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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级选角”!谁在荧幕上“成为”历史人物?

2026年11月14日 19:52

原创 曾睿淇 2026-11-14 19:52 北京

这个形象在荧屏上活跃了十几年,也牢牢印在了观众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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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5300 字

阅 读 需 要 14 分钟

如果你去北京恭王府参观,会在展厅里看到一幅和珅的画像。画中的和珅面容清瘦,眉目端正,和大家熟悉的那个“和大人”很难对上号。不少游客站在画像前,第一反应往往是:“这怎么一点儿也不像和珅?”

游客心里的和珅,其实是王刚演的和珅。自1996年电视剧《宰相刘罗锅》播出后,王刚又在《铁齿铜牙纪晓岚》等剧中多次出演这一角色。圆脸,眯眼,挺着肚子,见了乾隆便弯腰小跑、满脸堆笑,这个形象在荧屏上活跃了十几年,也牢牢印在了观众脑海里。

王刚饰演的和珅。来源/影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

历史上的和珅却是另一副模样。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来华,在日记里描述他:

“相貌白皙而英俊,举止潇洒,谈笑风生,樽俎之间,交接从容自若,事无巨细,一言而办,真具有大国宰相风度。”

和珅画像。来源/恭王府博物馆

可在今天大多数观众心里,画上那位清瘦俊朗的和珅反倒是“错”的,“对”的和珅,必须长着王刚那张富态圆润的脸。

当历史人物走出史书、走进影视镜头,某些演员一旦饰演了某个角色,便长久占据了公众对这一人物的想象。此后,无论后来的演员在服化道上如何考究,只要一出场,弹幕里总会飘过同一句指认:“不像。”

观众说的不像,是在谈论历史吗?没有人见过汉武帝刘彻、诸葛亮与曹操的真容,观众在意的,其实是后来的演员不像2005年《汉武大帝》里的陈宝国,不像1994年版《三国演义》里的唐国强和鲍国安。这种从“饰演”到“成为”的现象是如何发生的?

从戏曲舞台的白脸,到荧幕上的复杂人性

乾隆年间的和珅尚有画像与日记可考,距今一千八百多年的曹操则早已没有可靠的写实画像。在漫长的农业社会里,普通民众既看不到画像,也读不到《三国志》,他们认识曹操,靠的是说书人的惊堂木、戏台上的锣鼓点与小说绣像。早在北宋,苏轼就在《东坡志林》里记下,街头小孩听三国故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到了传统戏曲舞台上,人物忠奸直接画在脸上,忠臣是红脸或俊扮,奸臣则是抹上白粉的“大白脸”。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曹操在观众心里依然停留在白脸奸臣的刻板印象中。

1990年,中央电视台启动电视剧《三国演义》的制作,总导演王扶林与剧组面对的一道难题就是曹操怎么演。鲍国安后来回忆,开拍前他听了好几次专家讲课,越听越迷茫:“曹操到底是忠,是奸,还是雄?”

在三年多的拍摄周期里,鲍国安几乎把自己泡在了曹操的生命轨迹中,努力把史书与小说里近乎割裂的性格碎片,组织成一个逻辑自洽的人:曹操既能写出“山不厌高,海不厌深”的千古名篇,又能在梦中杀人、屠城坑卒;既能在官渡之战光着脚跑去迎接许攸,又能在败走华容道时仰天大笑。鲍国安用富有层次的表演,在奸诈、多疑与豪情、悲凉之间,建立起一种可被观众直接感知的复杂性。

最典型的是横槊赋诗一集。赤壁大战前夕,大江之上横舟饮宴,江风猎猎,鲍国安饰演的曹操端酒高歌《短歌行》。唱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时,他的眼神里流露出面对历史洪流与人生苦短的苍凉;转瞬之间,因部下一句扫兴的进言,他又骤然拔槊将其刺死,次日酒醒后痛哭悔恨。

鲍国安饰演的曹操。来源/影视剧《三国演义》

剧集播出后,观众发现自己无法再用“奸臣”二字概括眼前这个人。鲍国安让观众告别了戏曲时代的黑白二元论,接受了一个奸雄的完整人格,让东汉末年许劭那句“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评语有了具象的眉眼。

如果说鲍国安打破的是反派“白脸”的刻板印象,那么同一部剧里的唐国强,打破的则是正派贤相的老生惯性。

唐国强进组前,出演过电影《孔雀公主》《小花》,年轻英俊。但是在传统戏曲和早期影视里,诸葛亮一出场就是羽扇纶巾、长须飘飘的老生扮相。在京剧《群英会》《借东风》里,哪怕是赤壁之战时的诸葛亮,演员也要戴上三绺长髯,仿佛他生来就是五丈原上的老丞相。

然而,这种舞台印象忽略了基本的历史事实。陈寿在《进诸葛亮集表》中称诸葛亮“身长八尺,容貌甚伟”。建安十二年(207),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提出《隆中对》时,年仅二十七岁。

唐国强饰演的诸葛亮。来源/影视剧《三国演义》

唐国强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年龄反差。二十七岁的青年决定出山搅动天下风云时,眼神里怎么可能没有光芒?在剧中,唐国强将诸葛亮初出茅庐时的英锐之气、舌战群儒时的意气风发演得淋漓尽致;到了白帝城托孤之后,他才一步步收起锋芒,步态放缓,眼神变得深邃疲惫;直到建兴十二年(234)病逝五丈原,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青年,终于在秋风中化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悲剧身影。观众由此恍然大悟,原来诸葛亮首先是一个怀揣理想的年轻人,然后才是一个被蜀汉国运熬干心血的老丞相。唐国强把二十七年的光阴流转还给了诸葛亮,也让自己的面孔与智圣融为一体。

从史书上的功业记载,到荧屏上的悲欢人生

中国有着绵延不绝的官修史书传统,但正史多以记事为主,笔法简练。而史书文字的留白,恰恰给历史剧演员留下了创作空间。

2005年《汉武大帝》播出后,观众对陈宝国饰演的刘彻给出了一个极高的评价:“他不像演的,就像真的。”

汉武帝北击匈奴、独尊儒术,这些功业在课本上只是一行行黑体字。陈宝国则跳出了套路,演出了一个真实的“人”。后元三年(前141),十六岁的刘彻即位,早年在窦太后的阴影下隐忍蛰伏,眼神里藏着野心与焦灼;中年卫青、霍去病捷报频传时,他展现出睥睨天下的狂傲;到了晚年,征和二年(前91)巫蛊之祸爆发,皇后卫子夫与太子刘据相继自尽。据《资治通鉴》记载,两年后,年近七十的汉武帝对群臣悔叹:“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他又专门建造思子宫寄托哀思。在剧中,陈宝国饰演的老年汉武帝佝偻着身躯,在幽暗的未央宫里独自行走,把汉武帝晚年的悔恨与孤独演绎得极为真切,让观众仿佛亲眼看着他走过辉煌而又苍凉的一生。

陈宝国饰演的汉武帝。来源/影视剧《汉武大帝》

同样留下这种真实感的,还有1999年《雍正王朝》里饰演康熙帝的焦晃。

不少演员演这种角色喜欢挺胸抬头地“端着”,话剧演员出身的焦晃对康熙晚年的处理却十分自然。康熙四十七年(1708)至五十一年(1712),康熙帝两度废黜皇太子胤礽,诸皇子结党争储,令年迈的康熙帝痛陈:“朕未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剧中,焦晃饰演的康熙帝穿着家常袍子,在乾清宫里微微驼背,步履蹒跚,说话带着老年人的沙哑与停顿;可一旦骤然发怒质问群臣,骨子里透出的天威又令人胆寒。他让观众真切相信,那个开启了康乾盛世的君王,在生命最后几年里,就是这样在慈父与严君的身份矛盾中不断转换。

焦晃饰演的康熙。来源/影视剧《雍正王朝》

这样的例子在荧屏上还可以列出一长串。《史记》对秦惠文王着墨不多,《大秦帝国之纵横》里的富大龙,在杀伐果决间演出了嬴驷的松弛与狡黠,更带着几分关中土气,让秦惠文王有了丰富的血肉与性情。《贞观之治》里的马跃收起帝王戏惯有的霸气张扬,把李世民演成了一位肯听逆耳之言、时时自我克制的君主。刘晓庆在1995版《武则天》中横跨人物的数十年光阴,从少女才人演到垂暮老妪,将女皇的千娇百媚、铁血手腕与终极孤独刻画入骨。

刘晓庆饰演的武则天。来源/影视剧《武则天》

梁冠华在《神探狄仁杰》中身形富态、目光如炬,将一代名相辅弼武周的大度雍容与明察秋毫的神机妙算融为一体。林芳兵在《唐明皇》中增重增韵,宛如周昉《簪花仕女图》中走出的盛唐贵妃,不仅复刻了“回眸一笑”的丰腴仪态,更演出了时代旋涡中女子的无奈与哀愁。

梁冠华饰演的狄仁杰。来源/影视剧《神探狄仁杰》

林芳兵饰演的杨贵妃。来源/影视剧《唐明皇》

《大明风华》里的王学圻,更是演出了朱棣晚年的雄猜、疲惫与不肯服老。至于和王刚搭了十几年戏的张国立,不仅在《宰相刘罗锅》里把自号“十全老人”的乾隆演成了一个爱斗嘴、好面子、带点孩子气的人,又在《铁齿铜牙纪晓岚》里演活了那个手持烟袋、机智诙谐的纪晓岚。

张国立饰演的康熙。来源/影视剧《康熙微服私访记》

荧幕光影反向塑造民间造像

在“成为”历史人物的谱系中,还有一类奇特现象,演员的演绎不仅留在观众脑海里,甚至走出荧幕,反向改写了民间的传统造像与民俗习惯。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1986年版《西游记》中张玉善饰演的玉皇大帝,以及1994年版《三国演义》中陆树铭饰演的关羽。

北宋大中祥符年间,宋真宗尊奉玉皇为“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玉皇大天帝”,将其纳入国家祀典。此后近千年里,民间庙宇中的玉帝塑像虽都参照古代帝王像穿戴冕旒衮服,长相却各凭匠人想象,没有统一的“标准脸”。直到1986年版《西游记》播出,张玉善饰演的玉皇大帝方面大耳、不怒自威又略带温和,加上2000年《西游记续集》里王卫国对同一形象的延续,随着电视机的普及传遍千家万户。

张玉善饰演的玉皇大帝。来源/影视剧《西游记》

与玉皇大帝异曲同工的,是陆树铭饰演的关羽。

历史上,《三国志·关羽传》对关羽相貌只记了“美须髯”三字。宋元以后,关羽历经北宋封王、明万历年间封“三界伏魔大帝”、清代升入中祀,成为与“文圣”孔子并列的“武圣”。《三国演义》第一回用三十个字定格了他的文学外貌:

“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

到了1994年版《三国演义》里,陆树铭戴上夫子盔、披上绿锦战袍,微眯着丹凤眼勒马横刀,把书上的三十个字变成了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为贴合角色,陆树铭把关羽台词全部手抄贴在墙上日夜揣摩;每次化妆,化妆师都要用乳胶与纱条将他的眼角紧紧吊起,久而久之,眼角皮肤都被拉扯得磨破发炎。剧集播出后,陆树铭成了难以逾越的荧屏关公,许多民间关帝像也在不自觉地向陆树铭版关羽靠拢。

陆树铭饰演的关羽。来源/影视剧《三国演义》

还有《三国志》称张飞“雄壮威猛”,1994年版《三国演义》里的李靖飞在豹头环眼之外,又演出了他粗中有细、天真率直的一面。

李靖飞饰演的张飞。来源/影视剧《三国演义》

这种影视形象反哺传统民俗的现象,源于大众获取图像方式的改变。在古代,普通人除了进庙看泥塑、过年贴年画,很难见到神明与古人的图像。而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恰逢电视机走进千家万户,也是四大名著等大制作历史剧集中播出的年代。当数以亿计的家庭每晚守在电视机前,反复观看老演员耗时数年打磨出的同一张面孔时,高频次的视听传播便在大众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共同记忆。

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本该如此”的古人?

回到最初的问题,这些演员为什么能从历史人物形象的模仿,变成模仿者的“形象”?是因为他们复刻了古人的真实样貌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历史上的曹操身材矮小,东晋孙盛《魏氏春秋》记其“姿貌短小,而神明英发”,现代考古学家根据曹操墓残存股骨推算,认为其身高可能不足160cm。而演员鲍国安,公开资料显示其身高为175cm;传世画像里的包拯是白面儒雅的宋代文官,额上那弯象征“日断阳、夜断阴”的白月牙本是明清戏曲脸谱,金超群在1993年版《包青天》里顶着黑脸月牙、声如洪钟,却让观众认定那才是包青天本尊;王刚演的和珅,更是与历史画像判若两人。

金超群饰演的包拯。来源/影视剧《包青天》

可见,荧幕上的形象深入人心,并不在于外貌细节的分毫复刻,它真正倚仗的,是通过角色性格的把握等高超的艺术加工,让观众真正信服“千面哈姆雷特”中这一个的艺术真实性。

鲍国安的曹操,让观众在乱世变局中看到了奸雄的复杂;

唐国强的诸葛亮,让观众在蜀汉兴亡的宿命里,记住了青年孔明的意气风发;

陈宝国的汉武帝与焦晃的康熙,让观众在宏大功业的背面看到了帝王的鲜活;

……

比起考据学意义上的标准答案,他们向公众提供的,是一份在民族情感与文化心理上最容易被接纳的共同想象。在中国观众的历史想象里,历史从来不止于冷冰冰的年代与数据,更是一座由具体的人构成的道德与情感剧场。在史书留下的缝隙中,在历史与戏剧的张力中,优秀的演员以自身为媒介,替古人发出了跨越千年的声音。

陈宝国饰演的汉武帝。来源/影视剧《汉武大帝》

从这个意义上说,荧幕历史人物的经典化,是演员与观众之间达成的一场无声默契。演员竭尽艺术功力,从历史记载的字里行间提炼出鲜活的人物形象和充沛情感;电视机前的观众则在共鸣中报以由衷的赞叹和永留心间的认可。这是对扮演者震耳欲聋的无声褒奖。

参考文献: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

(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

余嘉锡撰:《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

(宋)苏轼撰,王松龄点校:《东坡志林》,中华书局,1981年版。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

(英)马戛尔尼著,刘半农译:《乾隆英使觐见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曾睿淇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编辑 | 徐若曦(实习)

校对 | 火炬 王旭 张斌 胡瓜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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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台”的“台”,到底是什么台?

2026年11月13日 17:00

原创 思归乐 2026-11-13 17:00 北京

那个曾经“来自星星”的“台”,如今落在人间,落入凡尘烟火气中。

本 文 约 4500 字

阅 读 需 要 13 分钟

在古装剧或古典小说中,我们常常看到人物互称“兄台”。在古人的书信中,也常有“台鉴”“台驾”“台甫”等尊称。时至今日,“兄台”仍然是一个得体的、带一点书卷气的平辈敬称。

可问题是,这个“台”字到底从哪里来?它指的究竟是楼台、讲台还是工作台?明明是一个指代建筑或家具的字,为什么会被安在人的身上,变成一个被广泛使用的尊称?

如果追根溯源,会得到一个惊人的答案:这个问题的根源不在人间,甚至不在地面上,而在遥远的星空之中。

“天文图”碑拓片。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来自星星的名字”?

我们三个真厉害

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中,有一组被称为“三台”的星官。《晋书·天文志》中说:

三台六星,两两而居……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主开德宣符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为司命,主寿。次二星曰中台,为司中,主宗室。东二星曰下台,为司禄,主兵。又曰三台为天阶,太一蹑以上下。

“三台”一共六颗星,两两一组,分别被称为上台、中台和下台,分管寿命、宗室和征伐。根据现代星座划分,它们大致位于大熊座一带。天上的“三台”对应人间的“三公”,即周代的太师、太傅和太保,或者汉代以后的太尉、司徒和司空,是仅次于皇帝的最高官员。《后汉书·杨震传》记录了一个神异的故事。杨震还没出仕时,有冠雀衔着三条鳣鱼飞到讲堂前。讲堂的先生当即说:

蛇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数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

意思是说:这三条鱼对应天上的三台六星,您要升到三公的位置了啊!后来杨震果然官至太尉。这蕴含着上古时期的朴素信仰:地上的人能不能位及三公,首先要看天上那六颗星给不给面子。古人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并提出了一种“官制象天”的理念。人们认为,星空本身有着一套官员班列,即“天官”。地上的世界应该效法高天,人间官僚体系也应当效法天上的星官格局,让官职的尊卑位阶与星宿一一对应,从而以“天道”为人间秩序提供正当性。

影视剧中的星空。来源/影视剧《藏海传》

此外,天上的星区与地上的州国也彼此绑定,每个行政区划都有对应的“守护星区”。《周礼·春官》中记载了名为“保章氏”的官职:

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

说白了,保章氏的职责就是盯着星空,一旦某颗星出了状况,就马上告诉对应的诸侯国:你家要出事了。在汉代以后,这种对应关系仍然存在,其中天上的星区被称为“分星”,地上的区域被称为“分野”。唐代王勃写《滕王阁序》,开篇即云“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说的正是滕王阁所在位置,在分野体系里被划在翼轸的名下。

宋代学者王观国对此提出过质疑,认为翼、轸是荆州的分星,而豫章郡在汉代属于吴地,分星为斗、牛,跟翼轸八竿子打不着。尽管如此,《滕王阁序》的存在仍然可以证明,虽然时代易变,但古人始终遵循“官制象天”的理念。

因此,古代,尤其是上古时期的官职,大多是“来自星星的名字”。官职越重要,所对应的星星也就越高贵。“台”这一官职之所以高贵,就在于它所对应的三台星。再来看“台”的繁体字之一“臺”字(简化字"台"实际合并了臺、檯/枱、颱等多个字),“臺”指高耸的土台或楼台,星名“三台”用的也是这个字。《说文解字》中说:

臺,观,四方而高者。从至,从之,从高省。

“臺”字的篆文字形像一座高台,人登临其上,就能眺望四方。因为古代官署多修建于高地,所以“臺”也引申为官署。许多重要的官署都带有“台”字,例如在汉代,尚书台被称为“中台”,御史台被称为“宪台”,谒者台被称为“外台”,同样合称“三台”。

御史台精舍碑。来源/西安碑林博物馆

其中御史台的名声最复杂也最有趣。它负责监察百官,还有个别称叫“乌台”——因为御史府的院子里种满柏树,据说树上栖着数千只乌鸦,晨去暮来,被时人称为“朝夕乌”。院外是黑压压的乌鸦,院内是负责纠察百官的“阎王”,放在百官眼里,这画面实在堪比“世界末日”。此外,汉代皇家档案库被称为“兰台”,是官方存放档案和图书的地方,班固就以兰台令史的身份在那里修过史。

东汉时期,台阁制进一步扩大了三台的权力,最初的“三台”——“三公”反倒被排除在政治中心之外。隋炀帝时期增设司隶台,与先前的谒者台、御史台并列,仍然并称三台。因为这些机构举足轻重,“台”也随之成了权力和尊贵的代名词。可问题来了:它们又是如何从对官署的称呼,转变为一个常用尊称的呢?

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一转变发生的具体时间已经不可考,但至少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用“台”来称呼人的情况。《通典·职官》中说:

侍御史之职有四……台内之事悉主之,号为台端,他人称之曰端公。其知杂事者,谓之杂端。

唐代御史台设有侍御史一职,主持御史台事务,因此也叫“台端”。有唐一代,这个称呼作为官职延续了数百年。到宋代时,欧阳修给朋友写信,开头就已经变成了“屡烦台端,悚仄可知”,在《与王宣徽书》中,王安石的落款也是“某顿首再拜留守宣徽太尉台座”。

宋陆游致仲躬侍郎尺牍中称“台座”。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清代曾国藩给胡林翼写信,说“闻台端剗(铲)除强暴不遗余力”,彼时胡林翼却不是御史,而是湖北巡抚。因此,这里的“台端”已经不再被用于指代官职,而变成了对具备一定政治地位的收信人的敬称。此外,清代有制台、抚台、藩台、臬台等称呼,都是在官称后面缀一个“台”字,表示对地方大员的尊称。这与清代地方官名的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至此,“台”这个字已经彻底固定下来,成为一个常用的敬辞。书信和口语的发展加快了这个过程。在旧式书信里,“台”字的存在感极强,但始终没有完全脱掉文雅的底色。问对方的表字叫“台甫”,请对方看信叫“台鉴”,写在信封上请对方拆阅叫“台启”,祝对方安好叫“台安”。在平辈通信的提称语里,“台鉴”和“足下”“阁下”一样,都是极常见的日常用语。

有意思的是,当“台”字成为日常用语时,它身上那种代表权力和尊贵的气息便被冲淡了。在近代汉语中,带“台”的敬辞曾经多到令人眼花:台端、台甫、台鉴、台启、台驾、台光、台颜、台翰、台札、台命、台意……几乎凡是与对方有关的事物,后头都能缀一个“台”字。在今天,这些词绝大多数已经退出了口语,只在旧学书札、仿古文案和少数正式公文中残留。

王鉴手札中的“台”。来源/故宫博物院

随着这些敬语被泛用,它们不再局限于对握有一定权力的官员的尊称,也被用于平辈之间。在给长辈写信时,人们往往会使用另一套语言系统。换言之,“台”虽然仍然是敬辞,但经历了一次悄无声息的降级。

对于“台”来说,这是一个漫长的剥离过程。它先失去具体的官署所指,再失去具体的官职所指,最后连尊卑等级也模糊掉,只剩下一个笼统的功能——表达尊敬。在它的加持下,光秃秃的“鉴”“甫”顿时变得更加郑重,让写信人和收信人都油然而生一种体面感。

理解了“台”的词义剥落,再来看“兄台”的构造,就会明白它为什么有独特的魅力。“兄”代表着亲近,“台”却意味着分寸,两种截然相反的气质相融,就构成了一个不卑不亢,亲而不狎的称呼。

从“台端”到“兄台”?

地位不保!

就目前能看到的文献而言,“兄台”作为一个凝固的词语出现得比较晚。宋人书信里常见“某兄台座”等词,“兄”和“台”还分属不同的词语。到了清代小说里,“兄台”的说法才大量出现。如《三侠五义》中展昭推官时说:

兄台再休提那封职,小弟其实不愿意。

称“兄台”往往并不意味着年岁长幼,同龄或同辈人皆可互称兄台。如展昭称丁二爷为“丁二兄”,丁二爷也称展昭为“兄台”,有时话说得快了,便互称对方为“吾兄”,称自己为“小弟”。如果再给“兄台”加点料,常常会造成更亲密的氛围,如《儿女英雄传》里,安老爷对邓九公一口一个“老兄台”,比“兄台”更多了几分亲近:

我也难得到此,老兄台,你合他既有这等的气谊,怎的得引我会他一会也好……小弟虽不敢自命英雄,这桩事却合老兄台的见识微微有些不同之处。

统观清代小说,最常用“兄台”一词的当数公案和侠义小说,这使得“兄台”这个词在客气之余,也带上了一股豪壮的江湖气。比较可信的说法是,“兄台”或许是“老兄台座”或类似称谓的缩写,虽然简便,却也造成了新的问题——这一缩写,词义就发生了偏移。

影视剧中的“兄台”称呼。来源/影视剧《兰香如故》

就像“阁下”的“下”不指台阶,“尊驾”的“驾”也不指马车,“兄台”的“台”也不再代表官职或地位,而是衍生出一种情感意味浓厚的引申义。举个例子:当我们说“台端”“台座”时,关注点聚焦在“台”字上;说“兄台”时,关注点却挪到了“兄”字上。在这个过程中,“台”的存在感被弱化了。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呢?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人们之所以使用“兄台”,不仅是为了表示尊敬,更是为了拉近关系。“兄”和“台”谁更能达到这种效果?当然是蕴含亲属关系的“兄”。于是,“兄”的地位理所当然地抬升,而“台”虽然仍是实词,却慢慢变成了“兄”的附属和助手。在功用上,它更像一个类似后缀的标记。

相比于“台端”“台座”这些止步于书面的敬辞,时至今日,“兄台”仍然活跃在现代口语中。现代人开玩笑时,有时还会戏谑地说“这位兄台”,意义几乎等同于“兄弟”,但多了一层故意“拽文”的戏谑意味。

尤其是近年来,“古风小生”成为一种新的网络风潮。在满屏飞舞的“妙哉妙哉”“噫吁嚱”“笑得小生一命呜呼”“笑得小女子江湖悠悠”之中,同样半文半白的“兄台”越发成了一句笑嘻嘻的调侃。评论区里一句“兄台此言差矣”,半是抬举半是逗趣;弹幕里飘过一句“还有几位兄台在看”,让人仿佛能看到一位陌生朋友在隔空拱手。那个曾经“来自星星”的“台”,如今落在人间,落入凡尘烟火气中,化作了一声亲切的问候。

从天上的三台六星,到汉代御史的衙门,再走到后来书信里的“台甫”“台鉴”,最后缩进网络聊天框里的一声“兄台”,“台”字走过了一场长达数千年的长路。最初,它指涉的是宇宙秩序和权力,是整个国家最庄重的部分。可走到最后,它留下的却只有一种语气,和一些无法称量的、看似轻飘飘却让人珍之又重的情感。

参考文献: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唐]杜佑撰,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徐庭云,谢方点校:《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清]石玉昆述,王军点校:《三侠五义》,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清]文康著,何草点校:《儿女英雄传》,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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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思归乐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编辑 | 徐若曦(实习)

校对 | 火炬 王旭 张斌 胡瓜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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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海,长于潮,兴于汇

自16世纪中叶起

澳门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牢牢镶嵌在中西交往的远洋贸易网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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濠江内外的博物馆像一面面镜子

各自映照出澳门的不同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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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救国,心系民众:孙中山的澳门岁月

2026年11月12日 16:38

原创 周渝 2026-11-12 16:38 北京

纪念馆里的一切,依然在致敬着来时路。

本 文 约 4800 字

阅 读 需 要 14 分钟

澳门连胜街68号,镜湖医院慈善会大院里立着一尊很特别的孙中山铜像。他既没有穿标志性的中山装,也没有披挂上英武的大元帅戎服,而是身披医生长袍,胸前挂着听诊器,这尊铜像表现的是那个26岁的年轻医生孙文。

铜像背后是镜湖医院,在院区有一座飞檐翘角的两层中式亭阁——镜湖历史纪念馆。这座1989年建成、2001年完成扩建的场馆并不大,夹在连胜街的老骑楼和镜湖医院住院部之间。从外面看,更像慈善会大院里多出来的一间偏厅。但只要推门进去,当中庭那方来自19世纪的“镜湖医院”门额石刻映入眼帘时,就不像在逛一个普通院史馆了。因为它所讲的,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澳门华人怎样借一间医院,医人、济世、救国。

镜湖医院,位于澳门特别行政区连胜街68号,院内有镜湖历史纪念馆。院前的孙中山铜像身穿医生长袍,胸前挂着听诊器,所表现的是26岁时前往澳门、在镜湖医院当医生的青年孙文形象。摄影/王静

华人自己办医院

面积约531平方米的镜湖历史纪念馆并不大,展陈却分得清楚:中庭、左展室、右展室,三块各有侧重。中庭最醒目,“镜湖医院”门额石刻、清廷所赐“旨建坊”、《倡建镜湖医院碑记》一并摆着,像把华人自己办医院这件事,一层层摞给每个到来的人看;前主席何贤、林炳炎、马万祺及首任院长柯麟的半身铜像立在侧旁。主道两旁嵌着碑志,还有光绪十年(1884)“炙光希义”牌匾。

这些物件的起点,是清同治十年(1871)。彼时,距离1849年澳督亚马留封闭中国海关在澳机构、停付地租、驱逐清廷驻澳官员,葡萄牙对澳门由“租居”转向实际殖民统治,至此已过去22年。尽管当时还未逼迫清廷签约,但葡方对澳门从“租居”转向实际殖民统治已是事实。在这套殖民统治下,当地华人地位和处境明显下降,其中面临的一大困难是医疗问题。当时澳门华人社群遇病靠中医郎中,遇疫靠善堂施茶,贫民病死往往连口薄棺都凑不出。这种情况下,香港、澳门以及南洋的一些爱国华人绅商深知殖民政府靠不住,于是自己凑银子、自己请医生、自己立规矩。同治十年(1871),澳门镜湖医院创立,一开始它既不是“政府医院”,也不是某一姓一族的私医馆,而是澳门华人社会共同养出来的慈善医疗机构:中医为主,赠医施药,兼办殓葬、救灾、济寡。

镜湖历史纪念馆中庭陈列的历史物件,以1872年的“镜湖医院”石刻和1893年的“旨建坊”匾额为代表,呈现了镜湖医院的早期历史。馆内还展示了各式牌匾、孙中山手迹和重要历史文件等。摄影/王静

中庭与馆内展柜里的旧物,恰好替这段建院史作了注脚。例如两广总督部堂、广东巡抚部院分别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光绪二十四年(1898)发给镜湖分院的熟田、草白坦院照,也就是不同土地的确权文件,印证了清廷在澳葡管治缝隙中仍对这家华人善堂予以官方认可,当时的医院、慈善机构往往依靠这些拨给的田地收租来维持医院的日常慈善开销;而光绪二十二年(1896)省港时症流行、拟专设医师常驻疫局的记录,则可以看到镜湖医院“施医赠药”的日常分量。展柜里那杆用来称名贵药材的木制“厘秤”,连同旧药匙,提醒着参观者,镜湖起家本是以中医为底;另有一方“洪圣大王宝玺”木印与说明,又透出早期华人社会信仰。在殖民统治下,华人把看病、济贫、埋葬贫病死者,甚至祈福护佑都揽在了一处。

也正是这样一个扎根华人社会、既守中医传统又逐步接纳西医的镜湖医院,在1871年倡建、1872年勒石后,逐渐成为澳门华人自己的医院。这也不只是写在药单上的医疗救济,还包括诸多社会建设,例如光绪十五年(1889),镜湖医院集资扩筑澳门通拱北的“高沙石路”,这段路旧称“莲花茎”,是一条狭窄不平的小路,也是唯一陆路通道。莲花茎两侧临海,行旅车马往来不绝。光绪元年虽曾募修,终因沙浮土薄,风雨一至便飞沙流土、险象环生。1889 年,镜湖医院再度集资扩筑高沙石路,路况方得大改。

镜湖还有“义地”——当年镜湖医院建于三巴门外,在两大山岭之间,其西南面是大炮台山,院区周边山野草莽间旧坟累累;医院建成后,连贫病死者也无地可葬。澳门慈善人士认为镜湖筹办慈善殓葬事宜有益于贫苦大众,非常同情和支持。为埋葬贫病死者之义地急需另行寻觅,一些当地慈善人士及邻近乡绅合资购地赠与镜湖,或以捐神庙香油钱名义,或以市价售与镜湖作为义地。

1892 年,青年医者孙文迈步而来。他所面对的,除却一间实体医院,更有华人社群自行搭建起的完整信任网络。  

医者孙文与镜湖

镜湖医院和孙中山的关系,远比“他来当过医生”要深远。走进左展室,就能看到华人之间这份信任的具象载体:两张借款单据复制品——第一张落款时间为光绪十八年(1892)十月三十日,由吴节薇作保,孙逸仙亲笔署名。而这借款撑起来的,是澳门早期“中医施药、西药赠送”并行的诊所。

孙中山对澳门并不陌生。他的故乡翠亨村与澳门毗邻,两地原来也同属香山县的乡土,据说少年时代的孙中山就曾随父兄去过澳门数次,而有案可稽的第一次,是孙中山13岁前往檀香山读书时,曾经澳门乘船,在这里留下足迹。五年后,孙中山归国前往香港继续深造,澳门同样是其往返省港的选择。后来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自述,在香港就读“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辞,无所忌讳”。

但澳门与孙中山事业产生实质上的联系,是他从香港西医书院肄业后,赴澳门行医开始。1892年9月,孙中山到澳门镜湖医院担任义务医师。正如前文所言,这所医院自建立以来,一直以中医中药为主治病,孙中山的到来,让西医在澳门华人社会里第一次有了制度性落点。1892年12月,孙中山由澳门士绅吴节薇等担保,向镜湖医院借款银1440两,开设中西药局,地址设于澳门草堆街80号,主要活动为向病人进行“西药赠送”。孙中山也认为澳门对西医在中国的发展有重要意义,他后来说:“中国有医局以来,其主事官绅,对于西医从未有正式的提倡,有之,自澳门始。”

镜湖历史纪念馆内陈列的孙中山光绪十九年(1893)三月借据(复制品)。光绪十八年(1892),孙中山由澳门士绅吴节薇等担保,向镜湖医院借款银 1440 两,开设中西药局。次年,孙中山再借“贰仟肆百大员”、附赠医两小时

那张光绪十八年(1892)的借据只是开头。光绪十九年(1893),孙中山再借“贰仟肆百大员”、附赠医两小时。而在《镜湖医院志事录簿》中,也记载孙中山的两笔借款,即“存孙逸仙翁揭本银壹仟肆佰肆拾两”及“存中西药局孙逸仙揭本银壹仟柒佰贰拾捌两”。

或许有人好奇,孙中山在澳门期间,除了行医外,是否也用从镜湖借得的这笔钱从事革命活动呢?可以得知,孙中山在澳门行医的时间并不长,1892年秋到来,1893年春即离开。而这半年中,孙中山的主要活动还是行医,他每日下午1时至3时在仁慈堂右邻写字楼诊症,星期日10时至12时在此接种牛痘。其间他与葡萄牙友人弗朗西斯科·飞南第(Francisco  Fernandes)时有来往。此前飞南第曾在香港担任报馆及法院翻译,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求学时两人相识并成为好友。回到澳门后,飞南第创办中文周报《镜海丛报》,在1893年7月25日的报道《神乎其技》中,盛赞孙中山医术高明。

可以看到,镜湖历史纪念馆没有夸大孙中山在澳门的革命活动,但翻开史料可以看到,从香港读书到澳门行医期间,孙中山革命思想已经萌发,正如其自述“及予卒业之后,悬壶于澳门、羊城两地以问世,而实则为革命运动之开始也。”可以说,澳门是孙中山先生踏入社会、走向世界的第一站,也是他开展革命活动的起点。

同时,澳门也是孙家的“第二故乡”,孙中山父亲孙达成早年在澳门务工,兄长孙眉晚年定居澳门并于此离世;原配夫人卢慕贞、次女孙婉、外孙女戴成功等亲属长期在澳门生活。镜湖医院因此与孙中山家族数代人深度联结,在爱国力量的接续守护下,书写了一段跨越世纪、情暖濠江的历史佳话。

救亡与教育

孙中山在澳门待的时间很短,可他的思想比人留得更长久。十年不到,水坑尾、白马行、连胜街一带的华人青年里,“革命”二字已经从报纸钻进了酒馆和书房。1905年前后,革命党人刘思复在澳门频繁活动,反清小册子顺着镜湖周边的华人网络流动;1909年同盟会澳门分会成立,以乐群书社作掩护,卖新书、藏密信、接济过境革命者,表面是文人聚脚处,背地里已是珠江口外一处革命转运站。香山起义的枪声、民军过澳筹饷、镜湖绅商暗中垫银,都说明当年那个年轻医生所在的澳门,已经从他的“行医之地”变成了革命的外围基地之一。

镜湖历史纪念馆,位于澳门特别行政区连胜街 68 号,由镜湖医院慈善会倡建,1989 年建成,2001年完成扩建,主体建筑采用仿中式亭阁设计。该馆以展示镜湖医院历史为核心。作为澳门历史最悠久的华人医疗机构,镜湖医院在抗战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1911年10月的武昌起义引发各地纷纷响应,次年清帝退位,清朝灭亡。但对镜湖医院来说,在澳门这片土地上,华人社会还要继续自力更生地活下去:瘟疫还要防,贫民还要葬,战事一来还要抬担架。正因如此,当1931年日寇侵华,家国危难之际,这家扎根华人社会的医院,便顺理成章地成了澳门救亡图存的中枢。

早在1931年,镜湖联合澳门商会、同善堂发起筹备救伤组织。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镜湖值理会议决汇出大洋5000元,托上海广肇公所赈济上海兵灾,展柜中留存的正收据,便是其跨域援救的早期印记。至1933年12月,“镜湖医院救伤队”正式成立,宗旨朴素而明确:“以备地方偏灾,为公众之防卫。”

1937年七七事变后,镜湖值理会议决“筹组救护团,遇华南有战事即可参加祖国抗战”。同年10月,由镜湖值理及社会人士共53人发起,“澳门中国青年救护团”成立,推举徐伟卿为团长,柯麟等负责训练。这支队伍先后派遣百余名学员多次奔赴广州、中山等地前线救助。与此同时,镜湖频繁召开会议,调集物资,并大量收治从内地转澳的伤病员。

随着华南战事蔓延及1941年香港沦陷,澳门人口激增至战前三倍,难民颠连无告。据战后澳门相关年鉴统计,镜湖承担了全澳九成以上(约98.72%)的贫病救治。1943年至1946年间,镜湖赠医超30万人次,赠药逾56万剂,留医两万余人;1941年至1945年免费葬殓近1.5万具遗体。在日伪特务暗中监视的险境下,镜湖还于1943年应英领事馆之请,收容英美籍贫病难民,展现了救死扶伤的担当。

从修路筑桥到战时救伤,镜湖医院的历史轨迹始终与华人社会的存亡交织。抗战胜利后,医院并未立刻卸下重负。战后难民滞留、疫病未消,镜湖继续施医葬殓,诊室照开,贫病照济,护士学校照办,镜平学校也从义学、平民小学,逐步发展为涵盖幼教到中学的完整教育机构。镜湖在教育机构方面之所以在战后迅速发展,得益于一位叫柯麟的“红色医生”,他是中国共产党杰出的地下工作者、著名的医学教育家,曾长期服务镜湖。1946年柯麟出任镜湖医院院长后主持医务与校政,他对于镜湖的医学教育建设非常重视,在其努力推动下,于1923年创办的镜湖护士学校步步升级,其后数十年间,这所学校的办学质量越来越高,终在1999年正名为“澳门镜湖护理学院”。

待到20世纪末澳门回归时,镜湖已换了全新面貌:透析中心、康宁中心、高压氧中心先后立起;复杂手术做得动了,临床研究做得出去了,和内地及海外医学院也坐到同一张桌子前。当年那方1872年石刻上写的“镜湖医院”,早已不是善堂里几间药房、几杆厘秤的模样。不过,走进镜湖历史纪念馆,人们会发现:中庭的石刻没动,馆前孙中山还披着医生长袍,柯麟的半身像仍坐落馆内,纪念馆里的一切,依然在致敬着来时路。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6年11月上,原标题为《澳门镜湖历史纪念馆 行医与救亡的双重奏》,有删改。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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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周渝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编辑 | 徐若曦(实习)

校对 | 胡瓜 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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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海,长于潮,兴于汇

自16世纪中叶起

澳门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牢牢镶嵌在中西交往的远洋贸易网络之中

想要读懂澳门,不必远求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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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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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过山海,汇于三江:五谷如何在中国酿成一杯“和美”?

2026年11月11日 20:30

原创 关禾 2026-11-11 20:30 北京

山海阻隔了土地,却未曾阻断种子的远行。

本 文 约 3900 字

阅 读 需 要 13 分钟

一粒种子,能够走多远?

有的粮食在中国的土地上被驯化、栽培了上万年,有的则跨越高山、沙漠与海洋,经历漫长的传播才进入中国人的田野。它们的到来,不仅改变了各地的作物种类与耕作方式,也潜移默化影响着人们的饮食习惯。

中国人对谷物的利用,远不止于一粥一饭。从蒸煮、磨粉到制曲、发酵,人们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探索粮食的不同用途,酿酒便是其中之一。随着不同作物先后传入并扎根,酿酒的原料与技艺也日益丰富。

酿酒画像砖。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当来自不同土地的粮食在中国人的田畴与杯碗中相遇,一杯酒便有了跨越山海的来路,也沉淀下绵延千年的文明记忆。

一杯酒里,藏着五种粮食的故乡

“五谷”是中国人对主要粮食作物的统称,但具体是哪五种,古籍说法并不一致。《周礼·天官·疾医》说“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东汉郑玄注为“麻、黍、稷、麦、豆”;《孟子·滕文公上》写“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赵岐则注为“稻、黍、稷、麦、菽”。两种解释的差别,在于一“麻”、一“稻”,反映出古代粮食谱系随地域物产和农耕生活而变化。

今天,一杯五粮共酿的白酒,所用原料已是另一种组合: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大米与糯米同属稻作体系,这五种原料实际上连接着四个区域:中国、西亚、非洲和中美洲。

稻作的故乡在中国。距今一万年前后,长江中下游地区已出现先民尝试耕种野生稻的证据。此后经过漫长驯化与栽培,水稻逐渐成为中国南方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

炭化稻米。来源/浙江省博物馆

小麦来自西亚。大约五千年前,这种在西亚完成早期驯化的作物传入中国。当时北方粮食作物仍以粟、黍为主,随着磨粉技术和面食加工方式发展,小麦才逐渐被广泛接受,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小麦在北方主要粮食作物中的地位显著上升。

另外两种粮食的故乡更加遥远。高粱起源于非洲,耐旱、耐瘠薄,后逐渐传播到亚洲,至于它何时、经由哪些路径进入中国,学界仍有争论。玉米由墨西哥地区的野生大刍草驯化而来,约在16世纪随全球物种交流传入中国,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下:“玉蜀黍种出西土,种者亦罕。”寥寥十余字,正是这种新作物初到中国、尚未广布时的一帧历史切片。

山海阻隔了土地,却未曾阻断种子的远行。当四方物产汇聚于中国人的田野,世界农业文明的多元成果也融入中国绵延数千年的农耕传统之中。这些跨越山海而来的作物,如何适应中国的水土与饮食传统,又如何从田间谷物变为酿酒原料?还要从中国人对粮食的加工与利用说起。

越过山海,五谷汇聚成中国味道

2024年,一项针对浙江浦江上山遗址12件陶器残片的研究,检出了稻米淀粉、酵母和红曲霉等与发酵有关的微生物遗存,为距今约一万年的稻米酿酒活动提供了证据。《诗经·豳风·七月》中,稻米酿酒已有文字记载:“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秋收的稻谷经冬酿成春酒,用来祝愿长寿。可见粮食不仅是日常食物,也成为岁时礼俗中的重要物产。

酿造酒之外,蒸馏酒也逐渐见诸文字。元代忽思慧《饮膳正要》记载一种名为“阿剌吉”的酒:“用好酒蒸熬,取露成阿剌吉。”先将酿成的酒加热,再收集凝结的酒露,这与直接发酵所得的酒已有不同。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又将烧酒制法追述至元代,记其“用浓酒和糟入甑,蒸令气上,用器承取滴露”。蒸馏技术的发展,为中国谷物酿造开辟了新的工艺路径。

古籍记录了中国酿酒技术的演进,而一座城市的历史,则让这些技艺落到具体的水土之上,显现出积累与传承的脉络。在中国西南,金沙江奔流而来,与岷江在宜宾交汇,长江由此东去。作为三江交汇之地,宜宾舟楫往来、商旅辐辏,自古便是川滇黔物资交流的重要通道。粮食沿着不同道路先后进入这里,在漫长岁月中适应新的水土,融入新的饮食传统,也成为一杯中国白酒的酿造起点。山川赋予风土,匠人调和性情,古窖池中绵延不息的发酵,则让来自不同故乡的谷物一次次相遇、彼此融合,最终酿成独具特色的中国味道。

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杜甫途经戎州(今宜宾),留下“重碧拈春酒,轻红擘荔枝”的诗句。三百余年后,谪居戎州的黄庭坚又在《安乐泉颂》中称赞当地名酒“姚子雪曲”,以“清而不薄,厚而不浊”形容其风味。从唐代重碧酒到宋代姚子雪曲,宜宾的酿酒传统,早已在文人的诗篇中留下印记。

诗歌记录杯中风味,考古则让后人得以走近酒的生产现场。

八大古酒坊分布图

2024年底,“考古五粮液”项目二期成果公布。考古工作者在宜宾老城东鑫和酿酒作坊遗址中,发现了元代以来的酿酒生产遗迹,包括灶坑、蒸馏器基座等设施,并从相关土样中检出小麦、水稻等谷物炭化种子。结合地层与出土遗物判断,该遗址的酿酒生产活动可早至元代。而据文献记载,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叙州复治三江口。遗址位于宜宾老城东,正处在元代叙州城及相关手工业活动范围内,因此,1276年这一明确的城市史坐标,与考古揭示的元代以来酿酒手工业遗存相互参照,为追溯五粮液元明古窖池群的历史源流提供了重要线索。

东鑫和酿酒作坊遗址

从1276年到2026年,整整750年。江岸的城墙与街巷几经变迁,酿酒的活动却在三江之畔代代相续。今天仍在使用的五粮液古窖池群,便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蒸粮、拌曲、入窖、发酵,工序周而复始,世代酿酒人在同一片土地上延续着对粮食与发酵的探索。

粮食的配伍,也在漫长的实践中不断调整。明代传承下来的“陈氏秘方”,积累了多粮酿造的经验。20世纪的酿酒人又以小麦替代原配方中的荞麦,重新调整不同粮食的比例,形成由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构成的现代五粮配方。五粮液中的五粮并非自始便以今日的组合相遇,而是在数百年的尝试与改良中,逐步形成相互协调的酿造体系。

比粮食配比更难察觉的变化,则发生在窖池内部。在传统浓香型白酒的固态发酵过程中,五种粮食提供不同的营养物质,酒曲与窖泥中的微生物则参与糖化、发酵及风味物质的形成。随着窖池长期使用与养护,微生物群落在特定的温湿度、营养条件和酿造环境中持续演替,形成复杂的微生态体系。

国家博物馆五粮液古窖泥收藏证书

中国酿酒人常说“以糟养窖、以窖促糟”。酒醅与窖泥之间的物质交换,既影响每一次发酵,也在长期生产中改变着窖池的微生态环境。窖池的形制可以仿建,经过长久使用形成的微生物群落及其与酿造工艺的相互作用,却难以在短时间内重现。由此看来,古窖池的价值不仅在于年代久远,更在于不间断使用中积累的历代酿酒人的经验。

古窖续香,让七百五十年的历史被看见

一座古窖池,既有看得见的历史遗存,也有肉眼难辨的微生物世界。它们共同引出了新的问题:古代酿酒人使用哪些谷物?元明时期的制酒技术发展到了何种程度?一处长期使用的窖池,又如何影响酒的风味?

围绕这些问题,2026年,五粮液依托“考古五粮液”二期科研成果,推出《元来如此——古窖池750周年》八期专家访谈系列,邀请考古、历史、植物学、历史地理及酿造科学等领域的八位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探寻这段历史。

其中,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考古文博学院)学术院长、四川省考古学会会长霍巍从考古学视角讨论宋元酿酒遗存的历史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植物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赵志军循着植物遗存,追溯酿酒谷物的起源与传播;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元史专家杨印民将宜宾的酿酒生产放入宋元时期的社会背景中考察;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五粮液股份公司技术总顾问赵东则从酿造实践出发,解释传统工艺与窖池微生物之间的关系……不同学科从各自的角度出发,让1276年这一时间坐标,逐渐延展为有关城市、粮食、技术与生活的历史叙事。

《元来如此——古窖池750周年》系列视频预告片

学者沿着遗存追索历史,影像创作者则尝试复原历史的场景。AI创意视频《醉境千年》以马可·波罗东方行记为叙事引子,借助数字技术重构元代叙州的城市图景。三江上的舟船、沿岸的街市、作坊中的釜甑与窖池,在画面中重新铺展开来。旅行者的视角与考古研究提供的历史信息交织,使七百余年前的城市生活与酿酒场景,以新的形式进入公众视野。

此前举办的“大咖话川酒”第三季第一期“宋元酌风华”活动,同样将目光投向七百余年前的历史现场。考古、文史、酿造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中国蒸馏酒的技术演进与文化传承展开讨论。从考古发掘到学术访谈,从行业对话到AI创意表达,原本散见于古籍与考古报告中的历史,正在通过更多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被认识和理解。

这一系列探索,也呼应着中国传统产业发展的时代命题。2026年9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将酿造列入历史经典产业范畴,并提出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统技艺传承与科技创新。对于中国白酒而言,历史经典的价值不仅在于窖池、器物与古籍所保存的过去,更在于传统酿造技艺至今仍在生产实践中延续,并不断借助现代科学获得新的认识。

五粮液的五粮之“和”,汇聚着不同文明、不同物产的交融,也映照出五谷与微生物协同共酿的自然之道;古窖之“续”,则见证着酿造技艺与窖池生态在代际传承中的积淀与演进。“和合共生、美美与共”,由此不再只是对一杯酒的文化诠释,更折射出中华文明兼收并蓄、守正创新的深厚传统。江水东流,岁月更迭,七百五十年承载的,不仅是一段可以追溯的酿酒历史,更是一份仍在延续的文明实践。所谓“元”来如此,既道出一杯酒如何而来:五种粮食跨越山海,留下世界农业文明交流交融的印记;也说的是古窖池何以历久弥新:中国酿酒人顺天应时、精耕细作,以粮为本、以技为用,在代代相续中积淀出酿造生活浓香的智慧。

参考文献:

赵志军:《南稻北粟:中国农业起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6月14日第1713期。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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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关禾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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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秦的崩塌,其实不是从淝水战败开始的

2026年11月10日 21:26

原创 钱贝 2026-11-10 21:26 北京

而就在这一年纷乱的棋局之间,北魏已然在代北破土萌芽。

本 文 约 6300 字

阅 读 需 要 16 分钟

在太元十一年(386),十四位君主依次粉墨登场,誓要在北方大地上留下属于自己的痕迹。

这种局面的出现,还得从苻坚说起。

彼时,前秦已经统一北方,苻坚的目光也越过长江,投向了东晋。在他的设想里,只要拿下江南,天下就再无南北之分。

影视作品提到苻坚。来源/影视剧《唐朝诡事录》

谁知,这场战争,反而让更多人有了自立门户的机会。

东晋太元八年(383)十一月,苻坚亲率号称八十万的大军南征东晋,在淝水(今安徽寿县一带)被谢玄指挥的北府兵打得大败。

在淝水之战以前,前秦是十六国时期唯一一个统一北方的政权。太元元年(376),苻坚吞并前凉,灭掉最后一个北方对手代国,完成对北方的一统。疆域东起辽东,西达西域,南抵淮汉,此时的前秦声势之盛,一度威胁到长江南岸东晋王朝的统治。

然而,淝水一败,让这个看似强大的国家迅速开始土崩瓦解,昔日归附的各方势力纷纷起兵。

太元十年(385)八月,走投无路的苻坚逃到五将山,被姚苌军队俘获至新平。姚苌派使者向苻坚索要传国玉玺,苻坚痛斥他“忘恩负义”,宁死不从,随后在佛寺中被缢杀,时年四十八岁。

苻坚墓位置,位于今陕西省咸阳市彬州市。来源/天地图

他死后,其子苻丕在晋阳继位,试图收拾残局。然而,此时的前秦早已分崩离析,各地首领纷纷自立,慕容垂、慕容冲、乞伏国仁等势力接连反叛,北方再次陷入分裂之中。

至太元十一年(386),同时竟有八国鼎立,形成一年之内八国十四君在位的奇特景象:

东晋——晋孝武帝司马曜在位,偏安江南,是名义上的“华夏正朔”;

前秦——苻坚之子苻丕在晋阳继位,同年苻登又在陇东称帝,一国之内先后两主;

后秦——姚苌在长安称帝,建元建初,正是他亲手终结了苻坚;

后燕——慕容垂在中山(今河北定州)称帝,复辟燕祚;

西燕——慕容氏的另一支,一年之内连换六主;

西秦——乞伏国仁在勇士川建都自立;

后凉——吕光据河西,自称凉州牧、酒泉公,实际已自成一个政权;

北魏——拓跋珪在牛川大会诸部,复国称代,旋改国号为魏。

八个政权,先后十四位君主,互为仇雠,各自开疆拓土,一夜之间,历史似乎回到了“战国时代”。

前秦,不复往昔

苻坚死后,庶长子苻丕在晋阳即皇帝位,延续前秦国祚。其所能管辖的范围,仅限于太原一带,而能依靠的百姓,仅有逃出重围时随军的“男女六万余口”。

在苻丕的东边河北平原,是慕容垂的地盘。慕容垂是前燕皇族,因军功显赫、才华出众遭妒,被屡次打击、遭受生命威胁,故出逃投奔苻坚,被苻坚重用,封为冠军将军、宾徒侯,厚加礼遇。

此后十余年间,慕容垂在前秦朝堂身居高位,手握重兵。淝水之战时,他亦率军跟随苻坚作战。战后,前秦各路大军全线崩溃,唯独慕容垂统领的三万人马完好无损,溃败的苻坚带着千余骑兵投奔他。儿子慕容宝等人当即劝他趁此良机除掉苻坚、光复燕土,慕容垂感念苻坚昔日收容之恩,没有下手,依旧护送苻坚抵达洛阳,以此保全道义。

“大秦龙兴化牟古圣”瓦当。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行至渑池,慕容垂向苻坚请求,前往邺城安抚河北离散部族、拜谒燕国祖陵。苻坚应允,派兵护送他东行。走到半途,慕容垂袭杀随行监视的氐将苻飞龙,正式与前秦决裂。之后,丁零首领翟斌起兵反秦,主动推举慕容垂为盟主;散落各地的鲜卑旧部、前燕旧官也纷纷举兵响应,慕容垂迅速聚拢起一支队伍。太元九年(384),他自称燕王,建立后燕,随即围攻驻守邺城的苻丕。邺城之战旷日持久,慕容垂不急于困死苻丕,反而留出向西撤退的通路,意在把前秦残余势力赶出河北,自己收服冀州、幽州郡县。等到太元十年(385)八月苻丕放弃邺城、向西逃往晋阳,整个河北之地,大多落入慕容垂掌控。次年正月,也就是386年,慕容垂在中山(今河北定州)正式称帝,改元建兴,定都于此,一度成为当时北方实力最强的政权首领。

西燕,轮番上阵

紧挨着苻丕的势力还有另一支“前燕后继者”——西燕。

与后燕相比,早期西燕政权呈现极不稳定的状态,在太元十一年(386)一年之内,连换六位君主——慕容冲、段随、慕容凯、慕容瑶、慕容忠、慕容永。平均下来,每两个月,西燕就会发生一次统治者的非正常死亡,真可谓换君如流水。

前燕末帝慕容暐之弟慕容冲是西燕的建立者之一,他虽贵为皇族,但前燕亡国后,便沦为亡国奴,被掳入前秦宫中受尽屈辱。之后,在前秦贤相王猛的建议下,苻坚将慕容冲外放为平阳太守。在平阳十数年,慕容冲为官如何,史书并无详细记载。但显然,他从未忘记过所受的屈辱。太元九年(384),淝水的败报甫一传来,慕容冲立即举兵造反,试图推翻前秦的统治。

在被前秦将领窦冲打败后,慕容冲率领八千残兵,投奔起兵于华阴的兄长慕容泓。不久,慕容泓被部将所杀,全军改立慕容冲为皇太弟。太元十年(385),慕容冲在阿房城称帝自立,改元更始,建立了西燕政权。之后他率兵包围前秦都城长安,苻坚出逃,慕容冲入驻长安。

虽登帝位,但慕容冲并没有服众的手段。

他所领导的鲜卑族,长久以来心怀“思归之志”,渴望北归故土。对他们而言,在中原大地生活终归是“流亡他乡”。

鲜卑改良马镫。来源/辽宁省博物馆

而慕容冲则一心想要定都长安。客观来说,定都长安的确有助于西燕对后燕(定都中山)的防御。但慕容冲能够登基为帝,所依赖的本就是怀念前燕故国的将士,这些人跟随慕容冲,只为重返关东故土,归葬桑梓,怎会愿意在长安度过余生?和与慕容冲协作攻击前秦的姚苌对此判断道:

燕因怀旧之士而起兵,若功成事捷,咸有东归之思,安能久固秦川!吾欲移兵岭北,广收资实,须秦弊燕回,然后垂拱取之。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卞庄得二之义也。(《晋书》卷116《载记第十六》)

于是,这些不满慕容冲强留关中的将士决定举兵哗变,于慕容冲登基的次年二月,以左将军韩延为首,将慕容冲杀死,立右将军段随为西燕王,改元昌平。

段随并非慕容氏宗室,不过是被推出来收拾残局的过渡人物,在位仅一个多月,就被宗室慕容恒、慕容永等人杀死。

接着被推上位的,是慕容凯(又作慕容觊、慕容顗)。慕容恒等人杀死段随后,又立慕容凯为君。但这个慕容凯尚未厘清局面,就被慕容恒的弟弟慕容韬杀死。皇位在慕容氏内部自相残杀中再次易手。

随后是慕容瑶,慕容冲之子。慕容恒立他为帝,改元建平。可慕容永旋即发难,杀掉慕容瑶,改立慕容泓之子慕容忠为帝,改元建武。其间,慕容永被封为太尉,守尚书令、河东公,率鲜卑部众向东归乡,中途因担心继续向东进入后燕面临慕容垂的威胁,便在河东郡闻喜县就地筑城,称“燕熙城”。

慕容忠被部将杀死后,慕容永以大都督、大将军、雍秦梁凉四州牧、河东王的身份统治西燕。他并不愿立刻与占据晋阳的前秦苻丕兵戎相见,便派出使者前往苻丕处,请求借道,希望可以借并州的通路,带领部众继续东返故土。

“范阳公章”金印,慕容燕政权官印。来源/辽宁省博物馆

可此时的苻丕处境本就艰难,在他眼中,三十万鲜卑流民乃是巨大的威胁,一旦放任这支武装穿行境内,无异于引狼入室。苻丕断然拒绝借道的请求,派遣左丞相王永、卫大将军俱石子领兵讨伐慕容永,双方于襄陵展开决战。

襄陵一战,前秦军队全线溃败,王永、俱石子尽数战死,苻丕手中仅剩的主力就此损耗殆尽。击败秦军之后,慕容永顺势进兵,占领战略要地长子。大局已定,慕容永遂在山西长子登上帝位,改年号为中兴,成为西燕的第六位君主。

北方,群雄竞逐

而经此大败,苻丕再也无力继续抗衡慕容永,也没有实力回守晋阳。并州境内人心动摇。因担忧被手下权臣趁机杀害,苻丕选择带着数千残存骑兵向南奔逃。东晋扬威将军冯该半路设伏截击,苻丕当场被杀,首级被送往江南建康,太子苻宁等一众宗室被俘,送往江东。

苻丕去世后,同年十一月,前秦宗室苻登为苻丕发丧,三军缟素,追谥苻丕为哀平皇帝,随后在陇东登基称帝,改元太初。

苻登面临的局面仍然是强敌环伺。

关中,是姚苌建立的后秦所在。姚苌本是羌人酋长,他的兄长姚襄早年与前秦交战败死,姚苌不得已率众归降前秦,多年隐忍,随苻坚南征北讨。淝水溃败之后,羌人部族不愿再受氐人统治,纷纷推举姚苌为首领起兵反秦。太元九年(384),姚苌自立为王,建立后秦政权建元白雀。次年,姚苌杀苻坚。等到慕容冲被杀,西燕部众弃长安东归后,姚苌便以后秦统治者的身份进入长安正式称帝,改元建初。

晋归义羌侯金印。来源/甘肃省博物馆

在这一年,河西走廊也诞生了新的政权——后凉。后凉的建立者吕光是氐族将领,原本奉苻坚之命远征西域,平定诸国。班师东归时,因苻坚遇害中原大乱,道路不通,于是留据凉州,以姑臧为中心,逐步控制河西地区。在扫清敌人,占据姑臧后,吕光已经把控西域与中原往来的要道,在太元十一年(386)自立为酒泉公,形成事实上的河西割据政权,史称后凉。

河西东部还有一支乞伏鲜卑势力趁机自立,建立西秦。西秦的开创者乞伏国仁本是前秦属下的鲜卑酋长,淝水战后前秦崩溃,他趁关陇动荡,收拢部众,于太元十年(385)在勇士城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领秦河二州牧,正式立国,史称西秦。西秦地处陇右,扼守河西通往关中的通道,和盘踞姑臧的后凉东西相望,此后长期在陇右、河西一带与各方势力角逐。

与此同时,北方草原上的拓跋鲜卑也迎来了复兴。此前被前秦吞并的代国,随着前秦瓦解,获得了重建的机会。公元386年正月,原代王拓跋什翼犍之孙拓跋珪,在旧部和母族贺兰部的支持下,于牛川召集诸部,即位为代王,建元“登国”,随后移居盛乐,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和林格尔一带。同年四月,拓跋珪改称魏王,史称北魏。这个从代国旧部中重新崛起的政权,此时尚需应对周边部落的争夺,却将在此后数十年间逐步壮大,最终成为统一北方的力量。

北魏统一北方之战。来源/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战争史地图集》

烽火中的博弈

为什么淝水之败、苻坚身死前后,原本已经统一的北方,竟从牛川到长安、从中山到姑臧,接连出现新的君主与政权,仿佛一夜之间,又回到了群雄割据的局面?

这和十六国时期北方政权的统治方式密切相关。

这些政权普遍面临一个难题:建立国家所依靠的核心部众,往往不足以控制征服所得的广大疆土。

前秦以氐人为统治基础,但在汉人、鲜卑、羌等众多族群共同生活的北方,氐人的人口与兵力都十分有限。疆域扩张得越快,统治者就越需要借助其他族群首领和地方豪强的力量。因此,立国所依靠的主体部落,与其他部落之间如何分配权力、维持合作,便成为影响这些政权兴衰的重要因素。

而在部落势力之外,北方还遍布着另一种能够组织人口、积蓄粮食和动员武装的力量——坞堡。

陶坞堡。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长期战乱中,百姓为了躲避兵灾,往往依附于有土地、有粮食,也有自卫能力的宗族大姓。豪强聚集宗族、乡里与流民,修筑堡垒,组织耕种,遇有战事便据险自守。坞堡因而兼具生产与防御的功能:平时,依附人口耕作田地,为坞主提供租粮和劳役;战时,他们又成为守卫堡垒的武装。土地、粮食、人口和兵力,就这样集中在地方豪强手中。

这种经济组织能够在乱世中保护一部分人口、维持生产,却也使朝廷难以直接控制基层。对于依附坞堡的百姓来说,日常生活更直接地受坞主支配;对于朝廷来说,地图上属于自己的土地,也未必意味着其中的人口和赋税都已掌握在手。国家要征粮征兵,常常需要同这些地方势力交涉。于是,授予坞主官职、承认其既有地位,以换取粮食、兵员和政治支持,便成为统治者经营地方的重要办法。

这也意味着,军事上的统一,并不等于统治秩序已经稳固。朝廷虽然设置了州郡、任命了官员,地方社会中却仍交错存在着部落、部曲和坞堡。族群首领拥有部众,宗族豪强控制依附人口,军事将领统领兵马。朝廷需要借助他们治理地方,也就不得不容许他们保留相当的权力。王朝更换之后,这些扎根基层的组织,往往仍能继续存在。

苻坚统一北方后,同样必须应对这一局面。一方面,他将前燕、前凉王室成员以及部分鲜卑、羌族豪酋迁入关中,置于朝廷监视之下,同时委以官职,希望将他们纳入前秦的统治;另一方面,他推行宗室出镇,将关中的氐族兵民分派到各处战略要地,由宗室等人统领,以巩固新征服的疆土。至于分布各地的豪强与坞堡,前秦也需要通过任官、招抚和军事威慑,争取他们的服从。

但迁入关中,并没有消除旧贵族的影响。慕容垂、姚苌等人虽然接受了前秦的官号,却仍与旧部保持联系,在各自族群中拥有号召力。苻坚也并没有严格限制他们的权力,反而将部分他族降将委以重任。地方豪强接受朝廷任命,也不意味着交出了手中的土地、人口和武装。苻坚可以取得他们一时的合作,却很难保证这种合作在危局中始终不变。

徙氐出镇又使这一局面更加复杂。按照分徙十五万户的部署,氐族兵民陆续离开关中,前往四方要镇。这一政策有助于加强前秦对地方的控制,却也分散了关中原有的军事力量:被迁入腹地的各族势力仍然存在,用来控制他们的核心兵民,却有相当一部分驻守在外。一旦多地同时发生叛乱,各处镇兵便可能陷入自保,难以迅速集中救援中枢。

这套统治安排能否运转,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央能否持续保持军事优势,并协调各方利益。苻坚强盛时,各族首领接受号令,宗室将领镇守四方,地方豪强也愿意与朝廷合作。淝水之败却使苻坚的威望与朝廷的动员能力同时受损。随着叛乱接连发生,前秦越来越难以惩罚反抗者,也越来越难以保护仍然效忠自己的力量。

北魏六镇分布图。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

地方坞堡在此时的选择,便显得格外重要。它们可以向朝廷输送粮食与兵员,也可以闭堡自守,或者转而依附附近更强的势力。苻坚与慕容冲争夺长安时,就曾有三十余座堡壁结盟,冒险向苻坚提供兵粮。这说明坞堡并不天然反对朝廷,却也说明,即使在前秦腹地,皇帝仍需要这些拥有独立组织能力的地方力量支持。它们站在哪一边,就可能使哪一边获得继续作战的资源。

于是,苻坚这个维系各方的“共主”一旦失去控制力,原本接受统一调遣的势力,便开始重新选择出路。旧国宗室可以召集旧民,族群首领可以聚拢部众,领兵在外的将领可以占据一方,而地方豪强及其控制的坞堡,则为各方提供粮食、兵员和立足之地。一次反叛牵制了朝廷,又为下一次反叛创造机会,最终形成难以收拾的连锁反应。

因此,北方的新政权并非凭空出现。建立它们所需的首领、部众、军事组织与地方经济基础,早已存在于前秦的统治之内。苻坚曾将这些力量纳入同一个帝国,却还没有来得及把它们整合成稳固的国家秩序。淝水之败开启了瓦解的过程,他的死亡又进一步破坏了原有的权威,短暂统一的北方遂再次走向分裂。

而就在这一年纷乱的棋局之间,日后将重新一统北方的北魏已然在代北破土萌芽。这一年,拓跋珪还是个少年,几十年后,他的孙子拓跋焘灭掉北凉,北方重归一统。纵然此刻刀兵四起、诸国并立,部族仇怨与割据势力交错纠缠,历史的洪流依旧向着交融合一奔涌而去。

参考文献: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清)吴士鉴、刘承榦注:《晋书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北魏)崔鸿撰,(清)汤球辑补,聂溦萌、罗新、华喆点校:《十六国春秋辑补》,,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

(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中华书局,2011年。

高然: 《慕容鲜卑与五燕国史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王明前:《十六国时期北方政治的新陈代谢》,《宁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杨学跃:《十六国、北朝之权力嬗代》,宁夏大学,2014年,博士论文。

张勇健:《十六国政治文化相关问题研究》,兰州大学,2021年,博士论文。

李磊:《从流民集团到疆域国家:西燕政治目标与组织形态的变化》,《社会科学战线》,2025年第4期。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钱贝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编辑 | 徐若曦(实习)

校对 | 王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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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开局第一强国魏国,后来是怎么掉队的?

2026年11月9日 21:11

原创 王凯迪 2026-11-09 21:11 北京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本 文 约 4800 字

阅 读 需 要 14 分钟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

在波谲云诡的战国风云之中,东方六国在后人的记载中经常成为大秦帝国崛起的背景板。然而有这样一个国家,曾经拥土千里,带甲三十六万,从十二诸侯朝天子,向西谋划征服秦国。令“秦王恐之,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迫使后来一统六国的秦国人也不得不尽起守战之具,举全国之兵抵抗。这便是战国开局的实力派选手——魏国,它曾经强大到让秦国震颤,却突然中落衰微,成为秦国的待宰羔羊,其间究竟经历了什么?

大魏武卒:天崩开局的逆袭神话

魏国地处中原四战之地,地缘环境险恶,其核心领土即曾经晋国的核心领域晋西南之地,其核心为临汾与运城一带的汾河谷地,北依吕梁山,南临中条山与黄河,东南毗邻王屋山,向西则与秦国隔河而望,黄河中游的大拐角将魏国紧紧包裹,让其形成了相对封闭的地理区隔,其向东越过太行山在黄河南北则有几块零星的飞地,也处在韩、赵等国的包夹之下,如此破碎且闭塞的地图可谓天崩开局,所以魏国执政者能做到自保便是不易,向外扩张则有重重险阻。

魏国崛起的起点,是魏文侯打破出身界限、广纳天下贤才的魄力。李悝、吴起、乐羊、西门豹等一批出身平民的杰出人物(孔子门生子夏的门徒,号称“西河学派”),共同铸就了魏国的霸业基石。那时的魏国,是名副其实的“人才高地”,在战国诸雄之中率先开启了高速发展时代。

魏文侯人物剧照。来源 / 《东周列国・战国篇》

在内政治理与综合国力蒸蒸日上的同时,魏国也结合自身地缘战略格局选择了颇为理性的发展路径。首先,魏国重视“三晋”这一战略同盟的重建,韩赵魏三国虽然已经分家,但是其基于天下之中的基本盘和犬牙交错的疆域状态短期内无法改变,因此与其选择三晋内耗搏杀,不如平衡三国关系塑造稳定的后方,进而向外寻求扩张。于是,魏文侯通过与韩赵两国的外交活动促成三国的休兵,魏国得以专注向西,将目光投向了秦国。

在军事层面,魏国建立了为后人称道的“武卒制”。据《荀子·议兵篇》记载:

“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

这一兼具重甲防御、远程攻击与高耐力的综合军事素质培养方式以及高回报的奖励机制,让魏国的军事作战能力实现跨越式发展,而战国初期第一名将吴起则为魏国的军事崛起插上了羽翼。

公元前409年,魏文侯任命吴起为主将,领兵自晋西南一带向西渡过黄河,直指秦国河西之地(即今山西、陕西之间黄河段以西地区),秦国河西地区的临晋、元里、洛阴、郃阳(今陕西省渭南市北洛河以东)等地并筑城,甚至一度远征至关中腹地郑县(今渭南市华州区),而秦国也只能退守至洛水,沿河修建重堑加以防守,魏国借机顺利将洛水以东之地划为西河郡,在秦国核心区域关中平原之侧插入了一把利刃。不仅如此,魏国还控制了处在关中门户的阴晋城(今天陕西省华阴县),其处在函谷关与潼关之东,更相当于将一根芒刺深埋入秦国关中腹地,彻底封死了秦国东出中原的道路。在公元前389年的秦魏阴晋之战中,吴起率领魏武卒硬抗秦军的拼死反扑,最终取得大胜,使秦国一度退守洛水、东出受阻。

战国时期秦铜扁茎剑。来源/鄂州博物馆

在东方,吴起又率领魏武卒联合韩赵在龙泽之战中大败齐军,随后攻入齐长城,齐廷震恐,稳定了黄河一带的领土。在黄河以北,魏国又借机命乐羊借道赵国进攻中山(今河北定州一带),顺道将部分处在赵魏韩三国间隙地带的区域收为己有,打通了魏国从晋西南向东翻越太行山的通路,从而让魏国东西两大区域正式获得交通联结,更在赵国腹地设立了自己的战略据点,一石三鸟。

公元前396年魏武侯即位后,魏国已经在河西对秦国实现压倒性胜利。魏武侯又通过浊泽之盟替田氏向周王室求取了诸侯之位,从而与齐国建立了融洽的联盟关系,保障了自己在黄河南北两岸领地的战略侧翼安全。在完成了一系列战略运筹之后,魏武侯便启动了南向的发展战略,他继续坚持与韩赵两国的基本联盟关系,以“三晋”同盟之名向南征伐楚国,向南继续拓展生存空间。

禹王台(青台,魏都安邑禹王城遗址内夯土台)。来源/运城文旅官方宣传账号

前391年(武侯五年),魏武侯组成三晋联军大败楚军于大梁(今河南开封)、榆关(今河南中牟西南),顺利攻占楚国位于黄河南岸的军事重镇大梁,更轻取襄陵(今河南睢县),而这些地盘也顺理成章地纳入了魏国的版图之内,大大充实了魏国在黄河南岸的领地。这一战略的高明之处在于,三晋的领地中,赵国主体远在河北,而韩国国力偏弱且有郑国阻挡,因而对楚国作战的实际领土利益只能为魏国所享受。至此,魏国向西隔洛水与阴晋深入关中平原,东北越太行而占有中山国,向南跨黄河而占有大梁,领土与国力都达到巅峰状态。

盛极而衰:四战之地的难逃命运

所谓成于斯败于斯,魏武侯塑造了魏国的巅峰,也亲手埋下了魏国衰败的隐患。从魏武侯开始,已经进入极盛状态的魏国开始逐渐转变了自身“唯才是举”转向了看重出身的“精英路线”。大量的人才涌入让魏国君主开始丧失了最初谦逊下士的朴素心态,魏武侯开始强调忠君与贵族出身,挤压了更具实用色彩的鬼谷学派人才的空间,一大批人才开始从魏国的“人才培养皿”中批量向外输送。

从魏武侯开始,魏国执政者一改父辈礼贤下士的态度,开始沉溺于法家的权势之中,宠信佞臣,一批深刻改变了战国格局的人物,都从魏国流失。他们让为魏国呕心沥血的战神吴起放弃“使我毕能,秦必可亡”的承诺,草草逃去楚国。孙膑则在魏国被同门庞涓陷害,被以捏造的罪名处以刖刑(砍去双足)与黥刑,仓皇逃亡齐国,成就了未来齐威王的中兴霸业。魏相公叔痤力荐商鞅于魏国而不得用,竟使其逃亡秦国,为秦国之崛起注入决定力量。随后如张仪、范雎等鬼谷子派纵横人才更是直接投奔秦国,弃魏国如敝履。

商鞅人物剧照。来源/《大秦帝国之裂变》

与人才流失同步的,是魏国的战略重心转向追求在中原的霸主地位。魏军在河西的定位在早期本来是吴起设想的“灭秦而王”,但是随着魏国中原进取的顺利进行,魏武侯开始沉醉于逐鹿中原的热望,在西方转向保守。吴起奔楚之后,魏国更是长期将自己的河东老家与西河郡视作了“积极防御”的“厚盾”,而非“长驱直入”的“利刃”。这个战略上的转向,给了秦国喘息和崛起的时间。

同时,魏国还背离了最初“背靠三晋,西征南伐”的基本战略思路,开始与韩赵两个曾经亲如一家的兄弟生了嫌隙。公元前386年赵敬侯初立,公子朔作乱失败而逃奔魏,魏武侯竟然接纳叛乱者且助其攻打赵国邯郸城,从而造成了魏赵关系的彻底破裂,双方大打出手也标志着三晋联盟的正式瓦解,赵国寻求楚国协助攻打魏国南部领土,从而让魏国面临首尾不得兼顾的困局。

吴起人物剧照。来源/《谋圣鬼谷子》

公元前381年,魏国的战略失衡招致了南北两个方向的惨烈后果,因为魏赵两国的对峙牵制了魏国的主力,楚国大军出方山北进攻梁门(魏国东方重镇大梁西北的关塞),驻屯于林中(梁门之北),切断了魏河内地区和河东国都安邑之间的联系,直接饮马于黄河,而赵国则从北方火攻棘蒲(河北魏县),攻克黄城(河南内黄),对魏国形成南北交攻的战略危局。所谓祸不单行,当年中山桓公趁魏国与诸侯混战之机领故国民众复国,并在齐国支持下迁都灵寿(今河北平山),重新成为方圆五百公里的中型王国,也迫使魏国在北方牵制赵国的战略据点彻底丧失。

箭镞(一组),战国。来源/湖北省博物馆

比国家战略失衡导致的外部环境恶化更严重的,是魏国自身权力更迭带来的毁灭性灾难。

魏武侯二十六年(前370)(周烈王六年),魏武侯薨,不立太子,子罃(yīng)与公仲缓争立,国内大乱。魏武侯对继承问题的模式直接激发了魏国的内部分裂。作为长子的魏罃据有魏国东北重要城池邺城和上党(今山西东南部地区),依靠东部领地自立。魏惠王元年(前369),魏国大夫公孙颀先后游说赵成侯和韩懿侯,希望借机除掉魏罃,改立魏缓,赵、韩两国组成联军攻打魏国,魏罃领兵在浊泽(今山西运城)与韩赵两国大战,结果大败亏输,自身也被重重围困,魏国俨然有灭国之危。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魏国迎来了自救的契机,赵国国君认为应当“除魏君,立公中缓,割魏国之地而退兵”。而韩国国君则认为“杀魏君,世人必须称韩赵暴虐,不如将魏国分割为两个国家,便能彻底消除魏国的祸患”,双方争执不下,竟然全部退军,魏国之围遂解。魏罃趁机平定公中缓叛乱,正式自立为王,是为魏惠王。经此一役,魏国国土一度分裂为东西两部,晋西南一带的魏国核心领土河东遭受兵祸蹂躏,魏国东部两河一带领地几乎与西部断联,魏国国力遭受严重削弱。

正在魏国新君初立,百废待兴之时,秦国积攒了数十年的复仇怒火也在此刻找到了爆发点,秦人趁着魏国河东地区刚刚经历战火的契机乘虚而入。魏惠王六年(前364),秦献公发兵渡过黄河,再次领兵攻入魏国河东之地,在石门(今山西运城西南)大败魏军,斩首六万,取得了近半个世纪以来对魏国主动进攻的首胜,一举戳破了魏国中原霸主的假面。两年之后,秦国乘机突袭魏国的少梁(今陕西韩城西南),大败魏军,俘虏了大将公孙痤,攻取了庞城(即繁庞,今陕西韩城东南),从而在魏国河西防线上撕开了一道缺口,正式拉开了反击的序幕。

在秦国咄咄逼人的战略攻势之下,魏国都城安邑(今山西运城夏县)所在的河东之地已经成为四面楚歌的危地,北方南方又被曾经的盟友赵国与韩国包夹,几乎成为死地。于是在秦国大胜魏国的次年(公元前361年),魏惠王正式迁都大梁(河南开封),相当于主动将毗邻秦国的河东之地与西河之地视为弃地,也将魏国的战略中心彻底转移到了东方。

魏惠王将都城迁至大梁后,意图励精图治开拓东方战场,却依旧无法解决与传统盟友赵国的系统性矛盾,双方在卫国的控制权上大打出手,从而引得东方已经日益强盛的齐国窥探。在魏国围攻赵国都城邯郸的关键时刻,齐国大将孙膑施展围魏救赵之计,于魏国回军途中全歼八万魏军。魏惠王二十八年(前342),魏国再次围攻韩赵两国,齐国故伎重施,魏惠王派太子申、庞涓为将领十万大军与齐军对峙,结果全军尽丧于孙之计谋下。庞涓兵败自杀,太子申被俘,魏武卒这支精锐部队遭受了毁灭性打击。经桂陵、马陵两战,精锐尽丧,这支倾注了魏国百年心血的“国之利刃”的覆灭,标志着魏国军事霸权的终结。

战国青铜戈与残铜刀。来源/湖北省博物馆

与魏国中原惨败同步的是秦国的快速跟进,秦乘魏军在桂陵之战败于齐军之机,由庞城东渡黄河,包围并攻陷了魏故都安邑,酿成了故都沦陷的惨祸。魏国十万大军在马陵之战被齐军全歼后,秦乘机于次年进攻河西,大败魏军,诱俘魏主将公子卬。公元前332年,秦惠文王任命公孙衍(犀首)为大良造,全力进击魏上郡重地雕阴(今陕西省甘泉县南),全歼魏军八万人,主将龙贾被俘,李悝与吴起在西河为魏国打造的坚强壁垒与雄兵猛将一朝尽丧。

此后,魏国再也无力组织起对东方各国的战略进攻,彻底从“七雄之一”沦为被齐、秦、楚等大国轮番打击的“弱国”。魏国的衰落,成为春秋战国时期一个“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经典案例。

参考文献: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

刘向.战国策[M].北京:中华书局,1985.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11.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M].上海:中西书局,2010–2024.

吕不韦.吕氏春秋集释[M].许维遹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王凯迪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编辑 | 刘昭君 杨雅荔(实习)

校对 | 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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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隔百年的同一条路:唐朝为何两次把命运交给了四川?

2026年11月8日 19:02

原创 闲敲棋子落灯花 2026-11-08 19:02 北京

理解两个人的选择,需要先看长安的位置

本 文 约 4200 字

阅 读 需 要 13 分钟

广明元年(880),黄巢大军向关中逼近。长安城内,宦官田令孜向唐僖宗提起了一件往事:“昔安禄山构逆,玄宗幸蜀以避之。”

一百多年前,潼关失守,唐玄宗离开长安,最终进入成都。如今,又一场战乱威胁京师,田令孜准备再走一次这条路。第二年,唐僖宗也抵达了成都。

两人面对的敌人不同,身边的臣僚不同,却先后都去了四川——这似乎有些令人费解。李白笔下的蜀道,“难于上青天”。带着随从翻山越岭,既要躲避追兵,还要解决沿途供给问题,为什么偏偏选择这条难走的路?

答案就藏在蜀道的两端。一端是容易遭受东方战火冲击的关中,另一端则是群山环绕、物产丰饶的成都平原。群山可以提供庇护,但能否让朝廷重整天下,还要看山川之外,唐朝究竟还剩下多少力量。

《明皇幸蜀图》,玄宗避难入蜀。来源/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

蜀道虽难,山后却能安顿一个朝廷

理解两个人的选择,需要先看长安的位置。长安的防卫很大程度上依赖关中外围的关隘,东方敌军一旦突破潼关,京师便直接暴露在兵锋之下。安禄山叛军与黄巢军队进逼长安,先后造成了这样的局面。仓促出走,首先要离开敌军推进的方向。从关中转向西南,经过秦岭、汉中,再穿越蜀北山地进入成都,能够逐渐远离战场中心。

影视作品中战火后残破的大明宫。来源/《大明宫》

这条路上的山险,此时便有了另一种意义。部队越多,对粮食和运输的要求越高,狭窄的山道与沿途关隘,也就越容易成为进军的阻碍。退入蜀地,朝廷便能利用山川争取时间,避免始终处在敌军随时可能逼近的平原地带。当然山险无法保证绝对安全,它的价值在于增加进攻的成本,让避入其中的人有机会重新组织防御。

但如果只有山险,四川还不足以成为目的地。一个人可以暂时躲进山谷,一个朝廷却需要长期的供给。随行军队要吃饭,官员要办公,各地的奏报与诏令需要往来,离开长安之后的政治活动仍然要继续。避难之所既要守得住,也要养得起人。成都及其腹地,恰好具备这样的条件——这里所说的“四川”,主要指两次进入的蜀地,尤其是以成都为中心的地区,并不等同于今天的行政区划范围。成都平原的富庶,有着漫长的积累。《华阳国志》记载,李冰治水,通过分流、灌溉开发稻田,使当地农业生产拥有了较好的水利条件。此后长期的经营,让这片平原成为山地环绕之中的重要产粮区。古人对蜀地“水旱从人”的赞叹,指的正是这种依靠水利调节农业生产的能力,到了唐代,蜀地的经济分量依然受到朝廷重视。

陈子昂曾在讨论西南军事行动时说:“蜀为西南一都会,国之宝府,又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济中国。”他同时强调:“蜀所恃,有险也;蜀所安,无役也。”这些话虽然针对的是另一场军事争论,却清楚地说明了唐人眼中蜀地的两项长处:有山川可以凭借,也有物资能够供应。

山险与富庶,缺一不可。只有险阻,朝廷可能困于其中;只有财富,又容易成为战乱争夺的目标。成都平原恰好把两者结合在了一起。蜀地也并非与外界完全隔绝,向北的道路可以连接汉中与关中,向东的水路则能通达长江沿岸各地,朝廷进入成都之后,依然有条件接收各方消息、发布诏令,静观局势变化。不过,这些只是理论上的条件。真要把朝廷送进成都,还需有人提前作出安排。

山川之外,还要有人接应

唐玄宗入蜀之前,杨国忠已经为这条退路做了准备。当时,杨国忠身居朝廷,同时遥领剑南节度使,实际留在当地处理事务的是崔圆。安禄山起兵后,杨国忠便让蜀中预备物资,以便情况危急时前往。《旧唐书》记载,崔圆探知朝廷可能入蜀,便“增修城池,建置馆宇,储备什器”。等玄宗到来,接待所需的建筑与设施已经准备妥当。可见玄宗选择四川,既是看中了当地的条件,也与杨国忠在剑南的权力关系直接相关。蜀地对他而言,不只是富庶的远方,而是已有官员经营、能够妥善安排接待的去处。但这条退路,在途中一度遭到质疑。

马嵬之变后,杨国忠被杀。随行军士担心蜀中将吏多与杨国忠有关,继续前往是否安全。有人建议转赴河陇,也有人提出灵武、太原等方向。队伍究竟往哪里走,并未因离开长安就彻底确定下来。这些争论说明,四川不是唯一的选择。能否继续入蜀,还取决于随行军队是否愿意跟从,以及沿途能否得到补给。到了扶风,一批原本准备运往京师的成都春彩,恰好与玄宗的队伍相遇。《旧唐书·韦见素传》记载,这批绢帛有十万匹。玄宗用它赏赐军士,并允许众人自行决定去留,军心才有所安定。此事看似只是旅途中的插曲,却把蜀地的财富变成了眼前可用的物资。对一支仓促离京的队伍来说,成都能提供的供给,此时已经比遥远的地理优势更加具体。玄宗最终进入成都,得益于山川形势、地方准备与沿途应变的共同作用。

影视作品中唐玄宗与杨贵妃夜色中相对。来源/《大明宫》

到了唐僖宗时,田令孜对这条退路的安排更为直接。黄巢威胁京师之前,他已经设法把几个自己人安置到通往蜀地的重要位置。陈敬瑄出任西川节度使,杨师立出任东川节度使,牛勖出任山南西道节度使。陈敬瑄是田令孜的兄长,杨师立、牛勖是田令孜的心腹。从汉中到成都,沿途几个关键地区都有人可以接应。

即便如此,僖宗离开长安之后,也没有马上一路直奔成都。他最初只带着数百名神策军出城,经骆谷南行。途中,凤翔方面的郑畋曾请求僖宗留下,僖宗没有答应。他认为那里离敌军太近,不如先到兴元(今汉中一带),再征集军队收复京师。

兴元比成都更接近关中,便于联络北面的战事。但问题在于,聚集到僖宗身边的人越来越多,当地储备不足,难以长久供应。这时,陈敬瑄派出步骑三千人前来奉迎,请僖宗继续前往成都,田令孜也极力劝说。僖宗遂从兴元南下,于中和元年(881)进入成都。综上,凤翔太近,兴元太薄,成都则既有相对宽裕的物资,又有已经准备接驾的地方长官。将这些实际条件放在一起,僖宗的选择便不难理解了。

群山能够阻隔兵锋,粮食能够供养队伍,地方长官还须愿意调兵出钱,接纳这个突然到来的朝廷。三者齐备,四川才真正成为朝廷能够抵达并停留的避难之地。但地方力量既然能够接住朝廷,也就有机会更深地介入朝廷。两次避难的差别,正是在这里逐渐显露出来的。

两次避难之后,是两个不同的大唐

玄宗在蜀中安顿下来时,北方已经出现了另一个政治中心。与他分途而行的太子李亨抵达灵武,依托朔方的军政力量即位,是为唐肃宗。那时北方还有兵可集:朔方、河东的军镇大体完整,郭子仪、李光弼的军队还能听朝廷调遣。此后,平叛战争便逐渐围绕肃宗展开;灵武则凭借北方的军事资源,成为重新组织战争的立足点。后方的安全与前线的动员,很难由一处地方完全兼顾。玄宗虽然在四川保住了性命,却逐渐退出了权力中心。不过大唐的局面仍有挽回的余地。至德二载(757),唐军在回纥军队的协助下先后收复长安洛阳。安史之乱尚未结束,但朝廷已经重新进入两京。同年十二月,玄宗也回到了长安。

一百多年后,唐僖宗依然是唐僖宗。可在名号之下,朝廷能够支配的资源已经远不如前。各路军队经过长期战争收复长安,黄巢随后败亡。中和五年(885),僖宗终于离开成都,于三月回到京师。《资治通鉴》称长安“荆棘满城,狐兔纵横”,这座曾经容纳四方宾客的都城,已经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

比宫室残败更加棘手的,是朝廷的钱粮。地方军镇在长期战乱之下控制赋税,许多地区不再正常向中央输送财赋。唐僖宗回到了京城,朝廷供养军队的能力却没有随之恢复。京师要养兵,要维持日常运转,但能够实际征取的钱粮十分有限。田令孜试图控制河中地区的盐池财利,由此与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发生冲突。朝廷下令调离王重荣,王重荣拒不奉诏,转而联合李克用对抗田令孜一方。争执最终变成战争,田令孜调集的军队战败,李克用的兵锋直逼京师。就在回京当年的十二月,僖宗再次离开长安,随后辗转凤翔、兴元。

四川已经完成了避难之地的任务。可都城收复之后,朝廷征不到足够的钱粮,调不动拒命的节度使,军事冲突爆发,只能再次出走。玄宗、僖宗两次避难,都需要借助地方力量,但后者对朝廷的牵制已然更深。

蜀地自身同样在发生变化。正如陈乐保在《唐末剑南三川的军政格局演变》中提到僖宗入蜀前后当地军政关系的变化:田令孜通过亲信控制三川,为朝廷入蜀创造了条件,却也打破了原有的权力平衡。随着局势变化,各方依靠自己的军队争夺地盘,朝廷对这一地区的控制逐渐受到侵蚀。

曾经的退路,开始有了自己的进退。

《明皇幸蜀图》中的随行人马。来源/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

僖宗之后,唐昭宗试图调离陈敬瑄,让新的官员接掌西川,陈敬瑄却拒绝交出权力。朝廷随即出兵讨伐,参与其中的王建逐渐壮大,最终夺取成都,占据西川。王建曾经护卫唐僖宗,如今,这位昔日护驾的将领,已然成为蜀地的实际统治者。朝廷虽仍可授予官爵、颁发诏命,却越来越难以决定谁真正掌握当地的兵马与财赋。

避难能争取多少时间,与争取来的时间最终能用来做什么,是两回事。人可以离开四川,可朝廷失去的权力,却难以随着车驾一道带回长安。

天祐四年(907),唐朝灭亡。就在这一年,王建在成都称帝,建立前蜀。《资治通鉴》记载,他登基之前,曾率吏民为唐朝举哀三日。此时,许多唐朝衣冠士族已经避乱入蜀,王建礼遇并任用他们,让他们恢复旧时制度,因此蜀中的“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

成都又有了唐的模样,衣冠典章之间,那个曾经万国来朝、海纳百川的大唐,留下的一缕遗风,在蜀中延续。

参考文献:

[晋]常璩:《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零八《韦见素传》《崔圆传》。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百零七《陈子昂传》。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二百二十、二百五十三、二百五十四、二百五十六、二百六十六。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六十三《前蜀世家》。

 陈乐保:《唐末剑南三川的军政格局演变》,《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3期,第97—109页。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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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闲敲棋子落灯花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编辑 | 刘昭君 杨雅荔(实习)

校对 | 王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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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威震西北的种家将,后来去哪了?

2026年11月7日 20:15

原创 晋卿 2026-11-07 20:15 北京

一个家族以百年光阴,在西疆写下了忠诚与坚守。

本 文 约 5000 字

阅 读 需 要 15 分钟

在宋代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提及“杨家将”或“呼家将”,人们往往会联想到文学作品与戏曲作品《杨家将》《呼家将》中的血脉相承与忠义凛然。然而,另一支阖门忠烈、战功显赫的将门世家——种家,与前者相比却显得默默无闻。种世衡、种谔、种师道这些名字在正史的记载中熠熠生辉,却最终在民间的记忆里归于沉寂。种家将的故事,是一段没有传奇外衣的真实史事,是一幅用血与沙绘成的壮阔画卷。

边城初立:青涧城的建设与种世衡的崛起

种世衡,字仲平,北宋大儒种放之侄。他并非出身军旅世家,而是以荫补入仕的士人,早年曾任知泾阳县等职,在地方日常行政中颇受历练。真正让他脱颖而出的机会,源于西北前线发生的军政形势剧变。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党项首领李元昊在兴庆府南郊筑坛登基,建立西夏,正式与宋朝分庭抗礼。次年仁宗下诏削去元昊官爵,并悬赏捉拿,旷日持久的宋夏战争正式爆发。宋军相继经历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之战,前线军队面对西夏铁骑屡战屡败,损失惨重,李元昊兵锋直指关中。正是在这山河震荡的时刻,种世衡站了出来。

西夏首领元昊称帝,与宋朝分庭抗礼。来源/影视剧《清平乐》

适逢康定元年(1040),宋军经历三川口之败,延州(今陕西延安)告急,种世衡致书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范仲淹,提出了一个看似朴素却极有远见的战略构想:在延州东北二百里处的故宽州地修筑一座城寨,当敌之冲,以扼西夏东进的咽喉。种世衡言及选择此地的原因:

“右可固延安之势,左可致河东之粟,北可图银、夏之旧。”

从地图来看,便可管窥种世衡的战略眼光,青涧城地处延州与河东之间的要冲,北抵绥州,西南可通延州,东临无定河(黄河支流),形如一枚插入宋夏前线的钉子,既有瞭望预警之便,又有屯兵驻守之实。种世衡的建议得到了朝廷的认可。他亲率军民一边筑城一边战斗,但地势严峻没有泉水,凿地一百五十尺才碰到石头,石工认为石头不可凿穿,种世衡下令凿破一畚碎石付酬一百钱,最终得到泉水,因此新城得名青涧城。

今陕西省清涧县。来源/天地图

种世衡驻守青涧城时期,以开辟营田之令解决粮草补给,以募商贾之策活跃边地经济,以教民习射之举充实戍守力量,以加恩羌酋之行赢得诸部信任。青涧城在他的经略之下,很快从一座边陲小堡发展为西北边疆的一片繁华之地,成为北宋在西北纵深防线上最坚固的据点之一。种世衡在青涧城的建设经验不仅影响了他本人的后半生,还深刻改变了北宋的边防战略,其筑城、营田、结羌、练兵四位一体的堡寨模式被河东、秦凤等路推广,开创了北宋西北边防的全新范式。

更值得后人称道的,是种世衡过人的谋略,西夏军将领野利旺荣、野利遇乞兄弟,屡率铁骑侵扰宋境,令北宋西北诸路枕戈难安。种世衡深知李元昊其人雄猜多疑,生平最忌部下功高震主,遂用离间之计。他选了一位胆识过人的僧人王嵩潜入西夏,携种世衡之蜡书联络野利旺荣,约其归宋。野利旺荣擒住王嵩交给李元昊,但此举并未得到李元昊的信任,最终野利旺荣被夺权,野利遇乞亦随后被除,西夏自断股肱,北宋西境压力也为之顿减。

此计之精,在于算准李元昊的猜忌之心。种世衡深知,以李元昊的多疑,一旦疑虑扎根,任何辩解都只会欲盖弥彰。种世衡的用间之术与其筑城、结羌的务实功业互为表里,构成了种家将独有的军事品格——不求戏剧性的辉煌战果,而追求不动声色地削弱敌人、保全己方。这种冷静而精密的算计,恰恰是宋夏对峙百年间,一名边将所能奉献的最高智慧。

李元昊形象。来源/影视剧《大宋少年志2》

攻城拔寨:种谔的进取与横山之谋

如果说种世衡的历史定位是“筑城者”,那么他的儿子种谔,则是一个真正的“拓疆者”。

种谔,字子正,种世衡之子。最初以父亲种世衡的恩荫累官左藏库副使,后受延州守臣陆诜的举荐知青涧城。他继承了父亲对西疆的深刻理解,却比父亲多了一份咄咄逼人的锐气。种谔的成名之战,是宋英宗治平年间收复绥州的胜利。

绥州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它地处横山之东、无定河畔,向西可通银、夏诸州,向南则直逼延州腹地。当时西夏将领嵬名山部落在绥州境内,其弟嵬名夷山已经投降,种谔派人通过嵬名夷山引诱其兄,并以金盂进行贿赂,嵬名山帐下小吏李文喜接受贿赂并答应投降,但嵬名山并不知情。种谔将此事上奏后,宋廷诏令转运使薛向及陆诜委派种谔从事招纳活动。种谔在未得批示的情况下即率所部兵马长驱前进,包围嵬名山大帐,嵬名山被迫投降,宋朝方面因此获得酋领三百、户口一万五千、兵一万人。此后在西北前线,种谔在对夏战争中积累军功,受到重臣韩绛的赏识,累迁为鄜延路副总管。元丰四年(1081),西夏国内政变,宋神宗谋划一举灭夏,发动大军五路进攻,种谔出兵后,击破西夏大军,先后攻取了西夏的米脂寨、石州、夏州、银州等地,但由于主力溃败,加之粮饷不济,种谔被迫退兵,此役虽然没有完成灭夏的初衷,但种谔出兵占领了横山北侧的一批军事要点,也为此后提出横山之谋奠定了基础。所谓横山之谋,按种谔所言:

“横山延袤千里,多马宜稼,人物劲悍善战,且有盐铁之利,夏人恃以为生;其城垒皆控险,足以守御。今之兴功,当自银州始。其次迁宥州,又其次修夏州,三郡鼎峙,则横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其次修盐州,则横山强兵战马、山泽之利,尽归中国。其势居高,俯视兴、灵,可以直覆巢穴。”

西夏与北宋位置示意图。来源/《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

横山是制控西夏的战略要地,适合农耕,多产战马,具有极重要的经济意义。以横山为核心建立纵深防御体系,可以蚕食西夏边境诸州,甚至可以从此掌握对夏战争的战略主动权。此番谋划,足见种谔作为边疆宿将的战略眼光。

此议奏上后,神宗决议在银、夏、宥三州交界处依山修筑城池抵御西夏,沈括等人执意筑永乐城,种谔以此地“三面绝崖而无水泉”为由坚决反对,但种谔的反对遭到无视,反而被调离前线,改守延州。永乐城筑好后,西夏派重兵前来围攻,永乐城也恰如种谔所虑出现了严重缺水的情况,最终陷入敌手,军民伤亡惨重。永乐城的惨败,击碎了神宗灭夏的战略构想,横山之谋也宣告破产,种谔不久后也因背疽发作离世。

尽管如此,种谔的军事活动仍然深刻地改变了宋夏战争的格局。他不仅巩固了绥州这个战略支点,还曾率军深入西夏腹地,一度兵锋直逼夏州。经过种谔一世,种家已在西北诸路军中树立了无可替代的威望,士卒乐为之用,羌人愿为之导,种氏已然不仅仅是朝廷任命的边帅,而是一个镇守西陲的军事世家。

将门传承:种家子孙的百年接力

种世衡有八子,其中多人在西北边地任职,种古、种诊、种谔、种咏等人皆有战功。到了第三代,种师道、种师中更成为北宋末年西军中最具声望的统帅。

种师道是种家将门在北宋末年的精神旗帜。早年以父荫入仕,在西北对夏前线筑城征战屡获成功,获得极高声望。宋金联合灭辽时,童贯统诸军北伐幽燕,在白沟河遭到辽军反击,宋军溃败,幸赖种师道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宋军才未致大败。当金军南下、开封告急之时,年逾古稀的种师道以老病之躯率兵勤王。他在进京途中,所率军队仅姚平仲部步骑七千余人,抵达洛阳时,金军已兵临开封城下,有人劝说种师道驻军汜水观望形势,种师道言:

“吾兵少,若迟回不进,形见情露,祗取辱焉。今鼓行而前,彼安能测我虚实?都人知吾来,士气自振,何忧贼哉!”

他准确判断出金军不知虚实的现状,并在进军开封途中大肆散播消息,称种少保率西军百万进京勤王。种师道抵达开封后,直逼金军大营,金军畏惧,遂将营垒向北迁移,修筑防御工事与宋军对峙。宋钦宗亲自接见了种师道,金人使者入朝见到种师道后才勉强向钦宗跪拜行礼,足见种师道威名远扬。但可悲的是,种师道虽一度逼退金军,但钦宗在和战之间举棋不定,主和派在朝堂上逐渐占据上风,随着李纲等主战大臣被贬,金军再次南侵,种师道建议钦宗西迁长安,但此议未被采纳,种师道也在此时病逝。种师道死后不久,开封城破,北宋亡国。

宋钦宗坐像轴。来源/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

种师道之弟种师中,早年也在宋夏前线做官,金军南侵后奉诏率秦凤路兵马入援,金军第一次南侵后退兵,种师中率军两万驻守滑州拱卫开封。金军第二次南侵时,种师中奉诏率军北上救援太原,但因友军失约陷入重围,力战殉国。

令人扼腕的是,种家将为宋朝尽忠,但种谔战功赫赫却屡遭弹劾;种师道一片忠忱却难敌朝议;种师中老成持重却孤军奋战。北宋的“崇文抑武”政策为种家将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却也在最关键的时刻限制了其报国效能的充分发挥。

声名寂寥:为何种家将不如杨家将、呼家将有名?

种家将在正史中的记载之详尽,绵延之久远,在北宋将门中实属罕见,《宋史》中鲜有某个家族能够三代以上皆有丰富的事迹可考。然而在后世的集体记忆中,种家将的存在感却远远不及杨家将、呼家将那样深入人心。

两者之间的鸿沟,首先在于故事的根本差异。杨家将的故事从杨业殉国,杨延昭守边,到杨宗保、穆桂英的传奇,从诞生之初就带有强烈的戏剧冲突:忠良蒙冤、奸臣误国、忠魂不灭。杨业之死在民间叙述中被赋予了奸臣当道、英雄气短的悲剧色彩,这个主题千百年间不断被话本、杂剧、小说演绎,杨家将的故事内容愈加丰富。呼家将亦然,忠奸对立、满门被害、平反昭雪的叙事结构,在民间有着天然的共鸣基础。这些故事的核心内涵是道德冲突,而非军事指挥,因此可以超越时代,被不同的受众持续理解和接受。

穆桂英形象。来源/影视剧《穆桂英挂帅》

而种家将的故事几乎是反戏剧的。种家的功业是一个漫长,细碎,几乎缺乏高潮的边疆经营过程。今天修一座堡,明天安抚一部羌人,后天打一场不大不小的伏击战,这些事迹放在史学论文中是重要的史料,但在文学叙事的尺度上,却显得平淡如水。没有气壮山河的决战场面,没有深入人心的记忆符号,没有极具辨识度的人物形象。

在这种情况下,种家将的故事缺乏传播途径。杨家将的故事在宋代就已经开始流传,元明时期通过杂剧和小说进一步定型与传播;而种家将的故事则始终停留在官方史书中,从未被通俗文学有效地吸纳和再创作。当艺人需要一个英雄家族作为故事主角时,杨家将已经是现成的素材。一个在史书中满门忠烈的家族,在说书人的口中,却远不如一个经过长时间艺术加工的英雄来得生动。

这是历史与文学之间的错位。真实的功业,往往没有传奇的形态;而伟大的传说,常常建立在史实的基础之上。种家将被后世遗忘,与其说是历史的遗憾,不如说是两种不同叙事逻辑各自运行的必然结果。值得一提的是,种家将也并非未被一切文学作品采纳,《水浒传》中提到的“老种经略相公”,主流说法就是以名震边陲的种师道为原型,与“小种经略相公”种师中并称,是好汉心中的边军名将。

英雄悲歌:两宋之交种氏子弟的散落

种家将在北宋末年,终于迎来了最悲壮的谢幕。靖康之变前后,种家将的核心力量几乎尽数投入了对金战争。金兵南下攻宋之时,种师道、种师中兄弟先后率西军东出勤王。种师道在开封与金军周旋,虽一度退敌,却因朝廷和战不定而功亏一篑;种师中率军北上救援太原,在孤军无援的情况下与金军主力遭遇,力战殉国。靖康之变后,种家三代积累起来的核心骨干在一两年内几乎损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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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军进攻路线图。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在此后的战乱年代,种氏的后人并没有像话本中的杨家将后人那样延续故事。种师道之子种浩、种溪皆死于种师道之前,其孙种彦崇死于战争,种彦崧早夭,南宋朝廷令其侄种浤奉祀,种家子弟在种师道一代后失去了赖以立身的军事土壤,大多隐没于普通士民之中,从将门之后变成了寻常百姓,或许是有意隐讳,或许是战乱之后族中已无人才可继。无论如何,那个曾经威震西陲的种家,在靖康后的正史中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

如今,当我们在史册中重遇种家将时,或许应该意识到,在每一个被后人津津乐道的传奇故事之外,还有更多更真实的历史叙事。种家将的故事不必被改写成神话,因为它本身就已经足够动人,一个家族以百年光阴,写下了忠诚与坚守。

参考文献:

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版。

李华瑞著:《宋夏关系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方震华著:《和战之间的两难——北宋中后期的军政与对辽夏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

高锦花, 白晶丽:《种世衡及种家将西北事迹考略》,《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任欢欢:《西北堡寨在宋夏战争中的作用——以青涧城为例》,《北方论丛》2017年第4期。

沈浩注, 许彩莲, 井明:《北宋种家将经略环州事迹考述》,《西夏研究》2020年第4期。

雷家圣:《北宋时期绥州的战略地位与宋夏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4期。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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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晋卿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编辑 | 徐若曦(实习)

校对 | 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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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景之治下真实的生活账本被挖出来了,上面记了啥?

2026年11月6日 19:46

原创 龍行墨 2026-11-06 19:46 北京

竹简不说话,它记得每一笔账,也记得那些账本之外的人生。

本 文 约 3500 字

阅 读 需 要 10 分钟

两千多年前的一个五月,江陵县丞写下了一份特殊的文书:他要为一位叫“遂”的五大夫,向阴间报备一份家产清单——男奴28人、女婢18人,轺车二乘、牛车一辆、马十匹。墓主人叫遂,爵至五大夫;地下丞,是他即将赴任的新上司。他需要把阳世的家业,一一报给另一个世界。

同一批墓葬里,另一枚竹简上却只写着:“圣。能田一人,人口一人。田八亩。贷种食八斗。”没有人知道圣的爵位,也没有人记录他的车马。我们只知道,他是郑里25户贫民之一:八亩田,春天向官府借八斗种子,秋天要试着把账还上。

江陵凤凰山汉简《遣册、告地下官吏书》。来源/荆州博物馆

一封信要寄给另一个世界,一页账要记给阳世的官府,同一片江陵,同一批墓葬,凤凰山的泥土里,埋着两份如此截然不同的文书。“遂”把阳世的家业,报给阴间的“地下丞”;“圣”的名字与八亩田、八斗种,则被写进《郑里廪簿》。当它们同时出现在今天,史书里的“轻徭薄赋”便不再只是帝王本纪里模糊的记载,而成了一份可以逐笔核算的账目。

一封写给阴间的名册

“十三年五月庚辰,江陵丞敢告地下丞:市阳五大夫遂,自言与大奴良等廿八人、大婢益等十八人、轺车二乘、牛车一辆、马四匹、駠马二匹、骑马四匹。可令吏以从事,敢告主。”

这是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出土的“告地策”:汉文帝前元十三年(前167)五月,江陵县丞向地下世界的官吏报备——一位名叫“遂”的五大夫入葬,随身带去男奴28人、女婢18人,轺车、牛车共3辆,马10匹。与清单对应的,是墓中整整齐齐的随葬:木俑46件,或持农具,或佩剑,或骑马,或驾车,或操舟;另有轺车、安车、牛车模型各1辆,船1件,马10件。竹牍与实物,大致相符,正如汉代时期的思想“事死如事生”,阳世的家业,被原样搬进了阴间。

凤凰山168号汉墓出土的漆木彩绘三鱼纹耳杯。来源/荆州博物馆

若将“遂”的家业视为一个标尺,那么他已超越了地方官宦地主阶层的普通水平,跻身于顶端的少数群体。这46名奴婢与成队的车马,不再仅仅是陪葬的明器,而是墓主人生前财富与社会地位的化身,折射出文景时期的现实状况。

八亩田,八斗种

凤凰山汉简,1973年起出土于湖北江陵纪南城东南的凤凰山,属西汉早期墓葬文书。墓葬中的竹简共400余枚、木牍9枚,墨书隶体,字迹大多清晰可辨,总字数3200多个;其中八号、九号墓出土的竹简皆为遣策,即随葬物品的清单。这批材料大多出自基层:随葬遣册、借贷名册、赋钱记录、刍稿税账——记的是一户人家有多少田、几个能劳动的人、借了多少种子、每月交给官府多少钱。

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展。来源/荆州博物馆

若把这批材料比作一本书,帝王本纪写的是封面,凤凰山竹简写的则是正文中的日常账页。最动人的一页,是《郑里廪簿》。

“廪”即粮仓。这份簿册完整记录了郑里25户的人口数、能田人数、田地亩数和贷种食数量,可将其理解为贫民在春耕前向官府借种子的记录,如下所示:

户人

能田

人口

田地

贷种食

圣

1

1

8亩

8斗

择

1

3

10亩

1石

击牛

2

4

12亩

1石2斗

野

4

8

15亩

1石5斗

立

2

6

23亩

2石3斗

越人

3

6

30亩

3石

不章

4

7

37亩

3石7斗

胜

3

5

54亩

5石4斗

......

合计

69

约105

617亩

61石7斗

平均下来,每户约24.7亩,每名能田者约9亩,每口人约6亩。这距离典籍中“一夫百亩”的理想图景,还是有些差距。八斗种子,对户人“圣”而言,是春播的启动资金,也是一笔必须还上的官债,春天从仓里领走八斗,秋天就要从收成里还回去。若风调雨顺,贷种可以清偿,家里还能留下一点口粮;若雨水失时,不仅交不回粮,还要忍受饥饿。对圣来说,他一直惴惴不安的,就是种子下地之后,能不能活到秋天且丰收,仿佛一个巨大的赌注。

《郑里廪簿》记的仅是郑里贫民,不是江陵的全部农户。簿中所载多数户没有爵位,属于当时地位较低的群体。它呈现的是一个最需要救济的截面,而不是一幅完整的全景图。

凤凰山出土简牍。来源/湖北考古博物馆

也正因如此,同一批材料里的另一重对照才格外刺眼:遂拥有46名奴婢、成队车马,圣只有八亩田、八斗种子。二者并非处于两个时代,也不是两个地区——它们同属文景时期的江陵,同被埋进凤凰山的泥土,又在两千多年后同被释读出来。这对于研究汉代文景时期基层社会结构,有很大的帮助。

田租减了一半

账却还没有算完

文景之治留给后世最鲜明的印象,是“轻徭薄赋”。文帝十三年(前167)六月下诏:“除田之租税”,到景帝二年(前155),又“令民半出租,三十而税一。”这些都不是史家的空泛赞词,而是可以核查的帝王诏令。

田租确实减轻了,但田租只是农户负担的一部分。凤凰山十号墓出土的四号木牍,记录着市阳里、郑里从二月到六月征收赋钱的过程:

“市阳里二月百一十二算,算卅五钱,三千九百廿……(四月)凡五千六百八十八。”

“市阳里二月百一十二算,算十钱,千一百廿……口钱。”

“市阳里二月百一十二算,算八钱,八百九十六……传送。”

“郑里二月七十二算,算卅五钱,二千五百廿……算十钱,七百廿,口钱。”

里中每月都要“定算”,也就是核定应纳人数:市阳里二月112算,三月109算,六月增至120算。人口不是固定在纸上的数字,而是会随着迁移、死亡、出生和户籍变化不断调整。里正“偃”负责收钱,西乡佐“缠”“赐”等负责接收转交。“吏奉”是吏俸的摊派,“口钱”按口征收,“传送”与运输、服役相关,或可视为徭役的货币化支出。

这里的“算”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算赋”,拥有看法不一的结论;但能确定的,是文景时期存在按月、按不同名目向人征收赋钱的情况,里正、乡佐经手,程序清晰。至于这些“算钱”是否分别对应后世标准化的算赋与口赋,不宜轻率断言——我们不能拿着一纸汉初竹牍,直接套进后世制度史那张整齐的表格里。

六号木牍还记了“刍稿税”,即饲草税。平里、稿上里的征收分“户刍”“田刍”“田稿”三类:

里名

户刍

田刍

田稿

平里

27石

4石3斗7升

2石2斗4升半

稿上里

13石

1石6斗6升

8斗3升

按户征收的户刍,占平里全部刍稿记录(约33石6斗1升半)的八成——名义上带“田”字,实际大头却摊到了每户头上。牍文里“八斗为钱”“二斗为钱”的记载还显示,一部分刍稿可以折成钱、谷缴纳。有学者据此主张户刍实为按户征收的“户赋”,与按顷征收的刍稿税本是两个并列税目,学界尚有讨论。

对无地或少地之家而言,户刍是相对刚性的负担:年景好坏决定收成多少,每户的份额却往往要先交足。于是,文景时期的税负结构呈现出一种微妙的差异——田租减轻,按亩征收;算钱、口钱、传送却按人、按月流动;户刍按户征收,与土地多少没有直接关系。对田地较多的农户,田租减免感受明显;对圣这样田地少、人口又需承担赋役的家庭,其他名目的支出仍会长期存在。“三十税一”很重要,它说明汉朝廷有意减轻制度性负担;但真正决定一家人生计的,是田租之外,还有哪些钱必须交、哪些债必须还、哪些人力必须投入。

减了田租,多了名目

《史记·平准书》留下了文景、汉武之际国家富足的经典画面:

“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文景、汉武之际国家富足。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

经过长期休养生息,国库、粮仓与民间财富都在恢复。但文景之治并非只有祥和的一面。《平准书》紧接着还写道:

“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

财富积累与土地兼并、豪强坐大,往往是同一过程的两面。这并不意味着文景之治是虚誉——恰恰相反,倘若没有减租、薄赋与延缓傅籍,圣这样的家庭只会更艰难。

减负是真的,负担还在也是真的。汉初的统治者做对了一件事:账算得清。田租按亩,算钱按口,户刍按户,一笔一笔都落在有名有姓的人头上。两千年后,我们还能顺着这些名字,走回那个五月的江陵。

竹简不说话,它记得每一笔账,也记得那些账本之外的人生。

参考文献:

荆州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告地书”竹牍释文,见荆州博物馆《古人是如何看待死亡的(二)——告地书》,2022年9月16日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湖北简牍地理》“凤凰山西汉简牍”条,2023年5月24日,

陈振裕:《七十年代以来湖北出土秦汉简牍概述》

宁可:《有关汉代农业生产的几个数字》

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第7期。

中国经济史论坛《凤凰山汉简赋钱记录》

刘鹏:《关于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的若干问题浅析》,《荆楚学刊》2015年第6期,第28—30页。

臧知非《西汉授田制度与田税征收方式新论》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三〇《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

[东汉]班固撰:《汉书》卷四《文帝纪》、卷五《景帝纪》、卷二四《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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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龍行墨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编辑 | 徐若曦(实习)

校对 | 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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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一声称呼里能听出多少门道?

2026年11月5日 19:00

原创 柠柠 2026-11-05 19:00 北京

称呼虽然多,但底色是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和温暖。

本 文 约 4000 字

阅 读 需 要 12 分钟

一个人能有几个称呼?《兰香如故》里,林锦岐有岐哥儿、大爷、凤台;许兰香有兰儿、长孙媳妇、夫人。同一屋檐下,称呼随人变、随场合变、随辈分变。这不是编剧的巧思,是《礼记》里定下的规矩。

谭松韵饰演的许兰香。来源/影视剧《兰香如故》

这类大家族之中人物的称呼,观众并不陌生。数年前热播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下文简称《知否》),同样以古代士族家庭为舞台,书写盛家的家族故事,让许多观众对古代家庭成员的称谓产生了浓厚兴趣。很多观众追剧时总会疑惑:为什么同是兄弟,叫法却截然不同?为什么同是女主人,有时称“夫人”,有时称“大娘子”?不急,让我们跟随文章一起看看。

“令尊”与“家父”

在古代,一声称呼,其实也是一把度量教养的尺子。为什么古人叫自己的妻子“拙荆”,称别人的儿子“令郎”?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礼”,《礼记·曲礼上》言:“夫礼者,自卑而尊人。”意思是要自我谦逊、尊重他人。

《知否》里盛家众人对外说起自家长辈,会用谦辞,比如盛明兰和外人提起盛纮、王若弗,常说“家父”“家母”;若是提起别人家的父母,便改口用“令尊”“令堂”。《兰香如故》林府之中也是同理:许兰香和其他府里的女眷交谈,说起林锦岐的父亲,不会直接称名,会用敬称;说起自己的亲人,则用“家”字头谦称。

而说起谦称敬称经典故事,就绕不开《世说新语》记载的一个社交礼仪“名场面”:

客问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

客人问陈太丘七岁的儿子元方“尊君”在哪里,此处用了敬称“尊君”,和“令尊”相似,都是指对方的父亲。元方以“家君”指代自己的父亲,和“家父”用法相似,是谦辞。即便客人当场骂了元方的父亲(非人哉),元方依然用敬称“君”来称呼客人,可见元方的礼仪教养很高。

唐泥塑拱手胡俑、葡萄俑。来源/辽宁省博物馆

这套谦敬词看似简单,但当代影视剧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依然会出现称呼“翻车”的情况。最常见的一类错误,就是把谦辞、敬称用反。比如,有的古装剧里人物热情邀约:“不如去我府上坐坐?” 按古人的规矩,“府上”“贵府”是用来称呼别人家的敬语,说起自己家应当用“寒舍”“敝庐”这类谦辞。张口“我府上”,就好比现在跟别人说 “欢迎来我豪宅坐坐”,观感十分滑稽。

还有高频错误:“你家父近来身体可好?” 要知道,“家父”本身就是谦称,专指自己的父亲,不能搭配“你”。对比来看,《知否》和《兰香如故》在这类细节上就考究许多。盛明兰在外应酬,提起自家从不用敬辞,谈及对方长辈才会换用“令”字敬称;《兰香如故》里许兰香在各色宴席、会客场合,也始终分得清谦敬边界,不会出现这类混用的疏漏。

伯仲叔季:一声称呼,读懂长幼

古代兄弟排辈,最经典的就是“伯仲叔季”。《说文解字》里写得明明白白:“伯,长也。仲,中也。”叔排第三,季为最末。有学者指出,周代贵族男子字的前面通常加“伯仲叔季”表示排行,字的后面加“父”或“甫”表示性别,这样就构成了男子字的全称。西周青铜器中有个国宝重器叫“兮甲盘”,铭文中的兮甲也称“兮伯吉父”,该人名甲,字吉父,“伯”是他在兄弟间的排行,“兮”是其氏称。此人是周宣王时期的重臣,也是《诗经·小雅·六月》“文武吉甫”中的吉甫。

孙权,字仲谋。来源/影视剧《三国演义》

古人把排行藏在名、字之中,旁人一眼就能分清次序。在后世历史上还有许多人名都和这一排行有关,比如三国时期孙坚的几个儿子,长子名策,字伯符;次子名权,字仲谋;三子名翊,字叔弼;四子名匡,字季佐。他们的字清晰地反映了他们的长幼顺序。《世说新语》里有元方、季方这一对兄弟,看到“季”字,不用问,这肯定是家里最小的弟弟。这对兄弟有段轶事:元方的儿子长文和季方的儿子孝先各自夸赞自己父亲的德行本事,谁也说服不了谁,便一同来找祖父陈太丘评理。陈太丘听完,只说了一句:

“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 

意思是,元方的德行出众,很难有人做他的弟弟;季方同样出众,也很难有人做他的哥哥。兄弟二人品德才能旗鼓相当,不分高下。这是成语“难兄难弟”的由来,它最早是一句夸赞。

除了排辈,剧里还常听到长辈或下人叫少爷们“哥儿”,比如《兰香如故》的林锦岐被唤作“岐哥儿”,《知否》里盛长柏被唤作“柏哥儿”。“哥儿”通常是对未成年或未婚的年轻男子的称呼,它带着一种长辈对晚辈的亲昵。就像现在长辈叫年轻人“小伙子”一样。一旦结婚成家或是有了官职,称呼就会变成更正式的“老爷”或“大爷”。

大太太唤林锦岐为“岐哥儿”。来源/影视剧《兰香如故》

古人还特别喜欢用一些诗词典故来代指兄弟。如果听到影视剧里说“仰仗诸位棣华”,这一定是用心的台词,因为早在《诗经》中就已用棠棣之花的花萼相依来比喻兄弟之间血脉相连。和“棠棣”“棣华”相近的词还有“埙篪(xūn chí)”,《诗经》里说“伯氏吹埙,仲氏吹篪”,意为兄长和弟弟两音相和。南朝大诗人谢灵运有个堂弟叫谢惠连,谢灵运每次见到他就能写出好诗,甚至传言他因为梦见了惠连而得“池塘生春草”佳句,后来“阿连”就成了文人雅士对弟弟的代称。

女主人的N种叫法

电视剧《兰香如故》中许兰香帮助林家大小姐打和离官司的时候,声称自己乃“林家冢妇”。

好特别的称呼。

许兰香自称林家冢妇。来源/影视剧《兰香如故》

看到“冢”(zhǒng)字,我们一般会想起坟墓。《说文解字注》云:

“冢,高坟也。土部曰:坟者,墓也。墓之高者曰冢,《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是也。”

其实“冢”还有另一层意思,表示“大、高”之义,此义出自较早的《尚书》“类于上帝,宜于冢土”。于是又从“大”引申至古代贵族家礼中有关家族主干的相关说法。因此,冢妇一般就是指家中的女主人。

在《兰香如故》中,许兰香最终以正室身份主理林家,扮演的正是冢妇角色,履行着“承宗庙、理内政”的职能。

同样是女主人,相比“冢妇”的礼仪分量,“大娘子”这个称呼就接地气多了。在《知否》里,盛家主母王若弗被儿女们称为“大娘子”;《兰香如故》林锦岐的第一任妻子赵星棠被称为“林大娘子”。这并非虚构的称呼,“大娘子”这个叫法在宋元以降颇为盛行。《水浒传》著名情节“鲁提辖拳打镇关西”里,被镇关西强占的女子金翠莲就向鲁达(后来的鲁智深)提及了镇关西的“大娘子”:

未及三个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利害,将奴赶打出来,不容完聚。

此处“大娘子”专指镇关西的正妻。但这个称谓不一定专指“妻子”,它也可以是对已婚中青年妇女的敬称,比如《水浒传》里有一位女性角色叫作“乐大娘子”。

如果说“大娘子”是偏口语的家庭主母,那“夫人”就是带有官方认证色彩的尊称了。早在《礼记》里就有“天子之妃曰后,诸侯曰夫人”的记载。到了后世,“夫人”的概念扩大到普通家庭,同时也成为朝廷封赏官员正妻的专属职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诰命夫人”。

《知否》里有个很好的例子。在盛家内宅,王若弗是“大娘子”,可到了外面的交际场上,别人就会尊称她一声“王夫人”。明兰嫁给顾廷烨之后,不仅成了侯府的大娘子,更是获得朝廷册封,成为侯夫人。

“大娘子”王若弗。来源/影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在古典小说《红楼梦》里也是如此。贾政的妻子被称为“王夫人”,贾赦的妻子被称为“邢夫人”。这不仅是亲属称谓,更代表了整个家族的社交礼仪。不过,“王夫人”这种称呼一般是作者曹雪芹在叙事时用的旁白视角,贾府内部的人几乎称她为“太太”,包括她的儿子贾宝玉也如此称呼她。那么,为什么贾宝玉不能像现代小孩一样叫一声“妈妈”呢?因为在钟鸣鼎食的大家族有很多公开场合,这是大家族对外展现的体统。

这就不得不提《兰香如故》里对“母亲”和“妈妈”这两个称呼的绝妙区分了。

在《兰香如故》中,林锦岐作为吏部尚书府的长孙,从小受的是严格的世家礼教,他称呼母亲,永远是端端正正的“母亲”,这跟贾宝玉叫母亲“太太”是一个道理。许兰香还是沈嘉兰的时候,也称生母为母亲,但在家族覆灭、顶替平民之女的身份活下来之后,她对养母的称呼就成了民间口语的“妈妈”。妈妈难道不是现代叫法?其实早在宋人庄绰的《鸡肋编》已有记载:

呼父为爹,谓母为妈,以兄为哥。

可以明确在宋代家庭中,“妈”已经成为母亲的别称,在民间市井的口语运用较多。有意思的是,当时“妈妈”的意思远比今天宽泛,可以用于尊称年长的已婚女性。

总的来说,古装剧以及古文里的人物称呼,不仅仅是一个代号。一声“大娘子”,听出的是家族秩序;一声“季方”,听出的是长幼年龄;一声“家父”,听出的是温良恭俭。这些称呼,本质上是古代大家族维系家庭和睦、表达亲情伦理的语言密码。称呼虽然多,但底色是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和温暖。这就是我们传统文化里非常讲究的“礼”和“情”。

参考文献:

[南朝宋]刘义庆 著,[南朝梁]刘孝标 注,余嘉锡 笺疏,周祖谟、余淑宜、周士琦 整理:《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宋]欧阳修、[宋]宋祁 撰,中华书局编辑部 点校:《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元]陈澔 注,万久富 整理:《礼记集说》,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年。

[明]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清]曹雪芹:《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常玉妍,于为:《“伯仲叔季”谱系中的“伯”字详解》,《嘉应文学》2025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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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 | 周斌

排版编辑 | 徐若曦(实习)

校对 | 火炬 张斌 胡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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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海,长于潮,兴于汇

自16世纪中叶起

澳门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牢牢镶嵌在中西交往的远洋贸易网络之中

想要读懂澳门,不必远求史册

濠江内外的博物馆像一面面镜子

各自映照出澳门的不同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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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的永远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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