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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A在中国最难熬的一年

徐珊珊 2026-11-16 21:12 上海

以下文章来源于:远川科技评论

远川科技评论

刻画这个时代(的前沿科技)

旧车卖不掉,新车才等到

刚刚过去的Q3财报季,堪称德国车企的比惨大会。

三季度大众收入752.77亿欧元,营业亏损58.6亿欧元,创过去十年最大单季亏损;前三季度收入2333.78亿欧元,卖了600万辆车,利润0.71亿欧元。

单看汽车业务,前三季度收入从去年同期2131.32亿欧元微降到2056.17亿欧元,但营业利润从22.16亿欧元转为负19.72亿欧元。

问题主要是一次性费用:软件公司CARIAD和电池业务计提了23亿欧元,保时捷商誉减值64亿欧元加上中国合资企业资产缩水10亿欧元。加回这部分损失,财报其实没那么糟。

表中各品牌业务的收入利润未考虑抵销项

作为德国高端制造门面,BBA的压力就比较大了。

奥迪的财报里包含奥迪、宾利、兰博基尼、杜卡迪四个品牌,即大众旗下的“进取(Progressive)品牌组”。

但进取品牌组三季度的表现不太进取,收入128.86亿欧元,同比下滑18.5%,营业利润0.29亿欧元,同比下滑93.9%。

奥迪贡献了90%以上的销量,但贡献利润只有40%,赚钱主要还是靠高利润的兰博基尼。

宝马的情况也不太乐观,三季度收入304.52亿欧元,息税前利润15.89亿欧元,前三季度收入和息税前利润分别为927.18亿和52.24亿欧元,同比下降7.3%、35.2%。

按照宝马官方口径,除去美国关税影响,收购华晨宝马剩余股权产生的折旧摊销,让利润率下降了1.2%,但即便没有这部分成本,汽车业务利润也已经跌去四分之一。

表中各业务收入利润未考虑内部交易抵销

隔壁的奔驰三季度乘用车业务收入223.74亿欧元,调整后EBIT5.6亿欧元,直接腰斩;前三季度收入683.19亿欧元,调整后EBIT同比下滑40%。

奔驰没有一次性费用,主要因素就是车卖的不好。三季度自由现金流暴减87%,原因就包括因库存增加占用现金20.6亿欧元。

奔驰管理层解释是为四季度冲量主动备货,但造出来的车能不能卖掉,只有等四季报了。

表中各业务收入利润未考虑内部交易抵销

问题出在了哪里?

最大变量

问题出在中国市场。

三季度,奔驰全球汽车销量同比下滑6.4%,前三季度整体销量从160.16万降至150.31万辆。宝马三季度交付量55.1万,下滑6.3%,前三季度同样下滑4.9%到170.78万辆。

但如果剔除中国/亚太市场,奔驰前三季度销量同比上涨3%。宝马同比上涨1.28%。

大众剔除中国市场后,销量还是下滑的,但情况会好很多。

前三季度,大众全球销量下滑9.3%,剔除中国/亚太市场后,销量只下滑了0.03%,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奥迪所在的进取品牌组算上中国/亚太市场,前三季度销量下滑11.3%,不算中国,降幅收窄到3.7%。

也就是说,德国车企的全球销量无一例外都被中国市场拖累,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销量结构里。

国内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超过67%,纯电占比近7成。但在这个全球最大的新能源市场,德国车企卖得动的还是燃油车。

奔驰和宝马的新能源车销量占比在25%左右,三季度,纯电车全球销量都在增长,唯独中国表现惨淡。

按照易车数据,前三季度,奔驰在国内卖了不到1万辆新能源车,GLC和E级反倒老当益壮,销量超过16万辆。宝马油改电产品i3平均单月销量勉强破千,只有燃油3系的十分之一。

大众更典型,新能源车卖了不少,但都卖给了欧美同胞。

以纯电车为例,三季度大众在华交付1.8万辆,同比下降30.1%,前三季度交付4.89万辆,同比下降42.5%。在中国,大众每交付40辆车才有一辆是纯电动,在欧洲,每交付5辆就有一辆是纯电动。

纯电车卖不动,燃油车市场又在加速塌方,两头挤压直接把德国车企送到了ICU门口。

前三季度,奔驰中国销量从43.39万辆降至30万辆,相比2021年同期拦腰截断。宝马前三季度在华销量37.64万,对比2021年同期67万辆也少了近一半。

大众下滑更剧烈,三季度中国销量同比减少38.7%,前三季度销量从197.31万减到137.52万辆,凭空蒸发的60万辆,够养活一家新势力了。

倒不怪德国人不努力,只怪新一代纯电车来得太晚了。

纯电等到白头

中国市场纯电车型高歌猛进的一年,德国列强恰好都处在纯电产品换代的空窗期。

奔驰最典型,2019年,奔驰靠油改电作品EQC仓促试水,随后想靠纯电平台EVA打翻身仗,结果首发车型EQS上市即滞销。

EQS和EQE两款原生纯电接连失利,奔驰明显受挫,挥刀砍掉下一代纯电平台MB.EA-Large,转而继续修补EVA。随着EQ系列陆续退场,奔驰两款新平台才姗姗来迟:

面向紧凑型车的MMA平台和中型车的纯电平台MB.EA-M。

也就是说,从2019年到2022年,奔驰向市场集中投放完EQ系列后就再无新的纯电产品。去年新一代纯电车上市,大规模的车型投放刚刚开始,与纯电渗透率增长擦肩而过。

奥迪的情况也类似。2018年,奥迪油改电车型e-tron亮相,同步宣布与保时捷共研纯电平台PPE,首款车型原计划2022年发布,结果研发进度一拖再拖。

也因此,奥迪一边借保时捷J1平台打造e-tron GT,一边用大众的MEB平台打造Q4/Q5 e-tron,整个2023年,只能对着两款车缝缝补补。

直到去年,PPE平台量产落地,同时专为中国市场开发的ADP平台也新鲜出炉。

也就是说,奥迪纯电车型真正意义上的换代,也间隔将近三年。旧的e-tron系列没能站稳脚跟,新一代纯电又刚接棒,作用更倾向于填补产品线。

大众稍微特殊。2019年底,大众率先推出纯电平台MEB,首款车ID.3初期卖得不差,之后ID.4、ID.5、ID.6连接发布。但自2023年ID.7上市后,大众纯电车型投放速度开始放缓,随即进入长达两年的空窗期。

大众面临的问题更实际,纯电平台是有,但电子电气架构先天不足,在国内的竞争力明显落下风。内部CARIAD开发不顺,终极平台SSP的落地时间,被一路推迟到2029年。

为了填补这段空白,大众做了两件事,一是让中国团队主导开发新平台CMP,二是放弃原本的电子电气架构,换上联合小鹏开发的CEA电子电气架构,导致新平台落地时间晚于奔驰和奥迪。

相比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的大众,宝马堪称最保守头最铁的那个。

从2020年国产iX3开始,宝马在华的纯电车清一色基于CLAR平台打造,也就是油改电,一条路走到黑。

随着纯电需求越来越旺盛,缝缝补补搞不下去,宝马新世代(Neue Klasse)纯电车才终于舍得现身,海外版8月刚刚开售,中国市场的交付最早也得明年一季度。

在车型换代的节骨眼上,德国车企面临着相似的尴尬:

旧平台纯电车停产退役,新平台纯电车才刚发布,车型也没有大规模铺开。在中国市场纯电车快速渗透的一年,打了个完美的时间差。

产品来的太晚是周期性问题,新车开始投放,自然能改善;如果重金投入新车型还是卖不过本土新势力,那就是结构性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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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竟的旅程:贝壳的五年与二十五年

原创 任彤瑶/李墨天 2026-11-16 21:09 上海

回头看,向前走

2022年5月11日,贝壳回港上市。防护有政策,但仪式感还是要的。北京西二旗总部大厅树起一面硕大的金锣,包括董事长兼CEO彭永东在内的一众高管、以及两位基层经纪人代表完成“云敲钟”,竖起拇指露出微笑。

在创始人左晖因病离世近一年后,没有什么比一场热闹的上市仪式更能提振士气了。清脆的锣声似乎驱散了阴霾。然而走出这充满欢呼与掌声的恒温大厅,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内外风雨飘摇,贝壳正处于最危险的时刻。

2022年5月11日,贝壳回港上市敲锣仪式

在敲钟大厅楼上,一场波及几乎所有部门的大规模裁员正如火如荼进行,有员工心灰意冷地在脉脉上写,“1402咖啡门口欢声笑语,几个办公区唉声一片”;从这栋十层办公楼向外看去,昂扬高歌二十载的中国房地产市场,正潜进一个无声的寒冬。

上市再过几天就是左晖的一周年忌日,贝壳举办了一次内部纪念活动,当纪念左晖的视频伴随着《光辉岁月》响起时,在场的人们红了眼眶。

对一家企业来说,失去创始人已经足够艰难。更艰难的是,后继者要面对一个截然不同的时代。

左晖一周年忌日那天,彭永东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永远坚韧与乐观》。文中说:过去左晖就像一把大伞,能在困难时为大家遮风挡雨。如今,公司需要独自面对每一次困难。

他明确指出,贝壳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

历史很少给人们从容交接的机会。过去五年间,贝壳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起伏。在这场漫长的调整中,一个问题始终贯穿其中:

当时代发生变化,一家企业该如何继承创始人留下的东西,又该如何走出未来的道路?

01 变化:时代的新考题

在贝壳回港上市的次日,地产界发生了另一则大新闻,融创陷入公开债务违约。

融创创始人孙宏斌是中国地产行业最著名的豪赌者之一,曾说过“人有不知死和不怕死之分,我应该是不怕死的”[1]。在最疯狂的2017年,融创花438亿元收购万达13个文旅项目和76家酒店。

然而到了2022年,融创在宽限期内却连一笔2950万美元的债务利息也掏不出来。

融创的窘境是整个行业的缩影。2021年中国地产市场创下18.19万亿元的商品房销售额纪录。仅仅一年后,销售额蒸发了近4.9万亿元。 同期全国房屋新开工面积下降39.4%,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0%。

高杠杆、高周转模式的扩张难以为继,痛楚传导给无数普通人。

从景德镇恒大珑庭到郑州名门翠园,楼盘停工潮在全国蔓延。在武汉“最高学历楼盘”绿地光谷星河绘,硕士、博士业主们凑钱安装摄像头监督进度,从早到晚拍不到半个人影[2]。仅仅七月,就有15个省份超过50个楼盘业主们发出停贷声明。

2022年武汉绿地光谷星河绘停工现场

所有人都感受到,有什么东西彻底不一样了。

对于贝壳来说,这场危机尤其棘手。大家津津乐道贝壳的真房源、楼盘字典和ACN模式,这些创新改变了中国房产经纪行业的面貌。但必须看到,没有房地产市场的超量扩张,也很难有链家和贝壳后来的成长。

2001年,链家第一家门店在北京朝阳区甜水园开业。当时北京四环路方才全线贯通,城市还在不断向外扩张。此后二十年,数以千万计的人口涌入城市,买房、卖房成为无数中国家庭最重要的经济活动。

一片片新住宅区拔地而起,如今,相比二十公里外吐纳80万打工人的天通苑和回龙观,甜水园已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中心地段,房价经历了数轮过山车。

链家在甜水园的第一家门店

事实上,贝壳早已意识到增长不可能永远持续。

早在2018年,左晖就判断,中国大的开发和资产增长的浪潮已过去,房地产未来必然从增量转向存量。消费者的购房心态,会从掏空六个钱包“买到就是赚到”,向更理性的改善型换房转变。

在他去世前,贝壳已经在为这个新时代做准备。2020年贝壳推出了自营家装品牌,试图将房产经纪行业积累的标准化能力用到装修服务中,寻找交易之外的增长空间。

但恐怕没人预想到,信心消退来得这么猛烈,让这场本可徐徐展开的转型变得迫在眉睫。

2022年,支撑贝壳增长的两大业务,新房交易服务收入下降38.3%,存量房交易服务收入下降24.5%。而此时新业务还在襁褓之中。贝壳营收缩水了200亿元,净亏损扩大至近14亿元[3]。

与此同时,高速扩张留下的组织问题开始暴露。

昂扬狂热的年代随左晖一同离去了。过去二十年熟悉的经营环境,眨眼间面目全非。彭永东接过的不仅是一家失去创始人的企业,还有一个正在失去原有增长条件的模式。

内外交困的贝壳需要一次重新出发。2023年7月12日,彭永东发表一封内部公开信《翻越第二座山,吹响集结号》,提出“一体三翼”战略,以房产交易为基础,向装修、租赁和住宅供给三个领域拓展。

对一家刚刚经历巨额亏损、仍在降本增效的企业来说,这并非最轻松的选择。具体要怎么做,还是要从贝壳的过往里找答案。

02 业务:继续做难事

赴美上市前,左晖在一封致贝壳股东的信中,专门解释了公司为什么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

他提出一个概念,叫作“无产出期”。

一个正确的商业决定,初期可能带来收益下降。企业需要长期改造行业基础设施,改善服务效率和消费者体验,经历多次艰难的“无产出期”,随后才迎来正反馈。

2001年,左晖入行时,中国地产中介主要依靠信息不对称赚钱。链家早年做出的重要选择如不吃差价和真房源,几乎都与当时的行业习惯背道而驰。

真房源改革前一晚,有经纪人提出与其彻底改变房源发布方式,不如教大家一套应对客户质疑假房源的话术。左晖回答:链家没有本事教这些话术,想学可以去别的公司。

这两次变革都导致链家业绩急剧下滑、大批经纪人辞职;然而又迎来一条“微笑曲线”,重新迎来上升期。发现链家不吃差价、房源都是真的,消费者会自动用脚投票。很巧,两次迎来变化的时间都是三个月左右。

此后的二十多年,无数开发商、中介公司和创业者涌入地产这条财富奔涌的河流。当年那些看起来费力、不合算的选择,最终反而成了最重要的竞争优势。

去世前一个月,左晖接受央视采访时提到一个细节[8],现在深圳其他中介为了向客户证明价格是对的,会说:你不信可以上链家看看。说到这里,左晖露出了微笑,“可能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从行业难事中找到核心机会,并忍受正反馈到来之前的挫败感。左晖离去后,在彭永东推行“一体三翼”战略的过程中,依然能看到类似的坚持。

买过房的朋友都知道,没人能笑着完成装修。通常情况下,预付完几十万全款,装修队进场后,就是无数场焦头烂额的拉锯战。期间还有资金被挪用导致偷工减料、卷款跑路的风险。

“一体三翼”战略确立后,贝壳内部开始讨论一个问题:能不能让装修款先留在银行,等业主验收满意后,再分阶段支付给装修公司?

这个方案并不讨喜,毕竟装修周期长达数月,对装修公司的现金流影响非常大,对银行接口、跨部门流程和企业组织响应能力也有很高要求[4]。

2023年10月,验房师国家职业标准编制组在贝壳团装天津项目实地考察,了解施工交付流程

但贝壳最终还是把这件事推行下去了。建立了“节点验收、双向确认、银行拨付”机制,并开发了让客户查看资金和施工进度的数字化工具。截至2025年底,资金存管已经覆盖50多个城市,93%以上的客户选择了存管服务。

这项服务推出一年后,相关客户投诉量比上一年减少约一半[5]。它完成了一个最简单的逻辑:客户满意,装修公司才能拿到钱。

其实说白了,跟“不吃差价”“真房源”一样,解决的还是房屋交易中的信息不透明和信任问题。

实行“一体三翼”战略这几年,贝壳在舆论场上几乎没什么声量。低调过冬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它在做的事情确实吃力不讨好,要克服的长期困难多,能看到的短期回报少。

对贝壳来说,装修、租赁和长期居住服务领域是全新的领域,原有的能力并不适用。

它完全可以选择最轻松的解法,依靠已有的平台网络,光是做一个向装修公司和房产经纪人卖流量的漏斗,就足够活下去。但它仍选择深入最复杂的服务环节,先啃最难的骨头。

2024年,贝壳的住宅开发平台“贝好家”事业部成立。和普通开发商按部就班拿地盖楼不同,贝好家首先跑了全国五座城市,走进100多组客户的家中,每次访谈两三个小时[6]。

过去二十多年,贝壳最重要也最成功的基础工作是搞清楚中国有多少套房子。如今,它开始用相似的笨方法研究住在房子里的人。这些访谈后来被整理成了约100个研究课题,指向同一个核心:中国人究竟想住什么样的房子?

贝好家邀请业主走进上海贝涟C1项目施工现场,了解施工工艺与建造进展

2026年9月,一位深圳租客怀疑燃气泄漏,工作人员用泡沫水复验,发现是热水器接口漏装了橡胶垫片。贝壳随后排查了1.2万多套房源[10]。从装修资金存管、到为几十万套出租房承担维修安全责任,再到让购房者提前参与新房的户型设计,每一项都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

2021年全年财报会上,彭永东对股东说,“有的时候不能急,希望树长得更高,就不能急着开花结果,要志存高远。有的时候又不能慢,要一往无前地努力往前跑,实现快速迭代。”

左晖谈论“无产出期”时,当年那些费力不讨好的投入已经陆续收到了回报。如今面对截然不同的时代环境,贝壳又进入了一个栽花种树做难事的新周期。

然而,承担更多服务责任,也意味着企业需要建立一套适配的体系。对新任管理层来说,业务转型之外,还有另一场更艰难的改革。

03 组织:对抗熵增

“熵增”本是一个出自热力学的定义。

它的意思是:一个系统自发、天然的趋势,就是越来越混乱、无序、涣散。如今,这个词正被现代管理学越来越多地引入,特别是在大企业中。

2023年年底,彭永东从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时代民营企业家培养计划四期发展班结业时交了一篇论文,题为《论商业大组织的存在及其问题与批判》。

论文中彭永东具体讨论了组织的“熵增”:随着企业规模和管理层级变大,内部沟通和协作成本不断上升,组织会逐渐变得低效、僵化。

对一个服务型企业来说,组织熵增非常致命。在贝壳,真正创造单量的是无数西装革履骑着小电驴带客户的一线经纪人。管理僵化传导到基层时,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力。

事实上左晖还在时,链家和贝壳就多次面对过类似的问题。反思组织惯性,几乎刻在这个公司的基因本能之中。

贝壳历史上有过三次大刀阔斧的组织变革。第一次是2010年,链家处于高速扩张的时期,却仍保留许多依赖个人经验的管理方法。左晖决定拿出5000万请IBM来改造管理体系。

当年的5000万是什么概念?从现金流角度,足够当时的链家新开300至500家门店。有人问左晖是不是疯了,他回答:这钱如果现在不花,以后还得花[11]。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当时IBM承接链家项目的团队核心成员之一,就是彭永东。后来他被左晖挖了过来。

第二次是在2014年底。面对日益膨胀的管理层级,和经纪人流失过快的行业难题,链家拿出一份涉及开放平台、组织扁平化和提高经纪人提成的改革方案,也就是如今的ACN机制。

调整之后,北京链家几万人的团队里,真正不接触客户的运营人员只剩下一百多人[12]。经纪人最高提佣比例从行业平均的30%提高至70%。也就是这个时期,“优秀经纪人收入超过管理者”成为可能。

第三次是决定做平台的2018年,包含链家各城市总经理在内近两万名员工,在48小时之内完成了岗位调整,从打拼多年的链家迁到陌生的贝壳。

从学习做大企业,到控制管理层级、重新分配利益,再到平地起高楼做新业务,纵观贝壳历史,难而正确的事业路上总伴随着深入的组织改革。

彭永东接棒左晖后也保持了这种警惕性。在那篇结业论文里,他提出了两个应对组织熵增的可能解法:

第一,用机制去保持组织活力。比如,把自己变成小公司,拆也好、新建也好。

第二,当每个人的成长速度高于组织的变化速度的时候,就能保持健康。

2026年,贝壳组织变革内部会议

具体来说,这几年来贝壳内部改变了两件事。

一是让管理者“上一线”,重新承担解决业务问题的责任,让中后台从管理部门转向能力支持部门。2022年5月,贝壳的核心管理团队启动“百日奋战”计划。彭永东认为,公司过去几年扩张太快,组织跟不上业务的发展,中后台已经不了解消费者和服务者的真实需求。

彭永东要所有高管到一线实习,并承担具体业绩目标。他自己带头到杭州一家圣都家装门店当了一个月经营部经理。至于他的助理,要跟着租赁师父收房,一周的任务是收上来5套。

二是重新确定组织围绕谁运转。过去按业务线划分的组织,开始尝试围绕社区和消费者的长期居住需求协作,重新界定岗位职责、考核指标和利益分配方式。

这背后,是对“专业”的重新定义。

过去,房产经纪人的收入主要来自成交佣金。但一个经纪人如果认真研究客户需求,最终建议客户暂时不要买房,他可能帮客户避免了很大的经济损失,自己却拿不到佣金。

真正的专业,不是更擅长促成交易,而是有能力站在消费者立场上,帮助他们做出更好的居住决策。有时候,这意味着促成一笔交易;有时候,却意味着劝客户不要交易。

但如果组织仍然只为成交“买单”,“新”的专业就很难持续生长。

因此,贝壳需要改变的不只是经纪人的服务方式,更是专业服务的价值创造和分配机制:让专业不再只体现为成交能力,而是体现在理解需求、提供决策支持、解决居住问题的全过程;让服务者不必只靠成交获得回报,正如彭永东在一次业绩电话会上说的那样,凭借不同的专业能力创造价值、获得收入。

2023年7月,贝壳进行“一体三翼”组织调整,将经纪、整装、惠居、贝好家设为四条事业线。到了2026年3月,北京地区开始试点,将门店重新定位为社区居住服务站点,由经纪、租赁、家装人员共同满足一个家庭的需求。

在售房源建议改造方案说明图。图片来源:经济观察报

举个例子,北京的大红门片区有很多老旧房屋。过去,经纪人可能只用10分钟向消费者介绍房屋的面积、价格和朝向;现在他们往往会延长到30—40分钟,用更多时间解释房屋如何改造、住起来是否方便、大概需要多少装修预算。随后贝壳旗下的整装部门“被窝”会免费制订一份设计方案和效果图。

数据显示,大红门片区的被窝整装客户中,在二手房签约前委托装修的比例从10.7%升至62.3%。

贝壳投入大量资源,鼓励员工特别是经纪人尝试、使用AI和自媒体。不少链家经纪人做出了让人眼前一亮的尝试。有人用AI制定对客户的详细服务方案,有人开发出能即时回答客户问题的小工具,有人借助自媒体成了全市销冠……

公司还增加了一个不靠成交拿提成的岗位:客户管家。这个岗位由人和AI协同完成工作,专门负责前端的客户需求分析、判断客户所处的购买阶段,再将梳理清楚的需求交给房产经纪人。

过去几年,贝壳的裁员曾引发不少争议,岗位和利益的重新分配也难免伴随着阵痛。社区服务、客户管家等新机制仍在探索,功过还要留给时间检验。

但回顾链家和贝壳二十多年的历史,会发现这家公司依靠有效的制度和标准化体系取得成功,却又一次次主动调整那些帮助自己成功的规则,做难而正确的事。

对一家10万人规模的企业来说,这是一种值得尊敬的勇气。

04 传承:坚守和改变

2011年夏天,乔布斯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一天他把库克叫到家中,告诉他已经决定向董事会推荐由库克接任苹果CEO,自己转任董事长。

库克有些意外,随后问自己当CEO以后,应该如何与担任董事长的乔布斯合作?乔布斯突然提起了迪士尼。

创始人华特·迪士尼去世后,迪士尼公司一度陷入发展困境。在乔布斯看来,原因之一是公司管理层过于依赖创始人的判断。“每当需要作出重大决策,人们就会围坐在会议桌前,反复讨论华特·迪士尼会怎么做。”

乔布斯告诉库克[13]:“我永远不希望你问,‘如果是我会怎么做’。只管去做你认为正确的事。”

2010年,乔布斯与库克同框

作为左晖的接班人,彭永东或许在不止一个时刻与库克产生过共鸣。

一方面,售楼部人头攒动、咬碎银牙也要上车的盛况已成为往事,AI也在改变消费者获取信息的方式。从前一套房子是一个家庭奋斗半生的终点;如今拿到钥匙只是另一段生活的开始。过去二十年支撑房地产中介行业发展的许多经验,已与时代微妙地错配。

另一方面,贝壳不再是那个只做房屋交易的公司了。家装、租赁和开发,业务越来越复杂,许多问题都没有现成的答案。环顾四周,贝壳身边甚至找不到一位同路人。

也许贝壳比任何时候都想问一句:左晖会怎么做?

但过去的年代里,左晖留给这家企业最重要的遗产,可能恰恰是让它不必依赖创始人,仍然能够判断什么事情值得做。

左四为彭永东、右一为左晖。图片来源:南方周末

多年前,左晖讲链家企业文化时说过一段非常朴素的话:

“一代企业家解决一代的问题。我这一代的使命就是让消费者享受到‘还不错’的服务。对我们的消费者来说,有没有我们对他们有什么不同吗?有了我们之后他们是不是生活变得更好了一些呢? 没有了我们消费者是不是会变得不习惯呢?”

回望过去二十五年,链家和贝壳反复验证了一件事:一种正确的商业模式,往往需要付出更多眼前的成本,经历更漫长的起伏周期,却也可能因此获得更持久的商业回报。

这是贝壳不变的部分。

但与此同时,从不吃差价、真房源、经纪人合作网络,到家装资金存管、租后服务、一体三翼,每一次新的尝试,都意味着企业要承担更多责任,也在不断考验过去形成的经验和能力。

这是贝壳要变的部分。

彭永东是一个低调的人,过去五年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只有季度财报会上才能听到他的一些看法。但2026年3月和11月,他分别发了一封5000字和7000字的长信,只为了向内部和外界解释贝壳为什么要变。

“消费者在变,行业在变,技术在变,如果我们还停留在过去,那只会离消费者越来越远,也离企业存在的初心越来越远。”

上一座山的路,翻不了下一座山。商业世界最危险的天真,莫过于用过去的解法,刻舟求剑企图求得今日的成功。

2026年11月12日,在组织成立二十五周年大会上,彭永东宣布了公司新阶段的使命、愿景、价值观与精神气质。

这次更新延续了左晖时代的许多理念,也回应了贝壳今天面临的新问题。

左晖提出的使命“有尊严的服务者,更美好的居住”保持不变,未来愿景为“以专业,陪伴家的每一程”。同时发布四条价值观: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以消费者为中心、让专业的服务者赢、并肩奋斗彼此成就。

“做难而正确的事”“以消费者为中心”,是贯穿链家和贝壳二十五年历史的经营原则。而“让专业的服务者赢”,以及从房屋成交延伸到“陪伴家的每一程”,则体现了贝壳对服务者价值、消费者需求和自身角色的新理解。

这家走过二十五年的企业,在经历五年艰难跋涉后,再次向外界明确表达自己相信什么,同时重新思考如何在新的市场里兑现这些承诺。

据说贝壳25周年发布的使命愿景,彭永东想了很久。他后来一直在想,消费者和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图景?贝壳应该在这个画面里是什么角色?后来他画出了人生的不同阶段,家在每一程的样子。

乔布斯去世后,库克在第十届 All Things D 大会上谈到此后自己的感受[14]:

“悲伤逐渐被一种强烈的决心取代:继续未竟的旅程。”

左晖是贝壳的一面图腾,他深刻塑造了贝壳的精神内核。未来的路交由彭永东和新一代贝壳人继续丈量,时代会不断提出考题,他们也会写下自己的新答案。

斯人已逝,贝壳的旅程仍在继续。前路未尽,风帆继续驶向远方。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

参考资料

[1] 救乐视买万达 半年花千亿的孙宏斌到底何方神圣,人民网

[2] 凑钱装摄像头监控施工!武汉一楼盘停工,业主发联名公告:将停止还贷,齐鲁晚报

[3] 贝壳财报及电话会纪要

[4] 圣都整装上线资金存管机制保障 为家装消费者安心兜底,扬子晚报

[5] 被窝整装探索资金存管新模式,经济参考报

[6] 贝好家如何定义好房子 | 2026博鳌地产发展大会郭旌演讲纪要

[7] 左晖访谈回顾:中国人不缺房?房屋中介竞争弱吗,财新时间

[8] 遇见大咖:左晖访谈,央视财经

[9] 详谈01:左晖,李翔

[10] 慢下来的省心租,晚点

[11] IBM潜入房地产经纪业,21世纪经济新闻

[12] 左晖:永远不让自己特别舒服 房地产市场震荡阶段已过,虎嗅

[13] Tim Cook's Freshman Year: The Apple CEO Speaks,Bloomberg

[14] Liveblog: Tim Cook's Interview at D10 Conference

作者:任彤瑶/李墨天

编辑:戴老板

责任编辑:任彤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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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医生 | 透视10月宏观数据:财政支出待提速

原创 CF40研究院 2026-11-16 21:04 北京

关注政府债融资形成实物工作量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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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1月1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10月宏观经济数据。10月宏观经济生产端相对平稳,需求端动能不强,投资、消费、融资等数据均有体现,进出口维持高增。

针对上述数据表现,我们有如下三点观察和思考:第一,投资需求不强,需关注政府债融资形成实物工作量的节奏。第二,中秋假期错位影响消费节奏,居民部门需求整体亦有待增强。第三,现房销售新政推动新开工同比边际修复,中长期供给预计仍将下降。中长期供给下降有利于三、四线城市库存的出清,不过拿地需求收缩对房地产投资、财政收入的长期影响需持续关注。

* 本文版权归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所有,未经书面许可,禁止任何形式的转载、复制或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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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宏观经济数据点评

文 | 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

2026年11月1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10月宏观经济数据。10月宏观经济生产端相对平稳,需求端动能不强,投资、消费、融资等数据均有体现,进出口维持高增长。

生产方面,10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为4.8%,较上月下降0.7个百分点。其中,下降最多的行业包括汽车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延压加工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以及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其中,汽车制造业受行业对“速成车”现象整顿的影响,供给放缓,价格也有所企稳。

贸易方面,10月以美元计价的出口金额同比增速为35.2%,进口金额同比增速为41.6%,主要受低基数提振。受进口价格快速上涨影响,10月名义贸易差额较上月小幅收窄,但仍处于较高水平。

消费方面,10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为0.4%,较上月下降0.7个百分点。限额以上社零同比下降4.9%,降幅较上月扩大2.8个百分点,中秋假期错位影响下,同比增速较上月下降的品类较为广泛。

投资方面,10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为-16.9%,降幅较上月扩大9.7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基建、房地产投资当月同比增速分别为-14.2%、-17.6%、-33.2%。高频开工、库存等数据显示,制造业相关实物投资动能继续放缓,基建相关实物投资动能相对平稳。房地产方面,新开工同比有所修复,新房与二手房销售、一线城市与其他城市价格数据继续分化。

融资方面,10月新增社会融资规模11429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3251亿元;10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9.2万亿元,同比增长7.2%,增速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10月社融口径下,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减少5846亿元,同比少增5692亿元,政府债券融资增加11835亿元,同比多增6983亿元。政府债融资为主要支撑,居民部门融资需求有待提升。

通胀方面,10月CPI与核心CPI同比增速分别为0.7%和0.8%,均较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PPI同比上涨5.7%,较上月扩大0.7个百分点。剔除黄金、“以旧换新”等扰动因素后,核心CPI同比增速为0.8%,也较上月小幅下降。PPI环比上升0.7%,能源价格、AI相关行业价格高企,其他行业生产价格相对平稳。

10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较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针对上述数据表现,我们有如下三点观察和思考。

第一,投资需求不强,需关注政府债融资形成实物工作量的节奏。三季度以来,政府债融资较上半年有所加速,9月以来,政策性金融工具的落地对企业融资也起到一定支撑作用。然而从实体部门来看,除AI相关行业需求较为突出以外,其他行业投资需求表现不强。10月固定资产投资较上月进一步减速,制造业实际投资动能出现放缓,工业增加值增速较上月小幅下降。10月,政府债发行继续提速,但新增财政存款出现淤积,政策资金尚未落实为实物工作量。往后看,实体需求的回升有赖于财政支出力度的提升,需持续关注政策资金的落地情况。

第二,中秋假期错位影响消费节奏,居民部门需求整体亦有待增强。社零方面,在中秋假期错位的影响下,限额以上分类增速较上月广泛下降,石油及制品类在油价上涨的影响下增加最多。若剔除石油及制品类,10月限额以上非以旧换新社零增速约为-0.5%,为2025年以来首度转负。9-10月平均来看,以旧换新社零增速约为-9.8%,较6-8月进一步下降;剔除石油及制品类,非以旧换新社零增速约为2.1%,6-8月这一中枢为3.8%。9-10月社零较6-8月中枢有所放缓。考虑到10月CPI增速的下降、居民信贷的同比少增以及核心城市新建商品房销售量价的下降,居民部门需求在量与价、融资与消费方面均有提升空间。

第三,现房销售新政推动新开工同比边际修复,但中长期供给预计仍将下降。中长期供给下降有利于三、四线城市库存的出清,不过拿地需求收缩对房地产投资、财政收入的长期影响需持续关注。10月新开工面积当月同比下降18.2%,降幅较8月、9月分别收窄12.6、7.4个百分点。这或与“8·28新政”以来开发商加速项目开工、保证交付有关。

我们曾在CF40·简报《8·28 房地产新政的含义》中提到,房地产企业有更强的激励保证一定的新开工水平、放缓拿地来确保短期资金周转,各地过渡细则也鼓励房企加快存量项目的开工、施工和交付。中长期而言,资金周转放缓使得房地产企业拿地、开工中枢下降,这有利于库存较高的三、四线城市的市场出清与价格企稳,但对房地产投资、财政收入的长期影响需持续关注。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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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长专栏 | 下一个大类资产可能来自新兴市场

原创 欢迎关注👀👉 2026-11-16 15:10 北京

下一个大类资产可能来自新兴市场

下一个大类资产可能来自新兴市场

(图片: 世界银行集团)

在未来的10到15年里,发展中国家将有12亿年轻人达到工作年龄,但预计这些经济体只能创造约4亿个就业岗位。8亿个就业岗位的缺口可能对贫困、移民和社会稳定都会产生影响。但是,如果各项条件适当,这一代人能够在国内及全球推动经济增长与繁荣。

这一目标单靠公共财政是无法实现的。在建立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提供所需资源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

因此,我们可以在已取得进展的基础上再接再厉。例如,世界银行集团已将私营资本动员规模从2022年的350亿美元扩大到去年的1120亿美元。相比之下,2012年至2024年经合组织 (OECD) 国家动员的资金规模约为6000亿美元。

这是一个工作计划和一种模式的产物,我们认为可供各国政府和各开发银行在与私营部门合作时复制推广,以便利用其自身资源吸引远超自身所能提供的资金,实现影响力倍增。

这其中大部分是通过单项交易完成的,而这只能使我们取得有限的进展。下一个前沿是引导机构资本大规模进入发展领域。机构资本几乎无所不投,从政府债券和写字楼,到私人信贷和可再生能源。然而,一个巨大的投资机会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开发,这就是投资于新兴市场和前沿市场的企业。

我们要改变这一状况。

几十年来,多边开发银行一直将提供作为企业和基础设施融资的贷款放在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上。它们积累了金融资产、专业知识以及关于这些投资表现如何的来之不易的经验。现在,开发银行不是要持有这些资产,而是要将其提供给机构投资者。将这些资产转移给长期投资者,可以腾出资金用于新项目,让开发银行的现有资源发挥倍增效应。

荷兰和世界银行正在共同努力进一步解锁这些机会。世界银行带来投资、国别知识和风险管理经验。荷兰拥有深厚的发展传统、金融专业知识以及看到投资新兴市场价值的机构投资者。这些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成果。例如,ILX基金代表荷兰和丹麦的养老基金,携手国际金融公司 (IFC) 投资乌拉圭的可持续林业。这不仅推动了可持续林业的发展,也减少了浪费,扩大了出口,从而带动了乌拉圭的就业与经济增长,同时也为欧洲及其他地区的建筑业提供了可持续来源的木材。

机会已经存在,但要进一步扩大机构投资规模,就需要改变资产触达市场的方式。养老基金需要规模化、多元化、可靠的信息和熟悉的结构,它们没有能力评估成千上万笔条款和文件各不相同的单项贷款。这就是为什么世界银行集团及其他五家多边开发银行要研究评估、记录、打包和转移投资的通用方法。如果这件事做好了,就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腾出开发银行的资金用于下一轮项目。

我们明白机构投资者往往认为新兴市场是高风险投资,但数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

全球新兴市场风险数据库 (GEMs) 借鉴了源自多边开发银行 (MDB) 和发展金融机构 (DFI) 数十年的私人债务贷款经验。该数据库拥有30年的贷款信息,提供了一个信贷表现的清晰概览。数据显示,新兴市场私人债务的平均违约率与发达市场相仿。然而,回收率却高于很多全球基准。关键是,违约模式与发达市场仅存在弱相关性,这使得与多边开发银行及发展金融机构合作进行新兴市场投资成为机构投资组合中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多元化选择。

世界银行集团展示了可以取得哪些结果。荷兰投资者则证明了机构资本也能参与。现在的目标是推广普及机构投资者的参与。如果未来几年在全球机构投资者和养老基金管理的100万亿美元资产中能有1%投向新兴市场和前沿市场,就意味着在清洁水源、能源转型、医疗服务和就业方面能增加1万亿美元的额外投资。这也意味着机构投资者进入了具有吸引力的市场,而我们在国家间建立了新的纽带。这是一个值得共同投资的三赢局面。

如果我们在这方面做对了,男孩就能上学读书实现他成为工程师的梦想,女性就能把她的小生意发展成国际企业。这将会塑造一代人的经济未来。

本文作者

彭安杰 null

彭安杰

世界银行集团行长

Jamie Fergusson

舒尔德·舍尔茨玛

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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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40研究 | 老龄化与少子化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测算

原创 刘怡彤 2026-11-15 16:35 北京

调整居民预期、改善宏观环境等或足以对冲老龄化和少子化对消费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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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人口结构转型,老龄化与少子化是两个明显的趋势。这一背景下,本文利用CFPS数据和联合国人口预测数据,对2023-2075年内老龄化与少子化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进行了测算。

测算结果显示,老龄化和少子化都会拖累未来居民的消费率水平,但少子化是影响更大且到来更快的变量。在联合国中方案下,仅考虑人口结构变化(老龄化),到2035年消费率下降约0.30个百分点,到2075年累计下降约1.35个百分点。叠加少子化影响后,2035年消费率累计降幅扩大至约1.27个百分点,额外拖累接近1个百分点,并且少子化的额外拖累在2040年前后达到阶段性高点,约1.14个百分点。

基于本文的发现,我们有以下几点启示:第一,少子化是对消费率拖累更大且到来更快的变量,且这一拖累集中在2040年前释放;

第二,从更大视角看,老龄化与少子化对消费率的影响远没有预期、宏观环境等因素重要,调整居民预期、改善宏观环境等或足以对冲老龄化和少子化对消费率带来的拖累;

第三,如果能够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那么即便消费率不变,也能够显著提高居民消费的绝对规模,对冲消费率的下降;

第四,老龄化与少子化的趋势短期内难以改变,即便生育率回升,也需要二十年以上才能见效,更现实的选择是接受这一事实,并做好积极的政策应对。

* 本文为CF40研究·简报第174期《老龄化与少子化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测算》,2026年10月18日首发于“CF40研究”小程序和CF40 APP。作者系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刘怡彤。本文版权归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所有,未经书面许可,禁止任何形式的转载、复制或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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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中国的消费问题,常用的指标有两个:一是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二是居民消费率。本文关注后者,即居民每挣100元可支配收入,会拿出多少用于消费。用公式表示,平均消费率等于全体居民消费支出除以全体居民可支配收入,它与家庭储蓄率互为补数。2025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约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8%,也就是说,每挣100元,中国居民大约花掉68元,存下32元。

这个指标的重要性在于,居民消费是总需求中最大的一块。2024年,居民消费支出在我国最终消费支出中的占比为70.6%,近十年来基本稳定在70%左右。在收入既定的情况下,消费率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居民消费的规模。以202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377元、年末总人口14.05亿人粗略推算,按住户调查口径,全体居民可支配收入约为61万亿元。消费率每变化1个百分点,对应的居民消费规模约为6100亿元,约相当于2025年GDP的0.4%。对于一个正在寻求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的经济体而言,消费率长期往哪个方向走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人口结构是影响消费率最“慢”、也最确定的力量之一。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4》(WPP2024)中方案,中国总人口将从2022年的约14.3亿降至2075年的约9.3亿;65岁及以上人口从约2.0亿增至2060年前后的约4.2亿;0—14岁人口则从约2.4亿降至约0.7亿(图1)。总量收缩、老龄化加速、孩子越来越少,三件事同时发生。

市场上对老龄化与消费的关系,常见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老年人处于“花积蓄”的人生阶段,消费率通常较高,老人越多,社会整体越愿意消费;另一种认为,老年人收入水平低,消费总量有限,老龄化会拖累消费需求。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但缺少一个量化的回答:人口结构变化本身,到底会把中国居民的消费率推向何方、推动多少?这正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一、如何测算:老龄化背景下“谁在花钱”

全国的消费率,其分子是全国居民消费支出,分母是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从数学上来看也等于各个年龄段人群消费率的加权平均。这里的“权重”不是人数占比,而是收入占比——一个年龄段的人挣的钱占全国总收入的份额越大,它的消费习惯对全国消费率的影响就越大。

在这个框架下,未来消费率的变化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谁在花钱”变了,即各年龄段在总收入中的份额发生变化;二是“怎么花钱”变了,即同一年龄段人群的消费习惯本身发生变化。后者受到经济周期、收入预期、代际观念差异等众多因素影响,难以直接预测;前者则主要取决于人口结构,可以借助人口预测较为可靠地推算。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这是一项覆盖全国25个省份的大型入户调查,每两年开展一次,追踪记录同一批家庭的收入、消费等信息。本文使用目前可获得的最新五期数据,即2014、2016、2018、2020和2022年。由于CFPS的收入和消费以家庭为单位记录,本文以家庭财务回答人的年龄和性别作为家庭分组的依据。这样做的原因是,CFPS的收入和消费数据仅记录到家庭层面,没有个人层面的数据可用。而财务回答人作为家庭经济决策的主要负责人,其年龄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这个家庭的消费行为特征——例如,一个由40多岁的人主导财务的家庭,其消费模式更多反映的是中年人的消费习惯,而非家中其他年龄成员的习惯。

经剔除缺失值和异常值后,各期样本在8800户至13200户之间。样本的人均收入、人均消费和消费率与国家统计局全国住户调查结果的变化趋势一致,2016年以后在水平上也较为接近,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未来人口数据来自联合国WPP2024人口预测方案。

在此基础上,本文的做法是考虑人口结构变动的影响时,先固定各年龄组的消费率(即“怎么花钱”不变),只让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即“谁在花钱”改变)。每个年龄—性别组的消费率,取上述五期调查的平均值,以平滑单一年份的波动;各组的人均收入,固定在最新一期即2022年的相对水平;只让各组人口数量按照联合国预测变化,由此计算未来全国消费率的走势。这样得到的结果,剔除了经济周期和行为变化的干扰,单纯刻画人口结构变化本身带来的影响。需要强调的是,它不是对未来实际消费率的预测,而是衡量人口结构单一维度变化时消费率的变化情况。

二、不同年龄的人,消费率差多少

从五期平均的结果看,中国家庭的消费率随年龄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形态(图2)。年轻家庭消费率较高,10—24岁组约为76%—86%;进入中年后逐步走低,在60岁前后降至谷底,60—64岁组男性约57%、女性约62%;65岁以后重新回升,65—69岁女性回升至约77%,75—79岁男性回升至约79%。从不同性别的财务回答人所在的家庭来看,女性为财务回答人的家庭消费率在大多数年龄段高于男性,只有在75—79岁等高龄段男性反超。

这一形态与国内外关于中国家庭储蓄的研究基本一致:临近退休的中老年家庭出于养老和预防性动机储蓄最多,年轻家庭和老年家庭则相对“敢花钱”。按照这个规律,老龄化似乎应当推高全国消费率,因为高消费率的老年人口占比在上升。

但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因素:收入。CFPS 2022年数据显示,回答家庭财务问题的成员年龄在65岁及以上的家庭,户均年收入约7.5万元,不到30—49岁家庭(约15.2万元)收入的一半。这些家庭占全部样本家庭的18.6%,收入却只占样本总收入的11.4%;而30—49岁家庭以41.1%的户数,占据了51.0%的收入。老年人“敢花钱”,但手里的钱不多,他们的消费习惯对全国消费率的影响力被打了折扣。

三、老龄化:影响比想象的小

测算结果显示,当仅考虑人口结构变化,也即固定各年龄组的消费率和人均收入水平,只让各年龄组人数按人口预测变化时,未来居民消费率的变化方向为负,但幅度有限(图3)。联合国预测中方案下 ,到2030年,消费率下降约0.27个百分点,2035年下降约0.30个百分点,2050年下降约1.04个百分点,2075年累计下降约1.35个百分点。

为什么影响这么小?原因在于“此消彼长”。由于各年龄组的收入份额加总始终等于100%,一些人群份额上升,必然伴随另一些人群份额下降。全国消费率如何变化,取决于收入份额在“高消费人群”和“低消费人群”之间如何转移。而未来几十年中,这些转移的方向往往相互对冲。

以中方案为例,具体来看,走势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2026—2038年,基本持平。这一时期,1960年代至1970年代初出生的“婴儿潮一代”陆续步入65岁,高消费率的老年人群在总收入中的份额从约9.8%升至2035年的约15.7%,对消费率形成向上拉动;与此同时,1980年代前后出生的人逐步离开30—49岁区间,这一消费率略高于平均水平的人群收入份额从约46%降至约41%,形成向下拖累。两股力量大致抵消,消费率在−0.3个百分点附近窄幅波动。

2039—2050年,明显下行。2018年以后每年出生的人数显著减少,随着这些人逐步进入青年阶段,消费率较高的年轻人群收入份额收缩,对总消费率形成拖累,累计降幅从约0.3个百分点扩大至约1.0个百分点。

2051—2060年,阶段性回升。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出生人数较多,这些人陆续年满65岁,老年人群的收入份额再次上升,消费率回升至相对2022年下降约0.7个百分点的水平。

2061—2075年,再度下行。中青年人群收入份额继续收缩,而老年人口总量见顶回落,向上拉动减弱,消费率在2075年降至相对2022年下降约1.35个百分点的位置。

从这个结果看,无论是“老龄化会让中国人更爱消费”,还是“老龄化会让消费大幅萎缩”,在人口结构这一渠道上都缺乏足够支撑。老年人消费率高、但收入份额低,这两个特征相互抵消,使得老龄化本身对消费率的净影响偏小且偏负。

四、少子化:被低估的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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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调整,就在今日!

三折人生 2026-11-15 10:20 上海

今日,央行正式上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从4%提高到6%!

想一口气搞懂啥是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的点这里:知识点!

这是近5年来,央行首次上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

这背后是什么原因呢?

主要还是一段时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持续升值。

总之,当遇到人民币汇率过快升值的时候,央行通过上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收紧境内美元的流动性,从而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反之,当遇到人民币汇率过快贬值时,央行就反向操作,下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缓解人民币贬值压力。

央行本次调整,向市场释放了稳定市场预期、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的政策信号!

不枯燥!15分钟漫画财经 三折人生著 法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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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动脉辞职了怎么办

原创 李墨天 2026-11-14 14:28 上海

坏了,家人们

黄仁勋宣布辞职当天,直接竞争对手AMD上涨5.86%,博通上涨5.54%,做网络设备的Arista上涨5.06%,谷歌也跟风涨了1.79%。资本市场对黄总的评价,就是这样朴实无华。

英伟达自己则忙着稳住阵脚。同一份公告里,当了十三年CFO的Colette Kress接掌临时帅印,资深董事Harvey Jones出任董事长,正式CEO则还要继续物色。

董事会照例给市场送上定心丸一颗:对Kress和管理团队充满信心,预计公司运营、客户承诺和产品路线图都将照常推进。

“充满信心”、“照常推进”这种话,就跟“数学是我国人民擅长的学科”一样,听听就行了。开盘第一分钟,英伟达股价就跌了14%。随后开始往回爬,最终收跌4.34%。

开盘是条件反射,收盘是心理建设。华尔街似乎在安慰自己:黄仁勋走了,英伟达还在。

但市场显然低估了黄仁勋离开的代价。

挖护城河的人

很多媒体都提到了英伟达的组织架构问题:

英伟达架构非常特殊,没有实际的“二把手”,时间管理大师黄仁勋同时听取几十位高管汇报,每位高管分管一个细分业务,无人领导全局。

2024年的访谈中,黄仁勋曾提到,自己的领导的团队有60人,很少进行一对一沟通,每个人都知道其他59个人在干什么。

黄总是个精力旺盛的人,能在最后一刻赶上去中国的飞机,会把马斯克刷推特的时间用来处理业务。《The Nvidia Way》里说,英伟达员工每一两周发一次邮件,列出正在做的最重要的事,黄仁勋每天阅读数百封。

很多推特网友在声援黄仁勋的推文里提到,黄总会第一时间响应业务需求。

这种特殊的组织结构,也与英伟达的产品属性有关。

2023年,黄仁勋做客Acquired播客时说:The architecture of the company (to me) is a computer with a computing stack.

黄仁勋的理念中,英伟达销售的是以GPU为核心的整套系统,因此,公司架构也应该像一台拥有完整计算栈的计算机,架构、芯片、软件以及上层模块,每一层都对应具体的负责人。

今年黄仁勋接受Lex Fridman采访,后者提问:怎样把内存、网络、光学、供电、散热等领域的专家组织起来,黄仁勋立即回答:这就是自己的直属团队如此庞大的原因。

黄仁勋称其为“极致协同设计”:公司如产品,如果英伟达想创造协同工作的计算系统,就要把组织架构先变成一套能协同工作的系统。

英伟达的护城河远不止CUDA生态。以英伟达GB200 NVL72为例,一个机柜里有36颗Grace CPU、72颗Blackwell GPU,还要配合HBM内存、NVLink互连、液冷、软件系统一起工作。

这些环节协同工作的效率,决定了客户的综合算力成本,每个环节都有特定负责人。英伟达的优势既包括各项技术,也包括让这些技术彼此适配经验和能力。

黄仁勋的工作,是判断英伟达的护城河该在哪挖。

2019年,英伟达以69亿美元收购Mellanox。Mellanox是一家做网络通信产品的公司,黄仁勋认为,未来的AI需要大量服务器协同工作,网络通信能力就是关键。因此,英伟达必须提前进入高性能网络通信领域。

2021年,英伟达宣布研发数据中心CPU Grace。大模型和数据越来越大,GPU的效率会被CPU和内存的数据拖累,因此,英伟达需要设计一款与GPU紧密配合的CPU,同时改造内存和互连体系。

2023年,Grace与Hopper GPU组成的GH200进入全面生产。

英伟达的核心业务是“计算”,三十年来,黄仁勋不断预测未来计算系统的瓶颈在哪里,把这种预测落地为技术研发方向,再用数十亿美元提前挖好护城河。

善战者无赫赫之功,黄仁勋是英伟达最重要的资产。

接班人问题

黄总有没有考虑过接班人问题?目前来看没有。

与Lex Fridman的访谈中,黄总说自己会在日常工作中持续传递知识和经验,把推理过程展示给团队,而不是等到离开时才交接。但他同时表示:希望一直工作到生命结束。

科技公司的权力交接,是一件需要慎之又慎的大事。

2005年,苹果任命库克为COO,当时库克已经负责全球销售、运营、Macintosh部门。

任命公告里,乔布斯写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大意是蒂姆其实已经干这活两年多了,现在才通过晋升正式承认,走个流程。

2009年乔布斯病休,让库克负责日常运营,自己参与重大战略决策。2011年8月,库克正式成为CEO。乔布斯辞职时,要求董事会“执行接班计划”,说明接班人已有明确安排。

提前立太子的动作,在高科技公司非常常见。

亚马逊CEO Andy Jassy在2015年接受采访时提到,自己曾担任贝索斯的技术助理整整18个月,他们内部把这个职位叫作shadow role/影子角色。

Andy Jassy要和贝索斯一块参加一对一会议在内的所有会议,观察贝索斯怎样工作,怎样与高管和下属打交道,人肉蒸馏贝索斯。蒸馏完成,Andy Jassy被派往AWS历练。2021年,贝索斯让出CEO大位,自己当董事长垂帘听政。

这是高科技公司接班的一套标准模板:确定合适的人,让他在将来的核心业务里培养班底,自己当董事长完成过渡。

为什么要这么做?科技公司需要判断未来的技术方向,在前景不明确的时候大胆投资。

但公司内部,技术路线争论是家常便饭。人才济济的地方,绝不缺少有理有据但完全相左的意见。

长期的技术战略执行高度依赖个人威望,头衔可以一键修改,威望不支持批量导入。所以老干部退下来之前,都会把接班人扶上马送一程,把资源向接班人倾斜。

套用育良书记的话:汉大帮,主观上可以没有,客观上必须存在。掌舵者换来换去的后果是什么,英特尔和曼联已经示范很多次了。

谷歌的劈柴哥接任CEO之前,先在Chrome浏览器部门干出了成绩,又接管了谷歌未来的核心业务Andriod。2015年劈柴哥接任CEO,拉里·佩奇又干了四年母公司Alphabet CEO,才放心卸任。

台积电的接班人安排更是如履薄冰。2013年,二进宫的张忠谋开始为接班做打算,任命刘德音和魏哲家为联席CEO,2018年,两人分别接任董事长和CEO,一直是双保险运作。

直到2024年,刘德音卸任董事长,把大权交给魏哲家。

张忠谋与两位接班人

类似的动作,在英伟达都没有出现。

黄仁勋是一位典型的克里斯玛型领袖,英伟达没有同股不同权设计,黄总用不到4%的股权执掌公司,靠的是三十多年战绩可查的业绩,不依赖权力就能服众。

今年10月14日,黄仁勋接受彭博采访,这次没有谈生死问题,转而表示自己会继续健康工作二十年:二十年后,我希望自己依然健康,依然能够凭自己的贡献证明值得留在这里。

黄总今年63岁,在越老越香的半导体产业,算是壮年。所以距离辞职不到一个月的时候,黄总还在谈自己二十年后的打工生活。

担任英伟达的CEO的最后一个月,他非常忙碌。

黄仁勋会做什么

英伟达的接班人,接的是个什么摊子?

英伟达二季度收入962亿美元,同比增长106%。核心业务数据中心收入890亿美元,同比增长117%。三季度给的收入指引是1080亿美元,上下浮动2%。

按照管理层的指引,下财年收入还会增长70%。黄仁勋解释这是供给侧口径,即当下产能只能做到70%的增长,如果产能充裕,增长还要高得多。

事实也是如此,作为英伟达的客户,所有云计算公司都在增加资本开支,抢购英伟达的GPU。

今年3月GTC期间,亚马逊宣布今年扩容100万颗英伟达GPU。到了8月,又宣布2028年之前部署200万颗GPU,涵盖Blackwell Ultra、Rubin和Rubin Ultra。原因是需求超过了此前的预期。

所有的客户都在扩容,大模型公司在后面排队等算力交付。新任CEO什么都不用干,客户继续催货,供应链稳定扩产,增长可以持续到至少2028年。

表面上看是躺赢局,但前面讲过,黄仁勋的作用是提前判断计算的瓶颈,将其转化为英伟达的护城河,保证公司经营的确定性。订单排到后年,只能说明老黄前几年的活干得好。

这项工作不会随黄仁勋离任而终止。

黄仁勋辞职三个月前,英伟达公布NVHBM方案,把计算芯片里的内存控制器挪到内存芯片里,缩短信号路径、提高内存带宽,解决AI对数据吞吐效率的极端诉求。

NVHBM方案

今年5月,英伟达开始推动800V直流供电。按照英伟达的路线图,2027年RubinUltra架构单机柜功率密度将突破1MW,现存54V机架供电架构难以为继。

更远一代的Feynman架构芯片,英伟达将大规模应用CPO(光电共封装),和铜互连共同承担系统连接任务。

这些技术方案的落地,需要大规模的研发投资,需要协调几十上百家供应商适配验证,需要大量的投资并购,从而决定五年之后的英伟达,能不能继续交一份70%增长的收入指引。

英伟达的成功依赖成熟的产品路线图,以及背后稳定运转的供应链体系,这项工作和黄仁勋的个人能力高度绑定。

谁能接过这个职责,是特朗普认可的长袖善舞、左右逢源的库克?还是媒体爆料的英伟达老员工、带领ARM上市的Rene Haas?还是群星荟萃,但没有一位GPU架构和芯片设计背景的英伟达董事会成员?

乔布斯认为华特·迪士尼去世后,迪士尼的人开会总在猜“华特会怎么做”,无法施展拳脚。他不希望苹果陷入这种状态,所以在交班时告诉库克:“不要问我会怎么做,去做正确的事。”

但我想,无论谁接任英伟达的CEO,他一定会第一时间给黄仁勋打个电话:Jensen,你会怎么做?

[1] NVIDIA Announces CEO Transition,NVIDIA Newsroom

[2] NVIDIA CEO Jensen Huang,Acquired

[3] Jensen Huang: NVIDIA — The $4 Trillion Company & the AI Revolution,Lex Fridman Podcast #494

[4] The Nvidia Way: Jensen Huang and the Making of a Tech Giant,Tae Kim,W. W. Norton & Company

[5] Andy Jassy: Amazon’s $6 Billion Man,CRN

[6] Q2 FY2027 Earnings Call Transcript,NVIDIA Investor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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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延亮:“轻叙事、重现实”验证期,中国资产重估靠基本面

21记者 2026-11-13 20:17 北京

以下文章来源于:21世纪经济报道

21世纪经济报道

权威、专业、深度、有趣!用经济思维看世界。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编号:44120250004

波动加大不必然意味着重估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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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国常会明确提出,完善资本市场稳市机制,增强股市内在稳定性,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新“国九条”以来,稳市机制逐步完善,中长期资金入市提速,上市公司分红回购增加。但政策成效向价格端的传导并非同步,近期受AI投资回报担忧、美元流动性收紧预期以及国内新旧动能调整等因素扰动,A股波动加大,进入“轻叙事、重现实”的验证期。

在这一改革深化、信心待稳固的关键节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CF40成员,中金公司资深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缪延亮,围绕外资配置中国资产、政策时滞、短期波动与资产重估、中国资产的长期价值展开对话。

缪延亮表示,国际货币秩序重构正给中国资产带来新的配置机会,吸引全球资金配置中国资产要靠提升资产吸引力与投资便利度。他指出,政策落地到价格企稳存在时滞,流动性负反馈被打破只是修复的起点,还需制度面和基本面接力。

对于近期调整,缪延亮判断,AI投资回报担忧、美元流动性收紧以及新旧增长动能调整构成三重逆风,但其影响可能被市场放大,影响的是重估节奏而非长期方向。“中国资产重估仍在途中”,他从新秩序、新动能、新生态三方面阐释长期价值,认为行情有望转向有基本面支撑的、更可持续的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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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全球资金:

资产吸引力与投资便利度要同步提升

Q:国际货币秩序正沿“碎片化”与“多元化”重构,如何进一步吸引外资配置中国资产?

缪延亮:国际货币秩序重构正在给中国资产带来新的配置机会。承接全球资金,关键是两点:提升资产自身吸引力和投资便利度。

如何提升资产吸引力?我们认为首先需要提高回报,把中国的经济增长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投资者回报。过去十年,中国名义GDP复合增速7%,但是沪深300每股盈利复合增速不到2%。经济增长与股东回报之间还存在不小的落差。要缩小这个落差,需要从资本市场和企业两个层面入手。

资本市场层面,要平衡融资功能与投资功能,完善发行、再融资和退市机制,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加强投资者保护。企业层面,要平衡资本投入与股东回报。有良好投资机会时,金融体系应支持企业投入研发、拓展业务;如果缺少有吸引力的投资项目,就不应该盲目扩张,而应更多通过分红或合理价格下的注销式回购返还资本。

除了提高回报,还要降低风险,改善投资者的持有体验。长期投资者不仅关心最终能赚多少,也关心其间要承受多大的波动,以及出现回撤后需要多长时间修复。

过去一段时期,A股机构化虽稳步推进,但个人投资者占比仍然超过50%,且部分机构考核周期偏短、过于注重相对排名,容易追逐热门板块。这些因素叠加,容易放大市场波动,使得投资者即使看好中国资产的长期前景,也可能因为持有过程中的大幅回撤而难以坚持长期投资。

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稳市机制,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和长期考核,增强市场深度与流动性承接能力,减少非理性波动,让长期资金更愿意进入,也更愿意留下来。

在提升资产本身吸引力之外,还要让境外投资者能够方便地配置中国资产。境外投资者不仅需要有资产可投,还需要便利地进入、持有、交易和退出。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提升金融市场深度和开放程度。

一方面,统筹发展在岸与离岸市场,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连接作用,丰富人民币资产、融资工具和风险对冲工具,提高资产的流动性和可配置性;另一方面,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开放,提高市场规则和政策的透明度,减少跨境投资中的程序性摩擦,增强资金进出和资产配置的可预期性。同时,推动资本市场开放与汇率弹性、宏观审慎管理相协调,提升应对跨境资本流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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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时滞与验证期:

波动加大不必然意味着重估结束

Q:稳市政策与工具相继落地,如何理解政策落地到价格企稳的时滞?又该怎么看待短期波动加大与资产重估进程的关系?

缪延亮:稳市政策落地到资产价格企稳,存在一定时滞是正常的。要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看前期市场调整是怎么形成的。我们认为,前期A股调整主要受到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是市场对AI投资回报和资本开支可持续性的担忧,二是美元流动性收紧预期,三是国内经济处于新旧增长动能调整阶段,投资者对经济增长前景存在一定不确定性。这些因素共同影响了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和资产估值。

与此同时,市场持续下跌又引发了流动性负反馈:部分机构面临赎回和风险控制约束,不得不被动减仓,集中卖出进一步压低资产价格,又引发更多减仓,放大了市场调整的幅度和速度。

近期稳市政策持续加力,互换便利拓宽了机构获取流动性的渠道,缓解了被动出售资产的压力;回购增持再贷款则为上市公司和股东提供融资支持,增强了市场的买方力量。这些政策首先解决的是市场交易和流动性层面的问题,有助于打破下跌过程中的负反馈,改善市场的微观结构。

但前面提到的AI投资回报、海外流动性和国内经济增长预期等问题,并不能仅靠稳市工具解决。市场要真正企稳并进一步回升,还需要投资者信心逐步恢复,更需要经济基本面和企业盈利改善。

这既需要财政政策继续围绕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和改善民生发力,也需要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制度,推动投融资功能更加均衡,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随着流动性压力缓解、投资者信心恢复和企业盈利逐步改善,市场上涨才能获得更加坚实的支撑。

再看短期波动与中长期资产重估的关系。短期波动加大,是资产重估进入验证期的市场特征之一,并不必然意味着重估结束。因为资产重估本身就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市场对长期价值的认识也不可能一步到位。

前期市场更多交易科技创新、产业竞争力提升和国际货币秩序重构带来的中长期机会,风险偏好改善、风险溢价下降推动估值修复。但随着资产价格上涨,部分乐观预期已经提前反映在价格中,市场也会逐渐从交易长期逻辑转向检验这些逻辑能否兑现。

在这个过程中,市场预期出现反复是很正常的。投资者有时会过于乐观,推动资产价格上涨过快;有时又会因为短期经济数据、海外流动性或地缘政治等因素过于悲观,引发阶段性调整。尤其是在长期逻辑尚未完全转化为企业盈利和实际回报之前,市场对短期信息往往比较敏感,价格波动也会比较大。因此,不能因为市场出现阶段性调整,就认为长期资产重估的逻辑已经结束。

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支撑中国资产重估的长期因素有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我们认为,中国的产业竞争力、科技创新能力,以及在全球经济和国际货币体系变化中的相对优势,并没有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改变。未来随着产业进展逐步转化为企业盈利、现金流和股东回报,中国资产重估有望从前期更多由估值修复和风险偏好改善驱动的上涨,逐步转向由基本面和实际投资回报支撑的、更可持续的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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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秩序、新动能、新生态:

中国资产长期价值的三个支点

Q:抛开短期扰动,应当从哪些结构性变化来判断中国资产的长期价值?

缪延亮:判断中国资产的长期价值,关键还是看全球配置环境、中国经济增长动能以及资本市场自身生态是否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我们认为,可以从新秩序、新动能和新生态三个方面理解中国资产的长期价值与重估空间。

第一,新秩序,是指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带来的全球资产配置再平衡机会。美国财政赤字和债务持续扩张,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美元金融体系的工具化使用也在削弱部分国际投资者对美元资产的信任。全球货币秩序正从单一中心向多元化演进,推动全球投资者重新审视过度集中的美元资产配置。

中国拥有庞大的经济体量、完整的产业体系和重要的全球贸易地位,有条件在这一过程中提升全球资产配置地位。去美元化并不意味着资金必然流向中国,但全球配置再平衡为中国资产争取长期资金提供了新的机会。

第二,新动能,是指中国上市公司正在形成新的盈利增长来源。AI、新能源和高端制造等新兴产业已经成为中国股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测算,AI产业链、新能源产业链和高端制造在全A指数中的权重已达到60%左右。随着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企业全球竞争力提升,这些产业有望为上市公司带来新的盈利增长来源,改变中国股市过去较为依赖传统行业的盈利结构。

第三,新生态,是指资本市场制度改革和投资者结构改善,有助于提升股东回报、降低投资风险。制度层面,资本市场正在更加重视融资与投资功能的平衡,上市公司分红和回购增加,2024年以来自由流通股本对应的分红规模已超过IPO及再融资规模。资金层面,保险等中长期资金加快入市,汇金稳市机制逐步成熟,公募基金更加重视长期投资考核。这些变化有助于改善投资者结构,增强市场稳定性,提升投资者回报,推动资本市场形成更加良性的长期投资生态。

总体而言,我们认为中国资产重估仍在途中。短期三重逆风仍可能带来市场波动,但全球配置环境的变化、上市公司新的盈利增长来源,以及资本市场投资生态的改善,共同构成了中国资产长期重估的基础。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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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编辑:宥朗|责任编辑:宥朗

视觉:李盼 东子

监制:李俊虎 潘潘

来源:21财经

记者:崔文静 | 原文编辑:姜诗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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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40招聘 | 研究、市场等岗位开放中

CF40 2026-11-13 20:17 北京

期待优秀的你~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立于2008年4月,是中国极具影响力的金融专业智库平台,专注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与交流。坚持问题导向,CF40每年召开闭门研讨会、大型峰会、国际交流会等百余场研讨会,每年开展课题研究20余项,出版要报、简报、双周报、书籍等共计100余册,受到决策层领导重视和经济金融界人士高度评价。

2021年以来,CF40以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为载体,进一步充实专职研究力量,持续开展重点课题研究,形成“平台+实体”的新型智库模式。2024年,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正式推出原创研究产品“CF40研究”,围绕宏观经济、政策动向、金融市场、国际问题等领域持续提供极具前瞻性的研究洞见,成果触达银行、券商、资管领域百余家海内外头部金融机构,备受业内关注。

Part.1

招聘岗位

➤  青年研究员

1

岗位职责

1. 负责撰写《CF40研究·简报》系列原创研究报告,深入研究宏观经济、地缘政治、金融市场、AI、能源化工、生物医药等重点、热点议题。

2. 协助开展课题研究,并参与相关研究产品的选题、写作工作。

2

任职要求

1. 国内外知名高校硕士、博士学历,经济/金融大类或AI、能源、生物医药等理工类相关专业。应届生或有相关工作经验者均可投递。

2. 具备较强的AI工具应用能力、数据搜集与信息整理能力、研究写作和口头表达能力,以及出色的抗压能力。

3. 在国际组织、市场研究机构、监管机构、学术机构有2-3年研究工作者优先。有政策研究或课题经历者优先。

4. 英语听说读写熟练,具备英文路演能力者优先。

➤  研究助理(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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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职责

1. 持续追踪国际宏观经济、地缘政治及主要国家政策变化,围绕重点议题开展研究、产出高质量研究报告。

2. 负责英文资料的搜集、研读与整合,高品质英文报告的生成。

3. 参与国际交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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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要求

1. 国内外知名高校硕士、博士学历,翻译、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等相关专业。应届生或有相关工作经验者均可投递。

2. 优秀的中英文读写与翻译能力,能够熟练处理英文原始材料并完成高质量中英文输出。有金融翻译、英文媒体或国际研究机构相关经历者优先。

3. 对全球宏观经济、国际政治、地缘战略等议题有浓厚兴趣,具备较强的研究意识和快速学习能力。

4. 沟通顺畅,责任心强,具备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能够适应快节奏工作环境。

➤  市场主管

1

岗位职责

1. 负责理事单位、会员单位的拓展与维护。

2. 承担“CF40研究”机构客户的拓展与维护,对接客户需求,提升合作深度与黏性。

3. 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

2

任职要求

1. 本科及以上学历。

2. 3年以上市场拓展或合作工作经验,有国际金融机构、国际咨询机构从业背景优先。

3. 沟通协调能力强,能够建立并维护良好的合作关系。

4. 英文可作为工作语言。

Part.2

我们的优势

❶ 富有竞争力的薪酬,广阔的成长空间;

❷ 多层次、全方位、国际化的专业学习平台,与国内外顶尖专家学者交流的机会;

❸ 简单专业的工作氛围,以成果和业绩为导向的工作风格;

❹ 六险一金、内部食堂、健康体检、节日津贴、福利假期等。

工作地点

北京 西直门

报名方式

请将个人简历以“应聘岗位-院校-专业-姓名-学历-毕业年份/工作经历年限”为主题投递至 hr@cf40.org.cn。

联系电话

010-58297189-8015 刘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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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推荐案例揭晓 第八届启动

欢迎关注👀👉 2026-11-13 13:40 北京

本文转自全球发展知识交流中心公众号

2026年11月11日,2026全球减贫伙伴研讨会在北京举办。研讨会以“深化伙伴关系,创新减贫路径”为主题。会上发布了由中国国际减贫中心、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世界银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和亚洲开发银行等7家机构联合发起的第七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评选出的推荐案例名单,并启动第八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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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2026全球减贫伙伴研讨会在北京举办。图为第七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推荐案例名单发布。)

第七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自2025年12月启动,共收到来自31个国家和地区的890篇案例,经7家机构共同评审,评选出了126个推荐案例。本次征集案例中涌现出大量运用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助力减贫和乡村发展的成功实践,这些探索让世界各地关注减贫的人士和机构,对乡村发展的未来图景充满信心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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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2026全球减贫伙伴研讨会在北京举办。图为第八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启动。征集活动由中国国际减贫中心、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世界银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和亚洲开发银行等7家机构联合发起。)

据了解,“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关心扶贫的组织和个人征集原创优秀减贫案例,旨在以案例为载体,推广分享各国减贫成功实践。主办方将通过出版案例集、精选案例制作可视化视频、图解等产品,加大对获选案例和模式的推广力度,助力发展中国家农村可持续发展和减贫事业。活动自2018年启动以来,得到全球众多机构和个人积极响应和有效参与。七届活动共收集到减贫案例5470余篇,评选出推荐案例763篇,涉及93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外引起了积极反响。

第七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同时得到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的大力支持。

附:第七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126个推荐案例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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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发展知识交流中心由中国外文局下属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和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共建,致力于成为可持续发展领域权威、专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识枢纽。以“智库+媒体”的融合形态,以国际化语言生动讲述中国发展故事,助力全球发展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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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布鲁盖尔研究所所长:当中国成为新的德国,欧洲如何重新定位自己

江玮 2026-11-12 19:59 北京

以下文章来源于:财经杂志

财经杂志

《财经》杂志官方微信。《财经》杂志由中国证券市场研究中心主办,1998年创刊,秉承“独立、独家、独到”的新闻理念,以权威性、公正性、专业性报道见长,是政经学界决策者、研究者、管理者的必读刊物。

中欧双方都需要理解彼此面临的现实问题,避免贸易冲突升级

“现在中国已经成为新的德国。”今年10月,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所长杰罗明·泽特迈尔(Jeromin ZETTELMEYER)在上海出席2026外滩年会期间接受《财经》专访时说。

在泽特迈尔看来,中国在技术和制造业领域已经赶上欧洲,甚至在一些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这是欧洲必须面对的长期变化。这一过程类似于19世纪下半叶德国工业崛起给英国带来的挑战。历史表明,领先地位的转移并不意味着一个经济体必然走向衰落,尽管调整过程可能相当痛苦。对于今天的欧洲而言,如何适应新的现实,将不仅决定其产业竞争力,也将影响欧洲未来的经济和政治走向。

2026年10月22日,2026外滩年会,外滩圆桌“地缘冲击下的能源安全与能源转型”,Jeromin ZETTELMEYER

过去几年,能源价格冲击、经济增长乏力和产业结构调整迟缓,持续削弱欧洲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和技术能力快速提升,正在改变全球产业和贸易格局。对于欧洲而言,这不仅意味着来自中国企业的竞争更加直接,也意味着一些过去由欧洲占据优势的制造业和出口市场正在发生变化。

从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的保障措施,到正在讨论的贸易防御工具,再到《工业加速器法案》,欧洲试图在保护本土产业与维持开放之间寻找新的平衡。与此同时,中欧通过贸易投资磋商机制(TIC)就特定行业的贸易安排展开对话,混合动力汽车出口配额成为双方协商解决贸易摩擦的一种尝试。

泽特迈尔认为,欧洲需要一定程度的临时性产业保护,但不能让保护措施取代结构性改革。欧盟也需要吸引更多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他强调,中欧双方都需要理解彼此面临的现实问题,避免贸易冲突升级。

布鲁盖尔研究所是欧洲乃至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经济政策智库之一。泽特迈尔从2022年9月开始担任布鲁盖尔所长。他此前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战略、政策与审查部副主任,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经济政策司司长以及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研究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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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竞争力之困

Q:欧洲面临着增长乏力、能源成本高企以及与美国之间的技术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在一些过去由欧洲企业占据主导地位的行业,来自中国企业的竞争也日益激烈。你如何评估当前欧洲经济的整体状况?欧洲目前经历的是暂时性的表现不佳,还是它的工业和技术竞争力正在面临更深层次的衰退?

泽特迈尔:事实上,今年欧洲经济表现出了相当强的韧性。例如,德国经济增长预期已经上调。今年初,德国经济增速预计在0.5%左右,现在看来可能达到1.3%左右。考虑到今年发生的种种情况,尤其是能源价格冲击,欧洲经济的表现其实不错。

从结构性角度来看,欧洲确实正在经历、或者说已经历了竞争力的侵蚀,这与能源成本有关。但这早在2022年就已经发生了。当时,欧洲的能源供应体系发生了变化,从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转向其他来源。现在,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从美国进口天然气。

除此之外,我认为欧洲面临的问题更多是长期性的。至少过去20年来,欧洲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速度一直低于美国,当然期间有少数例外。与此同时,中国实现了追赶。相对而言,我们做得比中国差。至于美国,欧洲一直在节节败退。人工智能革命可能会加速这一趋势,但也未必,因为这主要取决于人工智能的应用,而不完全取决于模型的生产。

我认为,欧洲经济在中长期面临的最大挑战有两个:第一,适应气候变化;第二,适应中国在技术上已经赶上欧洲这一现实。由于中国经济体量庞大,这将对全球生产结构产生影响。中国目前存在的产能过剩,其中一部分最终会消退,因为企业不可能长期承受负利润。而随着房地产市场调整带来的影响逐渐消退,中国国内需求也会有所恢复。但即便欧洲不再受到这些影响,中国的竞争力仍然会强于欧洲。结果就是,一些过去欧洲具有优势,甚至占据主导地位的出口市场,现在将由中国企业占据。这是欧洲必须适应的变化。

Q:你认为欧洲未来的经济增长机会主要在哪里?

泽特迈尔:在前沿大模型领域,欧洲确实落后于美国。这主要是因为欧洲缺乏超大规模云服务商以及能够动员巨额投资的金融市场。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无法在应用型人工智能和小型人工智能模型方面有出色表现。

欧洲需要提升自身的算力水平,这方面其实存在一定空间。尽管欧洲能源相对匮乏,但一些地区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例如水电、核电和太阳能。问题在于,欧洲尚未形成统一的电力市场。这些能源优势主要集中在特定地区,这些地方的人口密度也不高,因此可以在那里建设算力基础设施。欧洲的比较优势在于其规模相对庞大的制造业。因此,关键在于如何将人工智能融入制造业生产流程,以及如何有效利用工业数据。

Q:欧洲央行前行长德拉吉在2024年发布的欧洲竞争力报告提出了诸多改革建议。你认为欧洲在落实这些建议方面取得了多大进展?哪些领域应该是欧盟的政策重点?

泽特迈尔:欧洲在单一市场改革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主要体现在资本市场联盟以及储蓄与投资联盟方面。但总体而言,进展远没有达到德拉吉报告所期待的程度。

在降低监管负担方面,我们也取得了一些进展。欧盟委员会通过了一系列被称为综合法案的立法文件,通过对此前立法进行修订,降低企业的合规成本。此外,欧洲也在尝试加强产业政策,为战略性产业提供支持。不过这一点并不完全在德拉吉报告中。德拉吉报告指出,对于那些难以减排的行业,也就是重工业,需要提供一定的补贴支持。欧洲目前正在尝试这样做。

但欧洲推出的许多措施是出于对中国竞争的恐惧,这些措施未必都是好的政策。欧洲确实需要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否则欧洲工业在短期内可能面临崩溃的风险。但如果将其作为长期强化欧洲工业的战略,目前最主要的立法提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并不是一个好主意。

Q:你提到过适度的保护是必要的,但欧洲同时也需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过度保护可能延缓甚至扭曲这一调整进程。欧洲应如何把握保护的尺度,既通过临时的保护措施为欧洲企业争取适应时间,又避免这种保护措施只是维持那些缺乏竞争力的商业模式?

泽特迈尔:我认为,关键在于运用WTO保障措施。保障措施有两个特点:第一,只有在某个行业遭受一定程度损害的情况下,才能采取保障措施,而且适用范围必须相当有限;第二,这类措施的实施期限最长只能持续四年。

根据我的理解,欧委会贸易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期访华与中方达成的共识是,欧洲将对混合动力汽车这一特定行业采取保障措施,而且采取的方式已经与中国进行了协商和谈判。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意味着中国不会采取报复措施。

不过,总体而言,如果一个行业习惯于受到保护,就可能阻碍结构性改革,而不是推动改革。因此,保护措施必须是临时性的,而且不能成为唯一的政策手段。

Q:贸易失衡能否主要通过贸易政策加以解决,还是说欧洲更需要结构性改革?

泽特迈尔:我非常赞同欧洲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但我不完全确定,这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决贸易失衡问题。贸易失衡本身并不一定是大问题,关键在于失衡的规模。几年前,欧洲与中国的贸易失衡还不像现在这样显著。

过去几年欧洲的结构性竞争力并没有发生变化,那么推动这一变化的因素是什么?是由于中国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导致中国国内需求大幅下降。因此,这与中国或欧洲的结构性竞争力都没有关系。更大的问题在于生产和贸易的构成正在发生变化,而不只是总体贸易失衡。

过去150年来,德国一直致力于在某些制造业领域成为世界领先者,包括化工、汽车、机床、资本货物等。中国开放之后,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德国和中国都从中受益,因为这些产品正是帮助中国实现工业化的产品。

但现在这已经走到了尽头,因为中国已经成为新的德国。这对我们来说并不容易,因为德国在过去150年都处于领先地位,如今我们必须适应做一些不同的事情。问题不只是继续做事情,然后更加努力、做得更好、成本更低,当然这些也能发挥一定作用。而是我们要做不同的事情,因为在那些技术质量完全相同,甚至有时中国还领先的领域,我们永远不可能,或者说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能,仅仅依靠更加努力就胜过中国。

原因在于,未来二三十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结构上仍将低于欧洲。最终,中国工资水平会逐步上升,但届时中国和欧洲都将面临印度等国家的竞争。然后情况又会发生变化,我们将要为正在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腾出空间。问题在于,现在赶上德国的这个国家规模实在太大了。如果这个国家是越南,问题可能没有这么严重。真正让这一调整变得困难的,是中国经济体量的巨大规模。因此,中国需要给我们一些时间。但我们理解——至少我个人理解,并不是所有政策制定者都理解——欧洲必须作出重大调整,尤其是德国。

Q:怎么理解你所说的“中国已经成为新的德国”?

泽特迈尔:我的意思是,现在中国和欧洲之间发生的事情,与19世纪下半叶德国和英国之间发生的事情如出一辙。当时德国是一个比英国规模更大的国家,在技术上逐渐赶上英国,这给作为工业化起源的英国带来了问题。但英国最终挺过来了,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发展方向,至今仍然是一个富裕国家,只是活力不如过去。

因此,这些都是经济史上可以预见的事情。一个国家需要做出调整,为另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腾出空间,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必然会变穷。但这种调整过程可能相当痛苦,在政治上也很危险。尤其是对当下的欧洲而言。我们正面临相当复杂的政治局势,极右翼政党崛起、能源价格冲击,同时出现多种不利情况。

Q:如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在明年的法国总统选举胜出,这将对欧盟产生什么影响?

泽特迈尔:那将非常糟糕,但具体会有多糟还很难说。法国极右翼曾表示希望退出欧盟,他们最近不再这么说了,而是表示希望留在欧盟,但他们想要一个不同的欧盟,一个欧盟层面权力大幅减少、几乎所有权力都掌握在成员国手中的欧盟。这样一来,欧盟就只是一个自由贸易区了。

他们还希望大幅削减欧盟层面的财政支出。但实际上,欧盟层面的预算本来就不高。欧盟预算大约相当于欧盟成员国国民总收入的1.1%至1.2%,而成员国的预算则约占国民总收入的45%。因此,大幅削减欧盟预算是不太可行的。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问题,可能会阻碍欧盟的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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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防御工具与对话

Q:近期举行的欧盟峰会讨论了新的贸易工具。但考虑到欧盟已经拥有诸多贸易立法和政策工具,你认为欧盟还需要推出新的工具吗,或是现有的贸易立法已经足够?

泽特迈尔:总体而言,我认为欧盟现有的贸易立法基本上已经足够。这里需要区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确定适当的保护程度,既不能保护过度,也不能保护不足,同时还有临时性等问题。这些问题基本上可以在WTO规则框架内解决。

第二个问题涉及经济安全,而不是如何适应中国的竞争力。中欧之间存在力量失衡。中国对欧洲经济拥有很大影响力,因为中国控制着欧洲所依赖的稀土供应。去年10月,中国建立了一套框架,使其能够收紧出口。我们非常担心,一旦局势升级——这是我们正在努力避免的——中国可能会动用这一工具,欧盟产业将受到损害。

所以,我们的第一道防线是前往中国,与中方事先就可能采取的贸易防御措施达成共识,通过谈判寻求解决方案,对某些类型的贸易流动进行管理。但欧洲仍然担心自身的脆弱,我们需要某种工具,能够在功能上与中国限制稀土供应的能力抗衡。而欧洲唯一真正拥有的手段,就是限制进入欧洲市场。目前欧洲正在讨论一种工具,使欧盟能够比现在更迅速地关闭欧洲市场。欧盟已经有一项名为《反胁迫工具》(ACI)的机制,但从未真正启用。现在讨论的新工具可以理解为是经过改革的ACI。

Q:也有人称之为欧盟版的301条款。

泽特迈尔:确实有人将两者进行比较。ACI的适用范围甚至比美国的301条款更广,因为它可以动用更多种政策工具,而不仅仅是关税保护。我对美国的301条款赋予政府多少权力不甚了解,但ACI赋予欧盟的权力非常广泛,其中甚至包括直接禁止企业开展经营活动,而不仅仅是加征关税。欧洲讨论类似的工具,是因为我们想要能够迅速作出反应。不过,这种工具被视为一种威慑手段,我们并不打算真正使用它。它其实是最后的选择。

Q:在10月的欧盟峰会举行之前,德国和法国共同呼吁欧盟出台新的贸易工具。德国过去在对华实施贸易限制上一直相对谨慎,是什么原因导致德国的立场发生了转变?

泽特迈尔:德国实际上是受中国产能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德国仍然拥有规模庞大的工业体系,而现在中国出口产品与德国出口产品之间的重合度越来越高。德国人非常担心本国工业体系会受到严重冲击。德国并不是一个保护主义国家。但德国开始与法国达成一致,主要是因为德国认为自己正处于风口浪尖。与此同时,德国和法国都认同,应该首先使用WTO框架下的工具。因此,欧洲距离美国所采取的那种保护主义做法仍然相当遥远。

Q:你如何评价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取得的成果?

泽特迈尔:成果不错,当然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看法。有些人原本期待这次会议带来更广泛的解决方案,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就是中国的供需失衡。但这种期待并不现实。

这次会议最终取得的成果,至少从欧洲方面的解读来看,建立了一种模式:在不与中国引发贸易战的情况下,有选择地支持那些面临最大风险的行业。这是一项相当重要的成果。这种模式要求双方形成某种共同理解,即中国承认欧洲面临真实的问题,然后双方就某个具体领域、某个范围相对有限的贸易管理达成一致,再通过保障措施来落实这一安排。只要这不是唯一采取的措施,我认为这就是一种不错的推进方式。中国仍然需要努力推动经济再平衡,而欧洲也需要继续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以适应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将远超以往的现实。

Q:混合动力汽车出口配额的做法会被复制到其他行业吗?

泽特迈尔:视情况而定。我认为,未来可能会涉及更多行业,但必须逐个行业来讨论。这可能意味着,每当我们希望将这种做法用于另一个行业时,都需要重新回到北京进行磋商。

欧盟贸易委员在介绍这一安排时,将其作为一种可行模式的示例,暗示这不会是最后一次。但这一模式本身是高度个案化的,而且需要通过磋商调整。我认为,这一做法会在一定范围内继续推进,之后再看双方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达成共识。我们的目标很明确:一方面避免贸易战,另一方面确保欧盟某些产业不会崩溃。我认为中国也能够理解这一点。

Q:今年早些时候,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中欧可能爆发贸易战的讨论,但后来双方建立了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展开对话,最终避免了贸易战的爆发。是什么改变了局面?

泽特迈尔:没错,当时确实有人担心贸易战会发生。我认为,双方只是对如何以最佳方式处理这些问题进行了思考,然后开展了外交斡旋。我并不觉得出现这样的结果特别令人意外,因为双方一直都有避免贸易战的动机。另一方面,双方又必须解决现有的问题。

所以这一进展可能得益于双方都抱有诚意。中国理解我们确实面临着真实的问题,并不是我们凭空捏造出来的,不像美国总统特朗普那样。特朗普认为,双边贸易失衡的存在就意味着有人在作弊。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欧洲没有人相信这种说法。我们真正担忧的,只是贸易变化所带来的结果,以及劳动力被快速挤出市场可能造成的社会和政治后果。

Q:在与中国展开对话的同时,欧盟也在考虑采取更强有力的贸易防御措施。更强硬的贸易政策是否会削弱双方通过对话解决争端的努力?欧盟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

泽特迈尔:在中国宣布稀土出口许可框架时,欧洲非常震惊。中国后来表示,除非有必要,否则不会动用这一工具。这次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欧洲讨论的是发挥威慑作用的工具,而不是实际使用的工具。

我认为,关键在于中国能够从我们的角度看问题,我们也能够从中国的角度看问题。目前双方的沟通足够顺畅,能够让这一机制运转起来。

对中国来说,另一个可能更大的刺激因素是《工业加速器法案》中的某些内容,尤其是涉及外国直接投资(FDI)的部分。我也认为相关条款走得太远了,因为附加条件实在太多,这可能使中国企业到欧洲投资变得缺乏吸引力,而我们其实非常希望看到中国企业来欧洲投资。我认为欧盟应该重新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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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加速器法案》争议

Q:欧盟目前对来自中国的投资持什么态度?

泽特迈尔:态度有些分裂,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原则上欢迎中国投资,认为中国投资是有益的。但也有人担心,中国企业只是在欧洲进行组装,所有东西仍然从中国进口,这只是规避贸易限制的一种方式。这也是欧盟出台额外附加条件的原因,不过这些条件可能超出了合理的范围。

此外,还有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担忧,但我认为,这种担忧只适用于某些特定行业。总体而言,我认为欧盟的态度是希望吸引更多中国投资,就像过去中国曾经希望并且需要我们的投资一样。

Q:你能否举出一些中国企业在欧盟投资的成功案例?

泽特迈尔:中国电池企业在欧盟境内生产,就是一个很好的做法。我对具体案例了解得不够多,不便谈论特定企业。但很明显,欧洲需要建立自己的电池产业。就目前而言,欧洲电动汽车想要保持竞争力,仍然需要中国电池。因此,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其中仍然有权衡,但这将有助于欧洲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

Q:欧盟一方面希望吸引更多中国企业投资电动汽车和电池行业,但另一方面又对中国投资实施严苛的国家安全审查。

泽特迈尔:这是因为我们有多个目标,这些目标有时会相互冲突。一方面,存在一些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这些担忧涉及数据,以及基础设施对软件更新的依赖问题,这是欧盟无法控制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关心公平竞争环境。我们希望生产活动能够在欧盟境内进行,因为这样不仅可以创造就业岗位,而且与直接从中国进口相比,我们对补贴问题的担忧也会相对少一些。我们需要同时解决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之间自然会产生张力。

Q:贸易问题似乎占据了欧盟的主要精力,对于投资问题,现在欧盟有哪些讨论?

泽特迈尔:欧盟正在《工业加速器法案》的背景下讨论投资问题。我认为最好通过双边方式来讨论这些问题,而不是仅仅在一部欧盟立法中提出一些条件。尽管法案文本中没有写明,但其中一些条款实际上是针对中国的。

Q:欧盟为何在这个阶段要推动《工业加速器法案》?

泽特迈尔:动机是对欧洲制造业未来的担忧。这是一项相当糟糕的立法。欧洲内部实际上存在不同的观点。我认为,谢夫乔维奇带到北京的是一种相当平衡的观点。而在《工业加速器法案》中存在一些保护性安排,例如通过狭义的“欧洲制造”条款等。我认为,这些做法并非好主意。大家确实有着共同的担忧,但如何将这些担忧转化为政策,却存在争议。

《工业加速器法案》的出台,与过去一年左右中国竞争对欧洲经济的影响力不断上升有关。正如我刚才所说,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欧洲的结构性弱点,但这种非常迅速的变化,不可能仅仅是因为欧洲自身竞争力出现了结构性下降,而是更多与中国发生的变化有关。

Q:欧盟决策者应如何在竞争力、经济安全和经济增长之间权衡?

泽特迈尔:首先,你必须承认这些目标之间确实存在权衡关系。欧洲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欧盟委员会经常假装这些目标之间不存在取舍。经济安全这一概念经常被滥用,适用范围过于宽泛。它被当作一个笼统的理由,用来保护欧洲任何与制造业或重工业相关的产业。显然,这样做是不行的。

因此,首先必须对相关概念作出准确界定,然后认真分析这些目标之间的权衡关系,看如何协调。但总体而言,我认为经济安全的定义和适用范围应该保持狭窄,还需要将一定程度的临时性保护与结构性调整结合起来。

Q:明年3月,中国和欧盟将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三次例会。你认为应该重点讨论哪些议题?

泽特迈尔:现在还无法作出判断,这将取决于第二次例会之后会发生什么。我希望双方能够讨论我之前提到的那些仍有改善空间的领域,例如中国企业在欧洲的投资条件。我希望最终通过的《工业加速器法案》能够比欧盟委员会此前提出的版本限制更少。此外,还有市场准入等问题。

Q:在你看来,一个更加稳定、互利的中欧经贸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

泽特迈尔:我们需要时间来完成自身调整,我们需要对某些行业提供有效保护,我们必须以和中国形成共识的方式来实施保护措施。我们希望吸引更多中国直接投资。同时,中国也存在一些市场准入问题。这是三个主要方面。

我们可能还需要一个投资框架。我们曾经非常接近达成,当时商定的框架如今需要修订,但我们仍然需要能够促进双边直接投资的框架。双方仍有可能达成某种形式的投资协定,只是我们不能原封不动地使用此前谈判的文本,它需要修改。是否继续将其称为《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还是改用其他名称也是一个问题。但我认为,建立投资框架是一个好主意。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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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编辑:潘潘|责任编辑:潘潘

视觉:李盼 东子

监制:李俊虎 潘潘

来源:财经杂志

记者:江玮 | 原文编辑:苏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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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下一步:如何落实“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

原创 CF40 2026-11-11 20:18 北京

中美之间进入相对缓和的暂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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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注定是中美关系具备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而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的提出,更为未来一个时期的中美关系提供了战略指引。

在2026外滩年会期间,美国原贸易代表、美中关系委员会主席Charlene BARSHEFSKY和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达巍围绕如何理解“建设性战略稳定”以及如何将这一新定位落到实处进行了深入讨论。我们摘取了部分内容与读者分享。

本场外滩圆桌“中美关系下一步:落实战略稳定的路径与举措”于10月21日举行。一同参与讨论的还有中国美国商会会长Michael HART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东亚研究所所长Alfred SCHIPKE。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肖茜为本场主持人。

2026年10月21日,2026外滩年会,外滩圆桌“中美关系下一步:落实战略稳定的路径与举措”,从左至右依次为:肖茜、Charlene BARSHEFSKY、Michael HART、Alfred SCHIPKE、达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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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专家如何理解

“建设性战略稳定”

Charlene BARSHEFSKY指出,“建设性战略稳定”这一概念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其为中美之间在前一阶段不断升级的模式带来暂停期。双方可利用这一窗口期推动更多实质成果落地。

作为1997年至2001年的美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Charlene BARSHEFSKY曾主导中国入世期间中美双边的谈判。她认为,自中国入世以来,中美经贸关系的变化可大体总结为5个阶段:最初,贸易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既符合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也符合美国扩大国际影响力、维持领导地位的需要,双方相处融洽。但后来,贸易变成两国关系的“阿喀琉斯之踵”,竞争成为中美关系的新框架,原因在于双方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美国逐渐背离其多年前一手主导建立的国际体系,否定贸易的价值,并将贸易武器化,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最近一个时期,双方一度进入“行动—反制—再行动—再反制”的恶性循环,显著特征是互信严重缺失,分歧被不断放大,而共同利益逐渐淡化。当前,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之间进入相对缓和的暂停期。

2026年10月21日,2026外滩年会,外滩圆桌“中美关系下一步:落实战略稳定的路径与举措”,Charlene BARSHEFSKY

她强调,不同于市场监管机构可以直接介入并叫停某种行为,目前并不存在任何外部机制或第三方,能够对美国或中国的行为施加约束。只有中国和美国自身,才能约束并调整各自的行为。这既是前一阶段不断升级的模式最危险之处,也是当前双方主动按下暂停键、推动“建设性战略稳定”之所以如此关键的原因。

达巍认为,当前判断中美关系进入“新篇章”为时尚早,但“战略稳定”这一概念本身,就反映出中美双方承认分歧的坦诚立场,以及有效管控双边关系的目标。

正如9月24日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仪式上的致辞所说:“中美不必讳言竞争”。达巍直言:“当我们说需要稳定双边关系时,实际上就是承认当前的双边关系十分棘手,而我们希望能对其进行有效管控。”他认为,承认双方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紧张关系,本身就是一种现实而坦诚的立场。“这是一件好事。”

同时应当承认,双方已经取得一些重要进展,包括建立经贸问题磋商机制,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建立军事沟通机制等。而这些都离不开两国领导人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稳定”能否持续

Charlene BARSHEFSKY认为,真正确保“建设性战略稳定”,关键在于双方能否明智地利用好窗口期,保持克制、各退一步,并认识到恶性竞争只会两败俱伤。

她以核威慑类比一种经济相互威慑下的稳定:“如果双方能够明智地利用好这段暂停期,就有可能形成某种相互威慑的局面。就像核威慑机制在核扩散的大背景下依然维持了核领域的和平一样。”

达巍则称之为“以实力求稳定”。“稳定”的可持续性取决于一个关键变量:双方能否化解相互依赖带来的脆弱性,或解决关键技术和供应链上的“卡点”问题。“如果中美双方仍然存在这种互相制约的脆弱性,也就是说双方仍然需要相互依赖,那么我们就可能不得不维持双边关系的稳定。但如果这种相互依赖被消除了——比如美国能够自行生产稀土,而中国也能够自主生产半导体——这从各自角度看也许并不是坏事,但对于双边关系的稳定来说,我认为反而可能是一个隐患。”达巍表示。

2026年10月21日,2026外滩年会,外滩圆桌“中美关系下一步:落实战略稳定的路径与举措”,达巍

他将“稳定”定义为一种可控的波动区间,也就是把波动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他认为,目前两国已经成功将双边关系控制在相对确定的区间内。未来两年,双边关系虽然可能因美国总统换届等因素有所起伏,但预计波动仍将处在可控范围内。总体上,这种稳定状态可能会在下一届美国政府任内继续维持。

落实战略稳定的路径与举措

11月18日至19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外界预期,中美元首可能将在APEC峰会期间再次见面。对于两国下一步需要共同推进的优先事项、以及如何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从政治共识走向持久的制度安排,与会嘉宾从多个维度提出了建议。

Charlene BARSHEFSKY提出:第一,增设技术理事会。在她看来,在已有政府间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的基础上,需要思考是否增设技术理事会。因为技术议题正是美中之间问题的症结,而技术栈依赖围绕其形成的整个生态系统,有了专门机制,双方才能更系统地培育这类生态系统。

第二,上述理事会必须制度化,并建立底层架构。她指出,这些机制需要长期延续,并让整个政府系统理解其应有角色;这有赖于在其下建立一整套架构,而这套架构才是最终成功的关键。

第三,追求实质性成果,即有时限、范围明确、可衡量的具体结果。

达巍赞同设立技术理事会的构想。他还补充了另外两个方向:一是人文交流。在他看来,人文交流是双边关系中最容易取得成果的领域,中方已提出未来5年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的倡议,未来可有更多类似举措。

二是激活亚太多边框架。达巍表示,亚太地区几十年来一直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中心,且没有爆发战争,这在当今世界非常难得。他提议推动APEC回归最初的定位,守住以发展为核心的区域合作框架,“不能让竞争、安全等问题占据所有议题,要将发展与和平置于首位。”

Charlene BARSHEFSKY和达巍同时提醒,必须警惕“G2”思维。达巍指出,在多极世界中,中美是两个有重要影响力的行为体,但这不等于G2格局。其他所有国家都拥有自主选择权,不受任何人支配。他警告称,G2思维极易滑向新冷战。Charlene BARSHEFSKY认为现在谈G2为时过早,各国并不会自发抱团,当前贸易演化趋势更多呈现区域化——全球南方、西方等多个独立板块——而非G2。“仓促定型一套秩序,既不符合中美双方利益,也不符合世界的利益,将是一个可怕的失误。”

此外,Michael HART从企业角度提出,希望中美沟通机制从“国家元首对国家元首”下沉至“官员对官员、团队对团队”的工作层面,为贸易搭建更加长期、可持续的运行空间。“‘300亿对300亿’ 对等降税框架已进入磋商阶段,期待明确具体行业、具体商品、具体关税税率,让企业有可预期的营商环境。”Alfred SCHIPKE补充了另一个具体抓手:投资理事会可以“白名单”的方式明确投资边界。可从小处起步,使企业既有安全感,又能继续优化全球供应链。

版面编辑:思琦|责任编辑:思琦 潘潘

视觉:李盼 东子

监制:李俊虎 潘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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