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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形的“商K经济”,正在大崩盘

2026年11月17日 06:30

王晓芳团队 2026-11-17 06:30 北京

以下文章来源于:晓芳聊财经

晓芳聊财经

聊老百姓听得懂的财经资讯 商业案例 讲老百姓想知道的科技创新 发展趋势 22年企业管理咨询经验|链接赋能16万家企业 天使基金投资人|曾参投中信建投、喜马拉雅、步长制药、金维制药等项目

2026年,商K这门生意,在全国很多城市已经凉透了。

什么是商K呢?

就是商务KTV,简称商K。

今年上个月,杭州一口气整治了一批当地顶级的商K,包括砸了两个亿去装修的天际线、IN11、曼哈顿、东方汇、美高美、金殿……名字一个比一个霸气,结果玻璃门上齐刷刷贴上封条。

随后,宁波、温州、绍兴也跟着动手,合肥、桂林等五十多个城市也启动了大规模清查。

需要注意的是,商K这轮清查,清的不只是几家店,而是一整套靠灰色陪侍、人情勾兑和“共犯式信任”撑起来的商业生态。

简单说,这轮不是一次简单执法,而是一场生态清算。

对于一个畸形行业来说,早点清算、早点崩盘,并不是一件坏事。

商K和普通KTV根本不是一回事

说到商K来时路,还得从改革开放说起。

从改革开放到90年代初,经济有了起色,大家有了闲钱,于是,在内地城市主流娱乐场所,开始流行卡拉OK。

一个大房间,几十上百号人拥挤在一起,有做生意的,有消遣的,都在一个大厅里面。谁想要嚎一嗓子,都得排队拿号。

这种娱乐模式,有两个显而易见的问题:首先不够私密,其次无法满足广大麦霸在不同细分市场的抢麦需求。

90年代后期,随着市场放开,流行歌曲盛行,量贩式KTV集中爆发,独立包厢,私密,既满足了K歌需求,又满足了熟人圈子。

但是量贩式KTV掌握了流量密码,赚钱能力却有限。

量贩式KTV,普遍人均消费100左右,圆一下歌手梦,发泄生活与工作的压力。赚的是包厢酒水小吃,按时计费,丰俭由人。

20世纪初期,随着商业应酬的发展,经济活动的活跃,高端商务应酬KTV应运而生。

商K从出生那天起,做的就不是消遣生意,而是商务应酬和客情招待。

去这种场子请客,没人跟你算小时费,排面必须给足,钱必须可劲儿造。

以杭州那家投资超过两个亿的顶级商K为例,上百间豪华包厢,主题有高尔夫、游艇、泳池,最大的派对包厢240平米。包厢低消按场算,从3080元一直到26880元,最抢手的游艇包厢还得竞价,光包厢费就能破十万。

酒更夸张。外面几百块的洋酒,进了包厢标价几千上万,毛利六到九成。免税店两万多的路易十三,这里单瓶卖5.98万,轩尼诗李察一瓶10.8万,熟客一开口就是一打。

有些一晚上单房消费纪录,就能冲到上百万。

如此高的消费,凭什么?

商K经过20多年迭代,核心商业模式早就不是唱歌喝酒,而是最拿捏人性、也最隐秘的顽疾:有偿陪侍。

女孩们陪喝酒、陪聊天、活跃气氛,按人头和时长收台费,这才是利润大头。

但按照《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规定,娱乐场所不得提供以营利为目的的陪侍,这套玩法本身就踩在法律红线上。

那它是怎么活了这么多年呢?靠的就是一套精心设计的"切割"把戏。

圈子里,陪侍人员被叫作"演员",按颜值、身高、才艺、酒量分档,用不同颜色手环区分,陪侍费1500元起步,头牌一场能到4000元甚至更高。手环要演员自己掏钱买,大约一百块一晚。戴上手环,她在台面上就不算店里员工,而是"自费进来玩的客人"。

如此一来,法律风险切得干干净净,利润却留在场子里。

再看谁在买单。商K的主力客源,企业老板、高管、外地客商,花钱大方,只求面子。行业景气跟着经济周期换:2000年代是煤老板和外贸,2005年以后是房地产和金融,2010年以后是互联网和游戏。

最雷打不动的三类人,是房地产开发商、工程承包商、建材供应商。道理很简单:关键人物点个头、签个字,就是上千万营销预算花落谁家,大几百万工程款能不能回笼。

而商K给了甲乙方一个私密的"第三空间":有酒、有暗光、有私密,两个大老爷们从"蓝总""裘总"喝成"都是兄弟,都在酒里"。

可这根本不是正常商业信任,而是一种共犯心理——酒桌上把人拉下水,生意才好谈成。

所以,商K卖的从来不是音响和酒水,而是把人安排明白的能力,是权钱之间那个私密空间里的排面。

真正把商K送进坟墓的是金主没钱了,也不敢花了

监管只是按下了快进键。真正把商K送进坟墓的,是金主没钱了,也不敢花了。

看一组数据就明白。2015年前后,全国KTV门店突破12万家,那是地产和大基建的黄金时代。此后一路关停,到2025年正常营业的只剩3.94万家左右,十年间八万多家店彻底注销。

为什么?因为地产退潮了。

2025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8.28万亿元,同比下降17.2%,房企到位资金下降13.4%;2026年1到8月,开发投资同比降幅进一步扩大到19.9%。

开发商连项目投资都在收缩,商务接待预算当然一刀刀往下砍。

以前最舍得一掷千金的那帮人,现在自己资金链都绷得紧紧的。

与此同时,反腐持续加压,公职人员踏进这种门的风险越来越高,禁酒令和公务接待标准层层收紧,靠喝酒、陪唱、私人关系推进业务的老路,已经走不通了。

另一方面,老板们的娱乐方式也变了:当年在夜场送花篮、送皇冠的人,现在都跑到直播间刷火箭、刷嘉年华,去当榜一大哥了。同样花钱买面子,线上便宜、安全、还不用担责任。

当核心客源流失,商K的生意自然撑不住。

一家顶级商K投资两个亿,房租、装修折旧、人员成本压在头上,一旦客单价掉下来,高昂的固定成本根本覆盖不住,再好的场子也只能关门。 

而且,这轮整治,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由公安、文旅、市场监管多部门联合搞穿透式执法。不光现场清查,还要倒查过去三年的资金流水、人员架构和经营台账。每一笔陪侍分成怎么转的、转给了谁、走的什么账,全给翻出来。

只要涉及红线的,直接刑事立案,老板终身禁入,记入失信名单;无窗密闭包厢全部拆掉,监控全覆盖,要求透明化经营。

以前换法人、改名字、搬场地的三条跑路老路,这次全被堵死了。这不是罚酒三杯,而是釜底抽薪。

说到底,商K经济的崩盘,本质上是“人情勾兑”这套旧商业模式的终结。

这个行业的利润,从来没有建立在合规、透明、可复制的商业价值之上,而是寄生在灰色地带:密闭空间、有偿陪侍、桌下分成、权钱往来。

它越繁荣,越说明市场规则不透明、商业竞争不规范、资源分配靠关系而不是靠能力。

当反腐持续深入、商务应酬走向透明、合规要求越来越严,那个私密空间的生存土壤就消失了。

未来的高端商务社交,会转向品质茶室、私密品酒俱乐部、高端密室这类合规载体。

毕竟生意还是要做,应酬还是要有。但总得在规则框架之内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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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勋,大反转

2026年11月17日 06:30

熊志 2026-11-17 06:30 北京

以下文章来源于:声道

声道

穿透市场迷雾,洞悉商业大势

英伟达最值钱的东西,可能不是芯片,而是黄仁勋本人。

黄仁勋出轨风波还在持续发酵。

一家全球AI算力霸主、市值4万亿美元的公司,现在正在上演一出“老板被赶走,全公司哭着求他回宫”的大戏。

事情的起因,大家都知道。黄仁勋因为出轨风波,辞去英伟达CEO,短短几天,英伟达跌没了5000多亿美元,相当于一个茅台。所有人都慌了!

据《金融时报》报道,黄仁勋已经在和身边亲信,讨论重返 CEO 岗位。

现在网上,请黄仁勋回来的签名,已经冲到16万人,里面有英伟达的员工,股东,还有大量 AI 行业的从业者。

公司内网更是早就吵翻了天。一条“把黄仁勋请回来”的帖子下面,堆了1600多条留言,有员工直接放话,黄仁勋不回来,自己会考虑离开。还有一些投资者,直接给董事会写信施压。

为什么这么多人,非要把他请回来?

原因就一句话:英伟达最值钱的东西,可能不是芯片,而是黄仁勋本人。

过去十多年,英伟达从一家游戏显卡公司,成长为全球AI霸主,背后一系列关键决策,比如豪赌CUDA生态,提前重金布局H100、H200,这些划时代的AI芯片,都是老黄一手促成的。

没有黄仁勋,就没有英伟达的今天。

所以11月16号凌晨,黄仁勋考虑回归的消息一出来,英伟达相关股价直线拉升,资本已经开始用脚投票了。

你肯定觉得眼熟,这不就是2023年OpenAI的剧本重演吗?

当年,董事会突然罢免奥特曼,几百名员工集体抗议,只过了五天,奥特曼就顺利回归,董事会遭遇大换血。

但注意了,这次黄仁勋的雷,比当年OpenAI要大得多,因为牵涉到芯片出口管制问题。

我的判断是,老黄回归很有可能,但阻力极大,光靠民意推不动。

首先一点,这份十几万的请愿签名,只有舆论压力,没有任何法律效力。

英伟达是一股一票,黄仁勋本人持股,也只有 3.58%,最后的决定权,还是在董事会手里。

而最大的拦路虎,还不是董事会,而是华盛顿。

美国财长贝森特已经公开表态,英伟达必须改组,要从外部挑选新 CEO。

这句话分量很重,它意味着,现在谁来执掌英伟达,已经不是一个商业问题,更是涉及到美国 AI 战略的人事安排问题。

一边,硅谷想把老黄请回来,保住这盘AI生意;另一边,华盛顿的强硬派,巴不得换个听话的人,把芯片外流的口子给彻底堵上。

两股势力掰手腕,黄仁勋的命运,就是中间那根绳子。

接下来,两个时间点十分关键。

11月17日,英伟达发财报,临时CEO第一次,独自主持电话会;11月18日,黄仁勋出席国会的闭门问询。那一关,才是他能不能翻身的生死局。

这场闹剧到现在,已经从桃色新闻,变成了一场全球AI产业的利益大博弈:

华尔街要稳定资本市场,硅谷要维护产业生态,华盛顿要掌握AI算力的战略主动权和竞争优势,避免顶尖的AI芯片绕开限制,通过灰色管道流入到我们中国国内。

黄仁勋能不能回来,取决于三方利益能不能找到公约数,相信答案马上就会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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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AI”的张朝阳,竟然还在靠《天龙八部》发财?

2026年11月17日 06:30

七月 2026-11-17 06:30 北京

以下文章来源于:首席商业评论

首席商业评论

拒绝快餐式解读,还原本质与经典!聚焦消费、科技、投资,帮您前瞻和探路。

不追AI的张朝阳,为何还能“闷声发大财”?

搜狐现在85%的营收,竟然是一款20年前的老游戏?

有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搜狐总收入5.84亿美元。其中在线游戏5.06亿美元,占86.6%;营销服务只剩6000万美元,同比下滑18%。到2026年第二季度,总收入1.36亿美元,游戏1.16亿美元,占比还在85%左右,营销服务只有1500万美元。

到2026年年中,搜狐账上的现金、短期投资和定存合计约12亿美元,几乎没有银行外债,市值却只有3.5亿美元左右,手里的钱比整家公司还值钱三倍多。

投资人反复问什么时候分红,张朝阳一口回绝:这笔钱先不分,要留着打一场社交平台的仗。

张朝阳要打的仗,叫"关注流"。抖音、快手靠算法猜你喜欢什么,一条条喂给你。关注流反过来:你关注了谁,谁转发了什么,你才看到什么。张朝阳叫它"半开放的朋友圈",说这是"以视频会友"。

与此同时,网上把张朝阳的态度概括成四个字:反对AI。

2026年8月,他接受界面新闻等媒体采访,说起真人互动和真实内容,AI永远替代不了。聊到内容行业的AI焦虑,他打了个比方:现在AI产生的东西,让媒体和内容有了"塑料感",像化肥催出来的西红柿,看着光鲜,吃着一点味道都没有。

他在现场的说法更是一针见血,“连演技差的真人演员我都不想看,还看AI?”

11月乌镇峰会,他答得更干脆,我不看短剧,我也不看AI,更不看AI短剧。他还猜短剧会火一阵,最后大概只有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人留下来看,很多人还是要把影视当艺术,看真人在镜头里活一遍。

但把这些话解读成反对AI技术,还是对他有误解。他备物理课会用AI查公式,日常查资料也用,只是坚持自己再推导一遍,因为亲手算过才算真懂。他说AI是工具,但过度依赖会让人丢掉主动思考,要在AI时代保住思考比例。

公司层面,他同样不是拒绝,是不跟。搜狐没有做大模型,他说"AI基础设施我们现在没有全面进入",要谨慎,尤其不能借债去投资,很多公司不是方向错了,是资金链断了。2026年乌镇,他给创业者的建议还是那句:当所有人都说某件事该做的时候,你可能要反向想一想。

所以他真正不喜欢的,是内容只剩漂亮外壳,没有人味儿;算法把人喂得太舒服,他反对的不是工具,而是不思考。这和他做关注流、恢复美剧、坚持真人社交,是同一套想法。

拿十二亿美元现金,不追AI,去赌一条巨头看不上的小路。为什么?

一个不追风口的人和一家不追风口的公司,靠一款老游戏活着。要看懂这件事,得先回到张朝阳和搜狐的来时路。

快二十年的《天龙八部》,为什么还能赚钱?

那时候中国互联网刚起步,搜狐和新浪、网易一起开始了门户时代。张朝阳是第一代互联网明星,登雪山、上杂志封面,是最早的企业家网红。他演讲时,台下坐着后来做QQ的马化腾。

搜狐真做出过好东西。2004年有搜狗,2009年畅游单独上市,张朝阳成了当时唯一手握两家美国上市公司的中国互联网老板。2008年靠奥运,搜狐业绩和市值一度超过新浪。搜狐视频更早靠《生活大爆炸》等正版美剧出名,自制剧《屌丝男士》也红遍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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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后来故事慢了下来。版权大战烧钱太凶,搜狐跟不起。搜狐微博输给新浪微博,等张朝阳回来,发现周围的人都在用微信。移动互联网最热闹的几年,搜狐基本不在场。

2020年,搜狐把畅游私有化,游戏公司重新变成全资子公司;又把搜狗卖给腾讯,拿到约11.8亿美元现金。从此,搜狐和张朝阳,也渐渐消失在互联网舞台中央。

很多人以为到了AI时代,搜狐也不太能赚钱了,谁也想不到,一款2007年上线的老游戏,叫《天龙八部》。那时候智能手机还没普及,很多人是在网吧里认识它的。十九年过去,它还在给搜狐赚钱。2025年第三季度,搜狐在线游戏收入1.62亿美元,占全公司九成营收,主要靠的就是它和它的新版本。

快二十年的《天龙八部》,为什么在AI时代还能赚钱?

当年二十岁的学生现在三四十岁,有工作有收入。回天龙门派还在,帮里老朋友还在,上线就能说上话。这类用户不追新,但肯为熟悉的江湖花钱。

而且同一个IP有好几部,经典端游继续更新,怀旧服给想回旧版本的人,2017年还与腾讯联合发行《天龙八部》手游,效果也不错。

结果就是连张朝阳都没料到。他在财报电话会上说,原本以为这款轻度产品付费不会太好,结果收入远超预期。2025年第三季度,在线游戏收入1.62亿美元,同比涨27%,环比涨53%;PC端平均月活270万,付费用户110万,同比分别涨24%和27%;集团当季扭亏,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净利润900万美元,去年同期还亏1200万美元。游戏毛利率能到86%左右,比广告高出一大截。

过去,行业做一款新大型网游要三到五年,砸下几个亿,成功率还很低。搜狐不是没尝试过新游戏,但性价比都不如老游戏,老产品不用重新买量,服务器、数值、活动都是现成的。

所以《天龙八部》还能赚钱,不是玄学。

不瞎折腾,反而是最大的清醒

不得不说,搜狐近九成营收系在一个IP上,风险依然明显。

搜狐自己给的四季度指引,就是在线游戏收入环比降24%到30%。移动端更弱:同季度移动月活190万,付费用户30万,同比分别降42%和72%。2026年第二季度那点账面利润,还含着约1300万美元的所得税冲销,剔掉之后主营仍在盈亏线边上。

老玩家会一年年变老。怀旧产品虽然能续命,但未必能一直吃老本。

张朝阳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很多人以为张朝阳已经退休,有人问他是不是躺平了他摇头,公司暂时不赚钱,但不代表没在做事。“现在的自己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勤奋。”

如今的张朝阳在直播间里讲课。他讲英语也讲物理,一讲就是几个小时。他六十多岁了,每天凌晨四点起床,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英语课2016年开播,物理课2021年开播,十年下来账号粉丝接近一亿。他亲自当主播,直播里的字幕和互动功能,不少是从自己讲课的体验里改出来的。三年做了两百四十多场推导直播。

除此之外,他还坚持跑步爬山,说体能比二十年前还好。更关键的是,这些不是业余爱好。他把自己定位成关注流的最重度用户,产品怎么改,很多思路来自他每天用的体验。

好比要开餐馆,自己得先是个美食家,不追求卷,不依赖算法,现阶段不刻意变现,但也要一直在进步。

如今,风口越来越多,AI创业者、投资人把同一方向抬到过热,可很多风口只是昙花一现。很多公司不是没机会,是什么机会都想抓,最后做成四不像,还把主业耗光。

搜狐反过来,先守住能赚钱的基本盘,再用富余资源试新方向,所以"不瞎折腾"听着保守,其实是最难的清醒——承认错过什么,承认哪些仗赢不了,然后把有限的时间、现金和体力,全留给一件自己真有信心的事情。

慢有慢的代价,也有慢的收成。至于他看好的“关注流”能不能打赢,天龙八部还能再供几年血,谁都说不准。

但至少到今天,凌晨四点起床的那个人还在讲课,十九年前的那个游戏还有人上线。这个画面,本身就挺有人味儿。

参考资料:

《不看AI短剧、不服算法推荐,张朝阳想和抖音干一仗?》,帅真商业视界;

《张朝阳:我不看短剧 但长视频平台承压不能怪短剧》,快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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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之内,英伟达和全球AI的天都塌了!

2026年11月16日 06:30

原创 关不羽 2026-11-16 06:30 北京

从11月9日发文承认出轨,到11月12日正式辞职,“AI教父”黄仁勋突然倒下,舆论哗然,资本市场人心惶惶。黄仁勋“塌房”,看点不是什么私德问题的花边,也不是政治阴谋论,而是全球AI科技产业的至暗时刻。

国人喜谈政治,黄仁勋“出事”后,国内舆论最关注的也是政治。

一是老黄华裔身份的身份政治。“华裔被清算”之类的民族主义叙事自我悲情赚流量;

二是美国芯片出口管制的地缘政治因素。

首先要说明的是,黄仁勋出事,和族裔身份政治毫无关系。黄仁勋出身中国台湾省台南市。相比大陆华裔,台籍华裔在美国社会的融入度更高。而且,老黄9岁赴美,在美国度过了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归化度”很高,从他一身皮衣的形象也可以看出来。何况美国人对IT科技圈的移民、少数族裔占比高,早已习以为常,族裔身份没啥存在感。所以,老黄出事至今,美国政商两界、主流舆论鲜有涉及他的华裔身份。甚至在老黄辞职后的英伟达接班人名单中,AMD掌门人苏姿丰还是热门人选。苏女士不仅同为出生台南的华裔,还是黄仁勋的远亲。若是英伟达掌门人的族裔身份敏感,哪轮得到这位“表外甥女”呢?所以说,谈政治也要好好谈、实事求是地谈,子虚乌有的“民族主义叙事”就别乱加戏了。

至于说美国芯片管制政策的政治因素,这个的确有,而且影响确实不小。但也不能过度放大,即便没有芯片管制的政策红线,老黄的“出轨门”也很够他喝一壶了。

老黄出轨,可不是私德有亏那么简单。美国上市企业对高管“私德”的规范,并非简单道德评判,而是通过一套严密的公司治理和监管体系,其核心是利益冲突规则。高管私德不谨,对公司股东等利益相关方造成损失,是美国上市企业的大忌。

以英伟达为例,作为一家老牌的科技上市企业,英伟达的股权高度分散,任何股权层面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引发公司经营的地震。黄仁勋是最大个人股东,直接和间接持有英伟达3.58%的股份。两大机构股东贝尔格莱德和先锋领航持股均为7%出头一点。所以,别看老黄个人持股的比例不高,却握有英伟达主导权的关键筹码。老黄如果因出轨而婚姻破裂,股权被分割,英伟达很有可能陷入争夺主导权的动荡期。所以,老黄出轨不是纯粹的私事,而是影响上市公司治理、危及投资者利益的公事。

更为严重的是,老黄的出轨对象不只是“友商”,还吃了下属的“窝边草”。这就直接踩了公司治理规则的“利益冲突”红线,触之即死的案例一大堆,个个都是大咖,诸如2019年的麦当劳CEO史蒂夫·伊斯特布鲁克、2018年‌英特尔CEO科再奇、2010年的惠普CEO马克·赫德、2005的波音CEO哈里·斯通西……

因此,出轨曝光后,老黄公开道歉“立正挨打”,英伟达董事会启动独立调查但没让老黄走。11月12日,纽约时报挖出老黄“吃窝边草”后,形势急转直下,老黄只能宣布辞职,并被董事会迅速接受。这才是美国科技界、财经界普遍认定的“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不是间谍疑云、“危害国家安全”的政治因素。也就是说,即便没有涉及芯片出口管制的红线,老黄也很难逃过这波“内外有别”的升级。

触碰芯片出口管制的政治红线,并不是老黄辞职的直接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因素。但是,因此造成的合规风险,确实让投资人感到不安。和中国股民不同,大部分美国投资者并不关心“中美科技竞争”的宏大叙事,而是忧虑英伟达为了规避出口管制,故意在业绩报表中“去中化”,隐瞒对华业务的业绩份额。今年英伟达披露的对华(含香港)营收约为 196.8亿美元,占总营收的比例从2022财年的26.4%降至 9.11%。但是,做空机构 Culper Research 在2026年5月的报告中指出,但实际上2026财年仍有超过20%的算力营收是由中国需求驱动的。指控英伟达通过新加坡业务等统计口径,隐藏了真实的对华供应。

“巧合”的是,英伟达在2025年下半年突然取消“新加坡”业务单列并修改统计口径,时间点恰好与美国商务部调查 Megaspeed 芯片走私重合。这次老黄实锤出轨的对象就是 Megaspeed的高管黄乐。

投资人可不管什么“中美科技争霸”,他们只关心英伟达是否存在不实披露、财报造假。这才是投资者对黄仁勋“出轨风波”的不满所在。2026年11月10日,英伟达股东向加州法院提起的集体诉讼,明确指控公司及黄仁勋“在国家安全与出口合规风险、以及真实业务敞口方面误导了投资者”。

不过,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监管机构对英伟达提出“财务造假”或“会计错误披露”的正式指控。在美国的监管体系中,合法规避的“灰色地带”长期存在,为中美AI科技合作提供了重要的缓冲层。无论这次黄仁勋“出轨门”最终怎样收场,这一缓冲层岌岌可危,重创全球AI科技的发展前景。

老黄出局,对英伟达的负面影响极为致命。英伟达的公司治理结构极为扁平,压根没有“二号人物”,大约60名高管直接向他汇报,全公司员工每天都要给他发邮件汇报“最重要的五件事”,即著名的“Top 5邮件”。高度扁平的公司结构,效率极高,但是高度依赖黄仁勋的微操。老黄是出名的“无眠机器”,无论凌晨几点收到邮件都会秒回指示。因此,老黄突然倒下,英伟达不是失去了一位CEO,而是被拆掉了CPU。

可笑的是,一些市场评论者对英伟达遭遇重挫,竟有“一鲸落,万物生”的乐观幻想,宣称AI芯片市场份额、定价权将会重新分配云云。殊不知英伟达不仅是一家占据市场优势地位的龙头企业,更是撑起美国AI产业半壁江山的支点。英伟达通过股权投资或担保贷款资助的OpenAI、CoreWeave等重要客户都将受到波及,因此造成的技术停滞、算力供给缺口通过金融系统传导放大,形成波及权行业的“损害链”,绝非区区几家竞争企业股价上涨的“受益链”能补偿的。

最大的损失则是鹰派政客借题发挥,以“国家安全”为由,收紧出口芯片管制等干预政策,为中美AI技术合作在制造更大的阻力。

黄仁勋被公认为白宫圈子内的对华“鸽派”,长期致力于促进中美科技合作、对抗芯片出口管制收紧的游说工作。老黄“亲华”并不是华裔身份的情感偏好,而是商业利益和对AI产业发展前景的双重考量。

商业利益很容易理解,中国的AI产业发展势头迅猛,算力需求庞大,是英伟达高度重视的重要市场。黄仁勋从不讳言管制、封锁失去中国市场的后果,直言不讳地指出“封锁中国既不明智也行不通”,会“逼着中国加快自主研发,最终让美国企业失去中国市场”。

但是,仅仅出于眼前的商业利益,老黄大可不必铤而走险触碰管制红线。以英伟达高达75%的毛利率、80%以上的市场份额、高速的需求增长,原地躺平一两年都能拿出“五边形”的财报,压根犯不着冒险。目前暂代英伟达CEO的首席财务官科莱特·克雷斯就是反对“激进路线”的守成派。作为CFO,她的“保守”可以理解。但是,作为行业领军人物,黄仁勋的目光更为深远,他看到了AI科技产业不可或缺的中国要素——电力和人才。

黄仁勋的AI科技产业“五层蛋糕”理论中,能源是“第一性原理”,重要性还在算力芯片之上。黄仁勋多次公开表示,电力才是AI算力竞争的终极瓶颈,而中国在电力规模和成本上具有显著优势,足以弥补芯片技术的劣势。中国的电力总量约为美国两倍,电价廉价到“几乎免费”。而且,中国电力基建的审批效率高,还有大量技术人员配套。

反观美国,电力系统陈旧,为AI配套需要大量新的基建项目。但是,政治干扰极大,提升电力供应寸步难行。刚结束的中期选举,多位民主党州长候选人大打“AI电力牌”,一方面渲染数据中心和地方居民争夺电力的矛盾,另一方面却是给电力基建套上劳工政策、环保等诸多限制。德克萨斯州政坛“变色”,新任的民主党籍州长还没正式接任,急吼吼叫停了前任竭力推进的SPACEX数据中心项目,电力主要理由之一。两党政治矛盾激化的背景下,美国AI科技企业显然不能指望高速增长的算力能及时获得本土的电力供应。一旦进入电力瓶颈期,芯片性能再好,AI也跑不起来。

电力之外,老黄看重的中国要素还有AI人才储备。他反复提到“全球50%的AI研究者是华人”,认为这是中国AI产业最核心的底气,甚至表示如果“中美脱钩”,将“失去全球一半的AI人才”。

和很多“屁股决定脑袋”、只看有没有中国生意可做的同行相比,老黄对AI科技发展更着眼于决定未来,更看重限制技术发展天花板的基础性要素。毕竟是站在产业之巅的领军人物,高瞻远瞩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看到了中美AI科技产业合作的重要性。因此,不惜以身入局,公开批评美国芯片出口管制政策。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老黄“阴沟里翻船”,为对手创造了绝佳的反击机会。出轨对象的背景、所谓“危害国家安全”,不仅会让黄仁勋本人承受巨大的压力,更会让他此前的政策斡旋成果化为泡影。如果说创新条件优渥、技术积累扎实的美国是全球AI产业的火车头,那么拥有充足的电力供应、庞大的人才储备和巨大应用市场潜力的中国就是铁轨。中美两国科技企业紧密合作,全球AI科技产业才能跑的快、跑的稳。反之,这辆中美合作的火车一旦脱轨,全球AI科技产业将会走出很长一段弯路。这一幕将会在未来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成为地缘政治纷争干扰科技进步、行政干预拖慢产业发展的反面案例。

毋庸讳言,老黄这次真是创下了大祸。他自己都骂自己人渣,极度后悔。他为自己的“私德”不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自作自受怨不得别人。但是,受制于芯片管制政策,老黄不得不在“灰色地带”铤而走险,是政治干扰“逼良为娼”的无奈,错不在老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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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P余毒居然还这么凶猛

2026年11月16日 06:30

大拿斯基 2026-11-16 06:30 北京

以下文章来源于:老斯基财经

老斯基财经

财经圈的脱口秀大会

这是一位扯大旗的高手啊。

P2P听上去都已经是上个时代的糟粕了,但谁想得到啊,在厦门还有那么一个平台足足撑了10年。

这个苦撑10年才爆雷的平台叫:

鲸鱼。

如果没有人提现,大伙儿都不知道它最近爆雷了。

因为即便它无法出款了,它还在实打实地努力按规则给投资者计息。

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为了让投资者继续投资,鲸鱼APP还在充值端保存了技术实力。

这个重要线索是山东袁女士提供的,她说:

目前鲸鱼APP还在正常运营,余额产生的利息也在发生变化,可只有提现的人,才发现平台已经出现问题,不提现的人,还在持续存钱。

也就是说,如果只能在提现和充值之间保一个的话,鲸鱼选择了——

充值。

哪怕苦一苦自己,也不能堵死了大伙儿的高息投资通道。

这体现了一群金融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

虽然司机是第一次听说“鲸鱼”这个APP,但不少路子广的投资者们信任并选择“鲸鱼”已经好多年了。

一名江苏投资者在社交平台发帖称,自己三年在鲸鱼平台投入100万元。

10月28日,这位投资者提交提现申请后,资金一直卡在审核环节。

一些投资者甚至是举全家之力长期投资“鲸鱼”。

淮安颜女士一开始是自己投,后来拉着父母一起投,现在3个人加起来被“鲸鱼”锁死的资金也高达七八十万了。

在APP上买入不同期限的产品,据说综合年化利率在5%-6%之间,APP还会不定时地推出活动项目,比如——

存入888天资金利率为7.95%。

这个APP还教会了投资者们克制欲望与诱惑,它会限制每天的投资金额,绑定一张卡当日不超过5万元。

侯女士是“鲸鱼”的至尊会员,她投资10年,账户总资产约290.92万元,累计收益:

65.92万元。

每一位投资者在平台上都被尊称为——

财主。

深耕鲸鱼APP的财主们,很多都是“时间的玫瑰”那一套价值投资逻辑的真正践行者。

看着这些投资金额,司机也恍然大悟。

自己能在一轮轮爆雷中安然无恙,本质不是因为头脑清醒,而是因为司机的资产规模——

还没够到被骗的门槛。

果然贫穷让司机品行端正、作风优良、保守克制又谨小慎微。

鲸鱼APP的平台运营公司是:

厦门吉才神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服务有限公司。

这家公司目前的股东是武汉康顺集团和厦门鲸合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不过,司机认为这家公司的历史股东名单比现有股东名单更有研究价值。

吉才神是由邱臻、陈宗伟、任韡旻以及上海灵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在2014年出资成立的。

从工商资料看,“邱臻”这个名字已经从吉才神消失了,而任韡旻还是法定代表人,陈宗伟还是监事。

但实际上,邱臻才是这个团队里的核心人物,而且至今仍扮演着关键角色。

因为前阵子在吉才神的公司大门上贴过一张《关于公司全面恢复业务出款及启动内部整顿的正式公告》,出具时间为10月29日,落款为:

创始人邱臻。

公告里有一句值得划重点的话:

公司内部发生严重违规擅权事件,导致公司遭受超19.3亿元的巨额资金流失。

邱老板强调无论面临哪一种危机,公司都坚守底线,对客户负责到底。

邱老板也不是信口开河。

事实上,他领导下的鲸鱼APP就像一只打不死的小强,无数次被打脸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复活。

早在2015年,当年邱老板还叫“鲸鱼宝”的理财平台就被平安集团旗下的陆金所打脸。

因为“鲸鱼宝”扯平安的大旗,在外面搞虚假宣传,它当年抱大腿式的推广口径包括但不限于:

鲸鱼宝是上市银行,平安银行(000001A股代码)旗下担保公司的一级金融服务商,全国唯一。

购买了平安集团旗下子公司超10000份债权组合基金份额。

平安集团可不惯着鲸鱼宝这种上不了台面的野路子,经过几轮礼貌性沟通与警告发现无效之后,直接起诉索赔。

这件事当年也是被不少权威媒体反复报道过的,但司机发现,在一些搜索引擎下是搜不到这些内容的。

大概率是被多方力量优化后的结果。

有意思的是,2017年年初,厦门在国内首推了一个平台:

“存证云”风险防控预警平台。

这个平台上线试运行的第一个季度,正式接入的首批试点企业只有五家,唯一被透露姓名的只有一家:

鲸鱼宝。

看起来鲸鱼宝当年是积极拥抱监管的一批平台,而9年之后,鲸鱼竟然不在监管的地方金融组织名单里了。

“鲸鱼宝”和“鲸鱼”之间去掉了一个“宝”字,就完美摆脱了监管的束缚。

这一招,但凡被其他P2P前辈学走了,他们高低也能——

再活10年。

邱老板是一个懂得审时度势又胸怀大志的老板,平安这面大旗扯不动了,他又扯了一面更大的。

他开始以第一家中国能源金融服务商的身份,进入国际核电竞技舞台,邱老板这家新公司的名字叫:

深圳海核实业控股有限公司,简称“海核能源”。

海核能源成立于2017年9月,但不到一个月时间,它就成为了第四家加入世界核能协会(WNA)的中国企业。

比它更早加入这个世界组织的中国企业,每一家都是巨无霸:

中广核、中核集团和国家核电。

世界核能协会总不会跟咱们这儿五花八门的协会一个德行,只要充值就能加入吧?

不过海核能源一开始就显得出身不凡、声势浩大、背景雄厚,它有一个实力非同凡响的顶级智囊团,智囊团成员包括但不限于:

付满昌、徐玉明、杨汉新、朱凯、曾文星、邹星、沈文权、孙铁民。

这些人是什么身份,司机在这种场合就不多说了,有心的兄弟们可以自个儿钻研一下。

除了智囊团的规格很豪华,海核能源的战略布局在当年用四个字形容就是:

气势磅礴。

成立不到两个月,2017年11月27日,海核能源就在伦敦丽兹酒店宣布成立伦敦分公司,主线任务是:

为全球核能行业提供金融服务。

分公司的第一个目标是筹备第二年春天在伦敦召开的全球核能投资峰会,这是当时第一个全球核电领域的金融峰会。

伦敦办完,海核能源还计划在法国、比利时、阿联酋、韩国、南非,在全球一场又一场地巡回举办。

当年的邱老板还计划和咱们这里的68家人寿保险公司建立紧密的金融合作,在国际上,他设想的合作伙伴名单就更牛逼了。

名单上全是声名显赫的主权财富基金和国际银行巨头,包括但不限于:

阿布扎比投资局、沙特王国控股投资公司、南非国家投资局、俄罗斯国有商业银行VTB、法国巴黎银行、奥地利副来艾森银行、新加坡淡马锡公司、英国劳埃德银行、卡塔尔国家投资局,卡塔尔伊斯兰第一金融、德意志银行、韩国产业银行,芬兰爱沙尼亚丹斯克银行……

司机一时都分不清,这是邱老板的梦想还是臆想了。

邱老板的全球核电大业,好像从2018年之后就没什么声音了。

不过请财主们放心,以邱老板的实力与韧性,这一局他或许还能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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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力健创始人,成了老赖

2026年11月16日 06:30

余生 2026-11-16 06:30 北京

以下文章来源于:每日商业必读

每日商业必读

解析商业热点,讲好品牌故事

一双老人鞋,张京康卖了11年。

巅峰时,他豪掷2亿登上央视,请来张凯丽对着全国观众喊出“专业老人鞋,认准足力健”,门店开遍大江南北,年入三四十亿,连续五年销量第一。

那是属于张京康的高光时刻,一个山西农村走出来的销售员,硬生生在耐克阿迪的夹缝里,踩出了一条“银色经济”的赛道。

然而11年后的今天,张京康的名字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关联的却是一纸法院公告。

据企查查APP显示,近日,足力健老人鞋创始人张京康、张少康、辛俊兰及睢县足力健鞋业有限公司,因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被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涉案金额195.42万余元。

195万。对于一家曾号称品牌价值超150亿、年收入数十亿的公司而言,这个数字甚至不够当年央视广告费的零头。但恰恰是这195万,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把张京康最后那层体面,撕了个干净。

从“销售奇才”到“老人鞋大王”

张京康的故事,原本是一个极其标准的底层逆袭脚本。

山西人,15岁出来闯荡,卖过服装、家具、鞋子,什么来钱干什么。2000年闯北京,六年时间从站柜台的销售员干到总经理。这种经历放在任何时代,都算得上一号人物。

但他真正的本事,在于对人性痛点的嗅觉。

2014年前后,张京康回老家发现,家里的老人普遍脚部变形,足弓塌陷、大脚骨,市面上根本买不到一双合脚的鞋。耐克阿迪不做,杂牌军质量堪忧。张京康觉得,这里头有戏。

于是他带着团队扎进社区,采集了数千位老人的脚型数据,把鞋楦重新做了一遍。2015年,足力健正式成立。后来的故事很多人知道了:央视广告轰炸、张凯丽慈祥的面孔、一句“送长辈,足力健”,直接把品牌砸进了全中国儿女的脑子里。

巅峰期,足力健全国门店超过4700家,2020年营收据称达到30到40亿元,欧睿国际的数据显示,从2020年到2024年,足力健老人鞋连续五年中国市场销量第一。张京康甚至成了《老人鞋》国家标准的第一起草人,从一个卖鞋的,摇身一变成了行业规则的制定者。

那时候的张京康,大概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因为不到两百万,被法院贴上“老赖”的标签。

债务的雪球,滚了五年

裂痕其实早就出现了。

2020年之后,足力健的扩张戛然而止。疫情固然是外因,但更致命的是前期重资产扩张留下的后遗症。

河南睢县那个千亩产业园,砸进去的是真金白银,产出却跟不上门店收缩的速度。到2023年10月,门店从巅峰期的五千多家缩水到三千家左右。

供应商的货款开始拖了。2021年起,张京康个人收到的限制消费令就没断过,累计达到28次,名下股权全部处于冻结状态。

而这次把他送上失信名单的原告,是上市公司安利股份,一家做聚氨酯合成革的材料商。双方从2018年就开始合作,安利给足力健供货,后来货款结不清,2021年就打起了官司,法院调解达成分期还款协议,结果足力健还着还着,又停了。

有意思的是,这次法院认定的失信情形是“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也就是说,在法院看来,张京康不是还不起这195万,是有钱不还。对于一个曾经把“孝心”挂在嘴边的品牌创始人来说,这个定性多少有些讽刺。

更刺眼的数字藏在后面。据《中国企业家》此前的报道,足力健每年收入的百分之七八十都拿去还了债,到2024年底,仍有约7亿元的债务窟窿没填上。

195万只是冰山露出来的那一角,水面之下,是张京康过去四年拆东墙补西墙的狼狈。

最后的自救,变成了另一场灾难

张京康不是没挣扎过。

2025年5月,足力健突然宣布跨界,杀入有机食品赛道。逻辑听起来很顺:既然服务的是老年人,卖鞋是解决“行”的问题,卖有机食品是解决“吃”的问题,同一拨用户,复用渠道,完美。

招商手册写得野心勃勃:年底前在河南开100家店,2026年600家,2027年2000家。玩法也很“互联网”:10块钱办会员,充值1600送800,最高档的储值模式让门店现金流迅速回血。据说九成顾客都办了储值卡,加盟商按25%分账,钱来得飞快。

但这笔钱,到底是用来开店,还是用来还债呢?

答案很快揭晓。2026年10月,媒体曝出足力健有机食品项目大面积闭店、长期拖欠员工薪资,涉及数百人,消费者手里的会员卡余额只能拿去换临期食品或者买鞋核销。

这个靠预充值撑起来的现金流游戏,在债务黑洞面前,连三个回合都没撑住。

更深的伤害在于品牌信任。一个卖了十年老人鞋的品牌,突然告诉大爷大妈们“我家的有机蔬菜也很靠谱”,本来就勉强。

所以当欠薪、闭店、老赖的新闻铺天盖地涌来时,那点靠张凯丽攒下来的好感,很快就被消耗殆尽了。

张京康的困局,也是那一代草根企业家的困局

回头看张京康的路径,其实很典型。

他擅长的是从0到1:找到空白品类,用最凶狠的广告打法砸开市场,用加盟模式迅速铺开规模。

这套打法在人口红利和电视媒体余威尚存的年代,几乎无往不利。但他不擅长的,是从1到10的管理和财务纪律。千亩产业园是重资产,几千家门店是重运营,当增长一旦停滞,所有曾经助推规模的动作,都会反过来变成绞索。

他也不是没有机会软着陆。2023年还了1.8亿,2024年还在陆续还供应商的钱,如果一切按节奏走,七亿债务虽然沉重,未必没有翻盘的可能。

但有机食品那一步棋,走得太急,也太险。用储值模式圈来的钱去填旧债,本质上是在透支最后的信誉,结果新业务一崩,旧债主们彻底失去了耐心。

如今,张京康名下多家公司已成失信被执行人,他本人被限制高消费,飞机坐不了,高铁一等座也坐不了。那个曾经在镜头前侃侃而谈“让民族品牌走向世界”的人,连从北京到肥西去处理债务,都只能坐绿皮火车硬座。

足力健的官网还在,抖音直播间里依然有主播在喊“家人们看这双鞋,防滑测试直接倒水”。门店也还有近三千家在开着,只是货架上的鞋,有多少是给老人穿的,有多少是拿来抵债的,没人说得清。

张京康今年五十多岁,按照他的性格,大概还没认输。但法院的失信名单不讲情怀,供应商的欠款单不讲孝心。一个靠“信任”做起来的老年品牌,当创始人变成了法律意义上的“老赖”,他卖出去的每一双鞋,鞋底都刻着一行看不见的字:这个人说话,不算数了。

这比七亿债务,更难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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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勋与杨小凯

2026年11月14日 09:30

清和社长 2026-11-14 09:30 北京

以下文章来源于:智本社

智本社

一家硬核学习社。

英伟达在干什么?

它试图为AI产业链融资。2026年8月,英伟达联合Apollo、BlackRock、Blackstone、Brookfield、高盛和KKR,拟建立融资平台,长期撬动超过5000亿美元第三方资金。

它为上游托底。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英伟达采购承诺从上一季度的1190亿美元升至2790亿美元,主要增量来自存储。

它还向下游注入信用。数据显示,截至7月26日,英伟达应收账款631亿美元,应付账款151亿美元,差额480亿美元。销售回款天数由上一季度的45天升至60天。公司披露,对部分投资级客户提供90天至一年的付款期限,以配合大型数据中心建设。这一操作与中国大厂完全相反。

对上游存储厂商承诺高价采购和需求扩张,对下游云厂商提供照付不议和最低收入承诺,英伟达为此牺牲部分利润率。公司预计毛利率将从二季度的75%降至四季度的71%—72%,之后随着已执行提价生效,回到72%—73%。

具体事件:英伟达为SB Energy俄亥俄州项目提供分阶段生效的担保,最大名义敞口1050亿美元;购买联发科发行的35亿美元可转债,合作范围覆盖云端AI、端侧计算和汽车。

英伟达像是一个AI产业链的组织者和“准央行”。它正在利用自己的信用为产业链创造流动性,将融资信用传递给供应商、AI实验室、云厂商和数据中心项目;同时,它提供长期订单、信用和技术标准,提高产业链的稳定性。

不过,市场一直为英伟达的“循环融资”和过度担保感到担忧。

问题来了,这样的英伟达,更强大还是更脆弱?这样的AI产业链,更安全还是更危险?

本文将黄仁勋与杨小凯联系起来,从理论上探索全球AI产业链极致分工下的脆弱与反脆弱、外部化与内部化。

分工的悖论:效率深化与单点脆弱

首先我们要从亚当·斯密讲起。

斯密在《国富论》第三章中提出,分工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市场规模太小,分工难以精细化。为什么要来大城市找工作?大城市分工精细,形成很多彼此交易的工作岗位。如果想找一份搬运工作,不能去小村庄,小村庄的市场规模养不活一个搬运工。

反过来,在控制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市场规模越大,分工越精细,技术越先进。

斯密举例说,伦敦与爱丁堡之间的海运和河运成本比陆运低得多,拓展了市场范围,因此沿海和通航河流地区能够服务更大的市场,也更早形成精细分工。

大航海把全球连接成一个最大的市场。这个全球市场将专业分工推至极限。以全球AI产业链为例,从EDA、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光刻、先进封装、HBM,到互联、服务器、数据中心和云服务,每个环节都由来自不同国家的高度专业化企业承担。

但是,更大市场不一定带来更多供应商。相反,市场越大,专业分工越强,可替代供应商反而越少。在一个分工精细的全球产业链中,每一个关键环节的固定成本极高、学习成本极高、进入壁垒极高。市场扩张奖励最领先的几家供应商扩大规模,同时容易排斥新进入者,结果是关键节点只剩一家或几家企业。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25年的研究显示,先进光刻、先进AI芯片制造和AI计算GPU三个环节,最大供应商的全球份额均超过80%;HBM则由SK海力士、三星和美光三家占据超过60%。OECD另一项研究估计,台积电占全球先进逻辑芯片产量的90%以上。

由此,这就出现了我之前文章提出的全球AI产业链悖论:市场规模巨大,分工极深,单点脆弱也极高。

节点的脆弱性,主要指高度集中、不可替代、库存不足和恢复周期长同时出现。分工越细,节点就越多;不可替代的节点越多,单点脆弱也就分布得越广。

例如阿斯麦与蔡司。阿斯麦是全球唯一能够批量供应先进EUV设备的企业,但它高度依赖唯一的关键光学供应商德国蔡司。阿斯麦也承认,如果蔡司长期无法供应光学系统,公司事实上将无法继续经营。

企业该如何控制风险?压缩分工,自建供应链?

阿斯麦的应对方式不是降低专业分工,而是选择性内部化。

什么意思?阿斯麦收购光源企业Cymer、电子束检测企业HMI和光学模块企业Berliner Glas;同时持有德国蔡司的24.9%权益,并支持其研发和资本开支。

同样,今天的英伟达也面临全球AI产业链极致分工带来的脆弱性风险。

英伟达采取的策略更多元,它没有收购台积电或存储厂商,而是为上游提供现金流和技术支持、为下游注入信用,即以长期采购、产能承诺和联合开发锁定上游;以延长账期、最低收入承诺、股权投资和担保稳定下游。

具体来说:

其一,市场缺钱,英伟达通过自己的信用为AI产业链融资。

如果美国几家科技公司把过去十年的利润花掉了(假设整体储蓄不足),没有这笔巨额投资建设算力中心,很难想象,今天的AI会变成什么样子。尽管如此,今年AI依然需要大规模借钱融资。如今美国长债收益率居高不下,说明AI的私人融资对政府融资产生了挤出效应。如果不是主要国家管控债务能力增强,这次AI融资推高利率,足以引发一场政府债务危机。

在高利率之下,AI融资成本高、风险大,怎么办?看谁有钱,谁有钱,谁担保。云厂商的巨额利润通过资本开支输送给了半导体厂商,英伟达将这笔巨额收入转化为AI产业链信用资产,与金融机构合作,为AI产业链注入流动性。英伟达与Apollo、BlackRock、Blackstone、Brookfield、高盛和KKR合作,计划长期动员超过5000亿美元第三方资金建设AI基础设施。

其二,英伟达用现金为上游托底。

去年下半年开始,存储芯片持续大涨;到今年下半年,价格涨到云厂商难以承受。市场开始担心AI投入的可持续性,这导致存储芯片股价回调。不过,英伟达提高对存储厂商的采购承诺,以支持存储厂商继续扩张产能。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英伟达的采购承诺从上一季度的1190亿美元升至2790亿美元,主要增量来自存储。

其三,英伟达将自己的信用注入下游。

具体怎么做?

首先是为AI云厂商提供收入保障。英伟达对上游存储厂商承诺高价采购和需求扩张,对下游云厂商提供照付不议和最低收入承诺,为此牺牲部分利润率。公司预计毛利率将从二季度的75%降至四季度的71%—72%,之后随着已执行提价生效,回到72%—73%。

其次是为数据中心建设提供融资担保。英伟达为SB Energy俄亥俄州项目提供分阶段生效的担保,最大名义敞口1050亿美元。

第三是采购债券为合作商提供融资与计算合作。英伟达购买联发科发行的35亿美元可转债,合作范围覆盖云端AI、端侧计算和汽车。

第四是大规模投资AI生态。9月3日,黄仁勋宣布,英伟达已同意以129.3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全球最大的AI开源社区与平台Hugging Face。后者是全球最大的AI模型、数据集和应用仓库,目前汇聚了超过1800万名开发者,分享了超300万个模型、50万个数据集和100万个应用。如果加上该项目,英伟达股权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接近500亿美元投向前沿AI实验室。

第五,向客户延长账期。部分投资级客户获得90天至一年的付款期限,以配合大型数据中心建设。前五大客户占应收账款约70%。

数据显示,截至7月26日,英伟达应收账款631亿美元,应付账款151亿美元,差额480亿美元。销售回款天数由上一季度的45天升至60天。

中国大厂的应付账款远大于应收账款,账期不断延长,持续向供应链融资。英伟达的操作相反,应收账款远大于应付账款,延长客户回款期限,为产业链注入信用。我将发布一份专业报告分析。

英伟达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当前,AI处于技术革命周期中的高回报阶段,控制关键单点的企业掌握了强大的议价权,他们乘机大幅度提价。这就是上面讲的单点脆弱风险。而在极致分工的AI产业链中,单点分布广泛,其中英伟达和三大存储厂商是最具议价能力的企业,台积电、阿斯麦和部分设备、材料厂商也掌握议价权。今年以来,AI产业链上游价格大涨,但是下游token价格快速下跌。AI革命如何进行下去,是一个问题。我之前说过,如果产能不释放,AI革命是没办法进行下去的。这就是单点脆弱的风险暴露。

英伟达正在做的事情就是,在单点完全掌控定价权的极端阶段,同时组织技术、订单、产能和信用,以平衡整个产业链,避免单点突然脆断。为上游保障现金流和提供技术支持,促进存储厂商扩产放量;为下游注入信用,可以降低云厂商的现金流压力,提升AI大模型的技术能力和应用能力,持续拓展并稳定整个产业链。

可见,英伟达的角色,正从芯片供应商转向AI产业链的信用和技术组织者。

边界的选择:市场交易与内部组织

这事为什么跟杨小凯有关系?这是新制度经济学中非常重要且成熟的研究议题,下面作简要阐述。

先说罗纳德·哈里·科斯。

科斯的洞察力超越一般的经济学家,他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市场是有效率的,为什么还需要企业?反过来,如果企业是有效的,那么企业为什么不会吞噬市场?

他在1937年发表了一篇论文《企业的本质》,在论文中,科斯用交易费用来识别企业的边界。反过来,也就是识别了市场的边界。

科斯提出,价格机制不是免费的,寻找价格、谈判、签约、监督和反复适应变化都需要成本。这些成本统称为交易费用。当交易费用达到一定程度,市场就不会进一步扩张、不会进一步分工。确实,如果市场被切分成一个个极为细小的环节,交易费用是惊人的,市场也就变得低效。当市场的交易费用大到一定程度,企业会将部分交易环节内部化,通过内部组织来降低交易费用。

但是,企业内部组织同样不免费。企业组织规模扩大后,不同业务之间的异质性增加,内部协调成本也会上升。当内部协调成本达到一定程度,企业就不再进一步扩张,企业不会大到吞噬整个市场。

所以,企业扩张和市场扩张的共同边界就是:再内部化一笔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市场完成这笔交易的成本。

科斯通过交易费用和内部组织费用识别了企业与市场之间的边界,也就是识别了市场分工的边界。企业通过评估这两项成本来确定外部交易与内部组织的边界。如一家企业可以外包晶圆制造,内部化技术接口;无数企业按这一理性原则来操作,也就在边际上确定了市场分工的边界。

再说杨小凯。

杨小凯因其特殊经历以及将“后发劣势”引入中国讨论而广为人知。但是,很少人知道,杨小凯到底做了什么学问。

杨小凯的重要理论是超边际分析。什么叫超边际分析?

先说边际分析,它研究的是在既定结构下,微小变量带来的效果,例如你有1000元,多买一单位的苹果,还是多买一单位的香蕉。

超边际分析研究的就是结构本身——所以叫“超边际”,研究选择结构本身带来的跳跃性变化。例如,你不是在多买一单位苹果和香蕉之间选择,而是选择自己种水果,还是在市场上买水果。前者是自给自足,后者是加入市场分工和交易。

所以,边际分析是连续的“内点解”,超边际分析是非连续的、跳跃式的“角点解”。

杨小凯跟科斯有什么关系?

科斯将交易费用引入经济学,开创了新制度经济学这条道路,后来者沿着这条路继续推进。杨小凯则用交易费用分析斯密和杨格的专业分工理论。

简单来说,一个人选择自己做饭吃,还是去餐馆吃饭。前者有点像自给自足(做饭环节),后者参与市场分工与交易。你如何选择?如果你的时间价值高,倾向于去餐馆吃饭或者叫外卖;如果你的时间价值较低,同时做饭效率高、做饭好吃,则倾向于自己做饭。这就是超边际分析。

杨小凯的优势在于数学建模。他把交易成本变成模型里的交易效率参数——每个人在多个角点解之间做超边际选择,均衡的分工水平由交易效率决定。这就把斯密和杨格的理论数学化。

有人提出,企业内部组织生产,其实也是参与市场分工与交易,只是把商品交易变成服务交易,即雇佣劳动者。

杨小凯与黄有光(1993)合著的《专业化与经济组织》回应了这个问题,他们把劳动力的交易效率与中间品的交易效率进行比较:当劳动力的交易效率高于中间品的交易效率时,人们会去交易“劳动”而不是“产品”,企业制度由此内生出现;相反,则是市场拓展边界和分工。

所以,英伟达的超边际分析,不是多生产一块GPU还是少生产一块GPU(这是边际分析),而是哪些自己生产,哪些外部交易,哪些部分分工,哪些完全分工,比较各个角点的总收益与总成本,实现企业—市场组合效率和效益最大化。

例如,英伟达收购台积电好,还是选择外部交易?晶圆制造具有极强规模经济,如果把制造内部化,英伟达的资本开支、良率管理和半导体周期风险也会增加,内部化的“劳动”交易效率可能低于中间品的交易效率。

但是,CUDA、GPU架构、NVLink、网络和系统设计不同,这些环节需要高频联合调整。如果使用外部交易,跨企业谈判与协调的成本极高,内部化的“劳动”交易效率高于中间品的交易效率,英伟达选择把这些环节留在内部组织。

奥利弗·威廉姆森又把研究推进了一步。

威廉姆森是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也是“新制度经济学”这一名称的提出者。威廉姆森的主要贡献是把科斯的交易费用具体化,把交易拆成资产专用性、“敲竹杠”风险、交易频率和需求适应,并主张根据交易特征来选择治理方式。

什么叫资产专用性?比如,铁轨专门为火车设计,这种资产就是专用性很强的资产。大模型是通用模型,属于通用资产,但是专门为大模型训练或GPU集群定制的设备,是专用性资产。

通常,产业链分工越精细,技术专用性越强,专用资产就越多。例如,在AI产业链中,一套为2纳米芯片定制的精密设备;一条为特定GPU建设的封装产线,一座围绕特定系统设计的数据中心,一座为特定数据中心设计的园区和厂房,这些都是专用性很强的资产。

这些分布在产业链上的专用资产存在一个巨大风险:一旦投资完成,就难转作他用,客户一旦违约,巨额的专用性资产可能化为泡影。这就存在“敲竹杠”问题。客户会利用专用资产的不可转移风险和巨大的沉没成本,对供应商“敲竹杠”,趁机压价。

如果你是供应商,该如何应对?你可能会选择采取长期采购、预付款等方式来降低被“敲竹杠”的风险。这就是极端分工对专用性资产交易的治理模式。

AI产业链更为复杂,除了存在大量的单点脆弱、专用性资产,技术路线、芯片迭代、算力租金和终端需求都可能变化,合同无法穷尽所有,需要确立更多弹性条款,如谁有权调整设计、交付、价格,以及损失如何分担。

杨小凯更关注效率,威廉姆森更关注风险,并将其落实为治理模式。

按照威廉姆森的主张,标准化程度高、供应充分的一般电子元器件,适合市场交易;HBM、先进封装等稀缺而专用资产,使用长期采购、预付款、产能承诺和联合开发;GPU架构、CUDA和系统互联等需要持续适应、高频联合调整的环节,则由企业内部化组织和控制。

总结一下,科斯解释企业和市场的边界;杨小凯解释分工结构为何发生跃迁,比较劳动力的交易效率和中间品的交易效率;威廉姆森解释交易中不同资产与环节面临的风险,并因此形成混合多元的治理模式。

把三套理论叠加,来看英伟达。

全球AI产业链分工极为精细,单点脆弱分布密集,专用性资产巨大,英伟达等大型企业该如何降低单点脆弱,保护专用性资产,实现效率最大化?

英伟达采用的是混合多元的治理模式。对AI生态,选择直接股权投资和收购,采取内部化策略,此时内部劳动力交易效率高于外部中间品交易效率。对晶圆制造,选择外部市场交易。对上游提供现金流和技术支持,对下游提供投资、最低收入承诺、担保和延长账期,这些属于中间状态,也可以称为选择性内部化。

中间状态最为复杂。英伟达并非直接收购上下游,而是通过信用和契约提高控制力,降低项目中途断裂的概率。

例如,购买联发科发行的35亿美元可转债,一方面是为联发科融资,另一方面与其共同开发技术。又如,为SB Energy俄亥俄州项目提供分阶段生效的担保,这是为算力中心项目提供融资,同时增强下游的购买力。

可以看出,英伟达正在推进复杂而多元的治理模式,重塑其与供应商、开发者、云厂商和资本市场的边界。

但是,我们不能假设,英伟达所做的都是正确的。实际上,今年以来,资本市场对英伟达的行为,尤其是循环融资,感到担忧。

治理的演进:风险内化与分工深化

实际上,面对同样的产业链分工,不同企业采取不同的策略。

苹果一直采用的是封闭式策略。苹果将软硬件一体化,把做得好的全部纳入内部组织,做不好的选择外部市场交易。这就是苹果的超边际选择。

于是,苹果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系统,尤其是硬件优势特别大。为了增强这个体系的稳定性,苹果对整条供应链采取选择性内部化。库克是供应链管理大师,他用苹果的理念和技术对富士康的供应链进行改造,二者高度绑定,可以说富士康就是苹果的专用资产。富士康是一家拥有几十万名工人的企业,居然能够对苹果产品的设计、技术等信息严防死守,这让人感到震惊。苹果产业链迁移到印度后,苹果的机密信息被泄露至暗网。

但是,在AI产业链中,苹果就是一个“局外人”,它没有大规模投入芯片,也没有像微软、谷歌一样押注云服务,而是死守硬件和入口。今年以来,苹果成为了AI股的反向指标。尽管承担存储芯片成本上涨的压力,但苹果依然是AI的受益者,AI大幅度提升了硬件设备的需求,苹果乘机升级、坐享其成。苹果赌的是,未来的“AI手机”难以攻破其硬件护城河。

谷歌的策略则完全不同,它是一家全栈式的互联网和AI企业。

从治理上来说,谷歌采取的是典型的中间治理模式,即开放式的选择性内部化。谷歌是一个开放生态,它在内部投资了很多实验室和创新项目,其中一些项目和人才又向外流动;它还在外部投资了不少科技企业,如SpaceX。同时,从应用、大模型到云服务、芯片,谷歌拥有全栈式AI。所以,在AI整个产业链中,谷歌江湖地位很高,技术和产品也很丰富,但又没有掌握行业定价权和领导权。

英伟达无疑是当前AI产业链的领导者,掌握着充分的定价权。

它正在构建的多元治理模式,至少有几个好处:

第一,在行业定价最极端阶段,英伟达选择性内部化,可以降低产业链脆弱性和不确定性,有助于扩大供给和需求。这个行业运行下去,英伟达自然是最大的受益者。

第二,英伟达以GPU为核心进行内部化,形成包含GPU、CPU、HBM、网络、软件的整机系统,可以提高AI产业链“发动机”的稳定性,提升行业效率,同时提高自身的护城河。这类似于宁德时代为行业提供电池动力总成系统,汽车厂商只需要安装一个外壳、一个Logo以及彩电冰箱大沙发,大大降低造车难度。我也因此戏称造车像搞装修。

第三,英伟达把技术资产变成金融抵押品和行业信用创造者,为行业引入长期机构资本,降低了融资风险和成本。

但是,市场的担心不无道理。英伟达采用更复杂的治理模式,试图降低产业链风险,也可能催生新的风险:

第一,需求真实性风险。如果客户的购买能力依赖英伟达投资、担保或延长账期,市场不容易识别,当前的销售是否反映了市场的真实需求。市场不得不高度关注终端收入,如果终端收入不能提升形成独立现金流,那么这个循环融资就无法持续。

第二,风险集中且叠加。英伟达延长客户账期、承诺采购、为下游担保、进行股权投资和购买债券,都是将风险转移到自身,甚至牺牲部分利润率和现金流。如果市场突然生变,这些风险可能会集中暴露。算力租金、利用率和客户现金流下降,应收账款、担保、投资估值和供应承诺同时承压,这个时候稳定器就会变成放大器。目前来看,这种情形发生的概率不高。

反垄断审查风险。英伟达推进的复杂治理模式,容易引发监管的警惕。

当然,治理模式不是一成不变。

市场分工与治理模式,二者相互演进。

市场分工中的一个关键变量是技术成熟度。当技术快速突破时,软硬件高度耦合,替代供应尚未形成,需要采用选择性内部化,把最难交易、最难协调的接口暂时收入自己的控制范围;当技术趋于成熟,工艺趋于标准,质量容易验证,且扩散性增强,其他供应商也会出现,单点脆弱下降,外部交易效率就会提高。这个时候,原有的选择性内部化安排就会逐步转为外部交易,市场分工因此进一步扩大。

另一个变量就是产业链信用的成长。当AI应用收入、云算力租金和利用率持续上升,客户形成独立现金流,英伟达就可以逐步退出信用支持,市场分工重新深化。

杨小凯还强调投资与专业化学习之间的关系。合作商需要经历学习期和亏损期,英伟达的长期采购、预付款和产能承诺,也在为专业化学习提供跨期融资,积累新的产能、技术和信用。

最后,科斯用交易费用识别了企业组织和市场分工的边界;杨小凯用数学模型告诉我们市场分工如何形成;威廉姆森指出市场分工程度不同、风险不同,应该采用合适的治理模式;黄仁勋所做的就是,在AI产业链分工走到极致时,选择合适的治理模式,防止整个体系被最脆弱的节点打断。

用一句话概括:在当前AI需求高速增长、技术尚未完全成熟、硬件单点极端定价、产业分工超过市场协调能力的阶段,英伟达用自己的技术资产、订单和信用注入整条产业链,正在形成一套组织全球AI专业化资源的多元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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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黄凉了,智谱、DeepSeek当上了国产芯片的“首席测试官”

2026年11月14日 09:30

功夫财经 2026-11-14 09:30 北京

是旗舰级的需求,更是旗舰级的挑剔

芯片圈有个不成文的常识:一款芯片能不能打,不看发布会,看它最刁钻的客户是谁。

老黄在位的时候,国产芯片缺的从来不是政策,也不是热情,是刁钻的客户。他亲中国市场,特供卡一轮一轮出,H800、H20随手就能买,最重的负载、最苛刻的要求,统统留给英伟达;愿意碰国产卡的,多是跑跑推理、做做边角场景,不疼不痒。芯片厂拿到的反馈,永远停在“能用”这一层。没有难题,就没有进化——温室里长不出旗舰芯片。

转折是模型公司亲自下场,把自己变成了那张最难的考卷。

智谱的考卷:把国产卡当主力用。2022年开始适配,不是“兼容了事”:GLM-5系列算力多数由国产卡承载,GLM-5.3-Flash全部跑在10万卡级别的海光集群上——10万卡规模的调度、算子、容错,每个环节都是往死里练的考题。它还收购编译栈公司中科加禾,把国产卡提效最核心的编译层做成了自家能力;自研ZCube组网再提15%;RSI工程实践两周把端到端吞吐提升3.2倍,等于当着全行业的面演示:国产集群的效率,是可以自己卷出来的。有机构测算,其硬件效率和单token成本已接近英伟达方案——考卷答到这个份上,出题人和答题人一起升级了。

DeepSeek的考卷:连架构都为国产卡改。推理代码从CUDA全面改写为CANN并开源,不只自己迁移,还把路标留给整个生态;V4-Pro在ST910C上完成后训练;SemiAnalysis称其V4架构“部分为ST推理协同设计”——芯片从“事后兼容”变成“设计时原配”,这是客户能给出的最高规格反馈。它和某大厂的CANN工具链联合创新、成果开源,芯片厂和模型厂在同一个战壕里改代码。

现在,传闻里最重的那张考卷来了:智谱和DeepSeek正在国产卡上训练5-10万亿参数级别的模型。

5万亿参数的预训练,是人类当前最苛刻的算力验收:万卡集群连续跑数月不能断,互联、显存、算子库、容错,任何一环掉链子都是真金白银的损失。把这张考卷交给国产芯片,比任何跑分都狠。

这就是为什么老黄凉了,对国产芯片反倒是好事。管制加速是坏消息,但硬币的另一面是:国产芯片第一次同时拿到了它最缺的两样东西——旗舰级的需求,和旗舰级的挑剔。彭博调查显示中国企业未来12个月将把46%的AI芯片预算投向国产;某大厂明年的产能目标敢从81万片上修到150万到200万张——有刁钻的客户,产能和生态才敢跟着长。

CUDA的三十年,就是被全世界最刁钻的客户一年一年磨出来的。现在,轮到国产卡享受同样的待遇了。智谱、DeepSeek们当刁钻客户的这三年,比任何产业政策都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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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裁员50%是假的,但马化腾急了是真的

2026年11月13日 06:54

原创 清风 2026-11-13 06:54 北京

船大难调头,但调了头的船仍然是船

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2026年11月11号腾讯28周年司庆,内部直播刚结束,没人想到,外面突然就炸了。

有人说,裁员50%;有人说,裁员8000人;还有人说,职级13的元老被裁,版本一个比一个野,脉脉的腾讯同事圈直接被挤崩了。

第二天腾讯公关总监张军紧急出来辟谣,说这纯纯的误会和谣言。

但如果你看到辟谣两个字就划走,那就错过了腾讯的这一波重大变化。

所谓50%,原话是管理层拿陆军和海军打了个比方。

马化腾说,50%的人像陆军,守土有责,用AI把现有核心业务的效率提到极致;另外50%的人像海军,脱离陆地,去探索AI Native的新战场。

而且小马哥还特意强调说,这跟几年前那次降本增效不一样。

上一次是被动的降本,这一次是面向AI时代的主动增效,鼓励一线员工积极举手向前冲,中间管理层要变得更扁平和灵敏。

你看,马化腾不是在裁员,他是在想给腾讯换发动机啊。

腾讯的中层们会不会发抖?当然会。

这是要把坐在发动机舱里传话的人请下去,把想踩油门的人按到驾驶座上。

这比裁员50%的谣言狠多了,也真实多了。

01 马化腾在变

马化腾不是没看见AI。

2024年初他就在内部说,希望各个BG都拥抱大模型的产品化落地,微信、QQ、输入法、浏览器都要做AI智能体。

但,这种策略,类似于传统老板业务AI化。

2026年1月的员工大会上,他的原话还是在AI战略上,腾讯有自己的考虑和节奏。

去年腾讯还在AI资本开支出剧降,与其他大厂走的节奏完全不一样。有考虑和节奏这几个字,就说明是在犹豫。

意思是,我知道该动,但我不想乱动;我手里有利润,有基本盘,我可以等一等,看一看,让子弹飞一会儿。

然后子弹飞了一年,飞出了艘漏水的船。

2025年初腾讯看起来是抢跑的,元宝率先接入外部模型,一度登顶应用商店免费榜,架势很足,一度有和字节抢风头的意思。

但喧嚣退掉之后,留存率只有18.7%,2025年AI新产品投入超过180亿,2026年Q1这些新产品合计拖累利润约88亿。

马化腾自己在2026年5月股东大会自己承诺没做好,他说,原来一年前我们以为上了船,后来发现那个船漏水了,现在感觉站上去了,还坐不下去,还是希望船速能快一点。

一个掌控十几万人体量的CEO,公开说自己的船漏了,这就是对AI要怎么玩还没想清楚。

02 一个技术专家的周末

腾讯AI战略转向的最大变量,不是哪份战略规划,不是哪次董事会PPT,而是一个叫汪晟杰的产品经理,在一个周末,和三个同事一起,做出了一个东西。

汪晟杰是腾讯云的产品经理,他看着公司内部的AI编程工具CodeBuddy,冒出一个想法:能不能把这套AI能力从写代码扩展到写报告、做表格、整理文件,让不写代码的人也能用AI干活?三个同事,一个周末,WorkBuddy的原型出来了。

然后是最关键的一步。

2026年1月19日,这个没走传统立项流程、非常草稿的产品,被他录了一段十几分钟的演示视频,发给了上级刘毅。刘毅当晚拍板,迅速推动全公司内测。

此后两个月,超过2000名非技术员工每天参与试用。

3月正式发布,上线第二天请求量就超过CodeBuddy数倍,算力告警,紧急扩容十倍。3月单月PC端访问量885万,6月突破2097万,国内同类产品第一,超过二三名之和。

马化腾也兴奋了,他本来就是产品经理出身。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他几乎不缺席WorkBuddy的产品会,后者团队也从十几人扩到上百人,从深圳数码大厦搬进腾讯大厦,升格为云产品六部。

腾讯六大事业群对WorkBuddy的算力、技术和市场资源需求,一路绿灯。

内部已经开始讨论它能不能进名品堂了,那可是QQ和微信才有资格摆进去的地方。

这个故事给马化腾带来了什么?我想是对公司运营的彻底反思。

在一个年营收几千亿、拥有十几万员工的巨型公司里,真正撕开AI缺口的,不是战略部,不是某条业务线的VP,不是一个三年规划,而是一个腾讯云技术专家周末搞出来的草稿,和一个上级当晚的拍板。

如果刘毅当时说先走个立项流程,如果汪晟杰觉得这不是我的KPI,如果内测需要排三个月的审批队列,WorkBuddy大概率不会以这个速度出现在马化腾的桌面上。

大企业从来不缺聪明人。

大企业缺的是让聪明人的想法不被流程杀死的那条最短路径。

WorkBuddy的路径长度,是一段视频,一个晚上。腾讯之前那条路径的长度,是立项、评审、资源排期、跨部门对齐、层层汇报,等走完,黄花菜都凉了。

03 大企业最难的事

马化腾在司庆直播里言辞比较严厉,知情人士还原出来的信号非常直白,其实很简单,意思是,一些中层管理人员不愿意动,而一线人员充满干劲。

这句话可以裱起来,挂在所有万人以上科技公司的墙上。

腾讯有十万量级的员工。当一个公司到了这个体量,最大的成本已经不是服务器,不是办公楼,不是营销预算,而是方向不一致的成本。

几万人往东,几万人往西,几万人原地站着等指令,几万人忙着把已经做完的事再汇报一遍。中层在这个结构里的功能,很多时候已经不是管理,而是传递。

把上面的目标翻译成下面的KPI,把下面的进度包装成上面的汇报。AI来了之后,这种传话功能最先变得多余。信息传递可以用系统,进度同步可以用工具,审批流可以自动化,但一个中层管理者的存在本身,在AI时代变成了一道需要被解释的题。

更麻烦的是,中层恰恰是最难动的那一层。

一线员工想动,因为动意味着机会;高层必须动,因为不动公司会死;中层最舒服的状态是不动,因为不动意味着现有的汇报关系、预算盘子、人头数量和职级序列全部保持稳定。

马化腾说要简化层级让一线员工承担更多职责,本质上就是在说,那些躺在中间传话的人,该让出位置了。

这不是腾讯一家的病。这是所有活过十年、长到几万人之后的科技公司的通病。公司越大,在里面养老的数学期望就越高。一个人在大厂中层的位置上坐五年,他最优的策略往往不是冒险创新,而是不犯错、不添乱、把现有的摊子守住。创新是年轻人的事,是创业公司的事,是隔壁部门的事。但AI时代的残酷在于,你不创新的时间窗口,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短。

04 时代彻底不一样了

传统超市从开第一家店到万亿美元市值,走了一条什么样的路?沃尔玛从1962年创立到市值突破万亿美元,花了六十多年。你得一个州一个州地开店,一个仓库一个仓库地建,一代人一代人地培养店长。线性扩张,线性增长,线性等待。

AI公司走的是另一条路。

OpenAI 2026年第三季度单季营收100亿美元,环比增长近50%。

Anthropic更离谱,2025年1月年化营收10亿美元,2025年底90亿,2026年4月300亿。15个月,30倍。

Anthropic预计第二季度营收至少109亿美元,是第一季度48亿的两倍多,有望实现首个季度营业利润。

这两家公司一个估值8520亿美元,一个正在洽谈9000亿美元融资,上市首日冲击万亿市值的概率被交易员定在65%和47%。

你品一下这个节奏。

沃尔玛用六十年做到的事,新时代的当红AI公司在一两年做到。

这不是大鱼吃小鱼的故事,这是快鱼吃慢鱼的故事。

思科CEO钱伯斯几十年前就说过这句话,腾讯自己的钟翔平也说过,平稳发展环境里是大鱼吃小鱼的规模竞争,激烈变革环境里是快鱼吃慢鱼的效率竞争。

马化腾不是不懂这个道理。他是太懂了,所以才在司庆上把话说得那么重。一个年营收几千亿的巨头,在一场以月为单位迭代的产业革命面前,如果还按年的节奏做决策、按季度的节奏调资源、按职级的节奏排优先级,那它的规模就不再是护城河,而是一层一层叠上去的刹车片。

WorkBuddy从想法到全公司内测,用了不到一个月。从发布到行业第一,用了不到三个月。这个速度在腾讯的历史上是罕见的,但放在OpenAI和Anthropic的坐标系里,它只是及格线。

05 想明白只是最低门槛

现在回头看50%陆军、50%海军这个比喻。

陆军提效的意思是,现有核心业务不需要那么多人了。AI把效率提上去之后,原来需要一百个人做的事,五十个人加AI就能做完。

腾出来的那五十个人,不是被赶出公司,而是被赶向新战场。

但被赶向新战场这件事,对很多在成熟业务里待了五年八年的人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不确定性。

组织调整的真实代价,从来不是裁掉多少人,而是把多少人从舒适区里连根拔起来。

海军探索AI Native的意思是,腾讯必须接受一批暂时不产生利润、暂时没有清晰KPI、暂时不知道能不能成的业务存在。

这和过去几年腾讯习惯的看准了再投、投了就要回报的节奏完全相反。AI Native的东西,很多时候是长出来的,不是规划出来的。WorkBuddy就是最好的例子,它不是被规划出来的,它是被一个技术经理的直觉和一个上级的当晚拍板放出来的。

所以马化腾这次真正的决策,不是裁不裁人的问题。他做的是三件事,而且三件事必须同时做才有效。

第一,把资源从成熟业务的惯性里抽出来,砸向AI;

第二,把组织层级压扁,让一线能绕过中层的不愿意动直接往前冲;

第三,用WorkBuddy这种案例告诉全公司,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做出跨时代的产品,你做得出,资源公司给。

这三件事必须一起做,才是换发动机。

06 巨轮调头,殊为不易

你当然可以嘲笑腾讯反应慢。WorkBuddy是2026年1月才冒出来的想法,OpenAI的ChatGPT已经跑了三年多,Anthropic的Claude在企业市场切走了一大块蛋糕。

腾讯拿着微信这张牌,在AI上却一度打出了船漏水的水平。

但你也得承认另一件事:在一艘十万吨的巨轮上,把发动机从烧油的换成烧电的,和在一条小舢板上换桨,难度不是一个量级。

创业公司可以全员转向,因为总共就两百人,老板喊一嗓子所有人都听得见。

腾讯要让十万量级的人理解陆军和海军意味着什么,要让六大事业群给一个从十几人团队长出来的产品一路开绿灯,要让中层不愿意动的人在组织变革面前没有第二种选择,这可不容易。

WorkBuddy的汪晟杰和刘毅证明了一件事,大企业里不是没有能打的人,是那条让能打的人跑起来的通道,平时被堵得太死了。马化腾这轮组织调整最该做的事,不是裁掉多少中层,而是把那条通道的堵点,一个一个拆掉。

能不能做到,不知道。所有的大企业老板,都想让自己灵活如创业公司,但体量摆在这,要调头,就是很难。

你看百度,起了个大早,现在快消失了。你看阿里,喊了多少句ALL IN,但有过顶尖产品吗?不容易,评价容易,做起来,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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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徒”孙正义,弃牌了?

2026年11月13日 06:54

凤凰AI研究院 2026-11-13 06:54 北京

以下文章来源于:凤凰网财经

凤凰网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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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知道它最终会落进大奖槽口,还是悄无声息地滚向底盘。

孙正义的软银集团,一个季度爆亏1.115万亿日元(约合70亿美元)。

图为软银集团财报说明会现场 图源:软银集团

当地时间11月10日,软银集团(以下简称“软银”)交出2026财年二季度财报,为近两年来首次季度转亏,次日软银集团(东证:9984)股价早盘大幅跳水,最大跌幅超10%。

拖垮业绩的核心项,是一笔近6000亿日元(约合37亿美元)的燃气轮机采购损失,这笔损失并非项目烂尾的被动亏损,而是软银主动砍掉了部分提前锁定的产能储备,据财联社报道,涉及的算力园区包括OpenAI“星际之门”计划中的俄亥俄州项目。

以豪赌每一轮科技浪潮著称的孙正义,为何在AI牌桌上主动弃掉了手里的牌?

抢错发电设备,交了37亿美元的学费

带来巨额损失的主体,是软银旗下负责AI基建的子公司SilverBands7(以下简称SB7),唯一任务就是在美国AI数据中心大规模铺开之前,提前把发电设备的产能捏在手上。

这么做的原因是,AI算力竞争的瓶颈,已经悄悄从芯片转移到了电力。

在美国,用电量动辄数吉瓦的超大型算力园区,早已超出公共电网的供电上限,自建燃气发电站成了行业标配,而重型燃气轮机正是发电时用到的最核心也最紧缺的装备。

图为9HA重型燃气轮机 图源:GE Vernova

一座数据中心从动工到上架GPU,最快十八个月就能跑起来,但一台重型燃气轮机从下料到交付,排期已经延后到2030年。

全球能造大功率燃机的厂商只剩GE Vernova、西门子能源、三菱重工三家,合计吃掉四分之三以上市场。

这三家订单已经排的不能再满了,GE Vernova在2026年三季度财报电话会上披露,其燃气轮机在手签约容量已达122吉瓦,产能排期直接延伸至2032年交付;而在全部订单中,传统电力客户占比约80%,明确用于数据中心的份额仅2成,分给AI基建的产能十分有限。

图为摩根大通燃气轮机行业研报 图源:摩根大通

需求侧来看,据摩根大通数据显示,2026 年二季度全球燃机新增订单冲到38GW,创单季历史纪录,全年订单预计约120GW,而全球年有效产能只有60–70GW,积压订单相当于全行业两到三年的总产量。

为了在产能极度紧俏的卖方市场里先占住坑位,从2025年4月起,SB7通过产能预订协议、设备采购合同的方式,累计向发电设备厂商支付了约95亿美元的预付款。

尽管软银始终未公开完整供应商名单,但市场普遍认为是美国燃气轮机巨头 GE Vernova。据《金融时报》报道,软银通过项目实际运营方SB Energy向GE Vernova预订约170台燃机,订单价值约100亿美元。

照常理,在产能抢破头的卖方市场里,软银本该攥紧手里的坑位不放。

但财报披露的事实恰恰相反。SB7主动修订了整套采购方案,砍掉了近三成的设备预订与采购订单,直接砸出了当期5972亿日元(约合 37.3 亿美元)的亏损。

其中4570亿日元是合同条款明确不予退还的产能预订预付款,另外的1402亿日元来自双方协商后的合同修改及终止结算款。

图为俄亥俄州派克县科技园区施工现场 图源:PORTS‑Pike

调整之后,95 亿美元预付款中约66亿美元的设备仍将继续使用,覆盖俄亥俄州朴茨茅斯-派克科技园区(“星际之门”体量最大的单体项目之一)发电项目及其他保留的算力园区,其余采购项目彻底从修订后的计划中剔除。

尽管软银 CFO 后藤芳光在业绩说明会上明确强调,俄亥俄州核心项目的规模并未缩减,仍在正常推进,但市场的疑虑并未就此打消。

一方面,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正在重构AI基建的政策土壤。

民主党在俄亥俄、得州、佐治亚等数据中心重镇接连取胜,多个主打“暂停数据中心审批”的候选人胜选,全美已有超30项地方限制数据中心的公投案获得通过。虽然联邦层面仍在推动AI基建,但地方层面的阻力正在快速抬升,项目落地节奏的不确定性陡增。

图为“木星计划”园区所在地新墨西哥州圣特雷莎 图源:Ethan Wright-Magoon

另一方面,“星际之门”体系内的风险信号早已出现。9月,同属星际之门体系的新墨西哥州“木星计划”,核心租户甲骨文已向项目开发商发出不可抗力通知,以天然气管道审批延期为由,保留推迟支付租金的权利,最长可延后三年。

核心租户率先为项目延期筑起财务防火墙,给整个星际之门的投产节奏蒙上了阴影。

而现在最大出资方软银先砍了设备单,市场有理由怀疑:这会不会是整个超级工程走向收缩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对于为何要在产能紧缺期主动砍单,软银 CFO 后藤芳光在业绩说明会上只给出了一句模糊的解释:“一两年前认为最合适的方案,未必仍适用于今天。”

这句留有余地的话,比亏损数字更让市场不安。

图为GE Vernova(GEV美股分时行情 图源:东方财富

消息放出当天,GE Vernova盘中跳水超8%,软银集团(东证:9984)股价次日早盘暴跌超10%。

市场的恐慌原因,第一次看到孙正义的软银在AI这场豪赌里,手忙脚乱地调整筹码。

孙正义,柏青哥玩家的止损本能

要读懂这笔37亿美元的认亏,得倒回孙正义的人生起点——佐贺县鸟栖市的弹珠机房。

孙正义的祖父孙钟庆从朝鲜半岛渡海来到九州,先下煤矿挖煤,后来在朝鲜人聚居的村子里靠养猪糊口。

图为孙正义的父亲孙三宪(左一),大约摄于1960年 图源:《押注的男人:软银创始人孙正义的冒险之旅》

父亲孙三宪更有生意头脑,先是私酿米酒走街串巷售卖,酒糟拿来喂猪形成循环,后来盘下柏青哥店,巅峰时期手里握着56间弹珠机门店。

柏青哥的生意逻辑,孙正义从小耳濡目染:绝大多数钢珠砸在铁钉上弹开,空手而归,只有极少数落进特等奖槽口,能翻出五千倍的回报。

它不靠精密算计,靠的是概率,等那一次足以覆盖所有成本的大奖。

输十把不要紧,只要中一把,就能赢回所有筹码。

孙正义这辈子的商业版图,本质就是把柏青哥的盘面放大了千万倍。

他的行事逻辑永远是:先占住牌桌位置,再慢慢打磨手牌,稀缺资源必须先下手为强,对错可以事后再调。

最经典的一仗,是拿下iPhone日本独家代理权。

图为孙正义与乔布斯一同看iPhone样机现场 图源:路透社

2005年夏天,他在乔布斯家中看到一张模糊的手机原型草图,连产品正式名称都没搞清楚,就口头敲定了日本市场的独家经销权,转头他就砸下约119亿美元收购沃达丰日本业务,为了一款还没面世的产品,先买下一整个运营商底盘。

身边高管集体反对,乔布斯都笑着调侃他“你真是个疯子”。

三年后iPhone3G正式登陆日本,软银借此从二线运营商直接冲进第一梯队,移动业务市场份额从17%一路爬升至23%。那张口头约定,成了他整个电信帝国的支点。

同样的路数复制到了互联网时代。

图为马云与孙正义阿里融资签约握手老照片 图源:软银集团

2000年和马云面谈不过数分钟,他就拍板2000万美元投资阿里巴巴。

彼时中国电商还在蛮荒期,没人能看清终局,但他笃定这是信息革命的核心入口,先打钱占座再说。后来这笔投资回报超过数百倍,一颗中奖钢珠,填平了此前数十个项目的亏损窟窿。

当然也有脱靶的时候。

WeWork曾是共享办公赛道的全球龙头,靠“联合办公社区”的故事一路吹高估值。

图为孙正义软银财报会讲解WeWork亏损 图源:软银集团

巅峰期估值冲到470亿美元,软银前后砸进去超百亿美元,是最大外部投资方。最终上市折戟、泡沫破裂,估值暴跌九成以上。

外界嘲讽他人傻钱多,他没有死扛到底。

先是逼走创始人诺依曼,拿出95亿美元接盘拿到80%控股权,随后立刻启动收缩,开启全球大规模裁员,砍掉幼儿园等非核心业务,甚至中途撤回了部分股权回购的救援方案,把亏损快速锁死在边界之内。

输多少次都没关系,别死在大奖来临之前,是孙正义刻在骨子里的生存直觉。

这次燃气轮机砍单,与其说是溃败退场,不如说是一次教科书级的孙正义式止损。

图片由AI生成 图源:网络

只不过,AI这一局的筹码体量,已经超过了他职业生涯里的任何一场赌局。

据软银集团2026年2月投资公告及11月财报,截至目前,软银累计向OpenAI投入646亿美元,持股约13%,是仅次于微软的第二大外部股东。

为给OpenAI等AI投资腾出资金,软银在2025年10月清仓了英伟达全部持仓,约3210万股、套现58.3亿美元。

据软银CFO后藤芳光在2025年11月财报说明会上解释,出售是“因对OpenAI投资规模较大,通过变现资产筹集资金”。孙正义随后也坦言:“我一股也不想卖,只是更需要钱投OpenAI,是哭着卖出的。”

上一个科技周期里跑出来的明星筹码,大多被孙正义换成了AI时代的船票。

孙正义的杠杆也拉到了历史极值。2026年3月27日,软银签下总额400亿美元无抵押过桥贷款,这是亚太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过桥融资之一;不止于此,软银手中Arm股权质押贷款从2023年的85亿美元一路追加至如今的250亿美元,再加上OpenAI股权质押的保证金贷款、高收益美元垃圾债、欧元债券……多条融资管道同时开闸,向AI赌局持续输血。

也正因如此,当后续算力园区扩张节奏生变,提前多锁的产能就成了冗余包袱。

与其硬着头皮把多余设备全部拉进场,承担后续闲置损耗和运维成本,不如趁现在砍掉冗余订单,认一笔确定性的预付款损失。

他不是收手不赌了,是把买错的筹码清掉,allin到更核心的牌面上。

图为DigitalBridge企业标识 图源:DigitalBridge 

在今年9月底,软银以31亿美元收购管理着1210亿美元资产的数字基建平台Digital Bridge,这家公司手里握着全球约400个数据中心、近21GW的电力储备,以及从德州到马来西亚的超大园区地块,到了10月1日,给OpenAI第三期100亿美元投资款也按期足额到账。

只是这一局的倒计时,走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

OpenAI内部测算文件显示,2026到2030年公司累计负自由现金流将达到2780亿美元,现有资金储备预计2028年就将耗尽。

IPO时间表已经推迟到2027年之后,奥尔特曼给出的理由是“AI生存风险之下上市时机不当”。

但软银的债务是刚性的,利息按天滚动,债券到期就要全额还本,没有商量的余地。

图为软银5年期日元主权 CDS 价格走势 图源:财联社

债市的担忧已经提前显现,今年11月6日,软银五年期信用违约互换(CDS)利差一度飙至466个基点,创下2022年10月以来的最高纪录,市场正在用真金白银为软银的信用风险重新定价。

但孙正义的规则从来没变,只要转盘还在转,玩家就不算输。

可玩家口袋里的钢珠,总数是有限的。孙正义今年69岁,他公开说过这是自己人生最后一场豪赌,目标是2042年让软银集团净资产冲上1000万亿日元。

只是这一次,他押上的不只是软银的资产负债表,还有全球债券市场的信用定价、Arm数十万股东的市值,以及整个AI基建赛道的叙事温度。

钢珠已经弹出去,正在密密麻麻的铁钉之间来回碰撞。

没人知道它最终会落进大奖槽口,还是悄无声息地滚向底盘。

唯一能确定的是,在尘埃落定之前,这位老玩家会一直攥着剩下的筹码,盯着盘面,随时准备补下一发,也随时准备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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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彩电大王,走了

2026年11月13日 06:54

邱鑫浩 2026-11-13 06:54 北京

以下文章来源于:邱处机

邱处机

专门研究商业牛人

他让中国老百姓提前十年看上大彩电,也留下了一个关于“强人与制度”的沉重叩问。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2026年11月11日,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倪润峰在四川省绵阳市中心医院因抢救无效逝世,享年82岁。

消息传开时,很多年轻一代的家电从业者甚至需要反应几秒,才能将这个山东口音浓重的名字,与如今那个在彩电市场存在感日渐稀薄的长虹联系在一起。

但对于从八十年代末一路走来的中国消费者而言,倪润峰三个字,曾经就是“大彩电”的代名词。

他执掌长虹近二十年,把一家藏在西南深山、靠军工订单吃饭的机器厂,硬生生拽成了市值曾逼近六百亿的沪市第一蓝筹股。

他主导的那场1996年价格战,让国产彩电市场份额从两成逆转到八成,外资品牌“不惜30亿美元也要占据绝对份额”的豪言,最终成了“火箭炮”打不落“红太阳”的注脚。

但“大王”的黄昏,往往比寻常人更显漫长而复杂。

悬崖边的抉择

1985年,41岁的倪润峰出任国营长虹机器厂厂长。那是一个军工订单断崖式下跌的年代,厂子不转型就是等死。

他赌了一把。抢在国家政策关门前夜,引进了当时全国最后一条彩色电视机生产线。

这个决定在今日看来是远见,但在当时却是巨大的冒险:军品线转民品,技术、工艺、检测标准都要重新摸索。倪润峰的办法很“军工”:把造雷达的质量控制手段,直接移植到彩电生产上。

一年半后,合格的18寸彩电下线,长虹活了。

不过真正让他从“厂长”变成“大王”的,是价格。

1989年,国家征收彩电特别消费税,市场瞬间冻结。倪润峰率先降价300元,资金回笼,长虹脱困。

但这次降价让他第一次尝到了残酷的滋味。多年后他接受采访时,表情凝重,语气低沉:“惨烈悲壮,至今不安。”二十多家彩电企业因此出局,几万工人下岗。他说,听说他们至今过得还很苦。

这是一个坚信市场优胜劣汰的人,却无法对“劣汰”背后的具体人生全然释怀。这种矛盾,贯穿了他的整个职业生涯。

巅峰与暗礁

1996年3月26日,长虹宣布全面降价18%。彼时进口关税即将下调,洋品牌磨刀霍霍。

倪润峰在长虹大院里挂出“产业报国”的标语,把价格战打成了民族工业保卫战。一个月,长虹市占率飙到19%;年底,35%。意味着每卖三台彩电,就有一台是长虹。

那是倪润峰和长虹的顶点。1997年,长虹市值接近600亿,格力、美的尚不足百亿。他成了媒体口中的中国“巴顿”,风头无两。

但顶点往往意味着,往下走的路已经铺好了。

长虹不产彩管,不产芯片,规模再大,命脉都攥在别人手里。

1998年,倪润峰发动“彩管战役”,试图买断国内显像管产能,从上游锁死竞争对手。他囤了市场上七成的彩管,却低估了两件事:走私的冲击,和自身消化能力的极限。销量没跟上,库存最后堆成了山。

次年索尼纯平彩电横空出世,长虹的应付款和库存同时爆表,资金链绷到了极限。

2000年,倪润峰辞去总经理职务,退居二线。八个月后他又复出,面对的已是每股收益从1.01元跌到一毛钱的残局。

他坦言自己“不好意思”,但也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长虹在世界范围内只是一个中小企业,却又陶醉于中国第一、世界第四的光环,没大公司的本事却有大公司的架子。”

更大的雷埋在后面。2001年,为突破国内瓶颈,长虹与美国APEX公司大规模合作,以赊销模式换出口份额。短期出口额虽然冲到行业第一,但APEX的欠款像滚雪球一样累积。2004年,坏账全面爆发,长虹计提巨额准备金,当年报出逾30亿亏损。

两场战役,一次在上游折戟,一次在海外触礁。倪润峰的强人叙事,在制度与风控的短板面前,撞上了天花板。

沉默的晚年

2004年7月,60岁的倪润峰因年龄原因辞去董事长职务。

退休后的二十多年,他住在绵阳,极少公开露面,不对家电行业的风云变幻发表意见。2018年,党中央、国务院授予他“改革先锋”称号,评语是“企业‘军转民’实践的创新者”。领奖时他露面了,但依旧话不多。

那个曾经在销售卖场亲自给消费者推介彩电的倪润峰,那个敢在行业论坛上拍桌子说“价格战就要打下去”的倪润峰,选择了沉默。

或许他早就看透了。在那次复出后的专访里,他谈到了《三国》和《红楼》,说治企如治国,人是根本。他也承认长虹的“大公司病”自己负有责任,但话锋一转:“制度并非万能,在不遵守制度的氛围中,其作用可能为零。”

这话像是一句自辩,也像是一句预言。他靠个人魄力把长虹推上巅峰,却没能(或许也没能来得及)为长虹建起一套不依赖强人的制度。他走后,长虹在多元化与主业之间反复摇摆,彩电排名跌出前五,一度靠卖房和补贴维持报表。

倪润峰用二十年证明了一个人能走多远,也用他的遗憾提醒后来者:一个人走得太远,企业未必跟得上。

绵阳的冬天来得早,倪润峰在这个他待了大半辈子的城市里闭上了眼睛。

他的功过,中国商业史自有公论。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在那个彩电还是奢侈品、凭票供应的年代,一个山东汉子带着一群军工出身的人,把价格打了下来,让寻常人家的客厅里,提前十年亮起了那块方方正正的屏幕。

仅此一件,便值得记上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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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敢生”的地方,出现了

2026年11月12日 06:30

凯风 2026-11-12 06:30 北京

以下文章来源于:国民经略

国民经略

在这里,读懂中国经济、城市和楼市

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

谁是全国“最敢生”的地方?

近日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26》,完整披露31省份人口、婚育数据,“最敢生”和“最不生”的地方同时揭榜。

去年,广东出生人口达100.3万人,连续6年成为全国唯一出生人口超百万的省份,更连续8年蝉联中国“第一生育大省”。

曾先后登顶生育第一省的河南、山东,出生人口分别回落到61.1万、51.9万人,与广东差距再度拉大。

可资对比的是,广东一省的出生人口,已超过江浙沪“包邮区”+京津的总和,对生育大盘的贡献可见一斑。

这背后,固然不乏广东作为中国人口第一大省的支撑。毕竟,人口基数越大,出生人口就越多。

不过,广东常住人口1.29亿人,约占全国9.2%,但广东对全国生育的贡献却高达12.7%,远超人口比重。

这相当于全国每8个新生儿,就有1个在广东出生。

这显然不是人口规模所能简单解释,更核心的支撑在于,广东的生育意愿更强。

这从出生率就可见一斑。去年广东人口出生率为7.82‰,位居全国第六位,且是唯一跻身前十的东部经济大省。

这一数字,不仅超过云南、广西等西部省份,更接近江苏的2倍,相当于黑龙江的3倍。

广东之所以最敢生,与相对浓厚的生育文化不无关系,但也离不开外来年轻人口的贡献。

过去几十年来,孔雀东南飞,大量年轻人奔赴广东,既壮大了南粤的劳动力基本盘,也强化了人口结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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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第一大省是广东,生育第一大省也是广东,财政转移支付净贡献、养老金净贡献第一大省也都是广东。

这是最大的含金量。

不只是东北,“包邮区”怎么了?

各省人口基数不同,相比于出生人口,出生率更能反映各地的生育意愿。

一般而言,经济越发达,城镇化率越高,观念越多元,出生率就越低,这是全球性现象。

根据统计年鉴,全国出生率最高的5省分别为:西藏、贵州、新疆、宁夏、青海,均位居西部地区。

有最高就有最低。

全国出生率最低的5个省份分别为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天津。

东北三省在列很正常,但意外的是,黑龙江出生率已滑落到2.65‰,创历史新低。

一个3000万常住人口的省份,一年出生人口仅有8万人,大多数地级市一年出生不到1万人。

这意味着,哪怕人口不再流失,仅是自然负增长,就足以让大多数地市陷入收缩境地。

更令人意外的是,江苏、天津出生率竟然也在倒数之列,而上海、北京、浙江同样不及全国平均水平。

按理说,这些地方都是人口净流入地区,不乏外地年轻人涌入,但依旧无法托底生育。

这背后,既有几十年前相对严厉的生育政策的代际影响,导致适婚人群相对不足,老龄化率居高不下。

同时,长期“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精英教育的文化氛围、“两家并一家”的婚俗,也让包邮区与广东有了区别。

无论原因是什么,这都足以说明,人口问题早已不局限于东北,提振生育是一项全国性工程。

再提“努力稳定出生人口”,什么信号?

日前召开的国常会提出,要努力稳定新出生人口规模,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这不是新提法,但反复强调“稳定”,且有“努力”的前缀,足见形势的紧迫性。

稳定新出生人口,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有着自上而下的部署。

会议中的这段话很重要:

持续完善婚嫁、生育、养育、教育等政策,优化面向家庭的财税、社保、住房等支持举措。

这意味着,财税、社保、住房等将向有孩家庭倾斜,“真金白银”支持生育正在变成现实。

无论是前些年的个税减免,还是去年落地的育儿补贴、学前教育免费、生娃“零自付”等,都是前所未有的突破。

数据显示,去年全国各级财政共安排约1000亿元用于发放育儿补贴,秋季学期免除保教费超200亿元。

在住房方面,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加强初婚初育家庭住房保障,支持多子女家庭改善性住房需求。

对此,提高多孩家庭公积金贷款额度、保障房优先向多孩家庭倾斜等,正在各地逐步落地。

这还只是开始。

育儿补贴能否提高,学前、高中教育能否全免,个税能否按家庭总体扣除……政策空间还很大。

毕竟,生育是家事也是国事,稳住出生人口,关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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