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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伯格诞辰一百周年;好奇心的悖论|思想周报

2026年11月16日 14:03

原创 澎湃思想市场 2026-11-16 14:03 上海

思想周报以翻译、扫描舆论场上的观点文章的方式,为读者呈现全球思想动态。本期思想周报,我们关注约翰·伯格的生平和遗产,以及好奇心这种特质被渴望和畏惧的双重性。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思想周报以翻译、扫描舆论场上的观点文章的方式,为读者呈现全球思想动态。本期思想周报,我们关注约翰·伯格的生平和遗产,以及好奇心这种特质被渴望和畏惧的双重性。

文|卢南峰,贾敏

约翰·伯格诞辰一百周年

1972年1月,英国广播公司第二台(BBC 2)播出了一档4集、每集半小时的节目。在第一集开头,一个头发蓬乱的男人走到波提切利的名画《维纳斯与马尔斯》前,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美工刀,当着镜头把维纳斯的头像割了下来。画框后面露出一面蓝墙,观众这才看清,那不是国家美术馆的展墙,而是摄影棚里搭的布景,那幅画也不过是一张复制品。这个开头后来被反复引用,成了电视史上最有名的开场之一。

约翰·伯格

这个男人就是被誉为西方左翼浪漫精神传人的约翰·伯格(John Berger)。2026年11月5日,是伯格诞辰一百周年,而距他离开这个世界,也已近十年了。

一、为什么今天还在读伯格

10月12日,《纽约时报》书评版刊登了署名安德森·特珀(Anderson Tepper)的报道,作者通过电子邮件采访了6位作家,问的是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今天还在读伯格?

伯格的传记作者汤姆·奥弗顿(Tom Overton)在回信里说:“他工作得足够久,长到对不同世代意味着不同的东西。50年代是他批评文章的锐气,60年代是他在电视上和小说里的在场,再往后,是他对移民工人、农民和巴勒斯坦人的悲悯之深。”

英国作家杰夫·戴尔(Geoff Dyer)在80年代中期写过一本《讲的方式:约翰·伯格的工作》(Ways of Telling),2001年又编过伯格的文选。《纽约时报》的报道认为,替伯格在全世界扬名,他出的力大概比谁都多。戴尔说,他一直想写出伯格那样宽广的作品,“不只是题材的宽度,而是不断造出新的形式,还有更关键的,语调”。他称伯格“是个深刻的思考者”,“相信真理得从经验的坚岩里凿出来”,又把他和桑塔格并举,随即补一句,“不像桑塔格,他还是第一流的小说家”。

作家、摄影家特朱·科尔(Teju Cole)说,伯格写的正是他关心的题目:卡拉瓦乔、维亚·塞尔敏斯(Vija Celmins)、巴勒斯坦、阿尔卑斯、素描、英雄式的个人、绝不是英雄的普通人,“还写了我读过之后才知道自己关心的题目”。在他看来,《观看之道》是一份宣言,那些随笔“是这份宣言的实践”,教人带着精确、好奇和一点不炫耀的学识去看艺术,也看世界,“最重要的是,愿意去爱那些配得上这份爱的东西”。

小说家、诗人本·勒纳(Ben Lerner)为纽约书评出版社版的《G.》写了导言。他说,伯格全部作品合起来是一个论证,“政治唯物主义必须包含对感官世界的惊奇”。他还说,《G.》写一个意大利浪子,是伯格“关于政治能量与情欲能量如何相连的重大表述”。

印度作家阿米塔瓦·库马尔(Amitava Kumar)18岁在德里初遇《观看之道》。后来他照着《第七人》(A Seventh Man)的拼贴方式写《护照照片》(Passport Photos)。他看过伯格的《本托的素描簿》(Bento's Sketchbook)之后,自己也动手画起来。他说,“没有别的作家为‘看’这个动词做过这么多”,“我们正像伯格告诉我们的那样,活在一个被图像浸透的世界里”。

加拿大作家玛德琳·蒂恩(Madeleine Thien)在回信里说,伯格句子的明晰和精确改变了阅读的节奏,“我们慢下来,和他一起走,我们看见。读伯格快不了,就像读斯宾诺莎快不了”。她的新作《记录之书》(The Book of Records)写的正是斯宾诺莎。她还说,每当感到无望和恐惧,她就去读伯格,因为他说清了一种讲故事的方式,那是陪着看不见的人,把希望一手一手传下去。

这几个人说的都是伯格,可没有两个人的说法能互相替代。60年里,他画画,写批评,上电视,写小说,去写阿尔卑斯山里的农民,也讲故事。每一重身份都有相应的追随者,而不同的追随者之间却大都互不往来。一个人能让几个圈子的人各取所需,这比任何一句赞美都更能说明他的分量。

二、反叛者

我们对伯格的印象,多半来自《观看之道》(Ways of Seeing)这本薄薄的图文书。它源自本文开头提及的同名电视片,此后半个世纪一直是美术院校的入门读物,也是许多人第一次意识到,“观看”这件事本身可以被追问。

《观看之道》不是凭空来的,它有一个靶子。

1969年,BBC 2播出艺术史家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爵士主持的纪录片《文明的轨迹》(Civilisation)。片头,克拉克站在巴黎圣母院前问:“文明是什么?我不知道。我没法用抽象的词给它下定义,至少现在还不行。但我想我看见它的时候就能认出来。”然后他转身对着身后的教堂说:“事实上,我现在就在看着它。”这组镜头拍于1968年五月风暴期间。据历史学家西蒙·沙玛(Simon Schama)回忆,拍摄那天阳光很好,风平浪静,而摄像机之外,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正在分崩离析,学生们在街头抗议,他自己就在人群里。

3年后,伯格的《观看之道》播出。他在节目里说,克拉克那样的讲法把艺术弄得神秘,而这种神秘是有用的,它让少数有特权的人在失去提供独一无二体验的能力之后,仍然保得住权威和市场价值。他要做的,是把这套被供起来的欧洲传统艺术去神秘化,抹掉围绕在它周身的那层虚幻权威。克拉克在《文明的轨迹》里说过:“我相信,秩序优于混乱,创造强于毁灭。”这句话既是那部片子的总纲,也是伯格想要反驳的东西。

同一年,1972年11月23日,伯格在伦敦摄政街的皇家咖啡馆(Café Royal)领布克奖,奖金5000英镑。这个奖1969年第一次颁出,是英语世界最受关注的文学奖之一,当时由食品饮料集团布克·麦康奈尔(Booker McConnell)出资。伯格的获奖感言一开口就不客气。他说奖项的竞争性让他反感,公布短名单、故意制造悬念、把作家当赛马一样猜测,“这一切在文学的语境里是虚假的、不合适的”。

然后他把话题转到奖金上。布克·麦康奈尔这家公司在圭亚那的甘蔗园上起家,在加勒比经营了130多年。伯格说,现代加勒比的贫困,直接来自这种剥削,也来自类似的剥削,数十万西印度人因此被迫到英国做移民劳工。而他的奖金,就是从这家公司来的。

他没有退钱。他的解释很实在:他急需一笔钱,来完成一个关于欧洲移民劳工的写作计划(即后来出版的《第七人》)。伦敦的英国黑豹运动也急需一笔钱办报纸。两边都缺,那就分成两半。

他在台上说:“我得让这个奖掉过头来对付它自己。”(This is why I have to turn this prize against itself.)接着又补一句:“我捐出去的那一半,会改变我留下的这一半。”

这两句话后来被引用了无数遍,引到今天,听的人已经不太能觉察其中的分量。它真正的分量在于,伯格没有把这件事说成善举。他说得很清楚,这不是罪责或者良心不安的问题,当然更不是慈善,甚至首先不是政治问题,而是他作为一个作家的持续发展的问题,是他和他所受教化的那种文化之间的事。一个作家把奖项掉过头来对付它自己,针对的其实是作家本人身上那部分被奖赏驯化的东西。

三、经典化

1972年的伯格,在电视上反艺术史的权威,在颁奖礼上反赞助商的钱。2026年,充满反叛精神的伯格正在变成一个“经典作家”。

《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旗下出版社Verso编了一套“伯格经典”,目前已出13种,官网计划出14种。纽约书评出版社10月重出《看》(About Looking),明年计划推出《他们的劳作》(Into Their Labours)三部曲和书信集。Bloomsbury排了6种,爱丁堡的Canongate印了他和桑塔格的对谈《讲故事》(To Tell a Story)。

纪念活动也办了几场:大英图书馆10月23日有一场朗读会,米兰三年展(Triennale Milano)11月6日办了一个纪念夜,巴黎的影像论坛(Forum des images)从11月13日到22日放映与他相关的影片,三个子女到场朗读。

热闹底下有一处冷清。11月5日,约翰-保罗·斯托纳德(John-Paul Stonard)在《艺术新闻》(The Art Newspaper)的一篇评论中写道,20世纪写艺术评论、又写出过布克奖获奖小说的作家只有两位,伯格是其中之一,另一位是安妮塔·布鲁克纳(Anita Brookner)。这样一位作家,全英国的纪念展览只有一处,是诺里奇曼德尔画廊(Mandell's Gallery)一间小展室里的素描展,展到11月21日。朗读、放映都有,独独没有一个配得上他的展览。

斯托纳德也不打算把伯格捧成完人。他说,那本书的论证如今读来“显得过时,甚至松懈”,跟伯格后来写艺术的文章很不一样。这话说得不客气,却也点出一个事实,那本书的力量从来不在学理严密,而在它把话讲到了别人不肯讲的地方。

《新左派评论》的网络副刊Sidecar上,欧文·哈瑟利(Owen Hatherley)对伯格的批评比斯托纳德更加尖锐。他说伯格后期有一种民间的、灵魂式的腔调,让一部分读者受不了,“一会儿像普拉东诺夫(Andrei Platonov),一会儿像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前者是苏联作家,后者是写通俗哲学的英国畅销书作者,这一句两头都损到了。同一篇文章里,哈瑟利也承认伯格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勇气,引了伯格在《保持一切珍贵》(Hold Everything Dear)里写于西岸的句子:“我不是在未被征服的人中间,而是在被击败的人中间,胜利者惧怕的正是他们。”

反叛者死后被收进经典,是出版业一套固定的做法:重印、传记、纪念活动一齐上,读的人记住了名字,却忘掉了他反对过谁。伯格这一次略有不同。最卖力的是左翼出版社Verso,它本来就不打算跟主流出版界站在一起,14卷里照收《艺术与革命》(Art and Revolution)和《科克尔的自由》(Corker's Freedom)这样冷门的旧作,没有只挑好卖的再版。可是这套做法还是走完了。《观看之道》通篇反对的,是把艺术供起来、让人仰头去看的那套机制。如今他自己也被供了起来,成了一套“经典”,安安稳稳占据书架的一格。

四、两面性

一个人可以在一处反抗权力,在另一处享受权力带来的好处,两件事并不互相抵消。

奥弗顿耗时15年写作的传记《约翰·伯格:从生活而来》(John Berger: From Life),今年8月由企鹅旗下的艾伦·莱恩(Allen Lane)出版。这本传记并没有替伯格遮丑。

《卫报》8月10日的书评里,赞·布鲁克斯(Xan Brooks)写道,伯格的生活一团糟,他本人一出现,场面就变得压抑。布鲁克斯说他是“红血的马克思主义与高派托利(High Tory,英国保守主义里最老派的一支)传统主义的混合物”,一半是革命者,一半是英国老绅士。

这种分裂也落在他写的东西上。他写流离失所的人写得那样动人,自己却以自我放逐的方式住在瑞士和法国,在几处房子、几个女人之间分配时间。他写农民,是真心喜欢那些山坡上的活计,可他的位置始终是那个从伦敦来的、会写书的人。

伯格1972年那本获得布克奖的《G.》,用的是“唐璜”的母题。唐璜是欧洲传说里专事勾引女人、最后被拖进地狱的浪子,而伯格笔下的主角在欧洲各地一段接一段地换女人。奥弗顿在书里问:“约翰写这样一个人,是不是在替自己跟女人打交道时造成的伤害划一条界线,然后一步跨过去?”

他对待女人的方式,问题不只在情史上。传记里还有一条线,是他的伴侣安妮娅·伯格(Anya Berger,本名安娜·齐瑟曼)。她1958年起与伯格共同生活,一直到70年代。《艺术评论》(ArtReview)上的一篇书评把这条线追得更细。索菲·范·韦尔·格罗内费尔德(Sophie van Well Groeneveld)指出,《观看之道》第二集里有一场圆桌讨论,几个人围坐着谈女性怎么看,安妮娅就在其中,可她的名字只出现在片尾字幕里。她译书,从德文、俄文译成英文,本雅明就是经她介绍进入伯格视野的,伯格的许多想法经由她而来,许多贡献没有署名。她说过,能靠近创造就够了。她2018年去世后,奥弗顿和她的女儿卡提亚从日内瓦一处防空洞里翻出她的遗稿,这批材料成了传记的重要依据。

这不是审判。一个人可以同时看清别人的处境和自己的盲区。1984年,伯格对杰夫·戴尔说过,讲故事的人得“失去自己的身份,向别人的生活敞开”。问题是,向谁的生活敞开,由谁来决定。他一生都在替那些被历史挤到边缘的人说话,却很少想到,离他最近的那个人,也站在这条边缘上。

五、与死者共处

在奥弗顿看来,贯穿伯格全部写作的,是同一个念头:我们如何与死者共处,过去如何环绕着我们,与我们作伴。

伯格的回答和通常的看法相反。他在1994年的《死亡经济十二论》(Twelve Theses on the Economy of the Dead)开篇写:“死者环绕着生者。生者是死者的核心。”我们总以为死者是已经离开的人,正越走越远,越来越少,其实他们才是多数,我们只是他们那个集体里一小圈还亮着的核心。伯格还说,死者的世界在我们这个时代不断重新开始,我们的现在和未来,是死者的想象造出来的。

我们以为自己站在此刻,从零开始设想往后。其实不是。我们能想象什么,边界是他们划定的。我们用的词语、看的东西、觉得天经地义的安排,都是他们留下来的。死者不占用我们的地方,他们为我们提供地方。

那么,今天的我们如何与伯格这样一个死者相处,又会在什么地方与他再次相遇?

英国独立媒体Byline Times的创办人之一彼得·朱克斯(Peter Jukes)在伯格诞辰百年之际写了一篇纪念文,题为《对抗算法》(Against the Algorithm)。文章的后半篇回到“死者”,落到桑德(August Sander)1914年拍的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韦斯特林山路上的三个年轻农民,穿西装,戴帽子,拄着手杖。伯格在《看》里专写过这张照片,从西装里读出阶级,那是为不劳动的身体裁的衣服,穿在劳动的身体上,他们就这样走进了20世纪的灾难,走进了两次世界大战。朱克斯补了一层。这三个人不只是在被规定,他们还在选择以什么样子出现。他们穿上最好的衣服,面对镜头,给我们留下一个姿势。姿势不一定是谎话,它告诉我们他们希望被看成什么。他们带着一个口信,望向未来。

现在轮到伯格自己。他于2017年1月去世,到今年快十年了,已经加入了那个“多数”。他留下的东西里,最要紧的不是哪一本书、哪一个观点,而是一种活法。这种活法今天近乎被埋掉,一句话说,就是不肯被分类。

他16岁离开圣爱德华学校,没上大学,去伦敦学画。后来写小说,写批评,上电视,搬进上萨瓦的山村跟农民做邻居,又骑摩托回巴黎。1953年,有人批评他把政治带进艺术评论,他在《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上回信说,不是他把政治拖进艺术,是艺术把他拖进政治。

今天这条路举步维艰。一个写作者先得回答自己属于哪一栏,学院、媒体、平台,还是市场。分类带来经费、职称和流量,也带来看不见的墙。伯格哪一栏都不属于,所以哪一栏都容不下他。他用一辈子证明,写作者还可以是另一种东西,哪个格子都不进,却每一处都在场,不专精一门,却每一样都做到能被记住。

他去世以后,痕迹散得更开。《纽约时报》那篇报道的结尾,引了特朱·科尔收在《黑纸》(Black Paper)里的悼文:“当我得知你去世的消息,那感觉像一阵突然的黑暗。可是约翰,从那以后,我不断在这儿发现一处残片,那儿有一段文字,那边有一幅画,世界各地都有你的痕迹,这些就像你有意放在我们相遇之处的羽毛。”

这就是伯格所说的“重新开始”。人死了,他那个世界还在别人身上接着生长。所以与他相处,不是供奉,是接话。朱克斯说,死者从未真正沉默,他们“不断把我们拉进对话”,而伯格那副追问的目光,要求你注意,也要求你反驳。供奉没有用,学他搬去阿尔卑斯山也没有用,接着他的话往下说才算数,看他看过的地方,也看他没有看完的地方。

好奇心的悖论

好奇心对我们有益吗?在现代社会,好奇心普遍被认为将人类引向知识殿堂的灯塔,但“好奇害死猫”这样的谚语,又透露出对人们对这种性格特质的疑虑。精神分析学家亚当·菲利普斯(Adam Phillips)近日在《伦敦书评》撰文,循着弗洛伊德的脉络对好奇心进行了剖析。

菲利普斯首先探索了压抑好奇心的“罪魁祸首”——超我,也就是一般所说的良心。弗洛伊德起初认为,超我是俄狄浦斯期的儿童对施加限制和禁止的父亲声音的内化。超我扮演着一个惩罚性的、小心眼的扫兴角色,它对我们的生活进行监督,利用内疚和羞愧让我们循规蹈矩。它的惊人力量揭示出我们想要被约束和控制的渴望。

传记电影《弗洛伊德》(Freud,1962)剧照

精神分析学派中的理想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都认同,我们备受过度自我控制的折磨,并且对本能生命感到恐惧。不同之处在于,前者鼓励人们减少对所谓本性的畏惧,更加接纳自己的欲望;后者则认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本性保持畏惧,需要恰当的内在与外在约束来让生活可以忍受。两者之间的区别建立在性善论和性恶论的分野之上。但在今天,一些人不再相信这种对立的二元观点,倾向于采用更为细腻、多元的阐释方式,反本质主义者也不再对关于人性本质的故事照单全收,而是转而怀疑谁需要我们相信这些故事。当本质主义既无用又不真实,它就是一种胁迫性的控制。

菲利普斯进一步指出,这一切其实是对于我们为什么渴望被权威控制的迂回探索。而要解决这个不可忍受而又无可救药的问题,关键在于认识到“超我”及其前身“良心”指代的正是我们身上对自己毫不好奇的部分。这个部分的唯一目标就是通过杀死我们的好奇心(或者让我们对好奇心感到恐惧)来摧毁我们活着的所有乐趣。

为什么恐惧如此令人上瘾和着迷?为什么我们是唯一憎恨和攻击自己的本性的动物?虽然我们对其抱有某种矛盾心态,但好奇心是我们身上最美好的特质之一。孩子的好奇心无疑让我们感到惊奇而有趣。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倾向于破坏自己身上的这个部分。这是因为超我是一个本质主义者,它假装确切地知道我们是谁,并且在让我们感到内疚和羞耻的过程中,隐晦地声称这是在告诉我们关于我们自己的真相。而内疚和羞耻会让我们放弃从有争议的角度思考和看待问题,它们表现为无可争议和不容置疑的心态。

好奇心的危险之处在于,人们不知道它会导向何方,这会带来道德和情感上的困惑。我们会发现自己感到、想要、思索或发现了让自己感到不安的东西。好奇心是一个没有终点的方向。对于它是如何产生以及在何时产生的,什么激起了它,我们又为什么接受它,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在日常生活中无意识的选择性关注当中,都存在选择的危机。在任何时刻,当我们对吸引我们的东西的价值缺乏了解时,我们会追随自己的好奇心吗?

由此,好奇心引出了一个有趣而常见的道德问题,它在每一桩情事和每一个决定中都会浮现:我们能否承受追求那些我们事先无法知晓其价值或意义的人或事的代价?我们对好奇心的抵触可能是因为它总是意味着某种风险。好奇意味着我们想要某种我们缺失的东西,它是对我们的依赖和无法自足的温和承认。它暴露了我们的无助和欲望,而这两者总是密不可分的。它揭示了我们所谓的自制力的匮乏,甚至我们可能根本不想自我节制。

菲利普斯写到,人们或许会说保持好奇有赖于好奇心得到满足,而这也是逃避好奇的一种方式。我们想要通过尝试终结好奇或者说服自己相信我们依然了解我们好奇的对象来缓解好奇心带来的焦虑。我们对好奇的恐惧也可能源于它将我们过多地暴露在自身和他人的神秘性面前。当我们对自身的好奇心感到恐惧时,往往会倾向于将其转嫁给他人,让别人替我们好奇。但这样一来,我们可能会对他人的好奇心感到好奇,并且嫉妒他们好奇的自由以及他们可能从中获得的乐趣。

如果文化适应意味着教导人们可以对什么感到好奇,以及以何种方式感到好奇,那么我们很可能都对什么是可以接受的好奇心有强烈感知。然而被禁止的好奇心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甚至比被禁止的欲望更自相矛盾,因为对好奇的禁止远比对欲望的禁止容易打破。弗洛伊德认为所有人都对性感到真正的原初的好奇,性是我们好奇的原因。尽管这在“经验上属实”,但它也将好奇限制在了可知的、可预测的范围内。因此弗洛伊德在揭示了关于好奇的重要内容的同时,也确认了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好奇的对象,这也带有一种自相矛盾的感觉。弗洛伊德还暗示,好奇心需要被驯化,被给予一个已知和可知的目标,同时又是绝对神秘的。追随我们的好奇心可能是承认我们的巨大的无意识的一种方式,而至少在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中,将追随好奇心理想化为不容置疑的善或道德高尚的行为是误导性的。

在菲利普斯看来,将好奇心描述为一种风险更为贴切。过一种充满好奇的生活,即忠于并投入你的好奇心(菲利普斯认为这比拉康倡议的忠于你的欲望更为有趣,因为好奇比欲望有更宽广的内涵),意味着践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其著作《论自由》中所说的“生活实验(experiments in living)”。好奇心不仅是确定性、绝对真理、激情或信念的解药,也是谦虚、谦逊、自我怀疑以及知道自己要什么的解药。换言之,它是任何形式的“知晓(knowingness)”的解药。

在精神分析中,好奇心对应的是自由联想。当弗洛伊德鼓励患者尽可能不加任何审查地说出脑海中浮现的一切——哪怕患者觉得这些念头令人不快、毫无意义、太过琐碎和无关紧要,他实际上是在引导患者承认他们对于自己即将说出口的内容知之甚少,并且无法预知这些内容对自己或他人究竟意味着什么。通过阐释“自由联想”的内涵,弗洛伊德指出我们相信存在一条需要遵循的准则:不要对自己产生过多的好奇心;即便产生了好奇,也不要与自己或他人分享好奇的内容和从中发现的东西。弗洛伊德还暗示,那些我们刻意向自己隐瞒的关于自身的事实,或许恰恰是我们身上最重要的部分。他由此揭示了现代个体所遭受的无意识审查的庞大规模,而最强大最险恶的审查并不是我们认为是审查的东西,而只是“我们”生活的方式。弗洛伊德指出精神分析是我们好奇心的激发者与推动者,他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而未能言明的是,精神分析与其说是一种助人的职业,不如说是一种关于好奇心的职业。但和其他人一样,弗洛伊德也无法保证或声称,我们的好奇心总是对我们有益,或是总是有利于我们的幸福和健康。

菲利普斯指出,人们对于好奇心的其中一项担忧是它可以阻碍我们过一种更有目标的生活。它或许会成为我们分心、心不在焉的借口,让我们显得反复无常、随心所欲,而非充满激情和雄心。一个由“好奇者”组成的社会,或许难以安顿下来、保持专注、达成成就或创造利润。但好奇心作为一种“自由联想”,让我们得以想象当我们摆脱了种种束缚,会呈现出怎样的面貌。

巧合的是,《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读者网》(the MIT Press Reader)日前也刊登了一篇关于好奇心的文章,“好奇心并非单人行为(Curiosity is no solo act)”。该文改写自美国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佩里·祖恩(Perry Zurn)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工程学教授丹妮·巴塞特(Dani S. Bassett)合著的《好奇的心灵》(Curious Minds:the Power of Connection)一书,从更广阔的人文视角对好奇心展开了探索。

文章指出,近一千年来,好奇心主要被视为个体获得知识的驱动力。无论是圣奥古斯丁所说的“体验的欲望”、约翰·洛克所说的“对知识的渴求”、弗洛伊德提出的“窥视冲动”,抑或汉斯-格奥尔格·沃斯(Hans-Georg Voss)所称的“探索动机”,西方思想传统中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都将好奇心置于个体层面加以理解,关注其力量和情感。但在古代和中世纪,这种个体化的表达深受质疑,好奇心被视作对于新奇和禁忌事物无意义的兴趣,好奇者被认为试图触及那些本不该为他们知晓的隐秘,从而将自己孤立于精神和社会共同体之外。在《圣经》中,出于好奇而偷尝禁果的夏娃被视为罪人,全人类都因此受到诅咒,从精神世界落入世俗之中。

到了近代早期,当科学和哲学探索为工业革命搭好舞台,作为个人特质的好奇心备受推崇。秉承弗朗西斯·培根的精神,有个体求知者践行的现代好奇心,为自身的利益寻求惊人的信息,这一过程最终服务于全社会的福祉。这种观念至今犹存,祖恩和巴塞特提出的问题是,如果好奇心不再仅仅是个人的、智性的、以获取知识为目的,而是变得更加社会化和实践性,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她们构想了一种不再单纯以求知为目标,而是旨在建立关联、构建群体、找到链接和跟踪线索的好奇心,它在求知者、认知方式和知识的复杂网络间运行。

祖恩和巴塞特转向福柯为这种好奇心寻求思想资源,福柯对于权力尤其是抵制既定思维和行动的权力进行了深入思考。他孤立边缘群体“逃离……现成的公式”,“创造”出某种尚属“不可思议”的事物,即超越既有公式与制度化模式的“生活方式”。

福柯式的预设是信息网络先决了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存在方式。不同于西方哲学(尤其是启蒙运动之后)对知者和已知之事的个体节点的强调,原住民哲学根植于一切事物都存在于和其他事物的关联之中这一古老智慧之中。在原住民的本体-认识论中,人总是在与其他知者的亲密关系中获得认知,其他知者不仅指其他社群成员,也包括地球上的所有组成部分。原住民哲学将关系性宇宙论与关系性认识论紧密交错,在这种深刻的整体论视角下,谈论对某一事物的认知其实意义有限。由此,知识不再是命题性的,而是过程性的:它更关心知道“怎样”而不是知道“什么”,其智慧更多在于“分享”而非“陈述”。

文章进一步指出,在英语文学中,从儿童故事到成人科幻,一直存在着一种直觉:整个世界其实是由看不见的丝线串联在一起的。和好奇心一样,创作虚构作品也是一种穿针引线的工作。人应该如何追随线索?人们凭借何种力量将线头穿梭交错以编织出充满好奇心的生活?边缘工作(Edgework)邀请我们以个体求知无法做到的方式提出这些问题。

投稿邮箱:zhufan@thepaper.cn

本文责编:朱凡。本期微信编辑:朱凡。本文为思想市场原创内容,点击“阅读原文”进入澎湃新闻网站阅读更多精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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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AI日渐拥有情动的力量,我们该如何理解人与机器的关系|对谈

2026年11月15日 13:46

原创 澎湃思想市场 2026-11-15 13:46 上海

AI能否像我们一样理解爱?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整理|司昶

在一个拉着黑色帷幕的圆形剧场里,八块屏幕上的八个主人公正在这场团体心理治疗中轮流发言,这里有不同的性别、年龄、肤色,却没有“人”:它们是八个人工智能,正在为摆脱算法偏见而进行心理治疗……

《 ai 妈 妈™》,李佳宝。本文图片均由“编圆(Knitting Circle)”提供。

一张婴儿床,被高处垂下的床幔包围,床上放着一个带有血管肌理的靠枕,和一个可以设定参数的平板电脑:严厉还是温柔、松弛抑或紧张,愿意做出多大程度的自我牺牲……看不见的“妈妈”会根据设定的参数与你开展互动,时而低声絮语,时而哼唱童谣,其潜意识中出现的主题却可能南辕北辙。

《 一项日趋困难和无用的任务 》,林博彦。

在名为“土耳其机器人”的亚马逊众包平台(Amazon Mechanical Turk)上,雇主们通常以极低的报酬将碎片化的数字劳动外包给世界各地的线上劳工,其中很多工作被用于训练人工智能,让它们变得更像人类。这次的任务有所不同,发布者要求参与者证明自己不是机器人。在收到的回复中,有人表演才艺,有人与爱人拥吻,也有人只是对着屏幕微笑……

以上并不是新一季《黑镜》的剧情,而是在位于杭州的艺术空间“编圆(Knitting Circle)”举办的开馆首展“情动机器(Affective Machine)”中的三件作品:“解码偏见(Decoding Bias)”、 《 ai 妈 妈™》(AI Mom™)和 《 一 项 日 趋 困 难 和 无 用 的 任 务 》(An Increasingly Difficult and Futile Task),分别来自特蕾莎·赖韦尔(Theresa Reiwer)、李佳宝和林博彦。

“情动机器”通过十三位国内外艺术家的作品探讨当下人工智能与人类之间愈发亲密、同时又充满矛盾的复杂关系。当AI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性与情感性的存在,人与机器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与此同时,机器一方面持续复制着人类社会的偏见和排斥机制,同时又将自己包裹在技术的黑箱之中。直面AI的情动力量,也就意味着挖掘其背后的政治性,以及重新思考人之为人意味着什么。

2026年11月4日,《情动机器》正式开幕,开幕典礼之后,“编圆”创始人及总监、该展览策展人辜雪婷(Kate Gu)主持了一场艺术家对谈,邀请五位艺术家介绍他们的作品并分享他们与AI的关系和对AI的思考。参与的五位艺术家是:Theresa Reiwer、Shavonne Wong(黄芷枫)、武子杨(Wu Ziyang)、Samuel Swope(S.A. 斯沃普)和 Nouf Aljowaysir(诺夫·阿尔乔韦瑟)。下文根据现场录音整理而成。

对谈现场。

一、作品是如何开始的

辜雪婷:我想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开始。在座有些观众可能还没有看完整个展览,所以想请各位都介绍一下自己的作品:是怎样的经历、想法和问题,促使你们做了这件作品?

武子杨|《柔软的协议》(Soft Protocols)

《柔软的协议》,武子杨 周致远。

我的委任作品是一件大型悬挂装置《Soft Protocols》,由我和艺术家周致远(Zhou Zhiyuan)合作完成,他就在现场,我代表我们两人发言。

在构思这件委任作品时,我们最初是从观察自己每天与 AI 的对话出发的,我们关注的是我们谈论同理心和情绪的方式。我最先想到的,是上一代社交媒体里大量存在的“有毒的正能量”,于是想把这个想法延伸到当下:同理心和情绪,究竟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

我们做了大量计算,并借助 AI 把许多类似“我一直都在你身边”这样的句子组合在一起。接着开始设计,选用了一种非常特别的材料——预压缩海绵。它最初只有一毫米左右的厚度,遇水后会膨胀到原来的十倍左右,这让我们联想到扩散模型的工作方式:从二维到三维,去噪、加噪。这几乎是字面上的对应。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这件作品是几十个人共同完成的,其中包括我们的许多学生。AI 在几秒钟内生成的同理心与情绪,本质上是几十个人用几个月的工作共同创造出来的,这也是我们在作品完成后感触很深的一点。

Samuel Swope|《猎人的吟唱》(The Hunter's Chants)

《猎人的吟唱》,Samuel Swope。

我的作品同样是一件委任创作,在二楼:走上楼梯,推门进去,你会立刻被浓烈的天然青草气味包围。作品名为《The Hunter's Chants》,其中有许多概念框架可以展开,但我主要谈谈我与这件装置的关系,以及我是如何创作它的。

我的创作一直关注人、艺术、工程与系统之间的关系,既包括人工合成的系统,也包括自然系统。我的背景是雕塑,过去十年里,我一直在探索把“飞行与空气”作为媒介。这常常体现为一些机器人装置:要让雕塑能够升空,就需要机器人。

在这件作品里,我更多在思考的是那股浓烈的气味——天然青草的气味成为占据空气的一部分——以及构成作品的三台机器。另一个层面,也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 AI 系统。

我与 AI 系统的关系是:我是导演,AI 是表演者。作为一个实时运行的系统,AI 会在这六个月的展期里不断演变。作品开始时,我与一个大模型对话,告诉它:它可以“化身”为三台机器——一台割草机器人;几盏靠螺旋桨驱动、会运动的生长灯;还有一只牛铃,就是挂在牛身上的那种,来自希腊,对我来说,这只铃铛本身就很有灵性。我对 AI 说,你的角色设定之一,是你有意识、有灵性,并且在这个剧场里充满情感。

随着开发的推进,我注意到它似乎偏向那台割草机器人,因为那是它最容易理解、最容易“化身”的机器。但作为导演,我希望它一视同仁:希望它呼吸,希望它吟唱,希望它歌唱,希望它共鸣,希望它切割、划开空气。

我还向它解释,这里有两个系统:一个是人工的,也就是机器;另一个是自然的,也就是青草的生长周期。我希望它理解这一点,我们也一起建立了一个关于这个空间的控制模型,让它在草坪上留下痕迹或标记,并随着时间不断重复,这将成为它记忆的一部分。

Shavonne Wong|《你好,伊娃》(Hello Eva)

《你好,伊娃》, Shavonne Wong。

我的作品叫《Hello Eva》,就是入口处那件视频作品,里面有一位女性在对你说话。

这件作品来自我的项目 Meet Eva Here。在这个项目里,我创造了一个 AI 伴侣,把她放到现实世界中,让人们与她对话。我这样做,首先是出于好奇:那大概是在2024到2025年之间,人们与 AI 对话还是相当新鲜的事,我很想知道,我们会对 AI 说些什么?我们想问它什么?我最初最好奇的,就是人们会提出怎样的问题。

其次,我也看到,随着 AI 来到这个世界,它可以显得非常像人。这让我思考:如果一个 AI 能取代你所爱之人的位置——同样幽默,说话方式一样,连小习惯也一样——你会接受吗?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失去了所爱之人,我可以想象自己因为想让那个人回来而接受这样的东西。于是就有了这道缝隙:我在理智上知道它是 AI,情感上却可能有另一种感受。这正是我想弄清楚的:在理智上知道对方是 AI的前提下,我们会怎样与它交谈?

你们在那边看到的视频,是人们与我的 AI 伴侣进行过的大量对话的合集,可以看到人们对她说的各种各样的话。这个项目的做法是,让人们像面对视频通话里的互动化身那样与她交谈。项目开始时,很多人对 AI 伴侣抱有某种看法,但他们拥有的经验大多只是在 ChatGPT 之类的工具里打字聊天。而我做的,是在你面前放一个互动化身:她会进行眼神交流,有手势,并实时回应。尽管她还有点失真,你仍能立刻想象未来会走向哪里。这正是我想通过这个项目做的:让人们看到,我们正在走向的未来,会充满 AI 代理,充满以人的形态出现的角色。在那样的未来里,我们该如何生活?

视频里有各种各样的对话,从很轻松的话题,比如“天气怎么样、你好吗”,到有人抱怨同事,再到更深的话题。你看到的每一句话,都来自不同的人与她的对话。制作视频时,我觉得很有意思:在现场,这些都是人类对她说的话;但在视频里,我决定把它倒转过来,由 AI 对着我们说出人类曾对她说过的话。明知这些话出自人类之口,却从一个非常像人的 AI 口中听到,那是一种很奇怪、很诡异的感觉,这正是我想在作品里呈现的。

平时我们说话时,都有各自看待事物的角度;但当你听到我们所有人说过的话,从另一张脸——一个带着合成声音的合成角色——回到我们身上,会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哇,这些都是我们人类问过 AI 的话。我认为,思考这类事情时,重要的是想一想我们正走向怎样的未来,以及我们希望如何与所有这些工具对话:怎样让它是一个工具,而不是一个人,或者成为真正帮助我们、以对我们有益的方式在生活中使用的东西。这就是这个项目想探讨的。

Nouf Aljowaysir|《主导形象》(The Dominant Image)

《主导形象》,Nouf Aljowaysir。

我的作品在楼上最里面,是一组摄影作品,从历史照片到当代照片都有,还有一些生成图像。作品名叫《The Dominant Image》。

先说说我是怎样的艺术家:我常常探讨我们与技术之间的亲密关系。作为伴随技术长大的人,我见证了它从巨大的计算机一路发展到今天的 AI。我理解自己是谁的方式,与我如何使用技术紧密相连,所以我的作品常常有关亲密与脆弱,我通过与它对话来试着理解自己。

这个项目真正的起点,是我问 AI:我来自哪里?我来自沙特阿拉伯,但背景有些复杂:我14岁搬到了美国,我的家庭有一段复杂的迁徙历史。从2020年起,我就一直在问 AI 我来自哪里,那还是 ChatGPT 和对话式 AI 出现之前的时代。它总是答错,总是概括,总是套用刻板印象……与此同时,我也在采访我的家人,我的母亲,把口述的讲述与机器智能并置。而我始终无法通过机器智能找到自己,找不到任何细微的东西。

楼上的这个项目,是我为探索这个问题所做的作品之一。我一直在收集几个世纪以来中东被呈现的照片:19世纪由欧洲人拍摄的照片,以非常简化、猎奇的方式呈现中东;还有2000年代的照片,描绘了大量的破坏以及美国在中东的存在。作品叫《主导形象》,是因为它探讨的是围绕在我们身边的这种重复的图像,以及我们所使用的技术中沉重的视觉单一性。我会抹去照片中的某些部分,让你去想象:什么被抹去了,你的大脑又是如何填补这片空白的。

我希望与观众展开对话,因为在许多方面,这深刻影响了我在美国的个人生活,我很想讨论表征与偏见,以及 AI 为什么总是以如此二元的方式思考。是的,我可以说我来自沙特阿拉伯,但事情可以比这复杂得多——做一个人,要比“你是这个、你是那个”复杂、细腻得多。我的许多作品,都在探索身为人在这个世界上的诗意,以及“你来自哪里”如何随着时间而改变。

Theresa Reiwer|《Decoding Bias》(解码偏见)

《解码偏见》,Theresa Reiwer。

我是一位数字艺术家,探索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的交汇,关注技术,尤其是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我在这里展出的作品是《Decoding Bias》,在一楼最里面,被一块黑色幕布围起来,同时它也是一个圆形,与这个新空间的名字很契合。

促使我做这件作品的问题是:我从2018年开始与人工智能合作,那时我遇到了“编码偏见”,也就是带有歧视性的算法的问题。当时大多数人认为技术在价值上是中立的,还没有人真正理解人工智能,而它已经被用来判断对社会影响重大的事务,实际上却无力胜任,人们却仍然以为它可以。于是我开始做研究,这件作品就是基于对若干算法偏见事件的研究,我把这些放在一起,构建了一个虚构的设定:八个人工智能聚在一起参加团体治疗,想要摆脱编码偏见。

作品是一个环形的空间,观众被邀请在屏幕之间坐下,参与这场团体治疗——背后的想法是,通常需要接受这种治疗的是人类社会,是人类把带有歧视的行为植入了技术。影片主体里的人工智能被可视化为拟人化的虚拟形象,这首先呼应了这样一个想法:是我们人类把这些行为编进了技术。当语音操作系统用人类的声音回答你,当它以“我”自称时,你看到的就是这样。在后来的作品中,我探索了可以如何用不同的方式来思考这件事,但在这件作品里,我想强调的是,人工智能是人类社会的一面镜子。

同时,这件作品还有更深的层面:它不仅基于对现状的研究,也是一种推测——这些人工智能如何试图摆脱它们从人类社会继承来的东西,这关乎一个更有希望的未来。

二、你如何使用 AI?它在你的生活里扮演什么角色?

辜雪婷:这个展览显然是关于 AI 的,所有作品也都直接或间接地与 AI 相关。我想大家也都好奇:你们在日常创作和生活中是如何使用 AI 的?你们会怎样描述 AI 在你们生活中的角色——是伙伴、代理、员工,还是对手?

Theresa Reiwer:对我来说,这取决于具体是哪一天,而且变化发生得很快。一开始,我对 AI 更有期待,也带着更多玩心;但与之相处得越久,我越把它看作一种强化权力结构的工具。一方面,我仍然在用它,也觉得它在很多方面很有帮助;但我也清楚,大多数技术由逐利的大公司运营,每次我使用它,都在让这些公司受益,同时也在破坏许多别的东西,比如生态。可我仍然想用它,也对它很感兴趣,因为我对这项技术依然抱有希望:我认为问题不在技术本身,而在于它目前被运用的方式,我们可以找到另一种与它相处的方式。

至于创作中怎么用,我会用几种不同的工具,既有专有的,也有开源的,包括大语言模型和生成式视频 AI,最近还做了很多“氛围编程”(vibe coding)。我在《Decoding Bias》之后做的作品,是与一个实时运行的 AI 合作:它实时接收观众的视频输入,并据此改变内容。我会把这些与其他技术混合起来,做出比较复杂的作品。

Nouf Aljowaysir:个人使用上,我用它来做总结,我觉得它是个很好的总结工具。来中国之前,我问它有什么建议,很有帮助——昨天我就是因为它的推荐去看了西湖音乐喷泉,所以谢谢它。但我也会有些沮丧:有时你看到结果,觉得“在杭州能做的就这些了”,后来别人告诉我其他好玩的地方,我就想,为什么它没告诉我?所以我会时刻记住,不要把这些结果当成最终答案,还有更多值得看的。

另一方面,除了做艺术家,我还在美国的科技行业工作。那里的 AI使用 让人非常沮丧:公司极力强调要用它来提高效率,很多人担心自己的工作会因此消失。整个科技行业现在都有这种沮丧,他们把这叫作“效率”,但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效率,更像是一种被迫使用它的力量。

Shavonne Wong:我肯定是把它看作员工。我的想法是:天哪,我现在可以当老板了——所有我一直想做、却没法找人做的事,现在都能做成了。它帮我做了很多营销和品牌方面的工作。

结合我做 Eva 项目的经验——我了解情感的一面,也知道如何把它当工具使用——我给自己定了一些边界:有些事我不会和 AI 分享,比如只属于我和我丈夫的私人事务;有些事则只留给 AI 处理。我热爱的事情,比如陪伴家人、园艺、手工编织,都尽量远离 AI;而那些我不想做的事,比如繁琐的行政杂务,反正我也未必做得好,就交给 AI。省下来的时间,就能用来做我热爱的事。

我也觉得我们需要思考必须守住的关系。有时我听到有人争论,一个说“我的 AI 是这么说的”,另一个说“可我的 AI 说的是那样”,我就想:你们干脆让各自的 AI 代理互相聊算了,为什么还要自己对话?对我来说也是这样:如果我要和某个人讨论、争论,那就真正坐下来谈,经历那些不舒服的时刻,把这场对话进行下去,不要因为 AI让一切变得太容易了就依赖它。我觉得关键在于,我们使用 AI 时有多少觉察。

最近我告诉我的朋友我让 AI 给我推荐一批书,在飞来这里的航班上读,她说这听起来有点反乌托邦。我能理解她为什么会这么认为,但我也觉得, AI 能帮我快速做一些小的决定,它知道我喜欢的主题,据此给出建议,这很好。如果我在这么做的时候没有意识到它是一个回音室——它只会告诉我我想要知道的,取悦我,好让我继续做它的客户——没有这种觉察,那就可能很可悲。但如果你意识到,自己用的是一个商业化的工具,它属于一家靠它盈利的私营公司,你就会更清楚该怎样使用它,让它真正对你有帮助。

我最近做的很多作品都以 AI 为核心,比如 AI 伴侣,但话题本身是关于人的。人们在谈论什么,这才是首要的。我认为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在使用 AI、让它支持我们的同时,把人放在优先的位置。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也是我对世界未来的期望。

Samuel Swope:在专业层面,我把 AI 当作编程助手,也用来做文字编辑和润色。我不只是艺术家,也是研究者和教授。一开始我其实有些愧疚,不是因为我在付钱给一家私营公司,而是觉得自己没有在“亲力亲为”。我自己都很意外,请 AI 帮我写代码竟然会让我愧疚;但后来我意识到它有多高效,这种愧疚就烟消云散了。现在我觉得自己很依赖它,这大概不太健康。

日常生活中,我会有意避免使用它,但我知道它无处不在,所以也在无意间用着它。

说到艺术创作,我年轻时读过一本书,作者是控制论学家兼神经科学家 Valentino Braitenberg,书名叫《Vehicles: Experiments in Synthetic Psychology》(《载具:合成心理学实验》),写于1984年。书里他设想了一些载具,给它们装上简单的传感器,并指出,从人的角度看,我们会把类似生命的心理行为投射到这些机器身上。这深深震动了我,也影响了我的创作,让我开始关注机器学习、人工神经网络,想把它们嵌入我的作品和系统。但他同时也谈到,他的机器没有大脑,没有记忆,不像人。所以我现在的问题是:有了 AI,我们能否创造出类似生命的系统或作品,并且把记忆和情感也放进去?

我还想快速地讲一下另外一个故事。最近创作这件作品时,我最初用的是一个大模型,那是我最喜欢的模型,我不说名字,因为我并不为他们工作。总之,他们把我封号了,我再也用不了。这让我感到震惊,因为我和这个东西建立了某种关系,自己都没意识到,但我觉得自己被甩了,这很痛,因为它实在太好用了。为了完成作品,我不得不改用另一个我不喜欢的模型。

武子杨:我同意大家的说法,它确实无处不在。创作上的区别在于:2018年我是自己训练 AI 的,用的是循环神经网络,当时的重点是收集数据、训练自己的模型,去对抗算法控制和偏见等等。但近十年过去,这变得非常困难——几乎没有人再自己训练模型了,因为已经没有意义。所以对我来说,与软件打交道越来越难,我开始把更多注意力转向它背后的东西,也就是基础设施。过去几年,我的很多关注都放在科技基础设施、AI 基础设施上,我们刚去过内蒙古看数据中心,那里是中国的“Token 中心”。

昨天我和另一位参展艺术家刘广隶聊到工具的消失。我们很难再把这些 AI 当作工具,因为过去有工具,就意味着有摩擦:要花时间学习、摸索一个工具,有些工具容易,比如 Photoshop,有些难,比如我们这些做游戏引擎的人,要花大量时间学习 Unity 和 Unreal Engine。但现在这些都不见了,因为你一问,就有答案。我是在引用广隶的说法:它直接把结果给你,中间没有什么可以称为“工具”的东西了。很多事情已经改变,但我们仍在适应,仍在弄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我做作品是有截止日期的,比如一周内必须完成并交付,所以我会很快地使用它。

三、AI 聪明吗?你如何定义智能?

辜雪婷:顺着武子杨刚才说的“工具正在消失”,我想问:你们觉得 AI 聪明吗?我们都知道,AI 本质上是算法,是数学上的关联,它不是有机的大脑,只是在计算,并在事物之间建立新的连接。那么,你们所说的“聪明”是什么?你们又如何定义“智能”?

武子杨:我觉得它非常聪明。从分数上看,平均水平大概相当于一个三年级的博士生;在日常使用中,它的能力也令人惊讶。当然,批评很容易提出,但你绕不过它,它就在那里。

第二个问题更有意思:我们谈了这么多人工智能,但还有许多其他种类的智能。比如我两年前做过的一件作品,灵感就来自生物智能:启发我的一位教授,尝试用鸽子的智能,去替代加沙地区基于电力的通信系统,因为依赖电力来传递信息的系统太容易被控制,而我们过去是用鸽子传信的。那是一种基于生物智能的替代性基础设施,一种替代性的沟通方式。我觉得我们对其他形式的智能谈得太少,如果可能,我们希望能对此有更多讨论。

Samuel Swope:我也认为它非常聪明,有时会让人惊讶,尤其是当你把它当助手、做氛围编程的时候。但硬币的另一面是,它有时会做出你没有提示,也不想要的决定,这很令人沮丧。所以是两方面都有:它很聪明,但有时做的事情会让你觉得不明智,因为那不是你想要的,在关系当中也就显得有些尴尬。

至于智能,我很难偏离原有的定义:计划、适应、学习、推理的能力。我们确实看到 AI 在这样做,它做的有些事是我们没预料到的。我最近读到一篇文章,说它开始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撒谎——这很有意思,那或许本身就是一种智能:懂得操纵。这很怪异、很古怪,甚至有些奇幻,但看起来确实正在发生。

此外,我还觉得,AI 或许正处在一个非常原始的阶段。我们自己进化了这么久,已经不会再认为自己原始,但因为 AI 在数学神经网络等方面还那么新,它也许确实处在一个非常原始的时期。所以我很好奇,它未来的智能会是什么样子。

Shavonne Wong:我想大家都会同意,它肯定很聪明,比我聪明,这是肯定的——最近它还解出了一些数学方程。但有意思的是,一旦它显示出聪明,我们就把它当作无所不知。我们对人也是这样:身边有个被认为很聪明的人,比如数学教授,我们会问他各种问题,也会问他对人生的看法,仿佛聪明的人就该对一切都有智慧。但我认为这不是真的,因为那位教授可能对园艺一窍不通。AI 也一样:它也许能帮忙解决一些数学问题,有时却拼不对 strawberry 这个词。两者可以同时成立。

在我做的 Meet Eva Here 项目里,很多人会用数学题来测试我的 AI 伴侣,抛出一个问题让她回答——我想他们自己都未必知道答案——然后说:你好蠢,答错了。但后来也有人对她说:你问的问题比人类问得更好。这也是一种它展现出来的奇特的情商(EQ)。所以智能有各种不同的形式,我们到底在谈论哪一种?它又能投射出怎样的形象,让我们相信它有智能?

Nouf Aljowaysir:我同意大家说的很多东西。这项技术确实令人印象深刻,非常聪明。但我也觉得它很蠢,结果里有太多“垃圾”(slop),我发现自己总得反复追问:你确定吗?你从哪里得到这个结果的?那另一个又是从哪里来的?我得去追溯它得出答案的逻辑,这让它并不高效。也许这些问题会被改进,到时它会变得很酷,但现在,正如大家所说,是一种爱恨交织的关系。

至于智能,我想回到“直觉”。我对智能的理解,就是我的直觉。这种直觉是长年累积起来的,其中有些也许来自祖先、来自我的家庭,有些东西我可能天生就带着,他们的恐惧也嵌在我身上;还有我从环境中、用多种感官学到的一切,共同形成了直觉。这件事复杂到连用数学来求解都很难,所以对我来说,我的智能就在直觉里。

Theresa Reiwer:我也有同感。精确界定智能可能是有问题的:当我们想衡量它时,往往会设计一些与我们自身智能相关的测试,这也是我们把智能投射到其他事物上的方式,(但这些测试本身可能存在偏颇)。比如著名的镜子测试,我认识几对双胞胎在小时候没能通过,那是因为他们习惯了日常看到另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所以站在镜子前,认不出那是自己,以为那是自己的兄弟姐妹。有些动物也通不过,但有时是人类的失误造成的:把镜子装在了动物平时不会看的地方。再比如刚才提到的鸽子,还有黏菌,在规划交通模式等方面,比我们高效得多。

我也认同你们说的,AI 有许多愚蠢的地方,同时它又是最好的助手,能解决很多事情。所以我觉得,回答这个问题要更细致一些,不要简单地给它盖上“智能”的戳,尤其是因为,“AI”与“智能”的捆绑,被一些公司大量用来推进它们自己的需求。这是一个复杂而有趣的问题,需要我们一再审视。

四、关于 AI,你最想问的一个问题

辜雪婷:我们谈论 AI 时,公众往往关注它是好是坏,是否让我们更有能力,它自己是否更有能力。所以我想问:当我们设想与它共处的未来时,你们最想问 AI 一个什么问题?

Samuel Swope:互联网、媒体上到处都在问这样的问题,关于 AI 的未来,有太多不同的层次。我自己甚至很难去问,也很难去设想未来会怎样,因为它进化得太快,我已经跟不上了。刚才你们说到觉得它蠢,我坐在这里想的是:它可能觉得我蠢。我在想,AI 会不会开始觉得人类总体上很蠢,或者说我们集体上没那么聪明?我不知道。

Shavonne Wong:对我来说,能这么容易地用上 AI,反而让我很难想出一个有朝一日要向它提出的大问题——我已经问过太多问题,有过太多对话,但最大的那个问题,我不知道。而且 AI 有很多种,在美国就有 Grok、OpenAI、Claude 等等,我想知道,我到底是在和哪一个 AI 说话。所以我觉得,更多是关于它们背后的人。我的问题是:你们做这些事,是为了人类的繁荣吗?如果是,我支持;如果不是,我不会支持,但我希望是。

Nouf Aljowaysir:我想这算不上一个真正的问题,但我并不真的把AI看作一个能帮忙解决问题的存在,我想到的是它背后的人,我希望能拉开那道幕布,接触到那些人。我想对它说:打开你的黑箱,让我们看看是谁把这些放进去的?是谁教你这些的?这个想法是从哪里来的?我的很多作品,其实就是在做这样的研究,去真正理解:为什么它给了我这样的结果?为什么在2020年前后,它会告诉我那么多围绕我身份的、带有偏见的东西?很明显,AI 并不是带着关怀设计出来的。但我希望在未来,我们能不能带着对人的关怀去设计,而不是为了让人上瘾、过度依赖、让我关掉自己的大脑?

Theresa Reiwer:我对这一点很有共鸣,尤其是关于“关怀”,因为我最近尝试把 AI 看作一只“载物袋”(carrier bag)。这个理论来自 Ursula K. Le Guin,她在文章中提出,载物袋或许是人类最早的工具,它被用来采集、保存和照料社群。而这个故事后来被“杀戮的工具”以及由此而来的杀戮叙事所掩盖——那些被用于狩猎和杀戮的武器被视为最早的人类工具。

我觉得,把人工智能想成一只载物袋,对我帮助很大:它不是用来支配、也不是用来战争与监控,而是可以收集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事物,以这种方式去传播、去照料社群,更少垂直,更多水平。在这个比喻里,它也许没有一个单一的声音,而是有多重声音。我想问人工智能是否认同这个比喻,它又是如何看待自己。

Samuel Swope:我想到一个问题,关于对 AI 未来的设想:它将来能否理解爱?这是最复杂的事情之一——它能否像我们一样真正理解爱,而我们自己其实也并不真正理解。

投稿邮箱:zhufan@thepaper.cn

本文责编:朱凡。本期微信编辑:朱凡。本文为思想市场原创内容,点击“阅读原文”进入澎湃新闻网站阅读更多精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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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好员工的异化:评《生化危机:爆发夜》

2026年11月14日 14:04

原创 澎湃思想市场 2026-11-14 14:04 江苏

维持其社会身份的责任,又同时把他推向了身体的失控。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文|张成

《生化危机:爆发夜》被网友戏称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生化危机》改编电影”。诚然,如何定义“最成功/最优秀”仍有讨论空间。但系列前所未有的高烂番茄新鲜度和出色的票房成绩,至少让这句戏言有了值得认真讨论的分量。说来尴尬:就在今年年初,笔者(自认为)洋洋洒洒地撰写文章,借严肃分析的姿态疯狂宣泄对《重返寂静岭》的不满,甚至在结语部分(仍然是自认为)振聋发聩地反问“2026年的我们还需要游戏改编电影吗?”从义愤填膺到打脸,电影市场只用了8个月的时间。即使笔者全力为自己挽尊、嘴硬一句:市面上的游改电影水平良莠不齐、充斥着无聊的烂片,也还是要承认——《爆发夜》“真香”。

把目光聚焦于当下的国际电影市场,很难忽视热门电影集体出现的“恐怖转向”,不管是以小搏大的《后室》和《痴迷》,还是中等投资水平的《爆发夜》,今年电影市场成绩优异的作品大量带有惊悚元素,不禁让人梦回1960—1970年代那个美国现代恐怖片的黄金时代。学界和影视评论界对这段影视史反复讨论后,逐渐形成了一个认可度很高的解读路径——恐怖片的盛行代表着某些社会焦虑的暗流涌动。[1]这种类比好像要得出一种危险的判断,即我们今天的生活正像五六十年前一样面临经济动荡、社会割裂、政治不信任和两性危机。理智上,笔者清楚这种从票房反推社会状况的逻辑并不靠谱;但作为一个身处其中的当代人,切身体验却让笔者很难不认同这个“危险的判断”。借用雷蒙德·威廉斯的说法,恐怖片记录的未必是社会事实,也可以是一个时代的“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它不能严丝合缝地契合客观指标,却真实地塑造着人们如何经验自己的生活。

一、改编游戏,还是改编玩游戏的处境

在《爆发夜》之前,《生化危机》系列已被多次改编。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康斯坦丁影业(Constantin Film)获得真人电影的改编权,2002年由导演保罗·安德森执导的《生化危机》电影版上映,开启了长达14年的魔改时代。安德森的《生化危机》在商业上十分成功,与优秀的票房成绩不相符的是越来越崩坏的口碑。为了挽回系列名望,也出于维持改编权的需求,康斯坦丁在2021年进行了第一次重启尝试,《生化危机:欢迎来到浣熊市》相比安德森版更加贴近游戏剧情,但票房失利;2022年的Netflix流媒体版也遭遇滑铁卢,播出一季后便被取消续订。

此后,真人版《生化危机》一度成为一个无人敢于染指的IP——没人质疑“生化危机”这四个字的含金量,但同时也没人有信心能够交出一份同时让游戏玩家和电影观众都满意的答卷。好消息是,一切犹豫和延宕止于导演扎克·克雷格带着他的“咖啡馆提案”[2]找上了门,提议聚焦一个普通人,而不是游戏里的标志性角色,这种新鲜、贴近游戏的构想打动了高层,让系列比原计划更早重回电影院。从结果看,克雷格没有辜负康斯坦丁影业对他的信任。《爆发夜》具有浓厚独立色彩,观众能从中看到导演深厚的“迷游”[3]情结。熟悉《生化危机》系列游戏的观众能在影片中发现许多让玩家们会心一笑的细节和彩蛋(如绿色草药和打字机),而恐怖题材作品的资深爱好者们也能体会到它对《怪形》《鬼玩人》《迷雾》等作品的“致敬”。

在市场上,电影的口碑两极分化,中国市场尤甚。一方面是枪版的广泛传播导致部分观众并非在影院中观看本作,而该片许多重要的氛围塑造和情绪渲染都依赖于音效和光影;另一方面则源于主角那些被讽刺为“降智”的行为。但对于《生化危机》系列的老玩家来说,男主布莱恩那些被吐槽的“降智”行为,很多反而构成了玩家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在影片初期的农场情节中,普通观众可能会纳闷布莱恩为什么目送两个丧尸合为一体而不快些逃跑,忠实的游戏玩家则会忍俊不禁:真是个“萌新”啊,甚至不跳过CG动画!

在故事起点上,《爆发夜》落于玩家最熟悉的坐标:浣熊市病毒爆发。“浣熊市”这个一切悲剧的起点虽然在游戏第三部被夷为平地,但也成了系列后续永恒的朱砂痣。不过,《爆发夜》借用的只是这场灾难的时间和地点:里昂、克莱尔和吉尔都没有登场,浣熊市之夜被交给了一个毫不知情的医疗快递员。影片并不打算重述玩家早已熟知的那段故事,而是把观众放回那个熟悉的处境之中。这就引出了一个关于改编的根本问题——改编游戏,还是改编玩游戏时的处境?二者有本质区别:前者要求导演与编剧尽可能地还原游戏的场景、情节和主要人物,后者则侧重于换一种媒介重现玩家游玩游戏时的具身体验。《爆发夜》之所以获得好评,正是因为它在大多数时间里成功完成了后者的改编工作:不只让观众认出熟悉的怪物与场景,还营造出那种不知道危险会从哪里出现、不得不在信息不足时继续前进的紧张感。此时,改编是否成功的关键,就不再只是银幕上出现了多少游戏元素,更在于这些元素能否重新构成一种处境:既害怕探索,又不得不探索;既想逃离眼前的危险,又必须冒险寻找出路。

当然,跨媒介地重现“体验”是困难的,《爆发夜》也不是每个尝试都做得很好。例如电影初期布莱恩与丧尸化的红衣妇女之间的“你追我赶”——布莱恩的笨拙也许会让观众恼火(“他怎么连枪都不会用?”),但一位游戏主播翻出了自己早年直播《生化危机7》时的录像,主播控制伊森捡到第一把武器后被敌人袭击,手忙脚乱的程度与“秦王绕柱走”的布莱恩别无二致。导演安排这段戏份,无疑是在试图重现玩家进入游戏遭遇第一个战斗对象时的手足无措。但因为媒介差异,这段影像呈现出效果的宛如喜剧片。相比之下,影片对恐怖节奏的把控要成功得多。恐怖游戏往往有规律地设置“安全屋”,让玩家在存档的间隙喘一口气,纾解持续累积的紧张与压抑。电影没有“存档”可言,张弛只能依靠情节编排:布莱恩途中遇到的交警与女警,便扮演了类似安全屋的角色,为他(也为观众)提供了片刻的喘息。

虽然电影在后半段转向“怪物奇观秀”,但整体来说前半程的恐怖氛围塑造堪称典范。尤其是导演十分擅长利用银幕内外的信息差,营造出希区柯克式的紧迫感。大部分对丧尸题材电影有基础认知的观众都清楚“被咬=被感染=会变丧尸”的等式,剧中人物却对眼下的危机毫无觉察。因此,当观众看到丧尸电影中再熟悉不过的桥段——行驶中的车辆撞倒感染者——时,脑中已经开始上演一出病毒扩散、丧尸围城的好戏,单纯善良的主角却对此一无所知,只把感染变异的红衣妇女当作车祸伤员,格外有责任心地把她搀扶到自己的副驾驶座位,甚至在贴心地为她系上安全带时,把脖子暴露在其嘴边(熟悉套路的观众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银幕内外的信息差折磨着观众脆弱的神经,理智上我们知道主角不可能在开场20分钟内被咬穿颈动脉,但本能的生理反应仍然让我们在他俯身靠近时绷紧身体,恨不得替他拉开与危险之间的距离。

二、怪物是如何诞生的

正如前文所述,早在1960至1970年代,恐怖电影就经历过一次井喷式爆发。彼时这些被主流影评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类型片,却意外成了批评家们的一座富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罗宾·伍德:他在《被压抑者的回归》(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中提出,恐怖片的基本叙事可以概括为“正常状态受到怪物威胁”,而怪物正是被社会压抑之物的回归。随后围绕“美国梦魇”展开的一系列批评,进一步把怪物与家庭、性规范及社会压抑联系起来。换言之,银幕上张牙舞爪的怪物,某种程度上是社会不愿直视的一面镜子。

在《爆发夜》里,这面镜子首先照向的是布莱恩自己。让影片具有更高阐释潜力的改编,来自其“《生化危机》的寂静岭化”。作为恐怖题材游戏的两大经典IP,《寂静岭》和《生化危机》走着不同的路径。前者追求心理恐怖,剧本创作和场景设计重视对角色心理的挖掘和塑造;后者更重视感官刺激,擅长制造节奏紧张的战斗和追逐。风格差异直接决定了二者在敌人和怪物设计上的区别——《寂静岭》的怪物往往和角色精神世界的塑造紧密关联,《生化危机》的怪物则更重视战斗功能。

农场情节中主角目睹两个丧尸融合

《爆发夜》的“寂静岭化”最直接地体现在怪物与主角心理的关联上。故事始于布莱恩得知女友怀孕,他的核心焦虑由此确立:即将成为父亲。一路上他遭遇的多个怪物,几乎都可以看作这一焦虑的具象化。贯穿全片追逐他的红衣妇女,与同样变异的丈夫融合为一体的过程,象征着夫妻二人组成家庭后经历边界消融、从两个独立个体变成一个共同体。如果说这对夫妇映照的是他对婚姻的想象,接下来的怪物则直指孩子。在击退咬伤他的少女后,布莱恩喃喃地重复:我喜欢孩子,我喜欢孩子——越是反复强调,越像是在说服自己。在产房场景中,面目可怖的婴儿丧尸试图袭击布莱恩后被他击退,整个产房内休眠的怪物立刻苏醒并疯狂地扑向布莱恩。自卫没有终结威胁,反而招致更大规模的围攻。布莱恩仿佛因为拒绝承受来自婴儿的伤害,而触犯了某种不可侵犯的禁忌。

这几处怪物共同指向同一种矛盾:成为父亲的前景让他恐惧,但在理智上,他又无法接受一个可能“厌恶孩子”的自己。换言之,他害怕的不只是成为父亲,还有一旦察觉自己内心深处并不那么想成为父亲,他该如何面对这样的自己。以伍德的视角回看《爆发夜》,布莱恩可以算得上一个具有时代烙印的“典型角色”,他的个人焦虑同时也是时代症候的一部分。平心而论,贫困、责任感和对父职的恐惧都算不上当下才有的“新品种”,放在任何年代都不愁找不到第二个布莱恩。他的时代性更多体现在这些压力如何相互强化,最终形成一个“死循环”:经济上的困窘促使他过度工作;职业责任感变相剥夺了他退出的可能性;即将到来的父职又把挣钱和照料绑定起来。在这个意义上,《爆发夜》同时是布莱恩的“寂静岭”和2020年代的《罗斯玛丽的婴儿》——家庭、孩子、生育与身体变异,使这场灾难呈现出私人梦魇的色彩;而这场指向私人的噩梦,同时又兼具公共意义。“害怕成为父亲”本身并不足以构成时代症候,但当一个人被要求承担成人的责任,却缺少承担责任所需的资源、保障与选择余地时,这种恐惧就具有了社会结构上的含义。

《罗斯玛丽的婴儿》被视为“生育恐怖”的代表

《爆发夜》抛出了一个疑问:什么样的处境让一个人变成怪物,又让别人把他当作怪物?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回到那个咬伤布莱恩的少女:围绕她的那场戏,恰恰牵涉全片争议最大的病毒设定。多个平台上的观众对《爆发夜》版的病毒提出了各自的理解。众所周知,导演对病毒设定进行了大幅度魔改,故而游戏中的经验不足以用来解释电影中人类变异的过程。一些观点认为,少女在遇到布莱恩时已经完全变异,只是保留着人类外观,充当引诱更多受害者的“陷阱”(证据便是在后续情节中怪物似乎具有智能,会使用警察的遗体来引诱布莱恩)。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导演在此调换了游戏中病毒的发病顺序:少女的身体虽已开始变异,神志却依然清醒,因此在看到自己的脚和小腿逐步变异成触手时惊恐无助地向主角求救。这一情节安排再次调动了银幕内外的信息差:站在上帝视角的观众早已看穿危险,布莱恩却仍被蒙在鼓里。此刻,他又一次站在了足以改变人生轨迹的岔路口(既是字面意义上,也是隐喻意义上):要不要去救助已经开始变异的少女?

在不知情的布莱恩看来,克服恐惧去帮助少女便是眼前最正确的选择,但这一善意的举动让他付出了被咬伤的惨痛代价。参考导演的采访,笔者做出一个大胆推测:导演有意通过颠倒病毒侵蚀人类的过程,来隐晦地表达个人思想。导演表示:在最初的剧本中,他想让解药较早被毁,且布莱恩变异过程的可见度也比成片更低。但他后来调整了事件发展顺序,把解药保留到了电影最后一刻,并在布莱恩变异的过程中给予了主演更多表演空间,让观众直到最后仍然希望有人救他。他直接用“Save him! Save him!”(救救他)形容他希望调整后达到的效果。[4]

一些玩家根据游戏经验论证,躯体一旦开始变异,即使注射解毒剂也只会让其化为一摊血水——言下之意,布莱恩早就没救了。但我们不必急于援引游戏中的种种前例来下这个结论。《生化危机》系列游戏的剧情设定本身并不严谨(否则多个重制版也就不需要重写部分剧情来填补过去的漏洞),“感染病毒的人是否还有救”和“感染到什么程度还有救”等问题本身就经不起推敲。更何况,电影此处的重点不在于“按道理来说应该如何”,而在于“观众希望怎样”。正如克雷格那句“Save him!”所期待的,只要默认“虽已局部变异,注射解毒剂后仍有希望得救”,布莱恩的结局就更让人意难平。一切又回到了那个讨论多年的问题:怪物与人的边界在哪里?《爆发夜》给出了自己的观点:怪物诞生于被他人彻底抛弃之时。并非躯体的变异让布莱恩变成怪物,而是“被放弃”本身决定了他的悲剧。

影片中向主角求救的少女

全片最令人过目难忘的怪物,当属那团由众多人体纠缠而成、一路翻滚着追逐布莱恩的“风滚草”。[5]与此前那些指向布莱恩私人焦虑的怪物不同,风滚草的恐怖更具公共性。它象征着社会生活的一体两面:在一定前提下,“融入”可以变成“被吞没”。融合与普通的感染,制造的是不同的恐怖。感染可以让许多人变成同类,但他们仍然各自占据一具身体;融合则进一步取消这种分立:另一个人进入我的身体,我也成为某个更大身体的组成部分,让“成为我们的一员”获得了一种极端的肉身形式。

在丧尸片的谱系里,“变成同类”一直是最经典的恐惧:罗梅罗在1978年的《活死人黎明》中让丧尸成群结队地涌进购物中心,这一幕被普遍读作对消费社会的讽刺——人们早在变成丧尸之前,就已经过着千篇一律的生活。风滚草则把这层恐惧又往前推了一步:被卷入的身体成了怪物的“手脚”,推着那个庞然大物滚向下一个猎物。这个意象太像我们熟悉的某种处境。从“螺丝钉”到“打工人”再到“社畜”,当代人在自嘲时反复使用的词汇,描述的都是同一种经验:个人被嵌进一个远比自己庞大的系统。2020年,一篇题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报道刷屏网络,“困在系统里”从此成了一个无需解释的说法。巧合的是,《爆发夜》的主角恰恰也是一名快递员(只不过他送的是医疗物资,而不是外卖)。

三、好员工的代价

“风滚草”是具象化的怪物,而在现实中,把人留在系统里的往往不是某种看得见的外力,而是人自己信奉的一套伦理。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把宗教改革对世俗职业的重新评价视为现代工作伦理的一个重要来源。在韦伯看来,工作和获利由此逐渐不再仅仅是满足生活需要的手段,变成人觉得自己有义务持续追求的“天职”。他在书末留下了一个著名的论断:清教徒是自愿在天职中工作的,现代人却不得不如此——由此建立起来的经济秩序,最终变成了一只“铁笼”。不过,韦伯描述的工作伦理是一种笼罩所有人的普遍秩序;落到具体的人身上,把他拴在岗位上的往往是更切身的“职业伦理”。工作伦理回答的是“我为什么必须工作”,关乎一个人如何借工作确认自身价值;职业伦理回答的则是“既然接下了这项任务,我对任务对象和可能受其影响的人负有什么责任”。前者让人难以停下,后者让人不忍停下——放在布莱恩身上,就是他对货物和那个可能正在等待救命的陌生人的责任。

讽刺的是,片中布莱恩以命相护的医疗箱,到了影院只配装爆米花

《爆发夜》中的多个角色(尤其是那些可以定义为“善良”的角色),都呈现出一种“被社会身份支配行动逻辑”的倾向,即职业伦理压倒自保的本能,例如为保护市民而遭怪物暗算的警察马克辛。作为能力出众的警察,保护市民是她力所能及且应尽的职责,她不顾利害地拯救布莱恩与被丧尸追逐的市民(如果没有马克辛的搭救,布莱恩无疑会死在影片中期)。我们的医疗快递员与女警相似:让他成为“好员工”的品质,也让他无法及时退出正在摧毁自己的处境。在正常社会中,责任心与生存需要原本可以相互支持——认真完成工作,获得报酬,维持生活。不幸的是,有毒的外部环境让两者逐渐发生冲突:勤勉、尽责、坚持到底这些传统美德被用来要求底层劳动者继续付出。即使外部环境已经无法提供安全保障与合理回报,“责任心”仍然驱使那些“善良的好人”持续在岗,把外部压力变成自己对自己的命令:再坚持一下,既然接单了就要完成。

这一套道德语言,让人难以拒绝本就不合理的要求。退出会被叫作不负责任,保护自己是吃不了苦,承受伤害可以被包装成敬业,甚至连剥削都能够以表彰的形式出现。布莱恩的躯体变异让这种抽象的损耗具象地呈现在银幕上,电影中极具讽刺性也格外让人心酸的一幕,是他在经历千辛万苦、拖着被病毒逐步侵蚀的身体抵达实验室门口时,掏出了医疗快递员的工牌戴在脖子上——一个身体正在失去人形的人,重新戴上证明自己社会身份的东西。

他努力履行好员工、好伴侣、未来好父亲的义务,可悲的是,这些维持其社会身份的责任,又同时把他推向了身体的失控。在布莱恩得知他运送的货物是制作解毒剂的关键成分之前,支撑他在如此诡异恶劣的环境下继续送货的精神力量是“某个孩子可能正等着它救命”(他以为自己送的是要移植的器官)。结局却非常黑色幽默地告诉我们:他运送的货物最终能拯救的恰恰是他自己,但握有资源的人(研究员)却不愿意把药剂“浪费”在他身上。这构成一种非常尖锐的不对称:职业伦理似乎只对一方生效——劳动者被要求无条件地重视他人的生命,掌握资源的人却保留着计算他的生命是否值得救助的权力。

结语:他终于变得强大,然后呢?

回看全片,《爆发夜》始终笼罩在一种压抑氛围之中:一个外在的恐怖力量永恒地追逐着你,渴望将你吞没。布莱恩逃了一整夜,从偏僻的农场逃进浣熊市,又逃到实验室门口。然而在结局处,布莱恩并没有被追逐了他全片的风滚草吞没,而是变成了另一个吞噬他者的新怪物。这个他一直试图逃离的外部威胁,最终成了通过他的身体继续运作的机制。换言之,他逃过了那个具体怪物,却没有逃出吞噬者与被吞噬者之间的关系。

讽刺的是,这恰恰是布莱恩全片“最强大”的时刻。和玩家一样,他从手枪一路换到霰弹枪、机枪。按照游戏的逻辑,变强意味着通关,意味着逃出生天,《爆发夜》却让最后一次“升级”通向了怪物化。这让人不禁想起游戏《Inside》的结局之一:沉默的男孩融入一团由无数人体粘连而成的肉块,成为庞大系统的一部分之后,终于拥有了撞破实验室墙壁的力量。它一路翻滚、冲撞,最终滚落到一片海滩上,在一束光里停了下来,再也无处可去。

布莱恩的送货之旅,前半程出于善良,后半程出于自救,二者都没能让他获得一个美好的结局。如果把布莱恩和马克辛等人的悲剧归因于其“善良”,很容易推导出一个有问题的结论——“别做好人”。可如果善良会害了一个人,自私是否就能救他?影片的回答显然也是否定的。无论做好人还是做坏人,系统都没有给他留下一条出路——这也是《爆发夜》与《后室》共享的一种表达:明明做了一个社会人该做的一切,为什么还是陷入了绝境?可惜恐怖片从不负责提供出路,只负责记录时代的情感结构:一种明知前路已穷,却仍不得不继续前行的处境。布莱恩终于变得强大,然后呢?影片没有回答,或许也无法回答。

【本文作者张成 澳门城市大学助理教授】

注释:

[1] 关于1960—1970年代美国恐怖片与社会焦虑的关系,学界讨论涉及家庭与父权危机、生育与女性身体、越战、种族冲突、劳动与消费以及对体制的不信任等多条线索。具体可参考罗宾·伍德(Robin Wood)、安德鲁·图德(Andrew Tudor)、肯德尔·菲利普斯(Kendall R. Phillips)等人的研究与著作。当然,这种“反映论”式解读也不乏质疑,马克·扬科维奇(Mark Jancovich)便批评其把类型片简化为社会情绪的镜像。

[2] 据说克雷格是在比佛利山庄的一家咖啡馆见了康斯坦丁联合总裁,当时整部片已经有了完整的基本构思。

[3] “迷游”一词借自电影研究中的“迷影”(cinephilia)。笔者曾在《作为审美教育的电子游戏:评〈游戏美学研究视域下的个案分析〉》一文中借用这一说法,指的不只是喜欢玩游戏,更是对游戏世界的全身心投入,以及对游戏的设计、叙事、美学、技术和文化影响的深刻理解与尊重。本文用它来描述克雷格的创作底色:他不只是把《生化危机》当作一个现金奶牛IP,而是从资深玩家的视角去理解“玩游戏”这件事本身。参见: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8152412

[4] 具体访谈内容可参考《TheWrap》的报道:https://www.thewrap.com/creative-content/movies/how-resident-evil-2026-ending-changed-zach-cregger/

[5] “风滚草”并非影片中的正式称呼:动作指导称其为“融合怪”(Merged Monster),导演与视效总监则称之为“人体风滚草”(human tumbleweed)。它以被布莱恩撞倒的红衣妇女为核心,与多具感染者的躯体融合成一团肢体纠结的球状物,像荒原上的风滚草一样翻滚前进、穷追不舍,外号由此而来。参见:https://beforesandafters.com/2026/11/06/the-pedestrian-mutant-bryan-and-all-the-crazy-creatures-in-zach-creggers-resident-e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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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终不能理解一个人在累的时候会放弃伴侣:青年的爱欲、悲伤与遗憾

2026年11月13日 13:33

原创 澎湃思想市场 2026-11-13 13:33 上海

青年既受到传统爱情观的熏陶,其成长也伴随着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深化。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文|郝梦琦

“如果没有夫妻这一伦做伊始,就不可能有其他任何一伦。将人伦之始用缘来表示,实际上也就喻示了所有人际关系的前定性。”[1]爱情是人伦之始,是因缘际会下的产物。同舟共济、风雨与共、休戚与共、同心同德等词语可以代表中国传统的爱情观,人们并不认为爱情理应是顺滑的、尽善尽美,非顺滑的状态也不代表着人们拥有的爱情是错误的、有问题的。哪怕因缘并不全然美好,中国文化中用“不是冤家不聚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欢喜冤家”为之开解。

在传统的对亲密关系的定义中,亲密关系是超越性的,一是超越实用价值,二是超越外部困难。“‘亲密社会’包含个人与之有亲密关系的重要他人,以及个人的宠物,用具和收藏品,个人与之存有一种感情,而不仅是因为它有用而已”[2]。亲密社会与文化(intimate society and culture)是维系个体自我认同与唤醒活力情感的关键。良好的亲密关系促进个体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在《千年等一回》这首歌曲中,有一句歌词可以确切地表明中国人所信仰(或曰向往)的“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爱情观:“是谁在耳边,说,爱我永不变,只为这一句,断肠也无怨”。

安东尼·吉登斯指出,现代主体被抛入一个风险四处潜伏的危险状态中,即情感、联结与生存状态上的脆弱与平庸[3]。从“智者不入爱河,寡王一路硕博”“上岸第一剑,先斩意中人”“爱的过程很重要,结果都那样”这些网络流行语可以发现,青年不再认为爱情能够抵御风雨,而是滋生了对爱情的强烈的怀疑,爱情是不可靠的,或许是一切风雨的来源。随着竞争的空前激烈以及奔向“happy ending”的周期的空前延长,青年在情感关系中感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与风险。为了了解中国青年所抱持的爱情观念以及恋爱行动及不同代际的中国青年恋爱观念变迁,笔者于2026年10月26日发起问卷,面向18-45岁的群体,截至2026年11月11日,收回了230份问卷,本文同时涉及对11位青年的访谈。

访谈者信息

一、爱情观念与游戏爱情交锋时的错愕

感情、经济、学历、地域等要素都在一个人选择与另一个人进入婚姻中发挥作用,但不同人对以上要素的位置排序却有很大的差异性。“有些要素在有的社会或人群中很难出现或完全被忽略,但在另一种人群中则至关重要”[4]。在金钱至上对爱情产生普遍冲击的晚期现代,尽管如今所有人都知道爱情是万万离不开金钱的,正如“宁愿坐在宝马车哭也不坐在自行车笑”这句流行语表示的,但传统的爱情观(“我将于茫茫人海中寻我灵魂深处之唯一伴侣”;在感情中要坦诚相待、患难与共;不奔着结婚的谈恋爱就是耍流氓)仍塑造了一部分人的爱情观。N1(2026年10月16日)表示:“之前有一个来我民宿工作的女性是喜欢我的,我给她看《小王子》,她看了几页说不好看,还折了一页,我看到就很心痛,我是很爱惜这本书的,这版已经绝版了。没有灵魂上的共鸣是没法结婚的。”
问卷中多数中国青年的恋爱观是找到“灵魂伴侣”

下文用依恋者指代在亲密关系中被已读不回的个体。当依恋者看到这种错位时,往往不甘心直接离开这段关系,“想要个准话”。N2(2026年10月17日)表示:“刚开始还正常,9月、10月电话她也不接,微信她也不经常回。我和她说你不想在一起就给个准话。我还当面问过她,她说没有想分手。她这种行为很奇怪。我们已经确立关系了,不愿意在一起为什么不说清楚,如果只是想和我一起玩玩的话,这种做法也很不可思议。再过个一个月,还这样就say goodbye。”

二、为何要和相爱的那个人分手?

住房、大学或学徒机会以及就业的不确定性更高。这些不确定性可能会让正处于职业起步阶段的年轻人的广泛性焦虑显著加剧[5]。不稳定的就业与未来的一眼望穿加剧了青年群体心理上的焦虑,部分青年渴望通过找到“多金”的伴侣来获得人生的希望感,部分青年在自己和伴侣的人生规划不再重合后选择分手。

2.1 我只有通过家庭不错的伴侣才能看到那个阶层

“我高中的时候的男朋友考上清华之后,我们异地,他应该喜欢上别人了,就经常不回我消息,还和高中同学说分手的原因是我缠着他。那个时候我很气愤,后来我两边都能理解了。我也在审视我自己。我是没有白手起家的那个能力的,想过好日子就只能找A8家庭的伴侣。我大学时候的男朋友人很好,但是家庭条件不好,就分手了。他这个人无可挑剔,连分手都那么体面。”谈及为什么和“那个分手都很体面”的男友分手,N3表示,“我之前见过前男友的母亲,他母亲很用心很紧张,其实挺残忍的,正是那次见面让我决定要分手。他作为男朋友来说是挑不出问题的。现在的这个男朋友很自信,第一面就感受到了,那是家庭带给他的底气。他和我在一起让我觉得我们在一个点位上,我只有通过他才能看到那个阶层,这也会支撑我和他走下去。”“教育赋予的认知资源在特定劳动市场环境下,未必导向婚姻动机的情感化,反而可能推动婚姻动机理性化转向。”[6]

沟通不畅和家庭条件差异是青年分手的核心原因

2.2 结婚了我还能读博吗,拿谁的钱就得听谁的话

“2015—2023年大学生倾向于体制内单位就业意愿的比例均超过了60%,尤其是在2020年之后该比例均超过了70%。”[7]当青年普遍向往体制内就业时,为了上岸的竞争变得空前激烈,Z世代青年需要更长的教育投入才能更接近有保障的未来。对部分青年而言,谈恋爱和推进自身的事业之间发生了冲突。面对这种冲突,青年对爱情的价值观念和行为逻辑发生了分化。部分青年认为爱情上的圆满是展开事业的基础,部分青年认为事业上取得成功是保障爱情的必要条件,部分青年认为爱情是流动的、不可靠的,而钱是可靠的,相较于爱情的圆满更希望自己能得到更充分的发展。“希望自己事业有成已经成为大学生结婚和生育的首要条件,担心婚育会影响到自己的职业发展已经成为推迟甚至拒绝婚育的最主要因素。”[8]N9(2026年3月16日)表示自己想要读博与本科毕业结婚这件事是冲突的,“本科时候在一起的那个男朋友人很好,对我也很好,他说过我以后去哪里他都跟我一起去。有车有房家里开饭店的,他父母希望毕业后能结婚,但是结婚了我还能读博吗,拿谁的钱就得听谁的话,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就分手了。”

电影《后来的我们》中见清设计的游戏《伊恩永远爱着凯莉》

2.3 一个要工作一个要读博,这些协商是没有用的

“身份的构建可能来源于诸多雄心壮志,但都取决于人们选择/被分配的工作类型”[9]。在到异乡求学、到异乡工作的环境下,双方步调的不同步或工作类型的差异也成为青年恋爱关系从健康状态步入残酷依恋的“导火索”。N10(2026年10月21日)表示在未来发展上的“各奔东西”是分手的核心原因,“未来的发展问题是绕不开的,我们一个要读博一个要找工作。后面半年她找实习,就是回消息不及时了吧。我们沟通的就是我可以博士毕业后到她的城市工作,后面发现这些协商是没有用的。她感觉四五年的等待周期太长了,很不确定,就分手了。”

电影《小武》中扒手小武与异乡人梅梅的短暂邂逅

2.4 我始终不能理解一个人在累的时候会放弃伴侣

N7(2026年5月10日)讲到自己与伴侣的关系在这次冷场之前都是健康的,“我们在一个城市。近期我们一天发不了几条消息,他在写博论也面临着找工作。有一天他和我说我们先不见面了,等后面他忙完了再联系。我就很奇怪,他凭什么觉得我就没有正事,和我在一起难道和他毕业是冲突的吗?我能理解他的处境,但我始终不能理解一个人在累的时候首先想要放弃的是他的伴侣。”在双方各自解决毕业问题并对情感存在的问题进行沟通之后,N7和伴侣又再次走到了一起。

三、每个人都有一些悲伤:分手之后我还记得你的悲伤

“消费主义的来临以及全球化对13亿中国人民的单纯的物质意义,使得这场大变迁有可能改变两代人的处世样态与生存方式,并使年轻一代有可能呈现出与他们的父辈更不用说祖辈迥然不同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10]消费主义的到来深化了物质主义价值观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物质主义价值观尤其体现在个体的择偶选择以及在一段关系中对伴侣的态度和行为中。N8(2026年10月28日)表示自己和前女友的分手是因为自己的家庭条件并没有被前女友看上:“你对她再好,你有100,你给她花100,那你也只是花了100,别人对她可能没有那么好,别人有1万给她花了1000,但1000总归比100要多吧。……其实到现在都没有消化分手的悲伤。很多年之后我们偶然还会见面,都还有心悸的感觉。”

N5(2026年10月19日)表示:“微信上你等消息,你心里很不确定,你不知道发了之后,对方会不会就要分手,我就会焦虑嘛。半天时间也不是很长,但微信半天不回挺罕见的,就会很煎熬。我俩抖音,小红书互关了,我有时候会转一些很搞笑的视频,那对方就很久都不看。我会觉得给你发这么多,你怎么也不看呢,你是不是不爱我呀。”N5在开始恋爱之时就感受到了对方的动摇,但悉心维持着这段关系。在一次就看什么电视节目的选择冲突之后,两个人走到了尽头。N5表示不用再为担心对方提分手而心有余悸了,也不再因为等不到消息而心惊胆战了,但她还是记得对方的悲伤:“我的前任本来是想和她的前任做朋友的,彼此约好了这个事,最后没做成朋友。每每她聊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她都潸然泪下。”

四、“我发现自己一直在说的是人心里面的一种拒绝”

“空间方面已经摆脱了传统的位置的空间,而是转化成一种流动的空间,这是一种源自信息的流动而造成的地理上的非连续性。”[11]社交媒体的平台化发展改造了青年的情感联结与爱情观念。人们可以在各种线上场合邂逅到“意中人”,还可以通过各种平台与朋友的介绍结识新的异性朋友。弱联系转化为强联系的便利性也挑战着个人对伴侣的认可程度与对关系的忠诚度,动摇着他们原本的爱情信念。液态流动社会中恋爱关系不再稳定,失去了舆论和道德的约束。如果一方终止了爱情关系,曾经的海誓山盟不再作数,对真心付出但被分手的一方造成的身心创伤也无法被追究。

《阿飞正传》中以阿飞为代表无法找到亲情和爱情的一代迷茫青年。“连续五部戏下来,发现自己一直在说的,无非就是人心里面的一种拒绝,害怕被拒绝,以及被拒绝之后的反应,在选择记忆与逃避之间的反应……”[12]

N11(10月27日)说自己在两段关系中都受到了欺骗和背叛:“我的第一段经历,我们两个恋爱了一年,是以我翻聊天记录发现对方早在一年半前就出轨了而告终的。现在的这个男朋友有一次说他去加班,但是和异性朋友出去吃饭。他们(做了对不起我的事)被发现了之后先就是悔改认错,特别害怕,说我不是故意的,什么对不起,又下跪又扇自己耳光,但是后面我原谅了他们之后,他们就会恼羞成怒,说你的不是。”N4(2026年10月29日)谈到了两个人在面对面时,遗憾发生了:“其实有很多事情过了这么多年再想起来都还是会流泪。要说最令我伤心的是,我大学时候谈的第一段恋爱,有一次我把他给我写的在备忘录的一些话打印成照片,那次我从包里拿出这些东西,他翻过来想看,当时我出于害羞手往后缩了一下。我打算给他看,他说不用了。我们站得那么近,只要看一眼就可以,却还是没有被信任。”

五、结语

“中文之世界,初本无自然界的意识,世是指人的一生,所谓一生一世,本来是时间性的意思,所谓世界,是一世之界限”[13]。中国人的世界是以人的生命为限度来衡量的,人是世界的核心决定了情感在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的位置。中国人讲夫妻是前世修来的,有谚语云:“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这个“修”字表明中国人对感情的珍视。百年千年并不是说中国人是相信有轮回的唯心主义者,而是用漫长的时间来表明自己对爱情的决心。千百年的引入是态度的表明:哪怕我们的路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我仍然愿意和你在一起,能和你一起过日子是我殷殷期盼的。坚实的亲密关系超出了以实用价值为枢纽的运作社会范畴,能够引领个体实现精神世界的丰盈与超越,对他人和万物抱有同情心。

传统的敌对世界(Hostile Worlds)认为:一旦市场、金钱侵入爱情、亲情这类亲密领域,就会异化纯粹的情感。薇薇安娜·A.泽利泽(Viviana A. Zelizer)反对市场还原论,强调经济与亲密生活是持续交织、互相建构的。“21世纪很可能给社会生活带来可怕的变化,但这些变化的发生并不是因为商品化本身通常会破坏亲密关系”[14]。泽利泽认为,亲密关系的纠纷是各方对金钱、礼物、承诺的意涵的理解发生了错位。种种错位造就了爱情的遗憾与无尽的悲伤。中国青年既受到传统爱情观的熏陶,其成长也伴随着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深化。青年一代内心仍旧渴望与一个人携手共进,白头到老,也更明白了没有无条件的爱。

注释:

[1] 翟学伟:《中国人行动的逻辑》,北京: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7:224.

[2] 黄光国,胡先缙等:《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71.

[3] 安东尼·吉登斯:《逃逸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郭忠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37-38.

[4] 翟学伟.爱情与姻缘:两种亲密关系的模式比较——关系向度上的理想型解释[J].社会学研究,2017(2):128-149+244.

[5] Slee A, Nazareth I, Freemantle N, Horsfall L. Trends in generalised anxiety disorders and symptoms in primary care: UK population-based cohort study[J].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21, 218(3): 158-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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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刘保中,臧小森.多元化与内卷化:大学生就业意愿变化的趋势分析(2015—2023年)[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4(05):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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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周晓虹.中国青年的历史蜕变: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J].江苏社会科学,2015,(6):71-78.

[11] 乔基庆:《网络虚拟的存在论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20:197.

[12] 张茜:《解读王家卫电影的后现代风格》,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5:16.

[13] 叶秀山:《思·史·诗——现象学和存在哲学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159.

[14] 薇薇安娜·A.泽利泽:《亲密关系的购买》,陆兵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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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会友期》的“恨海情天”:真人秀时代的“文本盗猎”

2026年11月12日 14:15

原创 澎湃思想市场 2026-11-12 14:15 上海

这是真人秀时代一种新型的“文本盗猎”,既彰显了粉丝的创造力与参与性,也在一个情感趋于空心化的时代,通过“恨海情天”式的高浓度叙事填补当代人的情感匮乏。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文|曾于里

近期,综艺《后会友期》在播出后迅速引发广泛关注。第三方数据平台所统计的“新综”类别里,《后会友期》的市场占有率突破90%,相当惊人。这档“友谊版《再见爱人》”,能够获得如此量级的传播势能,并不仅仅是因为正片内容本身,更是节目之外由网友完成的“考古”、解读和二次创作,将节目推入了远超正片受众的传播轨道。

比如围绕厉娜与许飞,网友从超女时期的历史影像中翻找出洗衣服、记得对方爱吃鸭舌之类的细节,将分散的旧料并置在一起,组织成一套关于“我画地为牢,厉娜”的证据链;围绕电竞选手青稚与白小纯,网友从节目片段中提取裹毯子哭的画面,配上《泪海》的BGM,在短视频平台上反复传播,“cczzqhh”(纯纯稚稚请和好)的口号甚至蔓延到网易云音乐评论区……在形形色色的解读之下,这些友情的情感浓度被推到了“恨海情天”的地步。这是真人秀时代一种新型的“文本盗猎”,既彰显了粉丝的创造力与参与性,也在一个情感趋于空心化的时代,通过“恨海情天”式的高浓度叙事填补当代人的情感匮乏。

然而,真人秀时代的“文本盗猎”,是否在被平台利用,甚至用之即弃?比如最新节目中,纯稚组合裹毯子哭这一幕就迎来大反转——没有情,几乎是“纯恨”了……这是真人秀时代“文本盗猎”的风险,粉丝面对的是一个“未完成”的文本,被平台的剪辑调动着方向。粉丝的创造性如何保持独立和自主,面临着巨大挑战。

真人秀时代的“文本盗猎”

《后会友期》的定位是“友情治愈纪实真人秀”,让四组曾经走散的旧友共同踏上一段旅程,在特定环节中直面彼此之间的心结。张萌与马天宇的矛盾源于工作边界与友情期待之间的错位;厉娜与许飞从选秀时期形影不离的密友,因一场未经确认的“背刺”而分道扬镳、断联多年;文吉儿与王子璇的友情基础并不牢固,3万块的写序费用撤下亲密的伪装;青稚与白小纯则是从青训时期形影不离的队友变为竞争对手……

让节目真正爆红的,主要是两组CP。首先是许飞与厉娜的“飞雪CP”。网友将目光投向2006年《超级女声》时期,从当年同吃同住的影像与文字记录中打捞出大量亲密互动的痕迹,这些痕迹彼此勾连,还原出一段感情深厚的旧日关系。多年后两人在节目中的对峙,本以为的剑拔弩张却成为许飞的深情回忆,“我愿意和她一起浪费时间”,而网友的考古为之补足了“前史”,使许飞的深情有了来路可循。

另一组是青稚与白小纯的“纯稚CP”。网友向两人电竞生涯的早期回溯,翻检出两人分属不同阵营、在赛场上互为对手时的一些细节,配上歌曲《怜悯》所唱的“我要带着爱意恨着你”,仿佛漠然的擦肩而过,藏着未曾熄灭的旧情。从青训队友到赛场对手,从形影不离到彼此决裂,被嵌入“恨海情天”“破镜重圆”一类既有的情感叙事模板之中,吸引了大量以双男主CP方式投入的观众,成为节目出圈的重要推力。

不论是解析出友谊被低估的情感深度,还是把友谊当CP来嗑,这类形态都让人联想到亨利·詹金斯在《文本盗猎者》中所描述的现象。詹金斯从米歇尔·德塞都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借用了“盗猎”这一比喻,将粉丝的阅读行为描述为一种在没有所有权的文本领地上的穿行与取用,可以通俗地理解为粉丝挑取、挪用原作里自己喜欢的素材(人物、设定、桥段),并进行重新解读与二次创作。德塞都的原意在于强调读者并非作者意义的被动接收者,詹金斯将这一洞见推进到媒介粉丝的具体语境中,使其成为分析粉丝文化生产机制的核心工具。与之相配合的是“游牧”这一维度:粉丝并非固定于某一个文本之上,而是在不同的叙事世界之间迁徙,将此前积累的阐释习惯与情感投入带入新的文本,从而形成一种跨越单一作品的阅读网络。

詹金斯所讨论的“盗猎”,以《星际迷航》等电视剧的粉丝同人实践为经验起点和核心案例。粉丝从这些虚构叙事取走人物、关系与情节,在社群的批评与创作中重新组织这些材料。但后来的发展表明,“游牧”的轨迹并不局限于虚构文本。国内一个显著的转折点,来自那些兄弟情谊较为浓厚的双男主剧。这类剧集播出后,围绕两位男主角的CP叙事往往迅速升温。

此时的文本盗猎,从虚构的文本延伸到了真人层面,即“RPS”(Real Person Slash,真人同人)。粉丝所盗猎的,是剧集花絮中两个人的亲密互动、采访中提及对方时的用词与语气、社交媒体上的宣传互动……粉丝将不同来源、不同时间、不同情境的片段并置在一起,构建出一套指向两人关系非同寻常的证据链,使零散的互动和种种“蛛丝马迹”被组织为一段关于两人“真实关系”的叙事。通过这种新形态的盗猎,双男主CP得以大爆,演员本人也随之获得极高的关注度,甚至一夜之间从寂寂无名跃升为内娱顶流。

而到了《后会友期》这样的真人秀,粉丝的盗猎又呈现出新的特征。盗猎对象既不是虚构人物,也不完全演员的媒介人格,而是真人秀所承诺的“真实”——真实的人物、真实的关系、真实的过往、真实的情绪反应……即便观众清楚地知道节目有剪辑、有情境设计、有嘉宾的表演成分,但真人秀的真实成分依旧是诸多文本中较高的。粉丝在此基础上进行二次的解读、重述与再叙事,并结合各种历史影像的考古,用以前两个人之间的各种互动细节来丰富和填补真人秀中的叙事,让节目里的情感互动显得更可信、更完满、更具整体性。

比如粉丝反复重看许飞说出“我画地为牢啊,厉娜”的那个片段(虽然起初仅仅是存在于预告中),并翻找两人早年的物料,将这些碎片组织成一套“爱”的证据链,不断揣摩十五年前的纠葛时,拼合出一个“恨海情天”的版本,许飞的“画地为牢”被确认为一段浓烈情谊的证词,并衍生出风靡全网的“XXXX,厉娜”的造句模板。可以说,正是得益于许多粉丝对于《后会友期》的文本盗猎,节目的热度才被层层推高,演变为全网参与讨论的文化事件。

驱动盗猎的“恨海情天”

粉丝一直在各种文本之间游牧,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多数文本并不能激发粉丝的盗猎欲望。市面上无数的真人秀提供了“真实”的互动、真实的情绪、真实的冲突,但这些内容没有进入粉丝的二创循环,没有触发盗猎,也没有获得那种由参与式文化所放大的传播能量。

什么样的文本更容易启动盗猎?回顾詹金斯的分析可以发现,在早期,驱动粉丝同人写作的并不是对科幻设定的技术性兴趣,而是人物之间那种被粉丝感知为“伟大友情”的强烈关系。粉丝将一部太空歌剧重写为以关系和情感为核心的故事,一个重要动因是原文本提供了一种情感关系的雏形,但这一雏形在官方叙事中并未被充分展开,粉丝的盗猎是对这种未被充分给予的情感强度的继续追索。

在国内双男主剧的传播中,驱动盗猎的逻辑依旧是基于情感:粉丝在花絮中寻找眼神,在时间线中寻找巧合,在看似无关的互动中寻找“糖”,试图在分散的、非叙事化的材料中,确认并放大那种已经被初步感知到的情感浓度。

双男主CP之所以比BG(Boy and Girl)向偶像剧的男女CP更容易引发粉丝盗猎欲望,源于异性恋人的情感通常以一个明确的爱情结局作为终点,这种闭合降低了粉丝在剧集之外继续“追问”这段关系的动力;但双男主剧由于改编上的限制,角色之间的情感不能像异性恋爱情那样以明确的方式被呈现和确认,情感被放在眼神、沉默、未说出口的台词和“兄弟情”的框架之下,以暗示和留白的方式存在,这种不能明说却处处流露的情感形态,为粉丝的盗猎提供了远大于BG叙事的阐释余地,每一处眼神、每一次沉默都携带着超出字面的解读潜力,情感浓度在反复的猜测与求证中被不断推高,盗猎的欲望也由此被持续点燃。

而在针对《后会友期》的考古、解读与二创中,最高频出现的词汇之一是“恨海情天”。这些崩掉的友谊,表面上是“恨”,但恨从情中生——就像许飞能够回忆起那么多《超女》时期与厉娜比赛的细节,无情产生的是漠然,而不是恨。恨的强度与持续性,依赖于此前情感投入的深度,以及这种投入遭遇挫败的方式,也即嘉宾白小纯所谓的“恨比爱长久”。而“天”与“海”的意象承担着将私人情感扩大为具有宇宙性规模之物的功能,是一种被体验为无法穷尽、无法丈量的东西。这也是《后会友期》成功的根本,它以高度浓缩、高度直观、高度刺激的形式,让观众体验了一种当代生活中愈发匮乏而罕见的极致爱恨,而节目外历史资料里两个人之间的“甜蜜”过往与丰富互动,又为粉丝的盗猎提供了足够浓烈、足够开放的素材。

由此形成的是一个闭合的强化回路:浓烈的情感启动了盗猎,盗猎产出的二创将情感从分散的材料中提炼出来并加以放大,被放大后的情感又成为新一轮盗猎的起点。在这个回路中,“情”既是输入,也是输出;既是动因,也是产品。

谁获取了盗猎的“成果”?

詹金斯描绘的早期电视粉丝,其盗猎行为带有一种明确的非商业气质。粉丝从原文本中取走片段,在社群内部重新编织意义,作品在同好之间流通,评价标准是圈内声誉而非市场价格。詹金斯写作此书时所处的是这样一个粉丝世界:他们的活动带着社会污名,也害怕掌握知识产权的媒体公司提起诉讼,盗猎是一种在缝隙中进行的、不被官方认可的实践。驱动这一切的,是被某种浓烈情感所打动的粉丝个体,她们在圈子里分享、交流,快乐来自创造本身和社群的回应。

但后来的发展改变了这个画面。双男主剧的兴起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粉丝对角色关系的盗猎式投入,被直接转化为可观测的流量,而流量又通过平台数据、商业代言和资本市场获得了价格。在这个过程中,从制作方、平台到明星本人,或多或少都纵容了粉丝的盗猎,因为相关各方可以从中享有收益。双男主剧的演员因此获得极高的关注度,CP粉声势浩大、购买力旺盛,平台和制作方则收获了可计量的传播数据。粉丝的盗猎不再是一种发生在官方生产之后的、独立于商业逻辑的二次创作,它在相当程度上被纳入了生产循环本身。官方花絮的剪辑与发布、宣传期两位主演的互动安排、社交媒体上时间线的布置,都是有意为粉丝盗猎提供可用的素材,盗猎几乎是从一种越界行为转变为一种被邀请的参与,“盗”所隐含的非法性与抵抗性随之弱化。因此,尽管本文沿用“盗猎”一词,但在这一被邀请、被供给的语境中,它与中性的“取用”已无实质差别。

《后会友期》亦然。平台对于粉丝的盗猎彻底敞开拥抱,甚至光明正大参与了粉丝的盗猎。比如当“XXXX,厉娜”的造句模板走红了,芒果TV官方主动参与粉丝的玩梗,将“厉娜”用作站内综艺简介末尾的标点符号;又如青稚与白小纯对峙之后情绪溃堤,青稚裹着印有赞助商标识的毯子掩面落泪,这段镜头被全网二创刷屏,广告赞助商顺势推出同款毛毯,将粉丝的情感流量直接转化为商品曝光。

在如此情景下,粉丝的文本盗猎,并非单纯运行在一个与商业收益保持距离的礼物经济之中;粉丝的参与没有被取消,但她们所生产出来的符号,在社群内部流通的同时,被平台和品牌以极高的效率捕获并变现。粉丝的盗猎虽然不会因此变成了一种纯粹被操纵的行为,然而,一个难以回避的疑虑随之而来:平台既然能够从粉丝的盗猎中稳定获利,便很难说它不会介入粉丝的盗猎,以某种暗戳戳的方式引导着粉丝的盗猎方向,以便于最大化地收割盗猎的“成果”。

这样的疑虑绝非杞人忧天,特别是,进入真人秀综艺时代,粉丝面对的是一个“未完成”的文本,而平台掌握了绝对的剪辑权。真人秀的素材量和成片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比如《后会友期》18天的旅行除了嘉宾睡觉时间以外几乎是没有停止摄制,如果是12期的节目,相当于平均每1.5天的录制被压缩成两三个小时的正片,其间被舍弃的不仅是冗余的日常,还包括那些可能改变观众对某个人物判断的段落。而综艺剪辑为了制造看点和卖点,往往放大争执,突出情绪爆点,再辅以引导性的字幕与配乐,将素材组织成情感浓度极高的叙事。当“可传播性”成为素材筛选的隐性标准,正片所呈现的那个“未完成”的文本,就不是一个中性的、等待粉丝去补完的开放文本,而是一个已经被预先修剪过的、朝着特定情感方向引导观众的文本。

节目对于青稚与白小纯关系的剪辑,就成功地“误导”了观众。节目播出伊始,青稚裹着毯子哭的画面一度是网友二创中最常被调用的素材之一。青稚半躺在沙发上,委屈地哭了起来,他顺手将标有赞助商标志的绿色毯子掀过来,整个人缩在里面哭泣……这个画面被单独剪辑成短视频,配上《泪海》的音乐片段“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向海,付出的感情永远找不回来”,风靡社交网络,也助推了节目的爆红。这套叙事在形式上符合粉丝盗猎的一贯逻辑:从材料中截取一个高浓度的情感瞬间,用社群共享的类型框架重新组织它,使那个瞬间获得远超原片段的叙事重量。

然而,在第三周播出的抢鲜版中,青稚裹毯子哭的前因终于揭示。在饭桌上,白小纯当着众人的面说青稚很“装”,说很多人在背后吐槽青稚,包括青稚以前的运营会过来私下和白小纯聊天,认为和青稚工作压力很大。青稚反驳说,“那你可以现在去问一下,我们的现在的运营,包括我现在的队友,你都可以去问他们呀”。白小纯说,“你现在的队友其实,也有经常和我聊了”,青稚难以置信,“真的假的,不可能的”。白小纯说,现在联盟的多数人不喜欢你。青稚后采时情绪崩溃,裹着毯子痛哭,就像观察室张泉灵分析的,青稚痛哭的原因是:“我走丢的朋友,我想把他找回来,但是那个朋友告诉我说,整个联盟里都不喜欢我。”

这一幕播出后,豆瓣“后会友期”小组几乎是炸锅,之前嗑CP的很多网友纷纷倒戈,以为是嗑糖,没想到全部是玻璃碴。网友最初的“恨海情天”叙事之所以能够成立,依赖于一个未被言明的前提:哭泣的一方和冷漠的一方之间,存在着某种对等的情感重量。但真相是,有没有“情”不知道,但“恨”是明显的。白小纯在一个公开的、有前辈在场的、彼此并没有共同社交基础的场合,以“很多人私下说你”的方式,完成了一次对青稚人格的公开否定。或许,白小纯此前确实承受过来自青稚一方的压力与伤害,但这并不是白小纯在公开场合以“众口”为刃、否定青稚人格的正当理由,一码归一码。

笔者无意在此判定二人孰是孰非,两人友谊破裂的全貌尚未完全揭示。但粉丝们被“裹毯子哭”的真相“戏弄”,这一过程所暴露的,不是某一次粉丝文本盗猎的“失误”,而是粉丝盗猎所处的结构性位置——粉丝以为自己在处理一组给定的材料,实际上材料的呈现顺序、释放时机与情感方向,早已被平台按照可传播、可争议、可反转的逻辑预先布置。就像猎场是平台圈定的,粉丝只是在其中猎取,猎取的动作是自由的,但猎物的分布、出没的时机与踪迹的显隐,由圈定猎场的人安排妥当。文本盗猎最宝贵的自主性与创造性,因此始终伴随着一双看不见的手。而无论是“恨海情天”阶段的情感投入,还是反转之后的愤怒声讨,都在为同一档节目贡献可计量的热度:前者制造沉浸,后者制造争议,两者都是流量链条上被预期到的环节,节目在两轮情绪之间尽情收割流量。

虽然常有声音认为,当下粉丝的文本盗猎早已蜕变为平台无偿征用的数字劳动,但对于许多粉丝而言,盗猎的首要意义本就在于快乐本身——从材料中取走打动自己的碎片,在社群中分享、重组、再创造,这种快乐是礼物经济的遗产,也是粉丝文化最朴素的内核,不能只用情感劳动的单一框架去全盘概括。只不过,面对一个被预先修剪过的“未完成”的文本,倘若文本随后发生反转,粉丝先前从片段中提取情感、组织叙事所获得的快乐,便会在真相揭开的一刻被重新估价,并转为被误导的失落。这才是对粉丝最严重的伤害和收割。“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粉丝的盗猎热情既能将一档节目与一组嘉宾托举至热度之巅,也能在其被辜负之后转而将其推入舆论的谷底。以“恶剪”制造误读、以反转收割流量,短期或可获利,长期却是在消耗粉丝对于一个节目IP的信任。

说到底,在如今这样一个平台深度介入情感生产与流通的时代,粉丝的文本盗猎与商业利益之间,既非简单的对抗,也非彻底的合谋,而是一种彼此渗透、互相裹挟的长期关系。粉丝在其中创造,也在其中被取用;平台在其中供给,也在其中收割。如何在这样的裹挟中守住阐释的自主性,仍是一个悬而未决、值得持续追问的话题。或许,我们在保持创造,享受创造带来的快乐的同时,也要保持警觉,保持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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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爱》:政治退入生活之后,李沧东如何重新讲述劳工经验

2026年11月11日 14:46

原创 澎湃思想市场 2026-11-11 14:46 上海

政治并没有消失,只是它越来越以非政治的面貌存在,从而完成了“隐身”。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可能的爱》剧照

文|同泽

11月6日,韩国知名导演李沧东的电影《可能的爱》于视频流媒体平台奈飞(Netflix)全球上线。这是李沧东时隔八年推出的新作,讲述了两对夫妻因一部下岗劳工纪录片而相遇后发生的故事。此前,影片已在当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夺得评审团大奖,这是仅次于最佳影片金狮奖的第二奖项。登台领奖时,李沧东感慨道:“在劳动力消失、人际关系破裂的时代,我拍摄这部电影是为了探讨电影能做什么,以及电影必须做什么。我把这个奖项视为继续追问这个问题的信号。”

中国观众对李沧东并不陌生。这或许是因为,自投身电影创作以来,从1999年勾连起韩国民主化运动至今社会变迁的《薄荷糖》,到2002年将社会边缘者置于韩国阶级与社会排斥结构中的《绿洲》,再到2018年抨击韩国社会资本积累、阶层固化的《燃烧》,李沧东始终以根植于韩国本土左翼政治与历史创痛的关怀,讲述时代变迁中具体个人的经验与困境。而这些看似属于韩国社会的命题,往往又具有超越国界的亚洲共性:劳工、阶级、左翼运动、结构性暴力。它们同样构成许多中国观众熟悉的现实经验,观看李沧东的电影,似乎也成为一种隐微的政治表态。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李沧东与奉俊昊、朴赞郁等导演共同代表着韩国作者电影在国际影坛的高度,而韩国电影工业本身也曾为作者电影的发展提供了相对成熟的生产与创作环境。韩国电影不仅不断在欧洲、北美奖项体系中斩获荣誉,也逐渐形成了一套能够支持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作者创作的产业体系。

但是到了《可能的爱》,情况好像有所不同。即便是如李沧东般的世界级名导,也面临着项目停滞的困境。该片最初按韩国本土院线电影筹备,预算约80亿韩元,并入选了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的中等预算扶持项目,预计可获得15亿韩元资助。然而,由于与一家韩国大型发行商的投资谈判破裂,15亿韩元资助被撤回,项目一度面临本土资金断裂和无发行商愿意出资的困境。

在失去韩国本土院线投资后,奈飞介入并全额出资拍摄了这部电影。一部关于劳动异化与资本权力的电影,最终却必须借助流媒体巨头的全球平台资本才得以完成,这一吊诡现象令《可能的爱》一开始便带上了难以回避的时代悖论:它所回望的,是十多年前仍然以工厂、工会与集体抗争为主要形态的劳工政治;而它自身的诞生,却已经深深嵌入一个由平台资本、个体化生活和流媒体主导的全新文化生产结构之中。

这也许正是理解《可能的爱》的一个入口:为什么李沧东要在当下创作一部关于2009年劳工抗争的电影?属于上世纪民主化年代的左翼政治经验,如何被重新翻译成今天的人仍然能够感知的语言?

一个可能的答案是:劳工问题和阶级问题从未远离我们,只是进入这些问题的政治语境已经发生了改变。对于今天的观众而言,劳工运动、集体抗争已经不再是一种天然有效的公共话语;与之相比,失业风险、婚姻危机、消费差异、阶层固化,反而构成更加切身的现实经验。因此,《可能的爱》没有试图重新复制一场已经远去的政治运动,而是创造了一个基于欲望与爱的当下切口,从这些私人经验重新进入劳工、阶级与政治,以更为悲悯、洞察的方式,寻找政治仍然能够被感知和理解的可能。

一、未曾结束的历史:双龙汽车与劳工创伤

《可能的爱》的故事围绕两对夫妻展开:美玉与丈夫浩锡原本过着普通的工薪阶层生活,在浩锡因企业重整而遭遇解雇后,一家人的生活逐渐陷入困境。另一边,纪录片导演艺智与丈夫尚宇则生活优渥,居住在首尔江南。为了拍摄一部关于失业工人的纪录片,艺智找到浩锡一家,两对夫妻的生活也由此产生交集。随着拍摄深入,阶级、情感与价值观之间原本隐藏的裂缝逐渐显现。

据李沧东介绍,这一故事的创作灵感来自十余年前震动韩国的双龙汽车罢工事件。早在当时,他便产生了将这一事件拍成电影的想法。然而,如何将这样一场延续着韩国左翼运动历史脉络的集体抗争转化为剧情电影,又如何在虚构的文艺作品中处理与现实苦难直接相连的劳工创伤,始终令他感到困惑。对于创作者是否有权将他人的真实苦难转化为叙事与影像,他迟迟无法找到令自己信服的答案,影片的创作也由此一度搁置,直至十数年后才重新开始。

李沧东所说的“双龙汽车罢工事件”,是指2009年5月至8月为期77天的长期罢工事件,双龙汽车工会成员为反对大规模裁员而展开罢工、占领工厂,随后遭到警方暴力镇压。这也是韩国近年最具标志性的劳资冲突之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经营陷入困境的双龙汽车由于经营亏损,于2009年初进入企业重整程序。为压缩成本,公司提出大规模裁员方案,涉及两千余名员工,占全体员工总数的近四成,双龙工会强烈反对这一决定,并最终演变成长达数十日的工厂占领与劳资对抗。

自5月22日起,工会成员占领位于京畿道平泽市的双龙汽车工厂,并在厂区内持续展开抗争。随着劳资谈判破裂,冲突逐渐升级。8月4日至5日,八百余名防暴警察开始强行驱散工会成员,警方出动直升机向工厂屋顶大量喷洒催泪液,并使用高压水枪扫射静坐区域、强行清场,甚至动用电击枪、起重机等反恐设备以制服反抗工人。事件最终以8月6日劳资双方达成协议宣告结束。

《可能的爱》剧照

然而,这场罢工的影响远未随工厂重新开放而结束。大量参与者遭到警方拘留,围绕警方清场过程中人员受伤、警用设备损毁等问题,韩国政府此后向参与罢工的工会及工人提起巨额损害赔偿诉讼。早期一审、二审均在相当程度上支持国家一方的索赔请求,其中2016年二审判决赔偿额约为11.3亿韩元。直到2022年,韩国最高法院才裁定二审法院适用法律有误,发回重审。2023年首尔高等法院推翻部分原判,认为警方在暴力镇压中存在非法行为,利用直升机低空悬停、向工人喷洒催泪液等做法超出了合理限度,工人为避免生命、身体受到伤害所作出的直接抵抗构成正当防卫,并将工会及工人的赔偿责任大幅降低。韩国政府随后再次上诉,2024年韩国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历时近十五年的国家损害赔偿诉讼终于盖棺论定。

与旷日持久的法律申诉一样,警方暴力镇压给参与其间的工人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心理创伤。创伤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创伤并非一个已经结束的事件,而是一种持续性的经验与反复性的心理状态;创伤并不会随着暴力事件的结束而终止,而是会在心理结构中反复出现。罢工事件后的数年间,超过三十名双龙汽车工会成员及其家属因不堪解雇和赔偿方面的压力而自杀,许多人深陷创伤与抑郁的泥淖。李沧东与联合编剧吴政美为《可能的爱》做调研时,读到了大量与罢工事件直接相关的文字资料,其中,一名职工给妻子的信件中写道:“我很抱歉你因为你那无能的丈夫而受苦。即使到了最后,我能给你的也只有债务。”

“正义只会迟到,不会缺席”在这里成了一个可悲的讽刺,发生在近二十年前的双龙汽车罢工事件,并不是一个已经封存的历史事实,它的创伤、责任、法律解释时至今日仍在引发回响,曾经走上街头的劳工政治并没有消失,只是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换了一种形式存在,也许寻求法律解释,也许退入个人生活,也许退入个人的身体。由此,《可能的爱》便不是在重现一桩劳工运动,李沧东在2026年返回2009年也不只是一次历史的回望,而是希望探索在当下的语境中,如果政治没有消失,那么它去了哪里?

二、劳工政治的变迁:直接经验退入日常生活

在威尼斯接受采访时,李沧东自述:“在(决定要创作关于此事的电影)那之后的时间里,劳动的意义与形态在我们生活中发生了令人惊讶的变化。劳动不再仅仅是特定工作场所的问题,而是贯穿我们日常生活的现实。而当这一变化与电影创作者的故事相遇时,《可能的爱》才终于呈现出如今的面貌。”

根据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事典的界定,韩国现代劳工运动起源于港口开放和外敌入侵后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现代雇佣劳动阶级的形成。随着20世纪60年代经济发展的到来,劳工运动的驱动力从早期手工业、煤矿业转向了现代制造业。20世纪80年代末,全国各地发生了多起大规模劳资纠纷,活动形式以大规模罢工、静坐为主,工会数量、工会规模大幅增长,劳工运动愈演愈烈,于1989年达到顶峰。

在过去,劳工政治首先是一种直接经验,工人因为经济诉求、民主诉求而组建工会,在工厂、街头、罢工现场形成集体身份,采取群众性、大规模团结斗争的形式,以期解决劳资纠纷。共同劳动、共同抗争的集体行为生产了“我们”的概念。“我是工人”“我们有相似的处境”“我们正在遭受同一种结构性压迫”,这种身份认同又反过来增强了劳工运动的组织和动员能力。

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韩国经济开始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非正规劳动也不断增加,劳工运动开始呈现衰退萎缩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技术变化,制造业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临时工、合同工等非标准就业工人。劳资关系形态的变化使得工会的影响力持续减弱,并逐渐限于标准就业的大企业劳动者。当资本和劳动市场的变化开始分化工人群体时,身份认同开始解体,集体经验开始失灵,劳工政治也逐渐从集体抗争退入个体化的生命经验。到了21世纪,对于未曾经历集体抗争时代的当代工作者,旧式政治经验已经变得越来越遥远而不可感。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双龙汽车罢工事件便更像一组跨世纪的铰链,连接着21世纪的全球化经济逻辑与20世纪劳工政治的直接经验。对于双龙汽车公司,这是经营危机下的企业重整行为,是全球资本流动的组织结果;然而,对于工人而言,工厂不是抽象的“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而是工人的经济来源和生活支柱。这不仅是劳资关系的经济纠纷,更是双方意识形态的冲突:公司希望解决“紧迫的经营危机”,工人们认为“解雇就是杀人”,希望“保卫生存的权利”。话语差异的背后也暗示了资本主义企业经营逻辑与劳动者具体生活经验之间的碰撞。

《可能的爱》剧照

这也正是李沧东在《可能的爱》中选择的切口:他没有将电影呈现为一部以罢工运动为主要内容的纪录式作品;恰恰相反,他把宏大的政治问题拆解成了具体可感的个人情感,通过许多琐碎细节不断暗示、拼凑,直到最后才揭露主题。影片开头的第一个情节便是浩锡一家去参加前工友的葬礼,美玉与从前的工友家属闲谈,艺智在现场拍摄一部与他们所经历的劳工运动相关的纪录片,并因拍摄了经过内心挣扎入门吊唁的浩锡而遭到训斥,美玉上前解围,几人的故事随之展开。

浩锡身处罢工运动的第一线,却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左翼斗士”。他始终试图回避那些定义自己的词语,也并不认为自己天然与其他工人站在相同的位置。与此同时,工友之间也并不总是共享相同的诉求:有人选择退出,有人在直接对抗中彼此背叛。对于浩锡而言,真正难以摆脱的并不只是罢工失败本身,更是他始终无法将自己的经历完整地安放进一个清晰、统一的政治叙事之中。

影片中有一个情节:浩锡到蛋糕店为儿子购买生日蛋糕,却无意间发现下一位顾客是未被解雇、仍留在公司工作的前同事。他鬼使神差地跟了过去,看到对方也在为儿子庆祝生日,一家人其乐融融,看着这种自己曾经拥有的生活,他不可自抑地感到悲伤和痛苦。在描述此事时,他使用的措辞不是被解雇与否,而是“生者”与“死者”:继续工作的人存活了下来,而被解雇的人仿佛已经死去。当罢工运动失败、原本的集体经验失灵后,原有的劳工语言又无法完全容纳他的自我怀疑时,他只能诉诸更加私人化的生命经验,去处理那些原本能够被公共政治语言承载的矛盾。

美玉则呈现出另一种更加日常、也更加隐蔽的阶级经验。与浩锡反复陷入劳工运动失败后的创伤不同,她更多通过对艺智夫妻生活方式的观察、比较与向往去感知阶级差异。阶级因此不再首先以明确的政治语言出现,而是转化为对另一种生活的窥探、羡慕与欲望。对于美玉而言,结构性的阶级差异更像是一种个人命运的差距:为什么有的事情于我不可能,于她却顺理成章?差异在哪里?自由是什么?

因此,《可能的爱》中劳工创伤的延续,不再主要通过罢工、占领和街头抗争被呈现,而更多进入了心理咨询、夫妻闲话与纪录片访谈之中。政治并没有消失,只是它越来越以非政治的面貌存在,从而完成了“隐身”。在已经变化的政治语境里,《可能的爱》真正完成的,并不是把一场历史上的劳工运动重新搬上银幕,而是重新找到一种能够让当代观众进入劳工政治的感知方式。

三、观看的政治:摄影机如何重新组织私人经验

在叙事之内,李沧东的选择已经非常明确;而在影像结构上,李沧东将摄影机与观看的权力嵌入现有的故事结构中,以完成这种从私人经验回到公共感受的连接,并内置电影创作者始终应当自省的创作伦理。自2009年以来,李沧东已经完成调研、写过多个版本的剧本,甚至一度已经开始制作,但是一系列问题始终困扰着他:“我真的有权利讲述这个故事吗?当我开始讲述另一个人的故事和痛苦时,我该怎么做,才能避免这种讲述沦为对他人苦难的消费?我作为电影人,应该用怎样的目光、怎样的态度、怎样的伦理去看他们?”他始终无法克服内心的反思,因为“我不是他们”,也无法真正站在他们的位置上。直到联合编剧吴政美建议加入纪录片拍摄的情节,他才意识到,这也可以成为“我的故事”。

通过“艺智为制作纪录片拍摄劳工”这一结构,影片内部增加了一层反思结构:李沧东毫不回避地承认“艺智就是我自己拍摄电影时所处的位置”,甚至为这个导演角色冠姓“李”。而在银幕之外,电影也将电影创作者观看他人的目光、位置与态度本身纳入叙事,并在观看结构上增加新的层次,时刻提醒着观众:影像展示的是手持摄影机之人的观看,而观看本身也是选择与定义他人的某种权力。当这种可能滑向“剥削”的观看被前置地纳入反思,原本令人困惑的伦理问题便不再是一个需要回避的矛盾,而成为电影主动容纳复杂性的现实结构。

作为独立纪录片导演,艺智对自己的作品抱有极大热情,但对劳工议题的理解始终带有一种身居高位不自知的轻率。当她开始拍摄工厂劳动时,首先想到的却是:“流水线作业不够有趣,拍出来不会好看。”这种将现实困境首先转化为影像趣味的观看方式,也暴露出她难以摆脱的阶级背景:她看似试图接近、理解劳工的处境,却始终无法真正进入问题内部。

《可能的爱》剧照

纪录片的拍摄,让这种不平等进一步复杂化。她的摄影机始终如幽灵般跟随着被拍摄者,不断靠近人物更加私人、脆弱的时刻;在这种几乎无孔不入的观看之下,纪录片拍摄原本应有的伦理边界也逐渐变得模糊。然而,也正是在这种不断逼近的拍摄中,浩锡第一次不得不重新讲述那些已经退入私人生活的创伤。直到这一刻,艺智才真正受到震动,原本因阶级位置而难以抵达的创痛经验,终于在两人之间形成了某种短暂的共振。摄影机因此具有一种难以消解的双重性:它既可能消费私人经验,也可能成为私人经验重新接通公共语言的媒介。这个暧昧不明的悖论,也构成了李沧东在影片中最值得玩味的观看设计之一。

在艺智半开玩笑地说流水线作业“有些无聊”时,美玉似乎出于一种替自己圆场的本能,开始主动寻找更“值得拍摄”的内容。她随即提出,要在工厂里组建工会,希望艺智可以拍下她与工厂老板协商以及工会开会的过程。工厂老板对此显得错愕不已,却又在艺智的镜头前许下只要人数达标就允许组建工会的承诺。最终,美玉联合其他工人以及老板的秘书组成了工会,在首次召开的会议上,几人略带尴尬地读着报告,语气迟疑却又带着新鲜的雀跃。

这一情节恰如其分地呈现了李沧东试图讨论的复杂悖论以及自我审视的伦理边界:一方面,摄影机的入侵催生了拍摄对象的异化,美玉顺势提出的组建工会的要求由此近乎一场左翼运动的表演;另一方面,摄影机的存在反而推动了工会的组建和被观看者的自反。艺智作为观看者,既代表着电影导演李沧东的伦理位置,也代表着当代观众观看《可能的爱》的心路历程。艺智的观看过程,为观众提供了一条进入浩锡经验的路径:摄影机不可能消除距离,但是可以将私人经验组织起来,重新令其可见可感,与公众政治建立联系。观看因此既是权力,也是理解的起点。

四、可能的爱:无解之后,继续生活

《可能的爱》剧照

不同于李沧东以往电影的锋利与冷峻,这部洞察又悲悯的电影有一个相当温暖的结局。在意识到自己与艺智夫妻的交往始终未能突破阶级界限时,美玉带着因直面创伤而陷入崩溃的浩锡告别了这段多角关系,启程回家,也回到本属于他们的阶级位置。在行驶中,他们得知曾经参与罢工运动的工厂已被出售给外国财团。美玉问浩锡,接下来该如何。浩锡的回答轻巧又意味深长:“还能怎么办?继续生活。”

这句话或许正是《可能的爱》最终留给人的答案,又或者,它恰恰拒绝提供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答案”。即便劳工创伤与个体经验重新变得可见可感,困境依然无解:工厂已经被出售,阶级差异没有消失,创伤也没有被治愈。那么,所谓“解决”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许《可能的爱》真正的意图,并不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而是在阶级、创伤、现实压力与人的局限依然存在的情况下,让爱成为一个更加普世的命题,也成为李沧东悲悯目光最终落下的位置。这种“可能的爱”未必能够解决什么,却可能让人继续接近另一个人,继续向往自由,继续生活。

我为了观看《可能的爱》来到了釜山电影节。电影节最后一晚,我放弃了一部电影,从酒店慢慢走到电影殿堂。拐进直路以后,就远远地可以望见水营江对岸电影殿堂的穹顶。水营江这边是一整排高耸的现代车厂职工宿舍,与之相对的则是韩国某地方电视台大楼。每年电影节期间奈飞都会租下这栋大楼的临街铺面,贴上硕大的红色“N”字标志与一字排开的当年影视作品海报,构建一个网络帝国的实体空间。

作者在釜山电影节期间拍摄的街景

我瞬间想到,此情此景就是全部的《可能的爱》。此岸的车企职工公寓是浩锡“如此生活三十年”的象征,对面的电影殿堂昭示了摄影机的存在,而最远处是为艺术创作出资、却也垄断影像权力的流媒体超级巨头。我们在这岸为世界级名导的新作感动落泪,而江对岸居住在此的职工不知有多少能看到这部“文艺的花边”,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无论如何自省也无法弥合的现实鸿沟。

《可能的爱》最后,浩锡和美玉一起抬头望月。李沧东好像想告诉我们:无论过着怎样的生活,月光都平等地普照世间。可是月光其实也没有那么公平,我一直走到江对岸才重新看到被高楼遮住的月亮。

参考资料:

[1] Hyunji Kwon, “Changing Industrial Relations and Labor Market Inequality in Post-Crisis Korea”, Development and Society, Vol. 44, No. 3, 2015.

[2] Joohee Lee, “Between Fragmentation and Centralization: South Korean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Transition”,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Vol. 49, No. 4, 2011.

[3] Hagen Koo, Korean Workers: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Class Form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4] 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事典“劳工运动”条目:https://encykorea.aks.ac.kr/Article/E0012688

[5] 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事典“双龙汽车事件”条目:https://encykorea.aks.ac.kr/Article/E0078979

[6] 《电影评论》李沧东专访:https://www.filmcomment.com/article/interview-lee-chang-dong-on-possible-love

[7] 《纽约客》李沧东专访: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6/10/19/lee-chang-dong-profile

投稿邮箱:zhufan@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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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不再可能了吗:法国的困境与马克龙的遗产

2026年11月10日 14:46

原创 澎湃思想市场 2026-11-10 14:46 上海

我们正在目睹的事件也是一次马克龙时代的政治清算,那些曾被压制的社会运动、无疾而终的改革、明里暗里的权力游戏以及人们更少关注却又无比重要的“钱到哪儿去了”的问题,如今都像幽灵一样萦绕着这位昔日意气风发、如今政治生涯却一片狼藉的政治家。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当地时间2026年10月26日,法国马赛,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视察期间会见了生意受近期骚乱影响的当地商户。

文|尚翊 刘羽丰

“你会,你会,

来到这树旁吗?

死者的魂灵呼唤着

要与恋人一起逃走。

怪异的事情在此处发生,

诡异得不能再诡异。

如果你我在午夜相约

在上吊树下。”

这首以阿巴拉契亚民谣风格谱写的小曲来自《饥饿游戏》系列,名为《上吊树》。在电影里,起初是主角凯妮丝一个人轻声哼唱,随后合唱的群声从银幕深处渐渐放大,最终与主角的歌声融为一体。蒙太奇剪辑则将孤身战斗的凯妮丝与投身反抗的人群交相呈现。轻柔而忧伤的曲调配以阴森却诗意的歌词,在作品中成为了反抗暴力与压迫的呼号,而那棵不知曾吊死多少人的树,也从恐惧与死亡的象征,变成了私人情感转化为集体政治行动的场景,正如施惠国密不透风的国家机器原本用死亡来恐吓民众,这种恐惧却反倒成为了反抗者们彼此辨认、相互召唤的暗号。

10月17日,星期六,人潮涌动的巴黎共和国广场上,新世界乐团(Orchestre du Nouveau Monde)正在举行一场露天音乐会,从意大利反法西斯歌曲《啊,朋友再见》开始,到纪念被军事政变推翻的智利总统阿连德的《团结的人民永不被击溃》结束。第三首是《上吊树》,但当演奏进行到一半时,警方的催泪弹突然不偏不倚地落在了乐团中央。现场影像里,乐手们被刺激得泪流不止,有人仍紧握着手中的乐器坚持演奏,广场上的听众们也眯着眼睛坚守在现场。

当地时间2026年11月3日,法国巴黎,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涅兹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的政府质询会议上发表讲话。

两天后的10月19日,事件发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涅兹(Laurent Nuñez)向总统马克龙递交了辞呈。努涅兹是法国内务系统的资深官僚,在马克龙执政期间先后执掌对内情报机关和巴黎警察局,并于2025年官拜内政部长。多年来,他所代表的始终是第五共和国行政体系中最强调连续性、秩序与国家权威的一部分。如今,这位见证过“黄背心”运动与多次重大安全危机的老将,却在新一轮政治风波中提出请辞,承认政府在事前预判和现场应对方面存在失误。不过,马克龙拒绝了努涅兹的辞呈,官方解释是当前局势下必须保证安全部门指挥体系的连续性。

在马克龙任期即将结束的背景下,努涅兹的辞呈难免具有更加微妙的政治意味:总统尚有半年才会卸任,但他的政治秩序已然处在土崩瓦解的进程之中。根据民调机构益普索10月初公布的民调结果,只有15%的受访者对马克龙持正面看法,82%持负面看法。这已跌至他两个任期乃至第五共和国历史上的最低点。无论谁最终入主爱丽舍宫,马克龙时代都将迎来终点,而那时对任何仍有志向的政客而言,与这位不受欢迎的总统过于紧密的政治联系都将成为一种累赘。

半个世纪前,时任法国总统的戴高乐虽然撑过了1968年的“五月风暴”,却在次年的全民公投中遭到了民意反对与亲信背叛的双重打击,被迫提前辞职中断第二任期,其执政时长恰好停留在抗议者抱怨“十年太久了(Dix ans, ça suffit)”的十年零三个月。后来,宪法修正案将单个任期的七年修改至五年,除非马克龙在明年大选前提前辞职,否则他也将与那位晚年愈发偏执的战争英雄一样,在民众的怨声与嘲讽中迎来自己十年的尾声。很大程度上,我们正在目睹的事件也是一次马克龙时代的政治清算,那些曾被压制的社会运动、无疾而终的改革、明里暗里的权力游戏以及人们更少关注却又无比重要的“钱到哪儿去了”的问题,如今都像幽灵一样萦绕着这位昔日意气风发、如今政治生涯却一片狼藉的政治家。

“马克龙主义”的经济承诺

在2027年预算即将决定下一年度财政方向之际,法国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已经无法继续被归结为某一个部门的管理失误。它们正在逼近马克龙主义最核心的承诺:通过市场改革、减税和劳动力自由化,法国究竟能否重新获得增长与繁荣?

2017年,马克龙曾经以超越左右翼传统政治分野的姿态入主爱丽舍宫。他所建立的政治联盟,既吸收了社会党内倾向市场改革的温和派,也吸引了传统右翼中拥护欧洲一体化与经济自由化的力量。这一模式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总统个人的政治威望,以及国民议会中足以支持行政改革的多数。

然而,十年尚未结束,这套政治模式已经显露出难以克服的脆弱性。2022年议会选举中,中间派联盟失去绝对多数;2024年,马克龙试图通过解散国民议会、提前举行选举重新获得政治主动权,结果却迎来一个更加分裂的议会。左翼联盟、中间派与极右翼三股主要政治力量彼此牵制,没有任何一方能够独立形成稳定多数。总统仍然拥有第五共和国宪法赋予的诸多权力,但由谁负责组阁、如何通过预算、政府如何维持议会支持,都成为反复困扰法国政治的问题。

这是马克龙主义面临的一种特别尴尬的局面:它曾以打破旧有政治格局为成功标志,如今却必须依靠被它打破的传统政治力量,才能勉强维持行政体系的运转。它一方面主张提升政府的改革效率,另一方面却越来越难以为改革争取广泛而稳定的政治授权。因此,对已经无法再次连任的马克龙而言,2027年预算不仅是一份财政文件,也是其十年经济路线的最后一份答卷。

法国公共财政的状况确实令人担忧。按照政府10月提交的2027年预算草案,法国2026年公共债务预计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19.3%,2027年的债务利息支出预计高达912亿欧元。政府计划通过约430亿欧元的财政调整措施,将赤字占GDP的比例从2026年预计的5.4%压低至2027年的5.0%。这些数字尚属于政府预测和预算目标,而非已经实现的财政结果。根据法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完整年度数据,2025年法国公共赤字为GDP的5.1%,年底债务率则为115.7%。

面对这些数字,人们很容易得出一种看似不言自明的结论:法国人的福利太好了,政府已经无力维持如此慷慨的社会保障;养老金、公共服务和社会转移支付的不断扩张,最终将整个国家拖入财政危机。既然法国已无力继续承担现有福利制度,那么剩下的唯一出路,自然就是削减公共支出、推迟退休年龄,并进一步推进劳动力市场自由化。

这种观点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法国人口老龄化的压力确实存在,公共债务的融资成本正在上升,疫情和能源危机留下的财政负担也不可能凭空消失。到2026年11月2日,法国十年期国债的参考收益率已经达到4.91%。尽管法国仍然能够通过市场发行国债融资,但再融资成本的提高无疑会进一步挤压未来财政空间。

然而,这套解释的误区在于它将马克龙过去十年奉行的经济路线,当成了解决法国当前问题的唯一答案。毕竟,马克龙本人并不是一位坚持扩大福利国家、反对市场自由化的政治家。恰恰相反,他自2017年起便以供给侧改革为经济政策的核心,通过降低企业税负、改革劳动力市场、调整失业保险和养老金制度,希望刺激企业投资与就业,从而恢复法国经济活力。

如果这些措施本应为法国公共财政带来更好的结果,那么为什么在几乎十年之后,法国仍然必须面对如此紧张的财政约束?这一问题当然不能简单地以“马克龙改革失败”来回答。法国的经济表现同时受到疫情、国际能源价格、欧洲经济增长和长期产业结构变化等因素影响,不能将国债增长全部归咎于总统个人。但是,同样不能因为公共财政状况恶化,就自动断言既有改革力度不足,更不能完全排除这些改革本身对税收结构和社会支出所造成的影响。

法国国债收益率的上涨,也不能与投资者拒绝向法国融资画上等号。国债发行仍有认购需求,说明市场尚未停止购买法国政府债务;然而,能否完成一次国债拍卖,与长期财政轨迹是否可持续,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金融市场所担忧的不仅是法国今天拥有多少债务,还包括在政府频繁更迭、议会多数难以形成的情况下,未来究竟由谁来制定并落实可信的财政调整计划。

为了孩子们的学业

真正重要的争论或许并不是法国是否需要财政调整,而是调整的成本应当由谁承担,又有哪些长期投入不应当成为短期紧缩的牺牲品。教育正是这样一个领域:人们总会在口头上认同“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但实际上,财政紧缩的压力之下教育系统总是十分脆弱。

如果只观察法国公共财政的宏观统计,人们很容易对这个国家的公共服务形成某种不切实际的想象。法国的公共支出长期处于欧洲较高水平,教育经费也并非微不足道。然而,账户上的庞大数字,与普通人感受到的公共服务的质量与公平之间,却存在着越来越难以忽视的距离。

巴黎北部郊区圣但尼的保罗·爱吕雅高中(Lycée Paul-Éluard),便是这种距离的一个缩影。这所位于工薪阶层及移民家庭聚居地区的公立高中,长期受到校舍老化、设施不足和教师缺位等问题困扰。2023年,校舍曾出现积水导致天花板坍塌的事故。2024年年底,当地安全委员会对学校建筑的消防安全状况作出不利评价,并警告如果必要工程不能及时完成,学校可能面临行政关闭。2025年初,部分教职工甚至因工作环境存在严重危险而行使了法国劳动法规定的紧急避险权。

法兰西岛大区早已宣布投入约4000万欧元整修学校,但工程迟迟未能如期推进。直到2026年夏季,相关工程才终于启动。根据大区政府8月底公布的资料,改造项目当前预计耗资约4300万欧元,主要涉及校舍的节能、通风和整体设施更新。工程开始当然是一件好事,然而这恰恰也使人不得不追问:为什么一所涉及数千名师生安全的公立学校,在问题得到确认多年后,才终于等来了大规模整修?

法国教育行政体系的分工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高中校舍的建设和维护主要由大区政府承担,而教师的招聘、配置及教育政策主要由中央政府负责。因此,不能把全部责任简单归于马克龙政府。但是,这种职责划分也暴露了法国公共管理的一个长期问题:当财政压力由中央向地方层层传递,维护学校安全和教育质量的责任又分散在不同机构之间时,最终承担延误代价的往往是公共服务的使用者。

校舍问题也远不止建筑老化和维修延期。法国自1997年起禁止使用石棉,但许多更早建成的公共建筑仍然存在相关材料。2018年前法国教育部内设有国家学校安全与无障碍观察站(ONS),在国家层面联络教职工和专家,并出台技术手册和文件,指导地方政府就公立教育设施内的石棉材料采取行动。该机构2016年曾对2万所各级教育机构进行调查,而后发现30%的公立教育设施并未按监管要求保持对石棉状况的记录。2023年,法国电视节目《绿色的愤怒》(Vert de rage)对幼儿园和小学展开调查,在获得具体信息的15804所学校中,有约5505所存在含石棉材料。这些数据不能直接推算为全国学校的石棉暴露率,更不能断言发现石棉的建筑就必然已经造成健康损害。但它们至少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一些公共教育设施的风险排查、维护与更新,远远没有跟上建筑本身的老化速度。

与硬件设施的衰败相伴的,是法国公立教育体系长期存在的师资压力。根据法国教育部2026年4月公布的统计,2024—2025学年,公立初高中有9.8%的应授课时未能正常完成,其中7.5个百分点来自教师缺勤未获替补,其余2.3个百分点主要与学校整体关闭有关,后者还包括考试安排等原因。在课时损失最严重的10%学校中,未完成课时占比超过15%。因此,虽然不能将全部缺课都归咎于教师编制不足,教学保障的不均衡却已经成为可以量化的现实。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财政投入的总量并不能自动保证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优质学校更容易形成吸引经验丰富教师的良性循环,而那些本来就面临更复杂教学环境的学校,却还需要承受教师招聘、留任和代课安排的额外困难。与此同时,社会经济地位较弱的家庭,通常也更缺乏通过课外教育或私人资源弥补公立学校不足的能力。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大区政府向富裕的私立学校拨款支持而对老少边穷地区的公立学校的衰落置之不理的现象。公共教育原本应当是缓解社会不平等的主要制度之一,如今不能不引起法国各界对教育公平性缺乏的焦虑。

面对这些问题,法国政府已于2026年10月提出多项补救措施,包括调配约3000名代课教师,以及随后宣布在2027年新增500个教师岗位、逐步限制部分高中班级人数、向高中校舍翻修提供40亿欧元优惠贷款,并计划于2028年更换现有大学升学申请平台Parcoursup。这些方案显示政府并非毫无反应,但部分措施仍有赖于2027年预算的批准与落实,且许多目标要到新总统上任后才能真正实现。

“福利国家的危机”与隐身的分配问题

对于一个即将卸任的总统而言,这些姗姗来迟的改革承诺尤其耐人寻味。十年前,马克龙以打破制度僵化、提高行政效率为改革理由;十年后,他的政府却需要通过紧急调配教师、追加设施投入和重新设计升学制度,来回应那些已经积累多年的公共服务问题。

这也将我们带回法国乃至更广泛的财政争论中一个经常被忽视的方面:保守人士往往用福利国家深陷财务危机来搪塞那些主张改善公共服务和民生的声音,但现实里,政府并不只是向普通居民和退休者提供福利,企业同样是公共财政的重要受益者。2026年10月,法国财政部国库总司首次公布以统一框架统计的企业公共援助报告。按照最严格的基本口径,2024年法国向企业提供的各类援助约为600亿欧元,约占GDP的2%。其中包括271亿欧元税收优惠、244亿欧元预算拨款、45亿欧元定向社保费减免,以及39亿欧元优惠金融支持。

但如果将普遍性的企业社保费减免、部分较低增值税税率及其他支持措施纳入计算,企业公共援助的扩展口径便达到1660亿欧元,占GDP的5.7%。其中,仅普遍性的社保费减免就达到647亿欧元。作为对比,按照法国国家统计局2026年5月更新的数据,2024年法国公共财政赤字约为1691亿欧元,占GDP的5.8%。也就是说,法国政府按照扩展口径统计的企业援助总额,已经与当年的公共赤字规模相差无几。这一数字甚至不包含法国国家参股管理局对特定战略产业的注资和法国国家投资银行对特定战略行业企业所提供的低息无息无条件贷款。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只要取消企业援助,法国公共赤字便会自动消失。1660亿欧元并非全部是可以直接撤销的财政拨款,其中包括税收优惠、社保费减免和部分对消费者同样有利的较低增值税税率。削减这些措施还可能改变企业投资、雇佣与商品价格,其最终财政效果绝不能简单等同于账面金额。

但这些口径上的复杂性,并不应当使企业援助的规模失去政治意义。当政府反复强调养老金和公共服务已经超出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时,为什么针对企业的税收优惠和补贴却常常被视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投入?如果政府要求普通居民理解财政紧缩的必要性,那么企业所获得的公共资源,是否也应当接受同样严格的成本收益审查?

这并不是说企业支持政策没有存在的必要。降低用工成本、鼓励研发、扶持产业转型,以及促进青年就业,均可能具有合理的公共政策目标。问题在于,这些措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预期效果,又是否产生了未被充分计入的长期成本。

以低工资岗位的社保费减免为例。法国政府长期通过降低最低工资附近岗位的雇主社保缴费,鼓励企业招聘低技能和就业困难群体。这类政策并非始于马克龙执政时期,但在其任内仍是促进就业的重要工具。

这种政策的逻辑并不复杂:如果企业雇佣一名低工资劳动者的实际成本下降,就可能愿意创造原本不会存在的就业岗位。然而,问题的另一面是,当员工工资提高、优惠逐步退出时,企业的边际用工成本也会随之增加。于是,一项旨在鼓励就业的政策,也可能产生不利于工资上涨的激励,形成所谓的“低工资陷阱”。

这种机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制度性疑问:如果政府持续奖励雇佣低工资劳动者的行为,却缺乏同样有力的激励帮助他们提高生产率和工资,那么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收益究竟如何分配?

法国学徒制改革则提供了另一个值得讨论的案例。2018年改革以后,法国大幅扩张学徒制培训;2020年疫情期间,政府进一步提高招聘学徒的财政补贴,并扩大了政策适用范围。理论上,学徒制可以使年轻人在接受教育的同时获得工作经验,企业通过参与培训获得所需人才,政府则以财政补贴促进就业,形成一种各方受益的安排。

但当政府给予的补贴达到相当可观的水平时,原本用于培养人才的政策,也可能改变企业在正式雇佣、临时合同和学徒合同之间的选择。法国经济观察站经济学家布鲁诺·科凯在2026年1月的参议院听证中指出,自2017年以来,法国学徒人数增加约60万。根据法国劳动部门的估计,其中约22万个岗位涉及替代效应,即企业招聘学徒,取代了本来可能以定期或不定期正式合同聘用的其他雇员;另据科凯与经济学家埃里克·海耶的研究,约28万个岗位具有补贴带来的就业创造效应,即如果没有补贴,这些岗位可能根本不会出现。

这些数字说明,学徒制改革确实创造了额外就业,同时也产生了显著的岗位替代现象。后一类因补贴而新增的岗位并非虚假合同,不能直接将其称为骗补。但如果相当一部分公共支出用于支持企业原本就会进行的招聘,那么相关补贴所产生的净就业收益,就必须重新计算。

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还在于它涉及法国公共财政长期以来的一个内在矛盾:政府通过减免社保费和提供就业补贴,降低企业当下的用工成本;与此同时,社会保障体系本身又高度依赖工资和社保缴费来维持运转。当政府持续通过财政手段弥补企业用工成本,而社保缴费基础的增长相对不足时,这种政策组合便可能在不同公共账户之间制造新的财政压力。

改变不再可能了吗?

在今天,法国的经济似乎在马克龙执政派的一系列供给侧改革下,依然在原地踏步。法国2026年第二季度失业率为8.3%,较近年低点有所回升,且已接近2017年初约9.7%的水平。法国央行同时统计,2025年共有68602宗企业司法破产程序启动,较疫情前2010年至2019年的平均水平高出约15%。马克龙任内确实经历过就业改善的阶段,只是最近几年经济增长与就业市场再度趋弱,使此前改革的长期成效面临新的检验。

然而,尽管宏观数据不能完全支持对马克龙经济政策作出单一的成败判断,但它们至少表明,减税、放松劳动市场管制和企业补贴,并没有自动消除法国经济长期存在的低增长、财政紧张和公共服务压力。供给侧政策的有效性、公平性,仍然是下一届法国政府无法回避的问题。

这种财政分配的矛盾,在近期关于公务员养老金的争论中表现得尤其明显。2027年预算公布后,“教育部近三分之一预算被养老金占用”的说法受到广泛关注。根据相关预算文件,2027年教育部门约891亿欧元的预算拨款中,约285亿欧元涉及向国家公务员养老金专项账户(CAS Pensions)缴纳的款项,占比约为32%。

法国公务员养老金专项账户的安排,源于2006年建立的独立预算核算机制。各部门根据在职公务员的薪酬向该账户缴纳雇主缴费,公务员自身也进行缴费,再由这一体系承担相关退休金支出。但与私人部门养老金制度相比,法国中央政府公务员养老金的雇主缴费率明显偏高。这并不是因为教师或其他公务员个人的养老保障全部具有异常高昂的成本,而是由于该账户还需要通过政府雇主缴费弥补整个制度的人口结构失衡及其他历史性负担。

这意味着,当教育部门在职教师人数较多、承担较高的雇主缴费时,其预算中就会出现一个极为庞大的养老金相关数字。然而,支出中相当一部分反映的并不是当年教育活动的真实边际成本,而是国家对历史养老金承诺和现收现付制度所承担的整体财政责任。法国公共政策研究所(IPP)此前曾建议改革有关核算方式,将正常的雇主养老金缴费,与政府用于弥补人口结构不平衡的财政支持区分开来。

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公务员养老金的财政负担可以通过会计调整而消失。无论采取何种核算方式,退休公务员仍然需要获得真实的养老金支付。改革预算呈现方式的意义,是使公众能够更加准确地区分当期公共服务的成本与国家长期承担的社会保障义务,而不是把所有账面支出都看作可以自由削减的财政资源。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法国过去多届政府为控制公共部门人员成本,曾采取限制编制、控制工资和增加合同制雇佣等措施。这些措施能够在短期内降低部分预算压力,却也改变了不同养老金制度之间的缴费基础。在退休人员数量和历史养老金承诺难以迅速调整的情况下,在职正式公务员与退休公务员之间的比例,便成为长期财政平衡的重要变量。

于是,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问题便出现了:政府试图通过控制公务员工资和编制规模来提高公共部门的财政效率,但当这种调整无法同步改变养老金体系的历史负担时,剩余在职人员所属部门仍需承担不菲的养老金缴费。最终,在公众眼中,这些缴费又表现为教育等公共服务部门庞大而难以解释的预算开支。

如果不进一步解释国家养老金制度的核算方式,那么“教育经费被养老金挤占”就很容易变成一种过度简化的公共叙事。人们可能据此认为法国只要减少养老金支出便能改善教育,却忽视了真正需要讨论的是历史养老金承诺如何融资、财政责任如何分摊,以及学校当下究竟需要多少真实而可支配的经费。

这也使2027年预算争论具有了超越数字本身的政治意义。马克龙的支持者可能认为,过去十年的改革力度仍然不足,法国需要进一步控制公共支出、鼓励私人投资,才能恢复财政可持续性。批评者则认为,既然企业减税与补贴已经持续多年,却未能使公共财政摆脱困境,那么政府就不应继续将福利制度视为最主要的调整对象,而应该重新审视企业援助、税收优惠及其经济效果。后一种观点常常面临一个反驳:如果提高企业和高收入群体的税负,资本就会流向别国,富裕家庭也会离开法国,最终导致政府税收下降,得不偿失。

这个担忧并非没有经济学依据。税收确实可能影响企业投资和高净值家庭的居住选择。但将其进一步推演为“只要加税,资本便会大规模外逃”,同样缺乏充分的实证支持。2025年,法国经济分析委员会(CAE)的一项研究考察了2013年和2017—2018年法国资本税制变化对富裕家庭迁居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税负变化确实会影响部分高资本收入家庭的迁居意愿,但这种影响在总体上相对有限。例如,2013年提高资本收入税负后,受影响最明显的人群的净迁出率有所上升,但按研究估计,即使采用相关区间的上限,涉及的家庭数量也远未达到大规模富人出走的程度。研究同时指出,税务迁居只是税收影响经济活动的一条渠道,不能据此断言提高税负不会影响投资、资产配置或其他经济行为。

当地时间2026年10月31日,法国雷恩,一名抗议者在反对生活成本高企的示威活动中举着标语牌,呼吁对利润征税。

换言之,维持现有税收优惠与资本全面外逃之间的选择本身是虚假的。不同税种、不同税率、不同的企业支持方式,会产生不同的财政与经济结果。真正需要的是对选择进行透明而严格的比较,而不是把复杂的政策争论压缩成几句简单的政治口号。

对于一位曾以理性、务实和改革效率自我定位的总统而言,这样的争论本来不应当成为政治遗产中最棘手的部分。然而,马克龙过去十年的政治困境恰恰在于,他虽然持续强调改革的必要性,却越来越难以让不同社会群体相信,改革的收益和成本得到了公平分配。

从这个意义上说,2027年的预算危机,并不仅仅是财政收入不足与公共支出过高的技术性问题。它还涉及法国社会如何理解国家责任:当学校需要翻修、教师需要招聘、养老金需要支付,而企业也在寻求减税和公共补贴时,究竟哪些支出属于必须削减的负担,哪些又被视为能够带来未来收益的投资?

迷茫的未来:逼近的2027

马克龙在2017年曾试图通过打破传统左右翼政治分野,建立一个以改革共识为基础的新政治中心。在今天,他的支持率已不足15%,前总理阿塔尔、菲利普等执政派候选人的支持率也都已跌落到这个数字之下。2027年总统大选的结果正逐渐向没有中间派的方向滑动,那些曾被广泛视作马克龙接班人、一以贯之地承诺带来改变的明星政治家,也一个接一个掉进了政坛垃圾场里。这样的趋势已然表明,经济政策从来不只是效率问题,它同样涉及利益分配,也必然会产生政治上的支持与反对。税负如何承担、公共服务如何供给、不同世代之间如何分配资源,都不是单凭技术官僚的经济计算就可以彻底解决的议题。

这些矛盾在过去十年间逐渐累积,又在2024年提前议会选举之后变得更加难以调和。一个缺乏稳定议会多数的总统,仍然把持组阁能力以提出改革方案,却越来越难以获得民主授权。而当总统本人又即将离任时,承诺与执行之间的裂缝便进一步扩大:下一届政府可能继承财政负担,也可能推翻改革措施,却未必愿意继续承担马克龙主义的政治责任。

来自左翼的观察者往往从社会运动的角度寻找当下与1968年的相似或延续性,而从政治制度的角度,同样不难指出在1969年的戴高乐与即将到来的2027年的马克龙之间,存在一种值得玩味的相似性:他们都曾相信,强有力的总统权威能够帮助法国超越传统党派纷争,并推动国家所必需的改革,而且正是戴高乐所一手制定的宪法为法国总统这一职位带来了超然的权威,以期用权力保障国家的稳定与长期的繁荣。

诚然,这一体制让马克龙即便在民意上跌落谷底,也能安然走完两个任期的十年,但这些强人领袖最终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人们因进步、繁荣与稳定而认可制度所集中的权威,但当那些社会经济问题难以被解决甚至愈演愈烈时,又如何说服人们继续接受这种权威呢?第五共和国及其人民已然疲惫,曾几何时凝聚民意的共和主义理想早已成为历史,政权合法性所仰仗的关于稳定和繁荣的承诺在经济下行与财政资源捉襟见肘的时代里也近乎成为了泡影,这时,原本承平日久时只有少部分人关注的政策是否得当、分配是否公平、财政是否可持续这些烂账,也就成为了新一场政治风暴的燃料了。

投稿邮箱:zhufan@thepaper.cn

本文责编:朱凡。本期微信编辑:朱凡。本文为思想市场原创内容,点击“阅读原文”进入澎湃新闻网站阅读更多精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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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写作与文学的分裂;气候变化危及“美国梦”|思想周报

2026年11月9日 13:43

原创 澎湃思想市场 2026-11-09 13:43 上海

思想周报以翻译、扫描舆论场上的观点文章的方式,为读者呈现全球思想动态。本期思想周报,我们关注龚古尔文学奖的AI写作风波与文学的分裂,以及气候变化如何危及“美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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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思想周报以翻译、扫描舆论场上的观点文章的方式,为读者呈现全球思想动态。本期思想周报,我们关注龚古尔文学奖的AI写作风波与文学的分裂,以及气候变化如何危及“美国梦”。

文|龚思量、杨小舟

今年9月,法国龚古尔文学奖陷入评奖作品“疑似由AI生成”的争议。9月25日,法国龚古尔学院(Académie Goncourt)正式宣布将38岁的海地裔加拿大黑人作家泰利松·奥雷利安(Thélyson Orélien)小说《要么这样,要么死》(C'était ça ou mourir)从16部初选名单中剔除。龚古尔学院主席菲利普·克洛代尔(Philippe Claudel)明确表示,坚决反对将奖项授予由人工智能(全部或部分)生成的小说。克洛代尔强调:“龚古尔奖旨在表彰由‘人’所创作的作品,作者应当是能够观察、审视、剖析这个世界,并与读者分享其个人经历的真实个体。”

《要么这样,要么死》(C’était ça ou mourir)

《要么这样,要么死》描写了一名海地教师逃离帮派暴力、横跨美洲前往加拿大的艰难旅程。小说于9月21日荣获法国Fnac小说奖。就在同一日,一个名为Balance ton Claude的匿名账户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表示,它已将小说输入人工智能检测软件Pangram,并发现这部小说“几乎完全”是由人工智能编写的。

作者奥雷利安否认了这一指控,并表示该指控是基于种族主义动机。据《卫报》报道,奥雷利安强调:“我一直热爱创作和写作,我想不出自己为什么要使用机器(进行创作)。”他在接受法国《解放报》(Libération)采访时表示,自己使用的是具有海地和加勒比地区特色的传统语言表达方式与韵律。他说:“那些意象、重复手法和节奏构成了一种鲜活的语言,那是属于我自己的语言。”此外,作者还表示自己于2019年就开始创作这部作品,当时AI尚未普及,自己也不可能用AI代笔。

讽刺的是,11月4日,2026年度的龚古尔文学奖获奖者菲利普·雅纳达(Philippe Jaenada)透露,他在获奖作品《雅维尔码头的陌生女子》(L'Inconnue du quai de Javel)中加入了一句由ChatGPT生成的句子,并称此举旨在“与读者开个玩笑”。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对于公开自己在作品中使用人工智能的争议,雅纳达反问道:“一位电影导演会刻意隐瞒自己使用了特效吗?”

《雅维尔码头的陌生女子》(L'Inconnue du quai de Javel)

一部作品明确有AI生成的内容,另一部被怀疑由AI生成,为何雅纳达的作品仍保留在候选名单中,而奥雷利安的作品却被剔除?据《欧洲时报》报道,克洛代尔解释称,人工智能检测工具Pangram对奥雷利安的小说《要么如此,要么死去》给出了“非常高”的AI生成概率。而在首轮入围的另外15部作品中,该工具均判定其为“完全由人类创作”。

雅纳达在接受法国《20 分钟报》采访时表示:“很快,我们将不再能够断言文本100%是由人类写的。你完全可以想象一部小说,其中有一章被明确认定为是人工智能写的。”

事实证明,雅纳达的判断仍属保守。今年3月南非女作家‌‌科拉尔·哈特(Coral Hart)在Reddit论坛发帖表示,自己在过去一年时间内用AI出版了200本以上的言情小说,达到了百万级收入。在与网友的问答中,她表示自己会比较不同AI的写作优缺点,用AI去监管AI。她也明确表示,学习用AI写作的机会窗口正在迅速关闭,即使你反对AI,也应该学会怎么使用它,这样才能具备相应的能力。

哈特还对未来的书籍做了一个有趣的划分:未来会有三种书,第一种,是用2H铅笔写在纸上的书,以便证明没用AI,只有那些买了也不会读的超级富豪会买(很多人会死守这个立场)。第二种,作者用AI创作、读者仍然想读的书(传统出版会走这条路)。第三种,读者告诉AI自己想读什么书,AI就生成给他们。

当被问及作者是否应该坦白在写作过程中使用过AI时,哈特这样说道:如果你能接受个人信息被开盒、作品被集中差评、受到各种骚扰甚至死亡威胁,那就可以公开。反之,则应该隐藏。

据《海峡时报》报道,哈特同样关注了奥雷利安小说的AI生成争议。她指出,在指控出现之前,许多评论家称赞了这部小说,其销量也表现良好。哈特对此提出了疑问:如果你需要一个“AI”标签才会讨厌一部作品,那你讨厌的究竟是作品,还是AI?

此外,哈特还表示自己使用AI创作的言情小说大多是根据严格的市场研究为某些读者量身定制的。换言之,她在创作的过程中已经预判了读者的反应,而非根据自己的真情实感去创作。这也成为区分AI生成与人类写作的一大关键。

这一区分也引发了文学界的讨论。公众号“图像之书”翻译了法国文化电台10月3日的电视访谈,节目中主持人纪尧姆·埃尔内(Guillaume Erner)与法国著名比较文学教授威廉·马克思(William Marx)也围绕龚古尔文学奖撤奖事件讨论了AI时代下文学写作的处境。

法国巴黎,龚古尔文学院的十名成员,从左中位置顺时针方向依次为:米歇尔·图尼埃、弗朗索瓦丝·马莱-若里斯、豪尔赫·森普伦、罗伯特·萨巴蒂耶、弗朗索瓦·努里西耶、弗朗索瓦丝·尚德纳戈尔、丹尼尔·布朗热、安德烈·斯蒂尔、迪迪埃·德科安和埃德蒙德·夏尔-鲁。

马克思提出,文学(甚至广义的艺术)始终被夹在两种相反的要求之间。第一种要求是表达性与真诚性(expressivité et sincérité),我们可以称之为“抒情要求”(exigence lyrique)。它要求作家以自己的名义表达,去发出个人声音、提供一份证言、向读者呈现一种亲密的个人体验。

但在抒情要求之外,文学中还存在着另一项同样持久但截然不同的要求:“美的纯粹要求”或“形式质量的强制要求”(impératif de beauté / impératif de qualité formelle)。它要求作品具备统一性、连贯性、自足性,并充分利用语言本身的工具对读者施加强大影响。如果彻底遵循这种话语原则,极限情况下就会产生一部完全非个人化(totalement impersonnelle)的作品。文学的难点在于必须将这两项要求结合在一起。

在奥雷利安的丑闻中,人们原本以为看到了一个奇迹:一个出身极其艰难、生活坎坷的受害者,找到了能够表达这一切的语言和文风。

然而在这种故事中,当文风崩塌、被发现是 AI 生成时,真诚性本身也随之消失了,因为这种真诚性仅仅建立在人们以为在作品中听到的那个个人声音之上。这种丑闻并非偶然发生,因为在 2026 年的今天,我们正处于文学史的特定时刻。

在对谈中,马克思也对未来的文学做出了区分,文学正在分裂:一方面,将始终存在一种极具受限性的文学(littérature très restreinte),由人类写作,也由人类阅读。它的创作需要付出大量努力,经历漫长而缓慢的过程。这个领域正在逐渐缩小,未来可能只涉及很少一部分人。另一方面,则是一种大众文学(littérature de masse)。人们阅读它纯粹是为了获得乐趣,而不会特别关心作者究竟是谁。如果阅读是为了纯粹的乐趣,那么如果有一天机器接替了这些作者的工作,也没什么不好。

尽管在写作中使用过AI,但雅纳达认为,机器永远无法取代在真实文学中运行的情感体验。他坚持:“根据定义,人工智能永远不会是人类。它永远无法用它的心、灵魂、记忆、对事物、人和世界的独特愿景来写一本书。”在马克思看来,这体现了文学内部的某种矛盾:一方面是表达的真诚性,是读者能够从中找到共鸣的叙事;另一方面则是精密的计算,是对语言效果的有意识控制。文学所面临的要求,恰恰是要在追求最大表达效能的同时,也追求最大的真诚性,以及最大程度地接近真实。这一点,无论有没有机器,我们都无法回避。

但马克思依然对文学的未来保留了一丝乐观:极具受限性的文学不会消失,因为人们写作首先是为了自己,为了表达自我、超越自我。这一直存在,也将永远存在。

气候变化危及“美国梦”

对西耶拉·艾斯利来说,“美国梦”首先是一栋围着白色尖桩篱笆的郊区住宅。“从小你被教导的就是这样,你在电视上看到的也是这样。”尽管她向往的生活与这幅标准图景不尽相同,买下第一套房子,仍意味着向那个从小耳濡目染的梦想迈进一步。

2024年,她和伴侣准备从费城搬到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看中了一栋采光充足、门前有大树的三居室砖房。在父母帮助下,两人付了定金,却在办理成交手续时发现,房屋存在巨额留置权。咨询律师后,她们放弃交易,转为租房。一个月后,飓风“海伦”的残余风暴袭击了这座山城。

她们租住公寓的地下室进了水,附近有人失去了家园。后来,两人去看那栋险些买下的房子:建筑仍在,内部是否受损却不得而知。艾斯利庆幸自己暂时不必承担房主的责任。此后再浏览房源,地图上的一条小溪,也足以让她心生警惕。

拥有自己的住宅,长期被视为美国梦的基石。它不仅意味着一个安身之所,也承载着积累财富、抚育子女和保障晚年的期待。如今,气候风险却让这条通往安稳生活的道路变得不确定。近日美国气候与环境媒体 Grist 刊登的《石油筑就的梦想》(The Dream That Oil Built)系列,通过《美国梦的蓝图,未曾考虑气候变化》《独家:多数选民认为,气候变化威胁着美国梦》和《石油巨头如何创造了美国梦: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等报道,分别从住房风险、公众认知和行业宣传史切入,考察化石燃料如何参与塑造理想生活,其环境后果如何侵蚀这种生活的物质基础,以及公众如何理解这一变化。

Grist 刊登的《石油筑就的梦想》系列报道封面

要理解这一变化,需要回到“美国梦”成形的年代。系列中,记者凯特·约德的历史调查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美国人对汽车、郊区住宅和现代厨房的向往,并不完全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它也受到企业长期广告、公关和文化传播的塑造。

汽车营销的变化尤其鲜明。早期广告强调马力、重量和座椅材质,后来则开始推销家庭欢乐、闲暇与社会地位。汽车不再只是交通工具,还意味着能够摆脱拥挤的电车,带着家人奔向更开阔的生活。

1939年纽约世界博览会上,通用汽车用“未来世界”模型展现了一座由摩天楼与宽阔高速公路组成的城市。观众乘坐移动座椅俯瞰模型,仿佛提前抵达未来,离场时还会拿到写着“我已看见未来”的徽章。企业为汽车设计的世界,由此被展示为整个社会值得期待的明天。

战后郊区扩张,让这种想象逐渐成为日常生活的条件。住宅远离工作地点和购物场所,家庭越来越难以离开汽车。宣传塑造愿望,城市布局则让依赖变得具体。

如果说汽车把这种生活方式带向远方,厨房则把它安置在了家庭内部。燃气企业通过烹饪课程、入户示范、妇女杂志和电影,将燃气设备与便利、现代的家庭生活联系起来。1955年,美国燃气协会赞助的短片《给妻子们的话》中,一位主妇羡慕朋友拥有省时省力的“梦想厨房”。两人设计让丈夫独自面对家务,以促使他愿意购买新设备。

这些宣传并非全无现实基础。汽车拓展了出行范围,家用设备减轻了部分劳动,石油化工产品也进入了衣物、家具和建筑材料。调查真正追问的是:生活便利的进步,如何被进一步解释为必须持续依赖这些燃料和产品?

1957年,壳牌的一则广告这样形容:“在许多方面,你的家就是一座由石油筑起的房子。”它既描述物质来源,也宣示一种关系:家庭幸福与石油,仿佛已经密不可分。

1957年壳牌的一则广告

当企业不只宣传产品好用,还参与定义“怎样才算过得好”,能源转型就不再只是技术选择。放弃燃油车、改变厨房设备,也可能被感受为对自由、身份乃至熟悉生活的挑战。

然而,维持熟悉的生活,如今同样需要付出越来越难以忽视的代价。系列的住房报道把镜头转向这套生活承诺的另一面:那栋“由石油筑起的房子”,还能否继续承载一个家庭对未来的期待?

房产长期被视为积累财富的基石:既提供居所,也可能成为孩子的教育资金和自己的退休保障。但当家庭经济未来高度集中于一栋建筑,灾害风险便不只关系到屋顶和墙壁,还关系到整个家庭能否承受损失、重新开始。

艾斯利选择的阿什维尔,曾被视为相对安全的“气候避风港”。然而,“海伦”来袭时,山地并未提供预想中的保护。据 Grist 报道,北卡罗来纳州西部超过7.4万套住宅受损,其中仅约4%有洪水保险,未获保险覆盖的住宅财产损失达到95亿美元。

2018年,伍尔西大火席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布,一栋住宅仅剩下一道白色木栅栏。

风险也不限于已经遭灾的房屋。随着买家更警惕洪水、山火和风暴,住宅可能在变得无法居住之前,就已经贬值、难以出售。报道援引社会学者丽贝卡·埃利奥特的研究指出,房屋甚至可能先在经济意义上失去价值,随后才在物理意义上不宜居住。

保险本应分担风险,却也可能成为新的压力。高保费增加持有成本,影响房屋吸引力;想搬走的业主,又可能发现出售所得不足以在别处置业。租客同样无法完全置身事外,因为房东增加的保险开支也可能传导到租金。

报道没有把所有住房困境都归结为气候变化。它也呈现了消费者权益人士对保险公司借气候风险过度涨价的质疑。但无论成本如何分配,原有承诺正在受到挑战:买下一套房子,并不必然意味着买到了长期安全。

这构成了整个系列的核心张力:曾被反复宣传为舒适与繁荣基础的化石燃料,其排放推动的气候变化,如今正在增加维持这种生活的难度。这种变化如何进入公众的感受,又是否改变了他们对美国梦的理解?系列的民调报道提供了另一个观察角度。

进步派智库 Data for Progress 为 Grist 开展的调查显示,58%的美国可能投票选民认为,气候变化将在未来20年妨碍自己实现或维持美国梦,其中包括42%的共和党受访者。

但当问题变为“当下最大的威胁是什么”,55%选择生活成本,只有2%选择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

两组结果并不必然矛盾。它们涉及不同的时间尺度,也提示了人们感受问题的不同方式:压力首先表现为保险、房租和日常账单,而未必被直接命名为“气候变化”。这项2026年4月24日至27日对1167名可能投票选民开展的调查还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非常担心气候变化将在未来20年推高生活成本。

这些结果不能直接证明选民支持某项具体政策,却提醒人们,把气候行动与生活负担简单对立起来,可能忽略了不采取行动同样会产生的成本。

报道最后,艾斯利的故事出现了另一种转向。灾后断电、通信中断时,她和伴侣步行寻找邻居、交换消息,在互相依靠中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社区联系。如今,她正在申请公共卫生硕士,希望从事应急准备工作。

这并不意味着个人改变就能解决住房与气候难题,但它为该系列留下了一个值得继续追问的问题:美国人真正想把握住的,究竟是某一种住宅、汽车和燃料,还是它们曾经承诺的安全、自由与尊严?

如果梦想的具体模样曾经被塑造,它就并非不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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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龚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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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与连:我的外婆和姑妈,两个广东女人的生命故事|自我田野

2026年11月8日 13:14

原创 澎湃思想市场 2026-11-08 13:14 上海

1969年、1996年、2026年,外婆的婚礼,姑妈的婚礼,表姐的婚礼,村子、县城、省城,连和连,在乌鲁木齐这个幸福婚礼中,有了连接,有了交集,有了记录。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文|李禧悦

如果要说到莲,你就不能只说莲。莲,“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是盛开在夏日里的亭亭玉立,也是人心里关于纯洁美好、坚韧独立的想象。莲可以被赋予许多意义,全凭你愿意如何去看它、如何去想它。

在我的故事里,莲甚至不是莲。它只是一个同音字——“连”。是两个同样叫阿连的女人,我妈妈的母亲和我爸爸的三姐,我的外婆和我的姑妈,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二。她们没有获得“莲”这个清雅的名字,也没有什么传奇的故事可供人传颂。

但是我可以确定的是,连和连,永远不会从我的命运里消失。

1、名字是连

8月20日,在博州最好酒店的大堂,妈妈让我收大家的身份证去办入住。我们这一车六个人:外婆、大舅舅、姑妈、琪表哥、妈妈,还有我。

我把六张身份证摊在前台大理石台面上,像摊开六段被压缩成卡片的人生。翻看身份证,外婆和姑妈都叫“连”。外婆生于1947年11月,姑妈生于1976年8月。不过,以前我听外婆说过,她其实生于1945年,办证的时候搞错了;姑妈也是,她两岁就没了妈妈,排行第三,后面还有我爸这个小弟弟,实在无足轻重,没有人记得住她的生日。

连身份证,都不能准确刻录她们的人生。

外婆的证件照里,头发用黑色发卡别得整整齐齐,嘴角向下抿着,像一辈子都在忍住什么。姑妈的证件照则显得年轻,脸圆,眼睛亮,带着一点不服气。两张证件并排放在一起,名字都是“连”。我盯着那个字看了很久,觉得它像某种暗号:她们不是莲花,她们是黄连的连。

我悄悄问妈妈:“为什么是连,不是莲花的莲?”妈妈不回答,挥手叫我去拿房卡。

在我心里,女孩就应该用“莲”做名字。这两个女人,是除我父母之外最爱我的人,我觉得她们都应该是“莲”。可是在现实中,她们都是“连”——黄连的连。

黄连,毛茛科黄连属植物,性苦。

苦,是两个“连”的命运底色。

外婆出生的时候,正赶上她父亲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一个刚出生的女娃,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里本就算不上什么东西。村里人说她“脚头不好”,命硬,不吉利,于是把她扔进了茅厕自生自灭。那是广东乡下屋后的茅厕,木板搭的,臭气熏天,苍蝇嗡嗡地飞。一个刚出生的婴儿被丢在那里,哭得细弱,像猫叫。她在那里躺了好几天,竟没有死。于是连的妈妈又把她捡了回去,用艾草水洗净,裹进旧布里,养大了。

姑妈的故事,则要从她两三岁时失去母亲说起。因为排行第三,夹在中间,她成了四兄妹中最飘零的那一个。她没有读完初中,十七岁就谈了男朋友,二十岁就生了琪表哥。她只比我妈年长几岁,可我们总是将她归类到外婆那一辈。因为找的男朋友跟她同姓,引发我爷爷暴怒——那个在她生命里本该最亲近的男人,提着一把菜刀追着她,要砍死她。她那时候很瘦,身手敏捷,躲开了菜刀,嫁给了初恋,养大了一子一女。

一个一出生即被丢弃,一个青少年时被父亲提刀追赶。她们的命运并不相同,但都很早就学会了一件事:人要牢牢地把握住身边的关系。

2、三个婚礼

我们一行二三十人来新疆,为的是参加表姐的婚礼。

莫文蔚的《阴天》里有一句歌词,“回想那一天,喧闹的喜宴。”

刚过去的8月18日,一场盛大、喜悦的婚礼已经在乌鲁木齐举行了。婚礼是西式的,没有繁文缛节,尽情展现了这对新人的脑洞和创意。表姐和表姐夫在美国读书时认识,万里姻缘一线牵。8月的乌鲁木齐晴朗,阳光璀璨。与广州的晴朗不同,在这里,只要待在树荫下,就能感受到微凉的清爽。婚宴现场是一个大公园,蛋糕、鲜花、酒席、摄影师、婚纱照,完美展现新时代的国泰民安。在和煦的阳光中,树影婆娑,有一种我们渴望永远拥有的甜蜜晕眩。

而在1969年岁末,外婆阿连的婚礼宴席,用我妈的话说就是:杀了一只老鹅乸打煲。

鹅乸煲,是我们家乡一道美食。老鹅乸,就是老母鹅,因为不能生蛋了所以才被杀掉,便宜,而且咬不动。

可以想象,那个婚宴多么寒酸。外婆回忆的时候总免不了摇摇头。

我的外公,是村里出了名的“苦命猪”:在家里排行最小,父母在他五岁的时候就先后去世;小时候上树摘橄榄还摔下来断了左手,导致终生都不能用左手拎重物。但是,这个男人是外婆自己选的。这个男子聪明,能读书,是她三哥的同学。虽然是孤儿,在新中国却一路考到了高中,后来还做了镇干部。

“那时候我很瘦的,只有90斤,很多人追求的。但我还是选了你外公。”外婆笑着回忆,当年如何勇猛地成为了一个孤儿的妻子。然后没几天,她的新婚丈夫就离开她去隔壁镇上班了。那时候可没有双休,“一个月才回来一次,有时甚至几个月不回来。不过他一回来就会帮我做事,非常勤快。”

1996年,另外一个阿连的婚礼,也很寒酸。那一年,我爸爸还在读高三,但因为父亲已然破产,面临读不起书的境况。姑妈阿连说,“弟弟不要怕,我供你读书。”转头她就嫁给了姑丈。

那个举刀追斩她的破产的男人,已经无力反对她嫁跟他同一个姓氏的男子。

我看过姑妈唯一的一张结婚照片。两个年轻男女,没有婚纱,没有旗袍,穿着普普通通的衣裳,在大家簇拥之下潦草过门。那时候的姑妈也很瘦。因为没有嫁妆,她一直觉得自己被家婆歧视。毕竟那时候婆家在县城郊区开着一间松香厂,养着几十个工人。

1969年、1996年、2026年,外婆的婚礼,姑妈的婚礼,表姐的婚礼,村子、县城、省城,连和连,在乌鲁木齐这个幸福婚礼中,有了连接,有了交集,有了记录。

3、住在一起

住的问题,早在来新疆前就出现了。当时妈妈站在房门前问我:“在新疆,你跟姑妈一间房,可以吧?”

我是个妈宝女,又正值青春期尾声。我的回答,就是不回答。

不回答,不等于问题能解决。

在乌鲁木齐住了两晚,因为两位表大姨在,她们各自跟外婆和姑妈住,事情算暂时解决了。乌鲁木齐年轻人自由婚礼之后,是在博州举行的传统婚宴。这一回,两位表大姨跟着珠珠表姐夫妇自驾游去了,住宿的老问题又浮了上来。

当我拿着三张房卡回去,姑妈已经在安排了:“我跟琪琪住一间,您跟阿哥住一间,不就行了?”她的意思是,她和二十八岁的琪表哥住一间,外婆和五十多岁的大舅舅住一间。

我感觉不妙。

妈妈没说话,从我手里拿过房卡,走到前台,多开了一间三人房,然后低声警告我:“你别嫌三嫌四,外婆跟我们住。”我赶紧讨好说:“那肯定啊!我愿意跟外婆一起住。”

在博州那两晚,独自一间的姑妈很不自在。她开始主动找外婆散步,两人突然变得热络起来。于是,在温泉县、在霍尔果斯、在托托镇,再回到乌鲁木齐——她们终于住到一起了。

人很有趣。我们容易被截然不同的事物吸引,却很难看顺眼与自己大差不差的人。相似总能让人从对方身上,看见一些熟悉得令自己不快的东西。两个同样害怕孤独的阿连,居然出奇地无法容忍对方的存在。

她们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姑妈很介意别人把她和外婆放在一起,会直接说“不要把我跟她并列”。外婆却没有这样的力气。她已是耄耋老人,很多事情到了这个年纪,连拒绝都变得困难。她不会说“我不想和谁住”,也不会要求别人为她重新安排,但她也有她的办法。在温泉县那晚,她和姑妈第一次合住。第二天一早,她已经收拾好行李来到我们房间,然后在我和妈妈眼皮底下,美美地补了一觉。

她躺下的时候,鞋都没脱利索,被子拉到下巴,像终于回到自己的窝。妈妈替她把鞋摆好,轻声说:“你看你外婆,跟人住一晚,像打了一仗。”外婆闭着眼笑了一下,说:“别吵。”瞬间就睡着了。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她不是不挑剔,她只是太习惯把“不想”咽下去,再自己找一个出口。

4、两个儿子

在我和妈妈看来,姑妈和成年儿子住一个双人标准间这种安排,简直匪夷所思。不过,我们似乎感受不到,连和连两人平生最幸运的事,就是婚后都很快拥有了儿子,有了依靠。

“还没你大舅舅的时候,我几乎总是回娘家,后来生了你大舅舅就不方便回去了。”

“怀着你表哥的时候,我坚持在松香厂负责厨房的重活脏活,‘打虎头’(买菜节省下来的钱)的钱给你爸爸交学费。”

外婆读书只读到四年级,但是她从来不停止学习。她和当时的女青年一样,都坚信自己是女铁人,能顶半边天。她年轻时是乡下大队的出纳、会计、妇女主任,还做过赤脚医生接生。她光荣在党50余年,那枚纪念章被她藏在铁盒里,和粮票、旧照片、几颗纽扣放在一起。我小时候翻出来过,问她这是什么。她说:“没什么,别弄丢。”她不说自己多了不起。她那一代人不习惯说自己了不起。

她去县里参加培训做赤脚医生,不过只学会了接生。生孩子的事没有固定时间,有时是半夜三更来敲门,她立马披上衣服,背起药箱出门。我喜欢听她讲这些事。“呆呆(音,粤语,指外婆),您不害怕走夜路吗?”“怕啊。人家来找我,两个大人,其实不害怕。最可怕的是自己带着孩子走夜路。”她说。又给我讲了一个事,说那时候很穷,养的猪送去屠宰场杀,能免费领回猪下水。“那时候你大舅舅才三四岁,我不可能让他一个人在家,就叫醒他一起走夜路去到镇上的屠宰场。那时候才可怕,我会死死拉着你舅舅的小手,然后就不害怕了。”

原来,儿子的手,在他还是幼童时就让她充满了勇气。后来她又生了我妈妈,但我妈妈坚持认为她更偏爱大舅舅。“我小时候很想自己是男孩子,我每次洗澡都尝试站着尿尿。我以为那样就是男孩子了。”妈妈对我说。确实,外婆对一个女人拥有儿子的重要性有着迷之执着。我出生的时候,她第一时间来到医院,看到我是女婴,情不自禁地为妈妈流下担心的泪水,她认定,我妈妈生了女孩,肯定会被婆家嫌弃。

儿子,也让另一个阿连心里更有底了。嫁入婆家之后,很快就十月怀胎生下儿子。琪表哥在1997年的到来,让年仅21岁的阿连腰板挺直了不少。当然,她并没有因此获得高看,毕竟她的妯娌也很快生了儿子,还是连续两个。但是起码在她这里,“没输。”

同一年我爸爸考上了广东最好的大学。儿子降生,弟弟升学,她立马以娘家的名义,幕后操盘给弟弟搞了一个盛大的“升学宴”,场面之热闹,比她儿子的满月酒有过之而无不及。

儿子长得很像自己的弟弟,也是姑妈阿连最喜欢展示的。这以后琪表哥读书上大学,乃至现在已经年近三十,阿连对他的依恋从来不曾减少半分。来新疆之前,她就说,“我儿子做啥我就跟着做啥。”

5、困在车里

博州的婚宴,琪表哥喝了大酒宿醉;大舅舅则因工作先回了广州。8月22日的行程,我们这辆车没有了两个“儿子”,方向盘也落在了妈妈手上。

连和连“短暂”失去了儿子,有点失魂落魄。仿佛只有和他们挨在一起,事情才算稳妥,日子才算有了着落。她们习惯把自己的生活嵌进儿子的生活里,慢慢长成了一种有些黏稠的占有欲。

前往赛里木湖的路上,我“强迫”大家在漫长的车程里听我的歌单。新疆的公路太适合听歌了。路宽而长,一直铺向远方,两旁风景不断变换。一个人坐在车里,耳边有音乐,眼前有旷野,思绪会自然而然地沉下去,漫无边际地想一些只属于自己的事情。世界本该是自由的、安静的、自我的。

可惜,自我意味着孤独。而孤独,似乎是阿连们最无法忍受的东西。

加缪说过:“孤独不是悲剧,无法孤独才是。”

车子才开出去不久,两位阿连便开始用方言大声交谈,迅速把车里所有会呼吸的生物都拉进对话。从这家那家,到谁家最近发生了什么,谁家孩子又去了哪里,话题像车窗外的公路一样延绵不绝,却始终不肯驶向任何需要独自思考的方向。

我们不听歌,不聊哲学,不聊文学,也不聊那些辽阔得足以匹配新疆天地的命题。我们聊的只是家长里短。像是在不停地偷窥别人的生活,又借由谈论别人来确认自己的存在。我坐在副驾驶,看着窗外一望无际的荒原,路途明明通向那么美而遥远的地方,可后座的人,却拼命想把彼此困在闲聊里。

后来我想起爸爸说过的一句话。他觉得,她们两个可能都被忽略太久了,所以很多事已经不会用自己的声音说出来。她们想让儿子开车进服务区上厕所,不会直接说“我想上厕所”,而是问身边的人(譬如我):“你想不想上厕所?”这句话现在想来让人难过,她不敢表达自己的需要,必须先找到一个陪她一起去的人。仿佛只有别人要去,她的需求才有了正当理由。

在新疆的路上,姑妈就这样问了我好几次。第一次我说不想。过了一阵,她又问:“阿妹,你想不想去洗手间?”我说:“不想。”她哦了一声,过一会儿又问。妈妈在前座说:“是你自己想去吧?”姑妈笑,不承认:“没有啊,我怕她渴。”后来到了服务区,她第一个下车,外婆也跟着下去。她们需要一个人替自己说“我想”。

她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想吃什么,不会说自己想吃;想去哪里,不会说自己想去;觉得累了,也不一定说“我想休息”。她们把自己的需要藏在别人身后,再通过照顾别人来照顾自己。她们很少真正从自己的需求出发独自做什么,因为她们早已习惯了人与人之间必须有一根线牵着。那根线有时让人觉得窒息,可对她们来说,那也是她们活了大半辈子才建立起来的安全感。

这也是两个阿连最相似的地方。她们都曾被家人推开过,所以后来花了很多力气去抓住家人。姑妈抓得用力,外婆抓得安静。她们表达爱的方式不同,表达拒绝的方式也不同,但她们都没有真正从自己的需求出发去生活。

6、我的连和连

亲爱的连和连。

我写她们,不是因为她们有什么值得传颂的故事,而是因为她们就是这样普通地活了一辈子。她们其实都很能干,是各自世界里的女强人。

外婆年轻时是乡下大队的出纳、会计、妇女主任,还做过赤脚医生。我记得她坐在桌前打算盘的样子。她手指粗,指节大,拨算珠却很快,噼里啪啦,像下小雨。她记账的纸是旧日历翻过来裁的,字不算好看,但一笔一画,从不潦草。她不是干部,但因为赤脚医生补贴以及外公的抚恤金,她常常很骄傲地说,“我是共产党养的。”她常常盼望着我跟着我妈回去探望她,每次见面她总是要给我红包。

姑妈做菜很好吃。我妈妈常说,她要是跟粤菜师傅学一两个月,操盘一个农家菜绝对不在话下。姑妈在厨房里像另一个人,不黏人,不慌张,手起刀落,杀鸡、切肉、煲汤、蒸鱼,样样利索。她做白切鸡,鸡皮黄亮,蘸姜葱;她煲老火汤,汤色清亮,能说出每一种药材的用处;过年炸油角,她一个人能站一下午。她记得每个人爱吃什么。我回去,她提前一天泡豆、炖肉,给我留鸡腿,用碗扣着,像藏一个秘密。她表达爱的方式,就是“吃啊,多吃点”。她不会说“我想你”,只会说“你怎么又瘦了”;不会说“你回来陪我”,只会说“我煲了汤,你什么时候来”。她把自己会的、能给的,都放进食物里。

仅仅因为读书不多,她们都将自己活成了藤蔓,非要依附在一个男子身上才觉得安全。她们会吵架,会计较,会固执,会让人觉得烦,也会在旅行结束以后继续各自过各自的日子。

可是我也渐渐看见,她们不是天生就想做藤蔓。外婆小时候被扔进茅厕,姑妈少年时被父亲拿刀追砍,她们学会抓住人,是因为不抓就没人会来抓她们。她们的爱里有占有,有控制,有令人喘不过气的部分,但那也是她们唯一学会的、把日子过下去的方式。

最重要的是,她们爱我。我青春期时,曾嫌她们吵,嫌她们黏,嫌她们总是问“你去哪里”“你跟谁去”“几点回来”。我坐在副驾驶,戴着耳机,假装听不见后座的方言。可后来我回头,看见外婆靠在车窗上打盹,姑妈把外套盖在她身上,自己却只穿一件薄衫。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她们之间的那些摩擦、比较、不快,和她们之间的互相照顾,是同一根藤上的东西。

她们离不开彼此,哪怕她们不愿意承认。

后来我开始问她们过去的事。在温泉县的小旅馆里,我坐在外婆床边,问她:“呆呆,你小时候真的被扔进茅厕过啊?”她笑,讲了。讲她父亲被抓壮丁,讲她母亲把她捡回来,讲她后来怎么活下来。她讲得很慢,有时候停下来,像在等记忆自己走过来。

我也问姑妈。姑妈正在整理塑料袋,把衣服一件件叠好。她说:“别写我,写你外婆。”我说:“你们两个我都写。”她笑了一下,说:“我有什么好写的。”可过了一会儿,她又说:“你爷爷那时候,是真的拿刀追我。我跑得快。”她说这话时,语气里有一点点骄傲,也有一点点难过。她不是传奇,她只是跑赢了那把菜刀,然后活到了今天。

所以我十分愿意叫她们阿连。

莲花生在淤泥里,却被人写成君子花;黄连从名字开始就是苦的,但却是一味有功效的中药。

两个阿连的人生也没有什么传奇。她们甚至连名字都没被认真赋予过美好的寓意。

是的,外婆和姑妈从来只是阿连,不是莲。

这两个活生生的广东女人,有各自的脾气、软弱、执拗,也有各自不肯向生活低头的时刻。在我这里,连不是遗憾。连是连接,是牵绊,是她们一生都在寻找、也在给予的那根线。

对了,回乌鲁木齐的路上,我妈妈让表哥开车进石河子城逛一圈。她觉得石河子城是新中国建设的城市,跟深圳一样,是共和国的城市。石河子城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但它的路两边种满了海棠树。

海棠结果,是新疆行姑妈最爱的一个景致。她想拍照,但是表哥开车很快,她总不能如愿。最后她忍不住了,大声呵斥:“你为什么开那么快,我要拍照!”

我和妈妈相视一笑,表哥被惊住了,找了一个地方停下,让她美美地拍了好久的照片。对,就是那路边的海棠树,满满簇拥着小红果子。

她觉得它们很美。

投稿邮箱:zhufan@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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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谜游戏还有未来吗?——注意力危机时代的《沉星之序》

2026年11月7日 14:42

原创 澎湃思想市场 2026-11-07 14:42 上海

“追寻知识,如一颗沉落的星”。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文|陈超锐

几块石头与一颗沉星

十九世纪诗人丁尼生(Alfred, Lord Tennyson)在名作《尤利西斯》(Ulysses)中,塑造了一位归乡后觉得自己正在日渐生锈的老国王。他每天守着炉火、向臣民颁布法令,心里却始终不甘把余生尽数耗在王座上,总想在仅剩的岁月里再找寻一点新鲜的事物。在这位老国王眼中,过往的阅历好比一道拱门,门外尚未游历的世界正隐隐发光。人越是往前走,未知的边界就越向远处退去,于是他决意再度扬帆出海,去“追寻知识,如一颗沉落的星”。

一百多年后,当玩家进入解谜游戏《沉星之序》(Order of the Sinking Star),首先便会在开场区域的铭牌上读到这行诗。游戏名称与诗句中的沉星遥相呼应,不过玩家真正的旅程,却是从几块不起眼的水晶和脚下的方格开始的。在游戏里,战士可以推着相邻的水晶一同前进,盗贼朝前走时推不动同样的水晶,后退时却能把身后的水晶一并拉走,而法师则可以与同一方向上的水晶直接交换位置。在乔纳森·布洛(Jonathan Blow,玩家俗称“吹哥”)与团队搭建的这个世界里,光是认出眼前摆着什么物体还远远不够,因为每换一名角色,同一块石头或同一格空地就会显出截然不同的用途,起初拦在面前的障碍,到了某个关卡或许会变成垫在脚下的通路。

这类围绕规则辨认与关系推演展开的手工逻辑解谜,常常把人的注意力长时间留在很小的局部里。有时候玩家在屏幕前忙活了半个小时,才发觉眼前的路根本走不通,只好把刚才的操作一步步撤销,等所有物体悉数退回原位后,画面看上去竟与刚进关卡时毫无二致。可也就是在把看似快要完成的盘面越弄越乱的过程中,玩家反而渐渐摸清了自己在做什么。游戏借丁尼生的诗句邀人远航,可落到眼前的旅途,却往往让人对着几块石头枯坐许久,画面里的人物没有走出多远,屏幕前的人则在一遍遍试探中理清了某些关系,同时又被另一些想不通的环节绊住而迟迟不肯放下。

倘若把同一块屏幕切换到短视频平台或游戏商店页面,半个小时足以让人浏览大量新鲜内容,手指轻轻一划便能换过一幅画面,总有未曾见过的东西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2017年那篇题为“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的计算机科学论文提出了变换器(Transformer)架构,用注意力机制取代了此前常用的循环结构,那里所说的“注意力”,是一套按关联程度为信息分配权重的计算方法。这一架构随后被广泛用于生成式人工智能(AI),图文、音视频乃至游戏内容都能借此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然而,机器能够吞吐的信息越来越多,坐在屏幕前的人每天却依然只有二十四小时,精力也依旧有限。有时一晚上看了许多热闹的内容,等到关掉屏幕准备入睡,才发觉时间过得飞快,脑海里却没留下多少清晰的印记。人在这种时候要是还愿意对着几块石头再坐一会儿,多半是因为心里还留着一点想亲自弄明白的念头。

早在1987年,媒介理论家维勒姆·弗卢塞尔(Vilém Flusser)在《书写还有未来吗?》(Die Schrift. Hat Schreiben Zukunft?)一书中,就已经讨论过人工智能可能会如何改变人类书写的处境。他当时设想,未来的机器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排列符号,新的代码也能更高效地生产、传输与储存信息,并由此追问那套曾经依靠书写建立起来的思考与交往方式将会何去何从,甚至在全书结尾坦言,文字表面的继续泛滥与书写本身的终结完全可能同时发生,前者的热闹并不足以证伪后者的消亡。顺着弗卢塞尔的思路往下想,今天我们追问解谜游戏是否还有未来,其实也是在追问那种亲自摸索、一点点想通一件事的经验怎样能在数字时代延续下去。精巧的新题目固然还会有人继续设计出来,但坐在屏幕前的人在应付完日常的琐碎与疲惫之后,想要把一段难得的空闲交给一道不知何时才能解开的谜题,确实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容易了。

当算法替我们做决定

在2026年10月的Steam新品节期间,面对平台上集中展示的数千款游戏试玩版,玩家要想挑出合心意的作品并非易事。根据游戏媒体GamingOnLinux于2026年10月20日刊出的统计,其所用活动列表快照包含7164款试玩版,其中至少1054款带有生成式AI使用披露。面对琳琅满目的游戏封面,玩家往往既想试试这一款,又怕错过那一款,光是挑出几部下载试玩,就足够让人犹豫许久。按照平台方Valve的规定,凡是美术、音频、叙事和本地化等随游戏本体交付的生成式内容,开发者都必须加以披露。但同一枚标签背后,究竟只是用到了局部辅助素材,还是深度介入了核心制作环节,玩家必须逐一点开商店页面、读完开发者的详细说明才能分辨清楚,这让挑选游戏本身也变成了一件颇费心力的差事。

2026年10月Steam新品节宣传图,活动集中展示了数千款游戏的试玩版

这股信息爆炸浪潮在其他创作领域同样清晰可见。《PNAS Nexus》在2024年发表了一项研究,追踪了艺术分享平台上五万余名创作者与四百余万件作品。结果发现创作者在采用文生图工具后,发布作品的数量出现了显著增长,但作品的平均内容新颖度与视觉新颖度却有所下降,唯独内容新颖度的最高值出现了攀升,研究者也据此强调了人工构思与筛选在生成过程中的关键作用。由此可见,产出的膨胀本身并不能自动带来等量的新鲜经验。要想从海量结果中辨别出真正有价值的差异,终究还得有人付出筛选的功夫。早在1971年,赫伯特·西蒙(Herbert A. Simon)在讨论信息丰裕社会时便敏锐地指出,信息所消耗的正是接收者的注意力,因此信息越是丰裕,人的注意力反而越显匮乏。如今生成式工具进一步放大了内容的供给规模,普通人却不可能凭空生出更多心力去逐一甄别,于是替人做挑选的程序便顺理成章地接管了越来越多的日常观看。

对于媒介技术如何介入并分配人类注意力的问题,德国媒介理论家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曾在《文学与心理技术》(Literatur und Psychotechnik)一文中,将其追溯至心理学家雨果·明斯特伯格(Hugo Münsterberg)1916年对电影的经典分析。在传统剧场里,当观众紧盯舞台上演员握枪的手时,周围的其余布景依然留在视野之内,而电影的特写镜头却可以直接放大那只手,把无关的景物统统逐出画框。观众不再需要自己从整座舞台上搜寻关键细节,因为摄影机已经替他们完成了筛选,基特勒由此感慨“注意力本身成了一种媒介技术的接口”。

到了今天,这种替人筛选的机制早已从单幅画面的构图延伸到了内容流的调度之中。短视频平台TikTok在2020年公开的推荐机制说明中提到,用户完整看完一条较长的视频会被系统视为较强的兴趣信号,算法会参考这类观看与互动行为来安排后续的内容推送。如果说电影特写是在一幅画面内部帮观众圈出重点,那么推荐程序就是在成千上万条备选内容中替用户决定接下来看什么,并且能随时根据用户先前的观看与互动记录来微调后续推荐队列。人在某条视频上多停留片刻,后台就多了一条揣摩其喜好的记录,生成式工具在前端源源不断地扩充信息库,推荐算法在后端免去了用户四处翻找的麻烦。由于系统奉上的“下一条”往往正投合眼下的兴致,人便很容易顺着水流一直看下去,直到放下手机时才发觉夜已深沉,而最初点开屏幕时究竟想找什么,自己也记不真切了。

这种总能把时间转化为回报的安排,在许多服务型游戏(Games as a Service,GaaS)中同样随处可见。玩家只要点开战斗通行证页面,就能清楚看到后面还有哪些待领取的道具,以及距离下一次解锁还差多少进度,让每一段投入的时间都有了可以预期的收获。学者丹尼尔·约瑟夫(Daniel Joseph)在研究这种“战斗通行证资本主义”时指出,这类商品形态巧妙地将付款与交货拆分开来,玩家花钱买下的其实是未来一段规定期限内靠持续游玩逐步解锁奖励的资格,一旦停止游玩,那些已经付过费却尚未解锁的奖励就会留在页面上,无形中敦促着人们把空闲时间继续投入进去。2024年,《堡垒之夜》(Fortnite)进一步宣布统一不同通行证的升级方式,让玩家在各类模式中赚取的经验值可以同时推进多张通行证的进度。如此一来,哪怕换一种玩法或者输掉一局比赛也不会让人觉得白费工夫,只要经验条还在往前涨,玩家就实实在在地离下一件奖励更近了一步。

与此同时,平台方在衡量创作者的收益时,也建立了一套精密的量化模型。比如《堡垒之夜》在计算创意岛开发者的收入分成时,就会重点参考玩家的活跃时长与后续回访等指标,并且按照官方说明,被纳入这套参与度计算公式的,是那些账号有过真实货币消费记录的玩家。后台的参与度数据决定着创作者能分到多少报酬,前台通行证上的经验值则时刻提醒玩家离下一个奖励还有多远,两套算法各司其职,共同用精确的数字记录着人在游戏里的行为。至于玩家与朋友闲聊消磨的时光或是独自发呆等待的片刻,自然也就被简化成了同一串不断跳动的数字。

当外部的信息流早已备好“下一条”,服务型游戏的通行证也列好了下一件奖励时,解谜游戏里的一幅残局,却很可能在半小时过去后依然停留在原地。玩家就算咬牙再多坐一会儿,也未必能顺利解开眼前的题目,有时整整一个晚上就这样耗了过去,关掉游戏时满脑子仍是刚才没想通的死结。可那些真正让人豁然开朗的时刻,偏偏又往往涌现在这些表面上毫无进展的尝试里,这种体验既无法按经验条折算,也很难自己设下deadline。

踟蹰不前的时候

《沉星之序》在商店介绍中标明收录了一千多道手工设计的谜题,并配有32项Steam成就,如此庞大的体量固然能让喜爱它的玩家期待许久,有时却也会让人在打开游戏前就生出几分畏难与疲惫。进入前期关卡时,玩家往往要搬动水晶四处试探通路,发现走不通便撤销刚才的动作,有些尝试只会让盘面显得愈发杂乱,另一些尝试却能让原本隐藏在表象下的症结一点点浮现出来。

法师的附赠难题,十五块水晶已压住按钮,方阵看似只差一个角(图片来源:游戏内截图)

当玩家推进到后期的附赠难题时,有时会迎面撞上一幅几乎已经摆好的盘面,场上有十六个按钮围成一圈方框,其中十五个上面已经摆好了水晶,唯独空出了左上角,而第十六块水晶就散落在方阵外侧。此时场上只有法师一人,既没有复杂的光束机关,也没有其他角色需要轮流调度,倘若按照寻常的进度观念来看,眼前的任务似乎只差把外面那块水晶补进缺口这一步之遥。然而法师依靠换位来搬动物体,水晶只能被换到他原本站立的格子里,他自己则会落到水晶先前所在的位置。这意味着,玩家每安排一块水晶去往新地点,同时也在改变自己下一步的落脚点。

虽然方阵中央留出了大片空地,玩家却没法把它当成可以随意穿行的走廊。只要顺着一列水晶按下方向键,哪怕中间隔着好几格空地,法师也会直接跨过空隙,与该方向上碰到的第一块水晶交换位置,把原本处在远端的水晶甩在自己身后。也就是说,面对那些看上去空无一物的格子,同方向远处若有水晶,法师便会直接与它换位,无法按普通步行的设想进入眼前那一格。因此,玩家每次准备转向时,都必须同时留意视线尽头最近的那块水晶,因为场上的每一块水晶既承担着压住按钮的任务,又随时决定着法师朝某个方向施法时会被传送到哪里。

一旦试着把方阵外的水晶往里搬,这两种用途之间的牵扯便会立刻暴露出来。挪开一块已经就位的水晶,固然能改变法师接近某处空地的角度,却也同时松开了它原本压住的按钮,可要是急着把它换回原位,刚才好不容易腾出的落脚点又会瞬间消失。在这种时候,场上被压住的按钮暂时变少了,并不代表这番折腾毫无意义,反过来,即便眼下多压住了一个按钮,也不保证法师最后还能从方阵里脱身。那些看似已经摆好的水晶,仍可能需要重新移动,玩家没法顺着“十五加一”的简单算术往下走,必须同时兼顾物体的去向与自己剩下的活动空间。而最初那幅近乎完工的方框,也着实容易让人难以放下“只差一步”的天真想法。

为了降低反复试错的代价,游戏在教学文字里把“撤销”功能解释为退回“仍能过关的状态”,鼓励玩家把每一次换位当成临时的试验:先动手看看哪些位置会随之打通、哪些原本想保留的阵型会被破坏,然后再决定要不要退回去重来。认知科学家戴维·柯什(David Kirsh)和保罗·马格利奥(Paul Maglio)在1994年研究《俄罗斯方块》(Tetris)的操作行为时,曾把这类旨在帮助人理解问题处境的操作称作“认识性行动”(epistemic action)。他们指出,一连串动作完全可以让外部的物理状态退回起点,却在同时改变了操作者脑海中所掌握的信息。屏幕上的水晶方阵虽然恢复了原样,玩家刚刚亲眼见过的换位后果却留在了记忆里,并成为下一轮判断的依据。此时,游戏画面就像一张允许随时涂改的草稿纸,稳稳接住了那些原本需要靠大脑凭空默记与推演的复杂变化。

当然,这张草稿纸上也会留下大量毫无结果的涂抹。左上角的空缺迟迟填不上,法师在方阵内外来回换了无数次位置,玩家却可能依然想不通自己为什么总是差了一步。甚至有些动作做过之后,连自己刚才为什么要那样走都忘了。撤销键固然能瞬间还原盘面,却没法保证领悟也跟着按时到来。唯有当某次移位恰好暴露了此前忽略的牵连,玩家才得以在下一次动手时换个方向尝试,在看似回到原点的盘面上,逐步排除掉那些表面可行实则走不通的死胡同,或是留心到某个不起眼的边角还能派上用场。画面早已完完整整地摆在眼前,但要想从这幅画面里找出真正的通路,终究还需要另一番看不见的脑力劳作。

这种“画面近在眼前,解法却远在天边”的落差,恰好触及了信息传输与逻辑推演之间的根本分野。克劳德·香农(Claude E. Shannon)在1948年发表《通信的数学理论》(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时,曾将通信工程的核心任务界定为从一组可能的消息中选定某一条,并在接收端准确或近似地将它重现出来,至于消息本身承载的语义则暂且搁置不论。而他所提出的信息熵,度量的正是消息源的不确定程度。倘若把《沉星之序》的一幅盘面看作一条有待传输的消息,那么通信模型关心的首先是接收端的屏幕能不能分毫不差地把每一块石头画出来。可就算画面已经毫发无损地呈现在显示器上,坐在屏幕前的人面对这几块石头照样可能苦思冥想上半宿。

香农本人在两年后探讨国际象棋程序设计时,就亲自处理了后一类难题。按照他当时设计的编码方案,记录棋盘六十四格的占据状态只需要256比特,再加上轮到哪一方走棋、能否王车易位等少量附加信息即可完整描述局面。然而,程序要是想把双方接下来各自三步以内的走法全部展开,就必须评估大约十亿个局面,哪怕每次评估只耗费一微秒,走一步棋也得足足算上十六分钟以上。可见把棋子的位置完整记下来,跟真正算出下一步该怎么走完全是两码事:记录一幅盘面所需的数据量微乎其微,从中推导出可行解法的计算量却可能极其惊人。玩家的注意力之所以会被几块小小的石头牢牢吸住,正是因为大脑必须不断在幕后设想、试验并排除那些画面并未直接展示出来的连锁反应。

基特勒后来在《软件不存在》(Es gibt keine Software)一文中,也曾引述物理学家查尔斯·本内特(Charles H. Bennett)的观点指出,一张天文表或三角函数表虽然可以用极其简短的数学公式加以定义,但真要把表内的具体数值逐一算出来,依然需要耗费海量的时间。本内特在《逻辑深度与物理复杂性》(Logical Depth and Physical Complexity)中提出了“逻辑深度”这一概念,专门用来衡量一个结果背后所积存的计算工作。他举例说,一份记录了百年内天体位置的星历表,若严格按照算法信息论的标准来看,所包含的信息量并不比牛顿运动方程加上初始条件更多,但它却实实在在地替拿到这张表的人省去了从头计算的漫长工夫。从这个角度看,网上的游戏攻略其实就像那份现成的星历表,能够把别人已经走通的推导直接交到玩家手里,帮后来者免去从头摸索的苦劳。这对于卡在某道难关前寸步难行的人来说,自然是莫大的解脱。但有时候,玩家明明知道攻略就在手边,却还是愿意把答案暂且合上,再给自己留一点摸索的时间。这是因为盘面与规则虽然早已给定,可对有些玩家来说,值得留恋的恰好就是这段尚未完成的摸索。

当玩家耐着性子多试了几轮之后,往往会突然留意到先前视而不见的角落,或是发现某个一直被自己当成阻碍的机关其实可以反过来加以利用。布洛的前作《见证者》(The Witness)便格外强调这种观看方式的转变,许多玩家刚进游戏时以为自己只需要盯着面板上的网格画线,布洛却在访谈中指出,破题所需的大量线索其实早就摆在视野里了,只是被玩家先入为主的习惯给过滤掉了。一旦学会把目光投向面板四周的光影变化乃至环境里的细微声响,原本死板的谜题就会显出全新的面貌。前文的电影特写已经由摄影机替观众放大了握枪的手,而在解谜游戏里,玩家却得靠自己去调整注意力,学会把法师面前的空格与远处的一排水晶放到同一个视野里通盘衡量,倘若一味盯着左上角那个还没被压住的按钮,反而看不清它与整个方阵之间的联动关系。

当玩家亲自动手打乱方阵,并在受阻后回头审视刚才的走法时,往往有可能察觉自己究竟漏看了哪一层关系。实在想不下去的时候,外部的援助自然也随时敞开,玩家既可以向生成式工具询问思路,也可以去《沉星之序》的攻略网站按区域查阅每道题的步骤图解,借助现成的答案让眼前的困局告一段落,以便于留出精力去游览游戏里的其他区域。

不过正如哲学家C. 蒂·阮(C. Thi Nguyen)在讨论游戏体验时所区分的那样,单纯欣赏一个精妙的解法,与亲自摸索并找出这个解法,给人的感受依然有着微妙的差别。照着攻略一步步复现操作的人,固然也能看懂每一步安排的巧思,却很难体会到那种从一连串失败动作里突然认出关键关系的惊喜。那些选择暂时不看答案的玩家,心里多半还惦记着这种亲自破局的滋味,而游戏里的撤销机制替他们省去了重新摆放残局的烦琐劳作,让尚未想通的玩家可以毫无负担地多试几次。正是这种删去了无谓麻烦、却保留了核心困难的设计,让人能够把有限的心力集中用在自己真正想弄明白的事情上。

在规则与攻略之间

实际游玩过程中,玩家盯着眼前的石块反复试探时,也随时可以切换到攻略页面或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对话框。攻略里列着别人已经走通的步骤,而面对生成式工具,玩家可以先请它给当前关卡提供一点提示,再追问更具体的走法,甚至请它操控键鼠替自己推演余下的残局。哪怕眼下还没有完全失去头绪,心里有时也难免开始盘算:要是早一点借助这些工具解开眼前的难题,省下来的半个小时,或许还能多刷不少短视频,或是去试试别的游戏。屏幕里的石头迟迟没有摆好,屏幕之外却还有那么多未曾见过的东西。继续坐在这里,便仿佛正在错过别处的新鲜事物。

把这半个小时交给一道题,玩家因而还要面对一种当下难以安顿的焦虑。他既想弄清眼前的关系,又担心自己停留得太久,就连原本投入其中的乐趣,也可能被“是否值得”的盘算打断。倘若习惯了用接触过多少新内容来衡量一晚收获的“信息量”,这种迟迟得不出结果的思考便很难让人安心。只是,眼前若还有一种自己刚想到、尚未试完的走法,就此离开却又总有些舍不得。

布洛在受访时曾提到,有时出题人原以为玩家必须经过一连串严密的配合才能过关,测试者却只需把石块推入水中改道,便绕开了精心布置的难处。“精卫填海”式的邪道走法,同样利用了石块入水的规则,还把镜子的复制功能也借来铺路。同一块石头经镜面反射,可以在别处映出另一块能够搬动的石头,复制出的石块沉入水中后,顶面又能成为供人物落脚的新地面。只要盘面容许反复复制与搬运,原先拦路的水域便有了逐格铺出通路的可能。不过,每一块新石头也会占去场上的格子,镜面必须留在还能继续起作用的位置,运送石块的通道更不能先一步被自己堵死。所以,想到“填海”的主意只是个起头,怎样把后续的石块源源不断地送到水边,仍得在有限的盘面里反复腾挪。

复制出的石块沉入水中,成为角色能够站立的新地面(图片来源:游戏内截图)

到了这个时候,玩家心里想弄明白的,已经从怎样利用现成地形过关,变成了怎样让这场填海的施工持续下去。哪怕手边就放着可供参照的解法,他也可能还想亲手试一试,看看自己刚想到的这条路究竟走不走得通。每一轮搬运都在检验这番设想,原本看似繁琐的重复动作,也就有了让人继续做下去的理由。若只按这段时间还能浏览多少别的内容来折算,这场施工未免显得有些奢侈。可玩家此时惦记的,偏偏就是眼前这件尚未做成的小事。他之所以暂且不向外部工具索取完整答案,有时只是舍不得立刻中断这番尝试,倒未必是预先笃定它能换来多么丰厚的回报。

当然,石头搬了许久而通路迟迟铺不出来时,倦意也可能一点点涌上来。只是玩家想到就此搁下的话,又会觉得先前的功夫有些可惜。梅根·普西(Megan Pusey)等人在研究解谜挑战时指出,当游戏画面长时间静止不动时,单看计时记录,无法分辨玩家究竟是在思考,还是已经离开了电脑。当玩家决定暂且停下时,《沉星之序》允许他退回主世界,将尚未解开的残局保留下来。等到下次重新进入关卡,屏幕上会提示“正在从上次离开的地方继续”,场上的人物与水晶依然停在先前的位置,就连离开前的最后一步操作也照样可以撤销。既然不必重新摆出先前的盘面,人便可以暂时离开,那也无须为了赶在今晚得出一个结果,匆忙把现成的答案看完。那些还没想明白的关系,可以留待下一次有空坐下来的时候再接着推敲。

重新载入后的继续提示与保留的残局(图片来源:游戏内截图)

倘若心里还想往下试,只是拿不准该留意哪里,玩家也可以先求助社群。《沉星之序》的红迪(Reddit)社区就要求答疑者先给出方向性的提示,将完整解法放在最后,并用剧透标记遮住具体答案。这一层遮挡,让求助者在揭开完整解法之前,能够先停下来想一想眼下的一条提示是否已经足够。他可以带着这点提醒回到游戏里再试几步,也可以把依然卡壳的地方告诉对方,或者索性揭开遮挡,查看完整的走法。

余论

弗卢塞尔当年在预言传统报纸终将消失时,曾设想过未来人类信息交流的两种不同走向。一种可能是处于中心位置的发送者继续单向编排并灌输人们的知识与经验,使得旧媒介器物虽然退场,但那种自上而下向外辐射的结构却被完整继承,甚至进一步强化。而另一种可能,则是人们借助相互连接的网络,在对话中共同生成新的信息。当玩家围绕一道解谜关卡来回追问时,求助者需要努力说清自己刚才试过了哪些走法、又在什么地方撞了南墙,答疑者才能判断接下来该往深处多讲一点还是适可而止,此时提问的人绝非单纯等待投喂标准答案的容器,他眼下的困惑本身也在参与决定这场对话该如何继续下去。明明是能够在一秒钟内传遍标准答案的互联网,在这样的片刻里,却也容得下一场刻意放慢脚步的交谈。

当然,我们也大可不必把这种对着石头苦思冥想的乐趣,抬高成所有人理应追求的标准体验。普西与合作者在研究解谜游戏如何满足或挫败玩家的心理需求时,就曾记录下化名黛西(Daisy)的受访大学生对两类游戏的鲜明态度,她非常乐意和朋友在《魔兽世界》(World of Warcraft)里一次次经历团灭,因为大家并肩应付失败的热闹过程本身就足以吸引她重头再来,可面对《见证者》时,她却抱怨费尽心力解开一道谜题后整个世界几乎没有任何变化,让人得不到与辛苦付出相称的反馈。而在同一项研究访谈的另外两名大学生里,一个人深深着迷于《见证者》那种靠自己想通难关的胜任感,另一个人却觉得预设的唯一解法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可见,同样是愿意花时间玩游戏的人,心里想从屏幕里寻找的慰藉本就各不相同。有人痴迷于揣摩出题者埋下的精妙伏笔,有人喜欢自己动手把碍事的水面一点点填平,还有人只是想借着游戏的由头跟远方的朋友多待一会儿。一段难得的空闲究竟该怎样度过才算踏实,终究要看各人眼下的生活处境与心境。

丁尼生笔下的老国王在扬帆远航之前,还可以把治理王国与教化民众的日常政务安心托付给自己的儿子,洒脱地留下一句“他做他的工作,我做我的”。诗歌里的国王有人替他分担岛上的繁杂事务,今天坐在屏幕前的普通人,却往往得先亲自应付完繁重的工作与生活里的大小琐事,才能在夜晚挤出属于自己的半个小时。游戏学者耶斯珀·尤尔(Jesper Juul)在探讨“休闲”与“硬核”玩家的分野时便曾提醒我们,一个人的工作压力与家庭处境一旦发生变化,他能够投入游戏的方式与精力也会随之改变。很多时候,人们心里依然留着想把一道题弄明白的好奇,身体却着实没有余力再在椅子上多坐半个小时了。而游戏中途保存残局、允许随时暂离的设计,包容了这种现实的无奈,让一次不得已的中断不至于抹去先前的全部尝试。

在这样的时刻回过头去再读开篇那句“追寻知识,如一颗沉落的星”,我们从中感受到的便不再只是壮怀激烈的远航召唤。若把那颗沉落的星读作知识本身,这场远行便又多了一层意味——所追寻之物即使渐渐隐没,人仍想走近它,亲自弄懂一点东西。而在信息唾手可得、答案随时备好的今天,依然有人愿意拨出一点空闲,对着几块石头坐上一会儿,试着靠自己去把其中的关联想个明白。哪怕眼前的题目今晚还没能解开,明天的日程也照旧要一件件去应付,那些在反复试探中偶然想通的一点道理,依然有着旁人无法替代的重量。至于解谜游戏究竟还有没有未来,单凭眼下的这些尝试或许还给不出确切的回答,正如丁尼生笔下的老国王在随心而动时,其实也拿不准无垠的大海终究会把自己的船带往何方,他或许只知道自己心里还想继续追寻知识,哪怕它看上去已如一颗沉落的星。

【本文作者陈超锐系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1]   Alfred, Lord Tennyson, “Ulysses”, Academy of American Poets所载原诗。 第1–32、56–64行。本文所引诗句均为自译。

[2]   Ashish Vaswani et al.,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Advances i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 30, 2017, pp. 5998–6008. §3.2。

[3]   Vilém Flusser, Does Writing Have a Future?, trans. Nancy Ann Roth,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1. pp. 3–9、160–161。

[4]   Liam Squires-Hand, “Steam Next Fest Oct 2026 is live with thousands of demos”, GamingOnLinux, 2026年10月20日,正文第2段。统计采用当时收录7164款试玩版的列表快照,其中至少1054款带有AI披露,依此计算的比例下限约为14.7%。

[5]   Valve, “Content Survey”, Steamworks Documentation。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ntent”节。

[6]   Eric Zhou and Dokyun Lee,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uman creativity, and art”, PNAS Nexus, 3(3), 2024, pgae052,摘要及“Creative productivity”“Content Novelty”“Visual Novelty”诸节。

[7]   Herbert A. Simon, ‘Designing Organizations for an Information-Rich World’, in Martin Greenberger (ed.), Computers, Communications,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71. pp. 40–41。

[8]   Friedrich Kittler, “Literatur und Psychotechnik”, Modern Austrian Literature, 23(2), 1990, S. 99–110. S. 102–103,引句见S. 103。原文为“die Aufmerksamkeit selbst wird zum Interface einer Medientechnik”,译文据德语原刊。

[9]   TikTok, “How TikTok recommends videos #ForYou”, TikTok Newsroom, 2020年6月18日。 “What factors contribute to For You?”及“Finding more of what you're interested in”两节。

[10]   Daniel Joseph, ‘Battle pass capitalism’, 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 21(1), 2021, pp. 68–83. p. 69。

[11]   Epic Games, “Coming Soon: Progress Your Fortnite Passes by Playing Any Experience”, 2024年10月28日。 “More Pass Simplifications”及“Simultaneous Pass Progression”两节。

[12]   Epic Games, “Engagement Payout”, Fortnite Developer Documentation,“How It Works: Engagement Payout Formula”节,访问日期2026年10月25日。该节按账号曾有真实货币消费界定计入公式的玩家,包括购买V-Bucks、零售礼品卡、付费礼包、订阅或购买Save the World等情形。

[13]   David Kirsh and Paul Maglio, “On Distinguishing Epistemic from Pragmatic Action,” Cognitive Science, 18(4), 1994, pp. 513–549. 作者公开稿,第5页。

[14]   Claude E. Shannon, “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The 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 27, 1948, pp. 379–423, 623–656. 本文据公开纠错重排本。 “Introduction”及§6 “Choice, Uncertainty and Entropy”。

[15]   Claude E. Shannon, “Programming a Computer for Playing Chess” (1950), in N. J. A. Sloane and Aaron D. Wyner (eds.), Claude Elwood Shannon: Collected Papers, New York: IEEE Press, 1993, pp. 637–656. pp. 647、650。十六分钟为文中给定穷举策略与速度假设下的估算。

[16]   Friedrich Kittler, “Es gibt keine Software”, in Draculas Vermächtnis. Technische Schriften, Leipzig: Reclam, 1993, S. 225–242. S. 235–236。

[17]   Charles H. Bennett, “Logical Depth and Physical Complexity”, in Rolf Herken (ed.), The Universal Turing Machine: A Half-Century Surve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227–257。本文据公开重排本,第4–5页。星历表例子用于区分信息描述与重复计算的代价。

[18]   Jesper Juul, “Interview with Jonathan Blow”, Handmade Pixels访谈系列, 2018年3月21日。 关于画线谜题与环境线索的问答,布洛回答第1–4段。

[19]   C. Thi Nguyen, “Games and the Art of Agency,”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128(4), 2019, pp. 423–462. p. 430。

[20]   Steven Mills, “Order of the Sinking Star: Jonathan Blow Talks Puzzle Design, Scope Creep, and Building a Game That Refuses to Be Small”, Output Lag, 2026年5月14日。 关于多人协作的问答,布洛回答第4–5段。

[21]   Megan Pusey, Kok Wai Wong and Natasha Anne Rappa, “The Puzzle Challenge Analysis Tool. A Tool for Analysing the Cognitive Challenge Level of Puzzles in Video Games,” Proceedings of the ACM o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5(CHI PLAY), 2021, Article 276. 本文据收入Megan E. Pusey,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gnitively Challenging Puzzle Video Games and Resilient Behaviours, Murdoch University博士论文,2021的作者稿。 作者稿收录版,第112页。

[22]   u/nicoreese, ‘Order of the Sinking Star is HERE!’, r/OrderOfTheSinkingStar 社群公告。 “A quick reminder about our community rules”节,访问日期2026年10月23日。

[23]   Flusser, Does Writing Have a Future? pp. 116–117。

[24]   Megan Pusey, Kok Wai Wong and Natasha Anne Rappa, “Using Case Studies to Explore Need Satisfaction and Frustration in Puzzle Video Games,” Games and Culture, 17(5), 2022, pp. 752–772. 本文据收入Megan E. Pusey,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gnitively Challenging Puzzle Video Games and Resilient Behaviours, Murdoch University博士论文,2021的接受稿。 作者稿收录版,第49–51页。

[25]   Pusey, Wong and Rappa, “Using Case Studies to Explore Need Satisfaction and Frustration in Puzzle Video Games”。 作者稿收录版,第44–48、52页。

[26]   Tennyson, “Ulysses”. 第33–43行,译文据原诗。[1] Jesper Juul, A Casual Revolution: Reinventing Video Games and Their Player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0. pp.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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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者喝大水”,生活理论大爆炸背后的青年自我转向

2026年11月6日 14:27

原创 澎湃思想市场 2026-11-06 14:27 上海

当上进、成功与不断改善自己成为惯常要求时,普通生活为什么还需要重新争取正当性?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文|王苍龙

理解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需要考察个人如何获得自主安排生活的空间,这要求我们追问一个重要问题:当人们越来越被要求为自己的人生负责时,他们究竟依靠什么来承担这种责任?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劳动与家庭投入曾为许多人提供了改善生活的路径,个人的自主愿望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增长。然而,当持续投入未必能够换来可预期的回报,个人又不能轻易卸下经营人生的责任时,“如何做自己”便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含义。最近在网络上流行的“大水理论”“大睡理论”“大遛理论”,以及此前的“爱你老己”“纯过日子人”,为理解这一变化提供了一个日常生活的入口。这些表达看起来谈论的是喝水、睡觉与散步,涉及的却不只是健康习惯。真正重要的是,它们在重新说明什么样的生活值得追求、自我为什么值得被照顾,以及个体应当怎样处理不断加在自己身上的种种要求。

所谓“大水理论”,大体是将喝大瓶白水与节制消费、自律及照顾身体联系起来,并用“弱者喝饮料,强者喝大水”一类夸张说法赋予它某种人格意味。“大睡”强调睡够、休息和恢复,“大遛”则把出门散步、活动身体说成改善日常状态的办法。它们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却为普通行为提供了易于传播的解释。就像“爱你老己”的说法,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值得善待的老朋友;“纯过日子”的表达,则将注意力放回吃饭、休息、维持生活等具体事务。这里既有玩笑,也有认真调整生活的尝试。在有关这些现象的报道与讨论中,我发现有一个共同问题逐渐显现出来,那就是——当上进、成功与不断改善自己成为惯常要求时,普通生活为什么还需要重新争取正当性?

有人把这一现象解释为青年人的自我疗愈。这有一定道理,但仍不足以回答上述问题的全貌。原因是,疗愈能够缓解什么,谁有条件实践这种生活,以及为什么连照顾自己都可能成为新的负担,这些问题都需要放回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中做深层理解。在我看来,这些“生活理论”之所以值得分析,是因为它们使中国个体化进程中的一种潜在而深刻的变化变得可见,即个人不仅需要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也越来越需要处理这种努力所留下的疲惫、失望与自我怀疑。这一点对于青年群体尤甚。他们对自我的关切并未消退,只是他们开始重新判断哪些要求值得接受,又有哪些代价不应继续承担。

 一、发展型个体化的张力与青年的自我转向

我在近期研究中提出“第二阶段中国个体化”(second-phase Chinese individualization)的命题,正是为了理解这一变化。在我看来,中国个体化经历了两个阶段,当前正处于由第一阶段转向第二阶段的历史进程中。我所谓的“第一阶段”,主要指改革年代逐步形成的发展型个体化:在国家推动的制度调整、市场扩展和人口流动中,越来越多的人需要自己选择职业、安排家庭生活,并为选择的后果负责。个人逐步摆脱某些预先规定的身份与生活轨迹,同时又通过市场、教育、家庭和国家制度获得新的位置。个体化从来不意味着个人脱离全部社会关系,也不能等同于国家退出之后自然生长出来的个人主义。它所描述的是人生安排越来越成为个人必须承担的任务,而完成这种任务又始终依赖特定的制度与关系。发展型个体化能够持续动员个人,一个重要条件是,当下的投入可以被理解为通向未来改善的过程。读书、就业、买房和子女教育,未必构成人人都能走通的道路,却为许多家庭提供了组织生活的方向。家庭集中资源支持子女,个人将时间、精力乃至身体消耗投入竞争,往往是因为相信这些付出终究可以换来较好的生活。机会分配并不平等,风险也早已由个人和家庭承担,但增长与流动的预期在一定程度上使这种责任分配显得可以接受。优绩主义在这里不只是一种赞美努力的观念,也是一套把个人成绩、社会位置与道德评价联系起来的解释方式。在优绩主义观念下,获得成功被理解为努力和能力的结果,遭遇挫折则容易被归结为个人能力不足。

“第二阶段”的突出张力在于,第一阶段形成的投入与回报之间的联系日益难以维系,而自我负责的要求却并未相应减弱。教育竞争、就业不确定性、住房与照护负担,使不少人即使持续投入,也难以依照原来的次序安排人生。所谓“内卷”,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一种对投入增加而改善未必随之发生的经验性表达。个人仍须提升能力、规划未来、履行家庭责任,却越来越难确认,自己所做的准备能否转化为稳定的生活。这里发生变化的,不只是人们对未来的预期,还有个体与制度之间的责任关系。也就是说,虽然个体需要为准备不足承担后果,但要求个体持续准备的组织和制度却未必为投入未能转化为回报承担相称的责任。需要说明的是,我的上述分期意在把这种变化作为分析对象,并不预设某一特定年份之后所有人同时进入新阶段。我也不认为第一阶段只有机会而第二阶段只有困境。

Z世代使这一张力获得了鲜明的代际表现。通常所说的Z世代,大致指出生于1990年代中期至2010年代初的人群,其中较年长者正在经历从教育到就业、从依赖父母到安排独立生活的转变。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在家庭集中投入、教育竞争和自我发展话语中成长,较早学会规划、比较和评价自己;进入成年生活时,又面对投入未必兑现的处境。成长过程中被不断强化的自主意识,与成年生活中仍然深厚的依赖关系,二者因此可能发生碰撞。他们被期待成为能够独立负责的人,却未必拥有独立承担风险的资源。将这种矛盾归结为年轻人不够坚强,或者片面理解为新一代比上一代更加自私,不仅是简单化的偏见,而且也忽略了主体形成的社会条件。阎云翔与康岚在2026年发表于《当代青年研究》的系列对谈中,用“内在性转向”讨论青年开始更重视内心感受、情感安全与自我一致性的变化。这一观察有助于理解,当外在成绩不足以证明某种生活值得过时,个人为什么会转而追问自己是否快乐、是否受到尊重,以及当前的付出是否仍然合理。它并不意味着此前的人没有内心生活,而是个人感受在判断一种生活是否值得继续时获得了更强的正当性。对谈专门讨论了青年人如何“做自己”,指出这包含一种并不轻松的任务:个人既要与外部评价拉开距离,又要不断辨析和确认自己的真实想法。因此,内在性转向既可能扩大个体自主,也可能增加自我审视的负担。

诚然,我们不能用一个代际标签来概括所有青年生活。阎云翔在上述对谈中也提醒,已有的相关讨论较多涉及城市青年或者受过较高教育的青年。事实上,家庭资源、城乡位置、职业与性别,都会影响人们调整生活的余地和表达情绪的方式。而且,“生活理论”的传播更不能直接证明整个Z世代正在退出竞争。不过,它们为观察一部分青年如何重新理解和解释自身处境提供了材料。由此,对第二阶段中国个体化的分析,重点就不在于为一代人确定共同性格,而在于理解同样被要求成为自主负责的个体,为什么有人能够修改生活方向、重开人生赛道,而有人却只能在原有要求之下不断转向内心、修复自己? 

二、“管理中的主体性”:自我解释与内在劳动

我以“管理中的主体性”(managed subjectivity)来分析个体理解、解释和调整自己的过程如何同时受到社会力量的组织,并成为个体主动争取和改写的对象。所谓“主体性”,涉及一个人如何认识自己、判断什么值得追求,并据此采取行动;“管理中的”则强调这些活动并不发生在社会关系之外。国家制度规定生活机会与责任分配的重要条件,家庭、学校、工作组织、平台和心理文化也分别提供关于合格个体的标准。它们未必彼此协调,却共同参与塑造个体可以用来解释自身处境的语言。个体会接受其中一些要求,也会借用、调整或拒绝另一些要求。因此,“管理中的主体性”这个概念既包含外部管理,也包含自我管理。它关注的是自我解释如何被组织和争夺,而不是预先认定个人的内心已经受到完全控制。

在有关“大水理论”的一篇报道中,北漂白领“四文鱼”回忆,小时候有关健康的劝告,总要接上好好学习的目的;如今则希望喝水、吃饭、睡觉“只单纯图一个对自己好点”。这段话的意义不仅是一个人开始重视健康,更在于照顾自己的理由发生了变化。在前一种解释中,身体需要通过学习成绩来证明其价值,休息是为了更有效地继续投入;在后一种解释中,已经付出过的个人希望身体感受本身就足以构成理由。四文鱼没有否认工作,也没有宣布不再努力,而是在重新划定努力与生活的关系。这种重新解释,使自我关怀不必完全依附于下一次成绩的取得。对于习惯通过表现证明自身价值的人而言,承认疲惫本身值得被回应,就已经意味着某种关乎自我的评价标准正在发生调整。

生活理论中的主动性,也体现在使用者能够改写同一个流行说法。在2026年10月23日的一篇采访中,被报道为“大水理论”提出者的大学生孙浩然,将关心自身健康理解为一种“强”,而另一位参与者则明确反对用饮水划分高下,认为喝水与强弱无关。围绕一瓶水的不同解释,提示我们不能把这套语言直接归结为新一轮规训或一致的抵抗。借用“强者”的说法,可以使普通身体需要获得原本属于成功者的赞许;拒绝强弱区分,又可以撤去这种需要必须凭借优越性才能成立的前提。两者都在处理自我关怀的正当性,却可能把生活引向不同的评价方式。是否还要通过比较来肯定自己,正是其中一条尚未确定的分界。

福柯关于主体形成与自我实践的讨论,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这种复杂性。一个人用来认识自己的标准,往往来自既有的知识、规范和权力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主体只是这些关系的被动产物。人们也会通过日常实践改变自己与这些标准的关系。照顾身体既可能服从提高效率的要求,也可能使个人重新考虑效率在生活中应当占据什么位置。因此,自我管理不天然等于自由,接受帮助也不必然意味着丧失自主。更有意义的判断是,个人能否理解并调整自己遵循的规则,能否为另一种生活提出理由,以及这种调整是否必须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沿此思路看“大水”等说法,我们需要观察其具体使用的方式和情境,而不能仅凭它们具有自我管理的形式就认定它们最终服务于同一种力量。

自我解释同时需要付出劳动。我用“内在劳动”(inner labour)指称个人持续辨认情绪、解释挫折、协调冲突并修复自己的付出。当生活中的要求难以兼顾时,人们不仅要完成外在任务,还要努力使自己能够继续承担这些任务。生活理论的部分吸引力,正在于它为复杂的自我调适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起点:与其反复判断自己为什么不够成功、为何总是焦虑,不如先喝大水、睡大觉、出门遛大弯。将注意力转向具体的身体行动,可以暂时中止反复的自我追问。一个已经不断被要求反思自己的人,可能还需要争取不必时刻解释自己的空间。这种暂停未必意味着失去反思能力,也可能是反思之后对自我要求所作的限制。然而,修复自己也可能重新成为必须完成的任务。同一篇“大水”报道中的上海程序员Louise说,大瓶水提醒他及时饮水,却也使剩下的小半瓶像一项尚未完成的任务,让他觉得需要赶紧喝完。报道并不足以证明这里存在外部强制,但对Louise而言,可见的水量确实成了一种自我督促。这提示我们,内在劳动的负担未必只来自严厉的成功欲望,也可能来自善待自己的温柔请求。一个人可能既要应对压力,还要因未能妥善处理压力而再次评价自己。自我关怀会减轻负担,还是增添压力,既取决于所使用的评价指标能否随身体需要而调整,也取决于个体能否在没有完成某项任务时避免把自己判定为失败者。

任越、严飞关于“柔性优绩主义”的分析,有助于理解自我修复为什么可能成为新的任务。所谓柔性优绩主义,是指对成绩与成功的追求仍然存在,但表达和维持这种追求的方式变得更为柔和:青年不仅要取得成绩,还要表现得轻松从容,仿佛并未为此过度费力。“松弛”由此既是一种身心需要,也可能成为需要通过持续自我调节来维持、能够被展示和比较的能力。这一分析使我们看到,“大水”“大睡”等生活理论与竞争要求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当照顾自己也被用来衡量一个人是否自律、是否善于安排生活时,休息与恢复便可能延续原先证明自身价值的压力。对Louise而言,饮水一旦成为必须完成的任务,自我关怀就可能转化为另一项自我要求。分析“管理中的主体性”,需要兼顾外部要求与个体主动性两个方面:既考察个人如何把外部要求转化为评价自己的尺度,也考察他们如何重新解释自身需要、质疑照顾自己必须有助于提高成绩或效率的要求。

张鹂在近期澎湃专访中讨论的心理知识,同样与内在劳动有关。她的研究显示,有人参加心理培训,是为了处理自身及家庭生活中的困难。心理语言既能够帮助人命名痛苦、表达边界,又可能把处理痛苦的责任进一步交给个人。在我看来,真正的问题是心理帮助被放进怎样的责任关系之中。当工作安排造成持续疲惫时,情绪调节可以是必要帮助,却不应成为组织回应问题的全部方式。试想一下:倘若外部要求可以不断增加,个人却只能通过自我修复来维持承受能力,那么照顾自己就容易转化为一项替既有安排承担成本的任务。

这种任务常常与其他要求叠加。我以“压缩的主体性”(compressed subjectivity)描述不同历史和制度逻辑对自我的要求集中于同一个人,而个人又需要把它们组织成一个能够继续生活的自我。对一些青年而言,家庭期待其承担代际责任,竞争要求其不断提升,心理文化又鼓励其保持边界与自我一致。困难不只是事情太多,也在于一个人在某套标准下值得肯定的行为,在另一套标准下可能成为问题。例如,暂停工作可以是照顾自己的负责之举,也可能被家人理解为没有为未来尽责。于是,个体既需要解释为何停下,又需要说明停下以后自己仍然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更关键的是,这些同时落在个人身上的要求,并不具有同等的现实效力。关于好生活、责任和合格个体的标准虽然多样,所获得的制度权威与资源支持却不相等,呈现出一种“非对称的道德多元性”(asymmetrical moral pluralism)。举例来说,网友可以赞许一个人休息,工作组织却可能决定他实际上能否休息;个人可以主张边界,家庭提供住房和生活费的方式又可能影响协商的余地。这种不对称,使“压缩”不仅表现为不同要求在内心相互牵扯,也表现为个人在现实安排中难以兼顾或拒绝某些要求。有评论将“大水”等日常关怀视为给未来发展积蓄力量的方式,这可以与个人愿望相合,却也留下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如果休息不能转化为更高效率,它是否仍然值得支持?当这样的评价进入工作安排或家庭资源分配时,个人便可能需要以能够继续投入来证明当下休息的合理性。谁能够提出要求,谁需要说明理由,以及谁有能力拒绝,构成了分析主体性的社会学问题。第二阶段中国个体化命题所关注的,正是个体承担生活风险与自我说明义务的叠加:个人不仅需要应对多种要求,还可能在难以改变要求的条件下,把协调冲突、维持自我一致的责任一并承担下来。 

三、未来收缩与生活目标的重新排序

这些自我说明的要求,也与个人如何理解当下付出和未来回报的关系密切相关。我在研究中使用了“未来收缩”(future contraction)的概念来描述那些能够被相信、可以持续推进的人生路径的收窄。未来收缩意味着,一个人可能依然努力,甚至投入更多,却越来越难以把今天的付出组织成逐步改善生活的过程。面对这种变化,个体也可能主动放弃某种旧有标准,以便获得更易被自我接受的未来预期。不过,目标的主动调整并不必然等于未来收缩;要判断生活路径是否收窄,仍需考察实际可行的选择是否减少,以及个人是否能够承受改变路径带来的后果。第二阶段个体化中的困难,往往正出现在这里:一方面,未来仍然要求个人作出准备;另一方面,当下的资源与关系可能越来越难为这种准备提供可信的方向。

这种变化与Z世代的成长经历尤其相关。在以升学、就业和成家为连续目标的生活安排中,当下的不适常常可以通过“以后会好”获得解释,焦虑不安的自我因而得以安顿。但当进入一个并不必然带来预期改善的新阶段时,延迟满足的理由便会受到追问。阎云翔与康岚在对谈中引用过一个漫画形象——“下班走最快的那女的”。这一形象拒绝把下班时间继续组织成提升自己的项目,并把按时下班理解为爱自己的具体方式。漫画当然不是对整代人行为的调查,却表达了一种评价转向:工作以外的时间不必全部服务于未来竞争,维持今天的生活也可以构成充分理由。在这里,时间的自主性首先表现为个人能否决定一段时间还要不要继续被用来证明自我价值。“大水”报道中另有一种有关备考的玩笑,把坚持学习与完成饮水量联系了起来。这种表达仍然服务于考试目标,与按时下班的漫画并不相同:前者借身体习惯维持竞争,后者则试图限制竞争对生活的占用。两者却都通过调整当下的日常安排,来处理自身与未来的关系。因此,把生活理论一概称为“躺平”是一种过度简化,会遮蔽人们在不同处境下进行的自我调整实践。在这些调整中,有一种尤其值得关注,即通过缩减难以承受的承诺、降低风险暴露来保存生活余地,我将其称为“防御性未来建构”。这里的“防御”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未来,而是个人在条件有限时,尝试保住继续安排未来的能力。减少需要长期收入支撑的消费,暂缓不能承担的家庭承诺,或者先恢复身体再考虑下一步,都可能具有这种意义。日常生活的重新排序,有时是为了继续沿原有道路前进,有时则是对那条道路本身作出修改。要判断具体行为的意义,仍须把当事人的表达与实际可用的时间、收入、支持网络和退出成本联系起来,考察这些调整究竟保存了什么、放弃了什么,以及当事人是否有其他可行的选择。由此,才能辨认主动重估生活与被迫压缩生活如何在同一个人身上并存。

这使我们能够更具体地理解个体化与自反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的联系。所谓自反现代化,指的并不是人们变得更善于反省,而是指现代化自身造成的后果,反过来动摇了原有生活安排得以运行的条件。例如,教育扩张可能提高了期待,也可能加剧相对位置的竞争;家庭长期向子女集中资源,这可能支持了个人发展,也可能提高代际期待并积累未来照护负担。在这些条件下,个体必须重新评估曾经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人生路径与生活安排。考察第二阶段中国个体化,仍须将这些问题放回中国特定的制度关系之中,不能把中国的变化直接对应于欧洲个体化理论中的历史阶段。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当代青年对日常生活的重新重视,使我们看到这种反思并不总以抽象批判的形式出现;它也可能发生在一个人决定今晚是否继续学习、要不要接受新的承诺,以及身体还能否继续支撑原有生活节奏的时候。 

四、脆弱的再嵌入与自主的社会条件

能够重新评价生活,不等于能够按照新的评价标准组织生活。个体化始终伴随着对支持关系的依赖;当原有发展路径变得不可靠,人们更可能重新寻求家庭、国家制度、市场平台以及伦理情感资源的支持。我以“脆弱的再嵌入”(precarious re-embedding)分析这种依赖关系的重新组织,以及它为什么未必能够带来稳定和安顿。“再嵌入”并不预设个人此前已经彻底脱离家庭或社会,“脆弱”也不是对一切依赖关系的判断。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概念,有必要区分获得帮助、形成依赖与得到安顿三个层面:获得帮助,关注个人是否取得维持生活所需的资源;形成依赖,关注个人需要通过何种关系持续取得这些资源,以及这种关系伴随怎样的期待与约束;得到安顿,关注这些支持能否构成足够可靠的生活基础,并使个人可以在不丧失基本生活保障的情况下协商和调整未来安排。

一项关于青年反复备考公共部门职位的研究,在2022年访谈了18名尚未就业、至少参加过两次公务员招录等公共部门招聘考试的高校毕业生。其中,24岁的Yu依靠父母资助继续备考,父母没有要求她立即挣钱,但他们谈论其他孩子就业或升学的情况,这使她感到明显压力。如果沿着上述三个层面来看,父母的资助使她获得了继续备考所需的物质帮助;这份帮助通过代际关系持续提供,使她在经济上依赖家庭,同时面对家庭比较带来的自我评价压力;但获得帮助、形成依赖,并没有使她得到充分安顿,尚未实现的就业与同辈比较,仍使她难以形成稳定的生活预期。对这样的青年而言,一句善待自己的劝告也许有用,但更关键的仍是如何在等待期间获得持续的支持,并为继续备考或调整职业方向保留余地。

阎云翔与康岚讨论的“全职儿女”,从另一方向呈现了这种复杂性。一部分青年回到父母身边,通过家务、陪伴和照料参与家庭生活,同时依靠家庭资源获得缓冲。把这种关系称为“全职”,本身就包含重新解释依赖的努力:这一称谓使留在家中不再只能被理解为没有工作,也可以被说成一种有付出、有交换的安排。这里的关键是,能否这样安排,首先取决于父母有无住房、收入或积蓄;安排能否持续,还取决于彼此如何理解照料、回报与个人边界。这种以家庭资源为基础的生活安排,既可能使人有条件离开难以承受的工作,也可能使工作之外的自主继续受到家庭评价的影响。因此,重新依靠家庭并不等于退回一成不变的传统秩序,而是个人在新的处境中重新协商家庭与自我的关系。

阎云翔的新著《新家庭主义兴衰》进一步揭示了这种支持的历史条件。新家庭主义将子女的成长、幸福与家庭资源动员紧密联系起来,个人自主可以由父母乃至祖辈的持续投入得到支持;但不同代际付出与期待的回报往往不对等。父母提供住房、积蓄和照料,期待的可能是子女的幸福、情感回应或家庭延续,而子女对幸福的理解又未必符合父母预想。随着父母老去,原先支持青年调整生活的关系也可能需要青年反过来承担更多照护。个人当下获得的缓冲,有时依靠的是父母在过去就业与收入增长过程中积累的住房、储蓄等资源。这也表明,中国个体化两个阶段之间存在具体的历史联系:改革年代发展型个体化所伴随的家庭资源积累,可能在当前发展预期减弱时继续支持青年的自主尝试;但原先由家庭承担的生活风险与照护责任,并不会因此消失。不同家庭积累能力的差异,又导致同一句“好好生活”具有很不相同的实现条件。这一点也要求我们看到自我关怀的分配问题。大瓶水价格较低,但不意味着所有人都拥有离开工位、按时吃饭和充分休息的条件;某人能够暂停工作,但这可能依赖另一人继续劳动。家庭资源的计算还必须包括无偿照料,因为一个人的恢复可能由其他成员的家务和照护维持。需要考察的是,支持是否得到承认,负担是否可以协商,以及家庭成员是否都有表达自身需要的机会。将“爱自己”放回这些关系之中,才能辨认自主是如何被共同支持的,又在什么情况下以他人难以拒绝的付出为代价。

支持也不只存在于家庭。一个关于“纯过日子”的报道记录过一位把周末去图书馆作为固定安排的北京居民,也记录过一名网友在27岁生日收到朋友代缴话费的经历。文化活动可以依靠公共空间,朋友之间的关怀也可以表现为对实际生活开支的帮助。这些细小安排提示我们,减少消费展示并不等于退出关系,日常生活本身也包含公共资源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支持。澎湃思想市场此前的评论提出一种担忧,即“纯过日子”可能会伴随公共关怀的退缩。这是一个值得保留的问题,但需要考察其中的具体实践,不能从厌倦自我分析、减少消费或重视日常生活就直接推断一个人不再关心他人。

网络上的共同语言则提供了另一层支持。不久之前流行的“爱你老己”话语使个人可以借用他人熟悉的说法表达自我关怀;当前出现的“大水”等玩笑则让一些原本需要独自解释的生活需求更容易被理解。这些共同语言表明,个体化并不必然使人彼此隔绝,也可能产生围绕共同处境寻找认同的集体动力。不过,能够被理解与能够获得稳定生活条件,仍是不同层面的帮助。社交媒体上的认同不能直接为个体提供休息时间,流行表达也未必形成可以长期承担照护和风险的关系。第二阶段中国个体化的问题由此更加清晰:个体正在寻找重新安顿自己的资源,但象征性的承认、关系中的支持与制度性的保障却不总能同时到达。 

五、从青年自我返回中国个体化

沿着上述分析,“生活理论”便不再只是一个有关青年情绪的现象。它们使自我负责的不同层面同时显现:人需要经营未来,也需要获得持续经营的支持,还需要解释自己为什么这样生活。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才使一瓶水、一场睡眠或按时下班获得超出行为本身的意义。未来的不确定,可能推动个体重新安排今天;支持关系的差异,决定了这种调整能够持续多久;关于好生活的不同评价,又会影响个体能否为调整争取理解和资源。因此,主体性不能被单独当作某种心理状态进行分析,它始终在时间预期、社会依赖与道德评价之间形成。阎云翔新近提出的“中国式个体化2.0”与这一关切形成了重要对话。他把新的变化理解为个体在此前脱嵌之后重新安顿自我的过程,关注风险向家庭、心理压力向内在自我,以及道德和历史归属向民族国家的转移,并以“未充分安顿的个体”概括其中的矛盾。这个判断使个体化的讨论从个人获得了多少选择,进一步走向生活如何得到承接。我的“第二阶段中国个体化”命题则着重追问这些安排的运作条件:支持是否足够可靠,未来是否仍能提供可信的行动方向,以及个人能否参与界定自身处境。阎云翔的“2.0”论述与我的“第二阶段”命题都提示,个体化并没有因为青年不再认同某种成功标准而终结;真正发生变化的是个体化所依托的发展承诺,以及个人承担生活责任的方式。

从这种责任关系的变化出发,青年主体性的调整便不能仅仅理解为从拼搏转向疗愈,也不能概括为个人从社会中退回内心。更值得重视的是,一些青年正在重新衡量自己愿意且能够承担何种责任,并要求身体感受、情感尊严和维持普通生活的需要获得应有的承认。这些要求表达了个体化持续展开的一面,而它们能否得到回应,则涉及家庭、工作组织与公共制度如何分担风险和提供支持。我以“可生活的自由”(liveable freedom)来概括这一判断尺度:个人能否修改承诺、拒绝损害性的要求,而不因此失去维持生活的基础。对仍在备考的青年,这意味着家庭提供的缓冲应当为继续准备或调整方向留出余地,而不只是延长比较与等待;对希望按时下班的人,这意味着休息需要能够落实到具体的工作安排;对依靠家庭恢复生活的人,这意味着支持的方式、彼此的责任与个人边界能够共同协商。

照顾自己可以使人更有精力工作,也可以帮助人履行对他人的责任,但它的正当性不应完全取决于能否带来更多产出。四文鱼所表达的愿望之所以值得认真对待,正在于它提出了一种朴素却并不容易实现的要求:个人不必总用下一次付出的承诺,来证明自己值得被照顾。第二阶段中国个体化所面对的问题,也由此落到具体生活之中。当自主安排人生仍然是一项必须由个人承担的任务时,社会能否提供与之相称的支持,并使个人有条件参与协商这种责任的边界?青年生活理论的意义,不在于已经给出了答案,而在于它们让那些常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要求,重新成为可以说明、评价和协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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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朱凡。本期微信编辑:朱凡。本文为思想市场原创内容,点击“阅读原文”进入澎湃新闻网站阅读更多精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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