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聚焦|李东生谈全球化:产品走出去之后,如何赢得世界的信任?
原创 李奥 2026-11-17 18:00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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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企业不仅是把产品卖到更多国家、把产能布局到更多地区,而是要在新的贸易环境和产业秩序中,建立起一种基于共同利益、相互需要和长期投入的信任合作关系。世界各地文化及价值观存在差异,企业出海更需要具备包容和学习能力,在充分尊重当地员工、用户、供应商、客户等生态伙伴的基础上融合共赢
文|李奥
编辑|王延春
TCL创始人、董事长李东生。
1998年,TCL创始人、董事长李东生第一次到越南考察市场时,看到的是一个既陌生又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当地电视消费正在起步,城市之外的乡镇和农村仍有大量空白。对一家刚刚从中国市场成长起来的制造企业来说,这既充满未知,也存在机会。
回忆那段经历时,李东生说,TCL的全球化,是从摩托车驮着电视走街串巷开始的:把电视送到家家户户,解决信号、防雷、售后等最实在的问题。
也正是在这些细小而具体的连接中,TCL开始理解全球化的第一层含义:企业走出去,不只是产品跨过边境,而是要进入另一个社会的生活场景、商业网络和信任关系。
20多年后,全球化的环境已经发生深刻变化。贸易壁垒抬升,供应链加速重组,技术竞争与地缘政治风险不断上升,全球化已不再只是关乎增长与效率的叙事,提升韧性、建立信任与利益共享,成为跨国企业长期战略布局中权重更高的关键词。
过去几十年,以效率优先为核心的自由贸易体系,深刻改写了全球产业分工,也成就了中国制造的崛起之路,但过去以单一中心向外延伸的全球化模式,已不能适应新的经贸环境。全球产业链和贸易模式也在向本土化、区域化方向转变,全球贸易规则逐步被区域化规则取代。
越是在这样的时代,越需要跨国企业搭建连接桥梁,重温并重建普世的商业价值,在差异中维持合作,在分化中寻找共识的“最大公约数”——它是各方基于现实利益与相互需求形成的基础。
对今天的跨国企业而言,全球化最重要的能力,是通过长期主义的持续投资、成为区域制度的共建者、促进民间技术合作等方式,维护商业连接,并让这种连接转化为稳定的共同利益。当工厂与当地社区建立深度利益联结时,“对抗”就被“合作互惠”所置换。
TCL全球化的起步与淬炼
1981年,TCL的前身TTK家庭电器有限公司在广东惠州成立——它也是中国首批13家合资企业之一。自诞生之初,便带着面向外部、连接世界的基因。
过去40多年,以民营企业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逐步开启了全球化探索。20世纪80年代,大量来料加工的“三来一补”企业兴起,中国由此加快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成为“世界工厂”。到9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第一批成长步伐较快、品牌意识逐渐形成的企业,开始尝试把视野从国内经营延伸到全球布局,出口扩张和国际贸易与经济规则接轨提速。
1999年,TCL进入越南,收购中国香港陆氏同奈电子公司,以此为基础建立首个海外制造基地,同时成立第一家海外分公司。这一步也是中国企业早期“出海”的一种典型路径:先从地理距离更近、文化环境相对更易进入的市场起步,以中国市场积累的制造能力、渠道经验和经营方法,尝试复制到周边国家,探寻新的增量空间。
然而,全球化不只是一张更大的销售地图,国内积累的经验也不能平移到海外市场,自动换来等比例的增长曲线。作为新进入者,TCL在越南既缺乏品牌认知,也没有渠道基础,很快陷入亏损。
转变从重新理解当地市场开始。TCL深入主流品牌尚未充分覆盖的越南农村市场,捕捉其正在兴起的需求;通过扎实的一线调研,认识当地真实的使用场景,并根据环境、地形和天气等条件,开发出信号接收能力更强、具备防雷功能的产品。同时,以更直接、更下沉的方式拓展渠道网络,强化与经销商的日常联系和市场协同。
那段经历并不浪漫。品牌没有知名度,就靠一次次上门推广;渠道没有基础,就靠一家家经销商去谈;消费者不熟悉中国品牌,就靠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慢慢积累信任。
“产品好、服务好,消费者也会帮你说话。”李东生说。正是在这样的口碑传播中,TCL在当地有了销量,也立起了海外市场的第一块广告牌。对他而言,那一刻意味着企业真正迈出了从中国市场走向更大世界的一步,“该去看看更大的世界了,也让世界看看更好的我们”。
到这时,所谓“出海”才不再只是产品进入另一个国家,而是企业开始真正进入当地市场的运行肌理。
数年之后,TCL又经历了一场伤筋动骨的全球化教训。2004年,TCL通过两笔大规模海外并购——收购法国汤姆逊彩电业务和阿尔卡特手机业务——试图以更快的方式切入全球市场,借助成熟的品牌资源和销售网络打开局面。
但是,跨国并购并不只是资产和业务的叠加,更是战略判断、组织能力与全球运营能力的综合考验。彼时的TCL在跨文化管理、国际业务协同、组织整合和全球运营方面仍缺乏经验。同时,电视行业正处于从CRT向液晶面板显示切换的关键阶段,汤姆逊业务承压明显,阿尔卡特手机业务也遭遇全球竞争加剧、国内外市场同步下滑和产品经营问题。巨额收购支出叠加营收疲弱,拖累全公司连续两年巨额亏损,一度濒临险境。最后凭借剥离资产、回笼现金等举措,TCL才熬过至暗时刻。
回顾两起国际并购,李东生形容为“我们呛了一口水,但我们学会了游泳”,“虽然花了学费,但也学到了真东西,为开拓更广阔的市场奠定基础,我们才有可能把眼光看向更远的地方”。全球化和跨国并购的战略选择本身没有错,关键在于,企业必须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与战略目标相匹配的能力。
无论是进入新市场后对本地需求、渠道体系和经营环境的深入理解,还是国际并购后对组织、文化和业务的整合,都不可能仅凭纸面的战略推演来完成,而需在复杂现实中不断试错、调整和积累,将全球化从原始的扩张冲动,沉淀为更成熟的经营能力和价值观。
“尽管前期遭受了很大困难和挫折,但我们坚持下来,后期就给我们带来了发展的机遇。”李东生这样总结。
今天,TCL已在海外建立15个制造基地与研发中心,业务遍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在主要业务区域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产业链布局。过去几年,TCL终端业务的增长主要来自海外市场,海外营收占比已超过60%,并在主要品类实现全球领先。比如TCL电视全球出货量持续位居全球前二,在澳大利亚、阿根廷等国排名第一,法国、巴西等国排名第二,美国、韩国等国排名第三。此外,TCL科技亦取得多项全球领先,如电视面板出货市占率居全球第二,电竞显示器、LTPS笔电、LTPS平板等细分面板领域市占率均为全球第一。与此同时,TCL全球化迎来两个里程碑式突破:2025年2月,TCL正式成为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2026年3月,TCL电子与索尼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拟成立合资公司承接索尼全球家庭娱乐业务(含电视、音响等)。
产业积淀提升为连接能力
从产品出口贸易,到跨国并购,再到全球化经营、建立跨区域供应链以应对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影响,构成了TCL近30年全球化的一条主线,也代表了中国制造角色的转变:从早期在中国本土参与全球分工体系的部分环节、并购海外资产,到如今整合国际资源、连接区域市场、协同产业,成为全球经贸合作中的重要参与者与连接者。
在当前政策趋势背景下,企业在完成初步的海外落地之后,如何真正扎根当地、持续生长,并在不确定性上升的环境中维持稳定经营,成为全球化的新命题。李东生认为,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布局需要在三个方面升级。
一是应该从“以中国为根”走向“以四海为家”。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部分中国企业的全球化路径,仍然是以中国为地理中心来搭建全球网络的。
TCL实业已为更深度的全球化调整了组织架构,将海外业务划分为北美、拉美、欧洲、亚太、中东非五个区域经营中心,作为承担经营责任的实体。“我们的目标是在海外再造五个TCL,在各自区域内布局完整的产业链与供应链,培育当地产业生态,兼备品牌营销、渠道管理、零售管理、用户服务,甚至产品设计能力。”李东生说,“为所在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从而推动企业自身及中国GNP(国民生产总值)的持续增长。这是未来中国制造业全球发展的方向。”
二是在海外推动产业升级。中国制造的海外业务也需要从简单的生产装配,向更深层次的产业链环节延伸,并要同步培育当地的供应链。这样,才能真正成为在地经济发展的一部分,并能更好地适应新时期的经济与贸易环境。
TCL的海外投资项目,已在相对简单的终端家电装配产线之外,向深度加工环节投入,如在墨西哥华雷斯工厂已逐步落地注塑、机芯、大尺寸产品制造等产线环节,在越南布局半导体显示模组等更侧重基础技术的产业,并积极培育当地产业链,强化互利共赢的商业模式,推动当地工业能力提升,增强对当地经济的贡献度。
三是研发的本土化与技术合作的深化。科技突破往往源于长期积累与开放协作,尽管存在部分领域的竞争,但在大多数产业和技术领域,亚太各方仍然主要依据市场规则延续合作关系。研发能力的本地化布局,也有助于企业更准确地响应当地市场需求特征,更好获得产业政策、上下游伙伴及创新生态的支持。
“我每年去美国参加行业的年会时,很重要的活动便是要拜访战略合作伙伴探讨未来产品技术走向和双方可以建立的合作点。”李东生表示,这样的战略合作升级意味着中国科技制造业走向全球化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更代表着企业具备了跟进全球科技发展的能力。
由此,全球化所创造的“连接”内涵将不断外延,更大范围、更多层次的商业活动将成为新的连接节点。比如,TCL在越南和墨西哥等地的投资布局之初,更多着眼于市场空间和销售增量;而在新的经贸秩序下,它们已经成为连接周边市场、带动在地经济发展与产业链流动、应对区域政策变化的重要支点。
制造业企业不仅是把产品卖到更多国家、把产能布局到更多地区,而是要在新的贸易环境和产业秩序中,建立起一种基于共同利益、相互需要和长期投入的合作关系,商业联系才能进一步转化为更稳固的信任。
亚太商业文明的多样性底色
亚太这一仍占全球产业链核心板块的经济区域,依然沉淀着巨大的确定性动能。这里也是全球商业文明交融最复杂、生态最多元的舞台之一:既有高度成熟的现代工业经济体,也有东南亚这样快速成长的新兴市场;既有以儒家思想为底色、强调秩序、责任与和谐的社会,也有长期受海洋贸易传统塑造、具有更强开放性和多元性的区域文化。
不同发展阶段、制度环境和文化传统,形成互补的空间。对跨国企业而言,最重要的是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建立长期连接,而不是固守理论上普遍适用的管理方法。
跨文化经营的核心是融入当地社会、文化和制度和社区生态,通过组织规则的下沉输出,从底层生长。若简单复制母国经验,几乎注定将遭受水土不服。
TCL将实践经验概括为“二八法则”:20%的规则必须坚持全球统一,尤其是质量、安全、合规等刚性原则;80%的管理方式则必须实现本土化适配,包括激励方式、沟通模式和组织文化等。这个比例得以在保持底线的同时,给本地化留下充足空间。
围绕这一点,TCL积累了如何能适应差异的方法论。首先是充分培养本土人才,建立本地管理团队和跨部门轮岗制度,真正做到“本地人管本地人”。在越南分公司,中方员工占比仅0.2%。过去中国企业出海,多依赖于大规模外派的国内管理人员,但这在全球经营复杂性提升的环境中的局限愈发明显,需要能真正融入当地语境的管理能力、决策逻辑和团队组织。
越南不仅是TCL第一个海外市场,也是国际化人才的早期训练场。20多年前在越南开拓市场的一批员工,后来陆续走向亚太、拉美、欧洲等不同岗位,成为TCL全球化组织网络中的骨干。在不同市场间穿行的人和流动的经验,真正能够跨越文化差异。他们熟悉中国制造企业的组织逻辑,也经历过海外一线市场的复杂磨合;他们知道总部战略如何落到渠道、工厂和经销商,也知道不同文化中哪些规则可以统一、哪些方式必须调整。
第二,是从“管理”走向“赋能”,并设计与当地价值观相兼容的激励机制。这是很多中国制造企业出海后才真正学到的一课。TCL在墨西哥工厂曾出现员工的工序效率不及预期的情况,后在持续沟通和磨合中,逐步简化并明确流程,细化任务拆解逻辑,并加强针对性培训,最终明显提升交付与执行效率。
激励方面,很多企业习惯沿用国内工厂熟悉的个人奖金机制,但在不同的文化、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背景下,员工的归属感和成就感并不完全来自单一的物质激励。比如在墨西哥,相比强调个人绩效,增加团队奖励、集体聚会、节日活动和日常餐饮福利,往往更容易获得认同。
第三,是在品牌和市场层面建立真正的在地连接,而其关键在于获得当地消费者的文化共鸣。TCL认为,“被关注”靠的是产品,“被需要”靠的是能力,而被信任则需要跨越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每一个市场都是重点市场,差异化并非取舍,而是更贴合市场需求的路径选择。”李东生说。
他用“桑巴足球”形容TCL在拉美市场的探索:全球化不能想着用一种模式走遍天下,既要有基本功,也要有技巧和灵活应变。
这需要在不同市场中理解当地消费者的审美与使用偏好、信息获取和购买习惯。TCL针对不同区域的文化特质采取差异化品牌策略,在市场和渠道端不断加强本地洞察;在亚太新兴市场,坚持“一国一策”,强化产品的本地化创新,依托区域制造基地与灵活供应链,快速响应多样化需求,在增长速度与市场覆盖上形成优势。
“世界各地文化及价值观存在差异,这是企业全球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客观挑战。”李东生认为,面对不同文化,企业要真正具备包容和学习能力,在充分尊重当地员工、用户、供应商、客户等生态伙伴的基础上,寻求最大共识,实现融合共赢。
责编 |李煜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