同时公开表示支持,公司发言人明确说明他将继续担任首席执行官,不中断履职,这一轮冲击主要落在家庭层面。11月11日,《纽约时报》援引数名曾在英伟达工作的人士,披露他与一名直接向其汇报的副总裁存在关系,公司未公开确认这一报道。次日,董事会宣布其辞去全部职务。同一类私德问题,两段关系带来两种结果,分界线在于后一段发生在权力不对等的组织内部。

类似情况并非英伟达独有,2018年6月,英特尔首席执行官布赖恩·克尔扎尼奇因与一名员工有过自愿关系、违反适用于所有管理者的禁止亲密政策而辞职,董事会接受了辞呈。2019年11月,麦当劳董事会认定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伊斯特布鲁克表现出糟糕的判断力,因其与一名员工保持关系而解除其职务,此后又因其在调查中隐瞒更多关系,追回逾一亿美元遣散费。英伟达自身的行为准则同样要求员工避免可能引发利益冲突的情形,其中明确列有私人关系。这些公司并未评判感情的真伪,也不追究关系是否出于自愿,处理的依据只有一条:管理者与下属之间存在权力落差。

美国企业在这类事情上的敏感,与它对政府公权力的警惕出自同一套思路。掌握职权者与下属之间,自愿很难被完整证明;晋升、资源分配、绩效评价都可能因此被重新解释。把组织赋予的职权用于私人目的,即便没有直接的利益输送,性质上也与公权私用相近,组织的公平基础一旦被质疑,修复的成本远高于事前设限。制度不负责分辨动机,它只从结构上排除可能性,这是成本最低也最可靠的办法。

同一套逻辑还体现在公司治理上,英伟达董事会在2026年7月扩充至11人,除黄仁勋外均为独立董事,公司不设传统意义上的董事长,而由独立首席董事协调监督与重大治理事项。章程规定,董事会可以经在任董事过半数赞成,在有理由或无理由的情况下解除高级管理人员职务。黄仁勋持股约3.58%,没有双层股权结构提供保护。创始人同样不能凌驾于制度之上,这一点与上下级关系的规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

在国内商业语境里,组织内部的这类关系更多被归入私人领域,很少撼动核心领导者的职务,代价反而常由职级较低的一方承担。差别不在道德水准的高下,而在对权力的理解,一种把权力视为必须被制度持续约束的对象,另一种更容易把权力看成个人能力与人望的自然延伸,前者值得认真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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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弱点不会因为成就而失效

黄仁勋1993年创立英伟达,三十三年间是公司唯一一任首席执行官,带领企业数次穿越技术与市场的危机。他17岁认识妻子洛莉,两人结婚41年,一儿一女都在英伟达任职,他也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对家庭的重视。这些故事曾经构成一个近乎完整的形象,并且都不是虚饰。它们没能阻止后来发生的事,恰恰说明人性的弱点不会因为成就、声望或长期自律而自动免疫。

位置越高,可支配的资源越多,来自外部的实时约束越少,侥幸心理越容易生长。更值得留意的是,私域与公域之间的边界在今天已经极薄。一封致员工的道歉信会被刊在公司官网,一次私人往来会进入国会的闭门简报,一段关系最终被放大为治理事件乃至国家安全事件。公众人物所承担的风险,早已不只是个人名誉。

投资家查理·芒格反复强调的逆向思考,落到方法上是一份不为清单,与其追问如何把事情做对,不如先明确哪些事绝不去碰。这一方法的价值不在道德劝诫,而在于承认有些后果不可逆,无法用此后的功绩、道歉或贡献抵消。对公众人物而言,婚姻之外的关系、组织内部与下属的关系,本该列在这份清单的最前面。多数人并非不知道边界在哪里,而是相信自己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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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叙事的瓦解

黄仁勋多次讲述自己出生于中国台湾、少年赴美求学的经历,也常常表达对美国这片土地给予创业机会的感念。2026年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他在胡佛研究所与美国前国务卿赖斯的一次对谈中表示,英伟达是一个唯有在美国才可能发生的故事,并把自己视为美国梦的具体体现。这些话并非场面之词,而是一个移民企业家对自身命运的真实理解。

完美个体、完美家庭、完美企业、完美社会,四重叙事曾经互相支撑,也正因为互相支撑,才显得格外牢固。但此次风波后,完美不再存在。企业的技术领先与创始人的局限、国家的自由承诺与国家利益的边界、组织的高效运转与权力约束的必要性,本来就同时存在。把它们分开看,才能看清真实世界如何运转,也才能避免用一次失误否定全部贡献,或用全部贡献为一次失误开脱。

这起事件是政治、经济、国家竞争、组织治理与人性弱点交织的结果,任何单一归因都会显得轻巧。一位杰出的企业家走到今天的困境,不是某一个道德失误的必然报应,而是多重系统性力量叠加之后的结果。理解这一点,比评判一个人更有价值。

但要想走出这类困境,不在于要求个体更加完美,而在于把几组关系理顺。国家与国家之间,减少对正常商业往来的过度安全化,让技术的流动不必总是以竞争格局为前提;政府与人民之间,守住权力的边界,让例外不成为常态;企业与员工之间,用制度而非自觉来约束不对等的关系,让公平不依赖掌权者的修养。三件事每推进一分,环境就简单一分,个体需要时刻防备的意外就少一分。这需要各国政治家具备足够的格局,从全球福祉而非单一国家优势出发,去构建一套更科学、更可持续的关系。方向并不含糊,难的是把它落到具体的规则里。

一个高度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总统、顶尖企业家与普通人,都可能被一场意外卷入,区别只在被卷入的方式。让身处其中的人不必把大量心力用于防备,可以专注地把一件事做好,把生活过得简单一些,这是值得长期追求的方向。这一方向的成立,并不意味着它会在眼前兑现。

在环境给出答案之前,个体能够完全支配的,始终只有自己的选择。国家之间的竞争逻辑、法律与制度的演进、组织文化的转向,都以年为单位缓慢推进,任何个体都难以加速这个过程。把自身的安危寄托于环境先行改善,等于把决定权交给最不可控的一方。这起事件里,出口管制的尺度、董事会的态度、媒体报道的节奏、国会的议程,没有一项由当事人自己决定。

在复杂环境下,每个人只能保持高度的自律与克制,并把它前置为规则,在事发之前就完成判断。位置越高,可动用的资源越多,来自外部的提醒越少,越需要自己给自己划出不可越过的界线。那份不为清单的价值正在于此,它不承诺改变环境,只承诺不把自己交给侥幸。克制的成色,体现在诱惑尚未出现的时候,某些选项已经被从清单里划掉。事到临头再依靠意志力,通常已经太晚。

自律常被归入个人品德,放在今天的环境里,它更接近一种风险管理。一次失控所波及的,远不止本人:家人、同事、股东,以及所有把信任交付给这个组织的人,都会被动承担后果。外部制度无论设计得多么严密,总有抵达不到的角落,最后那道边界只能由本人守住。

把环境变简单,需要政治家的格局与几代人的耐心;把自己管住,是今天就可以开始的事。两者并行不悖,前者决定社会能走多远,后者决定一个人能否稳稳走到那里。黄仁勋事件留给所有人的,终究要落回一条对每个人都成立的提醒,环境越复杂,越要把自律与克制放在能力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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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瑞敏的《道德经》智慧 | 每日视频

砺石商业评论 2026-11-13 19:57 天津

中国第一代企业家里,读老子的人不少,把老子的话一句句翻译成组织制度并且公开讲清楚的,张瑞敏是最彻底的一个。海尔的几乎每一次大动作背后,都能看到《道德经》的智慧。#海尔#张瑞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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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枭雄”们,为什么都输给了这个女人?

砺石商业评论 2026-11-12 19:53 天津

中国地产这轮洗牌,把评价标准从规模换成了偿付能力。曾经冲在最前面的恒大、碧桂园、万科,全卡在债务上;龙湖却一直没违约。

吴亚军赢的从来不是规模,是留在场上的资格。

2014年同行还在冲刺千亿,她已经喊出“泥泞期”。新开工量直接砍掉300万平米,还定下死规矩:每年投自持商业的钱,不超过销售回款的10%。

钱也借得极克制。2013年她就放话不借贵的钱,负债上限死守75%。到2025年末,平均融资成本压到3.51%,手头现金够还短债好几轮。

她还早早修了第二条水路。卖房收入不稳,就做物业、商场和长租。2025年集团亏了17亿,运营和服务业务却赚了79亿——正是这块撑住了利润表。

最难的是交班。2022年行业还没缓过来,她就把位子交给职业经理人陈序平。前提是公司账够干净、人才梯队够稳,不用靠创始人信用硬扛。

这批地产枭雄输掉的,是在最赚钱时先想公司怎么才不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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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著名的一批“地产枭雄”,为什么都输给了这位女性企业家?

原创 砺石 2026-11-12 17:48 天津

那批曾经站在榜单最前列的企业家,输给的并不是一位女性。他们输给了一个他们当年共同放弃的选项,在最赚钱的时候,先想一想这家公司怎么才不会死。

砺石 | 作者

刘学辉 | 编辑

砺石商业评论 | 出品

中国房地产这一轮调整,把行业的评价标准从规模换成了偿付能力。2021年之前,企业按合同销售额排序;2021年之后,能否按期兑付一笔到期债务,则是最关键的评判标准。

五年过去,曾经占据榜单前列的名字各自走向不同的处置程序。中国恒大于2025年8月退市,清盘人2026年10月发布的第二份进展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9月30日累计变现约34亿港元,收到的债权申报合计约3600亿港元。

碧桂园与融创的境外债务重组在2025年末前后相继生效,经营端仍在亏损。

万科2025年年报录得营业收入2334.33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亏损885.56亿元,加上2024年的494.78亿元,两年累计亏损约1380亿元;公司自2025年11月起就两笔中期票据和一笔公司债启动展期,第一大股东深圳地铁集团累计提供股东借款335.2亿元。万科管理层在2025年度分析师会议上承认,公司未能及时摆脱高负债、高周转、高杠杆的扩张惯性。

同一时期,龙湖集团却仍在按港交所规则按期披露业绩,公开市场没有出现违约或展期。虽然新城、滨江、美的置业等以区域聚焦或商业运营见长的公司同样保持着零违约记录,但在曾经进入全国销售规模前列、完成全国化布局的那一批民营房企里,龙湖是极少数完成周期穿越的。

这个结果带有一层额外的戏剧性,中国房地产的黄金二十年,主要由一批极具个人色彩的男性企业家定义,规模、胆量、拿地魄力长期被视作这个行业最重要的能力。把龙湖带到今天这个位置的创始人吴亚军,却是这一批人里最不愿站到台前的一位。她不签名,不上镜,很少接受采访,公司上市之后仍把大量时间用在产品和财务的内部推演上。一批声名更盛的同行,最终在偿付能力这一项上落后于她。

性别在这里提供的是视角,不是解释。真正的分野在于,一家企业把“赢”定义在哪个时间尺度上。这批企业在同一轮景气里做大,却在不同的时点上为下一轮下行做了准备。吴亚军在行业最热的年份做出的那一系列决定,当时普遍被读作保守、慢、不够有野心,等到周期反转,这些决定的意义才被重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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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关键的决定,都做在晴天

居安思危是一个容易被说空的词。判断一家企业是否具备这种意识,只有一个办法,去看它做决定的时点。凡是危机到来之后才采取的调整,都属于应对;只有景气年份里主动放弃的那部分收益,才能算作远见。

按公司官网披露的发展历程,龙湖于1993年注册成立,1997年开发首个住宅项目重庆龙湖花园南苑,1998年成立物业管理部进入物业服务领域,2002年成立商业运营部,2003年首个商业项目重庆北城天街开业,2004年启动仕官生校园招聘,2009年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并发布天街、星悦荟、家悦荟三大商业品牌,2017年冠寓成立进入租赁住房领域,2018年发布空间即服务战略并把龙湖地产更名为龙湖集团。

整个发展历程中的三个年份值得注意,分别是1998年、2002年和2004年。那几年,中国住宅市场刚刚打开,卖房子是一件几乎不需要额外能力的事,物业服务与自持商业都属于回报慢、占用资金、拉长报表的生意,仕官生更是一项要在很多年之后才见效的投入。把资源分给这些业务,意味着自愿放弃同期更高的周转速度。行业的黄金期一直持续到2018年前后,龙湖在这二十年里,始终留着一块不跟着行业景气度起伏的收入。

更直接的一次减速发生在2012年。在2011年业绩发布会上,龙湖把2012年销售目标定为390亿元,相比上一年的签约额只增长约2%。而2001年至2006年,龙湖销售额复合增长率约为63%,2008年至2010年再次达到约70%。时任执行董事兼首席市场官秦力洪在2012年接受媒体专访时,解释了董事会释放的信号,“把欲望、速度控制一下,把事情做好,能够多活几年,而且活得相对日子不错。”同一篇报道里还有一句,“速度不是第一位的东西,先把活干好”。

一位以稳健著称的创始人为何主动收紧增速,2014年11月《成都商报》相关报道中引述的表述给出了答案。吴亚军说,未来龙湖不会跟别人拼增长、拼速度,是有意把速度放缓,重新打造自己的核心能力,以迎接未来这个行业可能到来的“波动和泥泞期”。她还提到,龙湖调整姿态从2013年就开始了,当年年中新开工量减少了300万平方米,因而存货与负债率优于行业;并把防守能力具体列为对品质、节奏、欲望、成本的控制。

泥泞期三个字出现在2014年,距离行业流动性危机全面爆发还有七年。彼时同行正在冲刺千亿、两千亿,规模榜单每年重排一次。在这个背景下,把减速解释成主动选择,需要承受来自投资人、管理层和市场的三重压力。压力本身就是这项决策的成本,也是它可信的地方。

还有一条硬约束常被忽略,龙湖为自持商业设定过一条上限,每年投入持有物业的资金不超过销售回款的10%。时任首席执行官邵明晓在2021年初的业绩会上重申过这条原则,用意是既保证开发业务的增长速度,又不让沉淀资产的支出失控。转型在这里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个写进预算的比例。它决定了龙湖可以要第二增长曲线,却不能为了第二增长曲线把第一曲线的现金流押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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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研究企业怎么死,再决定怎么活

吴亚军对风险的理解,不是从自身的成功经验里长出来的,而是从别人的失败案例里长出来的。

2013年7月,一份后来被媒体公开的内部问答里,有人问她,别的公司在用信托等贵的钱,龙湖为什么不用。她的回答是:“龙湖进入房地产开始不久,就研究了国外以及香港的许多房地产公司的死法,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敢用‘贵’的钱。这‘贵’的钱是债权人的风险兑价。没有财务纪律就没有财务健康,没有财务健康,迟早走向死亡之路。”同一份问答里,她把公司由此定下的规矩写得很直白:借钱,但不借贵的钱。这里所说的贵,既指利率,也指借款量,负债率上来了,利息自然会跟着上来。她还提到内部有人质疑,别家公司可以承担100%以上的负债率,龙湖为何只把上限放到75%,她的回应是,财务部门只是在替公司守球门。

这段话说在2013年,比三道红线政策早了七年。它揭示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因果:贵的钱不只是成本高,更是一个信号,说明正常渠道已经不愿意以正常价格给这家公司融资。接受这个价格,等于用未来的偿付能力去换取当期的时间。在上升周期里,房价上涨会掩盖这个代价;一旦销售回款放缓,利息不会跟着放缓。

龙湖此后十几年的财务数据,几乎是这段话的逐项兑现。2021年末,净负债率46.7%,现金短债比6.11倍,平均借贷成本4.14%。2022年末,净负债率58.1%,平均借贷成本4.10%,连续七年处于三道红线绿档,并在当年提前偿还了2023年到期的全部境外债务,是当时少数获得境内外全投资级评级的民营房企。到2025年末,综合借贷总额降至1528.1亿元,较上年末减少235.1亿元,平均融资成本3.51%,平均合同借贷年期12.12年,净负债率52.2%。2026年6月末,有息负债进一步降至1471.2亿元,平均融资成本3.36%,净负债率52.0%。

这些数字放在行业对照里才显出分量。同期不少出险房企的境外融资票面利率远高于这一水平,并依赖成本更高的非标资金维持周转。一边是融资成本逐年下行、账期逐年拉长,一边是利息支出随规模一同膨胀,两种资产负债表在景气年份看起来只差几个百分点,在销售大幅下滑的年份就变成了生与死的差别。

2022年8月10日的一次市场风波,可以视作这套纪律的压力测试。当日瑞银一份质疑房企现金流的报告叠加商票逾期传言,龙湖股价单日下跌16.4%。上海票据交易所当晚公告,经核实龙湖无商票违约和拒付记录。在收盘后的投资者电话会上,吴亚军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龙湖预见这些问题是比较早,我们依靠原则和纪律走到今天。”管理层同时说明,公司自2021年起已停止发行商票,存量余额7亿元将在年底前兑付完毕,年内到期债务已全部偿还,下半年还会主动偿还次年到期债务,并且不做非标融资、对合作方设有清晰名单。

一家企业的信用是否真实,平日里很难验证,只有在市场愿意相信它即将违约的那一天才能验证。那一天,龙湖需要拿出来辩解的,只是一张干净的到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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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次性的收入,换成可以收很多年的收入

房地产开发的商业本质,是把土地变成房子,一次性把未来二三十年的居住价值收回来。这个模式在需求上行时效率极高,代价是收入完全依附于当年的销售与拿地节奏。销售一旦停摆,现金流就失去了源头。

吴亚军很早就开始给龙湖修另一条水路。1998年的物业管理、2002年的商业运营、2003年开业的重庆北城天街,当时都算不上主业。北城天街最初的经营并不顺利,据公开报道,团队把华润、万达、新鸿基、太古的购物中心逐一跑遍,项目年年调整、月月改善,几年后才真正起色。2011年前后,商业地产被提升为集团战略,此后才有天街的全国化复制。2017年冠寓进入租赁住房,2018年空间即服务战略把地产开发、商业运营、租赁住房、智慧服务并列为航道,公司名称也从龙湖地产改为龙湖集团。

这条水路的宽度,要到下行周期才量得出来。龙湖2025年全年业绩公告显示,营业收入973.1亿元,其中运营业务收入141.9亿元、服务业务收入125.8亿元,两项合计267.7亿元,占总营业收入27.5%;运营及服务业务核心溢利79.2亿元,而同期公司拥有人应占核心亏损为17.0亿元。也就是说,在集团整体核心口径出现亏损的一年,正是这块不依赖卖房的收入撑住了利润表。到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398.0亿元,运营及服务业务收入137.0亿元,同比增长3.2%,占比升至34.4%,公司拥有人应占核心溢利0.64亿元,公告明确写道,运营业务及服务业务核心溢利是集团核心溢利的主要贡献来源。

一个更有说服力的细节是回款。2025年龙湖地产开发合同销售金额631.6亿元,并表回款率超过100%,一二线城市销售占比89%;2026年上半年合同销售165.5亿元,并表回款率仍超过100%。在开发业务急剧收缩的年份,回款率仍能保持在100%以上,背后是存货去化与结算节奏的主动管理,而不是规模的惯性。

值得留意的是,同样活下来的少数民营房企,路径高度相似。新城控股以吾悦广场的商业运营收入与持有型资产支撑融资,滨江集团长期保持较低的净负债率与区域聚焦。这说明龙湖的存活不是某个人的偶然灵感,而是一组可被识别的经营选择。吴亚军的不同之处在于,她把选择做得更早,并且把它们写成了预算比例、负债上限与组织架构,而不是留在个人判断里。

4

精品不是审美偏好,是一种风险定价

龙湖最早的名声来自产品。1997年首个项目重庆龙湖花园南苑,广告语是“善待你一生”,后来成为公司沿用至今的理念。在行业普遍认为有墙有门有地板就足够的年代,吴亚军把钱花在景观、采光、园林与物业响应上。西北工业大学档案馆刊载的校史故事里记录过一个例子,为了让园区有鸟,她和员工一起研究哪些鸟喜欢吃什么果实,再决定种哪种植物。类似记载还有夜间巡查换穿布鞋、雨天为未关车窗的业主打伞守候。这些细节流传很广,也容易被读成创业者个人的细腻。

从经营角度看,产品口碑解决的是一个更硬的问题:在低频率、高总价、信息高度不对称的交易里,信任是最便宜也最可靠的获客方式。老业主推荐带来的成交,不需要额外的渠道费用;交付口碑形成的品牌溢价,在项目定价上直接兑现;而到了下行期,购房者对能否按期交房极度敏感,口碑就进一步转化为去化速度。精品在这里不是审美,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一种定价。

龙湖近年的交付数据可以佐证这条链路仍在起作用。2025年,公司在全国39座城市交付约7万套房源,交付满意度超过90%,并发布了涵盖435项具体要求的《龙湖集团好房子产品标准》。2026年上半年,在超过30座城市交付逾2.2万套,交付满意度仍超过90%。行业大面积出现交付困难的时候,按期交付本身已经成为稀缺的信用凭证。

这条链路还解释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因果关系。产品上的克制与财务上的克制,来自同一种判断:不为当期的高增长透支未来的选择权。少拿一块高价地,少用一笔贵钱,少省一道工序,付出的都是当期报表上看得见的收益,换回的是周期反转时看不见的余地。所谓居安思危,落到实处就是不断做这类不划算的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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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的一次克制,是把公司交出去

一家企业的风险清单上,最容易漏掉的一项是创始人本人。

龙湖的去家族化分了三步。2009年上市前夕,作为创始人之一的蔡奎辞去副董事长及其他职务,家族成员陆续退出管理层。2011年8月,吴亚军辞去首席执行官一职,交由邵明晓接任,自己转向中长期战略、投资融资与董事会事务。2022年10月28日,公司公告吴亚军因年龄及身体原因辞任执行董事、董事会主席,改任战略发展顾问,董事会主席由执行董事及首席执行官陈序平出任。

陈序平是龙湖2008届仕官生,清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毕业,从工程师、工程经理、项目总做起,历任成都公司总经理、集团首席运营官,2022年2月接任首席执行官,四十岁成为公司成立二十九年来的第二位董事会主席。这条晋升路径,正是2004年那项当时看不出回报的人才投入结出的果。

吴亚军为这次交接准备了很多年。据2022年10月《21世纪经济报道》的采访,她2019年带队赴美的集团交流,何享健与方洪波之间完全信任、互不干预的关系给了她很大触动,她用了两次“震撼”来形容;同一篇报道里,她说“我就没有想过一定要把龙湖交给家里人做”。对这套安排,她给出过一个定义:“深度机构化组织的特征,是不依赖于创始人和精英,而是进一步集团化和职业化。”

交班的时点值得单独看。2022年10月,行业流动性危机尚未结束,龙湖当年已把年内到期债务清偿完毕,并开始提前安排次年债务。把公司在这样一个时点交给一位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职业经理人,等于同时押上两件事:一是财务状况足够干净,不需要创始人信用继续背书;二是制度与人才梯队足够完整,不依赖某个人的临场判断。在2026年中期业绩会上,管理层对盈利修复路径的判断,同样落在开发业务逐步出清与运营及服务业务持续增长之上。作出这一判断的管理团队,已经与创始人没有血缘关系。

多数民营企业的交接发生在创始人无法继续工作之后,交接本身因而常常成为一次风险事件。龙湖把它安排在自己仍有余力、公司仍有余粮的时候,这是所有克制里最不容易做到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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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的是留在场上的资格,不是规模

把龙湖写成一场完胜,是对这一轮周期最不准确的描述。

龙湖同样在收缩,而且幅度不小。2022年,公司营业收入2505.7亿元,归属于股东的核心净利润225.4亿元;到2025年,营业收入降至973.1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溢利10.2亿元,剔除投资物业及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变动影响后的核心亏损17.0亿元。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398.0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溢利19.6亿元,核心溢利仅0.64亿元。公司管理层在2026年中期业绩会上明确表示,2026年全年核心利润预计处于低点,压力主要来自开发业务存量项目的结算毛利率,预计2027年开发业务对整体利润的拖累才会明显减少。

债务也没有消失,只是被拉长、被压低了成本。截至2026年6月末,有息负债1471.2亿元,在手现金248.8亿元。管理层披露,2026年初至8月已偿还47亿元集团层面公开债券,年内剩余到期债务已作安排,此后的集团层面到期规模为2027年约60亿元、2028年约66亿元、2029年约38亿元。每还掉一笔,负债表就轻一分,但这仍是一条需要持续走几年的路。

因此,这一轮比较的正确结论不是龙湖赢了规模,而是龙湖没有失去继续经营的资格。行业上行期,规模决定排名;行业出清期,排名毫无意义,能否按期偿付、按期交付、按期付息,决定企业是否还有下一年。据公开报道,吴亚军在2009年上市前后回答先做大还是先做强的提问时,给出的次序是把公司做长放在最前面,随后是做强,做大被放在最后。这个次序在当年显得不合时宜,因为整个行业正在用销售额给企业估值;到了今天,它成了最经得起检验的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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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重新定价的,是一种关于时间的判断

回到我们文章标题中的这个问题,这批“枭雄”式企业家与吴亚军之间的差距,并不在能力、资源或者对机会的敏感程度上。恰恰相反,其中不少人在捕捉机会、调动资源、组织大规模作战方面的能力远在常人之上。差距在于,他们把行业景气当成了可以长期依赖的条件,把负债当成了可以永远续期的工具,把规模当成了最终目的。在房价单边上行、融资渠道始终敞开的年份,这些判断每一条都能得到正反馈,因而被反复强化,直到写进组织惯性。万科在2018年就提出过“活下去”,但其管理层在2025年度分析师会议上仍承认,2018年至2021年公司继续保持高额拿地,未能及时摆脱高负债、高周转、高杠杆的扩张惯性。知道风险与按风险配置资产负债表,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

吴亚军做的事情,本质上只有一件:把最坏的情况提前放进当期决策。研究别的公司怎么死,所以不借贵的钱;预判行业有泥泞期,所以在最热的年份减速;知道卖房收入会随周期消失,所以用二十年时间培植收租与服务的收入;知道创始人终将离开,所以用十三年时间把公司交给制度和职业经理人。这些动作在当年都不产生额外收益,甚至会拉低排名、招致质疑,行业因此长期给胆量以溢价,给克制以折价。周期反转之后,定价被一次性纠正。

这套逻辑与性别无关。谨慎、耐心、对细节的执拗,不是女性的专属禀赋;对规模的迷恋,也不是男性的固有弱点。真正值得记录的是,这套选择由一个在行业里长期低调、不擅长制造声量的人坚持了三十年,并且在无人喝彩的年份里没有被董事会、资本市场或者自己的野心推翻。企业经营的难点从来不是想明白道理,而是在所有数据都在证明这种克制多余的时候,仍然按原来的节奏做下去。

2022年8月那场股债双杀之后,吴亚军在投资者电话会上说,现在是行业最黯淡的时候,反而要往光明去看。这句话常被当成乐观情绪,本质上属于纪律的一部分。天晴时修屋顶的人,遇到暴雨不必临时找材料;2014年就说过会有泥泞期的人,2022年不必重新判断方向。一家企业的上限由进取心决定,下限由对失败的敬畏决定,而绝大多数企业最终死于下限。

那批曾经站在榜单最前列的企业家,输给的并不是一位女性。他们输给了一个他们当年共同放弃的选项,在最赚钱的时候,先想一想这家公司怎么才不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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