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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否只能以爱情和婚姻为起点? | 一周荐书

原创 界面文化组 2026-11-16 10:00 上海

关键词:观鸟、自然、变形、安妮·卡森、白领、失业、友谊、民族志、流行病、颜色

撰文 | 邓乔尹

编辑 | 姜妍

《春天存留》

沈书枝 著
译林出版社 2026-9

读到《玉簪记》里“柏子座中焚,梅花帐绝尘”时,沈书枝不禁好奇柏子烧起来究竟是什么味道。她去公园捡侧柏果,翻《香乘》《陈氏香谱》,又买来电熏炉和柏子香丸,试出那是“植物烘烤的清气,带着一点寒冷空气里人们会喜欢的温暖”。

在散文集《春天存留》里,她将自然中的事物与生活中的物件联系起来。她观察燕雀在吃洋白蜡的翅果,“用喙把外面的果壳咬开,只吃里面的种仁”;想象柔荑花序是“那种可以拉长的纸绳玩具,一下子全拉开了似的,在毛白杨的枝上满头满脑地挂着”。曾修读古代文学专业的沈书枝也试着用博物学核对草木,从李白吃的“雕胡饭”写到菰米在中国历史上如何演变成茭白,嗅闻柏子燃烧的香气,查证“拆桐花烂漫”中的“拆桐”的含义。

在写下《春天存留》之前,沈书枝一度对身边的草木失去了兴趣。2021年秋天,她在朋友的鼓励下开始观鸟后,公园在她眼中忽然就变得不一样了,每次出门都不知道会撞见什么。在沈书枝看来,想要获取自然的趣味,其实不必跋涉远方,“自然总是慷慨”,或许春天就这样存留在一块水泥间的绿地里,“只要随便看一看,就会给你一点小小的礼物。”

《变形》

[意] 埃马努埃莱·科恰 著 傅小敏 译
新民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6-10

毛毛虫匍匐在地,蝴蝶飞翔在天,两者的身体和活动的世界几乎没有相通之处,却是同一个生命的不同形态。哲学家埃马努埃莱·科恰从这个常见的例子出发,发问:如果一个生命可以先后拥有完全不同的身体,那么“我”究竟是什么?

在《变形》中,科恰鼓励人们将人类物种视为相互关联的生命形态的一部分。如果说卡夫卡笔下的《变形记》是一场无从解释的灾祸,那么科恰则认为,“所有生态关系都是变形关系,都是一种从环境中重构卵的尝试。生命本身,即是将地球形态持续分化开来的卵。”

同一生命在不同身体中存活的现象是所有物种之间联系的纽带。在他看来,当这些关系落回人身上,青春便不是一个年龄概念,而是与衰老力量旗鼓相当却方向相反的返老还童之力,它贯穿了个体生命的全部历程。因此,成年的生命并不比胚胎或垂暮的阶段更完整,“我们既是毛虫,亦是蝴蝶”。

《素水》

[加] 安妮·卡森 著 程佳 译
后浪文学·花城出版社  2026-11

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写道,安妮·卡森与古典传统进行着“嬉戏般的对话,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素水》作为卡森的代表作,体现出她天马行空的幻想和不被文体约束的自由,诗与散文在其中不分彼此:她虚构对古希腊诗人的现代访谈,穿插兰花、奥维德等主题的微型讲座,幻想缪斯现身现象学会议,用文字摄制神秘小镇,更以一场朝圣探寻水的人类学,在虚实交织间叩问记忆与哀伤。

卡森的作品常被认为阅读门槛较高,而要将她文字中的深意还原出来,同样是对译者的考验。在《素水》的首部完整中文译本中,译者程佳将原标题plainwater这一生造词译作素水,其中“素”兼含纯净、朴素之义,暗合卡森对水的描述。卡森写道,“水是一种你把握不住的东西。像男人。我试过了。父亲、兄长、恋人、真友、饿鬼以及上帝,一个接一个都走了,从我手上流走了。也许它就当如此吧——人类学家称这是邂逅异域文化时的‘正常危险’。”

正如《形销之时》的译者许小凡所说,卡森写作中动人的地方在于,她松动自我的位置,让那些被我们的惯性、知识和文字遮蔽的东西获得显影的机会。

《白领的消亡:

AI时代,我们的工作方式该如何改变?》

[日] 富山和彦 著  王家欣 译
中信·万物 · 中信出版社 2026-10

明治初年,福泽谕吉的《劝学篇》卖出300万册,当时日本人口约3000万。同一时期,约占人口一成的武士阶层集体失业。一个半世纪后,富山和彦把《白领的消亡》这本新书称作“新·劝学篇”,其劝学对象不再是昔日的武士,而是当今正遭遇结构性失业与身份转型的白领阶层。

数据显示,到2040年,日本将出现1100万劳动力缺口,白领事务性岗位却过剩180万个。初级岗位招聘规模持续缩减,中高龄员工被加速裁撤,得过且过的白领与假中层管理职正在被批量淘汰。曾任产业再生机构首席运营官的富山和彦认为,这是“失去的三十年”里选择的结果:日本以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和冻结工资换取稳定,代价是工资三十年停滞、劳动生产率跌至发达国家末位。

在他看来,传统白领阶层的消亡或许正是日本经济结构性转型的起点。AI技术的发展进一步冲击着企业的组织结构,留给白领的选择似乎只剩三种:争夺“真老板”的位置,忍受降薪,或转向AI替代不了的高级技能岗位。而真正的出路,在于重新审视哪些领域存在更多“必要工作者”。富山和彦认为,医疗、养老护理、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维护、物流配送、公共服务、零售以及农林水产等领域,才是新“坚实中产阶级”的真正基石;提升附加价值劳动生产率,而非固守低效的存量博弈,才是挽救经济、重建中产的正解。

《其他重要的人:

友谊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美] 瑞娜·科恩 著  李思璟 译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6-11

在我们的想象中,“人生伴侣”似乎总该是恋人或配偶。但如果一个人最重要的陪伴者、倾诉对象、生活伙伴,是一位或多位朋友呢?短视频里,三个女孩组建了一个全女家庭;也有闺蜜搭伙八年,相约老了比邻而居。当“友伴家庭”“拼团人生”这样的说法越来越常见,家是否仍然要以爱情和婚姻为起点?

在《其他重要的人》中,美国国家公共电台播客《嵌入》的制片人瑞娜·科恩访问了许多选择以非浪漫关系作为人生核心关系的人:他们与挚友共同生活、共同养育孩子,在疾病和困境中彼此照护,也一起规划未来。科恩观察到,许多人抱有“一站式购物”的幻想:希望同一个人同时充当爱人、知己、室友和育儿队友。把全部期待押在一个人身上,关系注定格外脆弱。

这种期待背后,是“人生找到那个‘命中注定的那个人’就完整了”的预设。科恩问道,“但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早已拥有让自己完整的关系,只是我们不肯承认它?”

《民族志拓边:

现代大都市中的权力与抵抗》

[美] 麦克·布洛维 著  周潇 译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6-9

传统民族志多局限于面对面的互动,强调微观世界中行动者的能动性。但当宏大的制度性力量不断侵蚀现代都市的日常生活,微观世界是否只能被动承受?

社会学家麦克·布洛维和他的学生们深入都市生活最前线,试图以拓展个案法将微观的个人困境与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联系起来。他们不再寻求涵盖不同地点的一般性理论,而是从自己先前的猜测转向现有的文献,以寻找那些将观察显为反常的理论。从反战组织的街头,到集体面包坊的经营危机,从福利工作者的责权迷宫,到移民女性的职业介绍所……他们把社会情境看作某种理论的失败,但失败并非对理论的摒弃,而是理论的重建。

这一重建如何得以完成?布洛维给出的答案是,对话。他在导论中强调,他主张的既不是保持距离也不是沉浸,而是参与者和观察者之间的对话。“田野工作的目的不是摆脱偏见——因为那是一个虚幻的目标——也不是把这些偏见当作民族志学者的写作者声音加以赞扬,而是通过与他人的互动来发现并且(有可能的话)改变我们的偏见。”

《流行病与社会:

从黑死病开始的瘟疫史》

[美] 弗兰克·M.斯诺登 著  季珊珊 程璇 译
后浪·九州出版社 2026-10

1969年,美国卫生局局长宣布,传染病的时代已经终结。在这种乐观的氛围下,耶鲁和哈佛等医学院随之撤销了传染病系。然而直到21世纪,天花仍然是唯一被成功地根除的传染病。在世界范围内,传染病依旧被视为人类最大的生命威胁。

我们从过去4个世纪反复来袭的致命流行病中学到了什么?耶鲁大学医学史荣休教授弗兰克·M.斯诺登认为,流行病的肆虐并非偶然事件,它们揭示了每个社会所独有的脆弱性,研究它们就是要探索这个社会的结构、生存环境与政治特权。

他由此假设,流行病是历史变化和发展的“宏观图景”的重要部分,而非深奥的、只限于专家的子领域。“对于理解社会发展而言,传染病与经济危机、战争、革命和人口变化同样重要。”为检验这一假设,他在《流行病与社会》一书中分析流行病如何影响个人生活,如何影响宗教、艺术、现代医学、公共卫生学的兴起以及思想史。

斯诺登对于未来的态度谈不上乐观,他认为流行病的历史“还远没有结束”。他无意为未来提供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而是希望借助历史经验,帮助读者以一种更为明智、更富成效的方式应对当今的公共卫生事件。

《神圣是什么颜色的:

一部别样的色彩殖民史》

[美] 迈克尔·陶西格 著  傅适野 译
培文·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6-9

在西方文化里,黑、白、灰往往意味着得体与文明,鲜艳的色彩却容易和低俗、原始、缺乏品味挂钩。颜色有等级之分吗?人类学家迈克尔·陶西格在《神圣是什么颜色的》开篇提出了这个问题。

他以跨越文体界限的写作,穿梭于人类学、哲学、文学、艺术史和科学史之间,编织出一部别样的颜色之书。在他笔下,颜色与热量、身体和自然息息相关,也在战争和殖民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梅尔维尔曾《白鲸》中在感慨,最令他震撼的是巨鲸通体的洁白;陶西格由此想到巴勒斯笔下的白猫马格拉斯,它自身没有颜色,因此能藏进白雪和日光,呈现出所有颜色。于是他问:颜色是一种动物吗?一只猫能成为一头鲸吗?“颜色会行走。它因行走而变化。”

陶西格洞察到,正是长久以来的规范和习惯麻痹了感官,削弱了人之为人的想象力,让我们不再追问生活究竟是什么,以及它可能的面貌。他在书中写道,自己大半生都把阳光和电灯泡的光混为一谈,直到在黎明时流动的光鲜在黑夜留给森林的阴影中逐渐蔓延,他才发觉,“不,太阳不是一个电灯开关。”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邓乔尹,编辑:姜妍,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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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系中回避冲突,是因为不敢暴露自己的脆弱吗?| 编辑部聊天室

原创 界面文化组 2026-11-15 10:00 上海

允许冲突发生,也是一种相处的能力。

215期主持人

李欣媛

本期嘉宾

王鹏凯 丁欣雨 侯嘉煜 邓乔尹

音频剪辑

周文晴 丁欣雨

现如今,不同的意见出现时,大家往往会沉默应对,或者转移话题,不敢拒绝也不敢提出异议。这到底是普遍现象还是个别现象?许多社会性研究印证了这种情况并非东亚独有。今年一家名为量子连接的美国机构做了一项针对1000名美国成年人的调查发现,66%的人表示,大多数人为了维护和平,常常会回避某些话题;42%的人表示,他们在意见不一致的时候第一反应是转移话题或结束对话。而最近《韩国时报》也有报道,Z世代面对职场冲突时,普遍也呈现出一种回避的姿态,他们避免打电话沟通,甚至面对打来的电话也不会接。

很多人会将此简单归因为“回避型人格”,但这种标签化的身份很大程度上隔绝了我们对于这一普遍性社会心理的进一步追问。这种社会心理的诱因到底是什么?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尤其当我们越来越强调边界、尊重、情绪稳定与自我保护时,是否会让我们失去了真正的对话能力?

图源:unsplash

原生家庭里的冲突记忆

王鹏凯:李颖迪的新书《空地》写了很多家庭里面的痛苦、父母之间的冲突,以及她在成长过程中经历的一些有点沉重的家庭往事。读完之后我就在想,为什么这样的经验大家都会有共鸣?是不是大家都有类似的体验?

如今更年轻的这代人,面对冲突的态度,或许部分源于童年或者成长过程中的遭遇。书中写到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场景:我们小时候可能或多或少都经历过父母吵架,躲在某个角落偷听、偷看。父母觉得孩子还小,不懂,但其实小孩子什么都看到了,什么都听到了。我在想是不是类似这样的经验会影响我们这一代人成长之后去应对冲突,因为冲突在某种程度上给我们留下了创伤性体验。

离开家庭或是进入工作之后,我们会重新习得另一套话语体系,它不是来自原生家庭,而是来自你的朋友、工作环境——一个非亲缘的环境。在这套话语体系里,我们又会习得到新的应对冲突和情感关系的方式。

丁欣雨:一开始我理解的冲突是带情绪的冲突,鹏凯讲到家庭环境里面的父母冲突,我会想到父母对我训斥,但这形成不了冲突,因为孩子还小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跟父母形成一个有来有回的意见交换,所以小时候的我们是在被动承受指责和情绪。

后来再碰到类似情形,对方可能只是想跟我进行沟通,但只要沟通带有情绪,我就会觉得对方在指责我,这让我感到害怕,因为我会直接代入到原来的关系模式里。我觉得这里面包含着,自己小时候手无缚鸡之力、没什么表达能力的孩子的身份记忆,还有一部分是学生身份的我。在那两个环境里的“我”,通常都是失声的,或者不被鼓励表达的,只能被动承受来自年纪更大或者是更有权威的家长、师长的训诫。

王鹏凯:家庭内部的冲突和与陌生人的冲突两者的目的性不一样。在街上跟陌生人吵架,是要争取自己的利益,或者想发泄一下自己的情绪,但在亲密关系里的吵架,更多还是想要建立联结或是挽回关系。

邓乔尹:大家回避冲突不仅仅是担心影响关系,也可能担心冲突发生会降低自我在对方心中的好感度。在日剧《凪的新生活》中,女主极力避免冲突,哪怕她被同事欺负,或者客人开了非常不合时宜的玩笑,她也会维持温和宽容的人设,因为她觉得一旦不这样做,大家就会认为她不懂事。但这样的谴责很有可能是她自己预想的,而非真实存在的。

日剧《凪的新生活》(图源:豆瓣)

缺乏冲突教育的我们

侯嘉煜: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教育中,总会被告知解决冲突是很简单的事情。比如,有人抽烟,你上去告诉他,先生请你不要抽烟,对方被假设为一个很讲公德的人,他听了之后会说,不好意思,我不抽了。但实际上,现实完全不是这个叙事模板,现实情况里他可能是个蛮横不讲理的人。我感觉我们这一代人没有太学会怎么应对这样的冲突,所以我这个人也会倾向于不去引发或者面对冲突。

李欣媛:我们是不是长期缺乏这种教育?发生冲突之后,家里一般的处理方式是沉默,也不把它讲开,所有人继续做该做的事情。我看到有人说自己和父母吵架后,父母不会道歉,所谓的道歉就是说一句“吃饭了”,意思是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既然大家没有及时处理冲突、解决诉求,就会导致大家不知道之后该如何应对冲突。

侯嘉煜:我感觉学校教育对我们处理冲突的模式影响更大。在班集体里面,权威掌握在班主任手中,他拥有所有冲突的裁定权。比如说你跟一个学生发生了冲突,最终要交由老师去解决,就是很经典的“我去告老师”。只不过学校的这个三角权力关系在社会上被替换为了我和另一个人以及社会规则。那么我们这代人在接受教育的时候,就习惯倾向于诉诸一个权威性的规则来帮我们解决问题。

王鹏凯:相比于公共场合中的各种诉求,在更亲密的关系里,冲突当中的人是要暴露自己脆弱一面的。在当下,不管是家庭当中,还是朋友之间,我们越来越去回避冲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可能不愿意或者不敢在这种关系里暴露自己的脆弱,或者你知道当你暴露脆弱之后,对方不一定会接住你。

我之前在做田野的时候,有一部分研究内容就是青少年之间为什么会有冲突,以及他们为什么回避冲突。当时跟学校的心理老师讨论这个问题,她说中学生之间的关系没有我们想的那么近,别看他们天天一起吃饭或者一块去上厕所,但他们很难去聊一些心事。这跟职场有点像,看起来好像可以经常一起约饭,但是真的能够去暴露脆弱、产生冲突或者沟通的情况,还是少数。我觉得这背后的问题可能是,一方面我们还没有习得愿意冲突或者敢于冲突的语言,另外一方面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去接住别人的脆弱,这是双向的。

图源:unsplash

不同的冲突应对方式

丁欣雨:很有可能你把过往很多心路历程,很费劲地解释清楚了之后,对方会说“你怎么又是这么想的,你一直在说你自己的委屈,你为什么不看看我”。每个人都在争夺解释自己的话语权,但是你解释的自己有时并不会被对方接住,甚至对方根本没有看见,或者也不在乎。你会突然在那一刻意识到,没有人能理解你,你是孤独的,那就是一种脆弱。

我觉得这种脆弱性也会让大家加强对自己的保护吧。一旦有了要发生冲突的契机,是那种用简单一两句话解决不了的矛盾,我们会迅速认定这个关系也许不太可持续,或者说对方跟我不是一路人,换掉就好了。现在的人际圈子也不像以前那么小,世界这么大,这个有问题那就换下一个。

王鹏凯:相比于其他家人,我们好像跟父亲更难建立沟通。对于中年男性来说,他们在情感教育上习得的语言,更多跟家庭里的权力关系有关,他们习惯于将自己作为家庭权力中心、主心骨,此时暴露脆弱,就是在削弱自己的权威。所以他们可能并不会在情感上表达自己的感受,会有很多保护自己的手段,比如说回避一些情感上的话题,或者用权力式的话语掩盖自己真实的一面。

邓乔尹:我觉得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回避冲突的方式。最典型的就是咱们的老牌资本主义贵族国家大英帝国。在他们看来,表达愤怒以回应冲突是不得体的,所以要用更优雅的方式回应,这在我们看来就是阴阳怪气。比方说,英国留子辛辛苦苦写完作业,最怕的就是收到老师一句“Oh, that' s quite interesting”的评价,字面意思是你写的很有趣,但潜台词就是“简直是胡扯”。他们不会直接批评你,但实际上你知道他们内心所想和口头表达不一致,我觉得这种处理方式更吓人。

王鹏凯:日本也是这样。如果不会日语的话,会觉得日本人特别有礼貌。但其实日本的语言系统里面,有非常强的语境和潜台词。比如石黑一雄的第一本书《远山淡影》,很多评论会认为书中的对话有非常多潜台词,人物之间看似有礼貌,其实有时是在埋怨对方,或者表达一些负面的情感。

电影《远山淡影》改编自石黑一雄同名小说(图源:豆瓣)

回避冲突是一种对自我的强调

王鹏凯:现在的媒介环境下,很多时候冲突发生在线上。当你只用文字去沟通的时候,是更容易产生误解和冲突的。有些时候可能没多大的事,但是微信上打字没有表达清楚,就造成了误解,这可能是社交媒体带来的一个新问题。我之前跟朋友聊到这个问题,她提到,有时候你担心自己发文字容易让对方感觉冷冰冰的,或者可能误会你生气了,发几个可爱的表情包就好了。即使社交媒体时代的表达更扁平,我们也会制造一些新的、更缓和的沟通方式。

李欣媛:数字时代的退出机制其实也会让人们对于关系的理解发生变化,假如两个人没有聊好,有一方可能就会直接删除、屏蔽、拉黑,这是一种非常果断的社交机制,会让两个人的关系瞬间变质,而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回避行为。

线上和线下的交流会有一些差距,因为我们线下交流时候,我会看这个人的表情、动作、神态,有非常多信息,而线上的话就只有文字层面。对于现在的人来讲,线下冲突会不会对我们来说就是因为太过载了,所以才会想要回避冲突。这也导致了现在网上很多冲突,但是在线下其实不太会发生冲突。

比如最近的综艺《后会友期》中的马天宇,他不想再进一步发生冲突的时候,就直接删除了张萌。他的这个动作就是想避免冲突进一步发生,他并不关心对方什么情况,因为删除这个动作发生后,冲突在他的世界里就已经消失了。

综艺《后会友期》(图源:豆瓣)

王鹏凯:我想到去年有一本书叫《Ghosting》(已读不回),其中就提到,现代科技给我们带来的沟通方式其实已经是过度丰富了( overabundance )了。你可以跟许多人进行对话,但它的另一面就是,你可以随时无视眼前这个人的消息,去找另外一个,因为总会有下一个人可以跟你对话。我们创造互联网的同时,其实就是在助长“Ghosting”这种行为的发生。

这跟我们过去无论是家庭、学校还是职场这样的小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些人会说家人是吵不散的,因为吵完之后你们还是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关系是一直存在的,除非你做到极致——断亲,但它的成本跟我们现在互联网上所谓的拉黑、删除,完全是不一样的概念。

邓乔尹:一篇研究曾调查了中日德美四个国家的 700 多名参与者,发现应对冲突的方式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对“体面”的理解有关。更强注重独立自我的人,会更倾向于关注自己的面子,更有可能采取说服或者主导对方的冲突解读方式。但是更强调依存自我的集体主义,比方说家庭内部或者社群内部,就更有可能维护他人的面子,并采取回避冲突的方式,也就是不去谈,或者采取一种温和、双赢的沟通策略。

丁欣雨:但我觉得现在大家回避冲突的原因是强调独立自我,而不是强调依存自我。

王鹏凯:回避冲突的一个特征,是将一些情绪和想法向内处理,这意味着你更相信自我的消化能力。当代人可能会有更强的自我意识,将向内处理情感视为一种更好的保全自我的方式。《被讨厌的勇气》里面讲的就是对于自我的强调——你自己可以去改变很多东西。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创造性自我”,认为人可以通过后天的认知和行动改变自己的个性与未来,例如克服自卑感之类的。他其实强调的是,过去并不决定当下,决定当下的是你对过去的态度。

《被讨厌的勇气》

[日] 岸见一郎 古贺史健 著  渠海霞 译

2021-1 机械工业出版社

被污名的“情绪化”

李欣媛:这几年其实非常流行情绪价值、边界感,甚至情绪稳定的人已经成为了现在社交关系里的“香饽饽”,“情绪化”成为了非常典型的负面标签。那么这种对于人际关系的描述语言,多大程度上其实也在影响我们对于冲突的理解?或许说这种对于人际关系的定义,是不是就反映了我们对于冲突的一种态度?

邓乔尹:“情绪化”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负面的标签,它被视为理性冷静的对立面。比方说“歇斯底里”这个词,它是对“Hysteria”的音译,这个英语的词又源自“子宫”的古希腊文,之前人们认为“Hysteria ”是子宫游走症或子宫癔症,女性的情绪在子宫里游走。其实是当时女性的性需求没有办法得到满足,这确实会影响情绪,于是她们尝试以激烈的方式表达诉求。但这种需求不仅没有得到社会的正视,她们反而还被扣上了歇斯底里的帽子。

丁欣雨:如果在工作当中理性地去处理一些工作事项,不是某种程度上更容易发生冲突嘛?现在的人们会被要求在工作中提供一些情绪劳动,比如要接住对方、话不要说得太死,要巧妙明智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接住别人的需求,这个工作才能顺利进行下去。

李欣媛:可是现在很多人都会讲,我在职场上不想再去提供情绪价值,尤其是提供给老板、同事,我只想服务于自己的工作,把自己当做一个螺丝钉。比如,这个东西不能批就是不能批,不能做就是不能做,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不需要去权衡有没有一些边界可以突破。大家会觉得这样处理也挺好的,因为它很稳定,某种程度上避免了冲突,因为大家都只做自己的事情。

王鹏凯:我觉得大家强调情绪稳定,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其实恐惧的不是冲突本身,而是恐惧情绪上的侵略性,或者是非理性情绪,男性越标榜理性,其实更容易暴躁,所谓的“超雄”,就是很容易情绪激化的表现。

丁欣雨:欣媛姐讲现在社会普遍的认可的是情绪稳定的人,而情绪化是一种负面标签。但是我又观察到,这些年流行“白磷型人格”,大家对于“白磷型人格”不是一个完全否定的态度。比如观众会说,《后会友期》真会选人啊,选了许飞厉娜和青雉白小纯这么好的对照组,既能让我们在这个节目里看到“画地为牢”,也能看到“能别放屁吗”,他们两对在冲突时候的话语表现是很不一样的。

综艺《后会友期》(图源:芒果TV)

比如被误解,许飞会说“我接受你的指控,我也会在想,你在指控我的时候,你的内心有多难过”,她会很清晰表达情绪的同时讲出自己的观点,甚至还会体恤和共情对方。另一边白小纯直接用一句“能别放屁吗”,观众也很吃这一套,觉得这样做非常真性情,打破了内娱人的体面,说明这种情感是更加真实的。

似乎大家也在希望看到一些冲突。当然,想在真人秀里面看到抓马是人之常情,但另一方面也能看出,人们苦内耗和体面久矣,因为有时候情绪稳定其实是在压抑自己的情绪。

李欣媛:我觉得就是大家喜欢看“活人感”,“活人感”意味着人是立体的,人就一定是情绪化的。但是如果我们置换到许飞、厉娜以及青雉、白小纯的关系里,我们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我们也会觉得烦躁。比如说我站在青雉的位置,听到白小纯那样子讲我,我也会很难受,因为我在面对一场冲突。但是对于外围的人来讲,更多会觉得,天呐,他们好激烈,情绪好浓度好高。视角不一样,我们在关系当中的位置不一样,导致我们对于冲突的感知是不太一样的。

丁欣雨:我感觉观众“嗑”《后会友期》,也是从这些嘉宾的冲突里感受到了刚刚欣媛姐讲的情感浓度非常高,那他们彼此之间的羁绊肯定很深。好像这就说明,关系当中的冲突其实是有益于关系的紧密程度,冲突可能不是一件坏事。但放到自己身上,冲突所带来的痛苦更加有具身性、更加实在的时候,大家是很难接住的。一个关系要从彼此客气礼貌到真正有联结,这个过程是要经历一些磨难的,只不过大家反观自己,都很难走出这一步,有点怕被伤害,或者有一点怕接触这么一段很难跋涉的路。

王鹏凯:我前两天在豆瓣上看到有人讲,“《后会友期》里面没有任何一对能够再回到朋友关系了,恋综也是同理”,当你把自己的私人关系掰开揉碎了,放到公共平台去进行讨论,就已经不是原来的友谊或者是爱情本身了。综艺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我们高估了节目对关系本身的影响。因为很多时候,即便这些嘉宾他们在节目当中很真实地去面对自己的关系,但它还是一个被观看的过程,特别是当它被呈现为一种综艺产品的时候,大家会把自己各自的人生经验投射到那些有限的视频片段里面,所谓的“恨海情天”很多时候是他人的投射,对于关系本身是怎么样的,其实是另外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综艺《后会友期》(图源:芒果TV)

在充满差异的世界里保持冲突

李欣媛:《Vox》 的一篇专栏文章中,一位心理学家提到,因为现在市面上大家都在讨论“保护自己的心理健康”,当它成为一种新的道德准则时,就成为了我们决定与谁保持联系、与谁断绝联系的一个新准则。比如说,如果我给某一个人贴上了“这个人对于我的心理健康是有害的”,它就变成一种开脱。但是别忘了,这种紧张、冲突甚至矛盾的心理,在所有的关系里,都是在所难免的。如果我们完全回避这些东西,并理想化地认为人际关系没有任何摩擦,其实反而让我们失去了成长和巩固关系的机会。

丁欣雨:所以现在的人会越来越“独善其身”,这也是一种“孤芳自赏”。我曾看到一句话,说现在大家“自嬷”是拒绝他人来怜悯自己的替代品。你都不愿意在冲突中把自己的脆弱交付出去了,没有办法跟人达成某种共情,就只能“自嬷”,自己舔舐自己的伤口。

侯嘉煜:现在抖音存在一种现象,争议事件经常会出现反转,比如《后会友期》里面文吉儿和王子璇的冲突,开始站文吉儿,后来站王子璇。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人站出来说一番很有道理的话,其实始终是有不同意见的人存在,只不过这个不同意见可能必须等到风评彻底反转的时候才会蹦出来,大家会因为害怕表达出来之后被攻击所以沉默。这里面存在一种权力关系,认为抱团起来,才会有一种发声的权利。我感觉这后面还有一种特别的心理因素:如果你在大家都持有同样意见的时候,表达不同的意见,你的网络信誉是会降低的。

综艺《后会友期》(图源:芒果TV)

李欣媛:放到社会意义上来讲,冲突其实可以推动一些社会规则的变化,可能在别人看起来是一种故意挑起冲突的行为,但是本质上只是我们在表达合理诉求。这个诉求在目前来讲,可能对一些人来说有一些不合理。即便可能提出来会引起非常激烈的冲突,我们也要提出来,进行讨论,哪怕这个诉求最后不成功,但我本身也不奢望会所解决,因为我觉得提出问题,本就会导致很多东西产生一些变化。

以前关于火车上的卫生巾讨论有很多,但是我现在再去一些酒店、商场、包括火车,卫生巾变得越来越多了。可以看到诉求其实会被人看到,当你回避冲突、不表达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大家是意识不到问题所在的。

丁欣雨:还存在一种情况,一些诉求以冲突的形式表现的时候,会有一群人觉得你有点过分了,你在借着政治正确天平的倾斜“得寸进尺”了,它会变成一种攻击的把柄,进而不去正视你的诉求,造成更加的对立。

一些弱势群体在面对制度性不公的时候,是脆弱的,但是这种脆弱又会反过来被另一个群体描述为你心理上面太敏感、太玻璃心、太借着现在的话语空间虚张声势,于是愤怒又不被允许表达了。

李欣媛:我们要掌握好定义权,因为它在权力关系中非常重要。对方觉得某件事不重要,它就真的不重要了吗?我的存在本身就重要,那么这个事情就很重要。那些攻击不过是不理解这些诉求的反击,我们需要看清楚冲突的本质。

丁欣雨:在一篇讲公共空间情感跟立场怎么相融的文章里,我也有看到类似观点。它说处理问题的办法,并不是要失去愤怒这种情绪,而是要把愤怒良性地引导并转化成包容、同情和勇气的“正当之怒”。文章提到,你要关注的是你的表达是否指向规则与权力位置的改变,而非人格羞辱;是否以理由与证据为中心,而非私刑惩罚;是否向讨论和协商开放,而不是排斥和革除,不是导向一种对立或者极端切割。文章引用福柯讲的一段话——所谓“反法西斯”,就是要警惕每个人身上的那一点点反法西斯,就是那种会让我们爱上权力、渴望统治、迷恋一致性的冲动,不要在反抗当中复制我们所反抗的东西。感觉人的行为有时候很像开关键,要么做,要么就不做。但回避冲突也不是解决办法,你要在做的同时找到一条路,或者是找到一个度,而不是完全极化的对立或者干脆回避。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主持人:李欣媛,编辑:姜妍、丁欣雨,未经界面文化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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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会友期》爆火之后,为何我们仍在用性缘叙事勾勒情感?

原创 界面文化组 2026-11-14 10:00 上海

我们对亲密关系的想象还可以更丰富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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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实习记者 邓乔尹

编辑 | 李欣媛

如果你最近常听到身边人说“磕死我了”,多半不是因为哪部偶像剧或是哪档恋综,而是一档讲友情的综艺《后会友期》。纵然节目里没有告白,也没有暧昧试探,却依旧牵动着观众的情绪,不少观众甚至每天都在焦灼地等待节目更新。

这档节目能够引发如此强烈的情感共鸣,恰恰在于,比起爱情叙事中直白的情感表达,友情里欲说还休的地方,留下了更多的解读和想象空间。在互相介绍对方的环节,其他嘉宾至少写了半页纸介绍自己“过去的”朋友,而厉娜却简单说道:“那些事情之后,我并不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镜头一转,许飞抬眸,这一幕也被网友评为“教科书般的心碎表情”。随即许飞念完写给厉娜的一页多的信,说“早知道我少写一点,我也是蛮无聊。”

“教科书般的心碎表情”(图源:芒果TV)

每个人都能在四组嘉宾的矛盾中看到自己过去亲密关系的对照。许飞和厉娜因一桩无从对证的旧事而友谊破裂,两人都觉得自己被最亲近的人辜负了;张萌和马天宇,一个热情外放,另一个则边界感极强,一句气话之后断联近十年;白小纯和青稚嘴上说着“恨比爱长久”,却总在彼此身边打转;文吉儿和王子璇的冲突则围绕友谊中的金钱纠纷展开。

在众多讨论中,“情感浓度”是一个被频繁提起的词,长久缺乏书写机会的友情终于被郑重对待,“爱”字终于不再被性缘霸占,然而这种情感浓度,却缺乏自己的叙事语言,观众仍需借用爱情的词汇以形容友情中的拉扯和遗憾。许飞和厉娜的纠葛被视为“恨海情天”“百合芬芳”,白小纯和青稚被封为“纯恨文学天花板”,一方主动示好的桥段,则被调侃为“追夫火葬场”。

当我们习惯以性缘叙事勾勒情感,是否意味着“爱情”逐渐成了我们解释所有亲密关系的默认语言?在“万物皆可CP”的当下,CP文化既动摇了关系的既有框架,似乎又进一步强化了爱情的中心地位。或许,我们对亲密关系的想象还可以更丰富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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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苦“性缘霸权”久矣?

“天下苦性缘霸权久矣,《后会友期》终于让大家看到刻骨铭心的友情了。”这条帖子在社交平台上收获了1.2万点赞,引起不少观众的共鸣:在爱情与婚姻占据中心的叙事里,友情长久以来是被挤到边缘的那一个。

相关帖子获得1.2万点赞(图源:小红书@鲨鱼的鳍)

“性缘霸权”并非一时兴起的说法。2012年,美国哲学家伊丽莎白·布雷克(Elizabeth Brake)在《最小化婚姻》(Minimizing Marriage)中提出了“amatonormativity”这一概念。社会默认一段核心的、排他的浪漫关系是人人共有的目标,并且应当优先于其他类型关系。在这套关系的价值排序里,以浪漫和性吸引力为基础的爱情稳居顶端,友谊等非性缘关系则被默认为次一等。

过去几十年间,国产作品对友谊的叙述模式印证了这一观点。以女性情谊为例,一种常见的写法是让友谊围绕性缘展开,又或者围绕对异性吸引力的竞争展开。电影《七月与安生》里,七月与安生的友情始终笼罩在爱上同一个男人的阴影之下;而在日常语境中,“塑料姐妹情”“防火防盗防闺蜜”的调侃也流传已久。这套刻板印象反映出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下,女性被安放在争夺男性注意力的位置上,从而削弱女性联结后潜在的对秩序的威胁。

另一种写法下,友谊不再被爱情破坏,而是成为彼此相互扶持的底色。无论是2003年播出的《粉红女郎》,还是2016年的《欢乐颂》,讲述的都是性格各异的女性彼此为邻,互相依靠的故事。尽管这些作品对友谊的着墨明显多于上一种写法,但是其重心依然是主角们各自的爱情、亲情与职场。友谊在这些作品里承担着推动爱情线的作用,只是其作用机制更为隐秘。学者胡婷婷及王越在分析《欢乐颂》时发现,剧中的女性友谊依赖经济、事业与情感上的交换网络,年轻女性之间还会彼此监督感情状况,以确保整个群体在社会中保持异性恋身份。

男性情谊的处境略有不同。无论是军旅情还是兄弟情,内娱并不缺少郑重刻画男性友谊的作品。不过这类作品在同人文化的影响下,被观众解读为了另一种故事。《士兵突击》的编剧兰晓龙或许不会想到,剧中许三多徒手活捉袁朗后,对方笑着说出的那句“兄弟,我是你的俘虏”的片段,会被一遍遍截取、配乐、剪成CP向视频,如今《士兵突击》已经是最热门的同人题材之一。

许三多和袁朗(图源:豆瓣)

异性友谊的处境则更为尴尬。“男女之间是否存在纯友谊”这一问题的讨论经久不衰。电影《当哈利遇上莎莉》中,男女主曾就这一问题产生分歧,后来二人发展为朋友,并最终成为恋人。这类情节并非个例,在不少爱情作品里,主角之间的友谊本就是爱情的序章,友情随着情节发展而逐渐被爱情收编。全球最大的同人平台AO3明确将“Childhood Friends to Lovers ”(青梅竹马到恋人)纳入标签体系,这意味着有相当一部分的作品都采用此类题材。

即便部分作品试图绕开这些套路,友谊也常常以副产品的形式出现。在综艺《花儿与少年》第五季中,友情显然并不是节目预设的核心,但播出之后,观众津津乐道的恰恰是旅途中人与人的相处。两位轮值导游王安宇和胡先煦之间的摩擦,一度被预告片剪成了“花学”式的冲突,可现实里,二人直面冲突,耐心沟通,对话内容甚至成了不少情感博主拆解的素材。嘉宾之间的亲密友好,也让这一季成了观众衡量“团魂”(嘉宾间的凝聚力与默契)的标尺,此后几季花少播出时,评论常拿它作对照。

在爱情题材扎堆的市场里,一档把友情放在中心的节目是如此稀缺。《后会友期》借四组嘉宾的故事呈现出真实的友谊可能面临多重挑战,不再以“喜欢上同一个人”或“爱得不深的塑料情”来解释友情的破裂。无论嘉宾是否和好,《后会友期》都为“性缘霸权”之外的叙事提供了一份细腻的样本,呈现出的情感浓度不输其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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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缘叙事的惯性下,如何描绘关系

有趣的是,“苦性缘霸权久矣”的论断之外,“磕死我了”“cp锁死”的呼声同样不低。在同人圈内,CP(couple)原本指性缘情侣,非恋爱关系则被称为CB(combination),包含友情和亲情。CP文化进入主流视野后早已超越其原本的应用范围,被泛化到各种亲密关系中,“万物皆可磕”。看理想一篇文章指出,CP不仅可以指“couple”这个名词,也可以指“coupling”这个配对的动作。只要关系中有值得回味的东西,无论是爱情、友情还是亲情,都可以被配对,都可以被称为CP。

在学者郑熙青看来,同人创作本质上是将英雄从单一目的的冒险叙事中剥离开来,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变化,尤其是亲密关系,并将充满魅力的人物放进可以感知的普遍感情中,让普通读者感同身受。界面文化的一篇文章由此认为,这一创作形式“在无形中动摇着这个时代对于性别气质和关系和想象。”

不仅如此,市场营销对CP泛化的趋势加以利用,“炒CP”几乎成为了众多影视作品宣发的固定环节。如今已经很难分清究竟是观众需求催生了市场上的CP内容,还是营销培养了观众的解读思维。就连前文提到的《花儿与少年》第五季这样一档不以爱情为卖点的群像综艺,也难逃被CP化的解读:七位嘉宾被两两配对凑出21对CP,每一对都各有磕点。

CP概念的泛化似乎消解了这个词最初的性缘色彩,然而这无法解释为何观众磕友情时,用的仍是爱情乃至婚姻关系里的词汇。张泉灵被许飞的发言触动而闭眼仰面深呼吸的画面,被网友截图做成表情包,并配字:“百合芳香,顶级过肺”。当青稚和白小纯对账后得知当年的传话完全扭曲了自己的本意,于是放下身段主动靠近示好的场面,也被网友调侃为“追夫火葬场”“宿敌是不能成为丈夫的”。

网友@花果山科研猴制作的表情包

或许不是磕学家们有意使用爱情用词,而是描述非性缘关系的词汇太过匮乏。对那些既超越了世俗意义上的友情、又与爱情无关的关系,我们始终缺少一个称呼。无性恋与无浪漫倾向者的社群为此提出了酷儿柏拉图关系(QPR,queerplatonic relationship)的概念,指不含浪漫成分、却具有伴侣般重要地位的亲密关系。QPR社群将这类伴侣戏称为西葫芦(zucchini)——既然主流的关系话语里没有合适的词,不如随手拿个词来用。

词汇之外,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叙事惯性。主流的爱情故事拥有一条预设好的轨道:主人公相识、相知、相爱,然后同居、结婚,或是婚后分开。作家艾米·加兰(Amy Gahran)把这套默认的社会期待称为“关系自动扶梯”(relationship escalator)。借用到叙事上,这条扶梯同时解决了创作的两个难题。其一是为剧情设置了可预期的关键节点。其二是设置悬念,冲突围绕“能否进入下一级”或“关系会不会退步”展开。

《后会友期》借用《再见爱人》的节目流程,让嘉宾们在旅行中回顾过去、探讨心结、最后决定是否和好,由此节目组为友情叙事提供了一套关系自动扶梯。然而在现实生活中,非性缘关系并不存在这样一套公认的发展路径,友谊的开始往往没有告白,也很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变淡。于是叙事很难靠友谊本身推进,往往需要借爱情、家庭或事业的发展来制造起伏。久而久之,当观众想把一段友情讲得深刻、曲折时,性缘叙事便是最顺手也最被承认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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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密关系没有固定的形状

社会人为地将亲密关系划分为爱情、友情和亲情。然而真实的亲密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呈现出光谱化乃至于交织重叠的样态,友情可能发展为爱情,爱情也可能包含着亲情。三类标准关系之间,或许存在着难以用现有语言归类但同样真挚而深刻的情感。

日剧《不恋爱的两人》将目光对准了这类“非标准”关系。女主角咲子原计划和好友合租,好友却因与前男友复合而爽约,心灰意冷的她在网上第一次遇到“aromantic asexual”这个词,指一个人同时认同为无浪漫倾向和无性恋。前者很少或几乎不产生浪漫吸引,后者则很少或几乎不对他人产生性吸引。此后,她与同样不想恋爱的男主角高桥开始了同居生活,成为彼此家人般的存在。这不意味着他们存在心理或生理上的缺陷,他们仍然具备体验亲密关系的能力,只是这份亲密不以浪漫或性为前提。

只是,当这些难以被传统关系类型定义的情感进入现实生活,问题便不再只是人们如何理解亲密关系,还在于社会如何承认。毕竟,爱情、友情与亲情的划分不仅影响着人们对关系的认知,也深刻嵌入到了社会制度当中。

《不恋爱的两人》剧照(图源:豆瓣)

在过去,和朋友、邻居相伴养老的想法无法得到法律保障,因为若本人失去行为能力,法定监护人依次是配偶,父母和子女,其他近亲属,最后才是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组织。这意味着,通常只有近亲属能在手术知情同意书上签字。即便近亲属不在本人身边,抑或是本人不信任近亲属,其他人也无权代签。

近年来这一情形有所改变,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以书面形式指定非近亲属担任自己的监护人,这一规定为朋友之间相互养老提供了可能性。近年来多家法院公布意定监护典型案例,认可当事人之间的《意定监护协议》。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日剧《重启人生》中几位朋友相伴一辈子、一起老去的想象能在现实中获得更多制度支持。

社会制度正在尝试为传统亲属关系外的亲密关系提供保障,但在日常生活中,当一段关系无法匹配爱情、亲情和友情中的任何一种时,我们该如何谈论它?

在《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中,萨莉·鲁尼写道:“有时我认为人类的关系是柔软的,像沙或水,而我们将它们倒入某个特定容器,从而赋予了它们形状……但去缔结一段没有事先规定形状的关系会是什么样呢?就是把水倒出来,任它坠落。我想它不会有任何形状,而是四处流淌。”或许,并非每一段关系都需要一个明确的名称。澎湃新闻此前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道,“我画地为牢,厉娜”的动人之处在于,这句话不仅在描述自己经历了什么,还在强调这些经历是要说给谁听。在关系缺少称谓的时候,叫出那个人的名字,便已足够。

参考资料:

Hu, Tingting, and Cathy Yue Wang. 2021. “Strategic Sisterhood and the Girlfriend Gaze: Representation of Girlfriendship in the Chinese TV Drama Ode to Joy.” Critical Studies in Televisio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levision Studies 16 (4): 394–411.

https://solopoly.net/2012/11/29/riding-the-relationship-escalator-or-not/.

看理想:《内娱综艺终于出大爆款了,厉娜》,https://mp.weixin.qq.com/s/8qtvxOpici3pUrrnuhxbgg.

界面文化:《“后巅峰对决”时代的世界杯,正在改写我们对男性气质的想象》,https://mp.weixin.qq.com/s/C3EOteYNKtI14bNDtzsPbw.

澎湃新闻:《这是一篇严肃的分析!“我画地为牢啊,厉娜”,为什么这么痛》,https://mp.weixin.qq.com/s/CAlXnZMX_jEVNPRYXIExuQ.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邓乔尹,编辑:李欣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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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定义中国自驾文化?

原创 界面文化组 2026-11-13 10:00 山东

我们为什么需要重新发现公路?

高铁与飞机正在不断缩短城市之间的距离,现如今抵达远方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容易。可当人们拥有越来越多快速抵达目的地的方式时,自驾旅行并没有因为交通效率的提升而失去吸引力,反而成为越来越普遍的选择。

这或许意味着,人们对于旅行的理解正在发生变化,道路的意义正在被重构。过去道路往往被视为抵达目的地之前必须完成的过程,旅行的价值更多集中在终点,而在自驾中,道路本身也成为了旅行的一部分。

从欧美延续数十年的公路文化,到中国汽车普及后逐渐兴起的自驾游,人们早已习惯将汽车与自由探索联系在一起。值得追问的是,当自驾成为中国人日益普遍的旅行选择,我们是否正在形成一种属于自己的公路文化?而这种文化又如何被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交通网络塑造?

这个问题在中国首档自驾文化探索节目《出发吧!神州山海》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回答。节目将镜头投向中国不同地域的道路、自然风貌与人文生活,尝试为理解中国人熟悉的自驾生活提供新的文化视角。

《出发吧!神州山海》(图源: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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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驾文化如何形成

公路文化的形成,并不完全取决于汽车和道路的普及,还取决于人们赋予旅行怎样的意义。

20世纪中叶,随着汽车消费和公路网络的发展,公路逐渐成为美国个人自由与流动生活的重要象征。1957年,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出版的小说《在路上》,描写了三个青年穿越美国大陆,在漫长的放纵中逐渐寻找到自我,公路由此成为反叛既定秩序的文化符号,至今深刻影响着人们对于公路旅行的理解。

不同社会的历史经验与生活方式,赋予了道路不同的文化内涵。中国同样拥有悠久的远行传统,古代文人的山水游历与游记书写,早已将旅行与个人精神世界联系在一起。比如谢灵运笔下的山水诗、徐霞客对山川的探索游记。

不过,受制于交通条件和经济能力,这些远行经验长期属于相对有限的群体,而现代自驾文化的重要变化,恰恰在于远行逐渐成为普通人能够自主安排的生活选择。这种变化建立在交通基础设施的持续完善之上。

7月,交通运输部披露,“十四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已超过600万公里,“6轴7廊8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到91%。交通网络的延伸不仅提高了通行效率,也让更多县城、乡村和自然景观进入大众的旅行半径。过去遥远而陌生的地方,如今可以通过多种交通方式抵达。

《出发吧!神州山海》(图源:央视频)

汽车使用方式的变化,进一步降低了自驾旅行的门槛。早期自驾游往往与私家车拥有者紧密联系,随着租车服务网络的发展,车辆使用权逐渐与所有权分离。即便没有私家车,人们也可以根据目的地和旅行需求选择车辆。

作为在中国租车市场深耕十九年的企业,神州租车的发展与这一变化相互交织。租车网络的扩展,使汽车能够在更多城市和交通枢纽被便捷获取,也让旅行者拥有了更灵活的行程安排。

当自主安排旅程成为越来越普遍的选择,人们也开始发现,旅行中值得期待的,并不只有目的地,还有抵达之前的漫长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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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道路成为旅行的一部分

很大程度上,现在的旅行是围绕目的地展开——人们提前规划景点、预订交通与住宿,按照既定路线完成旅行。在这个过程中,连接它们的道路往往被视为需要尽快完成的交通环节。

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厄里(John Urry)在《游客的凝视》中曾指出,游客观看世界的方式并非完全自发,而是受到社会文化、影像传播与旅游实践的塑造。人们常常带着对于目的地的既定想象出发,并在旅行中寻找那些早已被认定为值得观看的景观。

当然,自驾也无法完全摆脱这种观看逻辑,但自驾至少保留了更多改变计划的可能。

《出发吧!神州山海》第一期中,阎鹤祥分享了自己曾在土耳其旅行时,意外走进当地人家中吃羊排的经历,这场偶然的相遇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何泓姗也回忆起在新疆老乡家里喝奶茶的经历,她离开后拍摄的一张照片后来获得了奖项,这都成为她珍贵的旅行记忆。

一顿羊排、一杯奶茶,看似只是旅途中微不足道的细节,却让陌生的地方获得了更具体的意义。人们接触的不再只是经过旅游业筛选和展示的景观,还有当地人的生活习惯与日常经验。

《出发吧!神州山海》(图源:央视频)

对于地域差异显著的中国而言,自驾也为人们认识本土社会提供了更多机会。《出发吧!神州山海》选择的几条路线,恰好呈现了中国道路景观的多样性。第一期的西北戈壁、第三期的东北乌带公路、第五期的海南雨林公路,分别连接着荒漠、森林与热带生态等不同的自然环境。在这个过程中,地理不再只是地图上的知识,而成为身体能够直接感知的经验。

当旅行者愿意在道路上停留,旅行便有机会超越景观消费,成为重新认识本土社会的一种方式。这也为县域旅游、乡村文旅和公路沿线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让更多原本不在热门旅游线路上的地方获得被看见的机会。

《出发吧!神州山海》(图源:央视频)

除此之外,自驾所改变的关系,还发生在同行者之间。在欧美公路文学的经典叙事中,汽车经常与个人自由和自我寻找联系在一起。但现实中的公路旅行始终具有多种形态,家庭度假与朋友结伴出游也是重要组成部分。

与公共交通不同,自驾为同行者提供了一个相对独立但可以共同使用的移动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路线如何安排、在哪里停留、遇到突发情况如何应对,甚至那些无关紧要的交谈,都可能成为共同记忆的一部分,道路由此成为人际关系得以展开的空间。比如,《出发吧!神州山海》第五期里突然而至的大雨困住了尼格买提、杨迪等嘉宾,而他们就像老友一样借这段时光在车里吃零食、开玩笑。

《出发吧!神州山海》(图源:央视频)

中国自驾文化所承载的,并非单一的个人探索精神,它既包含人们对于陌生世界的好奇,也包含对本土风物的重新认识,以及与亲友共同经历一段旅程的愿望。《出发吧!神州山海》试图呈现的,正是这些发生在道路上的具体经验。

不过,旅途中的自由并非完全取决于个人意愿。一次跨越不同地区的自驾旅行,背后还涉及车辆供给、取还车安排和跨区域服务等复杂问题。越是希望行程不受约束,越需要成熟的出行服务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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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出发的背后

在关于公路旅行的文化想象中,只要握住了方向盘,似乎便拥有了随时出发的自由,可现实中的自驾旅行需要面对诸多具体问题:车辆从哪里获取?如何归还?长途驾驶的成本如何承担?陌生地区的用车问题又该如何解决?

租车行业的发展,正在改变旅行者与汽车之间的关系。人们无需为了偶尔发生的长途旅行拥有一辆车,也不必始终围绕条件有限的车辆情况调整行程。

自驾的自由不再仅仅意味着掌握方向盘,还意味着能够根据需要灵活使用汽车。

《出发吧!神州山海》(图源:央视频)

这背后离不开长期的服务网络建设。经过十九年发展,神州租车已形成覆盖全国360余座城市、6500多家直营服务网点、约22万辆车、注册会员数达2.1亿的服务体系。全国性的网络布局为跨区域出行、不同城市之间的车辆调配和标准化服务提供了基础,也让旅行者能够在更多目的地获得汽车使用服务。

神州租车意识到随着用户的租车需求日益多样,汽车租赁服务需要围绕人的实际行程展开。比如,“上门取送”让用户能够在适用范围内选择更便利的车辆交接方式,减少专程前往网点的时间成本;“异地畅还”则使旅行者不必始终围绕同一个起点和终点规划路线,可以根据希望探索的地理方向安排旅程。

在《出发吧!神州山海》里可以看到,对于东北乌带公路、海南雨林公路这样具有连续地理景观的自驾线路而言,灵活的异地还车服务可以为人们规划单向路线提供更多可能,也减少了重复返程对行程安排的限制。

《出发吧!神州山海》(图源:央视频)

随着新能源车型进入租车市场,陌生车辆的使用问题也成为影响旅行体验的因素。对于不熟悉新能源车的用户而言,续航、充电计费、车辆状态及停车规则,都可能增加出行中的信息负担。神州租车推出的智能用车小助理“AI小州”,就能够针对相关用车问题提供答疑服务,帮助用户减少陌生环境中的操作困扰。

上门取送、异地畅还与智能用车服务,分别回应车辆交接、路线安排和信息获取等不同需求。它们共同指向一种变化:租车服务开始更多地适配人的旅行计划。这一服务理念的转变,与中国汽车租赁行业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随着基础租车需求逐步得到满足,用户对租车自驾的便利性、车辆品质和出行体验提出了更高要求;汽车租赁企业的角色,也开始从单一交通工具提供者,转向覆盖更多出行场景的综合服务者。

对于神州租车而言,这种变化也构成其倡导“中国自驾文化”的现实基础。十九年来,企业既参与了中国租车服务网络的建设,也见证了国人出行方式与旅行观念的变化。汽车逐渐不再只是将人们送往目的地的工具,还成为连接自然景观、地域生活和人际关系的媒介。

《出发吧!神州山海》(图源:央视频)

其实中国自驾文化早已隐秘地存在于许多人的旅行实践中,并随着交通条件、汽车使用方式和社会生活的变化不断发展,形成如今的一种风潮。神州租车将2026年定义为“中国自驾文化元年”,就是在尝试对这些共同经验进行系统梳理,让自驾旅行所包含的生活价值获得更多关注。

如今,道路早已拥有超出交通功能的意义。它连接着不同地域的自然与生活,也记录着旅行者与亲友共同经历的时光。或许,真正值得期待的,并不是未来有多少条道路成为热门旅游路线,而是越来越多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出发,在旅途中形成属于自己的山河记忆。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金井,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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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嘲讽AI音乐到在其中听到人味,《过来人》为何能打动人心?

原创 界面文化组 2026-11-12 10:00 北京

《过来人》的走红至少证明,AI创作并非不可触达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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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 | 侯嘉煜

编辑 | 姜妍

“我是过来人,一千年前与你揣着同样的心。”当杜甫、苏轼、刘邦、孙悟空……这些来自历史与传说中的人物在观众前站成两列,手持麦克风大唱RAP,将人生坎坷悉数道尽时,许多人觉得自己的心绪也随之被牵动了。

在他们的说唱中,这些发端于个人的苦难并非本人独有的境遇,而是与当下人们面临的种种问题共鸣:杜甫面对着租房压力,才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喟叹;苏轼一生三次贬谪,而职场上人们也在升迁与优化的焦虑中挣扎;四十岁还在当亭长的刘邦,自况为基层公务员,同样也要被拿来与他人比较……凡此种种,最终都变成了同一句Punchline(说唱文化中指歌词中的“炸点”,最让人印象深刻的金句):“我不是来教你的,我就是想说,这些事儿我也一件一件经历过。”

这就是近来大热的MV《过来人》的内容。视频一经发布,当日抖音点赞即突破百万,如今在网易云音乐上,《过来人》的喜欢也已经超过10万+。作为喆FILM“古人开麦“系列的作品,《过来人》还掀起了一场“历史人物合唱”风潮:抖音平台上,以李清照、孟母等女性历史名人为角色的《怕什么》自称“女版《过来人》” ,点赞量也已经突破20万。而以共和国知名科学家为主角的《真正的偶像》以及融入原创人物的《我们都是80后》等作品也都在抖音上热播。

当然,古人开麦并不能真的让古人重生演唱,但喆FILM也没有选择演员扮演或者自制动画的常见形式完成作品。《过来人》的古人形象完全由AI生成——事实上,据他本人透露,音乐与歌词也是在AI的打磨中形成的。有人在评论区留言说,“被一群AI打动了”“第一次从AI中听到了人味儿”。与之相对的,则是在《过来人》发布前不久,网友正对同为AI音乐的隆德齐版《雨爱》大加嘲笑,甚至颇具讽刺地称“听完通透了许多,想明白了很多事。”

从嘲讽AI音乐到一首AI歌曲里听到人味,《过来人》为何能够打动人心?它的成功又是否预示着AI音乐正在逐渐为人们所接受乃至支持?这一切仍要从这首歌本身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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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开麦,一种绵长的共情

《过来人》在喆FILM的作品序列中,属于“古人开麦Rap Battle”系列的特别篇。2026年9月26日,喆FILM在抖音上发布了该系列的第一部,很快收获了18.2万的点赞与数千条评论。在此之前,他也曾试着用AI生成一些作品,但大多反响平平。古人开麦系列选择历史上两个名誉相近或棋逢对手的人物,模仿现实中的说唱文化展开“rap battle”,第一期就是并称“李杜”的李白杜甫之间的对决。

这种形式并不新鲜,2010年,“史诗级历史说唱大战”(Epic Rap Battles of History,ERB)在Youtube上开播,正是此类“历史说唱”的开创者。由演员出演历史人物,编织韵脚语句攻击对手的缺憾或者夸耀自己的功绩,从而达成“punchline”,是ERB的最大亮点,也成为了“古人开麦”系列吸引流量的核心。人们热衷于讨论参赛人物的功过是非,分享其生活的细节,或者享受Punchline带来的纯粹快感。看起来,“古人开麦”系列更像是复制了ERB的成功经验,只是用AI让视频产出更快——从9月30日发布第一期节目开始,喆FILM几乎每隔一天都会更新一期节目,而ERB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每制作一期节目,需要三到四人的团队两周到一个月的时间。

然而《过来人》也颠覆了过往的范式,曾经节目中针锋相对的对手这次站在了一起,向观众吐露心声,以往的匪帮说唱形式也被替换为更加柔和富有律动的R&B 说唱,更重要的是,喆FLIM转换了语法:不再是两个被高度固定和浓缩的符号相互攻击,是古人以现代人的心在歌唱。

这种语法转换首先改变了历史人物与观众之间的关系。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杜甫、苏轼、刘邦往往被置于各自的时代背景之中,他们的生平经历、政治抱负和文学成就构成了人物形象的主要部分。尤其是类ERB的历史说唱,依赖于人物之间的历史恩怨、功绩与缺陷制造冲突。但在《过来人》中,这些历史背景被重新编码为今天人们熟悉的生活经验:仕途失意变成职场焦虑,居无定所变成租房压力,怀才不遇变成对个人价值的怀疑。历史人物不再只是供人瞻仰、研究或者调侃的文化符号,而成为可以替现代人表达某种情绪的代言人。古人与今人之间原本存在的时间距离,也在这种转换中被暂时抹平。

值得注意的是,《过来人》并没有试图证明古人的生活与现代人的生活具有相同的条件。杜甫的漂泊与今天年轻人的租房困境当然不是一回事,苏轼的政治失意也不能简单等同于职场中的升迁受阻。真正建立联系的是这些经历背后某种更为普适的人生境遇:对安稳生活的渴望,对自身处境的无奈,以及在长期挫折中寻找抚慰的努力。所谓“过来人”,在中文的语境里往往有着以自身认知覆盖他人经验的意味,但在《过来人》中,这三个字仅仅代表着共通的处境。

截取自《过来人》MV

教育工作者李老师曾在《过来人》的评论区留言,希望将这首歌播放给自己的学生,他接受界面文化的采访时表示,自己深受感动的一点就在于歌曲中古今对照的表达方式,在他看来,整首歌都在说明,人的困境即便跨越时代也是相通的。“当我看见这种呼应的时候,一下子就跳出了‘读古诗文是学考点’的视角,感受到一种绵长的共情——千百年间,大家都走相似的人生路,有一样解不开的心事。”

因此《过来人》在他眼中,更有了独特的教育意义。在李老师看来,如今很多学生都持有一种单一的价值观:要努力,要考得好,却很少思考努力没有回报怎么办。但《过来人》试图传达的,正是相反的观念,“它坦诚地讲选择的两难、求而不得的遗憾、事与愿违的无奈,讲人长大后不得不面对的取舍,也藏着一份温和的自省:很多当初不在意的瞬间,后来都成了回不去的节点。”

喆FILM在此前接受央视的采访时也表示,AI不会自动发出引人共鸣的声音,最终打动人的还是“我心里的真诚。”这样看来,《过来人》同过往那些引起轰动的励志歌曲并无本质不同,都依靠创作者自身的体认切中时代情绪,从而引发大众的共情。在这一过程中,AI并没有取代创作者的情感表达,而是为这种表达提供了新的实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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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不只是辅助,还渗入了创作本身

在同为AI音乐创作人的梵尘渡看来,AI确实更多地起到辅助创作的功能。他告诉界面文化,接触AI之前,自己虽然有过音乐创作的想法,但因能力有限最终没有实现。而如今,他的原创虚拟乐队IP“梵尘渡”抖音粉丝超过十万,每一期作品都会收获大量听众好评。

他认为,“梵尘渡”的竞争力高度依赖于个人的词曲审美与情感判断,而AI可以简化试错流程,“把创作者从‘从零到一’的体力消耗中解放出来,专注于‘从一到优’的审美决断。”AI是得力的辅助,但人才是音乐完成的核心。只有人才能将那些无可替代的生活经验表达出来,再由AI补充完整。

但人与技术的交互,往往是相互作用。历史上,一种新技术的产生总是会对创作本身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流行音乐与资本主义》一书的作者日本学者毛利嘉孝指出,二十一世纪初,当手机彩铃逐渐取代CD播放,日本流行音乐也开始从专辑为单位向以乐句为单位转移,更加注重某一乐句的洗脑和循环性。无独有偶,随着IMAX技术的成熟,诺兰式的大画幅影片也逐渐成为好莱坞电影的主流。

《过来人》的主要阵地抖音也有着类似的逻辑,短视频的时长和传播算法要求着音乐作品突出“Punchline”,在通常十几秒的时长内给予观众足够的信息量和刺激性。这催生出了相当多颇为精致的短视频作品。

梵尘渡告诉界面文化,有三件事决定了一件作品能否走红:第一、是否替一群人说出了说不出口的话;第二、能否给予一种既熟悉又新鲜的听觉刺激;以及是否长成了短视频算法最喜欢传播的样子。而这样的范式是建立在情感宣泄、感官刺激和算法逻辑之上的。

音乐博主叨叨冯在b站发布的视频中,对《过来人》的音乐作出了评价,在他看来,整首歌和很多网络歌曲一样有着很强的拼接感,因为它们都是通过对数据库的分析和调用以追求最普适的传播效果。同时这样的作曲缺乏规律与特色,不容易形成记忆点。

AI音乐的生成建立在对海量音乐数据的学习和概率预测之上。模型通过分析训练数据中的旋律、节奏、和声、音色以及歌曲结构,提取不同音乐类型的共性特征,并将其转化为可以被识别和调用的数字化模式。当用户输入特定的风格要求时,模型便根据这些指令,从已经习得的统计关联中预测和生成后续的音乐内容。而创作者要做的,仅仅是输入所需求的类型标签,表面上新的旋律不断产生,但从底层机制看却可能始终停留在相似的套路之中。有听众就在评论区表示,自己第一次听时只在意歌词的好坏,几乎没有注意到旋律。

喆FILM公布在LibTV上的流程图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过来人》的视觉表达上,视频中的人物共用着几套外表模板,油亮的皮肤、突出的皱纹,夸张的嘴部动作,合唱时的嘴型完全一致……甚至视频中出场的十位历史人物,无论老少,都共享着同样的青年声音。但无论是流水线的音乐还是视觉表达上的公式化,都没有影响观众们从中获得感悟。网友小风zyy在《过来人》的reaction视频评论区留言,认为《过来人》这首歌只能由AI演唱,因为真人缺乏相同的人生阅历,所以必须由本人表演。在能够拥有生活体验的真人演员与被算法和数据库推动生成的AI人物之间,观众反而认为后者更加接近历史。

杜甫、苏轼、李白、项羽……他们的故事早已深入国人之心,他们的生平经历早已通过课本、影视作品和大众文化传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公共形象,是中国人了解历史的“最大公约数”。在《过来人》中,观众得以很快理解眼前人物的人生经历,并接受喆FILM进行的转译:杜甫和我们一样面临租房的压力,苏轼也在职场中想着如何不被优化,刘邦同样忍受着同龄人比较的压力……但这实质上抹消了历史的差异,博主韩小喵老西就在抖音上发布视频指出 ,这些人物所面临的人生遭遇与时代困境和当今社会的语境完全不同,其间时代与阶级的鸿沟使得《过来人》只能作为没逻辑的安慰。

由AI生成的符号和影像由此逐渐脱离原有的现实指涉,形成一种能够自我运转的拟像。拟像不再只是对现实的模仿,它甚至可能取代现实,成为人们理解现实的依据。

这样看来,AI在《过来人》的创作中并非真的如喆FILM所说,仅仅是一种辅助工具,它同样渗入到了创作本身当中。《过来人》因此呈现出一种值得注意的矛盾:观众感受到的是古人跨越千年的真诚表达,作品背后运行的却是一套基于既有数据的生成机制。创作者借助AI调动大众熟悉的历史形象和音乐形式,观众则通过这些形象重新理解自己的生活。作品所传递的情感是真实的,观众产生的共鸣也是真实的;与此同时,这种情感连接的建立,也依赖于数据库对既有文化记忆的提取、计算和重新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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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下一个《过来人》吗?

眼下,AI音乐正在迅速发展着,音乐平台Deezer7月公布的数据现实,AI音乐最高可占据每日上传量的50%。巨量引擎与 WGSN发布的《2026抖音旋律营销趋势白皮书》显示,2025年抖音平台上近5000万用户,月播放量超3.3亿次。B站上,AI翻唱的英语版《朋友的酒》发布两个月后播放量即突破一千两百万。Deezer与益普索的一项针对八个国家超9000人的联合调查则显示,97%的受试者无法分辨AI与真人音乐的区别。这或许意味着,曾经音乐创作最核心的部分——曲词的制造已经完全可以由AI所代劳。

还会有下一个《过来人》吗?答案或许是肯定的,那些直击时代痛点的歌曲总是容易打动人心,广受欢迎。人们期待从音乐中听到自己的处境,也希望有人替自己说出那些难以言明的感受。《过来人》的走红说明,这种情感表达并不完全取决于创作者采用了什么技术。即使演唱者是AI生成的历史人物,作品依然能够成为当代人表达失意、焦虑与自我安慰的载体。

而在短视频平台的算法逻辑中,《过来人》这样以人们的最大公约数为核心表达的歌曲可以突破群体细分的界限,通达更多的人,从而在算法的不断加持下,获得越来越多的流量。

更何况,在日益成熟的AI技术加持下,这种创作将更加容易。创作已经形成了稳定的模式,人们有理由对它的前景表示乐观:AI可以承担越来越多的执行工作,人则保留创作中最重要的部分——思想、情感与审美判断。AI负责生成旋律、编排和演唱,人负责提出主题、筛选结果并赋予作品意义。在这种分工中,人似乎始终处于创作的中心。

问题在于,当AI逐渐参与从歌词、旋律到编曲的整个生产过程时,人所保留的“核心”也在发生变化。创作者需要学习如何向模型提出指令,如何从大量生成结果中挑选合适的部分,如何通过反复调整得到一首符合预期的作品。创作的重心由亲自完成每一个环节,逐渐转向设定方向、组织素材和筛选结果。创作者依然作出判断,却也开始在AI提供的可能性范围内作出判断。模型能够生成什么、擅长什么,可能反过来影响创作者想要表达什么。

受众的审美感知能力也在不易察觉中变化,人们逐渐习惯于辨认那些已经被反复验证过的音乐元素:一段适时出现的副歌,一组能够迅速调动情绪的和弦,一句足够直白、便于传唱的歌词。这些元素构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听觉预期。当一首歌符合这套预期,听众便很容易觉得它动听、流畅,甚至感人;至于旋律是否具有独特性,编曲是否真正服务于表达,作品是否形成了自己的审美语言,反而可能退居次要位置。

这种习惯并非一朝形成。流行音乐工业长期以来就在重复和强化某些成熟的创作范式,短视频平台对传播效率的追求又进一步放大了其中容易被识别、记忆和分享的部分。AI加入之后,这一过程获得了更强的生产能力:它能够从海量既有作品中归纳出常见的旋律、节奏和情绪模式,再以极低的成本不断生成符合这些模式的新作品。听众在反复接触中熟悉这些表达,创作者也在反复使用中依赖这些表达。

嘻哈音乐将对已有乐曲或声音的采样也视为创作的一部分,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数据库集成。图源:视觉中国

鲍德里亚有关“拟像”的论述或许可以帮助理解这种变化,拟像并非简单复制现实的影像,它制造出来的是一种“超真实”,无需原物进行复制,拟像总是在重复自身。正如他在《拟像与仿真》中所说,“‘拟像’是生产性的”。如今这样的变化也正发生于听觉世界中:AI模型从既有作品中学习何为悲伤、何为浪漫、何为激昂,再将这些被反复表达过的情绪重新组合。它生产的音乐未必对应某段真实的人生经验,却能够提供一套完整、熟悉的情绪表达。当听众越来越习惯于通过这些模式理解音乐,AI生成的情绪范式便可能反过来成为人们衡量音乐的标准。拟像由此开始参与塑造人们对音乐本身的认识。

目前而言,AI音乐正处于一个前景尚不明朗的时期,乐观者认为它已经完全可以取代人声演唱,成为音乐的主流——今年年初,抖音曾兴起“《菩萨鱼》翻唱挑战”,由真人歌手翻唱AI歌曲《菩萨鱼》。挑战正是源于歌曲本身的高难度,有博主坦言,《菩萨鱼》复杂的转音和节奏是真人歌手难以企及的。但与此同时,也有很多人对AI创作表示警惕和不信任。

人的创造力能否抵御AI的代为服务,或者,人类应该接纳AI对人的审美判断、情感接受乃至思维方式的改造。这一二难抉择,《过来人》恐怕无法回答,但至少它的走红已经证明,AI音乐乃至AI创作,并非不可触及人的心灵。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采写:侯嘉煜,编辑:姜妍,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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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布克奖首次授予科幻作家,M.约翰·哈里森凭借《万物终结》获奖

原创 界面文化组 2026-11-10 10:05 上海

一位长期受到同行推崇、却始终游走于边缘的科幻作家,终于获得了主流文学界的认可。

撰文 | 王鹏凯

编辑 | 姜妍

当地时间11月9日晚,2026年布克奖在英国伦敦揭晓,英国作家M.约翰·哈里森(M John Harrison)凭借反乌托邦小说《万物终结》(The End of Everything)获奖,成为首位获此荣誉的科幻作家。现年81岁的哈里森也是布克奖历史上最年长的得奖者,他的写作生涯已长达60年。

《万物终结》是哈里森的第13部小说,故事设定在肯特郡的一座海滨小镇,一场无人能够说清缘由的灾难已经发生,幸存者只能靠捡拾英吉利海峡漂上岸的废弃物勉强维生。社会秩序随之崩塌,政府几乎无法运转,海上全是新出现的生物,欧洲已经从地图上消失,一切都仿佛走到了尽头。小说以一种全景式的视角审视当下所处的时代,涉及气候危机、脱欧余波、人工智能等种种问题,而这些宏大议题最终都通过一段令人悲痛的人际关系呈现出来。

《万物终结》

评审团主席、古典学家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指出,《万物终结》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如果这样的末日真的降临,或者说,当它降临时,人类将无法理解这一切,旧有的规则也将不再适用——这其实是借未来的视角来审视当下的政治,“不过令人意外的是,尽管题材如此沉重,它最终竟还会留给你一丝乐观。”

在为《卫报》撰写的一篇创作谈中,哈里森将这部小说形容为“一个灾难故事”。他指出,过去经典的灾难故事往往会让一个虚构的群体饱受摧残,但最终都能得到解决,待给读者上完一课之后便悄然退场;但现实中的灾难却并非如此,它们持续不断,难以控制,与全球政治交织、纠缠在一起——灾难本身正是理解的失效。因此,他希望能将小说人物的困惑和迷茫传递给读者,思考人类与当下世界的关系,尤其是特朗普主义和互联网所带来的理性崩塌。

哈里森1945年出生于英国沃里克郡,于1966年在《科学奇幻》(Science Fantasy)杂志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随后与J·G·巴拉德和迈克尔·穆考克一起成为70年代科幻新浪潮的代表人物。1969年,哈里森加入科幻杂志《新世界》(New Worlds),担任了十年的书评编辑。布克奖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加比·伍德(Gaby Wood)指出,尽管此前的许多得奖者都曾涉足科幻小说,但哈里森是“第一位真正出身于科幻文学领域的布克奖得主”,他将数十年的创作积淀不着痕迹地融入了每一页作品。

因此,哈里森的获奖被视为一个难得的时刻:一位长期受到同行推崇、却始终游走于边缘的作家,终于获得了主流文学界的认可。就在上个月,哈里森还在BBC的节目中表示,过去40-50年里,他一直在努力改变这种失衡的局面,“为什么一部写得出色的科幻小说就不能被视为文学呢?”

M.约翰·哈里森在布克奖现场(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卫报》文学编辑、曾担任布克奖评审的贾丝廷·乔丹(Justine Jordan)在一篇评论中将哈里森的创作定义为“怪异文学”(Weird literature),它融合了科幻、奇幻和恐怖等元素,并且往往带有鲜明的政治意识。她指出,哈里森从创作之初就在挑战类型文学的传统,与现代主义和存在主义都存在相近之处,奥利维娅·莱恩曾称他是“威廉·巴勒斯与弗吉尼亚·伍尔夫之间缺失的进化环节”。

在小说创作之余,哈里森也长期为《卫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等刊物撰写文学评论。2023年,他出版了“反回忆录”《愿我在此》(Wish I Was Here)。此外,哈里森也是一位出色的风景写作者,其长篇小说代表作《攀登者》(Climbers)曾被罗伯特·麦克法伦形容为“有史以来最好的攀岩小说”,他写道:“攀岩者会达到一种毫无滞碍的流畅状态,本能吸纳了有意识的抉择,腾跃衔接自如,静止的岩壁与移动的身体仿佛在流动中融为一体。哈里森似乎一直在这样的状态里写作,我读过他近两千页的作品,却想不起其中有任何一次失足或逾越——只有绵延而灵动的优雅。”

参考材料:

https://thebookerprizes.com/the-booker-library/prize-years/2026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26/nov/09/m-john-harrison-the-end-of-everything-wins-2026-booker-prize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26/nov/09/m-john-harrison-booker-prize-end-of-everything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王鹏凯,编辑:姜妍,未经界面文化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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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痛苦是重力,就在这重力之上构建我们的生活 | 一周荐书

原创 界面文化组 2026-11-09 10:00 北京

关键词:世界文学地图、厄休拉·勒古恩、志怪小说、非洲民族志、噪声与安静的研究、外包生活、姐偶疗愈、大脑训练

撰文 | 丁欣雨

编辑 | 姜妍

《凝神时刻》

邓安庆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6-10

2011年,邓安庆从首作《纸上王国》收到版税后,终于摆脱过了太多年的拮据生活,开启人生中第一次全国漫游。此后趁着工作的间隙,他只要一有空就去旅行,然后再在飞机、火车上写稿子,把路费和花销都挣回来。在邓安庆这里,旅行“是在你无法离开时能够拓展你的心灵空间,让你不至于因为现实而窒息”,同时也构成了他持续创作的冲动之一。

而在《凝神时刻》这本随笔集中,与旅行交织的不仅仅是个人体感,还有一张徐徐铺展开的世界文学地图。邓安庆揣着那些曾深刻影响他阅读和写作的作品,走进托宾、杜拉斯、马尔克斯、卡尔维诺、契诃夫共十位文学创作者生活、居住和永眠的城市空间。“帕慕克与伊斯坦布尔,就像是乔伊斯与都柏林、舍伍德·安德森与温斯堡、王安忆与上海......与其说他们在小说里写的是一个个人物,不如说他们就是一次又一次写他们所生活的城市。”杜拉斯在蒙帕纳斯公墓插满了笔的墓地、卡尔维诺迁居罗马后徘徊的街角,还有咖啡馆、旧书店......通过那些驻足感受的“凝神时刻”,邓安庆想要辨认的,是他们的孤独、坚持、矛盾与妥协,以及创作者与故乡、他乡之间不断拉扯的关系。

《世界诞生之日》

[美] 厄休拉·勒古恩 著 马雅 译
未读·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6-10

“这一切皆被称为‘爱’。我的母语中没有这样宏大的词。或许母亲说得对,在我的星球上,人类的伟大早已随着时间之前的人群一同消逝,只剩下渺小、贫瘠、破碎的事物和思想。 ”

在厄休拉·勒古恩这样一位多产的创作者的创意世界里,她总是习惯重回几个自己创造出来的虚构宇宙星球,绘制全新的科幻篇章。《世界诞生之日》收录了她个人从晚年创作中挑选出的八个故事。其中,前六个故事均发生在“爱库曼星球联盟”,也就是读者熟悉的“海恩宇宙”,加上第七个故事,它们共享着同一种模式:用文明内部或外来者的口吻,聚焦性别流动、非传统婚姻、权力与信仰、社会失衡......展示与我们所处世界截然不同的人类社会。然而,有些人类甚至连生理结构都与我们不同,却与我们有着同样的感受。正如加拿大科幻小说家娜洛·霍普金斯评价,勒古恩擅长探讨“人们如何彼此陌生、彼此异质,却依然能够去爱”,“先创造差异,建立陌生感,再让人类情感的火弧越过鸿沟”,这也是最令勒古恩神迷的文学想象过程。

最后一篇《失落天堂》发生在另一个宇宙,是关于被反复讲述过的科幻经典元素——“未来”——的再创作。在大多数这类小说中,船员或殖民者会进入某种冰冻状态,离开地球后一觉睡到目的地,但这个世代航行的飞船故事关注的是没经历过出发、也看不见抵达的,在旅程中诞生的几代人。曾担任《道德经》译者的勒古恩,将本篇故事的主角设定成华裔,故事中多处展现其对存在与虚无、孤独与自由的哲思。

《志怪》

[日] 佐野诚子 著 韩茗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抱朴BOOK 2026-10

中国围绕“怪”的言说史古已有之,较经典的莫过于《论语》中的“子不语怪力乱神”。儒家并不否定鬼神的存在,但由于鬼神之说往往朝着荒诞无稽的方向展开,儒家要求鬼神之说应有分寸、不得妄言。然而,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态度截然相反,“志怪”正是要积极地讲述怪力乱神之事。

名古屋大学大学院人文学研究科教授、六朝志怪研究者佐野诚子遍览志怪文本发现,将志怪称作“小说”,带有后世文学分类的眼光,古人的志怪创作并不能直接用现代小说观念理解。在当时,志怪不仅仅搜集古代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寓言故事,也大量记录了六朝当时发生或被传言发生的怪异事件,包括传统信仰和新兴宗教给人们精神世界造成的影响,因此一度处于历史记录的范畴之内,被归进了史书记载中。但后来随着正统史学体系的发展,志怪逐渐因其不够可靠、不够严肃,被排除在外,走向了人们更熟知的志怪文学。从“志怪”的流变能够看出,什么是历史,什么是故事,并非天然确定的,它与一个时代的知识分类和价值判断密切相关。

《森林人》

[美] 科林·M.特恩布尔 著 [美] 丽·王·布莱克 弗雷德·布莱克 译
万有引力/乐府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6-10

美籍人类学者科林·M.特恩布尔在民族志《森林人》中描绘了一幅动人的场景:他跟随巴姆布提俾格米人肯戈来到一片空地,肯戈穿着树皮布、装饰着叶子、发间还别着一朵鲜花。肯戈开始跳起舞来,轻轻唱着歌,一边注视着树梢。当科林问他为何独自跳舞时,肯戈告诉他:“我正在和森林跳舞,正在和月亮跳舞。”

在1957-1958年驻留刚果伊图里雨林,和当地族人同吃同住的岁月里,科林发现,在俾格米人的内在精神世界中,“森林即父母”,森林里的一切都是恩赐。树冠把俾格米人的视野限制在30米之内,他们从没见过森林外的世界,以至于科林领肯戈走出森林后,看到远方吃草的非洲水牛,他会问“是什么虫子”,当他们沿公路乘车,水牛显得越来越大时,肯戈觉得这是一种魔法。

俾格米人在森林中狩猎和采集,能从丛生的藤蔓中找到根茎,也能循着蜜蜂的声音找到蜂蜜。科林还在《森林人》中还原了俾格米人的社会运行逻辑:没有首领、没有集权,依靠嘲弄、集体舆论与社群默契维持秩序;狩猎采集存在分工,但不存在性别尊卑,劳作价值对等,抚育孩童属于集体责任;猎物资源全员共享,私有财产概念淡薄。这些研究成果在当年推动了人们对于文化相对主义的认知,此版本则是继2008年中文初版的一次最新修订。

《请勿打扰》

[美] 麦克·哈古德 著 王婧 译
东方出版中心·象形文字 2026-10

当假期的早晨突然炸起恼人的挖土机轰鸣,当通勤的地铁车厢刚好有部短剧在你旁边大声外放,当商务人士需要无数次在出差的路途中忍受飞机起飞、降落、运作时的震响,“声音”,这个在日常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传播媒介,才会显示出自己的存在感。美国迈阿密大学媒介与传播学教授麦克·哈古德追踪了人们用声音来制造安静的半世纪变迁史,指出那些环境音与氛围音如雨声、心跳声、白噪声,是如何“以声制声”,帮助人们规划出一片不受打扰的个人空间的。在这种层面上,某些声音被界定成不必听的、应该被祛除的,而某些声音则被听者当作工具,调动用来应对自身的处境——一方面,我们始终嵌入在世界及社会关系之中,共享空间与多样性,另一方面,社会又要求我们成为自我管理的主体,当对共同在场感到强迫或不适时,需要自主营造个人领地,把物理空间与他者化为“幽灵”,进而压制对他人存在的感知。《请勿打扰》将声音插入关于情动、“过滤泡”和生产力应用的批判性辩论中,引领人们对现代生活中的声音保持敏感,重新校准噪声、寂静与它们的意义。

《外包自我》

[美] 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 著 谢丹凌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6-11

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相信有互联网情感导师参与的恋爱课程比线下的“野生约会”更容易拿到“大结果”,婚庆公司打造的婚礼比自己想出来的更具个性化,租的妈妈和爸爸比亲生的更善解人意,职业如厕训练师比手忙脚乱的宠物主人或热心邻居更高效?美国当代社会学者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注意到,过去百年间,服务领域正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由于社区瓦解、政府式微、非营利性组织边缘化、商品拜物教盛行,人们越焦虑孤独,从非市场渠道获得的援助越匮乏,就越倾向于用商业服务填补空虚,把私密生活外包出去。

霍克希尔德通过上百次访问和观察,并结合理论揭示:当市场入侵卧室、餐桌、情感生活,市场话语体系也会进一步侵蚀家庭价值,甚至令整个公共领域边缘化。便利之外,我们更加把注意力和成就感放在消费那一瞬提供的结果、成品上,而不知不觉失去了奋斗的喜悦、人际联结的温暖,甚至在此过程中丧失了对自我的信任。霍克希尔德呼吁人们在市场渗透生活方方面面的同时,依然要有意识地采取实际行动抵制它的负面作用。

霍克希尔德长年关注情感社会学领域,《外包自我:市场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是她“家庭三部曲”中较新的一本,《职场妈妈不下班:第二轮班与未完成的家庭革命》、《时间困境:当工作和家庭被颠倒》近年已在中文世界翻译出版。此外,她也针对美国政治极化和右翼崛起的倾向展开过调查,创作出的《故土的陌生人:美国保守派的愤怒与哀痛》《被偷走的尊严:美国保守派的失落、耻辱与奋起》亦有中文译本。

《如果痛苦是重力》

[韩] 李炫姃 河美娜 著 田禾子 译
新经典文化·新星出版社 2026-11

年轻女性中正在流行一种很新的“姐偶审美”。一些具备着独立、自信、勇敢特质的姐姐辈女性,被她们在成长道路上视作精神向导和榜样。70后的首尔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李炫姃与90后的首尔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硕士河美娜,在韩国就是这样的存在。李炫姃致力于探索抑郁症、灾难创伤等精神疾病以及社会苦难方面的地域背景和社会文化关联性,河美娜则因以“河马”之名参演综艺《思想验证区域》时犀利、精准的发言被人熟知。

《如果痛苦是重力》是两人24封往来书信的合集,她们在当中回顾过去与“痛苦”相伴的工作经历,探讨现代韩国社会中的种种事件,如社交媒体与网络暴力、学校和职场中的性别歧视、愈发普遍的抑郁症,用一场场观点尖锐的辩论,试图回答现代人的困惑:我们为何深陷疲惫?为何感到抑郁和孤独?在共情别人时,怎样不被痛苦吞噬、守护自己的生活?就如李炫姃在信中宽慰河美娜时说的一样:“......我们应该大声赞美彼此的幸存......如果痛苦是重力,就在这重力之上构建我们的生活。”

《微习惯,大改变》

[荷] 尼尔杰·范·霍伦 著 吴晓真 译
博集天卷·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6-9

尼尔杰·范·霍伦是阿姆斯特丹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英格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高级研究顾问,在全球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经济学家当中,尼尔杰排名前五。但即便如此高成就,她依然容易自我怀疑,被冒名顶替综合征困扰。她转向神经科学与心理学研究寻求解决方案。《微习惯,大改变》是这场自我实验的完整记录,融合了她的个⼈故事、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与实操策略,从“提升自我:获得清晰与掌控”、“提升脑力:认知增强策略”、“提升思维模式:摆脱信念枷锁”共三个部分依次展开。尼尔杰指出,有时只须一个个微小的习惯调整,便足以拯救碎片脑、改善低精力、专治不自信,走出恶性循环,更好地利用思想资源。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丁欣雨,编辑:姜妍,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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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媒体、社媒和AI让电影陷入危机,电影节还能做什么?

原创 界面文化组 2026-11-09 10:00 北京

电影在大众文化生活的中心位置被动摇,电影节要如何重新理解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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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 | 李欣媛

编辑 | 姜妍

1991年,张艺谋执导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在第4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首映,并摘得银狮奖,35年后,电影的4K修复版重新登录北美院线。

在第39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国际电影节展对话活动上,张艺谋再次谈起这部电影的国际旅程。他回忆道,当时国际电影界对于新一代的中国导演充满好奇,而威尼斯等国际电影节为这些作品走向世界提供了重要渠道。时至今日,他仍然认为,国际电影节展是中国电影,尤其是年轻导演的作品走向世界的重要流通和交流平台。

电影节展为许多导演打开了世界的一扇门,但如今,这扇门所连接的电影世界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流媒体和社媒改变了电影的发行与观看方式,AI则进一步介入电影的生产过程,观众不断背离电影的当下,一个残酷的问题呼之欲出:当电影在大众文化生活的中心位置被动摇,那电影节展又该如何重新理解自己的位置?

活动现场(图源:李欣媛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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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现电影到连接世界

电影节的兴起,与电影艺术和商业发行存在着密切关系。

在以商业回报为主要目标的电影市场中,并非所有作品都能获得同等传播机会,尤其对于那些非好莱坞工业体系的作品而言,进入国际市场往往有诸多障碍。在这一背景下,戛纳、威尼斯、柏林等国际电影节展用自己的选片审美和评论体系,为难以依靠商业发行获得关注的电影提供一种传播渠道,也让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电影创作者得以进入国际视野。

中国第五代导演的崛起,便与这一体系的发展紧密相关。1988年,张艺谋的《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获得金熊奖,之后《菊豆》《秋菊打官司》等电影相继获得国际关注。与张艺谋同时代的陈凯歌,以及此后的许多华语电影导演,都是通过国际电影节进入全球电影文化的交流网络里。

电影节让电影收获广泛的国际影响力的同时,也让创作者彼此相遇。论坛上,香港国际电影节原行政总裁利雅博回忆,20世纪80年代,张艺谋、陈凯歌、侯孝贤等电影人,也是借助了电影节这一平台建立了交流与联系。

《红高粱》获得金熊奖(图源:豆瓣)

随着国际电影节体系的不断发展,这种连接逐渐从电影的展示与传播,延伸至创作和生产。如今的电影节展在竞赛单元之外,同时设有创投、人才培养计划等交流活动。电影人来到电影节不仅是为了放映电影,还希望能够获得投资、合作伙伴、发行渠道等更多的机会。

新加坡国际电影节执行总监蔡绍勇在论坛上提到,新加坡电影产业规模有限,电影人不得不需要将创作放在更广阔的国际市场中去思考,因此当地曾通过旅行资助等方式,支持电影人参加国际电影节,帮助他们建立专业联系。

国际电影节展的市场功能也在不断在扩展。今年多伦多国际电影节正式推出电影市场TIFF The Market。《纽约时报》报道提到,多伦多新设立的电影市场试图进一步连接制片人、发行商与投资者,为电影节开拓新的发展空间。

不断完善的电影节功能让其艺术评价形成不断扩大的影响力,深度参与全球电影文化的形成。今年5月,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宣布调整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奖的参评规则,除了原有国家和地区的官方选送机制,戛纳、威尼斯、柏林、釜山、圣丹斯和多伦多六个国际电影节指定奖项的非英语电影,也可以提交参评。

不过,当国际电影节的评价结果越来越深刻地影响作品的国际声誉和传播机会的时候,它们也不可避免地参与了文化价值与传播资源的分配,形成一种不断积累的文化权威,而这种文化权威也让电影节产生了一定的内部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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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电影节成为一种建制

中国文联副主席高世名在论坛上的发言,指出了国际电影节体系内部的矛盾。他回顾,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欧洲艺术电影节的兴起曾为边缘影像和作者电影开辟新的流通渠道,但这套最初带有反主流精神的机制,如今也逐渐成为一种建制。

高世名提到电影节研究中的“电影节化”(festivalization)概念。在他的论述中,这不仅意味着电影节数量的增长,更指向由首映规则、竞赛单元、影评机制、发行对接和资助体系等共同构成的标准化国际流通机制。

这套机制帮助电影跨越了地域边界,也在长期运行中形成相对稳定的审美偏好。一些作品为了获得国际电影节的关注,可能倾向于采用更容易被国际评论界识别的叙事方式——“克制的镜头、疏离的表演、带有悲情色彩的在地议题、适合国际媒体转述的身份叙事”。

于是,一个问题逐渐凸显:当某种艺术表达被反复认可,它是否会逐渐成为一套可以预判的成功范式?

这就形成了颇具讽刺意味的一幕——电影节原本希望为商业电影工业之外的创作提供空间,但当它自身形成稳定的评价体系之后,也可能产生另一种意义上的主流与边缘。

尤其是当少数电影节积累了较高的文化权威,它们也就拥有了更大的价值判断和资源分配能力。高世名由此提出了另一个观察:“全球电影节网络形成了一个价值金字塔,少数A类电影节的顶端节点掌握了绝大部分国际曝光、发行资源、奖项与资本。”而造成这种层级的不是自然形成的审美差异,而是历史沉淀下来的可见性的等级制度。

2025年的一项研究分析了2009年至2021年间578个电影节的26240部入选影片发现,电影节的入选机会与电影生产国的人口规模和经济水平存在关联。总体而言,人口更多、经济更富裕国家的电影更容易获得电影节入选机会。

而此次奥斯卡选择六个电影节的指定奖项作为新增参评渠道,恰好可以放在这一语境下理解。一方面,这项改革扩大了电影的参评机会;另一方面,意味着某些电影节的评价结果获得了额外的制度效力。

虽然不能因此认定奥斯卡改革必然加剧国际电影节之间的不平等,但它确实提出一点:全球电影文化的流通并非完全开放、平等的过程,电影节不仅是电影艺术的展示场所,也是文化权威不断被建立和重新分配的地方。

图源:《Peripheral or not? Cinema of small countries in the programming of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s》

而电影节自身的资金与市场压力,又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论坛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东亚区高级选片人乔凡娜·芙维就提到,艺术电影的国际发行仍然面临不少现实困难。即使一部作品已经通过电影节获得关注,后续的翻译、字幕制作、宣传和市场推广依然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承担这些工作的往往是规模有限的独立发行公司。相比电影制作和国际合拍已经形成的部分扶持机制,发行环节仍然缺乏足够的支持。

在高世名看来,当国际电影节展越来越需要回应资金、市场与传播的要求时,更容易获得共识、适合公共传播的作品会受到青睐,而那些挑战观看习惯、难以被快速理解的实验性电影,则面临更大的展示压力,“电影节越来越擅长表彰‘好的作品’,却越来越难以容纳‘难的作品’。”

于是,国际电影节展呈现出复杂的矛盾:它既是打破文化壁垒的力量,却也在形成新的文化权威;它需要保持艺术判断的独立,又无法完全脱离市场、资金与政治环境的影响。

对于高世名而言,重新审视电影节的制度结构,并不意味着否定它过去的贡献。电影节的价值,不应仅仅在于确立一种被广泛接受的艺术标准,也应当允许这种标准不断受到挑战。更何况,当下电影正经受着技术变革带来的外部危机。

3

技术改变电影节边界

长期以来,电影节通过首映、媒体评价和行业交易,帮助电影建立国际声誉、寻找发行渠道。然而,流媒体平台的发展正在改变这一传播路径。

论坛上,乔凡娜·芙维提到,一些电影在进入电影节之前,便已经完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发行权益销售,电影节不再是作品寻找国际买家的起点。

而流媒体平台的加入切实改变了市场的买家结构与交易方式。2021年,Apple曾以2500万美元购得圣丹斯电影节影片《健听女孩》的发行权,创下当时的交易纪录。此后,流媒体平台的采购策略又有所调整,行业数据公司Luminate指出,2026年Netflix和Apple等大型平台在电影节市场上的收购趋于谨慎。

与此同时,电影节首映所带来的媒体曝光,也正成为发行方需要权衡的风险。从去年开始一个明显的行业现象开始出现:好莱坞制片厂的大制作新片开始缺席戛纳电影节。据《卫报》分析,随着影评和观众反应通过社交媒体迅速扩散,制片厂越来越担心电影在正式公映前遭遇负面舆论。

2024年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的《小丑2:双重妄想》便是经常被提及的案例。影片在电影节期间遭遇不利评价,随后票房表现不及预期。虽然无法将其商业失利归因于电影节首映,但对于拥有成熟宣传渠道的商业大片而言,提前接受集中评价,已经成为发行策略中需要考虑的因素。

如果说,流媒体与社交媒体改变了电影节的市场功能和传播环境,那么AI就是进一步挑战了电影节长期形成的艺术评价体系。

论坛上,张艺谋提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如果AI生成的电影已经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准,传统电影节是否应该允许它们参加竞赛?

这一问题正在成为现实。今年6月,伊朗裔导演Ash Koosha执导的《紫罗兰之梦》在纽约翠贝卡电影节首映。这意味着AI生成影像已经开始进入既有的电影艺术评价体系,但随之而来的争议也暴露了这套标准面临的挑战。

大部分影评批评影片人物动作和叙事表达的不足,这些批评仍然沿用了传统电影对于表演、影像和叙事的评价尺度,这也导致一个关键性矛盾被搬至台面:当AI改变了影像的生成方式,传统电影的审美标准是否仍然完全适用?AI生成影像是否有自己的评价体系?

相比之下,澳大利亚Tropfest短片电影节的争议更直接地触及了竞赛制度。完全由AI制作的动画短片《SYD CONFIDENTIAL》进入电影节决赛,引发电影人反对,争议围绕在AI作品与传统制作的电影在创作劳动和生产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是否应该接受同一套竞赛标准。

随着AI进入剧本开发、视觉设计和后期制作等环节,简单依据是否使用AI来区分作品,也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电影生产方式。电影节由此面临一个比增设AI竞赛单元更迫切的问题是,重新建立适用于不同创作方式的评价规则。

这些变化正在重塑电影节与电影产业的关系。传统的首映、交易和评价机制依然发挥作用,但其运作条件已经发生改变。尤其是AI的出现,使电影节不得不重新审视那些长期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艺术标准,以及支撑这些标准的创作观念。

电影节曾经帮助世界发现不同的电影。如今,它需要重新思考,如何理解正在发生变化的电影本身。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采写:李欣媛,编辑:姜妍,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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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是阴谋论的黄金年代?| 文化周报

原创 界面文化组 2026-11-08 10:00 韩国

《经济学人》的文章认为,没有比当下更适合阴谋论传播的时代了。

撰文 | 侯嘉煜

编辑 | 李欣媛

“文化周报”继续向你汇总呈现最近国内外文艺圈、出版界、书店业值得了解的大事小情。本周日,我们关注为何当下是阴谋论的黄金年代;愤怒的Z世代如何开始抗争;同人创作平台AO3预计关闭一个月,同人社群经历着怎样的动荡。

图源:视觉中国

没有比当下更适合阴谋论传播的时代了?

阴谋论(conspiracy theories),这个词最早可能出现在1863年的《纽约时报》上,用以概括一项指控:英国插手了美国内战。但类似的历史远比这个词汇本身更古老,黑死病爆发时期,人们怀疑是女巫带来了病毒;明朝中后期,仍有人相信建文帝没有死于靖难之变,而是遁入空门……

到了二十世纪,阴谋论变得更加普遍。尤其在美国,人们相信各种阴谋论的存在。从NASA的登月全程都是在摄影棚里拍摄的到小约翰·F·肯尼迪(即美国前总统约翰·F·肯尼迪之子)没有死于空难;从美国政要和资本家早已被深层政府(Deep State)掌控到9.11是美国政府自导自演,只为对中东发动战争。2021年,一项包括24个国家2.5万公民的民调显示,其中37%的人相信“存在一个团体,秘密操控事件,共同统治世界”。

历史学家安德鲁·麦肯齐-麦克哈格(Andrew McKenzie-McHarg)总结了阴谋论区别于一般谣言的两大特征:第一、阴谋论总是在假设看不见的掌权者在控制世界;第二、它总是导向隐秘的阴谋,真正被揭露的事件如水门事件则很少被关注。

尽管历史上阴谋论总是层出不穷,但最近《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却指出:没有比当下更适合阴谋论传播的时代了。《经济学人》援引了法国学者尼古拉·吉尔霍(Nicolas Guilhot)在其作《阴谋》(Conspiracy)中的观点提出,阴谋论“反映了一种弥散开的社会不适感”,表达了人们对“自由主义被废弃”的失望。尤其在处于社会动荡、时代前景朦胧的历史时期,人们会更愿意用相信简单却稳定的现实。民众往往不愿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有时,事件甚至会超出最有能力的行动者的控制”。”将问题归咎于光明会、蜥蜴人或者犹太人总比直面复杂的现实要好。这是一种特别的安慰。

在国内,同样有很多阴谋论爱好者,图为知名伪史论者何新关于共济会阴谋论的作品。图源:豆瓣

2017年开始流传的匿名者Q(QAnon)正是其中的代表。2017年10月,匿名用户Q在知名论坛4chan上发帖声称,美国存在一个由民主党高层、犹太资本家、好莱坞精英等组成的“深层政府”,他们秘密掌控着国家,暗中绑架儿童并喝他们的血,特朗普正是为了对抗他们宣布参加选举。

匿名者Q阴谋论间接推动了2021年的冲击国会山事件,许多人相信只要特朗普上台,美国的一切问题就会得到解决。时至今日,匿名者Q已经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的公共语言,很多白宫周围的示威者都会因此打出口号。

而让当下成为阴谋论黄金时代的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互联网时代的虚假信息与媒体关联。三名来自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学者对美国最为流行的五种阴谋论:匿名者Q、9.11阴谋、新冠疫情阴谋、UFO阴谋以及地平论进行了研究,发现宣扬这些阴谋论的网站总是与那些以散播未经证实信息闻名的新闻媒体关联,当这些媒体的新闻甚嚣尘上时,阴谋论相关网站的热度随之提高。事实上,2008年以来,虚假信息网站上关于阴谋论的报道显著增加,并且成功煽动了诸如新冠疫情阴谋等阴谋论的广泛传播。

谷歌智库Jigsaw group的报告则提出,过去十年,阴谋论的数量并没有超过以往水平,但它们确实更易传播了。在过去,阴谋论爱好者只能聚集在深夜广播电台或者边缘网站中,通过自费书籍或信件交流,但如今,他们可以聚集在8chan或Meta的群组内,并且为数不少——Meta的一些地平论群组成员超过了5万人。这甚至产生了“主流”效应,让许多人因为阴谋论的规模信以为真并加入其中。一位受访者告诉Jigsaw group,自己选择相信阴谋论是因为“这让我感到自己正在做一件好事,自己是解决问题的一份子。”

一张互联网阴谋论冰山图,集合了众多网络阴谋论。图源:4chan

在刚刚过去的美国中期选举期间,同样滋生了许多阴谋论,这些论断主要由共和党支持者发起,他们认为民主党的成功是由于操纵大量非美国公民身份的移民参与了投票。《华盛顿邮报》调查发现,早在中期选举进行之前,近六百个共和党立场的社交媒体账号、播客或者网络媒体已经发布了超7000条质疑选举公平性的贴文,尽管这些内容从来没有被证实。

世界各地的Z世代选择抗争

从5月的印度“蟑螂运动”到席卷法国的高中生抗议,从法兰克福的海贼王旗帜到塞尔维亚的“学生名单-学生获胜”,许多Z世代正在形成一股力量抵抗旧有秩序。

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在《卫报》撰文表示,“一场全球性的青年地震正在发生。”他指出,这一波全球性的青年运动接续了2024年发生在肯尼亚的抗议以及2025年发生在尼泊尔、印度尼西亚、摩洛哥、智利等地的青年抗议浪潮,在澳大利亚与英国可能还将有新的运动发生。

这一系列Z世代抗议有着不同的诉求。在巴黎,人们对持续已久的教育资金不足问题表示强烈愤怒;而在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青年们为紧缺的经济适用房问题争论;印度的“蟑螂”们则呼吁教育公平和就业机会的开放……

11月6日,法国的高中生抗议再度爆发。图源:视觉中国

在戈登看来,相比于以往发生在各国,完全基于本国问题的青年抗议,例如孟加拉女性反对童婚或者尼日利亚青年争取教育权,如今的Z世代地震则基于极其类似的语境:全球性的青年危机正在威胁每个Z世代。这些危机包括且不限于就业危机、教育危机、住房危机乃至情感与婚姻问题,戈登将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代际与阶层间的资源不平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期的一项报告表示,全球公共债务水平仍在持续上升,并可能于2028年达到二战水平,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地区冲突引发的能源价格飙升以及持续的经济增长放缓和金融紧缩。并且由于国际局势的紧张,紧缩的政府支出也被优先用于国防支出而非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上。

经合组织(OECD)的统计则表明,该组织成员国近半数健康社会保障支出都流向了占总人口18.5%的65岁以上人口,其中养老金占据了总社会支出的38%。

2025年,尼泊尔的抗议者将草帽海贼团的旗帜挂到皇宫大门上。拍摄:Sunil Pradhan,Anadolu通讯社;图源:Getty Images

这些促使Z世代们为争取他们的权益走上街头,那些承诺他们会比父母一代过得更好的政治宣传都不再被相信,他们希望在当下实现公平。《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将其称为“Z世代社会主义”(Gen-Z socialism),这是“为TikTok时代打造的左翼品牌。”

文章指出,二十一世纪初所关心的议题,诸如气候、种族等如今已经成为边缘议题,年轻人倒向左翼是因为更加切身的原因,对通胀、住房、AI乃至不平等所带来的焦虑。在他们眼里,整个社会经济体系已经彻底失衡,巨头企业不断膨胀,侵入到生活的每一处,收割着人们的财富。GDP持续走高,但日常生活不仅没有改善,成本反而越来越难以承受。

但在《经济学人》看来,Z世代社会主义并不是基于社会立场的抗争,而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运动。这项运动的核心原则有三个,首先是零和博弈,即认为社会资源有限,因此必须通过掠夺而非创造获得资源;其次是应当由富人补偿社会,把他们掠夺的财富归还;第三,对私有企业抱有敌意,认为应当由政府管理分配社会资源,保证生活。《经济学人》认为这些诉求过于简单,没有考虑实施后的后果,事实上是对社会的根本性破坏,因此必须反击这种对“繁荣的威胁”。

《经济学人》认为,这是“TikTok时代”的社会运动,社交平台使得愤怒和团结的呼吁难以被屏蔽或管制,印度的“蟑螂运动”起初正是在社交平台上完成集结,而梗图以及短视频更是促成了抗议人群的彼此交流。在法兰克福街头,抗议者们戴上草帽,舞动经典日本漫画《海贼王》中草帽海贼团的旗帜抗议精英阶层,而海贼旗也曾出现在尼泊尔街头。无独有偶,在缅甸、泰国的抗议中,出自《饥饿游戏》的三指手势也成为共同的抵抗信号。

这两部作品有着世界范围的影响力,它们都讲述了一个关于底层年轻人抗争精英与权贵的故事——《海贼王》的主角路飞和他的伙伴一边寻找传说中的ONE PIECE宝藏,一边面临着世界政府及其背后垄断所有财富的“天龙人”的追击;《饥饿游戏》中,凯特尼斯被迫在“施惠国”举行的饥饿游戏中求生,最终成长为反抗军领袖“嘲笑鸟”。德国新闻周刊《明镜》认为,将流行文化引入抗议之中,能够引起大范围的共鸣,人们对这些故事早已心知肚明,因此“示威者无需明确表达他们的价值观,他们已经戴上了草帽。”

来自荷兰特文特大学的埃利亚斯·柯尼格(Elias Koenig)近日在美国杂志《雅各宾》上发表文章指出,“不知为何,像缅甸游击队青年、印尼送货员和法国高中生这样多样化的群体,都开始把自己视为一个名为‘Z世代’的政治主体,仿佛这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这背后的原因,则“只能通过参照全球年轻人面临的根本政治和经济挑战来解释:经济不稳定、生态崩溃以及日益升级的帝国暴力。”

《经济学人》对Z世代的警惕或许也正来自于此:它要求Z世代给出明确的解决办法,却不要求它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力量解决问题。

AO3宣布维护四周

同人社群反应各异

10月30日,知名同人写作分享平台AO3(Archive of our own)宣布由于安全问题,平台将进行下线维护,预计持续四周。消息一经发布,推文在两小时内浏览量即突破百万。负责运营AO3的非盈利组织“变革作品组织”(Organization for Transformative Works,OTW)创始人瑞贝卡·塔什内特(Rebecca Tushnet)表示,平台遭到了入侵,志愿团队正在追查入侵路径,并保证没有任何数据泄露问题。有粉丝怀疑此事件与近期的PHP末日有关,PHP是互联网70%的幕后软件使用的语言,不过OTW很快澄清,网站基于Ruby on Rails建立,没有受到相关影响。

据《纽约时报》报道,AO3拥有1200万名用户,保存了1800万件作品,涉及8.3万部来自影视、书籍乃至名人相关的原典。作为当前全球互联网最大的同人创作分享平台之一,此次下线维护已经引起了同人社区的震荡。例如AO3将缺席NaNoWriMo(National Novel Writing Month)的整个周期,这是一项从11月开始的写作挑战活动,与AO3的维护时间重合。还有许多同人社区活动都将缺少AO3的参与,就像《暮光之城》粉丝的HOAHOA季节活动,即在秋季到来的时间重温这部经典作品并创作同人的常规活动。连AO3自己举行的Kinktober,一项十月进行的团体写作活动也因此没有成功收尾。

AO3官网

对于在AO3上发布作品的创作者来说,他们还可以在网站维护期间将作品发布在其他平台,如Space Battles,尽管这可能带来连载作品不够连续等问题,但可以保证读者们保持追更。但更大的问题在于,AO3已经形成了极其独特的社区文化,这种体验是其他平台不可替代的。例如AO3的标签文化,要求创作必须严格打上标签以提醒或警告读者,建立他们对作品的预期或提前避免造成伤害的内容,比如Crack Treated Seriously是指严肃地讲述一个搞笑故事,Idiots in Love则是经典的恋爱脑设定。

读者的评论和赞同样重要。一名创作者对科技新闻网站《404media》表示,“评论能让作者改变整天的心情,恢复他们的生存意志……看到有人一章一章地体验你的故事,会让你非常有动力,也让写作过程不再那么孤独。”对于难以获利的同人社区而言,反馈与互动才是更为重要的。

更难能可贵的是,AO3是一个纯粹的非营利平台,尽管它需要保存近两千万篇小说以及大量用户数据,但它既没有收取存储费用,也没有设置付费阅读,整个运营团队完全由志愿者组成,但这也成为AO3下线背后最大争议的起因。

就在AO3宣布关闭后不久,一个以Vibe coding方式搭建起来的资源网站ao3.life爬取了AO3的数据,为读者提供作品的EPUB版本以及AI生成的有声书,前三分钟免费,后续则将收取一定费用。ao3.life声称原作者将从中获得91%的收益,网站则只扣除9%的成本。网站上线24小时后获得了126,592名独立用户,但也因此收到了两千多份下架请求。网站创始人Ganesh辩称,出售AI有声书仅仅是为了覆盖网站运营成本。

而类似的分享行为更多发生在Reddit和Discord社区上,一些人公开了他们从AO3下载的作品的Google Drive链接,甚至开始售卖,而作者本应有权决定是否将作品开放以及从中获利。由于同人创作通常是基于原作进行的二次创作,因此天然存在版权方面的暧昧性,这也是为何AO3不允许发布作品获利。但如今,有人正通过售卖链接的方式转卖创作者的心血,这不仅是对其劳作的侵犯,还有可能使得其担负连带责任。事实上,这不是同人文第一次被用于商业售卖,2024年,Etsy就曾出现过将同人文重新包装并印刷出售的事件。

AO3的下线维护似乎只有一个月时间,但却突显出了同人社群不得不面对的种种问题以及需要回应的挑战:不存在一个永久可靠的分享平台,人们不得不开始思考如何保存资源;基于互动的非营利同人社区如今也要面对版权和AI爬虫的威胁。“这就是我们的9.11”一位读者如此总结。

参考材料: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26/06/04/how-to-fight-back-against-gen-z-socialism

https://www.spiegel.de/kultur/literatur/one-piece-in-deutschland-warum-bei-jugendprotesten-eine-strohhut-piratenfahne-auftaucht-a-401584f4-9149-47d0-98a2-e2fea14a8d6f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6/nov/02/global-youthquake-young-people-anger-protest-liberal-democracy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6/nov/02/global-youthquake-young-people-anger-protest-liberal-democracy

https://www.euronews.com/2026/10/11/teen-revolt-or-revolution-the-student-protests-threatening-frances-presidential-race

https://www.fastcompany.com/90736100/we-are-not-living-in-a-golden-age-of-conspiracy-theories

https://qz.com/ao3-fan-fiction-site-offline-security-intrusion-103026

https://www.wired.com/story/people-are-creating-survival-guides-to-cope-with-the-ao3-apocalypse

https://www.404media.co/vibe-coded-ao3-clone-site-down-after-fanfic-authors-buried-it-with-2-000-takedown-notices-in-a-single-day/

https://www.404media.co/archive-of-our-own-ao3-down-maintenance/

https://www.thecut.com/article/archive-of-our-own-down-maintenance-one-month.html

https://techcrunch.com/2026/10/29/fan-fiction-site-archive-of-our-own-could-be-offline-for-up-to-4-weeks/

https://www.404media.co/ao3-down-outage-reactions/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侯嘉煜,编辑:李欣媛、姜妍,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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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庆屹:在父母身上,我看到了“地老天荒”的确切含义 | 专访

原创 界面文化组 2026-11-03 10:00 北京

记录下来的事物会如原野上摇曳的青草,去抚慰那些未来需要面对的日和夜。

图片

采写 | 实习记者 席梦茹

编辑 | 姜妍

2023年初,陆庆屹从北京回到贵州独山,接替哥哥照护病重的父亲。就在他回家的第二天早晨,父亲安详离世,他趴在父亲身上痛哭了一场。守灵的第一晚,独自坐在火盆边的陆庆屹听到从母亲屋中传来若有若无的歌声——是《何日君再来》。病重卧床的母亲,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和至爱之人做着最后的告别。隔年中秋节前后,母亲也离开了。曾经住着一家五口的老屋,逐渐空了下来。

很多人初识这个家庭,是通过2019年上映的纪录片《四个春天》。对于陆庆屹来说,这部影片是一份献给年迈父母的礼物。他将镜头对准自己的家人,记录下独山小城中一个普通家庭的日常图景,其中展露出来的不加修饰、饱满动人的家庭关系,激起很多人对于亲情和故乡的讨论,触动了万千观众的心。他的父母虽然不善言辞,但总是爱玩、爱闹、爱笑,对待人生的大事小事,偏能用达观的态度淡然处之,平静中承受着生命给予的馈赠与所有的失去。

如今,距离《四个春天》记录的最后一个春天已经过了十年,陆庆屹的身上有了一种被时间追赶的紧迫感。在接受界面文化的专访时,他谈及亲人离去后的生活与创作,表示最近几年自己总是在思考如何利用好余下的创作生命,借由自己的文字和影像为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不久前,他的散文集《落在我身上的雨》出版。在书中,他以追忆式的口吻写起父亲和母亲在世时的过往人生,也再次回望曾莽撞、迷茫和美好的青少年岁月。他从记忆的长河中打捞出许多被忽略的生活细节,也对父母和自己的人生有了更多感悟。

当告别真正到来

1991年夏天,陆庆屹的父母从独山出发,去往两个儿子所在的城市——北京,待了两个星期。他们在兄弟俩的带领下,在北京的各处游逛,同时用相机记录下一闪而逝的瞬间。

到了离别的那天,难过和不舍的情绪笼罩在众人心头。陆庆屹将旅行期间拍下的照片洗出时,发现其上显影的父母有着明显的衰老痕迹。“那天下午突然就意识到,他们会越来越老,然后终有一天会离开。”想到父母终有一日会离开的陆庆屹,躲在被子里哭了很久。此后,他开始试着理解父母,并去共情他们曾经做出的选择。

三十多年后,当年一同到北京前来探望他的父母,已相继离世,而他“此前所担忧的一切,终于变成了明确而残酷的答案。”在母亲的告别仪式上,陆庆屹哭到失控,当场晕了过去,他怎么也想不通,曾经挤满五口人欢声笑语的老家,为何如今变得空空荡荡。“一个人明明活得那么明亮,有这么多证据证明他们活着,竟然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如今,他每每细想父母的人生,总是因遗憾而感到心痛。“这样热情、好奇、向往自由的生命,就被这几万人的小城,囊括了一生。生活的种种责任,燃尽了他们最好的年华。退休之后又遭遇家变,生命的灯火很快转弱,匆匆熄灭了。”

陆庆屹很早就与教物理的父亲谈过死亡,这个在中国文化语境下略显沉重的话题。父亲认为,人归根结底不过是一团物质,生命结束只是意味着换了一种形态存在,“最终会变成山川大地”。这种观念与陆庆屹之前在藏地旅行时感受到的面对生死的超然态度如出一辙。2019年6月的一天,他和同行的朋友在西藏一座古老的寺庙中闲逛,正好遇见一群信众在转山,这些人的脸上都显露出专注和虔诚的神情。陆庆屹起初并不理解这种行为,便扭头去问同行的藏族司机,对方脱口说出的答案让他至今印象深刻。司机师傅平静地谈起一种更加古老的、延续至今的生死观,“好像我们就有这个意识,就是人到了30岁以后,其实就过了生命中最旺盛的阶段,这时就已经开始为死亡做准备。”陆庆屹接受这种解释,但依然无法完全消除分别时产生的痛苦。他对界面文化说,思念就像震荡后的余波,渐渐平静,却也可能因为一件旧物、一件小事而再次泛起。

失去亲人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陆庆屹会躲避到工作的世界中,整天整夜地剪辑,不然就是开会,或者与别人谈事。他甚至不愿打断思念,只是任由自己沉浮在情感的漩涡中。但他后来意识到,生活并不会自行停止,摆在自己面前的依然有大把光阴。与此同时,他也逐渐放下了过去的一些念想。小时候,他总想向父母证明自己能够养活自己、能够做成一些事情;如今,这些动力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比起能够证明自己,他开始更专注于一个问题:对于自己有限的生命来说,还能够做些什么?还能把什么做到更好?于是,从最初的影像创作,到后来的文字,他通过不断记录,让自身的乡愁能够安放,也得以在回望中找到一条归家的路。

陆庆屹 著

新星出版社·新经典文化 2026-8

从家庭到故乡

陆庆屹在上高中的年纪就离开了家乡,之后在广阔的社会上不断找寻着自己的位置。他当过矿工、踢过足球、画过画、在酒吧唱过歌,也做过广告公司职员,后来一度迷上摄影和写作,从此将创作作为自己一生的“志业”。在世俗意义上,他坦言自己活成了“别人家的孩子”的反面,但父母却从未因此责备过他。他说:“爸妈认为,工作是生存的一种形式,只要孩子们开心快乐地活下去,有自己的价值便好。”

陆庆屹告诉界面文化,“父母总是抱持着宽容温厚的态度,怀着一颗对待他人的怜悯之心。”在这一方面,他受到的影响最深。他讲起一件未在书中写出的往事:从小学二年级左右,一直到高中离家,这将近十年的光阴中,家中一直会有亲朋好友家的孩子来借住,有时一住就是三四个。家里的经济条件并不十分宽裕,但父母从来不收取任何费用,甚至有人拿钱来,也会将之退回去。父亲教这些孩子数理化,母亲教他们语文。家里床不够,陆庆屹就睡在沙发上,把床让给寄宿的孩子。他的父母始终相信,上学对于这些乡村出身的孩子们是一条摆脱困境的现实出路。对陆庆屹来说,父母的这些行为并非刻意为之,而是他们在几十年生活中自然而然做出的选择。

他的父亲陆运坤是退休中学教师,寡言而温和,平日喜爱摆弄各种乐器、练习书法、摄影摄像。母亲李桂贤开朗爱笑,年轻时做过图书管理员,喜欢阅读、唱山歌。他们在年轻时下放到乡下,早时生活条件困苦,无法尽如人意,但他们从不抱怨,母亲常说“人活着就是为了解决问题的”,因此李桂贤身上常有种天真的好奇心和顽强的生命力。住处所在之地格外荒凉,父母二人就从铁匠处借来两把大锤,在家后门外辟出两块平整的地,再不辞辛劳挑着担子从两里地之外一趟一趟运回黑泥,种上白菜、小葱等容易生长的蔬菜。对于陆庆屹来说,他也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慢慢习得了父母教给他的赞美和感恩生命的态度。“以前我叛逆的时候,觉得这世界对不起我。“后来这些都越来越不重要了,在这个意义上,他觉得自己不断靠近父母生命的本质,”对生命的态度,我觉得是越来越像了。”

所有具体的生活经验都构成了陆庆屹理解故乡的一部分。父母去世之后,他也曾有过一段时间觉得自己不会再回去,“我不知道回去的意义在哪里。”但后来他才想明白,家里留下的旧物、仍在故乡生活的亲友,以及他熟悉的食物和人情,都没有随着父母的离去而消失,而他始终在想念那片山水。早在2012年,陆庆屹就在豆瓣网上传了一个相册,名叫《回家》,其中存放着春节回家时拍的家庭生活,还有老家的景象,基本上都是很日常的东西。成为家乡的旁观者之后,他有了新的视角去观望故乡的生活方式、人情、风物,也贪婪地将所有看到的一股脑记录下来。

图源:散文集《四个春天》插图

2007年,购入一台相机之后,陆庆屹回贵州待了几个月。在拍摄稻田的过程中,起伏的绿浪中突然冒出一个农民的身影,这让他一下子受到触动。“我是吃他们种的东西长大的,我跟他们是有联系的。”母亲很早就和陆庆屹说过类似的道理,但是直到亲眼目睹,他才有了更加切身的体会。也是待在家乡的这段时间,他开始去菜市场拍摄一位打小就认识的卖菜老太太。得知他的来意后,老太太主动招呼其他人过来一起出镜。她们脸上的朴素笑容很有感染力,陆庆屹不由自主拿起相机,记录下她们买菜时的样子。对陆庆屹而言,因为有了和故乡的连接,他才不至于如无向之船始终漂泊在生活的河流上。如他在采访中所说,自己只是在慢慢调整与故乡的距离。

如今,陆庆屹经常怀念跟随父母去山里转悠的日子。他的家乡独山县坐落在贵州南部,城东郊外有一道凭空塌陷的峡谷,绵延几百里。进入峡口前有座小山坡,山坡顶上有一口池塘,池塘东南角裂开一道缝隙,有一股水线汩汩涌出。有一次父亲曾指着那道裂缝对他说:“就往那大河口过去,汇聚成一条河,再从山那边往东边走,经过贵州的三个县,进入柳江之后穿过广西,进入西江,最后从珠江口到大海。流到大海之后,它就可以流到全世界了。”

十几年之后,陆庆屹到广东肇庆出差,在一个空闲的下午,同事带着他往西江行驶,车窗正对的远处,出现一道铺满绿草和野花的长堤。等他们下车走上堤岸,眼前陡然出现一条宽阔的大江,往两侧望去茫然不知所终。他愣了愣,猛然想起多年前父亲站在贵州的小池塘旁说过的一番话,心不由自主地剧烈跳动。他意识到,从独山那个小池塘流出来的水,哪怕只有一滴,也远隔万水千山和自己相遇了。

图源:纪录片《四个春天》

记录,未完待续

在开始拍摄《四个春天》之后,陆庆屹发现:“当把生活用镜头框起来,去观察它,记录它会发现那些习以为常的细节背后,其实有着深厚的情感在。”而这些细节过往都因处在日常生活的背景下,而被忽视掉了。纪录片《四个春天》中有这样一幕,天井对面,母亲在缝纫,父亲在唱歌、打拍子。陆庆屹说:“我没忍心打扰这宁静,偷偷地拍下这张照片。这是我第一次在一定距离外,长久地凝视我的父母,我仿佛看到了‘地老天荒’这个词的确切含义。”

记录始终是他观察生活的重要方式,但这条准则放到姐姐陆庆伟身上时,却暂时失灵了。陆庆屹一直想单独为姐姐创作出一篇作品,但囿于现实因素迟迟未能完成。在整个青少年时期,陆庆屹和姐姐关系最为亲近,他毫无保留地和姐姐交付心事,只听她一人的话,甚至有的时候父母想对他说的话也必须通过姐姐来传达。然而姐姐很早就离家求学,后来大学毕业后留在沈阳工作,姐弟俩共同生活的时间其实很有限。他了解姐姐在家时的样子,却不清楚她在学校和工作中经历了什么。

2014年,姐姐在结束与肺癌的斗争后去世,她生前的好友们从沈阳辗转赶到独山,为她守了一夜灵。陆庆屹告诉界面文化,他至今还记得自己当时的震动。他说,她不只是朋友多,而是“真挚”,从中能感受到强烈的情感浓度。他想过去找这些人,补齐姐姐人生中的“拼图”,但发现早已和其中的不少人失去了联系。他也想专门为她创作一篇作品,但散文写起来同质性太强,很难容纳他想写的东西,于是便转向小说,只是他“没办法凭空虚构姐姐的人生。”如今,他仍然在继续创作,且计划筹备电影。他向界面文化解释道,纪录片要等待现实中的事情发生,但是虚构作品则可以处理现实中已经无法再拍摄的场景。

图源:纪录片《四个春天》

陆庆屹从小喜欢淋雨,六岁时贪玩在雨中奔跑,惹得原本等他的母亲也加入了这场热闹的追逐中。后来他在清华园,和友人寒松一起漫步在一起在如诗的春雨中漫步。他写道:“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打过伞,喜欢上了雨点与我之间的缘分,它们经过那么漫长的行程,也许就是为了落在我身上。”

对他而言,生活本身就是不断经历、不断感受,而经历过的所有事物都可能像雨一样,在漫长的岁月之后重新落回他的身上。尽管记录不一定能挽回失去的事物,却能让身处其中的人停下来重新看一眼经历过的生活,不要患上《百年孤独》中梦魇一般的“失忆症”。他说:“人在生活中总是带着某种情绪漂流,而记录的意义,是偶尔在时光的河流中‘下一下锚’,让自己重新看见已经走过的路。”而记录下来的事物会如原野上摇曳的青草,“去抚慰那些未来需要面对的日和夜。”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采写:席梦茹,编辑:姜妍,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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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抓起刀一样拿起,用记忆刺向记忆|一周荐书

原创 界面文化组 2026-11-02 10:00 上海

关键词:埃彭贝克、工人写作、母女回忆、反思数字时代、医疗史、文学与全球化、外省青年、灭绝鸟类

撰文 | 王鹏凯

编辑 | 姜妍

《一块滚石》

小海 著
单读/铸刻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6-10

小海十五岁那年,家人花1200元请一位技校老师将他从河南老家带到当时的淘金圣地深圳,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打工与漂泊。在非虚构自传《一块滚石》中,小海书写了自己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的车间与宿舍度过的漫长青春,在工厂经历的各种“第一次”:第一次上夜班、第一次被偷被骗、第一次听摇滚、第一次接触女生......以及后来在北京皮村文学小组的生活和创作经历。小海的语言野生、直爽,仿佛摇滚乐式的呐喊,如张楚在序中所说,小海不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人”,而是“一个完全特别的个体”,他没有太多地去利用社会的关注标准,而是专注于一种个体化的表达。

本书的英文版 Adrift in the South 今年早些时候由英国文学杂志格兰塔(Granta)出版,并在英语世界引起广泛关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一篇评论指出,小海的写作具有19世纪欧洲成长小说的风格,有时还接近狄更斯式的笔触。《观察家报》也写道:“对于任何曾经觉得自己被卷入一种并不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却又不愿如小海所说‘放弃自己’的人来说,这个故事都会引起共鸣。”

《东德童话》

[德] 燕妮·埃彭贝克 著 龚琦 译
理想国·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26-10

今年九月,燕妮·埃彭贝克刚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中国之旅。在不同的活动场合,她总是被问到这样的问题:她为何如此关注历史?成长于东柏林的经历对她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她的首作《东德童话》中,我们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本书收录了《老孩子的故事》和《文字之书》两部中篇小说。《老孩子的故事》讲述了一个不会老去的街头孤儿,在一所“儿童之家”的经历。女孩总像幽灵一般游荡,其他人明白生活如何辜负了自己——生活欠他们一份存在于这个体制之外的自由——而她认为,自由在于不需要去推搡任何人,这自由就在体制的墙内,此外无处可寻。在《文字之书》中,埃彭贝克透过“我”的口吻和目光,重新审视成长过程里接收的词汇及其背后的世界,“像抓起刀一样拿起记忆,对准它本身,用记忆刺向记忆。”在这两篇故事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更简练、也更柔软的埃彭贝克,但其中也已经显露出她日后的创作主题和特质:对体制的凝视,以及对历史、记忆与个人生活的交织考察。

《我的风暴,我的庇护所》

[印度] 阿兰达蒂·洛伊 著 郑诗画 译
新经典文化·新星出版社 2026-9

在凭借首部小说《微物之神》赢得布克文学奖并一举成名后,作家阿兰达蒂·洛伊的母亲有一天将她叫到床边,询问其中一个段落的来源,该段落描述的是父母将双胞胎孩子推来推去,互相喊着“你把他们带走,我不想要。”母亲问洛伊,是谁告诉她的?她当时那么小,不可能记得。洛伊说那是虚构的。母亲冷冷地说,“不,不是。”在那一刻洛伊意识到,痛苦的记忆有时已经与想象交融在了一起。

这构成了这部回忆录的情感基调。在洛伊的记忆中,母亲的异常、专横与保护、养育是交织在一起的,她创办学校、为妇女争取权益,也用暴烈的爱在她身上刻下伤痕,“她既是我的庇护所,也是我的风暴。”《洛杉矶书评》用“母系幽灵学”(maternal hauntology)来形容这种关系:母亲变成了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所有当下的经验都通过它被消化吸收。

透过这些回忆,洛伊从《微物之神》到《极乐之邦》以来的写作主题都有了生活根源。一次在母亲病房经历情绪崩溃后,洛伊写下:“那些纠结的情绪,所有扭曲、纠缠的愤怒,还有那些由种姓和封建等级织成的腐臭丝线,即便在我们最疯狂、最脆弱、最接近死亡的私密时刻仍会潜入我们的灵魂……难道我们必须杀死自己的母亲,才能驱除内心的这种恐惧吗?”

《面对疾病》

梁其姿 著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6-10

人为什么会得病?它是源于身体、气候、风土还是道德?面对疾病,古人有着怎样的知识系统?他们的身体观、生死观、宇宙观又是怎样的?在本书中,历史学者梁其姿以医疗社会史的视角,考察了古代中国有关身体和疾病的观念与想象。

不同于英雄式、代表科学进步的研究主流,梁其姿捕捉到正统儒医之外活跃在民间的小人物医者,比如赤脚医生、江湖郎中、草泽医乃至巫医,尤其用相当的篇幅为“三姑六婆”正名,对女医这类近乎“历史的失踪者”重新赋予价值和意义。此外,梁其姿还试图打通中西医对疾病的认识论,主张回归古病名及其历史语境,分析其内容与变化。她举出,如果将脑溢血简单翻译为中风,就忽视了“风”作为“六淫”之首的独特性;如果“癞”即等同于今天的汉生病,将低估古代癞病的复杂性,也无法体现为何它又被称为“麻风”。

本书初版于2012年,此次增补版在维持原作的基础上增添5篇论文,多数来自梁其姿近年来的最新研究,她试图将研究重心从明清时期的江南推进到近世率先面对航海时代全球化的华南,透过这些早期的中西跨文化经验,来更全面地理解中医的近代转型。

《跨区域》

[德] 奥特玛·埃特 著 任海燕 易佳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6-10

在全球局势持续动荡的当下,如何理解世界成为了更迫切需要被重新诠释的问题。在《跨区域》一书中,学者奥特玛·埃特选择通过对文学的考察来回应这一问题。他提出,全球化并非晚近出现的现象,而是一个绵延已久的进程,可划分为四个加速全球化阶段:伊比利亚殖民扩张阶段;英法主导阶段;美国崛起为全球霸权阶段;以“多重视角的丰富性”为特色的阶段。透过分析四个阶段中不同地区的文学作品,埃特试图挑战传统的国界和地理限制,他主张不再用中心-边缘的标尺丈量各地文学,而是去看见多元声音共存的可能,关注跨区域、跨群岛的流动世界与“共生”,以此审视全球化和文学之间的深层关联。比如在伊比利亚强权推动的全球化背后,是各个领域对于古典时代视野的超越,科技知识与神话知识、地理信息与文学素材、航海理念与信仰观念都在当时密切交融,它所牵涉的,不只是在美洲的发现之物,同样还有那些被投射至美洲,因而被“发明”之物。

《我,外省青年》

周凯莉 著
花城出版社 2027-1

那些离开家乡、奔赴远方,却始终无法真正“留下”的年轻人,最终走向何处?随着近年返乡潮的涌现,类似的问题开始成为当下的普遍关切——如何在没有标准答案和显性规则的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何平衡家庭倾尽所有的托举与个人奔赴远方的野心?一个普通女性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决定自己的命运?这背后是个体与时代的紧密共振。

本书以“小镇做题家”进入大城市的流动与迁徙为核心,覆盖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社会变迁最为剧烈的二十年——香港回归、非典、北京奥运、楼市爆发、移动互联网带来资本狂热等时间点,作者周凯莉从个人命运出发,写下一个80后女性穿过三十年时代变迁的成长,以及在出走半生后,如何重新理解故乡、父母、亲人和自己。

《必须保卫现实》

[德] 约阿希姆·鲍尔 著 尤岚岚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6-11

“启蒙运动曾经让人类从蒙昧走向理性,而如今,我们正在经历一个企图引导我们重回蒙昧状态的催眠过程。”在《必须保卫现实》一书的开篇,作者约哈希姆·鲍尔写下了这样的警告。他指出,随着ChatGPT、DALL-E、Midjourney等产品的出现,人们对数字技术的威力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敬畏之情,并对其承诺深信不疑。于是,数字交流和体验空间取代了现实感:他人帮助我们行走和思考,直到我们再也不会独立行走和思考。与此同时,一种超人类主义叙事及其背后的数字神秘主义,比如科技巨头热衷的数字永生,正在试图模糊现实和虚拟的界限。

这本书是鲍尔对这一催眠过程的抵抗。他从新兴的社会神经科学角度出发,指出人类和人工智能之间最根本的区别是人类有一种内在的、在出生之时就已经根植于身上的对世界的兴趣,它主要靠人类身体与外部现实建立联系,并在与社会的互动共振中形成“自我”。基于此鲍尔提出,要在数字时代守护人性,就要回到现实,重新唤醒同理心、信任与合作。正如真实的植物不能在模拟的土壤和阳光条件下生长一样,真实的人类也无法在模拟的或是虚拟的世界中茁壮成长。

《鸟儿永不归来》

谢熠 著
光启书局·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6-10

随着观鸟在近年逐渐成为一项热门活动,越来越多人开始迷恋与欣赏羽翼之美,同样也受羽翼之美的触动投入到鸟类的保护之中,然而,一些鸟儿已经永远无法归来了。《鸟儿永不归来》共书写了9种灭绝鸟类的故事:大海雀、白令鸬、威克岛秧鸡、莱桑岛秧鸡、镰嘴垂耳鸦、冠麻鸭、极北杓鹬、细嘴杓鹬、旅鸽。它们仅仅消失在离我们即近的时代,最近的发生在2025年10月。尽管灭绝原因各有不同,但从商业捕猎、工业化到生态破坏,这些成因都与人类直接相关。

本书作者谢熠自2024年起,出于长期的业余研究兴趣创办并独自维护网站“绝迹志”。在本书中,谢熠不仅系统梳理了鸟类灭绝的故事,还透过这些案例对人类提出警示:在鸟儿身后,人类注定要面对他们自己那发达却破碎的,与自身演化不尽匹配的世界。以演化的尺度看,人类被赋予的禀赋还远没有适应今日复杂的世界,今天人类的大脑与它最开始在小型狩猎群体中演化出的形态区别不大。其间的历史比起地球,比起鸟儿演化的千万年来说,是沧海一粟,却留下了深刻的伤痕。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王鹏凯,编辑:姜妍,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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