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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接收 — 2026年11月16日 ⏭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宏观医生 | 透视10月宏观数据:财政支出待提速

2026年11月16日 21:04

原创 CF40研究院 2026-11-16 21:04 北京

关注政府债融资形成实物工作量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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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1月1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10月宏观经济数据。10月宏观经济生产端相对平稳,需求端动能不强,投资、消费、融资等数据均有体现,进出口维持高增。

针对上述数据表现,我们有如下三点观察和思考:第一,投资需求不强,需关注政府债融资形成实物工作量的节奏。第二,中秋假期错位影响消费节奏,居民部门需求整体亦有待增强。第三,现房销售新政推动新开工同比边际修复,中长期供给预计仍将下降。中长期供给下降有利于三、四线城市库存的出清,不过拿地需求收缩对房地产投资、财政收入的长期影响需持续关注。

* 本文版权归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所有,未经书面许可,禁止任何形式的转载、复制或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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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宏观经济数据点评

文 | 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

2026年11月1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10月宏观经济数据。10月宏观经济生产端相对平稳,需求端动能不强,投资、消费、融资等数据均有体现,进出口维持高增长。

生产方面,10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为4.8%,较上月下降0.7个百分点。其中,下降最多的行业包括汽车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延压加工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以及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其中,汽车制造业受行业对“速成车”现象整顿的影响,供给放缓,价格也有所企稳。

贸易方面,10月以美元计价的出口金额同比增速为35.2%,进口金额同比增速为41.6%,主要受低基数提振。受进口价格快速上涨影响,10月名义贸易差额较上月小幅收窄,但仍处于较高水平。

消费方面,10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为0.4%,较上月下降0.7个百分点。限额以上社零同比下降4.9%,降幅较上月扩大2.8个百分点,中秋假期错位影响下,同比增速较上月下降的品类较为广泛。

投资方面,10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为-16.9%,降幅较上月扩大9.7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基建、房地产投资当月同比增速分别为-14.2%、-17.6%、-33.2%。高频开工、库存等数据显示,制造业相关实物投资动能继续放缓,基建相关实物投资动能相对平稳。房地产方面,新开工同比有所修复,新房与二手房销售、一线城市与其他城市价格数据继续分化。

融资方面,10月新增社会融资规模11429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3251亿元;10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9.2万亿元,同比增长7.2%,增速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10月社融口径下,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减少5846亿元,同比少增5692亿元,政府债券融资增加11835亿元,同比多增6983亿元。政府债融资为主要支撑,居民部门融资需求有待提升。

通胀方面,10月CPI与核心CPI同比增速分别为0.7%和0.8%,均较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PPI同比上涨5.7%,较上月扩大0.7个百分点。剔除黄金、“以旧换新”等扰动因素后,核心CPI同比增速为0.8%,也较上月小幅下降。PPI环比上升0.7%,能源价格、AI相关行业价格高企,其他行业生产价格相对平稳。

10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较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针对上述数据表现,我们有如下三点观察和思考。

第一,投资需求不强,需关注政府债融资形成实物工作量的节奏。三季度以来,政府债融资较上半年有所加速,9月以来,政策性金融工具的落地对企业融资也起到一定支撑作用。然而从实体部门来看,除AI相关行业需求较为突出以外,其他行业投资需求表现不强。10月固定资产投资较上月进一步减速,制造业实际投资动能出现放缓,工业增加值增速较上月小幅下降。10月,政府债发行继续提速,但新增财政存款出现淤积,政策资金尚未落实为实物工作量。往后看,实体需求的回升有赖于财政支出力度的提升,需持续关注政策资金的落地情况。

第二,中秋假期错位影响消费节奏,居民部门需求整体亦有待增强。社零方面,在中秋假期错位的影响下,限额以上分类增速较上月广泛下降,石油及制品类在油价上涨的影响下增加最多。若剔除石油及制品类,10月限额以上非以旧换新社零增速约为-0.5%,为2025年以来首度转负。9-10月平均来看,以旧换新社零增速约为-9.8%,较6-8月进一步下降;剔除石油及制品类,非以旧换新社零增速约为2.1%,6-8月这一中枢为3.8%。9-10月社零较6-8月中枢有所放缓。考虑到10月CPI增速的下降、居民信贷的同比少增以及核心城市新建商品房销售量价的下降,居民部门需求在量与价、融资与消费方面均有提升空间。

第三,现房销售新政推动新开工同比边际修复,但中长期供给预计仍将下降。中长期供给下降有利于三、四线城市库存的出清,不过拿地需求收缩对房地产投资、财政收入的长期影响需持续关注。10月新开工面积当月同比下降18.2%,降幅较8月、9月分别收窄12.6、7.4个百分点。这或与“8·28新政”以来开发商加速项目开工、保证交付有关。

我们曾在CF40·简报《8·28 房地产新政的含义》中提到,房地产企业有更强的激励保证一定的新开工水平、放缓拿地来确保短期资金周转,各地过渡细则也鼓励房企加快存量项目的开工、施工和交付。中长期而言,资金周转放缓使得房地产企业拿地、开工中枢下降,这有利于库存较高的三、四线城市的市场出清与价格企稳,但对房地产投资、财政收入的长期影响需持续关注。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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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40研究 | 老龄化与少子化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测算

2026年11月15日 16:35

原创 刘怡彤 2026-11-15 16:35 北京

调整居民预期、改善宏观环境等或足以对冲老龄化和少子化对消费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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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人口结构转型,老龄化与少子化是两个明显的趋势。这一背景下,本文利用CFPS数据和联合国人口预测数据,对2023-2075年内老龄化与少子化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进行了测算。

测算结果显示,老龄化和少子化都会拖累未来居民的消费率水平,但少子化是影响更大且到来更快的变量。在联合国中方案下,仅考虑人口结构变化(老龄化),到2035年消费率下降约0.30个百分点,到2075年累计下降约1.35个百分点。叠加少子化影响后,2035年消费率累计降幅扩大至约1.27个百分点,额外拖累接近1个百分点,并且少子化的额外拖累在2040年前后达到阶段性高点,约1.14个百分点。

基于本文的发现,我们有以下几点启示:第一,少子化是对消费率拖累更大且到来更快的变量,且这一拖累集中在2040年前释放;

第二,从更大视角看,老龄化与少子化对消费率的影响远没有预期、宏观环境等因素重要,调整居民预期、改善宏观环境等或足以对冲老龄化和少子化对消费率带来的拖累;

第三,如果能够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那么即便消费率不变,也能够显著提高居民消费的绝对规模,对冲消费率的下降;

第四,老龄化与少子化的趋势短期内难以改变,即便生育率回升,也需要二十年以上才能见效,更现实的选择是接受这一事实,并做好积极的政策应对。

* 本文为CF40研究·简报第174期《老龄化与少子化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测算》,2026年10月18日首发于“CF40研究”小程序和CF40 APP。作者系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刘怡彤。本文版权归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所有,未经书面许可,禁止任何形式的转载、复制或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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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中国的消费问题,常用的指标有两个:一是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二是居民消费率。本文关注后者,即居民每挣100元可支配收入,会拿出多少用于消费。用公式表示,平均消费率等于全体居民消费支出除以全体居民可支配收入,它与家庭储蓄率互为补数。2025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约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8%,也就是说,每挣100元,中国居民大约花掉68元,存下32元。

这个指标的重要性在于,居民消费是总需求中最大的一块。2024年,居民消费支出在我国最终消费支出中的占比为70.6%,近十年来基本稳定在70%左右。在收入既定的情况下,消费率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居民消费的规模。以202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377元、年末总人口14.05亿人粗略推算,按住户调查口径,全体居民可支配收入约为61万亿元。消费率每变化1个百分点,对应的居民消费规模约为6100亿元,约相当于2025年GDP的0.4%。对于一个正在寻求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的经济体而言,消费率长期往哪个方向走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人口结构是影响消费率最“慢”、也最确定的力量之一。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4》(WPP2024)中方案,中国总人口将从2022年的约14.3亿降至2075年的约9.3亿;65岁及以上人口从约2.0亿增至2060年前后的约4.2亿;0—14岁人口则从约2.4亿降至约0.7亿(图1)。总量收缩、老龄化加速、孩子越来越少,三件事同时发生。

市场上对老龄化与消费的关系,常见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老年人处于“花积蓄”的人生阶段,消费率通常较高,老人越多,社会整体越愿意消费;另一种认为,老年人收入水平低,消费总量有限,老龄化会拖累消费需求。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但缺少一个量化的回答:人口结构变化本身,到底会把中国居民的消费率推向何方、推动多少?这正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一、如何测算:老龄化背景下“谁在花钱”

全国的消费率,其分子是全国居民消费支出,分母是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从数学上来看也等于各个年龄段人群消费率的加权平均。这里的“权重”不是人数占比,而是收入占比——一个年龄段的人挣的钱占全国总收入的份额越大,它的消费习惯对全国消费率的影响就越大。

在这个框架下,未来消费率的变化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谁在花钱”变了,即各年龄段在总收入中的份额发生变化;二是“怎么花钱”变了,即同一年龄段人群的消费习惯本身发生变化。后者受到经济周期、收入预期、代际观念差异等众多因素影响,难以直接预测;前者则主要取决于人口结构,可以借助人口预测较为可靠地推算。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这是一项覆盖全国25个省份的大型入户调查,每两年开展一次,追踪记录同一批家庭的收入、消费等信息。本文使用目前可获得的最新五期数据,即2014、2016、2018、2020和2022年。由于CFPS的收入和消费以家庭为单位记录,本文以家庭财务回答人的年龄和性别作为家庭分组的依据。这样做的原因是,CFPS的收入和消费数据仅记录到家庭层面,没有个人层面的数据可用。而财务回答人作为家庭经济决策的主要负责人,其年龄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这个家庭的消费行为特征——例如,一个由40多岁的人主导财务的家庭,其消费模式更多反映的是中年人的消费习惯,而非家中其他年龄成员的习惯。

经剔除缺失值和异常值后,各期样本在8800户至13200户之间。样本的人均收入、人均消费和消费率与国家统计局全国住户调查结果的变化趋势一致,2016年以后在水平上也较为接近,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未来人口数据来自联合国WPP2024人口预测方案。

在此基础上,本文的做法是考虑人口结构变动的影响时,先固定各年龄组的消费率(即“怎么花钱”不变),只让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即“谁在花钱”改变)。每个年龄—性别组的消费率,取上述五期调查的平均值,以平滑单一年份的波动;各组的人均收入,固定在最新一期即2022年的相对水平;只让各组人口数量按照联合国预测变化,由此计算未来全国消费率的走势。这样得到的结果,剔除了经济周期和行为变化的干扰,单纯刻画人口结构变化本身带来的影响。需要强调的是,它不是对未来实际消费率的预测,而是衡量人口结构单一维度变化时消费率的变化情况。

二、不同年龄的人,消费率差多少

从五期平均的结果看,中国家庭的消费率随年龄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形态(图2)。年轻家庭消费率较高,10—24岁组约为76%—86%;进入中年后逐步走低,在60岁前后降至谷底,60—64岁组男性约57%、女性约62%;65岁以后重新回升,65—69岁女性回升至约77%,75—79岁男性回升至约79%。从不同性别的财务回答人所在的家庭来看,女性为财务回答人的家庭消费率在大多数年龄段高于男性,只有在75—79岁等高龄段男性反超。

这一形态与国内外关于中国家庭储蓄的研究基本一致:临近退休的中老年家庭出于养老和预防性动机储蓄最多,年轻家庭和老年家庭则相对“敢花钱”。按照这个规律,老龄化似乎应当推高全国消费率,因为高消费率的老年人口占比在上升。

但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因素:收入。CFPS 2022年数据显示,回答家庭财务问题的成员年龄在65岁及以上的家庭,户均年收入约7.5万元,不到30—49岁家庭(约15.2万元)收入的一半。这些家庭占全部样本家庭的18.6%,收入却只占样本总收入的11.4%;而30—49岁家庭以41.1%的户数,占据了51.0%的收入。老年人“敢花钱”,但手里的钱不多,他们的消费习惯对全国消费率的影响力被打了折扣。

三、老龄化:影响比想象的小

测算结果显示,当仅考虑人口结构变化,也即固定各年龄组的消费率和人均收入水平,只让各年龄组人数按人口预测变化时,未来居民消费率的变化方向为负,但幅度有限(图3)。联合国预测中方案下 ,到2030年,消费率下降约0.27个百分点,2035年下降约0.30个百分点,2050年下降约1.04个百分点,2075年累计下降约1.35个百分点。

为什么影响这么小?原因在于“此消彼长”。由于各年龄组的收入份额加总始终等于100%,一些人群份额上升,必然伴随另一些人群份额下降。全国消费率如何变化,取决于收入份额在“高消费人群”和“低消费人群”之间如何转移。而未来几十年中,这些转移的方向往往相互对冲。

以中方案为例,具体来看,走势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2026—2038年,基本持平。这一时期,1960年代至1970年代初出生的“婴儿潮一代”陆续步入65岁,高消费率的老年人群在总收入中的份额从约9.8%升至2035年的约15.7%,对消费率形成向上拉动;与此同时,1980年代前后出生的人逐步离开30—49岁区间,这一消费率略高于平均水平的人群收入份额从约46%降至约41%,形成向下拖累。两股力量大致抵消,消费率在−0.3个百分点附近窄幅波动。

2039—2050年,明显下行。2018年以后每年出生的人数显著减少,随着这些人逐步进入青年阶段,消费率较高的年轻人群收入份额收缩,对总消费率形成拖累,累计降幅从约0.3个百分点扩大至约1.0个百分点。

2051—2060年,阶段性回升。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出生人数较多,这些人陆续年满65岁,老年人群的收入份额再次上升,消费率回升至相对2022年下降约0.7个百分点的水平。

2061—2075年,再度下行。中青年人群收入份额继续收缩,而老年人口总量见顶回落,向上拉动减弱,消费率在2075年降至相对2022年下降约1.35个百分点的位置。

从这个结果看,无论是“老龄化会让中国人更爱消费”,还是“老龄化会让消费大幅萎缩”,在人口结构这一渠道上都缺乏足够支撑。老年人消费率高、但收入份额低,这两个特征相互抵消,使得老龄化本身对消费率的净影响偏小且偏负。

四、少子化:被低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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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延亮:“轻叙事、重现实”验证期,中国资产重估靠基本面

2026年11月13日 20:17

21记者 2026-11-13 20:17 北京

以下文章来源于:21世纪经济报道

21世纪经济报道

权威、专业、深度、有趣!用经济思维看世界。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编号:44120250004

波动加大不必然意味着重估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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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国常会明确提出,完善资本市场稳市机制,增强股市内在稳定性,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新“国九条”以来,稳市机制逐步完善,中长期资金入市提速,上市公司分红回购增加。但政策成效向价格端的传导并非同步,近期受AI投资回报担忧、美元流动性收紧预期以及国内新旧动能调整等因素扰动,A股波动加大,进入“轻叙事、重现实”的验证期。

在这一改革深化、信心待稳固的关键节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CF40成员,中金公司资深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缪延亮,围绕外资配置中国资产、政策时滞、短期波动与资产重估、中国资产的长期价值展开对话。

缪延亮表示,国际货币秩序重构正给中国资产带来新的配置机会,吸引全球资金配置中国资产要靠提升资产吸引力与投资便利度。他指出,政策落地到价格企稳存在时滞,流动性负反馈被打破只是修复的起点,还需制度面和基本面接力。

对于近期调整,缪延亮判断,AI投资回报担忧、美元流动性收紧以及新旧增长动能调整构成三重逆风,但其影响可能被市场放大,影响的是重估节奏而非长期方向。“中国资产重估仍在途中”,他从新秩序、新动能、新生态三方面阐释长期价值,认为行情有望转向有基本面支撑的、更可持续的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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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全球资金:

资产吸引力与投资便利度要同步提升

Q:国际货币秩序正沿“碎片化”与“多元化”重构,如何进一步吸引外资配置中国资产?

缪延亮:国际货币秩序重构正在给中国资产带来新的配置机会。承接全球资金,关键是两点:提升资产自身吸引力和投资便利度。

如何提升资产吸引力?我们认为首先需要提高回报,把中国的经济增长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投资者回报。过去十年,中国名义GDP复合增速7%,但是沪深300每股盈利复合增速不到2%。经济增长与股东回报之间还存在不小的落差。要缩小这个落差,需要从资本市场和企业两个层面入手。

资本市场层面,要平衡融资功能与投资功能,完善发行、再融资和退市机制,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加强投资者保护。企业层面,要平衡资本投入与股东回报。有良好投资机会时,金融体系应支持企业投入研发、拓展业务;如果缺少有吸引力的投资项目,就不应该盲目扩张,而应更多通过分红或合理价格下的注销式回购返还资本。

除了提高回报,还要降低风险,改善投资者的持有体验。长期投资者不仅关心最终能赚多少,也关心其间要承受多大的波动,以及出现回撤后需要多长时间修复。

过去一段时期,A股机构化虽稳步推进,但个人投资者占比仍然超过50%,且部分机构考核周期偏短、过于注重相对排名,容易追逐热门板块。这些因素叠加,容易放大市场波动,使得投资者即使看好中国资产的长期前景,也可能因为持有过程中的大幅回撤而难以坚持长期投资。

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稳市机制,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和长期考核,增强市场深度与流动性承接能力,减少非理性波动,让长期资金更愿意进入,也更愿意留下来。

在提升资产本身吸引力之外,还要让境外投资者能够方便地配置中国资产。境外投资者不仅需要有资产可投,还需要便利地进入、持有、交易和退出。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提升金融市场深度和开放程度。

一方面,统筹发展在岸与离岸市场,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连接作用,丰富人民币资产、融资工具和风险对冲工具,提高资产的流动性和可配置性;另一方面,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开放,提高市场规则和政策的透明度,减少跨境投资中的程序性摩擦,增强资金进出和资产配置的可预期性。同时,推动资本市场开放与汇率弹性、宏观审慎管理相协调,提升应对跨境资本流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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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时滞与验证期:

波动加大不必然意味着重估结束

Q:稳市政策与工具相继落地,如何理解政策落地到价格企稳的时滞?又该怎么看待短期波动加大与资产重估进程的关系?

缪延亮:稳市政策落地到资产价格企稳,存在一定时滞是正常的。要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看前期市场调整是怎么形成的。我们认为,前期A股调整主要受到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是市场对AI投资回报和资本开支可持续性的担忧,二是美元流动性收紧预期,三是国内经济处于新旧增长动能调整阶段,投资者对经济增长前景存在一定不确定性。这些因素共同影响了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和资产估值。

与此同时,市场持续下跌又引发了流动性负反馈:部分机构面临赎回和风险控制约束,不得不被动减仓,集中卖出进一步压低资产价格,又引发更多减仓,放大了市场调整的幅度和速度。

近期稳市政策持续加力,互换便利拓宽了机构获取流动性的渠道,缓解了被动出售资产的压力;回购增持再贷款则为上市公司和股东提供融资支持,增强了市场的买方力量。这些政策首先解决的是市场交易和流动性层面的问题,有助于打破下跌过程中的负反馈,改善市场的微观结构。

但前面提到的AI投资回报、海外流动性和国内经济增长预期等问题,并不能仅靠稳市工具解决。市场要真正企稳并进一步回升,还需要投资者信心逐步恢复,更需要经济基本面和企业盈利改善。

这既需要财政政策继续围绕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和改善民生发力,也需要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制度,推动投融资功能更加均衡,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随着流动性压力缓解、投资者信心恢复和企业盈利逐步改善,市场上涨才能获得更加坚实的支撑。

再看短期波动与中长期资产重估的关系。短期波动加大,是资产重估进入验证期的市场特征之一,并不必然意味着重估结束。因为资产重估本身就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市场对长期价值的认识也不可能一步到位。

前期市场更多交易科技创新、产业竞争力提升和国际货币秩序重构带来的中长期机会,风险偏好改善、风险溢价下降推动估值修复。但随着资产价格上涨,部分乐观预期已经提前反映在价格中,市场也会逐渐从交易长期逻辑转向检验这些逻辑能否兑现。

在这个过程中,市场预期出现反复是很正常的。投资者有时会过于乐观,推动资产价格上涨过快;有时又会因为短期经济数据、海外流动性或地缘政治等因素过于悲观,引发阶段性调整。尤其是在长期逻辑尚未完全转化为企业盈利和实际回报之前,市场对短期信息往往比较敏感,价格波动也会比较大。因此,不能因为市场出现阶段性调整,就认为长期资产重估的逻辑已经结束。

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支撑中国资产重估的长期因素有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我们认为,中国的产业竞争力、科技创新能力,以及在全球经济和国际货币体系变化中的相对优势,并没有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改变。未来随着产业进展逐步转化为企业盈利、现金流和股东回报,中国资产重估有望从前期更多由估值修复和风险偏好改善驱动的上涨,逐步转向由基本面和实际投资回报支撑的、更可持续的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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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秩序、新动能、新生态:

中国资产长期价值的三个支点

Q:抛开短期扰动,应当从哪些结构性变化来判断中国资产的长期价值?

缪延亮:判断中国资产的长期价值,关键还是看全球配置环境、中国经济增长动能以及资本市场自身生态是否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我们认为,可以从新秩序、新动能和新生态三个方面理解中国资产的长期价值与重估空间。

第一,新秩序,是指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带来的全球资产配置再平衡机会。美国财政赤字和债务持续扩张,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美元金融体系的工具化使用也在削弱部分国际投资者对美元资产的信任。全球货币秩序正从单一中心向多元化演进,推动全球投资者重新审视过度集中的美元资产配置。

中国拥有庞大的经济体量、完整的产业体系和重要的全球贸易地位,有条件在这一过程中提升全球资产配置地位。去美元化并不意味着资金必然流向中国,但全球配置再平衡为中国资产争取长期资金提供了新的机会。

第二,新动能,是指中国上市公司正在形成新的盈利增长来源。AI、新能源和高端制造等新兴产业已经成为中国股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测算,AI产业链、新能源产业链和高端制造在全A指数中的权重已达到60%左右。随着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企业全球竞争力提升,这些产业有望为上市公司带来新的盈利增长来源,改变中国股市过去较为依赖传统行业的盈利结构。

第三,新生态,是指资本市场制度改革和投资者结构改善,有助于提升股东回报、降低投资风险。制度层面,资本市场正在更加重视融资与投资功能的平衡,上市公司分红和回购增加,2024年以来自由流通股本对应的分红规模已超过IPO及再融资规模。资金层面,保险等中长期资金加快入市,汇金稳市机制逐步成熟,公募基金更加重视长期投资考核。这些变化有助于改善投资者结构,增强市场稳定性,提升投资者回报,推动资本市场形成更加良性的长期投资生态。

总体而言,我们认为中国资产重估仍在途中。短期三重逆风仍可能带来市场波动,但全球配置环境的变化、上市公司新的盈利增长来源,以及资本市场投资生态的改善,共同构成了中国资产长期重估的基础。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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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编辑:宥朗|责任编辑:宥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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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李俊虎 潘潘

来源:21财经

记者:崔文静 | 原文编辑:姜诗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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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40招聘 | 研究、市场等岗位开放中

2026年11月13日 20:17

CF40 2026-11-13 20:17 北京

期待优秀的你~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立于2008年4月,是中国极具影响力的金融专业智库平台,专注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与交流。坚持问题导向,CF40每年召开闭门研讨会、大型峰会、国际交流会等百余场研讨会,每年开展课题研究20余项,出版要报、简报、双周报、书籍等共计100余册,受到决策层领导重视和经济金融界人士高度评价。

2021年以来,CF40以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为载体,进一步充实专职研究力量,持续开展重点课题研究,形成“平台+实体”的新型智库模式。2024年,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正式推出原创研究产品“CF40研究”,围绕宏观经济、政策动向、金融市场、国际问题等领域持续提供极具前瞻性的研究洞见,成果触达银行、券商、资管领域百余家海内外头部金融机构,备受业内关注。

Part.1

招聘岗位

➤  青年研究员

1

岗位职责

1. 负责撰写《CF40研究·简报》系列原创研究报告,深入研究宏观经济、地缘政治、金融市场、AI、能源化工、生物医药等重点、热点议题。

2. 协助开展课题研究,并参与相关研究产品的选题、写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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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要求

1. 国内外知名高校硕士、博士学历,经济/金融大类或AI、能源、生物医药等理工类相关专业。应届生或有相关工作经验者均可投递。

2. 具备较强的AI工具应用能力、数据搜集与信息整理能力、研究写作和口头表达能力,以及出色的抗压能力。

3. 在国际组织、市场研究机构、监管机构、学术机构有2-3年研究工作者优先。有政策研究或课题经历者优先。

4. 英语听说读写熟练,具备英文路演能力者优先。

➤  研究助理(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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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职责

1. 持续追踪国际宏观经济、地缘政治及主要国家政策变化,围绕重点议题开展研究、产出高质量研究报告。

2. 负责英文资料的搜集、研读与整合,高品质英文报告的生成。

3. 参与国际交流工作。

2

任职要求

1. 国内外知名高校硕士、博士学历,翻译、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等相关专业。应届生或有相关工作经验者均可投递。

2. 优秀的中英文读写与翻译能力,能够熟练处理英文原始材料并完成高质量中英文输出。有金融翻译、英文媒体或国际研究机构相关经历者优先。

3. 对全球宏观经济、国际政治、地缘战略等议题有浓厚兴趣,具备较强的研究意识和快速学习能力。

4. 沟通顺畅,责任心强,具备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能够适应快节奏工作环境。

➤  市场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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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职责

1. 负责理事单位、会员单位的拓展与维护。

2. 承担“CF40研究”机构客户的拓展与维护,对接客户需求,提升合作深度与黏性。

3. 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

2

任职要求

1. 本科及以上学历。

2. 3年以上市场拓展或合作工作经验,有国际金融机构、国际咨询机构从业背景优先。

3. 沟通协调能力强,能够建立并维护良好的合作关系。

4. 英文可作为工作语言。

Par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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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布鲁盖尔研究所所长:当中国成为新的德国,欧洲如何重新定位自己

2026年11月12日 19:59

江玮 2026-11-12 19:59 北京

以下文章来源于:财经杂志

财经杂志

《财经》杂志官方微信。《财经》杂志由中国证券市场研究中心主办,1998年创刊,秉承“独立、独家、独到”的新闻理念,以权威性、公正性、专业性报道见长,是政经学界决策者、研究者、管理者的必读刊物。

中欧双方都需要理解彼此面临的现实问题,避免贸易冲突升级

“现在中国已经成为新的德国。”今年10月,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所长杰罗明·泽特迈尔(Jeromin ZETTELMEYER)在上海出席2026外滩年会期间接受《财经》专访时说。

在泽特迈尔看来,中国在技术和制造业领域已经赶上欧洲,甚至在一些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这是欧洲必须面对的长期变化。这一过程类似于19世纪下半叶德国工业崛起给英国带来的挑战。历史表明,领先地位的转移并不意味着一个经济体必然走向衰落,尽管调整过程可能相当痛苦。对于今天的欧洲而言,如何适应新的现实,将不仅决定其产业竞争力,也将影响欧洲未来的经济和政治走向。

2026年10月22日,2026外滩年会,外滩圆桌“地缘冲击下的能源安全与能源转型”,Jeromin ZETTELMEYER

过去几年,能源价格冲击、经济增长乏力和产业结构调整迟缓,持续削弱欧洲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和技术能力快速提升,正在改变全球产业和贸易格局。对于欧洲而言,这不仅意味着来自中国企业的竞争更加直接,也意味着一些过去由欧洲占据优势的制造业和出口市场正在发生变化。

从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的保障措施,到正在讨论的贸易防御工具,再到《工业加速器法案》,欧洲试图在保护本土产业与维持开放之间寻找新的平衡。与此同时,中欧通过贸易投资磋商机制(TIC)就特定行业的贸易安排展开对话,混合动力汽车出口配额成为双方协商解决贸易摩擦的一种尝试。

泽特迈尔认为,欧洲需要一定程度的临时性产业保护,但不能让保护措施取代结构性改革。欧盟也需要吸引更多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他强调,中欧双方都需要理解彼此面临的现实问题,避免贸易冲突升级。

布鲁盖尔研究所是欧洲乃至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经济政策智库之一。泽特迈尔从2022年9月开始担任布鲁盖尔所长。他此前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战略、政策与审查部副主任,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经济政策司司长以及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研究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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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竞争力之困

Q:欧洲面临着增长乏力、能源成本高企以及与美国之间的技术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在一些过去由欧洲企业占据主导地位的行业,来自中国企业的竞争也日益激烈。你如何评估当前欧洲经济的整体状况?欧洲目前经历的是暂时性的表现不佳,还是它的工业和技术竞争力正在面临更深层次的衰退?

泽特迈尔:事实上,今年欧洲经济表现出了相当强的韧性。例如,德国经济增长预期已经上调。今年初,德国经济增速预计在0.5%左右,现在看来可能达到1.3%左右。考虑到今年发生的种种情况,尤其是能源价格冲击,欧洲经济的表现其实不错。

从结构性角度来看,欧洲确实正在经历、或者说已经历了竞争力的侵蚀,这与能源成本有关。但这早在2022年就已经发生了。当时,欧洲的能源供应体系发生了变化,从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转向其他来源。现在,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从美国进口天然气。

除此之外,我认为欧洲面临的问题更多是长期性的。至少过去20年来,欧洲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速度一直低于美国,当然期间有少数例外。与此同时,中国实现了追赶。相对而言,我们做得比中国差。至于美国,欧洲一直在节节败退。人工智能革命可能会加速这一趋势,但也未必,因为这主要取决于人工智能的应用,而不完全取决于模型的生产。

我认为,欧洲经济在中长期面临的最大挑战有两个:第一,适应气候变化;第二,适应中国在技术上已经赶上欧洲这一现实。由于中国经济体量庞大,这将对全球生产结构产生影响。中国目前存在的产能过剩,其中一部分最终会消退,因为企业不可能长期承受负利润。而随着房地产市场调整带来的影响逐渐消退,中国国内需求也会有所恢复。但即便欧洲不再受到这些影响,中国的竞争力仍然会强于欧洲。结果就是,一些过去欧洲具有优势,甚至占据主导地位的出口市场,现在将由中国企业占据。这是欧洲必须适应的变化。

Q:你认为欧洲未来的经济增长机会主要在哪里?

泽特迈尔:在前沿大模型领域,欧洲确实落后于美国。这主要是因为欧洲缺乏超大规模云服务商以及能够动员巨额投资的金融市场。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无法在应用型人工智能和小型人工智能模型方面有出色表现。

欧洲需要提升自身的算力水平,这方面其实存在一定空间。尽管欧洲能源相对匮乏,但一些地区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例如水电、核电和太阳能。问题在于,欧洲尚未形成统一的电力市场。这些能源优势主要集中在特定地区,这些地方的人口密度也不高,因此可以在那里建设算力基础设施。欧洲的比较优势在于其规模相对庞大的制造业。因此,关键在于如何将人工智能融入制造业生产流程,以及如何有效利用工业数据。

Q:欧洲央行前行长德拉吉在2024年发布的欧洲竞争力报告提出了诸多改革建议。你认为欧洲在落实这些建议方面取得了多大进展?哪些领域应该是欧盟的政策重点?

泽特迈尔:欧洲在单一市场改革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主要体现在资本市场联盟以及储蓄与投资联盟方面。但总体而言,进展远没有达到德拉吉报告所期待的程度。

在降低监管负担方面,我们也取得了一些进展。欧盟委员会通过了一系列被称为综合法案的立法文件,通过对此前立法进行修订,降低企业的合规成本。此外,欧洲也在尝试加强产业政策,为战略性产业提供支持。不过这一点并不完全在德拉吉报告中。德拉吉报告指出,对于那些难以减排的行业,也就是重工业,需要提供一定的补贴支持。欧洲目前正在尝试这样做。

但欧洲推出的许多措施是出于对中国竞争的恐惧,这些措施未必都是好的政策。欧洲确实需要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否则欧洲工业在短期内可能面临崩溃的风险。但如果将其作为长期强化欧洲工业的战略,目前最主要的立法提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并不是一个好主意。

Q:你提到过适度的保护是必要的,但欧洲同时也需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过度保护可能延缓甚至扭曲这一调整进程。欧洲应如何把握保护的尺度,既通过临时的保护措施为欧洲企业争取适应时间,又避免这种保护措施只是维持那些缺乏竞争力的商业模式?

泽特迈尔:我认为,关键在于运用WTO保障措施。保障措施有两个特点:第一,只有在某个行业遭受一定程度损害的情况下,才能采取保障措施,而且适用范围必须相当有限;第二,这类措施的实施期限最长只能持续四年。

根据我的理解,欧委会贸易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期访华与中方达成的共识是,欧洲将对混合动力汽车这一特定行业采取保障措施,而且采取的方式已经与中国进行了协商和谈判。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意味着中国不会采取报复措施。

不过,总体而言,如果一个行业习惯于受到保护,就可能阻碍结构性改革,而不是推动改革。因此,保护措施必须是临时性的,而且不能成为唯一的政策手段。

Q:贸易失衡能否主要通过贸易政策加以解决,还是说欧洲更需要结构性改革?

泽特迈尔:我非常赞同欧洲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但我不完全确定,这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决贸易失衡问题。贸易失衡本身并不一定是大问题,关键在于失衡的规模。几年前,欧洲与中国的贸易失衡还不像现在这样显著。

过去几年欧洲的结构性竞争力并没有发生变化,那么推动这一变化的因素是什么?是由于中国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导致中国国内需求大幅下降。因此,这与中国或欧洲的结构性竞争力都没有关系。更大的问题在于生产和贸易的构成正在发生变化,而不只是总体贸易失衡。

过去150年来,德国一直致力于在某些制造业领域成为世界领先者,包括化工、汽车、机床、资本货物等。中国开放之后,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德国和中国都从中受益,因为这些产品正是帮助中国实现工业化的产品。

但现在这已经走到了尽头,因为中国已经成为新的德国。这对我们来说并不容易,因为德国在过去150年都处于领先地位,如今我们必须适应做一些不同的事情。问题不只是继续做事情,然后更加努力、做得更好、成本更低,当然这些也能发挥一定作用。而是我们要做不同的事情,因为在那些技术质量完全相同,甚至有时中国还领先的领域,我们永远不可能,或者说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能,仅仅依靠更加努力就胜过中国。

原因在于,未来二三十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结构上仍将低于欧洲。最终,中国工资水平会逐步上升,但届时中国和欧洲都将面临印度等国家的竞争。然后情况又会发生变化,我们将要为正在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腾出空间。问题在于,现在赶上德国的这个国家规模实在太大了。如果这个国家是越南,问题可能没有这么严重。真正让这一调整变得困难的,是中国经济体量的巨大规模。因此,中国需要给我们一些时间。但我们理解——至少我个人理解,并不是所有政策制定者都理解——欧洲必须作出重大调整,尤其是德国。

Q:怎么理解你所说的“中国已经成为新的德国”?

泽特迈尔:我的意思是,现在中国和欧洲之间发生的事情,与19世纪下半叶德国和英国之间发生的事情如出一辙。当时德国是一个比英国规模更大的国家,在技术上逐渐赶上英国,这给作为工业化起源的英国带来了问题。但英国最终挺过来了,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发展方向,至今仍然是一个富裕国家,只是活力不如过去。

因此,这些都是经济史上可以预见的事情。一个国家需要做出调整,为另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腾出空间,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必然会变穷。但这种调整过程可能相当痛苦,在政治上也很危险。尤其是对当下的欧洲而言。我们正面临相当复杂的政治局势,极右翼政党崛起、能源价格冲击,同时出现多种不利情况。

Q:如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在明年的法国总统选举胜出,这将对欧盟产生什么影响?

泽特迈尔:那将非常糟糕,但具体会有多糟还很难说。法国极右翼曾表示希望退出欧盟,他们最近不再这么说了,而是表示希望留在欧盟,但他们想要一个不同的欧盟,一个欧盟层面权力大幅减少、几乎所有权力都掌握在成员国手中的欧盟。这样一来,欧盟就只是一个自由贸易区了。

他们还希望大幅削减欧盟层面的财政支出。但实际上,欧盟层面的预算本来就不高。欧盟预算大约相当于欧盟成员国国民总收入的1.1%至1.2%,而成员国的预算则约占国民总收入的45%。因此,大幅削减欧盟预算是不太可行的。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问题,可能会阻碍欧盟的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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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防御工具与对话

Q:近期举行的欧盟峰会讨论了新的贸易工具。但考虑到欧盟已经拥有诸多贸易立法和政策工具,你认为欧盟还需要推出新的工具吗,或是现有的贸易立法已经足够?

泽特迈尔:总体而言,我认为欧盟现有的贸易立法基本上已经足够。这里需要区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确定适当的保护程度,既不能保护过度,也不能保护不足,同时还有临时性等问题。这些问题基本上可以在WTO规则框架内解决。

第二个问题涉及经济安全,而不是如何适应中国的竞争力。中欧之间存在力量失衡。中国对欧洲经济拥有很大影响力,因为中国控制着欧洲所依赖的稀土供应。去年10月,中国建立了一套框架,使其能够收紧出口。我们非常担心,一旦局势升级——这是我们正在努力避免的——中国可能会动用这一工具,欧盟产业将受到损害。

所以,我们的第一道防线是前往中国,与中方事先就可能采取的贸易防御措施达成共识,通过谈判寻求解决方案,对某些类型的贸易流动进行管理。但欧洲仍然担心自身的脆弱,我们需要某种工具,能够在功能上与中国限制稀土供应的能力抗衡。而欧洲唯一真正拥有的手段,就是限制进入欧洲市场。目前欧洲正在讨论一种工具,使欧盟能够比现在更迅速地关闭欧洲市场。欧盟已经有一项名为《反胁迫工具》(ACI)的机制,但从未真正启用。现在讨论的新工具可以理解为是经过改革的ACI。

Q:也有人称之为欧盟版的301条款。

泽特迈尔:确实有人将两者进行比较。ACI的适用范围甚至比美国的301条款更广,因为它可以动用更多种政策工具,而不仅仅是关税保护。我对美国的301条款赋予政府多少权力不甚了解,但ACI赋予欧盟的权力非常广泛,其中甚至包括直接禁止企业开展经营活动,而不仅仅是加征关税。欧洲讨论类似的工具,是因为我们想要能够迅速作出反应。不过,这种工具被视为一种威慑手段,我们并不打算真正使用它。它其实是最后的选择。

Q:在10月的欧盟峰会举行之前,德国和法国共同呼吁欧盟出台新的贸易工具。德国过去在对华实施贸易限制上一直相对谨慎,是什么原因导致德国的立场发生了转变?

泽特迈尔:德国实际上是受中国产能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德国仍然拥有规模庞大的工业体系,而现在中国出口产品与德国出口产品之间的重合度越来越高。德国人非常担心本国工业体系会受到严重冲击。德国并不是一个保护主义国家。但德国开始与法国达成一致,主要是因为德国认为自己正处于风口浪尖。与此同时,德国和法国都认同,应该首先使用WTO框架下的工具。因此,欧洲距离美国所采取的那种保护主义做法仍然相当遥远。

Q:你如何评价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取得的成果?

泽特迈尔:成果不错,当然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看法。有些人原本期待这次会议带来更广泛的解决方案,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就是中国的供需失衡。但这种期待并不现实。

这次会议最终取得的成果,至少从欧洲方面的解读来看,建立了一种模式:在不与中国引发贸易战的情况下,有选择地支持那些面临最大风险的行业。这是一项相当重要的成果。这种模式要求双方形成某种共同理解,即中国承认欧洲面临真实的问题,然后双方就某个具体领域、某个范围相对有限的贸易管理达成一致,再通过保障措施来落实这一安排。只要这不是唯一采取的措施,我认为这就是一种不错的推进方式。中国仍然需要努力推动经济再平衡,而欧洲也需要继续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以适应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将远超以往的现实。

Q:混合动力汽车出口配额的做法会被复制到其他行业吗?

泽特迈尔:视情况而定。我认为,未来可能会涉及更多行业,但必须逐个行业来讨论。这可能意味着,每当我们希望将这种做法用于另一个行业时,都需要重新回到北京进行磋商。

欧盟贸易委员在介绍这一安排时,将其作为一种可行模式的示例,暗示这不会是最后一次。但这一模式本身是高度个案化的,而且需要通过磋商调整。我认为,这一做法会在一定范围内继续推进,之后再看双方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达成共识。我们的目标很明确:一方面避免贸易战,另一方面确保欧盟某些产业不会崩溃。我认为中国也能够理解这一点。

Q:今年早些时候,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中欧可能爆发贸易战的讨论,但后来双方建立了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展开对话,最终避免了贸易战的爆发。是什么改变了局面?

泽特迈尔:没错,当时确实有人担心贸易战会发生。我认为,双方只是对如何以最佳方式处理这些问题进行了思考,然后开展了外交斡旋。我并不觉得出现这样的结果特别令人意外,因为双方一直都有避免贸易战的动机。另一方面,双方又必须解决现有的问题。

所以这一进展可能得益于双方都抱有诚意。中国理解我们确实面临着真实的问题,并不是我们凭空捏造出来的,不像美国总统特朗普那样。特朗普认为,双边贸易失衡的存在就意味着有人在作弊。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欧洲没有人相信这种说法。我们真正担忧的,只是贸易变化所带来的结果,以及劳动力被快速挤出市场可能造成的社会和政治后果。

Q:在与中国展开对话的同时,欧盟也在考虑采取更强有力的贸易防御措施。更强硬的贸易政策是否会削弱双方通过对话解决争端的努力?欧盟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

泽特迈尔:在中国宣布稀土出口许可框架时,欧洲非常震惊。中国后来表示,除非有必要,否则不会动用这一工具。这次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欧洲讨论的是发挥威慑作用的工具,而不是实际使用的工具。

我认为,关键在于中国能够从我们的角度看问题,我们也能够从中国的角度看问题。目前双方的沟通足够顺畅,能够让这一机制运转起来。

对中国来说,另一个可能更大的刺激因素是《工业加速器法案》中的某些内容,尤其是涉及外国直接投资(FDI)的部分。我也认为相关条款走得太远了,因为附加条件实在太多,这可能使中国企业到欧洲投资变得缺乏吸引力,而我们其实非常希望看到中国企业来欧洲投资。我认为欧盟应该重新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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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加速器法案》争议

Q:欧盟目前对来自中国的投资持什么态度?

泽特迈尔:态度有些分裂,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原则上欢迎中国投资,认为中国投资是有益的。但也有人担心,中国企业只是在欧洲进行组装,所有东西仍然从中国进口,这只是规避贸易限制的一种方式。这也是欧盟出台额外附加条件的原因,不过这些条件可能超出了合理的范围。

此外,还有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担忧,但我认为,这种担忧只适用于某些特定行业。总体而言,我认为欧盟的态度是希望吸引更多中国投资,就像过去中国曾经希望并且需要我们的投资一样。

Q:你能否举出一些中国企业在欧盟投资的成功案例?

泽特迈尔:中国电池企业在欧盟境内生产,就是一个很好的做法。我对具体案例了解得不够多,不便谈论特定企业。但很明显,欧洲需要建立自己的电池产业。就目前而言,欧洲电动汽车想要保持竞争力,仍然需要中国电池。因此,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其中仍然有权衡,但这将有助于欧洲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

Q:欧盟一方面希望吸引更多中国企业投资电动汽车和电池行业,但另一方面又对中国投资实施严苛的国家安全审查。

泽特迈尔:这是因为我们有多个目标,这些目标有时会相互冲突。一方面,存在一些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这些担忧涉及数据,以及基础设施对软件更新的依赖问题,这是欧盟无法控制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关心公平竞争环境。我们希望生产活动能够在欧盟境内进行,因为这样不仅可以创造就业岗位,而且与直接从中国进口相比,我们对补贴问题的担忧也会相对少一些。我们需要同时解决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之间自然会产生张力。

Q:贸易问题似乎占据了欧盟的主要精力,对于投资问题,现在欧盟有哪些讨论?

泽特迈尔:欧盟正在《工业加速器法案》的背景下讨论投资问题。我认为最好通过双边方式来讨论这些问题,而不是仅仅在一部欧盟立法中提出一些条件。尽管法案文本中没有写明,但其中一些条款实际上是针对中国的。

Q:欧盟为何在这个阶段要推动《工业加速器法案》?

泽特迈尔:动机是对欧洲制造业未来的担忧。这是一项相当糟糕的立法。欧洲内部实际上存在不同的观点。我认为,谢夫乔维奇带到北京的是一种相当平衡的观点。而在《工业加速器法案》中存在一些保护性安排,例如通过狭义的“欧洲制造”条款等。我认为,这些做法并非好主意。大家确实有着共同的担忧,但如何将这些担忧转化为政策,却存在争议。

《工业加速器法案》的出台,与过去一年左右中国竞争对欧洲经济的影响力不断上升有关。正如我刚才所说,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欧洲的结构性弱点,但这种非常迅速的变化,不可能仅仅是因为欧洲自身竞争力出现了结构性下降,而是更多与中国发生的变化有关。

Q:欧盟决策者应如何在竞争力、经济安全和经济增长之间权衡?

泽特迈尔:首先,你必须承认这些目标之间确实存在权衡关系。欧洲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欧盟委员会经常假装这些目标之间不存在取舍。经济安全这一概念经常被滥用,适用范围过于宽泛。它被当作一个笼统的理由,用来保护欧洲任何与制造业或重工业相关的产业。显然,这样做是不行的。

因此,首先必须对相关概念作出准确界定,然后认真分析这些目标之间的权衡关系,看如何协调。但总体而言,我认为经济安全的定义和适用范围应该保持狭窄,还需要将一定程度的临时性保护与结构性调整结合起来。

Q:明年3月,中国和欧盟将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三次例会。你认为应该重点讨论哪些议题?

泽特迈尔:现在还无法作出判断,这将取决于第二次例会之后会发生什么。我希望双方能够讨论我之前提到的那些仍有改善空间的领域,例如中国企业在欧洲的投资条件。我希望最终通过的《工业加速器法案》能够比欧盟委员会此前提出的版本限制更少。此外,还有市场准入等问题。

Q:在你看来,一个更加稳定、互利的中欧经贸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

泽特迈尔:我们需要时间来完成自身调整,我们需要对某些行业提供有效保护,我们必须以和中国形成共识的方式来实施保护措施。我们希望吸引更多中国直接投资。同时,中国也存在一些市场准入问题。这是三个主要方面。

我们可能还需要一个投资框架。我们曾经非常接近达成,当时商定的框架如今需要修订,但我们仍然需要能够促进双边直接投资的框架。双方仍有可能达成某种形式的投资协定,只是我们不能原封不动地使用此前谈判的文本,它需要修改。是否继续将其称为《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还是改用其他名称也是一个问题。但我认为,建立投资框架是一个好主意。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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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编辑:潘潘|责任编辑:潘潘

视觉:李盼 东子

监制:李俊虎 潘潘

来源:财经杂志

记者:江玮 | 原文编辑:苏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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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下一步:如何落实“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

2026年11月11日 20:18

原创 CF40 2026-11-11 20:18 北京

中美之间进入相对缓和的暂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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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注定是中美关系具备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而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的提出,更为未来一个时期的中美关系提供了战略指引。

在2026外滩年会期间,美国原贸易代表、美中关系委员会主席Charlene BARSHEFSKY和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达巍围绕如何理解“建设性战略稳定”以及如何将这一新定位落到实处进行了深入讨论。我们摘取了部分内容与读者分享。

本场外滩圆桌“中美关系下一步:落实战略稳定的路径与举措”于10月21日举行。一同参与讨论的还有中国美国商会会长Michael HART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东亚研究所所长Alfred SCHIPKE。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肖茜为本场主持人。

2026年10月21日,2026外滩年会,外滩圆桌“中美关系下一步:落实战略稳定的路径与举措”,从左至右依次为:肖茜、Charlene BARSHEFSKY、Michael HART、Alfred SCHIPKE、达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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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专家如何理解

“建设性战略稳定”

Charlene BARSHEFSKY指出,“建设性战略稳定”这一概念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其为中美之间在前一阶段不断升级的模式带来暂停期。双方可利用这一窗口期推动更多实质成果落地。

作为1997年至2001年的美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Charlene BARSHEFSKY曾主导中国入世期间中美双边的谈判。她认为,自中国入世以来,中美经贸关系的变化可大体总结为5个阶段:最初,贸易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既符合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也符合美国扩大国际影响力、维持领导地位的需要,双方相处融洽。但后来,贸易变成两国关系的“阿喀琉斯之踵”,竞争成为中美关系的新框架,原因在于双方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美国逐渐背离其多年前一手主导建立的国际体系,否定贸易的价值,并将贸易武器化,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最近一个时期,双方一度进入“行动—反制—再行动—再反制”的恶性循环,显著特征是互信严重缺失,分歧被不断放大,而共同利益逐渐淡化。当前,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之间进入相对缓和的暂停期。

2026年10月21日,2026外滩年会,外滩圆桌“中美关系下一步:落实战略稳定的路径与举措”,Charlene BARSHEFSKY

她强调,不同于市场监管机构可以直接介入并叫停某种行为,目前并不存在任何外部机制或第三方,能够对美国或中国的行为施加约束。只有中国和美国自身,才能约束并调整各自的行为。这既是前一阶段不断升级的模式最危险之处,也是当前双方主动按下暂停键、推动“建设性战略稳定”之所以如此关键的原因。

达巍认为,当前判断中美关系进入“新篇章”为时尚早,但“战略稳定”这一概念本身,就反映出中美双方承认分歧的坦诚立场,以及有效管控双边关系的目标。

正如9月24日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仪式上的致辞所说:“中美不必讳言竞争”。达巍直言:“当我们说需要稳定双边关系时,实际上就是承认当前的双边关系十分棘手,而我们希望能对其进行有效管控。”他认为,承认双方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紧张关系,本身就是一种现实而坦诚的立场。“这是一件好事。”

同时应当承认,双方已经取得一些重要进展,包括建立经贸问题磋商机制,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建立军事沟通机制等。而这些都离不开两国领导人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稳定”能否持续

Charlene BARSHEFSKY认为,真正确保“建设性战略稳定”,关键在于双方能否明智地利用好窗口期,保持克制、各退一步,并认识到恶性竞争只会两败俱伤。

她以核威慑类比一种经济相互威慑下的稳定:“如果双方能够明智地利用好这段暂停期,就有可能形成某种相互威慑的局面。就像核威慑机制在核扩散的大背景下依然维持了核领域的和平一样。”

达巍则称之为“以实力求稳定”。“稳定”的可持续性取决于一个关键变量:双方能否化解相互依赖带来的脆弱性,或解决关键技术和供应链上的“卡点”问题。“如果中美双方仍然存在这种互相制约的脆弱性,也就是说双方仍然需要相互依赖,那么我们就可能不得不维持双边关系的稳定。但如果这种相互依赖被消除了——比如美国能够自行生产稀土,而中国也能够自主生产半导体——这从各自角度看也许并不是坏事,但对于双边关系的稳定来说,我认为反而可能是一个隐患。”达巍表示。

2026年10月21日,2026外滩年会,外滩圆桌“中美关系下一步:落实战略稳定的路径与举措”,达巍

他将“稳定”定义为一种可控的波动区间,也就是把波动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他认为,目前两国已经成功将双边关系控制在相对确定的区间内。未来两年,双边关系虽然可能因美国总统换届等因素有所起伏,但预计波动仍将处在可控范围内。总体上,这种稳定状态可能会在下一届美国政府任内继续维持。

落实战略稳定的路径与举措

11月18日至19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外界预期,中美元首可能将在APEC峰会期间再次见面。对于两国下一步需要共同推进的优先事项、以及如何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从政治共识走向持久的制度安排,与会嘉宾从多个维度提出了建议。

Charlene BARSHEFSKY提出:第一,增设技术理事会。在她看来,在已有政府间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的基础上,需要思考是否增设技术理事会。因为技术议题正是美中之间问题的症结,而技术栈依赖围绕其形成的整个生态系统,有了专门机制,双方才能更系统地培育这类生态系统。

第二,上述理事会必须制度化,并建立底层架构。她指出,这些机制需要长期延续,并让整个政府系统理解其应有角色;这有赖于在其下建立一整套架构,而这套架构才是最终成功的关键。

第三,追求实质性成果,即有时限、范围明确、可衡量的具体结果。

达巍赞同设立技术理事会的构想。他还补充了另外两个方向:一是人文交流。在他看来,人文交流是双边关系中最容易取得成果的领域,中方已提出未来5年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的倡议,未来可有更多类似举措。

二是激活亚太多边框架。达巍表示,亚太地区几十年来一直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中心,且没有爆发战争,这在当今世界非常难得。他提议推动APEC回归最初的定位,守住以发展为核心的区域合作框架,“不能让竞争、安全等问题占据所有议题,要将发展与和平置于首位。”

Charlene BARSHEFSKY和达巍同时提醒,必须警惕“G2”思维。达巍指出,在多极世界中,中美是两个有重要影响力的行为体,但这不等于G2格局。其他所有国家都拥有自主选择权,不受任何人支配。他警告称,G2思维极易滑向新冷战。Charlene BARSHEFSKY认为现在谈G2为时过早,各国并不会自发抱团,当前贸易演化趋势更多呈现区域化——全球南方、西方等多个独立板块——而非G2。“仓促定型一套秩序,既不符合中美双方利益,也不符合世界的利益,将是一个可怕的失误。”

此外,Michael HART从企业角度提出,希望中美沟通机制从“国家元首对国家元首”下沉至“官员对官员、团队对团队”的工作层面,为贸易搭建更加长期、可持续的运行空间。“‘300亿对300亿’ 对等降税框架已进入磋商阶段,期待明确具体行业、具体商品、具体关税税率,让企业有可预期的营商环境。”Alfred SCHIPKE补充了另一个具体抓手:投资理事会可以“白名单”的方式明确投资边界。可从小处起步,使企业既有安全感,又能继续优化全球供应链。

版面编辑:思琦|责任编辑:思琦 潘潘

视觉:李盼 东子

监制:李俊虎 潘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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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央行首席经济学家:欧元国际化的两把“流动性钥匙”

2026年11月11日 20:18

Philip R. Lane 2026-11-11 20:18 北京

两类工具分别为回购便利(EUREP)安排与互换额度

“

提供流动性是中央银行的一项基本职能。欧洲央行再融资操作交易对手方仅限于欧元区内机构,故需以国际流动性安排补充域内流动性框架,此类安排包括回购额度和互换额度。

其中,今年更新的增强版EUREP原则上可以向所有非欧元区央行提供兜底性质的流动性,以高质量欧元计价的抵押品作为担保,单家央行额度上限大幅提升至500亿欧元,完成接入后自2026年第四季度起可动用。作为EUREP的补充,互换额度可以以本币抵押品作担保,通过银行信贷渠道发挥作用,有助于降低境外危机升级的可能性及对欧元区的溢出风险。但风险更高,须审慎评估。

从货币政策角度看,上述流动性安排既可提升欧元国际地位,增强欧央行实现政策目标的能力;也能增强市场对欧元的信心、降低相关风险,推动欧元贸易计价结算和扩大欧元计价债务发行。

——欧洲中央银行执行董事会成员、首席经济学家  菲利普·莱恩(Philip R. Lane)

* 本文翻译自作者在10月21日召开的2026外滩年会CF40-Euro50闭门会“美元外的货币体系”上的发言,原文首发于欧洲中央银行网站。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F40及作者所在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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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欧元国际流动性供给

提供流动性是中央银行的一项基本职能。[1]

欧洲央行通过再融资操作和资产组合向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前者目前包括主要再融资操作和长期再融资操作,过去还曾实施超长期再融资操作和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资产组合则是此前在资产购买计划和疫情紧急购买计划下逐步累积形成的。[2]

由于欧洲央行在再融资操作中的交易对手方仅限于欧元区内的机构,因此有必要通过国际流动性安排补充域内流动性框架。此类安排包括回购额度和互换额度,可在境外欧元流动性需求上升或跨境欧元流动性流动受阻时,缓解由此产生的不利溢出效应。如果缺乏国际流动性供给,此类冲击可能使欧元货币市场利率面临上行压力,或扰乱证券市场和银行体系的正常运行,进而削弱货币政策传导。

近年来,世界经济经历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这些变化与地缘政治局势以及国际金融体系变革有关,并改变了全球贸易和金融一体化的运行态势。同时,这也表明宏观经济和金融环境将持续存在不确定性,并可能变得更加动荡。更频繁的金融市场扰动及其对欧元区金融市场可能产生的连锁反应,可能会妨碍货币政策的传导。

国际流动性安排采用兜底性质的定价机制,因此其设计用途仅在遭遇冲击或危机时才予以动用。然而,这些安排的存在本身——即使从未实际动用——也有助于从源头上防止不利的市场动态出现。经验证据表明,欧洲央行的流动性安排有效缓解了欧元融资市场的金融压力。[3]

    2026年10月19日,2026外滩年会现场,Philip R. Lane

两类工具:EUREP与互换额度

今年,欧洲央行决定强化欧元体系面向中央银行的回购便利(EUREP)安排,使其在支持欧元区货币政策顺畅传导方面更加灵活、有效。[4]在EUREP框架下,欧元体系向欧元区以外的中央银行提供兜底性质的欧元流动性,以高质量的欧元计价抵押品作为担保,并辅以适当的风险缓释措施。更新后的框架原则上向所有中央银行提供常设准入,因洗钱、恐怖主义融资或国际制裁等特定原因而被排除的央行除外。该框架将使欧元区以外国家及地区的中央银行能够迅速应对欧元流动性短缺风险。上述调整旨在提高该工具的灵活性、扩大其地域覆盖范围,增强其对全球欧元证券持有者的适用性和吸引力。

接入EUREP的央行将以高质量的欧元计价抵押品作担保,以贷款形式获得欧元流动性。贷款利率为主要再融资操作(MRO)利率加上由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设定的利差,以维持该工具的兜底性质。单笔交易期限设定为一天至一周不等,可展期。每家央行可获最高额度为500亿欧元。接入该工具的央行可以灵活使用EUREP资金,不受事先设定的用途限制。完成接入程序后,各央行自2026年第四季度起即可动用该工具。欧元体系已采取适当的风险缓释措施,以充分保障自身利益。过去六个月,已有30多家中央银行表达对EUREP的兴趣,首批境外央行接入强化版工具的工作已于10月初完成。

EUREP预计将对欧元债券市场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并推动储蓄与投资联盟倡议。具体来说,EUREP鼓励境外央行持有以欧元计价的债务证券,而此类投资者对价格变化并不敏感;该工具还鼓励投资者持有长久期债券,因为它提升了此类债券的流动性:EUREP 可以通过场外单笔交易提供最高达500亿欧元的当日流动性支持,其流动性增强效果相当显著。由于储备管理者可以持有所有欧元区国家发行的债券,而不必局限于流动性最高的债券,EUREP还有助于改善流动性较高和较低的欧元区主权债券之间的竞争环境,促进欧元区债券市场一体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欧元体系认可的超国家机构债券(例如欧盟委员会发行的债券)。与大型主权发行体的债券相比,这类债券的流动性相对较差。

从货币政策角度看,互换额度能够补充EUREP,共同强化整体国际流动性安排框架。EUREP以欧元计价的抵押品作为融资担保,从而扩大了其适用范围。不过,抵押品要求也限制了其作用:一个国家可能拥有大量的欧元负债,而通过持有相应欧元资产来匹配这些负债、进行过度自我保险,这并不是理想的均衡状态。相比之下,互换额度的可得性有助于实现更高效的流动性风险管理。

互换额度可以以本币抵押品作为担保,因此,同时获得互换额度和EUREP准入所能提供的整体支持,强于单独获得EUREP准入。尤其是,互换额度并不要求借款方持有欧元计价抵押品。因此,就获得流动性支持而言,互换额度比单独的EUREP具有更强的信号作用,有助于降低境外危机升级的可能性,限制其对欧元区的不利溢出效应。特别是在基本面足够稳健的情况下,互换额度的存在能够降低境外负面信心冲击演变为自我实现式危机的风险。

互换额度与回购额度的传导渠道有所不同,这也增强了二者的互补性。具体来说,互换额度更直接地通过银行信贷渠道发挥作用:获得互换资金的境外央行将欧元现金贷给本国银行,再由这些银行向金融体系提供贷款。这与理论文献的结论一致,即央行贷款计划能降低事后融资风险,同时通过在一体化金融市场中开展业务的全球性银行,鼓励事前投资。

通过这种方式,互换额度能够向特定合作伙伴经济体的国内银行体系提供大规模且有针对性的欧元流动性支持,即使这些额度预计只会在危机时期动用。相比之下,EUREP主要着眼于支持全球欧元计价债务证券市场的正常运行。这也与经验证据相符:获得互换额度与更强劲的跨境银行信贷流动相关,而获得回购类流动性支持则与证券持有量的变化密切相关。[5]

由于互换额度的风险高于EUREP,因此只应向那些明确有能力在适当期限内偿还欧元债务、且有高信用评级主权国家提供信用支持的境外央行提供。此外,还需要进行审慎的额度校准和风险评估,以降低潜在的过度依赖和道德风险。[6]

从欧洲的角度看,将互换额度限定在这样一些国家和地区也是合理的:一旦这些国家和地区发生欧元计价的债务违约或资产抛售,其影响可能通过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间接传导渠道或网络效应波及欧元区,进而削弱货币政策传导。全球贸易、金融和供应链之间的紧密联系意味着,一国或地区看似孤立的特定冲击,尤其是发生在经济体量较大、属于主要金融中心或与欧元区联系紧密的经济体时,可能迅速且难以预料地向外传导,并通过网络效应不断升级,最终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构成威胁。

提升欧元国际地位与政策传导效力

从货币政策角度看,流动性安排与其他政策领域之间的动态互动,进一步强化了其设立的理由。尤其是,流动性安排能提升欧元的国际地位,从而进一步增强欧洲央行实现其货币政策目标的能力。[7]流动性安排还能增强市场对欧元的信心、降低相关风险,进而推动欧元在贸易计价和结算中的更广泛使用。流动性安排还有助于扩大欧元计价债务的发行,体现为两个方面:

(一)(新增)欧元计价的信贷规模扩大,因为互换额度会鼓励境外交易对手方通过贷款或市场化债务工具借入欧元;

(二)币种转换,即欧洲贷款机构(包括通过其全球子公司)此前以外币发放的部分贷款,在存在货币流动性兜底安排的情况下,可能转为以欧元发放。这两个渠道都有助于增强欧洲央行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8]

欧元在国际上的使用更广泛,反过来也会增强欧元区货币政策的国际影响力,使其能够同时影响境外需求和欧元区内部需求,从而支持欧洲央行实现物价稳定目标。例如,欧元区收紧货币政策,会提高境外实体获取欧元融资的成本,进而抑制使用欧元的经济体的需求,尤其会影响其债务发行、贸易计价以及营运资金融资。欧元区货币政策由此产生的溢出效应,又会通过境外需求走弱反作用于欧元区,进一步强化货币紧缩效果。此外,欧元国际地位的提升还会推动更多交易以欧元计价,从而降低欧元区进口价格对外部冲击的敏感度。

注:

[1] 以上观点仅代表个人,不代表欧洲央行管委会的集体观点。

[2] 此外,根据净金融资产协议,欧洲央行和各国央行还会为非货币政策投资组合购买资产。

[3] 参见Albrizio、S.、Kataryniuk、I.、Molina、L. 和Schäfer、J.(2021),《欧洲央行欧元流动性安排》(ECB Euro Liquidity Lines),《国际中央银行杂志》第22卷第4期;Beck、R.、Ferrari、M. 和 Titzck、S.(2021),《欧洲央行货币流动性安排的有效性》(The effectiveness of ECB currency liquidity lines),《欧元的国际地位》,欧洲央行,第50—52页。另见 Cipollone、P.、Lane、P. R. 和Schnabel、S.(2024),《从危机中汲取教训:我们的欧元流动性安排新框架》(Learning from crises: our new framework for euro liquidity lines),欧洲央行博客。关于更广泛的证据,参见 Bahaj、S. 和 Reis、R.(2022),《中央银行互换额度:最后贷款人职能的效果证据》(Central Bank Swap Lines: Evidence on the Effects of the Lender of Last Resort),《经济研究评论》第89卷第4期。

[4] 欧洲央行(2026),《欧洲央行强化面向各国央行的回购便利》(ECB enhances repo facility for central banks),新闻稿,2月14日。

[5] 关于美联储流动性安排影响的更多证据,参见 Choi、M.、Goldberg、L.、Lerman、R. 和 Ravazzolo、F.(2021),《美联储中央银行互换额度与外国及国际货币当局回购便利》(The Fed’s Central Bank Swap Lines and FIMA Repo Facility),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工作人员报告第983号;以及 Goldberg、L. 和 Ravazzolo、F.(2021),《美联储国际美元流动性工具:效果的新证据》(The Fed’s International Dollar Liquidity Facilities: New Evidence on Effects),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工作人员报告,7月第4期,第1654—1693页。

[6] 还存在这样的情形:一国的信用状况可能迅速恶化,从而产生非连续性风险,即此前符合获得信贷额度条件的国家,可能突然不再符合相关标准。

[7] Gräb、J. 和 Mehl、A.(2019),《欧元国际地位的收益与成本》(The benefits and costs of the international role of the euro),《欧元的国际地位》,欧洲央行。

[8]当然,欧元计价债务负债的任何扩张都需要审慎监测。尤其需要关注短期欧元计价负债的累积是否会加剧期限错配,进而增加融资市场出现功能失调的脆弱性。

版面编辑:思琦|责任编辑:思琦

翻译:佳茜

视觉:李盼 东子

监制:李俊虎 潘潘

来源:欧洲中央银行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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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都在寻找美元替代品,人民币何以突围?

2026年11月10日 20:00

原创 CF40研究部 2026-11-10 20:00 北京

坚持市场驱动,稳中求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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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与清华大学联合举办2026外滩年会。期间,中外专家围绕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变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有所讨论。

与会专家表示,国际货币体系正在重构,美元仍居主导,但其地位已因“武器化”而受到动摇。这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机遇,但人民币也面临来自欧元等其他货币的竞争。

与会专家指出,人民币国际化已取得明显进展,结算货币功能和融资货币功能显著增强,但要成为储备和投资货币,还需在提升资本项目可兑换水平、增强人民币资产吸引力、丰富风险对冲工具等方面取得突破。

专家建议:第一,稳步扩大金融市场开放;第二,完善对冲工具和金融基础设施;第三,发挥离岸市场作用,形成人民币使用闭环;第四,坚持市场驱动,稳中求进。

* 本文隶属CF40成果简报系列,文章仅作为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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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体系正在重构

美元仍居主导,但各国正在寻找替代选择。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从1999年的70%以上降至目前的57%以下,下降的速度十分缓慢。

整体而言,美元地位具有很强的黏性:一是头号军事强国发行头号货币是一种历史规律;二是美元使用具有网络外部性,寻求替代选择的转换成本巨大。

但是,各国态度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美国通过制裁、控制清算和支付基础设施的准入,把美元作为外交政策的工具,许多国家因此把使用美元视为可能被“卡脖子”的环节。国际社会对美国的信任持续流失,美元地位因此受到动摇。构建美元之外的替代方案,已成为一些非美经济体的战略目标。

对人民币而言,既面对着这一变化带来的机遇,也面临着来自其他货币的竞争。有专家指出,今天讨论人民币国际化,与十年前已有很大不同:美元地位因过度使用甚至“武器化”滥用而动摇,例如美国在经济过热时仍维持约6%的财政赤字,并冻结他国资产、对他国银行实施长臂管辖。尽管人民币的市场份额只能逐步提升,但一旦达到一定水平,就能真正成为各国的“可信选择”,影响力会加速上升。

亦有专家指出,过去25年美国在金融体系、中国在贸易体系中的中心性都在上升,现在可能到了各方开始多样化的拐点,这是人民币国际化难得的机遇。

不过,也有专家提醒,如果只是美元被单边“武器化”,各国可以转向欧元、日元等其他储备货币,未必选择人民币。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币面临来自其他货币的竞争。

对于未来能否形成多极化格局,与会专家持不同态度。部分专家较为乐观,认为未来主要国际货币可能有美元、人民币、欧元三种,许多交易对手方或将愿意付出一点代价,转向欧元和人民币,以换取分散化和韧性。

部分专家则提出担忧:虽然愿景是走向多极化,但最终可能会走向碎片化,即形成一个个彼此隔绝的货币和贸易集团,导致全球福利下降。货币权力的分布归根结底由政治权力的分布决定,维持多极化需要大国之间保持对话和制度安排,从当前形势看,这一前提并不容易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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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与制约

与会专家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在结算和融资方面进展明显。首先,人民币的结算货币功能明显提升。有调查显示,超过六成受访境内企业反馈,其境外贸易伙伴较为接受或完全接受人民币计价结算。

其次,融资货币功能快速增强。近年来中国扩大人民币对外贷款,培育了一批借入人民币的境外主体,使人民币的使用不再只依赖升值预期:2022年中国境外贷款中只有15%以人民币计价,目前已达55%;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的开发性融资正越来越多使用人民币计价;此外,新开发银行成员国与中国贸易往来密切,截至目前,在新开发银行的本币融资中,人民币占比已超过95%。

但专家总体认为,人民币要从结算货币、融资货币进一步成为储备货币和投资货币,仍需在提升资本项目可兑换水平、增强人民币资产吸引力、丰富风险对冲工具等方面取得突破。例如,要成为储备和投资货币,需要投资者愿意长期持有人民币资产,并确信必要时可以撤回资本,这与跨境资金流动管理之间存在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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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建议

针对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与会专家从市场开放、金融基础设施、离岸市场和推进节奏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第一,稳步扩大金融市场开放,提高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与会专家提出,人民币国际化说到底是让境外主体有机会用、愿意用,关键在于能持有。市场要更深、更厚、更开放,但开放也会带来风险,需要一步步推进。在境内市场完全开放之前,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可以提供补充。亦有专家建议,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高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

第二,完善对冲工具和金融基础设施。着重发展支持利率和外汇风险对冲的市场基础设施,让持有和借入人民币的主体都能有效管理风险。可将对冲工具期限延长至15年及以上,完善长期限收益率曲线。扩大回购等合格抵押品的认可范围,并提供更完善的托管和债券回购服务,便于境外投资者进行流动性管理和资产变现。

第三,发挥离岸市场作用,形成人民币使用闭环。短期来看,决定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关键,是境外可供使用的离岸人民币规模,这与离岸市场的流动性供给安排密切相关。专家建议,进一步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推动上海与香港等在岸、离岸市场共同发展。同时,要在境内外经营主体之间形成“收到人民币、使用人民币、投资人民币、对冲人民币风险”的完整链条。

第四,坚持市场驱动,稳中求进。人民币用与不用,最终由市场决定。人民币国际化应当是水到渠成的过程,根本动力来自企业在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中的真实需求,政府的作用主要是搭桥、护航,通过完善制度环境和基础设施、加强国际金融合作,为市场主体使用人民币提供便利。

推进节奏上也要稳。现阶段,人民币的国际使用水平与美元等主要货币仍有明显差距,更现实的目标是降低对单一主权货币的依赖,增强开放条件下的韧性与自主性。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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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评 | 出口量边际放缓,能源补库推升进口

2026年11月10日 20:00

原创 CF40研究院 2026-11-10 20:00 北京

四季度净出口对增长的贡献或有所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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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海关总署公布10月贸易数据,其中出口额增速保持高位,主要受低基数提振,而出口量增速有所放缓,显示价格高企边际抑制外需;进口额加速增长,主要受益于低基数以及能源进口回暖;出口价格同比大体持平,而进口价格同比上行,对应贸易条件边际恶化。综合来看,10月外需有所放缓,而进口在能源补库下加速增长。

针对上述数据,我们主要有以下三点观察和思考:第一,虽然外需可能边际放缓,但价格高企下出口额仍有望保持较快增长;第二,短期内,能源补库可能支撑进口增速维持高位;第三,四季度贸易顺差同比增速可能放缓,净出口对增长的贡献或有所回落。 

* 原文《出口量边际放缓,能源补库推升进口》2026年11月10日首发于“CF40”APP。本文版权归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所有,未经书面许可,禁止任何形式的转载、复制或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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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海关总署公布了2026年10月的贸易数据,具体而言:

10月出口同比增速小幅回落但仍维持高位,进口同比增速高位上行,均受益于低基数。10月以美元计出口、进口同比分别增长35.2%、41.6%,较9月分别变动-1.1、+10.6个百分点。由于2025年10月出口、进口同比增速分别较当年9月放缓9.5、6.2个百分点至-1.3%、+1.8%的低位,今年10月进出口同比增速均明显受益于低基数。

10月出口量增长放缓,显示价格高企抑制外需。低基数下,10月出口同比增速仍小幅回落,主要由于出口量同比增速放缓。据我们估算,10月出口价格同比由9月的21.0%升至22.7%,对应出口量同比从11.9%放缓至10.2%。如果以两年平均来看,出口量增速的放缓更为明显,由11.9%放缓至6.5%,可能反映价格高企对需求的抑制。以AI相关产品为例,10月集成电路出口单价同比由9月的134%升至143%,而出口数量同比由+0.9%转为-2.5%。

低基数效应之外,10月进口同比回升主要由能源量价齐升拉动。据我们估算,原油、成品油、天然气和煤等能源产品进口同比由9月的9.5%升至44.1%,对进口同比的拉动由约1.3个百分点升至约6.8个百分点,约贡献了进口同比增幅的一半。从量价来看,10月能源进口价格同比由32.0%升至57.5%,进口量同比由-22.4%收窄至-13.4%。

数据来源:Wind,CF40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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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外滩年会|制度型开放:上海全球资管中心升级的关键一步

2026年11月9日 20:31

原创 CF40研究部 2026-11-09 20:31 北京

发挥上海先试先行作用,打造科技金融生态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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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与清华大学联合举办2026外滩年会,期间就上海全球资管中心建设等议题展开讨论。

与会专家指出,上海已是名副其实的全国资管中心,并跻身全球重要资管中心之列。资管中心建设正从以吸引机构落户为导向,转向以人民币资产的定价、配置和风控功能为导向。保险资管已成为其中的重要力量。

与会专家强调,制度型开放是上海全球资管中心提升能级的关键。当前跨境投资机制仍以额度审批为主,基础性制度衔接、风险管理工具应用、税收与法治环境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

展望未来,还需要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和资本项目开放,丰富人民币资产供给,统筹好开放与安全的关系,坚守资管行业受托本源,并发挥上海先行先试作用,打造科技金融生态高地。

* 本文隶属CF40成果简报系列,文章仅作为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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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海全球资管中心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第一,上海已是名副其实的全国资管中心。目前我国金融资产总量已超过550万亿元,资管行业资产规模超过190万亿元。截至去年底,上海资管业务总规模接近50万亿元。上海公募基金规模约占全国四成,保险资管机构数量约占全国一半,私募机构数量居全国首位。在有关机构的全球资管中心排名中,上海已升至第5位。

第二,资管中心建设从机构集聚导向转向功能导向。经过几年推动,上海资管中心建设已从以吸引机构落户为导向,提升到以人民币资产的定价、配置和风控功能为导向。开放方式也从以通道式开放为主,演进到离岸金融、数据、税收、法治等方面的整体协同。监管层持续给予支持:去年,两家外资独资保险资管公司在沪获批筹建和开业;上海不动产和股权信托财产登记试点先后启动;6月17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宣布支持设立数智监管上海研发基地。

第三,保险资管成为上海资管中心建设的重要力量。全国36家保险资管公司有一半位于上海,在沪机构的保险资金运用规模超过全国四成。截至2026年年中,全国保险资金运用余额已超过40万亿元,其中投向科技型企业的资金超过6000亿元,覆盖半导体、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和生物医药等领域。今年一批保险机构获批受托开展债券通“南向通”投资,并已有机构通过上海清算所基础设施模式参与,为保险资金参与跨境互联互通探索出可行路径。

二、制度型开放是上海全球资管中心提升能级的关键

与会专家指出,制度型开放是上海建设全球资管中心的重要方向和关键驱动力量。与纽约依托科技创新与资本相互强化、伦敦依托金融网络和平台优势不同,上海下一步应在机构集聚和人才集聚之外,更多发挥功能引领作用。对照这一目标,以下四方面仍需持续完善:

第一,跨境投资机制有待进一步优化。境外机构配置人民币资产,需要解决准入、配置、风险管理和退出等各环节的问题。目前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等跨境投资机制仍实行额度管理,距离制度型开放尚有差距。有专家认为,我国金融体系韧性和监管能力已显著提升,具备稳步扩大资本项目开放的条件。

第二,基础性制度衔接有待加强。为提升市场运行效率、保持机构对制度环境的稳定预期,账户管理、资产登记托管、估值核算、交易清算结算等基础性制度安排仍需完善,不同金融市场在规则和业务上的衔接仍需捋顺。

第三,风险管理工具应用范围有待扩大,产品创新和风险控制需要平衡。外资机构进入后,需要利率、信用、外汇等衍生工具管理风险。相关产品我国已基本具备,但应用范围仍需扩大。与此同时,部分机构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可能将对冲工具异化为投机工具,损害金融消费者权益。如何把握创新的尺度,需要予以重视。

第四,税收、法治和中介服务环境仍有提升空间。与新加坡、香港相比,上海在基金和资管行业的税收优惠方面存在差距,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也相对较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对国际化人才的吸引力。此外,中介机构在信息披露和市场规范中的作用有待加强,金融法院判决的域外认可度也有待提高。

三、进一步推进上海全球资管中心建设

第一,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和资本项目开放。完善账户管理、登记托管、估值核算、清算结算等基础性制度安排,推动不同市场规则有序衔接,营造公平、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依托上海要素市场齐全的优势,促进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高效配置。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逐步优化合格投资者等跨境投资机制,打通境外资金准入、配置、风险管理和退出各环节。

第二,丰富人民币资产供给,优化综合软环境。前瞻布局算力、电力、液化天然气等期货品种,推动更多优质基础设施公募REITs和红利型股票上市,提升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研究完善资管行业税收优惠政策,强化以信息披露为导向的监管,推动金融审判和仲裁与国际接轨。

第三,统筹好开放与安全的关系。产品创新应以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有效管控风险为目标,防止异化为投机工具。市场开放程度越高,风险跨境传染、跨市场蔓延的特征越明显。应健全与开放水平相适应的审慎监管框架,加强对风险传播链条的穿透式监测和早期预警,并深化跨境监管协作。

第四,坚守受托本源,以国际标准提升资管机构专业能力。资产管理的本质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境内资管机构应提高投研和风控能力,强化受托文化和信义义务,以专业能力和长期业绩赢得投资者信任。在吸引境外长期资金方面,关键在于按照国际标准建设专业能力,帮助境外投资者深入理解中国市场,推动其从单纯投资转向长期扎根。

第五,发挥上海先行先试作用,打造科技金融生态高地。有专家指出,科技金融生态是跨主体、跨行业、跨部门、跨区域的体系,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地方探索。上海兼具国际金融中心、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和资本市场重镇三重优势,已具备良好基础。下一步应继续发挥排头兵和先行者作用,打造科技金融生态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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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评 | CPI与PPI之间的剪刀差进一步走阔

2026年11月9日 20:31

原创 CF40研究院 2026-11-09 20:31 北京

部分内需相关行业产能整合带动价格边际企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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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10月通胀数据。其中,CPI同比回落,主要受食品价格超季节性下行、中秋节假期错位导致出行提前至9月、金价调整、以及以旧换新的提振效应下降等因素拖累;PPI同比高位上行,主要是由于国际能源价格上涨、AI需求拉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供需边际改善。综合来看,10月消费需求偏弱,投资需求边际企稳,外需可能高位边际放缓;供给端,能源成本压力加大,而部分内需相关行业产能整合带动价格边际企稳。

针对上述数据,我们有以下三点观察:第一,10月CPI和核心CPI同比均回落,反映消费需求偏弱;第二,国内部分行业价格出现企稳迹象,表明制造业产能整合的效果开始显现;第三,CPI与PPI同比之间的剪刀差走阔,意味着中下游企业盈利整体承压,但供需边际改善的行业盈利相对更有支撑。

* 原文《CPI与PPI之间的剪刀差进一步走阔》2026年11月9日首发于“CF40”APP。本文版权归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所有,未经书面许可,禁止任何形式的转载、复制或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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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6年10月CPI和PPI数据,具体而言:

10月CPI和核心CPI同比均小幅回落,显示消费需求偏弱。10月CPI同比上涨0.7%、环比持平,均较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核心CPI同比上涨0.8%(较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环比持平;剔除黄金和以旧换新后的核心CPI同比上涨0.82%(上月为0.89%)。

10月CPI同比回落主要受食品价格的拖累加大、金饰的拉动减弱、中秋节错位拖累服务价格涨幅、以旧换新商品价格降幅扩大等因素的影响,而能源和通信工具对CPI同比增速的拉动增强。10月食品和金饰合计对CPI同比的拖累较上个月扩大约0.29个百分点,其中食品CPI同比降幅由9月的1.7%扩大至10月的2.9%,主要受鲜菜和猪肉拖累;受去年同期高基数和金价回落影响,金饰同比涨幅由9月的22.5%回落至10月的4.5%。

另一方面,10月能源同比涨幅扩大至9.9%,对CPI同比的拉动较上月增加约0.17个百分点。除黄金外的核心CPI对CPI同比的拉动较上月减少约0.03个百分点。中秋节错位使部分出行需求提前至9月,旅游价格同比涨幅由3.5%回落至3.0%;家电、汽车等以旧换新商品降幅扩大,医疗服务涨幅也有所回落,合计拖累约0.06个百分点。但10月通信工具价格仍持续上涨,对CPI同比的拉动较上月提升约0.03个百分点。

10月CPI环比由涨转平主要受食品和核心商品拖累,而国庆出行带动核心服务回升,形成部分对冲。10月食品价格由9月的上涨0.4%转为下降1.0%,明显弱于近五年同期基本持平的季节性水平,对CPI环比的拖累较上月扩大约0.23个百分点,是主要拖累项。能源拉动CPI环比约0.12个百分点,较上月回落约0.02个百分点。核心商品价格由上涨0.4%转为下降0.2%,拖累CPI环比约0.05个百分点(上月拉动约0.10个百分点),主要因金饰降幅扩大、秋装上市效应消退,以及家电和通信工具价格回落。核心服务价格由下降0.2%转为上涨0.1%,其中宾馆、机票和旅行社价格回升,较上月多拉动约0.16个百分点,但受中秋节错位影响,回升幅度弱于去年同期。

数据来源:Wind,CF40 研究院

10月PPI同比涨幅扩大、环比涨幅回落,主要受能源、AI相关行业的价格上涨提振,部分内需相关行业价格的边际企稳也带来一定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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