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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竟的旅程:贝壳的五年与二十五年

2026年11月16日 21:09

原创 任彤瑶/李墨天 2026-11-16 21:09 上海

回头看,向前走

2022年5月11日,贝壳回港上市。防护有政策,但仪式感还是要的。北京西二旗总部大厅树起一面硕大的金锣,包括董事长兼CEO彭永东在内的一众高管、以及两位基层经纪人代表完成“云敲钟”,竖起拇指露出微笑。

在创始人左晖因病离世近一年后,没有什么比一场热闹的上市仪式更能提振士气了。清脆的锣声似乎驱散了阴霾。然而走出这充满欢呼与掌声的恒温大厅,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内外风雨飘摇,贝壳正处于最危险的时刻。

2022年5月11日,贝壳回港上市敲锣仪式

在敲钟大厅楼上,一场波及几乎所有部门的大规模裁员正如火如荼进行,有员工心灰意冷地在脉脉上写,“1402咖啡门口欢声笑语,几个办公区唉声一片”;从这栋十层办公楼向外看去,昂扬高歌二十载的中国房地产市场,正潜进一个无声的寒冬。

上市再过几天就是左晖的一周年忌日,贝壳举办了一次内部纪念活动,当纪念左晖的视频伴随着《光辉岁月》响起时,在场的人们红了眼眶。

对一家企业来说,失去创始人已经足够艰难。更艰难的是,后继者要面对一个截然不同的时代。

左晖一周年忌日那天,彭永东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永远坚韧与乐观》。文中说:过去左晖就像一把大伞,能在困难时为大家遮风挡雨。如今,公司需要独自面对每一次困难。

他明确指出,贝壳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

历史很少给人们从容交接的机会。过去五年间,贝壳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起伏。在这场漫长的调整中,一个问题始终贯穿其中:

当时代发生变化,一家企业该如何继承创始人留下的东西,又该如何走出未来的道路?

01 变化:时代的新考题

在贝壳回港上市的次日,地产界发生了另一则大新闻,融创陷入公开债务违约。

融创创始人孙宏斌是中国地产行业最著名的豪赌者之一,曾说过“人有不知死和不怕死之分,我应该是不怕死的”[1]。在最疯狂的2017年,融创花438亿元收购万达13个文旅项目和76家酒店。

然而到了2022年,融创在宽限期内却连一笔2950万美元的债务利息也掏不出来。

融创的窘境是整个行业的缩影。2021年中国地产市场创下18.19万亿元的商品房销售额纪录。仅仅一年后,销售额蒸发了近4.9万亿元。 同期全国房屋新开工面积下降39.4%,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0%。

高杠杆、高周转模式的扩张难以为继,痛楚传导给无数普通人。

从景德镇恒大珑庭到郑州名门翠园,楼盘停工潮在全国蔓延。在武汉“最高学历楼盘”绿地光谷星河绘,硕士、博士业主们凑钱安装摄像头监督进度,从早到晚拍不到半个人影[2]。仅仅七月,就有15个省份超过50个楼盘业主们发出停贷声明。

2022年武汉绿地光谷星河绘停工现场

所有人都感受到,有什么东西彻底不一样了。

对于贝壳来说,这场危机尤其棘手。大家津津乐道贝壳的真房源、楼盘字典和ACN模式,这些创新改变了中国房产经纪行业的面貌。但必须看到,没有房地产市场的超量扩张,也很难有链家和贝壳后来的成长。

2001年,链家第一家门店在北京朝阳区甜水园开业。当时北京四环路方才全线贯通,城市还在不断向外扩张。此后二十年,数以千万计的人口涌入城市,买房、卖房成为无数中国家庭最重要的经济活动。

一片片新住宅区拔地而起,如今,相比二十公里外吐纳80万打工人的天通苑和回龙观,甜水园已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中心地段,房价经历了数轮过山车。

链家在甜水园的第一家门店

事实上,贝壳早已意识到增长不可能永远持续。

早在2018年,左晖就判断,中国大的开发和资产增长的浪潮已过去,房地产未来必然从增量转向存量。消费者的购房心态,会从掏空六个钱包“买到就是赚到”,向更理性的改善型换房转变。

在他去世前,贝壳已经在为这个新时代做准备。2020年贝壳推出了自营家装品牌,试图将房产经纪行业积累的标准化能力用到装修服务中,寻找交易之外的增长空间。

但恐怕没人预想到,信心消退来得这么猛烈,让这场本可徐徐展开的转型变得迫在眉睫。

2022年,支撑贝壳增长的两大业务,新房交易服务收入下降38.3%,存量房交易服务收入下降24.5%。而此时新业务还在襁褓之中。贝壳营收缩水了200亿元,净亏损扩大至近14亿元[3]。

与此同时,高速扩张留下的组织问题开始暴露。

昂扬狂热的年代随左晖一同离去了。过去二十年熟悉的经营环境,眨眼间面目全非。彭永东接过的不仅是一家失去创始人的企业,还有一个正在失去原有增长条件的模式。

内外交困的贝壳需要一次重新出发。2023年7月12日,彭永东发表一封内部公开信《翻越第二座山,吹响集结号》,提出“一体三翼”战略,以房产交易为基础,向装修、租赁和住宅供给三个领域拓展。

对一家刚刚经历巨额亏损、仍在降本增效的企业来说,这并非最轻松的选择。具体要怎么做,还是要从贝壳的过往里找答案。

02 业务:继续做难事

赴美上市前,左晖在一封致贝壳股东的信中,专门解释了公司为什么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

他提出一个概念,叫作“无产出期”。

一个正确的商业决定,初期可能带来收益下降。企业需要长期改造行业基础设施,改善服务效率和消费者体验,经历多次艰难的“无产出期”,随后才迎来正反馈。

2001年,左晖入行时,中国地产中介主要依靠信息不对称赚钱。链家早年做出的重要选择如不吃差价和真房源,几乎都与当时的行业习惯背道而驰。

真房源改革前一晚,有经纪人提出与其彻底改变房源发布方式,不如教大家一套应对客户质疑假房源的话术。左晖回答:链家没有本事教这些话术,想学可以去别的公司。

这两次变革都导致链家业绩急剧下滑、大批经纪人辞职;然而又迎来一条“微笑曲线”,重新迎来上升期。发现链家不吃差价、房源都是真的,消费者会自动用脚投票。很巧,两次迎来变化的时间都是三个月左右。

此后的二十多年,无数开发商、中介公司和创业者涌入地产这条财富奔涌的河流。当年那些看起来费力、不合算的选择,最终反而成了最重要的竞争优势。

去世前一个月,左晖接受央视采访时提到一个细节[8],现在深圳其他中介为了向客户证明价格是对的,会说:你不信可以上链家看看。说到这里,左晖露出了微笑,“可能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从行业难事中找到核心机会,并忍受正反馈到来之前的挫败感。左晖离去后,在彭永东推行“一体三翼”战略的过程中,依然能看到类似的坚持。

买过房的朋友都知道,没人能笑着完成装修。通常情况下,预付完几十万全款,装修队进场后,就是无数场焦头烂额的拉锯战。期间还有资金被挪用导致偷工减料、卷款跑路的风险。

“一体三翼”战略确立后,贝壳内部开始讨论一个问题:能不能让装修款先留在银行,等业主验收满意后,再分阶段支付给装修公司?

这个方案并不讨喜,毕竟装修周期长达数月,对装修公司的现金流影响非常大,对银行接口、跨部门流程和企业组织响应能力也有很高要求[4]。

2023年10月,验房师国家职业标准编制组在贝壳团装天津项目实地考察,了解施工交付流程

但贝壳最终还是把这件事推行下去了。建立了“节点验收、双向确认、银行拨付”机制,并开发了让客户查看资金和施工进度的数字化工具。截至2025年底,资金存管已经覆盖50多个城市,93%以上的客户选择了存管服务。

这项服务推出一年后,相关客户投诉量比上一年减少约一半[5]。它完成了一个最简单的逻辑:客户满意,装修公司才能拿到钱。

其实说白了,跟“不吃差价”“真房源”一样,解决的还是房屋交易中的信息不透明和信任问题。

实行“一体三翼”战略这几年,贝壳在舆论场上几乎没什么声量。低调过冬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它在做的事情确实吃力不讨好,要克服的长期困难多,能看到的短期回报少。

对贝壳来说,装修、租赁和长期居住服务领域是全新的领域,原有的能力并不适用。

它完全可以选择最轻松的解法,依靠已有的平台网络,光是做一个向装修公司和房产经纪人卖流量的漏斗,就足够活下去。但它仍选择深入最复杂的服务环节,先啃最难的骨头。

2024年,贝壳的住宅开发平台“贝好家”事业部成立。和普通开发商按部就班拿地盖楼不同,贝好家首先跑了全国五座城市,走进100多组客户的家中,每次访谈两三个小时[6]。

过去二十多年,贝壳最重要也最成功的基础工作是搞清楚中国有多少套房子。如今,它开始用相似的笨方法研究住在房子里的人。这些访谈后来被整理成了约100个研究课题,指向同一个核心:中国人究竟想住什么样的房子?

贝好家邀请业主走进上海贝涟C1项目施工现场,了解施工工艺与建造进展

2026年9月,一位深圳租客怀疑燃气泄漏,工作人员用泡沫水复验,发现是热水器接口漏装了橡胶垫片。贝壳随后排查了1.2万多套房源[10]。从装修资金存管、到为几十万套出租房承担维修安全责任,再到让购房者提前参与新房的户型设计,每一项都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

2021年全年财报会上,彭永东对股东说,“有的时候不能急,希望树长得更高,就不能急着开花结果,要志存高远。有的时候又不能慢,要一往无前地努力往前跑,实现快速迭代。”

左晖谈论“无产出期”时,当年那些费力不讨好的投入已经陆续收到了回报。如今面对截然不同的时代环境,贝壳又进入了一个栽花种树做难事的新周期。

然而,承担更多服务责任,也意味着企业需要建立一套适配的体系。对新任管理层来说,业务转型之外,还有另一场更艰难的改革。

03 组织:对抗熵增

“熵增”本是一个出自热力学的定义。

它的意思是:一个系统自发、天然的趋势,就是越来越混乱、无序、涣散。如今,这个词正被现代管理学越来越多地引入,特别是在大企业中。

2023年年底,彭永东从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时代民营企业家培养计划四期发展班结业时交了一篇论文,题为《论商业大组织的存在及其问题与批判》。

论文中彭永东具体讨论了组织的“熵增”:随着企业规模和管理层级变大,内部沟通和协作成本不断上升,组织会逐渐变得低效、僵化。

对一个服务型企业来说,组织熵增非常致命。在贝壳,真正创造单量的是无数西装革履骑着小电驴带客户的一线经纪人。管理僵化传导到基层时,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力。

事实上左晖还在时,链家和贝壳就多次面对过类似的问题。反思组织惯性,几乎刻在这个公司的基因本能之中。

贝壳历史上有过三次大刀阔斧的组织变革。第一次是2010年,链家处于高速扩张的时期,却仍保留许多依赖个人经验的管理方法。左晖决定拿出5000万请IBM来改造管理体系。

当年的5000万是什么概念?从现金流角度,足够当时的链家新开300至500家门店。有人问左晖是不是疯了,他回答:这钱如果现在不花,以后还得花[11]。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当时IBM承接链家项目的团队核心成员之一,就是彭永东。后来他被左晖挖了过来。

第二次是在2014年底。面对日益膨胀的管理层级,和经纪人流失过快的行业难题,链家拿出一份涉及开放平台、组织扁平化和提高经纪人提成的改革方案,也就是如今的ACN机制。

调整之后,北京链家几万人的团队里,真正不接触客户的运营人员只剩下一百多人[12]。经纪人最高提佣比例从行业平均的30%提高至70%。也就是这个时期,“优秀经纪人收入超过管理者”成为可能。

第三次是决定做平台的2018年,包含链家各城市总经理在内近两万名员工,在48小时之内完成了岗位调整,从打拼多年的链家迁到陌生的贝壳。

从学习做大企业,到控制管理层级、重新分配利益,再到平地起高楼做新业务,纵观贝壳历史,难而正确的事业路上总伴随着深入的组织改革。

彭永东接棒左晖后也保持了这种警惕性。在那篇结业论文里,他提出了两个应对组织熵增的可能解法:

第一,用机制去保持组织活力。比如,把自己变成小公司,拆也好、新建也好。

第二,当每个人的成长速度高于组织的变化速度的时候,就能保持健康。

2026年,贝壳组织变革内部会议

具体来说,这几年来贝壳内部改变了两件事。

一是让管理者“上一线”,重新承担解决业务问题的责任,让中后台从管理部门转向能力支持部门。2022年5月,贝壳的核心管理团队启动“百日奋战”计划。彭永东认为,公司过去几年扩张太快,组织跟不上业务的发展,中后台已经不了解消费者和服务者的真实需求。

彭永东要所有高管到一线实习,并承担具体业绩目标。他自己带头到杭州一家圣都家装门店当了一个月经营部经理。至于他的助理,要跟着租赁师父收房,一周的任务是收上来5套。

二是重新确定组织围绕谁运转。过去按业务线划分的组织,开始尝试围绕社区和消费者的长期居住需求协作,重新界定岗位职责、考核指标和利益分配方式。

这背后,是对“专业”的重新定义。

过去,房产经纪人的收入主要来自成交佣金。但一个经纪人如果认真研究客户需求,最终建议客户暂时不要买房,他可能帮客户避免了很大的经济损失,自己却拿不到佣金。

真正的专业,不是更擅长促成交易,而是有能力站在消费者立场上,帮助他们做出更好的居住决策。有时候,这意味着促成一笔交易;有时候,却意味着劝客户不要交易。

但如果组织仍然只为成交“买单”,“新”的专业就很难持续生长。

因此,贝壳需要改变的不只是经纪人的服务方式,更是专业服务的价值创造和分配机制:让专业不再只体现为成交能力,而是体现在理解需求、提供决策支持、解决居住问题的全过程;让服务者不必只靠成交获得回报,正如彭永东在一次业绩电话会上说的那样,凭借不同的专业能力创造价值、获得收入。

2023年7月,贝壳进行“一体三翼”组织调整,将经纪、整装、惠居、贝好家设为四条事业线。到了2026年3月,北京地区开始试点,将门店重新定位为社区居住服务站点,由经纪、租赁、家装人员共同满足一个家庭的需求。

在售房源建议改造方案说明图。图片来源:经济观察报

举个例子,北京的大红门片区有很多老旧房屋。过去,经纪人可能只用10分钟向消费者介绍房屋的面积、价格和朝向;现在他们往往会延长到30—40分钟,用更多时间解释房屋如何改造、住起来是否方便、大概需要多少装修预算。随后贝壳旗下的整装部门“被窝”会免费制订一份设计方案和效果图。

数据显示,大红门片区的被窝整装客户中,在二手房签约前委托装修的比例从10.7%升至62.3%。

贝壳投入大量资源,鼓励员工特别是经纪人尝试、使用AI和自媒体。不少链家经纪人做出了让人眼前一亮的尝试。有人用AI制定对客户的详细服务方案,有人开发出能即时回答客户问题的小工具,有人借助自媒体成了全市销冠……

公司还增加了一个不靠成交拿提成的岗位:客户管家。这个岗位由人和AI协同完成工作,专门负责前端的客户需求分析、判断客户所处的购买阶段,再将梳理清楚的需求交给房产经纪人。

过去几年,贝壳的裁员曾引发不少争议,岗位和利益的重新分配也难免伴随着阵痛。社区服务、客户管家等新机制仍在探索,功过还要留给时间检验。

但回顾链家和贝壳二十多年的历史,会发现这家公司依靠有效的制度和标准化体系取得成功,却又一次次主动调整那些帮助自己成功的规则,做难而正确的事。

对一家10万人规模的企业来说,这是一种值得尊敬的勇气。

04 传承:坚守和改变

2011年夏天,乔布斯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一天他把库克叫到家中,告诉他已经决定向董事会推荐由库克接任苹果CEO,自己转任董事长。

库克有些意外,随后问自己当CEO以后,应该如何与担任董事长的乔布斯合作?乔布斯突然提起了迪士尼。

创始人华特·迪士尼去世后,迪士尼公司一度陷入发展困境。在乔布斯看来,原因之一是公司管理层过于依赖创始人的判断。“每当需要作出重大决策,人们就会围坐在会议桌前,反复讨论华特·迪士尼会怎么做。”

乔布斯告诉库克[13]:“我永远不希望你问,‘如果是我会怎么做’。只管去做你认为正确的事。”

2010年,乔布斯与库克同框

作为左晖的接班人,彭永东或许在不止一个时刻与库克产生过共鸣。

一方面,售楼部人头攒动、咬碎银牙也要上车的盛况已成为往事,AI也在改变消费者获取信息的方式。从前一套房子是一个家庭奋斗半生的终点;如今拿到钥匙只是另一段生活的开始。过去二十年支撑房地产中介行业发展的许多经验,已与时代微妙地错配。

另一方面,贝壳不再是那个只做房屋交易的公司了。家装、租赁和开发,业务越来越复杂,许多问题都没有现成的答案。环顾四周,贝壳身边甚至找不到一位同路人。

也许贝壳比任何时候都想问一句:左晖会怎么做?

但过去的年代里,左晖留给这家企业最重要的遗产,可能恰恰是让它不必依赖创始人,仍然能够判断什么事情值得做。

左四为彭永东、右一为左晖。图片来源:南方周末

多年前,左晖讲链家企业文化时说过一段非常朴素的话:

“一代企业家解决一代的问题。我这一代的使命就是让消费者享受到‘还不错’的服务。对我们的消费者来说,有没有我们对他们有什么不同吗?有了我们之后他们是不是生活变得更好了一些呢? 没有了我们消费者是不是会变得不习惯呢?”

回望过去二十五年,链家和贝壳反复验证了一件事:一种正确的商业模式,往往需要付出更多眼前的成本,经历更漫长的起伏周期,却也可能因此获得更持久的商业回报。

这是贝壳不变的部分。

但与此同时,从不吃差价、真房源、经纪人合作网络,到家装资金存管、租后服务、一体三翼,每一次新的尝试,都意味着企业要承担更多责任,也在不断考验过去形成的经验和能力。

这是贝壳要变的部分。

彭永东是一个低调的人,过去五年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只有季度财报会上才能听到他的一些看法。但2026年3月和11月,他分别发了一封5000字和7000字的长信,只为了向内部和外界解释贝壳为什么要变。

“消费者在变,行业在变,技术在变,如果我们还停留在过去,那只会离消费者越来越远,也离企业存在的初心越来越远。”

上一座山的路,翻不了下一座山。商业世界最危险的天真,莫过于用过去的解法,刻舟求剑企图求得今日的成功。

2026年11月12日,在组织成立二十五周年大会上,彭永东宣布了公司新阶段的使命、愿景、价值观与精神气质。

这次更新延续了左晖时代的许多理念,也回应了贝壳今天面临的新问题。

左晖提出的使命“有尊严的服务者,更美好的居住”保持不变,未来愿景为“以专业,陪伴家的每一程”。同时发布四条价值观: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以消费者为中心、让专业的服务者赢、并肩奋斗彼此成就。

“做难而正确的事”“以消费者为中心”,是贯穿链家和贝壳二十五年历史的经营原则。而“让专业的服务者赢”,以及从房屋成交延伸到“陪伴家的每一程”,则体现了贝壳对服务者价值、消费者需求和自身角色的新理解。

这家走过二十五年的企业,在经历五年艰难跋涉后,再次向外界明确表达自己相信什么,同时重新思考如何在新的市场里兑现这些承诺。

据说贝壳25周年发布的使命愿景,彭永东想了很久。他后来一直在想,消费者和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图景?贝壳应该在这个画面里是什么角色?后来他画出了人生的不同阶段,家在每一程的样子。

乔布斯去世后,库克在第十届 All Things D 大会上谈到此后自己的感受[14]:

“悲伤逐渐被一种强烈的决心取代:继续未竟的旅程。”

左晖是贝壳的一面图腾,他深刻塑造了贝壳的精神内核。未来的路交由彭永东和新一代贝壳人继续丈量,时代会不断提出考题,他们也会写下自己的新答案。

斯人已逝,贝壳的旅程仍在继续。前路未尽,风帆继续驶向远方。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

参考资料

[1] 救乐视买万达 半年花千亿的孙宏斌到底何方神圣,人民网

[2] 凑钱装摄像头监控施工!武汉一楼盘停工,业主发联名公告:将停止还贷,齐鲁晚报

[3] 贝壳财报及电话会纪要

[4] 圣都整装上线资金存管机制保障 为家装消费者安心兜底,扬子晚报

[5] 被窝整装探索资金存管新模式,经济参考报

[6] 贝好家如何定义好房子 | 2026博鳌地产发展大会郭旌演讲纪要

[7] 左晖访谈回顾:中国人不缺房?房屋中介竞争弱吗,财新时间

[8] 遇见大咖:左晖访谈,央视财经

[9] 详谈01:左晖,李翔

[10] 慢下来的省心租,晚点

[11] IBM潜入房地产经纪业,21世纪经济新闻

[12] 左晖:永远不让自己特别舒服 房地产市场震荡阶段已过,虎嗅

[13] Tim Cook's Freshman Year: The Apple CEO Speaks,Bloomberg

[14] Liveblog: Tim Cook's Interview at D10 Conference

作者:任彤瑶/李墨天

编辑:戴老板

责任编辑:任彤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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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怀念贾樟柯

2026年11月5日 19:00

原创 鲁舒天 2026-11-05 19:00 上海

贾樟柯的含金量还在上升

作为一位文艺片导演,贾樟柯的电影并不难懂,例如2015年那部《山河故人》,讲的就是一个短剧也爱拍的主题——女人如何挑选追求者。

女主角沈涛(赵涛饰演)面前有两个选项:一个是精明、活络的煤矿老板张晋生(张译饰演),他是那个年代成功上车的人;一个是老实、本分的矿工梁子(梁景东饰演),他是支撑时代红利的养料。

电影的第一幕是1999年,沈涛选择了张晋生,梁子负气而走;第二幕是2014年,张晋生生意越做越大,他与沈涛离婚,带儿子移民澳洲,平行世界里的梁子则染上尘肺病,他回到汾阳,决定死在家乡;第三幕是2025年,孑然一身的沈涛在风雪中起舞,以此纾解人生的悲凉。

《山河故人》里沈涛(赵涛饰演)的片尾独舞

《山河故人》当年上映时,有人吐槽“结尾没看懂”,有人嘲讽“幸亏沈涛没嫁梁子”,当然最多的讨论,还是——

贾樟柯的主角都灰头土脸的,他是不是在消费苦难?

对此,知乎上给出了一个满分答案:贾樟柯镜头里的小人物忙着谋生,根本不会去看电影;而出了电影院就骂街的人,没经受过贾樟柯电影里的生活。

贾樟柯的拍摄对象和贾樟柯的批评者,长期处在一条不相交的平行线,这使得他在饱受影迷赞誉的同时,从未离开过市场的冷板凳——不是作品流于盗版,就是院线票房遇冷,不是被认为“赔钱赚吆喝”,就是被质疑“动机有问题”。

《山河故人》里的矿工梁子

直到去年年底《山河故人》重映,贾科长的大众风评才迎来峰回路转,不仅B站上挺他的弹幕越来越多,雪地迪斯科和《Go West》也成了贾樟柯电影的新标志,短视频更是造出了一个大火的词条——“那些贾樟柯一辈子都想拍出来的画面。”

大同小异的场景中,劳动者们模仿起了片尾的独舞,这些无比真实却又略带魔性的画面,把K型分化之下普通人的小确幸和安贫乐道体现得淋漓尽致。

最具代表性的是一个“最美舞者”的视频,一名环卫女工迎着鞭炮手舞足蹈,身后四个青年一边看着这个来外快的清洁工,一边轮流抽着一支香烟。

网友分析环卫工阿姨的心理

在烈火烹油的上升期,网友代入的多是“忙着拿麻袋装钱”的张晋生;而在泥沙俱下的下行期,大家的共情对象换成了不够幸运的梁子。贾樟柯没有变,只是越来越多的人变成了贾樟柯电影里的人。

在「消费苦难」和「先生大义」之间,隔着一个时代的沧海桑田。

01. 县城之王

在纪录片《汾阳小子贾樟柯》里,贾樟柯贡献了一段配享太庙的回乡偶书。

贾樟柯谈论故乡

1970年5月,贾樟柯出生在山西汾阳的一个四口之家,父亲是中学老师,母亲是售货员,上面还有一个姐姐。

下沉世界的草根出身,闭塞年代的成长环境,令他既自带大城市土著先天隔绝的底层经验,又生长出将“超一线”与“四五线”进行比较观察的精英视角。

凭借《小武》《站台》《任逍遥》组成的“故乡三部曲”,贾樟柯从汾阳走向中国,又从中国走向世界,而他作品中永恒不变的母题,只有三个点:

社会变迁、个体与时代的关系,以及普通人的真实境况。

贾樟柯早在童年时期,就已经意识到了人的命运的分化——同班同学有10岁那年喝酒过量去世的,有水库里游野泳淹死的,更多是小学毕业就工作的。贫困家庭的孩子只能上到三年级,学会算数和写信,辍学者终日在街上游荡,不少人变成了小偷[1]。

1997年,贾樟柯以手头仅有的20万人民币拍摄了《小武》,将身边的经历搬上了银幕。这部电影在柏林放映后得到了法国《电影手册》、日本导演北野武、土耳其导演锡兰等人的盛赞,好莱坞名导马丁·斯科塞斯甚至称《小武》重新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

电影通过“96严打”中一名县城小偷的人际网络,刻画了造富大潮下的阶层分化。主人公小武是个因循守旧的惯偷,昔日搭档小勇金盆洗手后,通过开歌厅、倒卖香烟成了新富,结婚喊了一圈人唯独躲着他,而他暗恋的按摩小妹,又跟着私家车去了省会,小武的希望被浇灭后,重新回到了扒窃的不归路。

贾樟柯“故乡三部曲”《小武》《站台》《任逍遥》

《小武》的出彩令贾樟柯获得了拍摄《站台》的机会,这是贾樟柯很早就写完的一个剧本,承载着他对父辈、故乡、青春、改革浪潮和80年代的印象。

在《站台》里,崔明亮、尹瑞娟、张军等人是汾阳县农村文化工作队的演员,日复一日地从流行音乐、武侠电影与喇叭裤里感受着改革开放的气息。片中那段沿着铁轨追赶火车的镜头,来自贾樟柯和父亲在城墙上眺望远方的记忆,他们很想去县城之外的广阔天地看看。

片中一处浪漫色彩的台词,反映的正是青年贾樟柯对故乡的心理感受——内蒙往北是乌兰巴托,乌兰巴托往北是苏联,苏联往北是海,海再往北就是汾阳。

小镇青年这种被边缘化的体验,不仅来自物质条件的捉襟见肘,更来自精神资源的极度匮乏。

贾樟柯七八岁的时候,汾阳没有任何文化娱乐,每天吃完饭一家人只能干坐着。改革开放之后,港台音乐与西方文化陆续传进来,从《站台》的年代启程,一直飘到《小武》的年代。

中学的一天,贾樟柯从收音机听到崔健要在太原开演唱会,他约了同学结伴去太原,长途汽车在100多公里的山路上,颠簸地开了5个多小时。几年后,贾樟柯又在报纸上看到首都要办罗丹雕塑展,于是从太原坐了12个小时的火车专程去北京,那年他22岁,生平第一次看展。

小镇青年的隔绝感与孤独感

两次别开生面的文化苦旅,让贾樟柯意识到在一个资源要素垂直管理、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社会,小地方的人想要获取更多的文化资源,就必须背井离乡,去更大的城市,就必须习惯流动[2]。

《站台》还塑造了一些不能离开土地的人,如贾樟柯表弟韩三明饰演的矿工。电影中有一幕,韩三明跟矿上签了“生死合同”,把工资交给崔明亮,嘱咐他转交妹妹文英:“告诉她一定要考上大学,再也不要回这村里了。”

从矿工转做演员的韩三明,后来成为贾樟柯电影的一张名片,他象征着这样一个群体:

那些被发展浪潮无声抛下又快速遗忘的人。

贾樟柯“说过”一段出处不可考的名言:“当一个社会急匆匆往前赶路的时候,不能因为要往前走,就忽视那个被你撞倒的人。” 而他的镜头从急剧变化的乡镇转入城市后,也的确没有离开对这类失语者的关注。

在《任逍遥》里,他们是大同下岗工人的孩子,斌斌和小季打开电视,就是“入世”、“申奥”、“铁公机”为代表的美丽新世界,而他们的无聊现实,只能依靠台球厅、卡拉OK和摩托车来消解,宏大叙事的光明与个体前途的茫然,形成了鲜明对比。

片中黑色幽默的一幕,斌斌回家看到桌上的一堆钱,问他妈是不是抢银行了,母亲解释,是工龄被纺织厂买断了,20年4万块,斌斌还以为这是一种福利,补了一句:“那不挺好吗,你自由了。”

《任逍遥》表现的主题是,灵活就业未必是一种福利,而是公共本应承担的风险在进行社会化转移,而这种结构性的脆弱,却很可能在最缺乏兜底能力的群体中代际传递[3]。

“故乡三部曲”之后,第六代导演开始进入院线。2004年,贾樟柯推出了自己的首部地上电影——《世界》。

贾樟柯拍摄《世界》的初衷

那座“不出北京,走遍世界”的世界公园,布满了全球名胜的微缩景观,从金字塔到曼哈顿只需10秒。女主角赵小桃是景区的舞蹈演员,她的男朋友成太生是景区的保安,他们从县城来到日新月异的北京,终日栖息在这些人造布景里,对他们来说,“一日长于一年,世界就是角落”。

在导演手记中,贾樟柯如是写道:“人们能复制一种建筑,但不能复制一种生活……享受全球化的成果,并不能解决历史造就的时差,后现代的景观也无法遮掩我们尚存太多启蒙时期的问题[4]。”

电影的片头名场面,就具象化地体现了“共同富裕尚未到来”的忧患意识:一个老农民背着背篓负重前行,远景是一片现代化的都市。

《世界》中的名场面

在《世界》中,那个意外离世的民工向赵小桃提了这样一个问题:“桃姐,你说飞机上坐的都是些啥人?”

02.社会记者

21世纪的前20年,是娱乐大片最好的时代,也是严肃电影最坏的时代。

2006年12月14日,贾樟柯的电影《三峡好人》与《满城尽带黄金甲》同天上映,结果“大型宫廷菊花秀”卖了2.3个亿,而捧得威尼斯金狮奖的《三峡好人》,票房不到32万。

《三峡好人》的故事发生在库区的奉节,韩三明饰演的外地矿工,要和多年前出走的前妻复婚;赵涛饰演的外地护士,要和有外遇的包工头离婚。两场聚散的背后,赤裸上身的民工正在挥动大锤,拆除这座2000多年历史的城市。

《三峡好人》剧照,2006年

在遍地黄金的年代,贾樟柯将目光投向了那些一贫如洗的人,《三峡好人》票房虽然失利,却在日后持续获得网友的褒奖,一位豆瓣用户深情地写道:

“浪奔浪流的时代,《好人一生平安》就是笑话;金钱至上的社会,《两只蝴蝶》结局注定分离。立于故土思故土,愤恨难消;站在家乡望家乡,山遥水遥。”

贾樟柯之所以赔钱也要拍这部电影,是因为一年前他陪画家刘小东去三峡写生,意外发现了在何伟(Peter Hessler)写就《江城》的长江两岸,仍旧流动着贫富分化的鲜活证据。

他们刚到奉节时,赶上一个老板的儿子过满月,在全城放焰火。第二天一去奉节老城,贾樟柯发现当地人的状况比他老家还差——山西人还有点像样的家传,明清流传下来的八仙桌、太师椅总有几件,但这里不一样,一把竹椅子加几个塑料袋,就是很多家庭的全部家底。

纪录片《东》里,画家刘小东将礼物送给写生对象的女儿

在导演手记里,贾樟柯形象地记述道:“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游客,我们仍然能看到青山绿水,不老的山和灵动的水。但是如果我们上岸,走过那些街道,到街坊邻居里面,进入到这个家庭,我们会发现在这些古老的山水里面有这些现代的人,他们家徒四壁[4]。”

电影里有个细节,反映的是科幻片一样的货币单位:骑摩托的黄毛带韩三明住店,老板说一天3块,黄毛听到老板坐地起价,斥责对方“三峡旅游市场都让你搞乱了”,老板于是把价格降到1.5元,而最终成交的价格则是1.2元。

许知远曾经评价贾樟柯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记者”,在《十三邀》里,这位记者告诉许知远,深入长江腹地的这次经历,令他对社会转型的停滞感到失望:在重庆跑船和去东莞打工,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普通人不过是从一种艰难的生活,流动到另一种艰难的生活。

对贾樟柯的主人公来说,现实不是北上广深的霓裳烟火,而是乡土中国的人其流离,是现代、前现代与后现代的境遇纵横交错,是大同小异的“新婚别”、“垂老别”和“无家别”。繁荣的确存在,有人是繁荣的看客。

贾樟柯纪录片《海上传奇》中的工人与巨轮

千禧年之后,由外贸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主导的新一轮建设,使得国内经济每年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这是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财富分化最大的时期。经济学家将中国经济形容为骑自行车——绝对不能慢下来,速度越快越稳当。

快速增长虽然可以解决老问题,但它同时也在制造一些新问题,新问题累积过多,就会触发市场化运动与社会保护运动冲突加剧的“波兰尼时刻”。

1944年,匈牙利经济学家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提出了“嵌入”和“脱嵌”这组概念,嵌入指社会建构市场,脱嵌指市场重构社会。在波兰尼的理论中,全国性市场的形成,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性的产物,背后是一双有形大手。而市场化运动造成的脱嵌,往往伴随着剧烈的分配失衡,由此引发反向的社会保护运动[5]。

而在国内90年代以来的实践中,“社会保护运动”并没有发生,而是被经济发展的速度给稀释了,如粗放的城镇工业化,如允许劳动者外出务工,本质上都是在“以空间换时间”,让吃不着肉的人也能喝上一口汤。

沈阳鲁园市场的下岗工人,1998年

在这场横贯南北的广袤流动中,李扬拍了《盲井》,管虎拍了《生存之民工》,蔡尚君拍了《人山人海》,张杨拍了《落叶归根》,邓勇星拍了《到阜阳六百里》,贾樟柯则拍了争议最大的《天注定》。

《天注定》是一部由社会新闻改编的电影:枪杀村长的矿工,原型是2001年山西的胡文海案;外地桥工转行抢劫犯,取材于2012年重庆的周克华案;刺伤性侵者的桑拿前台,改编自2009年湖北的邓玉娇案;自杀的流水线工人,灵感是2010年深圳的富士康“十三连跳”。

2010年前后,中国的基尼系数来到0.51的历史峰值,暴力事件频繁地涌入社交网络,贾樟柯意识到这些事件的背后,可能笼罩着一类普遍性的问题,他希望通过电影来刨析暴力的根源,消除悲剧的土壤。

片中的第一个故事讲述了不公正和腐败如何激发个人的暴力;第二个故事揭示了社会地位低下导致的孤僻厌世,可能转化为暴力的诱因;第三个故事关注了个人尊严被剥夺引发的反抗;第四个故事,则聚焦于贫穷无望者的自我毁灭[6]。

姜武在《天注定》里饰演的大海

作为贾樟柯最反常的一部电影,《天注定》一改他细腻入微、娓娓道来的社会现实主义风格,而是如港式武侠片一样平铺直叙。在《林冲夜奔》《苏三起解》《骂阎王》的苍凉古音中,姜武变成了矿区的鲁智深,王宝强变成了公路上的林冲,赵涛变成了胡金铨镜头中的侠女。

关于风格的转变,贾樟柯解释道,中国传统叙事都有脸谱化的倾向,过去他一直反对脸谱化,但适当的脸谱化,很适合表现人物的典型境遇。就像戏曲里的经典叙事,也一定源于特定时期无数个体命运与时代情绪的交汇[2]。

在《天注定》里,贾樟柯刻画了泾渭分明的两种人:一种是窘迫到一包烟都要分着抽的人,在通胀年月攒着不值一提的现金;另一种是抽雪茄、逛会所、打高尔夫、买私人飞机的人,他们挥金如土的同时,也轻视与践踏着他人的尊严。

在贾樟柯看来,贫穷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会塑造整个社会的行为和思考框架。

例如姜武饰演的大海用猎枪顶住焦老板的脑袋,后者第一个反应是让他提条件,没有反思没有愧疚,甚至没有一丝害怕。同样的情节也体现在《山河故人》的张晋生身上,他将梁子对沈涛的追求定性为“骚扰”,是打心眼里觉得穷人不配跟自己竞争。

《山河故人》里,张译饰演的煤老板张晋生

从《三峡好人》《天注定》到《山河故人》,贾樟柯走出家乡,记录了那些经济上行期的代价,他后来总结:我们生活在一个变革的幻觉里,总觉得70年代末到90年代的这场改革还在进行中,其实它已经告一段落,甚至可能停了十几年了,而人们正在承受变化的结果[7]。

贾樟柯先验般地说道:“我们谈论的是老问题,新问题无人问津,公众的困惑从知识阶层那里得不到解释和启发,因此他们离精英而去。”

03. 人民导演

2013年9月,《天注定》在多伦多电影节放映时,贾樟柯和留学生吵过一架。一个来自国内大城市的留学生站起来质问贾樟柯:“你为什么只拍穷乡僻壤,离了煤矿你会死?”

坚持“底层站位”的贾樟柯,对诸如此类的批评并不陌生——一类来自票房数字,说他的电影没人看,缺乏娱乐性,是脱离大众的、自私的电影;另一类则是说他取悦西方人,给外国评委拍电影。

实际上,早在《三峡好人》上映时,杨澜就同贾樟柯探讨过这个问题。

贾樟柯接受杨澜专访,2006年

贾樟柯告诉杨澜,艺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就是讲述人的困境,而当个体从艺术里面看到一种普遍的困境时,最起码会感到不孤独。

这种普遍性的困境,即经济全球化的顺周期,具体社会内部形成的贫富分化——改革使一部分人迅速受益,也使得另一部分人自由落体,先富者与未富者之间的悬殊境况,在各个国家几乎同时出现。

贾樟柯举过一个例子,2016年他去印度参加电影节,赞助商是印度的电信大王,派对就在那人家里举办,20多层的高楼,里面有电影院、超市、卡拉OK,6部电梯和100多个佣人,就住4口人——“第三层是他们家的奶牛场,因为他儿子喜欢喝英国牛奶,所以他们买了一头英国牛在那产奶[8]。”

在理想状况下,先富是为了带动后富,最终走向共同富裕,但社达倾向与优绩主义会驯化出另一种现实:在富贵巷子里出生的人,终其一生看不到任何贫穷;已经上车的人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车快点开。

例如北美留学生对贾樟柯的误解,就揭示了阶层固化之下的思维路径:我和我周围的人过的不是这种生活,所以这种生活并不存在——比“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更糟的情况,是前者开始怀疑后者存在的真实性。

在2007年的纪录片《小贾回家》里,贾樟柯站在汾阳街头说了这么一番话:“我觉得这个地方能够代表最真实、最普通的中国……中国有13亿人口,其中有11亿12亿生活在汾阳这样的地方,很多人以为我拍汾阳、拍摄我的家乡,是因为它特别,但不是,反而是因为我的家乡具有普遍性,它是最中国的一个缩影。”

纪录片《小贾回家》中的名场面,2007年

贾樟柯从始至终提醒人们的是:大城市的光鲜便捷只是盆景,它是真实的,但在偌大的下沉世界面前,它的比例远远不够。只让一线城市的精英过上发达国家的生活,不仅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甚至存在撕裂社会共识的风险。

原因在于,共识的基础来自共同的利益、共享的文化和共建的秩序,而如果不同的群体对经济繁荣的体感差异过大,就难免会有人离心离德,继而产生对市场化和私有制的强烈逆反。

学者刘瑜在总结智利、伊拉克等第三世界国家改革经验时强调:转型受挫的时候,人们会本能地想要回到从前,此时经济民粹主义与排外倾向盛行,不是彻底否定市场经济,就是把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视为不平等的根源,或是根据当下的需要去美化过去,将威权浪漫主义看作灵丹妙药[9]。

网上有句话叫“在资本的世界不占优势的人,会回到封建关系里寻找支持”,体现的就是这一原理。

换言之,如果没法实现大家一起富,就会有人怀念大家一起穷的时候;如果新路不能提供有效的答案,人们就难免从老路上寻求办法;如果某个领域的进步一开始就抛下了大多数人,那大多数人就注定对此漠不关心。

贾樟柯未必有这个问题的解药,但他持续将镜头对准那些“非权力的拥有者”,他们是《世界》里没坐过飞机的农民工,是《二十四城记》里择业无果摆地摊的下岗职工,是《山河故人》里得了尘肺病的煤矿工人,是《风流一代》里在小剧场一天挣十几块钱的矿区居民。

纪录片《二十四城记》里的女工自述

有些人觉得拍这些人就是“抹黑家乡”,但在纪录片《汾阳小子贾樟柯》里,贾樟柯与“小武”的扮演者王宏伟走在汾阳的大街上,不断有父老乡亲打招呼拍合影,攀谈时的其乐融融,让那类“兜售苦难”的妄议不攻自破。

现代拉美最重要的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为那些不能读我的作品的人写作,为那些底层人、那些几个世纪以来排在历史队尾的人、那些不识字或者没办法识字的人写作。”

贾樟柯电影中的众生群像

在加莱亚诺著作《镜子》的扉页,有一段北美印第安人的民谣,如同贾樟柯作品的同人文:‌‌‌

镜子里装满了人。

不为人所见的人,望着我们。

被人遗忘的人,记着我们。

我们看到自己,也看到了他们。

我们离去之时,他们是否也会离去?

04. 尾声

人民最需要贾樟柯的时候,贾樟柯却越拍越少。

贾樟柯近年主要在做三件事:一、给新导演当监制,二、办平遥电影展,三、引进国外的文艺片。以及让人们津津乐道、荣列文艺青年四大“至暗时刻”之一的行为:刷短剧。

从1998年到2008年,贾樟柯拍了5部电影(剧情片),基本上两年一部;从2010年到2018年,贾樟柯拍了3部电影,大概三年一部;而从2018年到2026年,贾樟柯只出了一部用以前素材剪辑的《风流一代》。

他客串演员的频率反而更高:韩寒的《后会无期》,管虎的《狗阵》,大鹏的《长安的荔枝》,陈思诚的《10间敢死队》里都能看到他;甚至在电影《好东西》里,导演邵艺辉还特意让他以照片的形式出镜。

贾樟柯为什么不拍了?有很多原因:可能是因为年龄和精力的缘故、可能是某部电影无法上映的遗憾、可能是《山河故人》3000多万的票房、也可能是多伦多电影节上那个留学生质问的持续回响。

贾科长并不缺「名」和「利」,票房对他来说也没有那么重要,但要想让一个导演像马丁·斯科塞斯、雷德利·斯科特甚至张艺谋那样持续高产,活到老拍到老,需要舆论、市场、观众、社会环境共同推动,才有可能。

人民怀念贾樟柯,但人民也不会拥有更多的贾樟柯。

全文完,感谢您的阅读。

参考资料

[1] 贾樟柯:故人归来,鲁豫有约

[2] 贾想Ⅱ:贾樟柯电影手记2008-2016,贾樟柯

[3] 3亿灵活就业人群,他们的子女以后怎么办,黑噪音

[4] 贾想Ⅰ:贾樟柯电影手记1996-2008,贾樟柯

[5] 郦菁、赵鼎新谈《大转型》与“波兰尼时刻”,忽左忽右Leftright

[6] 贾樟柯聊《天注定》:我想把改变带给中国,好莱坞报道者

[7] 距离、角度和位置——以不辩获新知,贾樟柯

[8] 十三邀-贾樟柯,腾讯新闻

[9]可能性的艺术,刘瑜

作者:鲁舒天

编辑:戴老板

责任编辑:戴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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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剧的黄金时代,可能还在路上

2026年10月27日 21:27

原创 戴老板 2026-10-27 21:27 上海

群众爱看,并不是“原罪”

作为一家内容和研究公司,我司的同事经常发出一个灵魂疑问:到底谁在刷短剧?

我们毕竟经历过内容产业的风口,见识过微博的爆发、直播的繁荣、公众号的崛起、短视频的横扫千军,但短剧陡峭的增长曲线,还是给了我们一丝震撼。

按照QuestMobile的口径,截止今年5月,短剧行业去重用户规模已经达到了8.51亿,月人均使用时长达到了26.9小时。

8个亿的用户规模表明短剧的受众,已经接近中国主流社会模型——客观上说,不存在只有小镇青年天天看霸道总裁爱上我这件事。

但你要是问在魔都写字楼里上班的Sophie,Olivia和Patrick,问他们有没有在被窝里刷短剧,他们大都会言辞闪烁,顾左右而言他。

俗话说,战报会撒谎,但战线不会。尽管还有人还不好意思承认,但越来越多的人,都已经悄咪咪地成为短剧的受众了。

这表明短剧行业的水面之下,可能有一种强大的趋势,正在发生。

01

两年前我刷短剧,打开一会就会受不了,迅速关掉。但今年,我又重新“回坑”了。

今年上半年,一部14集的短剧《归墟》把我拉了回来。这部末日+生化+怪物题材的作品总时长2小时,每一帧都具备工业水准的电影质感,相当多的镜头肉眼已经分不出跟实拍大片的差别。

与实拍几乎无异的《归墟》画面

而且作为一个上海居民,看着巨大的蚂蚁、蜜蜂和螃蟹在熟悉的弄堂和江边肆虐破坏的时候,有一种有生之年居然真能看到沪版《汉江怪物》的惊喜。

到了下半年,一部《持械入宋》又让我连连赞叹。这是一部“特战小队集体穿越”剧,以北宋秦凤路的宋夏战争为历史背景,刻画了大量关于军制、官制、兵器、通信、侦查甚至后勤系统的硬核内容。

这部剧让我想起了10多年前看过一部叫做《宰执天下》的宋穿网文,里面以北宋神宗年间的“河湟开边”为故事主线,穿插了对北宋官制、科举、市井风貌的描摹,细节和典故也是多到发麻。

《持械入宋》剧照

当年我还特意买来曾瑞龙老师的《拓边西北: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进行研读,臆想过这部网文何时能登上荧幕。没想到,十多年后红果的这部《持械入宋》让我得偿了当年的愿望。

当然,这两部剧远算不上满分,剧情有尬点,画面也有些AI作品常见的错误。但整体看来,故事的逻辑完备度、细节的丰富性、AI演员的拟人程度等等,与一年前相比可谓是天翻地覆。

以前的短剧普遍不是这个样子:人物关系靠吼,社会地位靠跪,矛盾纠纷靠扇,5秒钟搞定三幕递进,10秒钟完成起承转合,霸道总裁喜欢公司保洁,豪门公主看上薄肌黄毛,剧情雷点比38线附近还多。

我在一年前刷短剧,基本会先把智商留在App外面,担心它不堪受辱、自我了断。而这半年再看短剧,至少敢带着智商一起看。

一个可能的情况是:粗制滥造的短剧会长期存在,但精品化的短剧,将会不可阻挡的涌现。

02

其实从古至今,当一种新的“内容形态”进入规模化商业运营后,短期都会出现不少粗制滥造的内容。

比如在1905-1907年前后,影院的商业模式跑通,美国出现了大量“五分钱影院”,拍得多烂都能赚钱,导致影片供应量两年之间扩张了4倍,赶工、抄袭、廉价布景的作品比比皆是。

华语电影同样经历过类似过程。1928年张石川导演的《火烧红莲寺》上映爆火,同行跟风拍了《火烧青龙寺》《火烧白雀寺》《火烧灵隐寺》《火烧百花台》《火烧九龙山》《火烧平阳城》…等一堆垃圾,全国的寺庙景区都快不够烧了。

美剧更是如此。1950年前后美国家庭电视机渗透率只有10%,1960年就达到了90%,大量粗糙的电视剧扎堆上映,尤其是很多仅花两三天时间、在摄影棚内拍摄的西部剧,被业界西城为“四面墙西部剧”(four-wall westerns)。

1961年,联邦通信委员会(FCC) 主席米诺发表了著名的“广袤荒原(Vast Wasteland )演讲”,对美国电视剧进行了批评性概括:家庭关系令人难以置信的公式化喜剧、泛滥的暴力和犯罪题材、不断出现的西部剧模仿品,以及令人厌烦的广告。

Newton N. Minow发表Vast Wasteland 演讲,1961年

事实上,美剧经历了50-60年代的粗劣,到70年代开始优胜劣汰,80年代佳作频现,90年代全面繁荣,直到2000年代之后美剧才进入黄金时代,并借HBO、奈飞等平台把影响力扩展到了全球。

电影、电视剧走过的路,短剧也会再走一遍。

如何定义“短剧”——每集1~2分钟、竖屏拍摄、移动观看、节奏极快、通过“按集付费”或“免费+广告”等方式来实现商业闭环——无论是否愿意承认,它都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新内容形态。

这种形态由中国公司首创,从诞生至今也就不到10年时间,真正爆发更是不足5年。所以问题来了:短剧要想迎来佳作涌现的繁荣期,是不是也要像电影和电视剧那样等上几十年?

《归墟》和《持械入宋》这些作品的出现,给这个问题带来了否定的答案,其核心变量在于——AI。

03

传统影视从业者很难想象的是:一个零从业经验、6个月前还在电商公司搬砖的打工人,一个人就能手搓出一部全网播放过亿的爆款剧集。

归墟的作者“泫九”(本名江澜)是一名90后奶爸,美术专业出身,没有影视从业经验,在2025年9月之前一直在一家电商公司工作,年薪20多万[1]。

归墟的作者“泫九”

从电商公司辞职后,他一个人独自完成了从世界观搭建、剧本撰写、分镜设计、画面生成、剪辑配乐的全部流程,生产力堪比一家小型的影视公司。

往小了说,这是工具带来的效率革命;往大了说,这是一种“创作平权”。

历史上,白话文运动是一次创作平权,博客、公众号、短视频等也都是创作平权,它们都让更多的个体有了创作的“权力”,而AI短剧是这个案例库的最新成员。

在以前,即便是拍摄一部简单的微电影,也需要资本和人脉,才能组织起场地、剧务、选角、拍摄、动效、剪辑等生产链条。而现在,token就能解决上述大部分环节。

AI协助制作的《归墟》分镜脚本

AI工具的出现不仅让影视行业降本增效,也能让很多原本被热爱影视内容、但被隔离在墙外的人,突然有了一次“进圈”的捷径。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影视行业其实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存在,讲究资历、圈子和关系,对外来势力天生就有一种排斥反应。

即便如昆汀·塔伦蒂诺这等天才,14岁写剧本,15岁辍学逐梦好莱坞,也在录像带店做了5年收银员的冷板凳后才找到一份制作助理的工作,又混迹多年才得以指导自己的第一部电影。

相比之下,江澜的经历验证了那句话——一个人的命运要靠自我奋斗,但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

这种技术和平台的红利,会让大量对某一领域有深度理解的创作者,突然有了“进圈”的捷径,而他们必然会大大加快短剧精品化的趋势。

打开某平台,就能看到一大批带有“行业专家”色彩的短剧作品:有教你专业养大闸蟹的《寒塘鉴人心》、科普急诊工作流的《急诊摸鱼王》、呈现宋锦非遗工艺的《顾盼锦年》、还原中药黄精加工全流程的《药香满园,种田采药赚万金》……

在AI的帮助下,短剧平台上的“行业剧”简直囊括了中国大部分生意:有送外卖、摆地摊的、开餐馆的、做卤味的、跑冷链的,开大货的,搞捕捞的、干家政的,当律师的、做医生的……

这意味着未来的短剧主题,不会再集中在豪门、穿越、逆袭等少数几个关键词,而是向更广泛的社会层面散开,真正地描绘千行百业,真正的刻画人间百态。

可以这样说,短剧行业结束粗放期、全面转向拼质量阶段的时间,远快于人们的预期。

其实很多人对“短剧降智”的惊惧,用崔健的歌词最能诠释: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短剧的确发展太快了。从月活几百万,到用户超过8个亿,总共也就花了5-6年的时间,电影电视剧几十年走过的路,短剧几年就飞跃而过。

但这也同样意味着,电影电视剧产业要花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完成的“从粗放到精品”的过程,短剧也可能在几年时间跨过这个门槛。

对于这么一类新生的、群众喜欢、已经有精品化趋势的内容形态,我们不妨给它更多一点时间。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

参考资料

[1] 带娃间隙做AI短剧,5个月花近20万元,播放量上亿 | 对话《归墟》创作者泫九,AI新榜

作者:戴老板

编辑:李墨天

责任编辑:戴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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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乡鸡,你抄不会

2026年9月24日 20:16

原创 戴老板 2026-09-24 20:16 上海

中式快餐之王的版本答案

过去的2025年,中国人在老乡鸡的门店里吃了近2000万份毛豆烧鸡。

做一锅毛豆烧鸡并不难。老乡鸡今年4月发布的《菜品溯源报告2.0》,公开了这道菜所需的11种原材料,列出15家供应商名单,最后还贴心地把烹饪的6个步骤写了出来,生怕你学不会。

这份830页的报告,把175款餐厅菜品、182款央厨产品和132种外采原料逐一拆解,溯源了246家供应商,甚至其中186家的联系电话也公开在报告里——如果餐饮界也有开源社区,这份报告会被列为必读材料。

有趣的是,溯源报告发布后,有8名消费者自发地在Github上发起了CookLikeHOC(像老乡鸡那样做饭)项目,将每一道菜品进行归纳、整理、绘图,上线独立的查询网站。目前该项目已经揽得2.46万颗星,比阿里和腾讯大多数开源项目都高。

这种溯源始于2024年。此前,一些顾客对老乡鸡番茄炒蛋、毛豆烧鸡等现炒菜品的制作形式存在疑虑,持续关注门店菜品是否为预制菜品。为回应消费者关切、消除市场认知误区,企业决定公开菜品制作工艺:

马斯克都可以开源,我们有什么好怕被别人抄的?

和特斯拉一样,老乡鸡有开源的底气。截止到2026年9月,老乡鸡全球门店数量已经超过了2000家,是中式快餐品牌绝对的第一名。

据了解,集团2026年门店营收(直营+加盟)预计超过100亿元,年服务顾客人次3亿,单店日均销售额、翻台率和等核心效率指标均高于主要竞争对手和行业平均水平。

疫情以来,中国餐饮行业进入收缩周期。根据中国烹饪协会的数据,2026年上半年餐饮企业净减少40.7万家。在严峻的环境之下,老乡鸡目前是中国唯一还在沿着种植、养殖、采购、加工、物流这一链条进行全产业布局的大型中式快餐公司。

毛豆烧鸡只是老乡鸡庞大体系的一个微小切面,但要理解后者,可以从这道菜开始。

01. 种豆和养鸡

在合肥市蜀山区小庙镇的老乡鸡农场,种植着8000亩的毛豆。

农场总占地1.8万亩,由江淮运河施工形成,底下是红砂岩,上面铺设了耕作层,2024年6月施工建设,经过188天的土地修整后,于去年投入运营,但未来三年仍然需要继续“养熟”新土,改善肥力。

管理这片农场的工作人员只有10个。他们会去欧洲和美国考察大规模机械化作业经验,像做科研一样规划播种计划和除虫节点,也会和合作的当地农户一样清晨6点起床下地,在炎热的中午纳凉歇息,并工作到傍晚日落十分收工。

机械化作业的小庙镇老乡鸡农场

毛豆种植分春秋两季,鲜毛豆采收窗口只有七天,农场配置了13台单价60万的毛豆收割机,收获的毛豆被送进预处理车间,接续去枝、清洗、剥壳、脱膜、冷却降温等处理,处理的残料会被送回地里充当有机肥,新鲜的豆米则用冷水降温锁鲜,送往临近的小庙中央厨房进行清洗、杀青、速冻、色选等工序。

在餐饮企业连直营店都不愿多开的当下,种地普遍被视作一门投入重、回报慢的苦活和累活。

老乡鸡有两道消耗大量毛豆的畅销菜——毛豆烧鸡和凤爪豆米,但这并不能解释其亲自下场种毛豆的动机,因为市场上并不缺大宗毛豆供应商,《菜品溯源报告2.0》公布了6家,在今年老乡鸡农场农场第一个收获季之前,它们供应了老乡鸡所有的毛豆。

答案不在这座只有两岁的农场里,而是要往老乡鸡历史更久的农业基地上回溯——距离小庙镇35公里的老乡鸡炎刘养鸡场,占地400亩,拥有53个鸡舍,年出栏上百万只鸡。农场为改善土壤肥力所使用的有机肥,全部来自于这里。

养鸡是这家公司的老本行,老乡鸡创始人束从轩于1982年创业养鸡,到2003年他在合肥开出第一家“肥西老母鸡”餐厅时,其养殖的经验已经超过了20年。时至今日,老乡鸡招牌的SS级单品——“金牌老母鸡汤”材料全部来自自家养鸡基地。

老乡鸡炎刘养鸡场鸡栏

“养了40年鸡”是老乡鸡的一个重要标签。目前老乡鸡的3大养殖基地均位于安徽省境内——合肥的张祠养殖基地、淮南的炎刘养殖基地和亳州的利辛养殖基地,总占地面积超过1200亩,笼位数量460万,每年生产1000万只肥西老母鸡和5.4万吨鸡蛋。

农业和养殖,是这家公司的起点,而掌控上游的关键原材料,既刻在老乡鸡的基因里,也能在全球快餐巨头的身上找到踪迹。

以麦当劳为例,1990年其在深圳开出中国首店,但早在1985年,麦当劳就推动核心供应商辛普劳(J.R. Simplot)公司在河北试验种植土豆。1992年,辛普劳的薯条工厂和王府井的麦记门店在北京同时开张,到2025年,辛普劳在华土豆产量已经超过9.5万吨。

土豆是中国最不稀缺的食材之一,但麦当劳对土豆的要求极高,其主要选用夏波蒂(Shepody)和褐皮布尔班克(Russet Burbank)两个品种,要求每一枚土豆身材匀称、质地绵密、淀粉含量适中,适合切出截面积为6.2毫米×6.2毫米的长条。

为了保证每一根薯条的口味,麦当劳甚至要求4万亩种植土豆的地块必须100%轮作——当季土豆收获后,原有地块需要进行至少一年的休整,种植小麦或青贮饲料等其他作物,降低病害压力,并用残茬和秸秆来改善肥力,维护土壤结构。

老乡鸡对毛豆的要求,跟麦当劳对土豆的要求如出一辙。前者的历史更短,但复杂度更高。

辛普劳成立于1929年,二战期间为太平洋和欧洲的美军提供脱水洋葱和土豆,跟麦当劳的合作长达半个多世纪。但在中国,由于土地、制度等因素,大型农产品供应商集中出现在养殖业,种植业相对较少。这种背景下,老乡鸡下场种毛豆是一种必然。

老乡鸡农场对毛豆的预处理

相比之下,毛豆烧鸡、葱油鸡、卤鸡腿等菜品所使用的白羽鸡和黄羽鸡原料,老乡鸡可以借助市场化采购来解决——中国专业化养鸡全球领先,产业链上市公司数量超过10多家,温氏、大成、圣农等企业可以按照客户的要求,为其稳定供给食材。

因此,从毛豆烧鸡这些爆款单品身上,就能看清老乡鸡的供应链思路:对长期需求量大、影响核心产品风味的食材原料,自建产能,控制农业源头,用长期主义来构建竞争壁垒;对供应链高度发达的食材原料,与专业伙伴合作,通过明确的标准,实现稳定交付。

这是中式快餐企业多年探索之后,形成的最佳解题思路,而它最终将影响连锁规模的天花板。

全球快餐巨头如麦当劳(46000家)、赛百味(35000家)、肯德基(34000家)的门店数量惊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西式快餐里的汉堡、炸鸡、薯条和三明治等菜品的原料相对集中,围绕肉类、面包、土豆等有限品类之上,且通用性强。

相比之下,中式快餐的食材范围非常分散,除肉、蛋、鱼、豆制品、米面粮油之外,还有叶菜、根茎、瓜果等海量的蔬菜品类,仅老乡鸡《菜品溯源报告2.0》披露的食材就多达651种,不同食材又有各自的产季、规格和保鲜要求。

中式快餐头部企业门店数普遍在千店量级,要想达到西方同行的万店规模,食材的稳定供给是第一道难题。多数企业都已经放弃对差异化的追求,将采购纯粹交给市场。反倒是靠上游养殖起家的老乡鸡,是几乎唯一还在用长期主义思维解题交卷的选手。

原料的稳定,只解决了上半场。菜品风味的统一,还需要一个关键角色——中央厨房。

02. 锅气的分工

一车新鲜的毛豆,从农场送往最近的老乡鸡中央厨房,车程为20分钟,途中只要过5个红绿灯。

老乡鸡位于小庙镇的中央厨房,比毗邻的农场要“老登”得多。2009年,老乡鸡在此地投资建设了第一个中央厨房,占地118亩,有近6万平米的标准化厂房。2021年和2022年公司又投建了上海嘉定中央厨房和合肥官亭中央厨房的一期工程。

中央厨房在毛豆烧鸡的链条上,扮演了关键的“枢纽”角色——新鲜的豆米会在中央厨房进行色选、杀青和速冻;供应商送来的鸡在这里屠宰、切块和包装;炒制所需的皮冻和猪油在这里制作;所需的葱、姜、蒜和其他辅料也在这里完成清洗和切配。

小庙镇中央厨房制作现场

所有的食材汇总集合之后,会通过冷链物流车辆先送至老乡鸡在全国的八个物流中心——上海、杭州、深圳、南京、武汉、北京,以及安徽的合肥和利辛;然后再配送到老乡鸡2000家门店里,其中46%的门店是每24小时一配,54%的门店是每48小时一配。

而当临近饭点,老乡鸡门店里负责毛豆烧鸡的2000多名厨师,拿到手的都是同样的食材:毛豆的大小、鸡块的尺寸、姜片的厚度、调味料的配比全都是统一的。经过6个标准步骤的煸炒之后,最后端给消费者的,就是口味几乎完全一致的产品。

老乡鸡几乎所有菜品都是类似模式:农家小炒肉所用的肥肉和瘦肉,由央厨分开切配;所用的大部分螺丝椒也会在在央厨完成加工;在门店,厨师会按标准步骤先煸肥肉,再放蒜子和瘦肉;肉片炒好暂存,螺丝椒另行炒至断生后加入调味料,最后合炒出锅。

同样,金牌老母鸡汤所用的肥西老母鸡,在中央厨房完成屠宰和清洗等处理,经过冷链进入门店,最后的炖汤制作环节必须留在餐厅;早餐上架的老面包子,在中央厨房由师傅们集中手工包制,速冻后配至门店,每天早晨7点在门店上锅蒸熟。

炒、炖、蒸的工序各有不同,但背后的流程分工却是一致的:中央厨房完成在餐厅操作耗时、重复的环节;门店拿到规格相对稳定的原料,再按照明确的操作步骤,负责最后的现制,最后交付给客户的,是热气和锅气兼具的家常味道。

央厨对食材的处理,能很大程度上解决中餐制作的标准化问题——小炒肉的肉片厚度、肥瘦比例、调味料的口味、各种食材的重量比例等,都可以提前在中央厨房固定下来,门店负责的,是让确定好的食材按顺序在锅里相遇,把口味的不确定性降至最低。

中央厨房大幅提升了效率,但也会撞上另一个致命的“敌人”——中国人对现制的天然追求。

现制,包含了现炒、现蒸、现煮、现烤、现煸、现炸、现拌……等诸多形式,它们是讨好中国胃的第一性原理,是美好生活的烟火气来源。如果过度追求门店的效率,让门店制作越来越接近复热出餐,就必然会碰上消费者对“预制菜”的反感。

西式快餐当然也有现制的要求。但汉堡、薯条的关键操作更容易固定:肉饼可以提前统一重量和形状,煎制、油炸可以围绕相对固定的温度与时间展开,最后再按顺序组合。借助成熟的供应链和厨房设备,门店可以把现场操作收敛到少数几个步骤。

鸡汤小馄饨制作工序

每个餐饮从业者,都明白中国人对现制的执念。但满足这一需求的路线,却呈现了两种分野。

一种是效率优先——极致追求供应链效率,菜品制作主要由中央厨房工业化解决,将门店的操作空间压到最低,降低人员成本。但这种生产上的方便,未必会转化为餐桌上的满意。近年来某些餐饮企业在舆论场上的遭遇,就是这条路线的反噬。

而老乡鸡的方法,是从第一性原理出发——先满足顾客对现制的要求,菜品最后做熟的环节一定要留在门店,然后再以此为起点,重新设计供应链、中央厨房和配送体系,提升效率。

坚持门店现制,给老乡鸡带来了口味上的优势。以金牌老母鸡汤为例,门店每天用农夫山泉现炖,鸡汤的鲜香萦绕整个门店。而市面上很多餐厅采央厨熬熟、门店复热的方式来制作鸡汤,甚至用各种浓汤宝来直接出汤,鲜度和口味差距明显。

目前老乡鸡116个SKU里,有87道菜(75%)是餐厅现制,从生做到熟;28道菜(24.1%)是半预制,中央厨房完成清洗、切配、汆烫这些前段工序,最后的烹饪和调味仍然在门店完成;复热预制只有1款专供外卖的秘汁卤肉饭,不进堂食菜单。

这些信息从2024年,就以公开溯源报告的形式开放给消费者,反而赢得了带来了正面评价。到2025年9月,舆论围绕预制菜展开争论时,老乡鸡对现做、半预制和预制菜的区分,以及对消费者透明的做法,成了被反复提及的正面案例。

成为正面案例的代价,是对供应链和中央厨房的管理有着极高的复杂性。

以炒青菜为例,中央厨房向门店提供两种形态的青菜——预处理好的、但仍需清洗切配的毛菜,或者清洗切配好、可开袋下锅的净菜,门店现场大火快炒,消费者能够吃到现炒青菜的锅气。

但由于新鲜蔬菜的易损耗性,中央厨房必须追求“零库存”——供应商送来的青菜,当天必须完成全部的清洗或切配处理,并配送至门店。为此,老乡鸡大力投入数字化建设,上线了WMS(库存管理)、MES(生产管理)和TMS(物流管理)等系统。

在这些系统的支撑下,每一箱菜存在哪个库位、属于哪个批次;生产任务怎样分配到班次与产线,需要如何衔接;冷链车装多少货、走哪条路线、何时抵达等都需要调度;车辆温控设备与运输系统相连,在途温度和行驶轨迹都可以被监测到。

戴老板进入中央厨房前的卫生检查

对顾客来说,这些信息远没有一盘热菜直观。但对企业而言,任何一个节点的等待和失误,都可能影响锅气的口感。

所以,针对中餐“现制”和“预制”这一历史难题,老乡鸡给出的解法,是把重复、复杂、适合集中完成的加工环节交给供应商和央厨,把影响最终风味的工序全部留在门店,再用生产计划、冷链配送和日常管理把两端连接起来。

因此,同样是使用中央厨房,最终的舆论反馈却可以截然不同,其根本的区别,在于企业上马中央厨房的出发点究竟是什么——是首先满足企业的降本增效的需要,还是先满足顾客对现制的要求,然后再用央厨体系把成本降到经济性能跑通的程度。

一句话总结就是:锅气只会出现在餐厅里,而支撑锅气的功夫,也只会出现在餐厅之外。

03. 洗手台往事

2020年疫情发生后,老乡鸡的门店里多了一样东西:洗手台。

在充斥着口罩和消毒水气味的那个年代,出门吃饭是一件极富风险的事情。当时老乡鸡门店按照创始人束从轩的要求,在门店入口设置洗手台,并配上洗手提醒。顾客还没开始挑菜,就可能先听见一句循环播放的话:“老板说,不洗手不给吃饭。”

疫情结束后,洗手台被保留了下来,很多老乡鸡的消费者也养成了饭前洗手的习惯,而这个动作又加深了老乡鸡的“家常菜”场景——每个中国人,脑子都有自己在家吃饭前会被父母嘱咐“先洗手”的记忆,这几乎是中国人的出厂设置。

合肥·滨湖医院店的老乡鸡洗手台

对中餐连锁产业来说,家常菜是最简单的菜,也是最难的菜。

在中国餐饮江湖里,拉面、水饺、火锅、麻辣烫这些品类都已经跑出了大型连锁品牌,头部企业门店数量动辄几千上万。原因不难理解——围绕特定品类组织产品和供应链,企业便于集中资源,可以少数关键环节做深做透,有明确的经营优势。

相比之下,家常菜场景通常都有一张更长的菜单,意味着企业必须管理更多复杂性。菜单越长,采购、库存、加工、培训和损耗之间的关系就越难协调。全国扩张时,每增加一种地方口味,都可能给后端增加一组新的任务。

但就天花板而言,以家常菜为基础的快餐,拥有更宽的需求入口,以及更高的门店上限。

白领中午从写字楼下来,想在午休时吃一顿好饭;父母周末带孩子出门,希望找一家干净明亮的餐厅;打工人下班回到家没有精力做饭,想在小区门口随便吃点儿。这些需求每天都在发生,也不需要节日、聚会或者某种特别强烈的口腹之欲来触发。

目前,工作餐白领和带孩子家庭,是老乡鸡的两大核心客群。前者需要方便、稳定、快速,后者需要干净、卫生、健康、照顾不同家庭成员口味,中式快餐的家常菜恰好能装进这些重复发生的生活场景,“不知道吃什么就吃老乡鸡”,代表了一种价值连城的定位。

在美国,汉堡、披萨和三明治都是属于美式“家常菜”的范畴,因此造就了46000家的麦当劳、35000家的赛百味和34000家的肯德基;Taco Bell售卖的塔可(taco)和墨西哥卷饼(burrito)是拉美裔的正餐,其在加州、佛州和德州也拥有数千家门店。

现实情况是,中餐的品类选择远比欧美丰富,拉面、水饺、麻辣烫这些垂类抢占了家常菜的份额,而且凭借着更易管理的供应链,和更讨巧的“现制vs预制”关系,更容易扩张的加盟模式,在门店数量上做到了对老乡鸡、大米先生们的领先。

从数据上看,中式快餐的连锁化率远低于麻辣烫等垂类,头部企业的扩张空间非常大。以老乡鸡安徽市场作为成熟样板,对标麦当劳在美国的门店密度,部分投资人推演:综合国内不同地区口味差异,大型中式快餐连锁品牌全国门店理论上限约 40000 家。

相对于林林总总的垂类餐饮,以老乡鸡为代表的中式快餐连锁品牌具备一个巨大的隐性优势,那就是“吃着放心”。

近两年民间和网络上流行这样的一个梗:去考场前,只敢吃老乡鸡。这个说法最早源于安徽学子在中考高考前吃老乡鸡的习惯。而越来越多人的发现,在重大考试甚至身体不舒服期间,干净,好吃,热乎、吃完不会变成“喷射战士”的老乡鸡,是最稳妥的选择。

老乡鸡为食客提供的,恰是一份关键时刻不掉链子的确定性。

04. 版本的答案

在追逐“中式快餐之王”的这条道路上,铺满了先驱者的遗体。

1990年代,古早餐饮品牌红高粱把店开到北京王府井,在麦当劳旁边摆开阵势,创始人乔赢喊出到2000年在全球开两万家店的口号,让红高粱迅速成名,但最终为了筹钱,乔赢走上非法集资的道路,最终获罪入狱,品牌也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

2004年,百胜中国携品牌“东方既白”前来参赛,2005年在上海徐汇开张首店,餐厅提供200多个SKU,既有豆浆油条小笼包,也有鱼香肉丝盖浇饭,时任百胜中国事业部总裁苏敬轼大胆预测:“东方既白的数目总有一天会超过肯德基。”

虽然依托肯德基的供应链,东方既白仍没能解决中式快餐的标准化难题,多数菜品仍然是央厨加工+简单复热,口味和价格被消费者疯狂吐槽。2020年尝试转型淮扬面点包子铺,但未能扭转颓势。到2021年东方既白只剩五家门店,一年后全部关闭。

在后来的复盘中,苏敬轼坦言:中餐选择太多,做成肯德基那样的大型连锁,比想象中困难。

中式快餐的市场需求足够大,只是起点,但如何把需求变成稳定的产品、可持续的门店,以及能够继续复制的经营能力,需要逐项作答。几十年来,本土创业者与跨国餐饮集团前仆后继,一个个争相交卷,但获得满意答案的凤毛麟角。

如今,接力棒交到了老乡鸡手里。

跟先驱者相比,老乡鸡拥有了更有力的工具——冷链物流运输、食品加工设备、数字化工具和成熟的专业供应商。在今天,食材可以按照规格加工,运输温度可以监测,采购、库存与销售数据可以同步,这都是早期探索者无法想象的。

老乡鸡的全自动洗蛋机

因此,老乡鸡的成绩,要放在企业积累与产业进步的交汇处理解。专业分工扩大了企业能够调用的能力,而老乡鸡多年种养、加工和门店经营的经验,决定了这些能力怎样被组织起来。这也是“版本答案”四个字的含义:在当前的产业条件和消费需求下,找到一套经过规模实践、能够继续改进的办法。

2025年,老乡鸡董事长束小龙带公司副总及中层以上团队共40人左右,在美国待了2个星期。

团队此行走访洛杉矶、芝加哥,纽约和西雅图,到访麦当劳总部,并深入汉堡大学参访学习,同时实地考察了很多著名的餐饮连锁门店,如Panda Express、Chick-fil-A、CAVA、In-N-Out、Chipotle、Shake Shack等。

每个同行都有独特的、可值得学习的地方:麦当劳用“血液里流淌着番茄酱”来形容自己,企业文化渗透率远胜阿里;Chick-fil-A周日从不开门营业,但单店年流水870万美元,是麦当劳两倍;Panda Express主打中餐,但不主做华人生意,2600家门店几乎全部直营,一道陈皮鸡撑起了近40%营收。

海外的经验,对老乡鸡具备启发意义,但中国版本的标准答案,只能靠老乡鸡自己探索。

在老乡鸡当前的模式下,上游食材两手抓,核心食材自建产能控制品质,成熟食材跟专业供应商合作;央厨承担重复集中的工序,减轻门店负担;数字化工具提升整个系统运转效率;下游门店完成现制的烹饪服务,家常菜的定位又带来产品的反复消费。

麦当劳曾经启发了创办老乡鸡前的束从轩,如今,它的经验虽然无法复制到中式快餐,但46000家门店的数量,也在用一种沉默的鼓励告诉老乡鸡:2000家,只是起点。

05. 尾声

老乡鸡的第一家店还没有开出来的2003年,束从轩先跟一锅鸡汤较了两年多的劲。

他每天试一两只鸡,前后用了近1000只才熬出让自己满意的味道。他把汤打包带回家,给从小吃鸡吃腻了的束小龙和束文品尝,收获孩子好评后,才有了继续做下去的信心——这碗两分钟就能喝光的汤在成为招牌之前,经历了漫长的试验。

这种做事方式,后来出现在老乡鸡更多的地方:鸡要自己养,毛豆要自己种;农场要自己建,土地要花3~5年改良;加盟商从筛选到开店要4至12个月,投资人必须自己当店长;门店的动线、透明厨房、卫生检查和员工操作,都在实际经营中经历了反复打磨。

这便是老乡鸡的慢功夫,但慢就是快,快就是慢,老乡鸡的高效率也同样来源于此。

自建供应链虽然慢,但原料供给更稳定,门店就少些临时补救;中央厨房建设复杂,但工序理顺了,千家门店就能少做大量重复劳动;要求加盟商亲自经营,会放慢一时的扩张,却有助于找到愿意长期投入的经营者,让门店走得更稳。

这些投入的回报,发生在此后的每一天:一次磨合好的流程,可以反复使用;一套成熟的供应能力,可以支撑更多门店。开店之前多下功夫,开店之后才能少补课。老乡鸡用慢功夫一个个地解决难题,也终于趟出了中式快餐的版本答案。

老乡鸡你抄不会,原因不在于它有多难,而在于这世界上只有少数人,愿意长期笃定的专注做一件事。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

参考资料

[1] 老乡鸡上市申请书

[2] 老乡鸡菜品溯源报告2.0

[3] 老乡鸡媒体交流座谈会

[4] 麦当劳中庆祝土豆本土种植40周年,官网

[5] 东方既白进驻首都机场全国扩张起步,东方早报

[6] 百胜中国2021年年报

[7] “快餐狂人”乔赢再现江湖,中国经济周刊

[8] 对话苏敬轼:教父级企业家的勇气和技巧,中欧商业评论

[9] 老乡鸡创始人束从轩:“登顶”中式快餐,靠这六步,创业酵母

作者:戴老板

编辑:鲁舒天

责任编辑:戴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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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编制的Agent,才是好用的Agent

2026年9月16日 21:00

原创 李墨天 2026-09-16 21:00 上海

我的同事不是人

编程之后,人工智能下一个万亿美元的市场在哪里?产业界已经形成了共识:企业级Agent。

二季度的财报会上,亚马逊CEO Andy Jassy提了一个“需求杠铃”理论:

杠铃一端是Anthropic和OpenAI正在疯狂消耗算力,另一端是企业的业务自动化、反欺诈、智能客服打骚扰电话这些推理场景。位于中间的“企业工作流程”,Agent渗透率偏低,算力需求尚未释放。

前沿的大模型公司全世界也就十几家,各行各业的企业成百上千万,企业的生产场景比纯粹的编程规模大得多。因此Andy Jassy判断,亚马逊的云服务会成为万亿美元收入的业务。

作为出租算力的云服务商,亚马逊的言论自然有屁股决定脑袋的因素,但Andy Jassy的杠铃理论,也反映了当下Agent落地企业的现实:

一方面,AI对生产力的极大解放是公认的事实。

Anthropic本月在威胁报告中表示,一名胡塞武装分子用开源自动驾驶软件手搓制导导弹算法,并让Claude分析发射失败原因,喜提封号。用Agent美美写周报的牛马就别自诩超级个体了,这才叫超级个体。

另一方面,企业对AI的认知和落地之间,似乎存在断层。

按照麦肯锡去年的报告,在有意愿推动规模化落地的企业中,应用也局限在1-2个职能领域。今年Agent的火越烧越旺,但德勤对3235个企业的调研中发现,只有21%的组织拥有成熟的Agrnt系统,且“大多仍是单点的、孤立的”。

问题肯定不是出在态度上。Sam Altman表演了这么多次眩晕瘫坐,再保守的企业应该也跟着入戏了。除了少数秉持“不能让员工自己花钱买吗?”的老板,大部分企业家对AI可谓既有意愿,也有预算。

但目前来看,Agent定位更接近员工使用的“个人工具”,离真正的企业“生产负载”尚且遥远。员工付费上班和公司财务亲自开发票,是规模完全不同的市场。

默默藏起天道酬勤牌匾,天天把转型挂在嘴边的老板们,你们到底在等什么?

01.模型很聪明,同事很陌生

2024年底,微软CEO纳德拉接受访谈发表了一番暴论:SaaS服务的概念可能会在Agent时代崩溃,它们本质上就是带有业务逻辑的CRUD数据库。经过媒体添油加醋,被解读为SaaS药丸。

纳德拉话音未落,一个名叫Marc Benioff的人坐不住了。Marc Benioff是谁?顶级SaaS公司Salesforce的创始人,1999年创立Salesforce时喊的口号正是“软件已死”,结果被纳德拉洗稿用来判自己死刑,自然孰不可忍。

Marc Benioff,Salesforce的创始人

两人的唇枪舌剑,已经点出了企业级Agent落地的最大难题之一:上下文。

上下文是什么?即工作中具体的“语境”。

假设一个员工入职企业五年,他就积攒了公司整整五年的上下文,包括但不限于之前做过的所有项目,积累的经验和Knowhow,部门内部的黑话,哪个领导喜欢爹味教育,哪个领导喜欢对员工随地大小声等等。

我们在组织里交流和协同,隐含的前提就是对上下文的理解,Agent第一天来公司打工,部门的人都没认全,必须依赖人类输入足够多的上下文,变成公司里的老油条,才能准确的执行任务。

事实也是如此,会议纪要、文档搜索、日报周报等场景为什么是当前 Agent 的主战场?因为它们的上下文最薄,薄到只需要文档和对话。既不用碰核心系统、也不需要打通口径、更用不着跨部门权限。

因此,企业级Agent好不好用,关键落在了对上下文的理解。

于是到了今年,两人双双改口。纳德拉释放复活术,表示SaaS不会死,但商业模式需要重构。Marc Benioff亲自宣布开放API接口,面向Agent友好。毕竟上下文都在SaaS软件里,两者唇亡齿寒。

今年的SaaS Mag峰会上,Snowflake CEO Sridhar Ramaswamy就对“SaaS已死”的叙事表示看不下去:

“模型不带来任何竞争优势,因为竞争对手能买到同样的;你的专有数据才创造真正的优势。”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SaaS软件在Agent时代扮演的角色,比想象中重要得多。

02.谁批准它进群的

今年6月,到处散播AI恐慌的Anthropic忙里偷闲,发布了一个名为Claude Tag的产品。

简单来说,Claude Tag可以接入企业的Slack频道,员工只需要在文档和聊天中@Claude,就能狠狠奴役AI替自己干活。就算员工没有指派任务,Claude Tag也是个眼里有活的赛级牛马,会自己根据会议和聊天记录找活干。

Anthropic发布Claude Tag

之后,美国市场涌现出非常多AI Coworker概念的产品,特点是把Agent集成进企业协作场景,可以像普通员工一样和人类一起干活,加班到忘我。

按照Anthropic的说法,公司产品团队65%的代码由Claude Tag完成,工作也逐渐从Claude Code向Claude Tag迁移。

Claude Tag的发布很低调,但在业内引发的反响不小。AlexNet三人组之一的Andrej Karpathy第一时间献上彩虹屁,表示Claude Tag让AI产品交互进入了第三个阶段:AI Co-worker。

Claude在公司群里找活干

Claude Tag的开创性在于,把个人-Agent的1V1交互变成了组织-Agent,Agent调用的上下文规模从“个人”变成了“组织”,人和Agent可以像同事一样协作。

飞书之前发布的@Agent 进群、Agent之间互相协作等功能,也是类似范式在产品上的落地:把AI嵌入真实工作场景,Agent从纯粹的助理变成同事,打通所有上下文,降低沟通产生的摩擦成本。

这种“Agent+容器”的架构,成为当下企业级Agent的主流范式。办公软件和SaaS工具扮演的就是“容器”的角色,解决了两个问题:

一是可靠性。企业对可靠性的要求与个人不可同日而语。最典型的是数据安全。2023年4月ChatGPT问世不久,三星电子的AI潮人就整了三次大活,都是工作中非常典型的场景:

员工A把有问题的原始代码复制到ChatGPT,请AI把把关。员工B把提高生产良率的源代码输入到ChatGPT,要求AI帮忙优化。员工C把会议录音转换成速记稿,要求ChatGPT制作会议纪要。

三星内部泄密事件惨遭媒体嘲笑

数据是所有制造业企业严防死守的机密,你愿意开展一场壮士断腕的变革,公司风控和法务部门未必敢拿饭碗陪你玩命。SaaS软件的可靠性都经历了十多年的考验,天然适合当上下文的容器。

二是Agent的原生支持能力。

人用的东西和机器用的东西是两个物种,SaaS软件的按钮、菜单、视图在过去十几年里完美匹配了人的交互习惯,但Agent需要结构化、可调用验证的接口。因此,企业级产品既要符合人的直觉,也要符合AI调用的习惯。

两者结合,等于把产品架构重写,需要大量适配工作。

国内的SaaS产品里,飞书一直是对Agent适配最激进、也最友好的平台,年初龙虾热席卷中国,飞书短时间内开源迭代了上百项对Agent开放的新功能,让Agent能熟练操作。

直到今天,飞书CLI在Github平台上的Star数量依然是企业微信的约5.6倍、钉钉的约5.9倍。

国内社交媒体上,有一堆Agent接入飞书的教程,原因就是沉淀在飞书里沉淀的上下文和完善的交互。给Agent一堆打卡数据,蒸不出什么好东西;没有完善的交互,Agent的使用门槛降不下来。

换句话说,AI办公大战,打的是一个Agent-模型-协作工具怎么做好配合的仗。

03.文件传输助手不叫数字化

Claude Tag打开了企业级Agent的想象空间,顺便给被判死刑的SaaS公司翻了案,但中国的SaaS公司暂时还笑不出来。

过去十几年里,SaaS这个产业在中国一直躺在重症监护室,是个人都能指出国内SaaS软件面前的三座大山:企业认为软件没用;定制化需求多且杂;企业付费意愿不足,公司无法积累利润投入研发。

目前,大部分企业的内部沟通和文档传递靠的还是微信,虽然会遇到国庆假期一过,所有文件全部失效又不好意思再要一次问题,但不可否认,这是中国公司用脚投票投出来的结果。

SaaS产业繁荣与否,直接挂钩产业界的数字化水平。

过去几年,智能化的妖风吹遍产业界,各路英雄好汉打着转型的旗号大干一场,发现自己在智能化的前置工作——数字化上的欠账实在太多。

数据是一切智能的基石,数据存在服务器里还是A4纸上,直接决定了企业的数字化水平,把组织和业务流程搬到线上的数字化建设,在产业界满打满算也没几年。

到了Agent时代,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

德勤在报告中明确指出,组织的上下文沉淀在ERP系统里、业务逻辑在ABAP代码和员工的日常沟通里,Agent理解一家企业的知识,本身就是一个大工程。

由此又衍生出一个新问题:能被Agent调用的数据才有价值。

Agent能多大程度提高企业运转效率,取决于Agent对企业生产流程的参与度,能调度多少数据构成的组织上下文。

这个问题不解决,Agent就进不去核心生产场景,相当于招了顶级研究员,但不给人配门禁卡,连个工位也没有。

如果一家企业只积累了大量打卡数据,Agent就只能帮人事部门狠抓考勤。如果企业的知识库里全是领导讲话,肯定能蒸馏出一个DeepLeaderV4,能不能转化成利润就未必了。

AI时代的企业办公赛道,似乎又回到了那个中国SaaS公司思考了几十年的问题:企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工具?

04.你什么家底

想把Agent用好,首先需要一个“Agent友好”的工作环境。很多企业已经发现,Agent能否提效,和组织的工作习惯密切相关。

没有文档文化,蒸馏无从谈起。

国内几家互联网大厂,基本都有从模型-Agent-协作工具的完整生态。考虑到大厂对“入口”的谜之眷恋,Claude Tag+Slack这种形式注定不是主流,Agent-模型-协作工具一家通吃,才是大厂们的目标。

这个时候,各家大厂扮演容器的协作工具有没有让企业形成足够的数字化水平,就至关重要。

理想状态下,组织里的每个员工都应该有意识的归集上下文,但这种反人性的手段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实现。因此,企业内部大量的隐性知识,呈现碎片化的分布。

文档文化这件事,很难靠员工自发,更多以来工具倒逼。办公软件所定义的工作方式,会极大影响企业的工作习惯,继而影响当下的“Agent友好度”。

所以,AI办公大战的各路参战方看似在同一条起跑线,其实攒下的家底完全不同。经历了当年的远程办公大战,产业界基本形成了一种共识:飞书积累了最适合Agent落地的工作习惯。

2019年飞书向外界推出,数字化和智能化是企业转型的热门词汇,也影响了飞书的设计理念。飞书的产品逻辑是All in one,即所有功能集成进一个产品,文档,表格,日历,日程完全打通。

从当下的视角看,这是一种非常超前的Agent友好设计。如果聊天一个软件、文档一个软件、会议一个软件,Agent还要逐个建立连接。

同时,飞书推崇的云文档、多维表格、智能纪要等功能,也把“积累上下文”这个动作融入了员工的日常工作,上下文能自动积累。

办公软件有多少日活并不重要,毕竟打仗不是六十万对八十万比谁人多;它主要用来打卡还是用来写文档,这才是关键。而且日活是可以买的,文档是演不出来的。

举例来说,飞书狂推的多维表格,底层其实是基于公司业务的关系型数据库,自动归集了碎片化的数据,表和表之间相互关联,天然适配Agent的调用。

字节今年8月迅速整合产品,打通飞书和豆包工作,就是把豆包工作的Agent能力接入飞书AI Native的工作习惯,组合成一套企业级Agent体系。

对当下的中国企业来说,当年SaaS公司面对的认知不足、要求太多、不想花钱三座大山基本都被AI FOMO铲平,只是这一次,千万不要再输在没有文档文化上了。

05.说话的方式简单点

办公协同作为企业最基础的需求,一直是企业组织的核心应用,但每一次技术变革中,协同方式都会被重新创造。

微软的Office诞生时,其进步性在于把A4纸上的文档原封不动的呈现在屏幕上,把表格里大量枯燥繁琐的运算交由计算机运行,提高了商业世界的信息化密度。

移动互联网时代,员工用手机看文档,用IM工具沟通,在线协作成为可能,Google Docs取而代之。Saleforce用277亿美元天价收购的Slack,原因是美国年轻人在走向工作岗位之前,Facebook和WhatsApp已经嵌入他们的生活方式。

办公协作软件的进化史,就是一部沟通渠道不断打通、摩擦成本不断降低的历史。

人工智能打开了Agentic AI的想象空间,但它的底色依然是沟通渠道越来越顺畅,摩擦成本越来越低,信息传递效率越来越高,个体的创造力被进一步激发。

时至今日,上汽集团、星巴克、古茗等企业,正在基于AI新标准转向飞书,沃尔玛、正大天晴、海信等各行业头部企业,开始选择飞书作为核心协同平台。

AI时代,离AI最近的一批中国公司,正在用脚投票。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

参考资料

[1] The State of AI 2025,麦肯锡

[2] Scaling Agentic AI to realize business value,德勤

[3] 胡塞武装被曝用Claude Code替代工程师开发导弹,Anthropic:已封相关账户,华尔街见闻

[4] SaaS Applications “Will Collapse” In The AI Agent Era: Microsoft CEO Satya Nadella,S&P Global

作者:李墨天

编辑:戴老板

责任编辑:李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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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不要低估小米

2026年9月11日 15:00

原创 李墨天 2026-09-11 15:00 上海

目标决定上限

今年9月的产品发布会,小米内部的定调是“自研技术大会师”。

何为会师?发布会上新产品集成了小米过去五年的核心研发成果,即将接受市场检阅。

产品发布会前,小米公布了玄戒芯片的第二代产品线,一口气拿出玄戒O3/O100/D100三颗芯片。其中搭载玄戒O3的小米18Fold,是小米历史上定价最高的旗舰机型。

预热已久的小米澎程SUV,六根滑轨、纯平地板、可变空间的产品定义,都是行业首次出现。

过去五年,小米各个研发部门把雷军拍板的“五年千亿”研发开支花了个一干二净,但芯片首发定价破万旗舰机型,新车杀入被车企犁了好几遍的主流增程领域,技术创新能不能被市场接受,还是未知数。

9月7日,小米发布小米澎程新车

2021年小米宣布造车,米粉的反应是振奋,行业的反应是关注,投资机构的反应是跳车。宣布造车前,公募基金持仓的小米股票攀升到阶段性高点,宣布造车后,主观公募基金大举撤退,用实际行动表达对造车的不看好。

造车的同时,小米重启芯片研发项目,即后来的玄戒芯片。每个都是百亿级别的财务黑洞,小米自己的说法是“同时供两个孩子上大学”,投资机构看了难免头大。

当时,高调亮相的汽车业务几乎被一边倒质疑;秘密行进的芯片业务是网络名梗,2022年,两个百亿规模的投资未见曙光,小米营收罕见下滑,公司市值跌倒谷底。

资本市场关注出货量、ASP、毛利率和营收指引,企业经营是可量化的指标。汽车业务重资产高折旧,第一批新势力除了理想一个比一个能亏,友商建议雷军趁早收手,见惯了财务报表的投资机构,自然也看不上这种商业模式。

公司经营可以按季度观测,但公司要考虑长期的确定性,以五年十年为单位校准。五年前的小米和今天的小米,已经不是一个小米了。

至少在五年前,预言有一家车企会刷新纽北最速量产车的记录,没有人会想到小米。

01.必经之路

一家企业的战略,核心是回答三个问题: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将来去哪里?中间的路怎么走?

2020年小米成立十周年,雷军和管理层做了一次深度复盘:过去的十年,小米验证了自身的商业模式,迅速形成规模。不知不觉中,公司走到了十字路口:

小米创业十年的成绩堪称商业奇迹,营收突破2000亿,手机业务做到全球前三,各项经营指标都相对健康。但这些成果放在全球科技史上,依然是无名之辈。

即便在手机市场,小米面前还有苹果、三星、华为三座大山,是小米过去十年学习和竞争的标的,也是小米未来十年想超越的目标。

想完成这个新目标,不能靠旧的体系。

小米上市前后,一些问题已经开始暴露。2019年,小米手机全球出货量继续增长,但中国市场同比下滑21%,几乎被华为碾压;公司内部产品线相对独立,存在重复建设;线下渠道铺设跌跌撞撞,勉强步入正轨。

产品层面,小米有过小米MIX这样的神来之笔,推动了全面屏的普及,但势头未能持续。原因是整个公司还没形成系统性的创新能力,根子是底层技术积累不足。

2016年,小米发布小米MIX

对技术的理解决定了产品的上限,米饭仙人捏100年寿司,也切不来文思豆腐。不掌握底层技术,就只能在供应链设定的边界进行系统集成,面对新的技术趋势,就只能参与和跟随,做不到引领。

公司层面,“人车家全生态”有了雏形,各类终端产品需要统一的计算平台和芯片设计能力支撑。核心主业手机想更进一步,也要突破芯片和系统这一关。汽车业务起步比新势力晚,必须要在产品体验上拉开档次。

上市之际,资本市场对小米是互联网公司还是硬件公司展开激烈讨论,最后给了个制造业的估值;舆论层面,“组装厂”的偏见伴随小米多年。雷军和管理层认为,商业模式的创新已经穷尽,必须向底层核心技术探索。

于是,芯片、操作系统、整车的底盘和电子电气架构等技术环节,成了不得不做的事。基于这些目标,雷军提出小米新十年方向,也是小米战略落地的路径:

大规模投入底层技术,成为全球新一代硬核技术领导者。

2020年,小米定下了“未来5年研发投入超过1000亿元”的基本原则,覆盖多个垂直领域,最重要的是汽车和芯片。

出来混,最重要的是出来。

02.做好准备

关于小米的诸多讨论中,有一个概念频繁出现:供应链成熟。

事实的确如此,小米造车的时候,中国的新能源产业链已经优胜劣汰了好几轮;小米重启芯片业务的时候,参与芯片上下游分工的供应商,不能说遍地都是,也绝对不算少。

但供应链成熟也会带来一个现实问题:怎么在开源素材上做得更好。换句话说,纯靠供应链就能做出好产品吗?

2025年,谷歌推出手机芯片Tensor G5,彻底摒弃套壳三星Exynos的思路,完全基于ARM架构自研,用上了苹果和高通验证过的台积电3nm工艺。战绩如何?性能略逊于2020年的苹果A14,估计台积电都嫌丢脸。

谷歌的人力财力远在小米之上,尚且翻车;汽车领域,小米的对手都是狠角色,拼凑供应链技术,毫无胜算。

产业巨头林立的背景下,全新的芯片平台要造得出,全新的车型能卖得好,需要两个前提+一个条件。

第一个前提当然是钱。造芯和造车都是百亿级别的投资,高科技领域,一个翻车可能就万劫不复。苹果和华为,在这方面都有天然优势。

华为海思顶着压力从K3V2芯片一路迭代,打造了大名鼎鼎的麒麟系列,是有利润率很高的运营商业务做安全垫。苹果汽车花了足足十年冤枉钱,是因为iPhone发布后,这家公司对钱已经没什么概念了。

践行长期主义的第一步是有钱,2021年的小米不能说富可敌国,但有点家底。有别于其他手机品牌,小米有一块百亿级别的IoT业务,占总营收30%左右,去年营收1232亿,是手机业务的2/3,提供了额外现金流。

第二个前提是对供应链的投资。小米另一个身份是产业资本,以小米长江产业基金和顺为资本为代表。和风险投资不同,产业资本的投资基于自身需求,能够提供确定的研发目标和订单,隐含了未来的采购承诺。

比如2020年,长江基金投资了一家名叫“卢米蓝”的材料公司,后者主攻OLED发光材料,研发成功后用于小米17系列。产业资本既提供研发资金,又提供产品订单,可以带动供应链迅速成长。

典型如长鑫的投资,小米本身是长鑫的大客户,小米18 Fold搭载了长鑫最新的DDR6内存芯片。不过客观来说,在长鑫群星璀璨的股东名单里,小米不算特别耀眼。

长鑫招股书中的大客户基本都参与了长鑫的投资

2019年后的国产半导体替代窗口,长江基金密集投资了50多家公司,其中恒玄、翱捷、格科微、豪威(韦尔股份)等公司都陆续上市,都是国内半导体产业的核心力量。

顺为的投资更偏下游,2015年投蔚来,2017年投小鹏和Momenta,针对半导体的投资全在车规/智驾端。小米自己收购了DeepMotion,并领投了禾赛。在造车之前,小米就把供应链摸透了。

账户里有钱,供应链上有人就够了吗?远远不够。

去上游扫货是大干一场的前提,苹果仅公开的收购中,就包括PA Semi和Intrinsity(芯片)、AuthenTec(Touch ID)、PrimeSense(Face ID),收购后都快速转化为产品功能。

2020年后,苹果在AI领域陆续收购了Xnor.ai、Voysis、Inductiv、WaveOne、Datakalab、DarwinAI等6家公司,今年1月,收购上一向吝啬的苹果开出20亿美元,买下AI公司Q.ai。但苹果在AI领域的成就,目前仅粉丝可见。

有钱有人不等于有技术,比两个前提更重要的,是那一个条件。

03.当个事办

2017年,小米发布自研芯片澎湃S1,上市即落后,生命周期只有六个月。后续的澎湃S2流片失败,主体公司松果进行改组,业务转向IoT芯片。

当时,松果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于小米体外,很难与体内的业务部门打配合,小米的财力也不足以支撑这么大的项目。但抛开这些客观因素,核心原因只有一个:目标定的太低。

芯片研发所需的成本取决于设计目标,丰俭由人。搞一款90nm的嵌入式芯片,几百万就能上车,外包团队遍地都是。澎湃S1定位中端,采用当时就落后的28nm工艺,适合入门,不适合练兵。

一直以来,舆论对研发存在两个误区:

一是研发费用越多越好,研发费用变成了一种价值取向。有一家叫中国建筑的公司,常年位居A股研发开支首位,这两年才被比亚迪超越。但应该没人认为中国建筑掌握了什么高科技。

第二个误区是什么都要自己做。越是技术含量高的领域,产业分工程度就越深。研发的目的是对高附加值环节的把控,想把所有环节都握在自己的手里,既不成立,也不现实。

对科技公司来说,产品是研发投入的结果,真正的核心资产是研发过程中积累的知识和经验,比如算力集群的软件优化,电芯生产的良率提升,芯片仿真验证的效率。烧钱烧出来的教训,试错试出来的直觉,都会变成珍贵的隐性知识。

能积累什么经验,能沉淀什么Knowhow,取决于公司的目标。这就是那个关键的条件:目标。

如果你的目标是设计一款中端芯片,团队就只能积累中端芯片研发的Knowhow。如果团队基于成熟制程开发,就永远理解不了先进制程芯片的设计。

研发团队能做多大的事业,同样依赖公司设定的目标。小米汽车的纪录片里,几乎每一个工程师都提到,小米SU7是“自己一直想做的车”、“想开着自己做的车跑纽北”。没有足够的空间和信任,技术抱负便无法实现。

今年5月,小米首席测试车手任周灿成为首个获纽北官方圈速认证的中国车手

如果公司设定一个平庸的目标,既无法吸引顶尖的人才,也无法培养顶尖的人才。之前流传的投资人交流纪要中,梁文锋就讲过这个问题:

AGI是更大的愿景,这个愿景能够凝聚起更多优秀的人,它有更强的凝聚力。如果你是一个商业公司,你的愿景就是服务好C端用户,那是另外⼀个故事。他在产品上、用户服务上、流量上会有优势,但是在技术上没有优势。

设定一个宏大的目标很容易,认真对待一个目标很难。是自己带头冲锋还是孵化一个体外公司?是用自己的家底还是吸纳外部融资?分量完全不一样。

2020年后,小米从产品到技术的研发,都围绕着“成为全球新一代硬核技术领导者”的目标推进。

小米汽车定下了“纽北圈速”的目标,以此为指引,小米上来就瞄准电机、底盘架构、汽车电子等关键技术的研发,实现对核心环节的掌控。如果目标是纯粹的销量,核心技术的研发就不是必选项,就做不到技术上的引领。

纽北量产车圈速榜前十名里,目前只有两款国产车,换句话说,全中国只有仰望U9X和小米SU7 Ultra的工程师,知道怎么造一台打破纽北记录的量产车——这就叫引领。

2021年重启芯片业务,小米直接锚定“高端旗舰SoC”的定位,定下了核心参数看齐行业第一梯队的目标。目标定的足够高,研发团队才有足够的试错空间,过程中积累的隐性知识,价值就更大。

小米澎程在车型定义上,产研团队调研了大量SUV车主,结果是车内空间虽然大,但还是有成片的痛点。靠配置和参数解决不了,只能从底盘开始重新定义,大量的技术环节,产业界没有先例。

小米昆仑架构大幅优化了汽车底盘布局

围绕这个目标,小米澎程跳出主流家用车的框架,提出了非常激进的纯平地板+6滑轨的设计,导致后电驱、电池包、油箱需要重新布置,整个底盘得从头正向研发,再拿到真实路况里重新验证和测试。

小米花了三年半时间,测试车跑了428万公里,打造了全新的昆仑架构。

基于现有的技术也能形成产品方案,先提出设计目标再突破相关技术是另一条路,小米选择了后者。通勤的十万公里和赛道上的十万公里,积累下来的东西完全不同。只有底层技术突破,产品才能打开更多想象空间。

纯平地板对应的汽车底盘设计经验,3nm芯片设计经验,混合键和落地经验,都是相当前沿的技术资产。搭载这些技术的产品能否被市场接受?目前是未知数。但技术能力的建设是连贯的过程,产品的成功和失败,都不影响能力的积累。

一个人的进步,一个公司的成长,取决于他做了什么。

小米离全球顶级的科技公司还有距离,但他们至少证明了一件事:给一群人才足够的信任、空间和预算,他们能折腾出什么东西。

04.顺势而为

小米过去的五年,完整呈现了一个公司战略的制定与执行的完整过程。

雷军是一个善于复盘的企业家,2007年金山上市,股价当天腰斩,雷军没有抱怨市场和大环境,而是逐条分析为什么金山做了16年,为什么市值没有腾讯的一半?为什么WPS技术不比微软差,市场份额只有个位数?

90年代信息化大潮席卷全国,大批软件公司乘风而起,求伯君和雷军这批程序员登上历史舞台。但中国软件业的黄金时代极其短暂,2000前后互联网浪潮来袭,大量从业者被互联网和游戏虹吸,雷军发现自己在互联网时代做着一家软件公司。

小米是移动互联网的产物,也是雷军“顺势而为”理念的产物。从2007年iPhone问世算起,移动互联网在中国的增长持续了长达十五年。

小米的路径,和其他科技公司并没有特别大的不同:从一个技术风口起步以产业资本的角色进行投资,与供应链广泛合作开发新技术和新方案,是所有公司都走过的路。

但接下来怎么走,是每个公司的选择。

2020年,拿着创业十年攒下的家底,摆在小米面前的问题是:中国还需要另一家2020年的小米吗?小米要每年多1000亿收入,还是每年培养1000个芯片和汽车底盘工程师?

答案显然是后者。

移动互联网时代,小米在核心技术领域的角色是追赶者。消费电子产业,终端厂商的技术目标是创新的源头。智能手机的形态大体上由苹果定义,CNC一体成型、堆叠式主板、3D结构光等技术方案,也基本由苹果引领。

折叠屏手机出现后,智能手机的定义开始向中国企业转移,9月份苹果、华为、小米三家发布会撞车,日经的标题就很直接:华为和小米在引领手机进化。

小米想更进一步,先进制程芯片、软件系统的短板必须补齐,大语言模型、人形机器人这些前沿领域,必须第一时间参与。小米汽车要做全球前五的汽车厂商,就不能靠供应链技术拼凑的经济适用车打天下。

小米AI Cube Prototype,搭载玄戒O3、玄戒O100、玄戒D100,支持大模型本地部署

之于产业界,小米入局3nm的芯片的研发,相关的芯片设计人才才有施展拳脚的土壤,小米想做一辆纯平地板的SUV,底盘工程师的发挥空间才能彻底打开。

小米最大的变化,是它的目标和视野。

05.尾声

2010年,癌症晚期的乔布斯在第一代iPad发布会上,首次向世人展示了苹果自研的A4芯片。主流媒体的评论是“套壳三星”。十多年后,苹果已经构建了一个半导体帝国。

2010年,乔布斯展示苹果A4芯片

同样是2010年,小米供应链高管去英华达谈代工,能拿得出手的只有银行存单和“MIUI的几十万用户”。十多年间,小米经历多次危机,但总能卷土重来。

比尔·盖茨在1996年出版的《The Road Ahead》中说:我们总是高估未来两年的变化,而低估未来十年的变化。这句话在这本书出版后的每一个十年里,都被反复验证。

技术有趋势,行业有周期,一家公司的上限,永远取决于它的目标和战略。如阿拉伯诗人穆太奈比所写:

你若不惜生命去追求荣耀,那就应当把星星当作目标。因为碌碌无为或建功立业,到头来死都是一样的味道。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

参考资料

[1] 小米怎么了,财新

[2] 小米创业思考,雷军/徐洁云

[3] 一往无前,范海涛

[4] 小米公司财报,小米

[5]ARM to A4: How Apple changed the climate in mobile silicon, AppleInsider

作者:李墨天

编辑:戴老板

责任编辑:李墨天

制图:李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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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华的狮子山下

2026年9月9日 21:02

任小酒 2026-09-09 21:02 上海

两个船王,两种交班,两个香港

9月8日晚,董建华先生在香港辞世,享年89岁。

我们在2019年发布过一篇文章,借“富豪家族接班”这个话题,回顾过董建华先生在香港的过往。

董建华以香港首任特首的身份为人熟知,但他的家族其实发迹于航运业。1970年代,航运业风生水起,包玉刚和董浩云是最显赫的两大家族,两人在航运业缠斗多年,延续到后辈。

此后,包玉刚的女婿吴光正投身地产,董浩云之子董建华转向政界。1995年,命运中的宿敌又在香港首任特首竞选中对决,这次是董建华赢了。

成为特首的董建华大展拳脚,推行了一系列施政方针,以解决住房问题的“八万五”计划,和推动香港互联网产业的“数码港”计划为最知名。它们都令人憧憬,都无疾而终。人才、住房、科技的良性循环,成为海市蜃楼。

正确的事情不会因为正确变得容易,董建华留下了一份复杂的政治遗产,让后人可以从中勾画出一个野心勃勃的时代,以及故事的另一种结局。缅怀董建华先生。

以下是正文:

在香港,葬礼是门政治。

2016年郑裕彤去世,全香港富豪名流悉数到场,扶灵名单也要精挑细选:两任特首董建华和梁振英排在最前面,后面是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和澳门行政长官崔世安,接着才是李嘉诚和李兆基。一代情圣刘銮雄都排不上号,只能拄着拐杖远远看着老情人李嘉欣挽着许晋亨,兀自惆怅。

两年后,新鸿基掌舵人郭炳湘离世,参加吊唁的多以豪门二代为主:李嘉诚之子李泽钜,霍英东之子霍震霆,黄廷方之子黄荣祥和李兆基之子李家诚,政界人物则是致函唁电的多,出席葬礼的少;而2个月后李嘉欣公公许世勋去世,出席的富豪就只有95岁的马来西亚糖王郭鹤年了。

政商通吃的老一辈富豪,才能享受顶级的葬礼待遇。1982年,一代船王董浩云去世,三千多名政商人士将位于北角英皇道的香港殡仪馆堵得水泄不通。扶灵的12人有邵氏公司董事长邵逸夫、汇丰银行董事长沈弼、摩纳哥王子雷尼尔,美国总统里根和台湾领导人蒋经国也特地致吊唁电话。

但出殡当天第一个赶到灵堂,却是另一位浙江籍船王包玉刚,他在向董浩云的灵柩鞠完躬之后,李嘉诚和港英总督麦理浩(Crawford MacLehose)才步入现场。英雄惜英雄,包玉刚跟董浩云为了争夺全球航运老大的位置,缠斗一辈子,如今老对手西去,过往恩怨也悄然谢幕。

1991年,包玉刚也驾鹤西去,葬礼规格空前绝后。走在8人扶灵队伍最前面的,是外交部副部长周南和撒切尔夫人的丈夫丹尼斯爵士,紧跟的是李嘉诚和邵逸夫。几乎所有G20国家领导人均送来花圈,邓小平更是以“生前友好”的名义,派女儿邓榕和女婿贺平专程赴港,出席葬礼。

豪门葬礼的另一面,是商业帝国的接班。董浩云去世后,旗下船运帝国传承给了两个儿子董建华和董建成;而包玉刚经过一番精心设计,将庞大的商业帝国分拆成四部分,传给了四个女儿和女婿,其中最重要的地产部分(会德丰和九龙仓),交到了二女儿包陪荣和女婿吴光正的手上。

从1982年董浩云去世,到1991年包玉刚去世,香港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风云变幻。董浩云葬礼结束的5个月后,撒切尔夫人抵港,收到了总设计师“关于主权问题,没有回转余地”的回答。随后的几年里,吴光正协助包玉刚弃船登陆,董建华弃商从政,两个家族开始走向不同的方向。

在两个家族的不同轨迹里,一些变化发生了,一些伏笔埋下了,历史的暗门裂变出两个香港:一个是未曾实现的香港,一个是走向悲伤的香港。

01.  双峰:船王和他们的接班人们

包玉刚和董浩云的缠斗,要追溯到上个世纪40年代末:两人分别于1949年和1948年来到香港,前者来自宁波镇海,后者来自舟山定海县。

1955年,董浩云借着朝鲜战争狠赚了一笔,在行业内声望日隆,而从上海银行副行长辞职的包玉刚,也看中了香港作为世界贸易港的潜力,决定转行。对航运一无所知的包玉刚登门求董浩云,后者多少有些前辈的架子,呛了包玉刚一句:“你也想搞航运?胆子真够大的!”

董浩云的轻蔑不无道理。航运是一个典型的重资产行业,”金融+产业”联动的高杠杆模式,既需要利用自有资金加杠杆借贷,又需要与各国政府之间保持良好的政商关系,保证资金来源。因此想要在航运竞争中盈利,就必须背上高负债,还得有天时地利配合,稍有不慎便会倾家荡产。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老天爷给了包玉刚发迹的机会。1956年中东战争爆发,埃及封锁苏伊士运河,海上运输必须绕道好望角,航运业大发横财。到了60年代,越南战争爆发,美军急需船只帮忙做后勤补给,董浩云借战争猛虎添翼,包玉刚也在其间迅速崛起,成为香港的富豪之一。

航运这门生意,吨位是一切的基础,手里的船越多,赚的钱就越多。董浩云早年财力薄弱,常常收购旧船,发迹后则手笔豪放,热衷建造巨轮。越战期间,美国半卖半送给了董浩云12艘船,又赶上日本以低息贷款推动造船业,他趁势订造一艘16000吨的“东方樱花”号,一时风光无两。

相比之下,包玉刚的船数量少,船龄高,吨位小。但他在经营模式上搞创新:把船租给别人,自己只收租金。战争期间,航运需求急速扩张,货运公司付出远高于平时的租金租船,发了横财的包玉刚火速添置了7条货船。喜欢从买船到运输一条龙包办的董浩云对此不屑:“他那算什么船东?”

出身银行的包玉刚深谙航运业的金融属性,找到了汇丰银行这座靠山,并于1971年加入汇丰董事会。凭借着汇丰的大笔贷款,包玉刚的海上王国蒸蒸日上,在船运吨位上逐渐能跟董浩云平起平坐。董浩云也没闲着,1973年旗下东方海外在香港上市,募集1.2亿港元几乎全被用来订购新船。

对于两人的竞争,董浩云特别在乎。东方海外上市那年,美国《新闻周刊》发文,将包玉刚与世界级船王奥纳西斯相比,称他为“东方奥纳西斯”,无疑是巴掌扇在董浩云脸上。但更打脸的还在后面:1977年,一家西方船运经纪公司给船王们排了个座次,包玉刚荣膺头把交椅,董浩云只排在第七。

嗜船如命的董浩云坐不住了,写了一封《致编辑的信》寄给这些媒体,直言其计算方法有问题:他包玉刚的船有一半股权在汇丰手里,我东方海外的船可是都姓董!

董浩云嗜船如命的习性,香港人尽皆知:每每有新船下水,他就要精心设计三天的庆祝节目,借机造大声势,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一次董浩云为了捧红一个女钢琴家,就专门包下了伦敦皇家亚尔巴音乐厅,还请来英国皇家管弦乐队来伴奏,把飞机票送到每位客人朋友手中,确保他们到场。

董浩云的计较让总想搞大新闻的香港媒体嗅到了荤腥,开始疯狂造势:谁才是真正的船王?包董之争,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

除了竞争吨位,董浩云还在接班人问题上跟包玉刚暗中较劲。在这方面董浩云先拔头筹,两个儿子成绩优异,尤其是董建华,董浩云很早就开始针对性培养,儿子毕业后安排去美国通用汽车基层打工,他跟董建华讲道[3]:“你不要想到自己有依靠,你必须自己主动去找苦吃,磨练意志。”

董浩云和长子董建华,1969年

包玉刚膝下无子,只有四个女儿,但女婿都很厉害,尤其是二女婿吴光正。他于1951年随父母从上海迁居香港,中学毕业后前往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大学选攻读建筑学专业,后来又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在哥大,吴光正身兼游泳健将与学校活跃分子,获得了包玉刚次女包陪容的芳心。

就在两家生意蒸蒸日上之际,一场波及全球航运业的萧条正在酝酿:一方面,经过二十年的扩张后,80年代初船运业运量已经明显过剩;另一方面,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让依赖石油运输的船运业遭到当头闷棍,油船的需求每年肉眼可见的下滑,船租暴跌,港口停满了没活干的油船。

在这个黑云压城的时刻,董浩云和包玉刚还战斗在一线,培养的接班人也都年富力强,紧随左右,在这场前所未有的考验中,两家会交出怎样的答卷呢?

02.  诀别:逆势扩张和弃船登陆

作为全球顶级航运企业家,董浩云和包玉刚对于行业低潮都早有预判,但两个人的性格,决定了他们选择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信奉行业周期论的董浩云,坚信船价暴跌、行业不景气时,才是抄底最好时机,而“全球第一船王”的心结,更是将他这种逆势扩张的欲望调动到了极致;而包玉刚则不同,银行的从业经历让他对风险尤为敏感,见风头不好就果断卖船,偿还公司债务,降低风险敞口。

得知包玉刚正在卖船,一心想做世界第一的董浩云自然不会放过机会,一边清理服役已久的小船,一边大肆负债,购进大船。包玉刚收缩业务时,董浩云还在日本订造了当时世界上第一大油轮“海上巨人”号。董浩云并非不知道萧条的杀伤力,但他估计低谷只会持续几年,非常乐观。

当董浩云的东方海外正朝着世界船王发起最后的冲击,包玉刚却做了一个决定:弃船登陆,转型房地产。

要挤进日益激烈的香港房地产市场,自己从头开始做显然是不现实的,包玉刚盯上了隶属怡和洋行的地产公司九龙仓。彼时的九龙仓是香港最大的货运港,不单单有深水码头、露天货场、货运仓库,还包含了酒店、大厦、有轨电车等产业。倘若把这块地合理开发,前景无量。

李嘉诚对九龙仓也觊觎已久,暗地里先抢下了2000万股份,但进一步收购却被怡和洋行阻止。包玉刚深知机会难得,于是在1978年8月的一个下午约见李嘉诚,后者向包玉刚提供了1977年九龙仓财产报表和物业资料,一同参会的吴光正当晚研究了这些材料,熬夜拟定了收购计划。

包玉刚和李嘉诚谈笑风生

翌日,吴光正就见证了两位商界高人的秘密握手:包玉刚收购李嘉诚送上门的2000万股九龙仓股票。如此,加上原本持有股票,包玉刚不动声色控制了30%的股权,大大超过了怡和洋行,并加入了九龙仓董事会。怡和洋行也不是善茬,为了保证控制权,他们开始大规模反购股份。

双方的拉锯持续了两年,一直到1980年6月,怡和洋行趁包玉刚前往巴黎参与会议期间,发动突然袭击,采用换股打法,在6月20日上午投放大量报纸广告,以比市价高30%的价格收购散户手中持有的九龙仓股票,英国人认准了包玉刚无法在周末两天筹集足够多的钱,用以反制怡和。

身在香港的吴光正得到消息,马上联系包玉刚,建议其去找包家的老朋友汇丰银行借钱。随后,包玉刚订了一张飞瑞士的机票,又暗地里买了回香港的头等舱,一旦筹集够弹药就马上返回香港。而吴光正则在香港联络媒体,安排记者发布会,等着包玉刚回来,就开始散播消息。

记者招待会上,突然现身的包玉刚宣布,自己拿到了汇丰银行的22亿港元贷款保证,并以105元港币的股价收购2000万股,比怡和的收购价还要高,九龙仓大小股东狂潮般把股票卖给包玉刚,怡和洋行见大势已去,便将九仓股1000多万股也甩给包玉刚,套现七亿港币离去。

1980年6月25日,九龙仓之战落幕,包玉刚弃船登陆成功,吴光正则经此一役顺利当上了太子。

包玉刚和吴光正,1980年

在包玉刚成功上岸的同时,董浩云也到达人生巅峰,拥有各类船舶149艘,总吨位达到1200万吨,终于把“世界第一船王”的桂冠戴到头上。1982年,董浩云的第150艘船“宪章号”在台湾下水在即,董浩云请来了摩纳哥王子夫妇参加4月17日的下水礼:这是船王的加冕礼。

根据日程安排,王子夫妇4月14日抵达香港,有人提出日期两个“4”撞到一起不吉利,但董浩云置之不理。然而坊间传言当时的港英政府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不让董浩云去机场迎接。董浩云认为是莫大的侮辱,当晚心脏病发,连夜送医抢救,次日凌晨抢救无效去世,享年71岁。

世事难料,原本盛大的船王加冕礼却成了董浩云的葬礼。船王的遗产只有一间九龙塘的房子、东方海外公司百亿港币的负债,和区区250美元现金[6],恰逢航运业运量过剩叠加石油危机带来的需求萎缩,全球各大港口停满了没活干的货轮,东方海外业绩暴跌,负债高达14亿美元。

包玉刚和董浩云三十年的商战戛然而止。在葬礼上,对着灵柩鞠躬的包玉刚心有戚戚然:受全球经济衰退影响,香港楼市长期萎靡不振,付出巨大代价拿下九龙仓,到底算抄底还是站在半山腰上,包玉刚心里也没底。在各自的赌局上,两个船王都押上了自己全部的身家。

历史没让包玉刚等太久,答案出现在1984年。

03.  冰火:两种接班,两种模式

1984年9月27日,《中英联合声明》草案签署,为了防止英国在回归前超售土地,草案要求回归前每年批地不超过50公顷。

是年年底,受到声明中土地租用制度及限制出让的条例影响,沉寂多年的香港地产开始复苏,楼价、租金应声上扬,四大家族频频出手抄底香港地产,报纸每日围绕着李嘉诚、郑裕彤等又拍下新高价地段这类新闻。而这一年,东方海外却陷入了史无前例的船运灾难中,董建华举步维艰。

董浩云去世的第二年,东方海外负债高达70亿港币,到了1984年,总亏损高达9.7亿港币。航运高负债、快周转,令往日熙熙攘攘的港口码头成了门可罗雀的船只坟场,冲击远比董建华想象得严重得多。到1985年,东方海外的负债和奥地利整个国家的国债近乎一样多[4]。

每天面对来自全世界银行和债权人的追债,一睁眼想到的便是随时要破产的公司,有时候连续20个小时处理债主和律师的电话,母亲又在这时查出肺癌,一次,董建华在最后一次赶去参加债权人会议前,一度想要自戕,甚至给朋友打电话[5]:“如果我死了,请你照顾我的家人。”

向董家雪中送炭的,是汇丰银行,他们愿意提供一亿美元备用信贷,其中的5000万,来自大陆的中国银行。第二年,霍英东突然伸出援手,宣布向东方海外注资约12亿港币,这针强心剂给了董建华喘息的机会,帮助东方海外在1991年扭亏。有坊间传言,霍英东的钱来自北京[6]。

在董建华苦心支撑的同时,包家却正在享受地产的胜利果实,毫无疑问,包玉刚已经拿到了通往下个时代的门票。

拿下九龙仓的第二年,包玉刚决定把收购来的尖沙咀九龙货舱推平,建成黄金地段商场,命名为“海港城”。吴光正则接手旧电车厂的改造工作,直接将厂房推平,推平效仿纽约时代广场建起了“铜锣湾时代广场”。在这场席卷全球的航运业大萧条中,包家顺利抽身,身价无损。

坐落香港尖沙咀的海港城,2012年

《船王遗恨》中曾写道:“董浩云晚年好大喜功,会祸延后代”,不想一语成谶;世人则感慨包玉刚老谋深算,在危机前夕全身而退,留下了一座香港地标、一座全球销售额稳居第一的商场,为后人铺好了路。包家拥有这块地999年的土地使用权,单是租金,一年就净赚160亿元。

终于,香港的“收税式实业”模式出现了,日后它的效仿者,将有如过江之鲫。

包玉刚于1991年去世,葬礼地点跟董浩云一样,选在了北角英皇道的香港殡仪馆。在西式铜制灵柩里,他身穿白衬衫,套燕尾西装,打灰白色领带,身上盖着一床红色的陀螺经被,上面绣着金钱经文,灵堂则摆满了无数商贾政要的花圈和挽联,生前荣华富贵,身后尽享尊崇。

两代船王前后撒手人寰,但包家和董家的故事仍未结束,他们下一场交锋,会是在1997年,那个无与伦比的1997年。

04.  暗战:那些钱解决不了的事情

1993年,吴光正就开始刻意与商界保持距离,淡化他商人的形象,频频出席政界会议。

敏感者开始察觉出这背后的谋划,尤其是吴光正后来辞去九龙仓主席的职位,“官方”给出的理由是吴光正希望能腾出更多时间从事社会事务。有人统计,吴光正辞去九龙仓主席,以及后来辞去会德丰主席两个职务后,可能失去共计至少5000万股份认购权,损失不可谓不大。

1997年回归在即,第一任特首的名字,显然会被写进史册。当时的主流舆论是反对“商人治港”,李嘉诚等巨富就被排除在外,北京的老朋友霍英东也说自己年事已高,而辞职的吴光正扭头就当了香港医药管理局主席,与商人身份彻底撇清了关系,特首之路昭然若揭。

1996年9月,吴光正正式发表声明,角逐特首一职,成为第一个表态参选的候选人。而他的最大对手,则是把东方海外一步步拉出泥潭的董建华。当时,继承包玉刚衣钵的吴氏家族坐拥180多亿的身家,董家的财产刚刚跨过15亿门槛,论起宣传造势,两人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但选特首这件事,比拼的从来都不只是财力。

1989年,董建华为继续父亲创办海上大学的理想,将一艘邮轮改装后命名为“宇宙学府”。当年三月,“宇宙学府”首航来到上海,时任市委书记与市长亲自接待。这是董建华离开上海以后第一次回到内地,也是第一次接触高层。自此之后,东方海外在大陆的投资项目屡屡增加。

七年之后,董建华决议竞逐特首,当年接待他的上海官员,办公地点已经搬到了北京城。

1995年底,中央来人会见李嘉诚、邵逸夫等香港名流,探讨关于行政长官候选人问题。在这场深圳会晤后不到48个小时,李嘉诚便对媒体公开了自己对未来行政长官的两点建议:一是熟悉经济,了解商界运作;二是人品要好,正直不阴险。

不熟悉北京风格发言的香港媒体好一番揣测,最终还是落到了董吴两人的竞争上,把特首选举渲染成父辈们海上交锋的接力战。后来,在香港中华总商会宴会上,身份特殊的霍英东面对媒体发问,直截了当地回答:“我早已在心目中认为他(董)是合适地行政长官”[4]。

霍英东的话自然分量十足,毕竟同样是葬礼,郑裕彤的棺材上盖着白色素花,包玉刚的棺材上盖着陀螺经被,霍英东的棺材上盖的是五星红旗。

那年12月11日,香港各界、各阶层四百位推选委员会委员齐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即将投票选举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就连散步的老人把收音机调到最大,家里吃午饭的人都举着碗坐在电视前,商场里的电视机都统一调到了一个频道,逛街的男男女女驻足等待。

12点15分,点票工作全部结束,其中董建华获得了320票,吴光正36票。船王后人的又一次对垒,董建华赢得毫无悬念。

落败的吴光正并没有拂袖离去,而是积极参与香港特区第一届政府,被委任以医院管理局主席职务,之后又成为了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他和董建华的蜜月期维持了将近四年,2002年,吴光正重新回归九龙仓会德丰,拾起公司主席一职,并且表示再也不会竞选特首。

吴光正和董建华,2012年

从表面上看,董家扳回一局,但从更大的范围看,包玉刚和吴光正创造的“降维式接班”,像野火一般蔓延开来,成为香港财阀们的主流操作。

05.  降维:怎样才能富过三代,五代,十代?

所谓降维接班,用大白话说就是:主动调整自己的商业帝国经营方向,降低经营难度,把企业变成“傻子都能经营好”,再交给第二代。

包玉刚的“弃船登陆”,本质上就是将商业帝国从经营难度极高的船运业摆脱出来,转型经营难度大幅降低的地产,之后更是进入经营简单的“收租型物业”。这种转型,既避免了肱骨老臣对接班人的腹诽和阻碍,又能让二代获得稳健的收益。此举获得香港富豪的纷纷效仿。

如果你仔细看,会发现香港的电力是嘉道理家族和李嘉诚的,煤气是李兆基的,超市是李嘉诚和怡和集团的,公共交通是李兆基和郑裕彤的,本质上,这都是“收税制商业”。

上世纪50年代起,四大家族通过房地产积累巨大财富,并逐步控制了香港的物流、金融、电力、码头、电信等所有具备垄断特性的产业,进而“坐地收租”。包玉刚当初的精明也体现在这里,除了九龙仓,吴光正还陆续控制了香港的有限宽带、天星小轮、九龙仓电讯、海港企业等一系列公司。

1997年,董建华提出了“八万五”计划(每年要兴建8.5万套住宅,10年内香港有7成家庭都会有自己的房子),触动了已经根植香港半世纪的“收税模式”的利益。加之“八万五”撞在了金融危机的前夜,就连香港居民也对董建华嗤之以鼻,把他当作房价暴跌的幕后元凶。

董建华任特首时期,1998

1999年,董建华推出他另外一个创举政策:数码港计划,旨在绕开本地的富商,发展互联网科技。数码港计划的支持者是李嘉诚小儿子李泽楷,他带着十五家国际科技龙头企业的进驻意向书,找到董建华。政府对李泽楷的盈科信任有加,数码港计划决定不招标,直接采用。

可命运再次跟香港开了个玩笑,数码港计划颁布的第二年,互联网泡沫在美国破裂,尽管园区勉强落成,但只有两家科技公司进驻,且多为销售、市场等部门,所谓的研发中心,丝毫不见踪影。数码港回到了香港的老路:圈地皮卖豪宅,自然又是赚得盆满钵满。

此后,董建华又提出“硅港”计划,意图打造工业基地。结果香港人以炒地皮为由,赶走了竞标建厂的张汝京。后来张汝京到上海张江创办了中芯国际。后来的“中药港”计划,董建华希望利用完善的科研体系,以及香港高素质科研人才,搞出香港新机遇,但最后又是一场竹篮打水。

在董建华在位的97到05年,这三次机会摆在香港面前,它却未能好好珍惜。“金融的暴利成就了香港,也惯坏了香港。资本的短视和逐利,让香港错过了最好的10年。”[8]

家族们的事业却蒸蒸日上,郑裕彤家族在广州建起530米第一高楼、武汉和天津的周大福中心也指日可待;新鸿基的郭家兄弟,除了每年150多亿的广场租金,还有九龙巴士和富联国际。李嘉诚技高一筹,直接跑去英国收租:电信、港口、管道、天然气,甚至连供水都没有放过。

若是要让家族永远衣食无忧,显然没有比“收税”更好的方法。

2005年3月10日,董建华宣布提前两年离任,跟他一起离开的,是那个未曾实现的香港。海港城依然风光,太平山依然快活,城还是李家的城,港还是包家的港。

06.  尾声:从如日中天,到走向悲伤

2015年,69岁的吴光正宣布正式退休,36岁的儿子吴宗权接过数千亿家产,开始躺着收钱。仅两大广场每年收租就可达160亿利润,更不需要提九龙仓还持有的其他四大物业广场。两年后,董建华的东方海外作价338亿出售,船王的传奇就此谢幕,而这338亿的钱,也不过是海港城两年的租金。

这并不仅仅是两个家族的分野,是香港两条路径也就此分岔:那个未曾实现的香港,已经被人遗忘;那个如日中天的香港,慢慢走向了悲伤。

现任特首林郑月娥曾在施政报告里面曾写到:香港楼价高、租金贵,形成巨大的生活压力,是严峻的民生问题:

“不少人的目标就是尽量赚钱买楼供楼,青年人选科和择业都要向钱看。住的问题也是香港最严重的安全隐患,不少家庭走投无路,甚至要住在工厂大厦内的劏房。”

一切仿佛突如其来,一切又早有答案。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

参考资料

[1] 世界船王——包玉刚传,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95

[2] 香港商战风云录,广州出版社,1996

[3] 富豪接班人,北方文艺出版社,2005

[4] 董建华家族,广州出版社,1996

[5] 董建华担任香港特首七年,南方周末,2005

[6] 一代船王董建华,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

[7] 地产霸权,中国人民出版社,2005

[8] 缓缓沉默的“香港巨轮”,奏响一曲悲歌,2017

作者:任小酒

编辑:李墨天/戴老板

责任编辑:李墨天

编者按:张倍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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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9月3日 21:00

原创 任彤瑶 2026-09-03 21:00 上海

趋势之前,共识之后

2015年,纽约一家热衷于报道上东区生活方式的地方小报《Observer》,突然写了一篇报道,描述一个跟精英人士没什么关系的新消费现象:

几个服装网站正通过Facebook精准广告“轰炸年轻女性”:9.99美元的裙子、首单五折、24小时发货......对千禧一代来说,这“简直难以抗拒”。

其中一个最受欢迎的网站在Facebook上拥有超过150万粉丝。十年过去,这个名叫SHEIN的网站,已经是全球时装行业无可辩驳的巨头,长成了百亿美元级别的大公司,身后站着IDG、红杉、景林、Tiger Global、General Atlantic、Coatue、Mubadala等一长串全球顶级资本。

2026年9月1日,希音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HEIN”)正式在港交所挂牌上市,总募资超135亿港元,发行市值约2062亿港元。

但回到2015年,除了想不出选题的《Observer》网站编辑,只有极少数人注意到SHEIN,几位中国的投资人是其中之一。

2015年,SHEIN想在美国市场扎根,他们看上了总部位于洛杉矶的一个DTC品牌MakeMeChic。为了完成这笔交易,以2.3亿美元估值融资4600万,IDG和景林成为仅有的投资方[1]。

等到这个故事真正迎来资本市场意义上的终点时,消费早已不再是中国创投圈最热闹的话题。资金和注意力涌向AGI,新消费甚至一度成了需要绕着走的旧名词。

但SHEIN这笔早期投资依然是业内津津乐道的故事。大家感兴趣的不是为什么这两个机构恰好投中了SHEIN,真正值得讨论的是一个更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产业周期潮起潮落,靠什么发现真正的好公司?

回看中国创投历史,仅仅过去十年,类似的发问就出现过三次。

01.起伏之中

SHEIN悄悄长大的时间段,中国创投圈最热闹的故事其实发生在别处。

2014年,马斯克坐着私人飞机高调降落中国[2]。他拜访科技部部长、参加央视节目,又在北京酒仙桥向首批Model S中国车主交付了钥匙。

风起于青萍之末。随着国务院和发改委相关政策落地,中国造车领域刮起了前所未有的资本风暴。

最热闹时,市场上有60多家造车公司,算上注册却没把车造出来的公司多达400家。仅2015年至2017年上半年,全国落地的新能源汽车整车项目就超过200个,规划投资超过万亿。

这股热潮中,留下了许多被反复讲述的故事,而"蔚小理"这三个字,后来成了整整一个时代的注脚。

比如IDG,2015年专门成立了个汽车小组,把四五十家造车企业跑了个遍,访谈了二三百人,转年就投了蔚来,2017年又在小鹏A+轮入了局;

比如黄明明跟李想在望京SOHO聊了三个小时,当场拍板投资,后来连跟七轮;

比如雷军起初觉得互联网造车几乎等于骗子,顺为最终从二十多个团队里选中了熟人李斌和何小鹏[3]。

新技术打开想象空间,政策和资本迅速跟进——但对很多机构来说,这轮热闹多少让他们有些警惕。毕竟再向前看十年,08金融危机、补贴退坡和“双反”影响下的光伏产业惨烈过往还历历在目。

机构们都明白:在技术演进的长期趋势之下,是产能、供需和政策制造的起伏周期。穿越周期的愿望美好,但道路艰难,如何在波动中辨认确定性是大家共同要思考的课题。

当所有人都声称自己能成为中国特斯拉,真正考验投资人的是如何去伪存真。

2018年12月,小鹏正式对外交付G3,此时公司尚未取得完整的整车生产资质。工厂建设、自动驾驶研发、销售渠道铺设都需要持续投入,接下来的一轮融资关乎公司存亡。

何小鹏在G3发布会

但同时,国内新能源行业迎来阶段性低谷。补贴退坡、资本市场对新造车情绪转冷、一级市场融资收缩,多家新造车项目融资遇阻,爆出经营危机。新造车融资窗口迅速关闭,新能源领域迎来第一次大退潮。

不少机构对新造车开始回避,2018年8月B+轮之后,小鹏整整15个月没有宣布新融资,C轮感兴趣的机构相当有限。对一家刚刚进入交付期的新品牌来说,处境异常艰难。

此时老股东IDG却有自己的想法。他们判断,新能源汽车替代燃油车的长期逻辑并未改变,造车新势力长久来看依然具备投资价值,这只是“非趋势性的周期波动”,决定成为小鹏C轮的联合领投方,加码数亿人民币。

2020年下半年开始,新能源汽车政策在全球回温,小鹏登陆纽交所,IDG成为最大财务投资方,在2018年蔚来汽车上市之后,收获第二个造车新势力IPO。

小鹏的故事并不是孤例,新能源大退潮让一级市场意识到,趋势从来不是一条直线,在周期起伏中需要判断哪些是转瞬即逝的浪花,哪些是潮水的真正方向。

新能源汽车教给一级市场一种与周期共存的能力,在波动中辨认确定性,但不被波动带走。

技术进步不会沿着直线上升,产业扩张不会永远与需求同频,资本市场的情绪更会反复摇摆。在不确定性中找寻确定性,是一场漫长的修行。

而就在新能源第一次大退潮的2019年,另一个板块正在迅速升温。

02.趋势之前

2019年前后,长沙的五一广场在社交媒体上频频走红:

沿着黄兴路走一圈,几步就能撞见一家爆单的茶颜悦色;坡子街附近的超级文和友,最高峰时出现过万桌等位的盛况;在网红云集的完美日记柜台隔壁,三顿半、墨茉点心局、虎头局渣打饼行等一批新品牌店里人头攒动。

名为“新消费”的风暴,接棒新能源成为下一次板块轮动的主旋律。一级机构们发现,即便没有新能源般显著的技术曲线,在基础消费品形态之上,人群、渠道和供应链重新组合,同样催生了过去不存在的新机会。

2016年泡泡玛特揭不开锅,最缺钱时账上不足100万元。王宁见投资人的频率从一天两个提高到一天二十个,一笔3000万元融资最后拆成三笔才凑齐[5]。

早期资本市场几乎不看好泡泡玛特。多数投资者并不真正理解王宁。他们只是模糊地预感,年轻人的潮流消费/线下消费“一定有机会”。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蜜雪身上,在新茶饮资本疯狂追捧高端精品、网红轻奢赛道的黄金十年,扎根下沉市场、主打极致性价比的蜜雪冰城,长期处于投资视野的盲区。

即便是后来蜜雪冰城门店规模突破万店、坐稳下沉茶饮头部位置时,争抢入局的头部机构们,也并非提前看透了“大众平价茶饮、下沉消费刚需”的底层趋势,而是看到其成型的万店规模、稳定的盈利能力和成熟的供应链体系后,才后知后觉地追逐确定性。

寻找那些还没被命名的供需互动,在趋势形成之前捕获它们,成为了这一轮消费板块的主要命题。

泡泡玛特代表了一类最典型的机会,创造了从没人见过的新供给。蜜雪也代表了一类机会,消费投资并不总是在寻找从无到有的东西,跳出旧有理解框架也可能发现新机会。

这个视角再往外推一步,随着研发、产品和运营能力成熟,中国拥有成熟的供应链优势的行业,有机会在全球范围形成新的消费品牌。

这个方向上,IDG是走得比较快的。他们陆续投了消费电子、服装等出海优势领域的一批公司,包括Insta360、安克创新、致欧家居等等,也包括SHEIN。

2018年以前跨境电商鲜少被投资机构关注,SHEIN“创始团队非名校出身、模式偏重”的形象,在主流投资视野里颇有“反直觉”意味。

SHEIN的早期投资人、IDG资本合伙人连盟曾对媒体回忆说,他第一次见到许仰天,聊完就觉得应该立刻投,“说不上自己在等什么样的人,但见到就知道就是他了”。

那时候SHEIN还不为人知,同行大多在北京、上海争抢互联网项目,IDG几乎没有竞争对手。双方一见如故,许仰天开了个价,IDG快速拍了板。

番禺万博城中村的SHEIN办公楼

这份判断背后是一个更大的世界观——国内电商早分出标品和非标两条线,但放眼全球,亚马逊几乎垄断了海外标品电商,非标却是一片空白;把世界看作一个更大的"中国市场",服装正是非标里体量最大、最具想象空间的品类。

在这套逻辑驱动下,在SHEIN尚未真正走入美元基金视线时,IDG在2015年“逆势”领投了SHEIN的B轮融资。

从泡泡玛特、蜜雪冰城,再到SHEIN,消费投资的参照系不断变化。这轮方法论的核心是,在趋势被所有人看见之前,先理解那些零散、模糊、甚至看起来不重要的信号。

后来行业内有了一个词描述这种思考路径:寻找非共识,在变化中发现趋势。

但下一轮产业浪潮来得太快,留给投资人的时间突然变得极其短暂。

03.共识之后

这次的主角是AI。

如今提起AI,几乎已经等同于"共识"本身——但在这场万人挤上牌桌的热闹开始之前,它也曾有过一段少有人问津的非共识阶段。

2021年底,ChatGPT还没有发布,IDG就联合高瓴、米哈游等机构投资了MiniMax团队。

2023年2月,王慧文和出门问问创始人李志飞、真格基金戴雨森及刘元吃了一顿饭,聊刚发布的ChatGPT。聊到兴起,王慧文拿起手机发了一条朋友圈:“5000万美元,带资入组,不在意岗位、薪资和title,求组队。”

这顿饭后来成了中国大模型创业潮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开场。王小川、李开复、周伯文等名声响亮的创业者相继下场,大厂与投资机构迅速跟进,AGI以惊人的速度进化。

同样在2023年,美团龙珠合伙人王新宇第一次在北京量子芯座大厦见到杨植麟[6],那是一个简陋的办公室,门口没有公司logo,只有一架白色钢琴,杨植麟甚至没有独立办公区。

环境随意,融资速度却惊人。成立两个月,月之暗面近20亿元天使轮到账,不到十个月,累计融资近90亿元,估值接近180亿元。

同一时期,智谱累计融资超过25亿元,一批行业头部产业资本和财务机构迅速聚集到同一张股东名单上。2026年长期依靠梁文锋和幻方体系输血的DeepSeek开放外部融资后,2个月内快速敲定超500亿人民币融资[7]。

由AI延伸出的具身智能赛道也展示出同样的趋势。

宇树2016年成立到B轮用了大约6年。但随着AI爆发,它在2024到2025年连续完成三轮大额融资,吸金近16亿。

就在宇树科技2026年8月以"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身份登陆科创板几天后,小鹏机器人业务完成首轮融资,由IDG领投,融资规模超9亿美元,投后估值超63亿美元,刷新了中国具身智能行业单轮私募融资纪录——这一轮的融资额,比宇树IPO募资总额还要高。

a16z合伙人Martin Casado感叹,AI创业公司out of the gate就需要融数亿美元。

融资盛况指向一个鲜明的变化:AI浪潮中,共识形成的速度前所未有地加快了。

过去的板块轮动里,投资机构往往有较长时间发掘项目,建立非共识的分析框架。到了AI,最核心的项目几乎没有这样的窗口了。

大趋势高度确定加上资本聚集极快,在无限放大的FOMO情绪里,寻找非共识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一级机构们要回应的关键,变成了高估值下,能否有足够的魄力和眼光出手。

这并不意味着机构一定要用更高的价格购买确定性,甚至为稀缺的入场机会支付溢价。共识越强,真正有价值的分歧反而越容易藏在水面之下。

从B轮到C轮,月之暗面的估值只从33亿美元涨到43亿美元,中间隔了一年半——这段时间里,Kimi的月活从2165万一路腰斩到903万。这是月之暗面最难的一段日子。

500

月之暗面的办公室

IDG恰恰在这个阶段进入。2025年底,月之暗面完成5亿美元C轮,IDG领投1.5亿美元[8]。这笔钱,投在了黎明之前。

后来随着K2等模型陆续发布,付费用户与API收入开始增长,Kimi的技术、产品和商业化都有了更多可验证的指标,再次成为热门标的。

回头看,IDG不是有未卜先知的能力,他们只是在市场悲观情绪下,愿意押注一部分仍未被破坏的基本面。这也说明在高度共识的AI时代,非共识并没有彻底消失。它只是变得更转瞬即逝,也更隐蔽。

赛道轮动、趋势变化是创投领域不变的主题。两年前引发机构集中“抢筹”的 AI赛道,如今也在因商业化的巨额资本开支与漫长回报周期,爆发出新的集体性担忧。

过去几年只要押中AI这个方向,估值扩张本身就能提供相当可观的回报。但随着大量资金涌入,头部公司的估值被迅速抬高,一部分预期甚至被提前兑付。方向正确,开始不再等于价格正确。

在一个几乎不存在信息差的大共识时代里,谁还能从昂贵的资产中找出真正能够留下来的公司,正在成为下一阶段最困难的问题。一众机构们又被迫再次拾起看家本领,寻找“共识中的非共识”。

04.尾声

三十多年里,中国创投行业经历过太多潮起潮落。

昨天还被奉为圭臬的经验,到了下一轮周期,可能就成了最需要警惕的路径依赖。曾经遍布鲜花和掌声的道路,常常在攀至最高点的时刻,突然转向陌生的荆棘与泥泞。

从新能源,到消费和AI,创投行业经历了三套完全不同的估值坐标系。如果要说它们有什么共性,那就是要求参与者永远具备一种“重新认识世界”的勇气与能力。

新能源是在波动中辨认确定性。技术并不会线性进步,产业扩张也不会永远与需求同频。机构要从剧烈波动中分辨长期趋势和短期周期,并在市场最悲观的时刻,仍然对那些没有被破坏的基本面保有信心。这是一种与周期共存的能力。

消费是在变化中发现趋势。在一个没有明确技术拐点的行业,变化往往分散在不起眼的细节间。机构要重新理解供给和需求如何互动,并在这些变化尚未被市场命名前,抓住一闪而过的机会。这是一种识别趋势的能力。

AI是在共识中重新寻找差异。当市场没有给非共识留下太多空间,当价码被不断推高,机构要在热闹里分辨真正能够留下来的核心资产。这是一种保持判断力的能力。

经验会过时,但学习、寻找变化和修正判断的能力不会过时。适应变化当然痛苦,但能够一直留在牌桌上,看到下一轮变化发生,本身也是一种幸运。

新的变化已经开始。

今年以来,AI第一轮围绕模型、人才、算力和融资规模的跑马圈地正在接近阶段性终点。资本开始追问更具体的回报率问题。与此同时,创新的基本面并没有消失,还有许多激动人心的故事在时刻发生。

三年前,所有人面对的问题还是要不要登上AI这艘船;今天,这艘挤满了人的大船,又要驶向下一片波涛汹涌的海域了。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

参考资料

[1] SHEIN,万字长文解析最隐秘百亿美金独角兽是怎样炼成的,智象出海

[2] 特斯拉效应:马斯克的中国64小时,商业价值

[3] 论造车,雷军才不是新人,未来汽车日报

[4] 茶颜悦色、文和友、三顿半……长沙靠“吃喝玩乐”成网红顶流,Tech星球

[5] 《因为独特: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从杂货铺到IP世界的跋涉》,李翔

[6] 美团龙珠,投了最火90后杨植麟,投资界

[7] 掮客、份额与百亿资金:DeepSeek融资实录,财经杂志

[8] Kimi 完成 5 亿美元新融资,杨植麟:账上有超百亿元人民币,晚点

作者:任彤瑶

编辑:李墨天

责任编辑:任彤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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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来是一种命运

2026年9月2日 21:18

原创 李墨天 2026-09-02 21:18 上海

规划正确的方向,相信方向的正确

2023年底的媒体沟通会上,李斌表示“蔚来的谷底已经过去了”,不出意外收获一片嘲讽。

当时是蔚来NT2平台的产品周期末期,车型全面覆盖,最大的店都放不全。NIO Phone震撼登场,NIO life联名设计师堆满一面墙,原创设计有口皆碑,价格底线牢牢守住,顾客一进店就会被fellow教育:蔚来不参与价格战,没有低于30万的车。

唯一缺点是车卖不出去,两代平台8款车,凑不出一辆月交付破万的车型。

2023年,蔚来交付了16万辆车,研发、门店、充换电站投入只增不减,全年成功亏损211亿,差不多日均亏6000万,换成百元纸币,一天得烧1.124吨。

为什么李斌会认为谷底已经过去了,因为李斌看见的蔚来和市场看见的蔚来,不是一个东西。

市场眼里的蔚来,NT2车型基本失败,财报四处漏风,自然的想法是“还有退步空间”。事实也是如此,2024年蔚来再接再厉,亏了224亿。2025年上半年,蔚来交付11.42万辆,完成全年目标26%,新势力垫底。

李斌眼里的蔚来,NT3平台和ET9已经开发完成,基于NT3平台的ES8和ES9已经立项。李斌对NT3的技术成果有信心,知道蔚来大概能做个什么样的车出来,所以相对乐观。

上市车型和销量是研发和经营的结果,李斌看见的是新的决策正在执行,属于先行指标;市场看见的是上一个周期的结果,属于滞后指标,彼此难以理解对方。

当时有媒体问新车进度如何,是个提振信心的机会,李斌说还在PPD(预研)阶段,结果媒体听成了PPT,被解读为蔚来药丸。

新平台加上新车型的开发,3-5年都算快的,所以汽车行业,决策到结果的验证周期非常长。

具体到当时的蔚来,等ES8和ES9量产上市开始交付,结果要到2026年才能看见。

事实证明,李斌当年的乐观不是空穴来风。2026年,均价50多万的ES9用73天交了两万台,ES8是今年上半年大型SUV和40万以上车型双料销量冠军,近一年时间创造了近600亿营收。

芯片、内存、铜铁铝价格全面上行的背景下,几乎所有的车企毛利率都在下滑,靠ES8和ES9的高毛利,蔚来在上半年以不到20万的销量,创造了576亿营收。

同时,蔚来二季度现金储备提升至567亿,经调整经营利润2.1亿,连续三个季度盈利。而在衡量经营质量的毛利润上,蔚来上半年毛利总额107.7亿,同比增长282.2%。

纸面成绩以外,蔚来全新ES8和ES9大大推动了高端市场向纯电过渡的进程。今年7月,大型SUV整体市场纯电渗透率已经达到41.6%,无限接近纯电在乘用车市场整体44.3%的渗透率。

这两款车也回答了两个困扰蔚来整整五年的问题:纯电大车到底能不能卖出去?蔚来有没有做50万级市场的能力?

01.教训

第三代ES8开发期间,蔚来度过了非常挣扎的两年。李斌的总结是“蔚来丢掉了根据地”。

蔚来的根据地是什么?蔚来的定义是40万左右的市场,这也是第一代ES8的舒适区。第一代ES8整个生命周期里交付65233台,是中国汽车品牌突破豪华市场的标志。

到了NT2产品周期,蔚来账上现金非常充裕,导致一些产品的立项过程,没有经过系统的市场研究和用户画像分析。新车像下饺子一样推向市场。

2023年9月,第二代EC6发布,蔚来完成了NT2平台全系切换。车越来越多,交付量没有显著提升,效率实际上在降低。

回顾往昔,蔚来内部总结了NT2平台最大的两个教训:

一是既要又要。蔚来对NT2平台的定位是覆盖全球市场,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了海外市场。团队认为车子做太大在欧洲卖不出去,因此对尺寸和空间非常克制,导致二代ES8的二三排空间局促。

为了兼顾右舵车的镜像开发,NT2平台车型的空调箱采用了纵置布局,占用了前舱空间,所有车型都没有前备箱。

二是车型迭代顺序规划失误。大部分车企规划新平台的产品线,都会从旗舰车型做起。比如奔驰会先发S级车型,确立技术与品牌高度,然后向下渗透。

但蔚来先发布了ET7/ET5/ES7三款新车,想把ES8打造成“二代车收官之作”压轴登场。结果ET5由于成本和尺寸限制,装不下空气悬架等配置,导致NT2一些领先的技术成果无法第一时间推向市场。

李斌认为,在40万左右的价格带,蔚来有一定群众基础。所以,NT3平台要“夺回革命根据地”,ET9确立技术标杆,ES8和ES9覆盖高净值用户。

当时,蔚来在软件系统、自动驾驶芯片、线控转向等领域的研发已经行进尾声,到了落地阶段。但整个2024年,蔚来要给乐道让路,只有年底发布的ET9一款新车。

ET9的定位是蔚来NT3平台一系列新技术的集中展示,整个发布会超过两个小时,但一些值得反复介绍的技术,只露脸了不到半张PPT。

02.踩坑

ET9的供应商里,有一家名叫ClearMotion的公司,拳头产品是主动悬架技术,用来消除车内破坏驾乘体验的晃动,是ET9“香槟塔模式”的关键零部件。

如果作为一个科研机构,ClearMotion可谓底蕴十足,2017年它收购了Bose的主动悬架业务。

对,就是那个做音箱的Bose,他们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研究主动悬架,只是一直没有量产,ClearMotion收下了全部衣钵。

但作为商业公司,ClearMotion的道行浅得可怜,蔚来几乎是手把手扶着ClearMotion上了牌桌。

2022年,蔚来资本联合几家风投向ClearMotion注资3900万美元,双方在常熟联合建厂。ET9的主动悬架里,蔚来自研车辆运动管理系统和48V电源系统,ClearMotion提供控制算法及主控软件,京西智行提供液压部件,组成完整的电驱单元。

技术路线、财务状况的争议背后,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蔚来其实是一家垂直整合程度非常高的车企,自研浓度极高。

蔚来成立的2014年,全世界的车企都没把电动车玩明白,特斯拉距离遇到“产能地狱”都还有三年,行业供应链成熟度几乎为零。

蔚来当时知名度有限,供应商不愿意做联合研发,只想卖标准零件,导致核心参数锁在黑盒里。中国车企上次遇到这种待遇,还是改革开放初期,一机部找到丰田,但对方连CKD(散件组装)都不愿意,只想出口整车。

油车时代的坑,电车时代的新势力都得从头再趟一遍。新能源产业会创造新的供应链。但供应商不会自发出现,蔚来想干成这个事,必须承担催熟供应链的成本。

比如蔚来作为产业资本,投资了大量供应链企业,包括做激光雷达的图达通、做电池的卫蓝新能源、以及上面的ClearMotion等等。产业资本对上下游的投资大多基于自身需求,能够提供确定的订单,帮助供应链技术快速落地。

2019年之前,蔚来自己开发了一套电子电气架构的技术方案,电池管理系统、液冷恒温系统、快速换电装置都是从零开始。比如蔚来的子公司蔚来驱动科技(XPT),就负责蔚来电机、电控硬件的研发生产。

2021年,蔚来碳化硅电驱系统C样在XPT工厂下线

垂直整合的好处一般有两个,一个是节省成本。蔚来在2021年成立座椅研发团队,把座椅拆分为骨架平台、控制器、座椅组装等环节,分别寻找供应商拿订单。

这相当于把采购品种从整个座椅拆成了零部件,让供应商可以靠规模效应给出极低的采购价。

另一个是掌握关键技术,避免同质化竞争。

2020年后,蔚来启动NT3平台研发,整车操作系统、自动驾驶芯片、域控制器的集成化小型化等环节,给今天ES8、ES9等产品打下了扎实的地基,但也给当年公司造成了巨大的财务压力。

作为一个花钱花出名气的公司,要不要继续砸?蔚来的判断是,BBA都没法在电车时代卖标,想做高端纯电,势必要掌握独创性的技术方案。

同时,蔚来内部判断,2024-2025年将是高端纯电车的爆发期,不论纯电技术,还是换电站,届时都不是财务包袱,反而是胜负手,所以要继续建设。

技术投资成本虽然高,但都属于“一次性投入”,研发环节没有现金流,但落地后可以靠边际效应快速摊薄成本,是笔算得过来的帐。

在NT2车型不达预期的两年里,蔚来依然义无反顾的把资金投向了底盘、芯片、软件系统等环节的研发。体现在财务上,蔚来的研发费用在NT3平台开发期间,有一个不成比例的激增。

这些投入给NT3平台打了个不错的技术底子。坚持的故事之所以迷人,是因为在商业世界,坚持有成本,有风险,要承受巨大的代价。

03.执念

2023年春节过完,蔚来一位高管在内部会上分享了一个故事:

春节期间,他开着自己的二代ES8带父亲出门,车的二排没有实体按键,调节座椅都要盲操,大量功能集成在前排屏幕的二级甚至三级菜单里,导致后排的父亲非但没体验到各种舒适性配置,反而一路局促不安。

后来在第三代ES8上,蔚来一口气塞了111个物理按键,座椅调节按键从隐蔽的侧面全部挪到门板上。

当时NT3平台的伴生车型ET9基本定稿,蔚来的产研团队已经形成共识:

纯电的体验优势胜于其他技术路线。二代产品未达到商业预期,一方面是纯电技术、补能基建密度没突破临界点,另一方面是自己水平问题,不代表纯电路线有问题。

这个归因至关重要,但三代产品怎么做才能扭转市场认知,答案未知。

在ES8的预研过程中,蔚来曾规划了一个MPV车型:

团队的想法是做成侧滑门小MPV,既能保证空间,又能兼顾续航,唯一缺点是造型非常先锋且前卫。李斌当场表示“方向错了”,定了个既要又要的新方向:外观要回归得体、大气的SUV形态;但车内空间体验和乘坐舒适性,要向顶级MPV看齐。

按照这个方向,产品经理孙宁给工程团队下了需求,最终得到了一个长5.4米,重量3吨,风阻系数0.3的庞然大物。当时的产品会上,看着这辆ES8的渲染图,在场的每个人都露出了哀莫大于心死的表情。

好在这只是初稿,反复的推敲和纠结中,团队最终锁定了5280mm的车长和3130mm的轴距,这是第三代ES8的起点。以此为参照,定位更高的ES9同步立项。

尺寸不是唯一的问题,消费群体对二代产品普遍的看法是“高级但不够豪华”,怎么把豪华变成产品开发中可以量化的尺度,至关重要。

04.理解

ES8研发同期,蔚来公司的三品牌战略已经成型,乐道负责家庭用户市场,萤火虫主攻小型车,蔚来品牌需要进一步聚焦,渗透更高端、利润更丰厚的行政商务市场。

基于这个目标,产品团队定下了新的设计取向——Design for Business、Design for Success。

蔚来NT2车型走的是“北欧极简风”,推崇干净的线条和纯粹的视觉效果。NT2车型几乎没有物理按键,也没有车载大屏。为了极简的内饰设计,蔚来甚至有意隐藏了音响和座椅调节按钮。

为了弄清用户的真实需求,蔚来启动了一个规模庞大的调研项目,其中一个具体的问题是:“老板的快乐”怎么量化?

整个调研周期内,蔚来累计收集了超过两万个用户样本,从X5到X5M、从大G到大GLC一网打尽、宁滥毋缺。用户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保时捷和BBA车主,一类是增程车与混动车车主。

除了真实车主,蔚来还调研了Lorinser这类改装厂,他们观察到车主不仅要坐得舒服,还要有衣橱、KTV和保险箱。调研结果在NT3车型定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第三代ES8上的移动衣帽间设计,就源于这次调研。

第三代ES8的移动衣帽间

调研结束,蔚来发现了几个关键结论:

一是60%以上的增程车主都只用纯电模式驾驶,几乎没启动过发动机,有的车主因为续航焦虑放弃蔚来选了增程,买完车后每天去蔚来充电桩充电,这个比例大大增强了内部对纯电和换电路线的信心。

二是高净值用户不缺购买力,但不太接受纯粹的品牌溢价,即花钱买标。同时,大量用户对复杂的选配项目感到厌倦,希望看到简单干净的SKU。

三是高净值用户喜欢显性的豪华感,在商务社交、家庭娱乐、会客、深度休息这些场景对应的功能上,NT2车型严重不足。用户对NT2车型几乎有着整齐划一的评价:太素。

而产品团队得到的最大的启发,是设计的极简和体验的极简,很多时候是两回事。

苹果消灭了手机键盘,但开创了一套符合人类直觉的手势交互方案,用户可以凭直觉操作手机,学习门槛大大降低。车载大屏虽然带来了极简的设计感,但体验却更加繁琐。

拿着一份全面改写自身认知的调研结果,蔚来大刀阔斧调整了NT3的设计理念。

05.算账

ET9是NT3平台第一款车型,没什么成本包袱,率先应用了线控转向、天行底盘、神玑芯片等自研新技术。

设计上,“飞航头等舱”理念的首次落地,大量运用斜线设计,使用多种材质进行拼接与对撞,力求一种精致但不铺张的美感。

落地在ET9上的飞航头等舱设计理念

ES8主攻40万级市场,既要有豪华感,又不能让成本失控。除了实体按键,蔚来在细节上大量费工夫,车内圆角曲率全部保持一致,氛围灯、真皮一路延伸到后备箱,儿童安全座椅卡口专门做了盖板,后备箱点烟器取电口的塑料盖、折叠小挂钩等,全部换成了和内饰颜色统一的金属拉丝配件。

ES9的设计更是个技术活。一方面,作为旗舰SUV,它必须有一眼旗舰的气势和体量感,也要像ET9一样搭载全部顶尖技术,同时还要和ES8做出一定区隔。既要大开大合,又要粗中有细。

外观上,为了营造顶级的体量感与视觉气场,ES9将车身肩线向上调整了两厘米,整体车高来到1870mm。别小看这些调整,当ES9和ES8同框时,用户一眼就能分辨出来,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外观设计上的体量感。

而在细节上,ES9也做出了很多花样。比如业内首发的LC隐私玻璃,ES9团队通过光刻机雕刻实现了独特的阵列效果,能通过滚轮滑动实现百叶窗一样的效果。但实际上产品经理的灵感来源,是清晨阳光慢慢打在层峦叠嶂上的景象。

ES9搭载的LC隐私玻璃,可以实现类似百叶窗的效果

座椅上的刺绣、门板上的音响氛围灯也有讲究:前者是苏绣工艺绣出的山,后者是模仿水波流动,取一个中国文化里依山傍水、靠山揽景之意。

很多人诟病NT2车型是“把肉埋在饭里”,按照这个思路,ES8、ES9就是“把肉埋在肉里”,用料、设计、技术,样样都要领先。

肉下面还是肉,价格又要足够有诚意,那成本从哪省?

当初的技术投入,此时派上了用场。NT3平台采用自研全域925V高压平台,为了让新车兼容低压充电桩,传统方案是增加一个升压模块,但ES8通过自研电驱“反向升压”,省下了这个又贵又重的模块。

类似的部件还有不少,比如单是用自研神玑芯片代替4颗英伟达Orin-X,就能省下1万元。

蔚来“全球首颗车规 5nm 高性能智驾芯片”神玑NX9031流片成功 - 数码前沿 数码之家

2024年,蔚来发布神玑NX9031芯片

自研925V高压架构,让ES8减少了数十公斤内部线束,单车铜用量从32公斤降到了25公斤。这些技术升级既节约了成本,又能做一个巨大的前备箱。

团队后来计算,ES8最终设计比最初版方案减重600公斤。

06.没底

ES8和ES9发售后,最关心销量的不是蔚来的管理层,不是蔚来的消费者,也不是友商的产品团队,而是蔚来的供应商。

供应商是个非常现实的群体,给客户安排多少产能,甚至车企开完发布会要不要发微博祝贺,是第一时间发,还是等车企发完订单数据再发,都有一番讲究。

ES8上市前,李斌每周都要约见一两家核心供应商的老板,说服对方为ES8预备一万台月产能,整个过程持续了整整一年。其中有一半供应商力挺蔚来,一半供应商选择观望。

这种现实情有可原,汽车是个讲究配套的行业,供应商需要在车企产线周边配套建厂,产线和设备砸下去,甚至在合肥单独建厂,造出来的车卖的好不好,关乎蔚来的生死,也关乎供应商的经营。

因此,这些供应商要么自己派人,要么找第三方机构,蹲守在蔚来门店数人头,打算弄清楚一个问题:车卖得到底有没有蔚来说得那么好?

不仅供应商心里没底,蔚来产研团队也不敢半场开香槟,不少人对ES8的月交付预期只有5000台,考虑到二代ES8月交付只有2000多台,这个数字已经翻倍了。

毕竟,ES8上市前,纯电大车在市场上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增程虽然被视为过渡技术,但在2024年前后,是新能源车企进攻高端市场最务实的手段。

所以在ES8和ES9的开发上,蔚来要解决的不单单是个产品问题,而是能不能在纯电路线的前提下,用技术手段解决纯电大车的短板,刷新高端市场和大型SUV客群对纯电的认知?

内部的这种焦虑一直持续到2025年年中,直到发生了两件事,团队心里才算有了底:ES8进行了小范围的试乘试驾,反馈非常不错;乐道L90预售效果超预期,证明纯电+大车有真实需求,能跑得通。

或者说,用户本来就不在乎动力形式,只在乎产品体验、品牌调性。ES8上市的节点,纯电的体验突破了增程的上限,市场迎来逆转。

因此,当2026年补贴全面退坡,整个汽车市场迎来大考时,纯电整体,以及40万以上高端市场份额反而逆势增长。

今年7月,纯电车在新能源销量结构中的份额达到了惊人的68%。同周期内,10-20万的新能源车负增速,10万元以内同比减少26%,降幅甚至超过燃油车,唯独40万以上的市场,销量同比增速接近46%。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车市场,新能源渗透率逐年提高,但各个细分市场的增长并不平均。其中40万以上的高端市场,尤其是今年各路车企酣战的“9系大车”市场,曾是燃油车最稳固的壁垒。

2020年新能源市场爆发后,电动化技术进入了一个快速进步周期。包括电池能量密度、补能效率的提高,800V架构与辅助驾驶的全面普及。相比上一个技术周期,纯电路线的技术积累已经从“补短板”变成了“做增量”。

高端纯电虽然定价高,但留给工程师的“堆料”空间也更大。同时,随着充电桩、换电站不断增加,在40万以上的区间,纯电车对比油车、增程的体验优势,反而能拉开更大的差距。

短期来看,市场是一台投票机;长期来看,它是一台称重机。

市场的称重,没有让蔚来等待太久。今年4月以来,纯电连续4个月稳居第一大动力形式,手握全新ES8、ES9的蔚来,1-8月销量同比增长57.9%,领跑行业,并连续三个季度盈利。

过去五年踩过的坑,都变成了命运的馈赠。

07.命运

回到2023年李斌的“走出低谷”,蔚来当时的状态,在商业史上有一个对照组:1997年的苹果。

那是一个字面意义上的烂摊子,离破产只有90天。回归后的乔布斯第一时间给苹果经典广告《1984》的导演克洛打电话说:“我们必须证明苹果依然活着,依然代表独特的品牌。”

乔布斯回归后做了三件事:先从微软那里拿到了1.5亿美元救命钱,再将十几种Mac型号和配件缩减为四类核心产品,同时叫停兼容机策略,坚持苹果的封闭生态。

先活下去,但不要让短期的市场变化影响长期的战略。

李斌说“造车是泥泞路上的马拉松”,正确的方向一定是后验的,所以会碰上泥泞难行的路段,会经历铺天盖地的质疑,会陷入迷茫和无助。

规划正确的方向需要智慧,相信方向的正确需要勇气。蔚来的故事之所以迷人,是因为我们都听过很多充满智慧的道理,总是缺少孤注一掷的勇气。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

作者:李墨天

编辑:戴老板

制图:李墨天

责任编辑:李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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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视 纠 察 队

2026年8月22日 21:30

原创 鲁舒天 2026-08-22 21:30 河南

新片一锅端,老剧下神坛

开播十二年后,豆瓣评分9.4的《父母爱情》遭遇口碑“翻车”。

这部年代剧由正午阳光出品,以前属于一代国剧经典。但近几年,“父母爱情翻车”、“美化陈世美”等话题轮番上热搜,其豆瓣页面迎来“一星运动”,短评区充斥着“封建”、“价值观有问题”等海量差评。

比如挑刺者看来,剧情为了合理化江德福(郭涛饰演)娶年轻漂亮有文化的安杰(梅婷饰演),安排他的乡下原配张桂兰出轨,男主接下来迎娶“城里小姐”,就不算喜新厌旧,也不用背上道德包袱。

《父母爱情》讨论区被差评攻陷

其实《父母爱情》刚播出之时,就有关于“特权”的争议,比如“一人做司令,全家都当兵”、举国挨饿的年代喝咖啡、吃桃酥、用肉喂狗等。但最后因“污名化前妻”而遭到全网讨伐,估计主创也傻眼了。

在《父母爱情》被“批倒”后,正午阳光的旧作也被倒查一长串。

在纠察队的眼里:《大江大河2》为宋运辉量身定做了“凤凰男升官、发财、换老婆”的爽文路线,《知否知否》故意安排朱曼娘作妖败坏观众缘,为男主移情别恋做铺垫;至于黄轩、白百何主演的《欢迎光临》,则因门童追空姐的设定,被吐槽“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必须指出的是,当代网友的挑刺,虽然很难撼动大众对于经典的“第一印象”,但却很容易左右新作品的命运——试想一部新作在成为经典之前,就已经丑闻缠身、差评环绕,被判定“烂片烂剧”是大概率事件。

而新的影视作品为了防止这种挑刺和纠察,干脆采用了一种目前全球独一无二的奇葩策略——放弃宣发,极限压缩宣传时间,宁肯丢卒保车,牺牲热度,也不给挑刺方提供更多的语料,避免舆情反噬。

可以理解,如果每一部作品都被影视纠察队极限审查,那《牛来》就是未来电影的最大公约数。

01. 批经典

事实上,《父母爱情》遭遇的上纲上线不是个例,而是愈发成为国产影视创作面临的常态,首当其冲的“活靶子”,多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老内容。

第一大重灾区,是史观。

2005年于央视一套播出的《亮剑》,成功塑造了李云龙、楚云飞、赵刚等一批家喻户晓的英雄角色,然而在近年的某些内容平台上,《亮剑》已经被贬低为——“将革命庸俗化的地摊文学”。

主角李云龙,也被打成了“需要改造的落后同志”——往轻了说,是不称“同志”称“兄弟”,动辄“老子”,满口脏话;往重了说,是无组织无纪律,军阀作风、山头主义,是犯了“单纯军事主义”的错误路线[2]。

某乎网友锐评李云龙为“落后同志”

当然,也有网友对此总结道:《亮剑》遭遇的风评翻转,和书中角色的晚年如出一辙,或许这就是原著下半部没拍完的结果。

与《亮剑》同病相怜的,是冯小刚导演的《集结号》。这部电影在2007年公映时,属于主流价值力捧的主旋律佳作,连以国计民生为导向的《新闻联播》,都专门花了1分9秒的时长加以报道[3]。

但在热衷解构的B站,批判《集结号》的风气却在近年愈演愈烈,并在冯小刚新作《抓特务》上映时达到高潮。《集结号》当初对于人性的刻画和对个体价值的追认,如今却都成了反面教材。

《潜伏》自2008年开播后,一直被誉为国产谍战剧的天花板,但《沉默的荣耀》上线后,网友跟帖吐槽,《潜伏》在后者面前不过是一部“谍战爽剧”,还说“余则成是为了一个女人加入的革命队伍,动机不纯”。

同样被诟病“爱上一个女人,跟着队伍走”的,还有孙红雷主演的历史剧《人间正道是沧桑》。这部张黎导演的大作2009年首播时,主持人万峰就曾痛批孙红雷一举一动都是痞子气,不配演革命战士,只能怪“华强买瓜”的名场面实在太深入人心。

但在今天,年轻网友却愈发持有相似的观念——似乎正面人物从选角到演绎,必须符合“伟光正高大全”的刻板印象,不能有七情六欲,更不能有私心杂念,既不能有所畏惧,也不能喜欢女人。

此外,其他涉及史观的类型,也都遭遇了五花八门的挑刺。

伤痕文学,被批“阴阳怪气,抹黑曲折探索”;现实主义,被批“兜售苦难,迎合西方口味”;历史剧摒弃成见,被批“夹带私货”;古装剧杜绝脸谱化,被批“为xxx洗地翻案”。

挑刺者忽略的是,所有的艺术创作,都是不同角度的“一家之言”;文艺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贴合某种正确,而是为了体现人性的真实和复杂。

影视挑刺还有第二个重灾区,那就是性别。

常年占据IMDb榜单前列的《教父》,被批“彰显父权价值观”;马丁·斯科塞斯的名作《出租车司机》,被说“美化痴汉性骚扰”;《美国往事》中的窗口偷窥,被认为“体现了男性凝视”;甚至连温良恭俭让的《阿甘正传》,都被纠出“Incel视角下的厌女倾向”。

这种基于单一立场的扩大化批判,呈现了教条主义的典型特征:因为手里只有一把锤子,所以看满世界都是钉子。过往由男性创作者主导的豆瓣电影Top250,基本在这股趋势下坐实“老登俱乐部”。

当然,城门失火的不止好莱坞,国产影视更是搞起了“水至清则无鱼”。

《霸王别姬》中程蝶衣公审大会的曲线救菊仙,被曲解为“gay的背刺”;《情深深雨蒙蒙》的男主何书桓,被骂“渣男辩经,知三当三”;《步步惊心》被批“宣扬恋爱脑”,《如懿传》被控“抛弃阶级姐妹”;《裸婚时代》当年那句“嫁人要嫁刘易阳”,如今被diss“没房没车纯画饼,未婚先孕恐怖片”。

连古代作品也不能幸免。有网友评价白居易的《琵琶行》,说这是一个花场老手和一个商k女聚在一起,嘲笑商k女的接盘老公,并把人家养家糊口的行为,说成是“商人重利轻别离”。

其实无论是史观,还是性别,亦或是阶级,这场针对影视经典的“倒查运动”正在蔓延。

它最初只是重新审视旧作品,后来却逐渐变成立场审判:拿最严苛的尺子,把人物逐个送上法庭。角色必须毫无瑕疵,剧情必须四平八稳,创作者还得足够前瞻,提前堵死几十年后可能出现的所有误读。

一旦“描写”被等同于“赞美”,“复杂”被视为“洗白”,“时代局限”被判成“价值观有罪”,影视批评便不再讨论作品拍得好不好,而只负责检查它够不够正确。照此下去,没有哪部经典经得起倒查。

连《西游记》也无法幸免——你唐僧去外国取经,这不是在宣扬文化不自信吗?

02.抓现成

电影《八仙》在暑期档爆火后,有人提出国产动画的人脸系统很相似,似乎在共用一套建模,《雄狮少年2》的编剧沈诚贡献了一个地狱笑话式的回答:“建模风格调整的舆论风险太大了。”

《雄狮少年2》编剧的最右发言获得网友共情

这句话之所以引发共情,是因为国产动画《雄狮少年2》两年前上映时,就曾被指控“丑化国人眼睛小”,票房后续受到影响,属于“官方没下场定性,主创没硬伤过错,互联网直接定罪”的典型[4]。

然而片中的一干造型,在上世纪末的国产黏土动画、木偶动画和水墨动画中很常见,当时没人觉得有问题,很难说是网络不发达,还是80后90后的“思想觉悟”不够高,没能识别大毒草。

《八仙》的五官建模虽然没挨喷,但蓝采和头顶的冲天鬏,也被揪出来讨论是中华传统发型还是“金钱鼠尾”,离翻车也只有一步之遥。

“影视纠察队”的显微镜,近年变得越来越魔怔,不仅切入角度千奇百怪,而且顺序愈发前置——从针对正片、到盯着预告片、再后来看拍什么题材、主创有没有不当发言,是否存在道德瑕疵,和“我”是不是一个阶级。

这种无孔不入的挑刺惯性,令新片新剧遭遇的“翻车”如同家常便饭。

《我本是高山》拍了张桂梅思念丈夫的情节,即被批“就不该让男导演碰女性题材”;《长安的荔枝》的观后焦点,落到“明明是皇帝想吃荔枝,骂名偏要让贵妃来担”;陈佩斯的《戏台》,因骨肉皮(groupie)桥段被嫌弃“油腻老登”;《漫长的季节》写实刻画东北国企工人,被一句“漫长的爹味”直接抬走。

两条对陈佩斯《戏台》的评价,下面正好可以反驳上面

《东极岛》因为突出两位主角的高光,被诟病“个人英雄主义”,“内核西化”,“犯了和好莱坞一样的毛病”。在部分网友看来,国产片必须突出“集体”,只有外国电影,才能允许强调“个人”。

精力旺盛且理论丰富的斗士们,除了有的放矢地针对内容,更热衷于为创作者赛博贴标签。

张艺谋、王家卫被批“陈年老登”,陈凯歌、姜文、陆川被批“爹味说教”,王晶、陈思诚被批“油腻自大”,周星驰、韩寒、宁浩被批“一贯厌女”,《镖人》之前的吴京被批“直男癌”,《老炮儿》之后的冯小刚被批“穷横”。凡是过往30年里被市场检验过的名导,现已被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一网打尽。

与上述涉及内容、导演的指控不同,近年涉及题材的舆情也愈演愈烈,主要特征是电影还没上映,差评便铺天盖地。

徐峥执导的《逆行人生》,拍出了“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既视感。但影片上映前,营销号大量炮制“消费苦难”、“富人装穷”、“精英视角”的负面评价,让人误以为这是一部需要避雷的烂片。

《龙餐馆》前脚定档,唱衰帖后脚出现

无独有偶,文牧野导演的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刚刚定档,网上就已经出现了“懂王”口吻的鉴定意见,核心思想即是——“虽然我没看电影,但我觉得它不行,而且票房会扑街,所以你最好别去看。”

有些影视剧的确不好看,但对它们的指责本应该集中在故事、剧情等作品本身方面,但网友挑刺的角度往往骨骼清奇。比如陈可辛的《酱园弄》,则因展示了对女性的暴力,就被骂为“男导演恶趣味”。

2026年上映的《四渡》也是烂片,但导演徐展雄被骂的角度却很清奇——因采访时谈过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加上他翻译过英国历史学家蒙蒂菲奥里的著作《青年斯大林》,就被莫名其妙地打成“托派”。

《四渡》导演徐展雄遭遇奇葩指控

托洛茨基要是听了,估计会在棺材里笑出声来——这都2026年了,你们中国网友的精神状态实在是太抽象了。

03. 找对策

在“如何避免被杠”这件事上,《给阿嬷的情书》提供了塞翁失马的参考:这部潮汕方言的小成本电影因为没钱做宣发,反而绕开了舆论场的火线。

《给阿嬷的情书》的突围经验,就是游戏玩家非常熟悉的“猥琐发育别浪”——“小成本”等于避开同行锋芒,“全素人”等于避开饭圈拉踩,“地方色彩浓郁”等于避开公共风暴眼。

这些明面上的劣势,反而为作品赢得了一个相对清朗的舆论环境,为真实观感提供了口碑孵化的时间窗口。而假如当年《给阿嬷的情书》像大片一样高调宣发,等待它的雷点绝对不少。

部分网友拒看《给阿嬷的情书》的理由

譬如木生在村口尾随搭讪淑柔,这在当下有概率被判定“性骚扰”;木生和淑柔的家庭条件悬殊,这叫“穷13没钱还想白嫖”;木生和淑柔结婚四年,就着急忙慌地生了三个孩子,这更是犯了大忌……

设想一个男生约女生看《给阿嬷的情书》,后者先刷到的是以上“负面”,大概率会心生反感——网上都说不好,还约我看这个,下头!

简单总结一下,“好内容自己会说话”的前提,是没有被汹涌而来的口水提前吞没。只要噪音存在于公共空间,就会对真实消费者产生影响,节奏一旦被带起来,对路人而言就是立竿见影的劝退效果。

为了降低舆情风险,影视行业的第一个对策,就是尽可能不提前营销,直接上线,先上线再营销。

先上线再营销的优势,主要有以下两点:

其一,提前宣传对核心客群影响不大,但会给挑刺者提供批判材料,他们会逐帧分析,寻找能够引爆流量的黑点,而先上线再营销,实际上是不给后者迭代黑料的时间窗口。

其二,及格线以上的产品流入市场后,真实消费者自有判断,散兵游勇式的差评,会淹没在好评的汪洋大海里[5]。

2026年暑期档大卖的两部国产片,就是“先上线再营销”的现成范例。

一个是周星驰的《功夫女足》,临一周突然空降,上映前只发了两版预告,为了怕演员“出事”,首款20秒的预告片,甚至连人脸都看不到,而在海外版预告中,则能看到主演的特写镜头。

另一个是文牧野的《欢迎来龙餐馆》,映前的宣发期同样压缩到一周,预告片基本无剧透,只是让人知道这是一个和中国大厨有关的战争片。大多数人是等到口碑爆棚了,才知道沈腾又有新片了。

制片人关雅荻的评价一针见血——《龙餐馆》是搞一种自我保护式的宣发。

制片人关雅荻谈论《龙餐馆》的宣发策略

其实《龙餐馆》上映后,一样有帽子飞来——有人说它“为美军洗地,丑化恐怖分子”,也有人说它是《战狼3》,截然相反的帽子,竟然可以扣到同一部电影头上。它的票房之所以未受影响,是因为很多观众已经看过了,用好评先一步立住了电影的口碑,让热衷于阴谋论的观点沦为了噪音。

总结一下,从影视到游戏,很多作品明明已经通过了官方的审批流程,却在抵达观众之前遭遇舆情狙击。为了避免这种风险,国内的大制作近年在上映或上线时,不谋而合地采取了极限宣发的策略。

文艺复仇时期很形象了

观众丝毫不信任创作者,创作者绞尽脑汁提防着观众,这种局面,脱口秀演员孙书恒的形容很形象——文艺复仇时期。

04. 尾声

1998年,由詹姆斯·卡梅隆执导的好莱坞大片《泰坦尼克号》在中国上映,传闻“一刀未剪”。当年3月召开的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一位长者提到:

“我们不要以为资本主义就没有思想交流的东西。最近上映一部叫《铁达尼号》的电影……这部电影把金钱与爱情的关系,贫与富的关系,在危难当中每一种人的表现描绘得淋漓尽致……这次我请政治局的同志也去看一看……[7]。”

4月,中影公司加速推进了《泰坦尼克号》的在华上映,盛况空前。其实正式引进的版本,对部分裸露镜头是做过处理的,但当年仍然创造了3.6亿票房的经济效益,和文化多元、交流开放的社会效益。

1998年4月,《泰坦尼克号》在中国内地公映

而在影视纠察队此起彼伏的近年,《泰坦尼克号》却被批成“讲出轨的片子”,“小混混搞破鞋”和“船头宣扬危险动作”,甚至有人指责露丝符合“三个老公论”,一个给钱,一个给命,一个接盘。

长者还说过另一句名言[8]:“任何贬低和破坏美好文化艺术的荒谬行为都是完全错误的。”

全文完,感谢您的阅读。

参考资料

[1] 前任套路,女子有财便是德

[2] 为什么很多人要批判“亮剑”主角李云龙,知乎

[3] 《新闻联播》花1分9秒报道《集结号》惹争议,北方网

[4] 电影极端舆情,是戾气外露还是因果报应,影视独舌

[5] 文艺娱乐作品生存法则,奔波儿霸研究室

[6] 微博博主@西窗随记

[7] 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讨论,知乎

[8] 一位老派文艺男青年的自我修养,江选研讨会

作者:鲁舒天

编辑:戴老板

责任编辑:戴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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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的1993年

2026年8月15日 21:11

原创 戴老板 2026-08-15 21:11 浙江

改革没有花絮

1993年9月12日,广州珠岛宾馆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

他们神色凝重,心事重重,拖着塞满文件和数据的箱子,成员60多人,大都来自国家财政部、体改委、税务总局等财政中枢机构。带队的,则是刚进中央两年的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朱镕基。

珠岛宾馆建于50年代,岭南园林特色,北接省委大院,南接二沙岛,素有“广东小钓鱼台”之称。但总理莅临,并非视察工作。相反,他们任务艰巨:劝说广东接受即将推出的分税制改革方案。

珠岛宾馆会议中心,广州市

在9月份的南粤闷热中,一场中央地方的博弈上演了。博弈的另一端,坐着的是广东省委书记谢非。

谢非,客家人,1932年出生于广东汕尾市,比朱镕基小四岁,15岁参加革命,49年入党,是广东改革开放的功勋人物。92年总设计师南方讲话,谢非作为省委书记全程陪同了小平在广东的考察。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实行的是“财政包干”。简单说就是广东每年按约定,向中央上缴一笔钱,剩下的大部分收入留给自己。地方经济发展得越快,能够留下的钱就越多。

这种制度曾极大调动了南方省份搞经济的积极性,而中央当年也承诺,广东的包干政策可以延续到20世纪末[1]。现在,离到期还有七年,分税制改革箭在弦上,广东成为最需要做通工作的省份。

谢非(左二)陪同小平同志南巡,1992年

在朱镕基赴粤之前,广东两位主要负责同志就找到他,谈了两个多小时,问的问题全部都掷地有声[2]:中央以前承诺到底还算不算数了?包干制如果取消,广东还怎么集中财力办大事?还有——

广东还要不要追赶亚洲四小龙了?

中国绝大部分地方官员都懂得顾大局,但涉及本省利益,背后是几千万当地人民群众的福祉,无数当地企业的期待,官员们也会尽力捍卫地方利益,强度跟纬度呈反比关系,从北到南,一路增大。

朱镕基自然知道这场谈判的硬度,因此他把中央财政的骨干班底全带了出来,现场给广东的同志算账——虽然通过分税制,中央会从地方“拿走”了一些财力,但营业税留给地方,未来增量可观。

广东方面也算过账,但结果跟中央的对不上。为了说服他们,朱镕基要求团队当晚熬夜,算清楚:新旧体制之下,广东一年少拿多少钱;到1997年会少拿多少;到2000年又会少拿多少。

为了等结果,朱镕基熬夜到凌晨1点。所幸测算结果显示: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的确从广东多拿260亿,但蛋糕做大了,广东的财力会有更大的增长,丝毫不影响后者的改革开放和追赶四小龙。

账算清楚了,但条件还是要谈。广东方面又提了四条意见,其中一条是要求分税制以1993年——而非1992年为基数。表面上是一年的区别,但实际上意味着中央要向地方“让利”数百亿元。

谈判气氛仍然紧张,当时参会的财政部长刘仲藜回忆道[2]:“在广东谈时,谢非同志不说话,其他的同志说一条,朱总理立即给驳回去。”

在《朱镕基讲话实录》中,总理是这样说的[3]:“……谢非、朱森林(时任广东省省长)同志在同我们的几次座谈中,对广东的利益是非常维护的,立场是非常坚定的,可以说是‘寸权不让’、‘寸利必争’。”

但最终,广东的班子服从了国家大局,朱镕基也做出了让步。9月14日下午他在会场表态,广东提出的四条意见中,否定两条,同意两条,其中一是以1993年为基数,二是减免税过渡。

9月16日,双方举行了收官的座谈会,五天四夜的艰难谈判,终于结束。

而这只是朱镕基1993年长达74天的“马拉松谈判”中的一个片段。接下来,他还有多达15个省份要走访,包括被拿走比例更高的上海、增值税重镇的辽宁、“账外账”繁多的江苏……都需要逐一做通工作。

1994年,是众所周知的分税制元年;但1993年,才是制度攻坚的一年。历史课本上的几行淡写,隐藏的是一段改革的艰苦卓绝。

01

如果只看中国经济的表面,1993年并不像一个缺钱的年份。

1992年总设计师南方谈话之后,各地重新掀起发展的热潮。开发区遍地开花,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房地产和股票市场迅速升温,银行信贷,则像开闸的水一样涌向地方的建设项目。

经济上行期既有“美”,也有“疯”。到了1993年的上半年,中国已经出现了投资过热、金融秩序混乱和通货膨胀的三大压力,中央不得不推出宏观调控“十六条”,整顿金融秩序,给经济降温。

社会上到处都是钱,唯独中央政府手里没有钱。

1993年,全国财政收入约4349亿元,中央本级只有957.5亿元;中央占全国比重已经从1984年的40.5%,降到22%。这笔钱既要维持中央机关运转,又要承担国防、重点建设、粮食补贴和地区平衡。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央财政甚至两次向地方借钱,而且借而未还。92南巡后,中央财政也没改善。朱镕基在跟广东谈判时就坦诚[3]:“目前中央财政十分困难,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曾任财政部官员的刘克崮同志讲过一个笑话[4],说王丙乾(1980-1992年财政部部长)在任的时候,说财政部现在“穷得只剩下背心和裤衩了”,1992年刘仲藜上任财长,说了句更无奈的:

我连背心都没有,只剩下裤衩了。

问题根源在财政包干。改革开放后,中国从“统收统支”转向“分灶吃饭”,中央与各地分别签约,规定每年上缴多少、增量如何分成。它极大调动了地方积极性,却也让地方只对自己的账本负责:多征一元税要和中央分,把钱留在企业或予以减免,反而可能更有利于本地投资。

90年代广州街景

包干制没有让地方消极,而是把积极性调动得过于精准。中央则像一家持股比例不断下降的总公司,负责全国战略和平衡,手里却没有现金流。失去的也不只是几百亿元,而是把政策变成现实的能力。

分税制并非在1993年突然发明。1987年十三大已经提出这一方向,“在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范围的前提下实行分税制”[4],只是财政包干制度已经稳固运行多年,没人愿意主动来动刀子。

真正改变局面的,是1993年的经济过热。

这一年,朱镕基作为副总理负责整顿金融秩序,为了统一财政和货币政策,他甚至直接兼任了央行行长一职。但他逐渐意识到,仅仅要求地方压缩投资、银行停止拆借是不够的,核心在于:

只要中央财政仍然依赖地方上缴,只要地方还能通过各种合同和减免侵蚀中央收入,宏观调控就永远缺少最后一根杠杆;而从更广的视野看,如果持续是中央没钱,地方有钱,中央权威何在?

于是分税制改革骤然加速。4月22日,中央听取了财政部部长刘仲藜和国家税务总局局长金鑫关于财税改革的汇报;4月28日,中央批准税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并决定由朱镕基负责一切领导工作[2]。

7月份,中央进一步将主要财税改革压缩到1994年1月1日同步推出,要求9月以前拿出具体方案[2]。财政中枢机关熬夜加班两个多月,方案终于出炉,9月2日和3日常委会开会,批准了改革方案。

但文件可以由中央通过,税却要在地方征收。各省的利益和算盘,不会因为一份文件而自动消失。

而财政部此前向各地征求意见的时候,绝大多数省份都持保留态度。特别是广东、江苏、山东等税源丰富地区,本就是财政包干的主要受益者。中央每拿走一笔,在地方看来都是自己少掉的一笔发展资金。

这里面的每一个省份,都需要单独谈判。财政税务官员们给出的只是一份方案,但朱镕基要做的,却是一场涉及十几个地区、数千亿元收入、无数旧承诺、以及中国未来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艰难“交易”。

9月9号,朱镕基的专机从北京起飞,飞机直奔2300公里外的第一站——海南。

专机一起飞,朱镕基就跟随行同志约法三章[4]:一是不要盛气凌人,虚心听取意见,耐心解释改革方案;二是不放弃每一个细节,细致摸清地方困难;三是不参观游览,不在外住宿,不接受任何吃请送礼——

一个包、一个扇子都不要拿。

02
先海南,后广东,一位当年随行的官员形容这是“虚晃一枪”——先拿下一个容易谈的对象,给后面省份压力[5]。

海南是当时最大的经济特区,但实际利益却相对好谈。工作组测算,分税制改革对海南的影响只有3到5亿元,时任海南省委书记阮崇武基本没有反对意见,谈判只用了一天多就结束了。

第二站,就是广东。尽管有心理预期,但广东的反弹还是超出了朱镕基的预期,尤其是在围绕广东所提的四个条件的争夺中,而朱镕基坚持的策略就是:原则不能打折,价格可以商量。

朱镕基在广州珠岛宾馆,右一为体改委主任李铁映,1993年

四条意见的其中之一,是分税改革后,广东单独设立增值税分成比例,跟全国的75:25不同,以及按广东的中央收入增长率确定返还增长率。这触碰了中央确定的原则,被朱镕基坚决驳回了。

而在“以1993年为基数”这条意见上,朱镕基则展示了灵活的身段。

不同的基数年,决定不同的返还力度,基数越高,返还越多。很显然,以1992年为基数对地方不利,因为彼时经济刚刚回暖,财政增长有限,因此广东强烈要求以财政大幅增长的1993年为基数。

财政部官员也都是一群老法师,他们反对以1993年为基数,因为他们太清楚地方财政厅会搞什么花样了:一旦方案传开了,各地一定会在1993年剩下的几个月里突击收税,想尽办法把基数垫高。

事后证明,财政部的担忧完全应验,但朱镕基还是同意了广东的方案。

许善达后来回忆,朱镕基的判断是:如果继续在基数问题上争论,改革就可能推迟一年,而地方把1993年基数做大,中央确实会付出代价,但至少制度可以先改。只要分税制建立起来,以后再有增量,中央就能拿到大头[6]。

这不是简单的强硬或者妥协,而是一种策略:原则不能打折,但地方接受原则的价格可以谈。事实上,以1993年为基数这一让步,不仅帮助拿下广东,也大幅降低了后续省份的谈判阻力。

朱镕基16号在珠岛宾馆谈完,旋即回京,马上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海南和广东两省的对分税制的意见,地方的顾虑和实际困难,以及需要对地方让步的力度。领导们没有二话,统统支持。

广东这一关过去以后,其他省份的谈判仍然不轻松。

中西部一些等烟酒产区省份,不愿把消费税全交中央[2],还有地方要求增值税全部留在本地,朱镕基全部拒绝,并苦口婆心地讲道理:地方困难可以靠返还和转移支付解决,但全国统一规则不能开口子。

到了新疆,他又跟当地同志强调另一面[3]:“阿勒泰地区要修额尔齐斯河水库,要开发矿山,要建设县乡公路,这些没有国家支持搞不起来。如果中央不从富裕地区多收一点的话,哪儿来这个钱?”

朱镕基在新疆阿勒泰考察,(左一)王乐泉陪同,1993年

对富省,他强调分税制有利于继续做大经济蛋糕;对穷省,他强调中央有钱才有能力重新分蛋糕。

从1993年9月9日,到11月21日,朱镕基带领的队伍历时74天,先后走访17个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每到一地,财税官员都要拿出新旧两套体制,和地方一笔一笔算账。后来担任财长的项怀诚回忆,他们经常加班到深夜,有时通宵达旦,像打车轮战[8]。

也有顺利的省份。上海全力支持老领导,朱镕基在上海的那几天,只是听汇报,找⼈谈话,不参与具体意见。在离开时,他在大会上表扬了上海的大局观,并说:“上海同志们最后都是‘讲的北京话’,讲得很好。”[4]

在山东,省委书记姜春云同志表态:“我们有困难,但中央比我们更困难。大河没水小河干,我们困难再大,对于中央来说也是小的,我们自己克服。”财政厅厅长给他准备了一份困难材料,姜春云就是不念[7]。

到11月,朱镕基完成了17个省份力的最后一站——河北。地方阻力基本被化解。

12月15日,国务院正式作出《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宣布从1994年1月1日起,废除地方财政包干制度,实行分税制;随后进一步规定,税务机关将拆成国税和地税,前者由中央垂直管理。

博弈的尘埃落定,庞大的中国财税系统开始转向。朱镕基事后总结[8]:“我自己掉了五斤肉。”

03

1994年2月,是分税制实行后的第一个“验收月”,西城区三里河的财政部大院上空,萦绕着一股紧张的气氛。

财政部担忧的“地方突击做大1993年基数”,最后一语成谶:1993年地方财政收入增长40%,但9月至12月的同比增幅,依次达到了52%、63%、86%和121%[8],直接把“突击”两个字写脸上了。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地方翻出企业历年欠税,提前征收未到期税款;有的企业账上没现金,便鼓励银行贷款缴税,然后私下返还;甚至有地方变换科目,把其他收入也塞进增值税或营业税,做大基数。

朱镕基知道,这些骚操作省长、市长是琢磨不出来的,只有财政厅长才会出这种馊主意[4]。他曾跟河北财政厅厅长说:“请你向你的部下约法三章,千万别出馊主意,别弄虚作假,大家规规矩矩,实事求是。”

中央也迅速插手纠正。1994年1月20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和人民银行发出紧急通知[9],清查擅改纳税期限、征收“过头税”、混淆科目、应退未退、借清欠增收和混缴中央收入等行为;违规收入可以从返还基数中扣除。

其实套利行为,早在财政部老法师们的意料之中,他们心里真正没底的,是分税制——到底能不能收上钱来?

财政部部长刘仲藜当时“如履薄冰”,他担心三件事情:一是分税制会不会导致通货膨胀?二是税制是否会打击生产,经济增长向下走;三是企业和征收人员不懂,导致收不上税来。他认为:“如果出现其中一件事情,我这个部长就得下台。”

而中央的支出是刚性的,尤其是对国防、边疆、中央机关的拨款,万一税收低于预期,刘仲藜下台也没用。于是,刘仲藜经过向朱镕基请示,特意向人民银行临时借款120亿,放在账上,以防万一。

2月8日,离春节两天,1月快报汇总:收入277亿元,比上年同期多106亿元,增长62%。折腾大半年的财政部,终于可以安心过年了。财政部本来有大年初二初三开党组会的传统,这一年也破例取消了。

而之后的每个月,中央税收都在增长,一直持续到12月,1994年全国财政收入增长了869个亿,增速20%,远超上下预期。而中央收入更是从958亿元,跃升至2907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从22%,直接飙到了55.7%。

当然,改革并非严丝合缝。仅1994年第一季度,财政部和国税总局就发出84个调整补充文件,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朱镕基当初谈判思路的正确——不追求完美,先搞定制度切换,再用一份份补丁把它完善。

而在1994年之后的三十年里,这种“打补丁”从来没有停过。

1995年,中央建立过渡期转移支付制度;2002年,调整企业、个人所得税划分方法;2004年,调整出口退税分担办法;2016年,“营改增”后将分成比例调整为50:50;2018年,分设24年的国税和地税重新合并……

三十年来,分税制的大框架没有推倒重来,但税收返还、转移支付、收入分成、支出责任、征管机构等方面一直在调整。在缝补中,分税制支撑了强大的中央财政,和中国经济繁荣的三十年。

历史证明,改革真正需要的,不是一步到位的完美,而是迈出第一步的勇气,以及后续继续纠错的能力。

04

朱镕基后来感慨:对财税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功,怎么评价都不过分[4]。

有了稳定财力,中央才有能足够的工具进行宏观调控,才能用更长远的眼光来进行重大国防项目建设,才有了航母和五代机,才有能力实施铁路、水利、能源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才能在中西部和困难地区实现扶贫,维持当地教育、医疗和基层的运转。

而之于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国企改革、2003年社保改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12年后的产业升级、2018年后的贸易战、科技战、芯片和人工智能国家间竞争,都离不开强大的中央财政。

当然,分税制也留下了副作用。“财权上收,事权下沉”,财政收入更多集中到中央,教育、医疗、社保和基建等支出责任仍主要留在地方,导致了跑部钱进、土地财政、地方债等新问题。

从这个角度说,1993年珠岛宾馆的谈判从未真正结束。中央如何管控地方的行为、集中的权威性如何不打压分散的积极性、富裕地区如何跟贫困地区平衡……这些困扰中国两千多年的难题,现在仍然存在。

而朱镕基奔波的73天,向人们展示了一种现实:在中国,即便强大如中央政府,想要做成一件事情,也不能只靠口号和红头文件,而是需要一笔笔的算账,一场场的谈判,一轮轮的博弈,一次次的修正。它们不是改革的花絮,它们是改革本身。

如今斯人已逝,生者应继续向前。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谨以此文缅怀朱镕基总理。

参考资料

[1] 传好改革开放接力棒(下)——朱森林访谈录,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2] 分税制化解中央财政危机,刘仲藜口述,谢玮整理

[3] 朱镕基讲话实录,人民出版社

[4] 中国财税改革三十年亲历与回顾,贾康,刘克崮

[5] 财税体制改革:中央和地方的进一步磨合,中国新闻周刊

[6] 1994年财税改革的背景与决策过程,许善达,中国经济50人论坛

[7]分税制改革: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 潇磊,刘飞,半拿铁

[8] 亲历分税制改革,马国川访项怀诚,共和国部长访谈录

[9] 关于清理核实1993年财政收支的紧急通知,财政部

[10] 1993年拉开序幕的税制和分税制改革,楼继伟

[11] 中国财政60年回顾与思考,王丙乾

[12] 朱镕基传:朱镕基与现代中国的转型,龙安志

[13] 1994改革年,南方周末

[14] 变化: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凌志军

作者:戴老板

编辑:鲁舒天

研究:鲁舒天

责任编辑:戴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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