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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坐一忘: 把创始人的热爱, 做成可持续的事业

2026年11月14日 18:00

原创 混沌在线 2026-11-14 18:00 北京

坚持做保留主体性的商业化,「一坐一忘」的长期主义

最近几年,「一坐一忘」接连因为几次特殊的到访,被推上了热搜——

美国前财政部长耶伦、英国首相斯塔默、国际名人卡戴珊的“打卡”,给「一坐一忘」带来了巨大的流量曝光,云南菜也由此被视为“外交餐桌新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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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为什么是它拿到这些“大结果”?

一种很普遍的解释是:它不疯狂扩张、不低价内卷、不依赖短期网红流量,所以才成功穿越周期,从北京街边小店成为滇菜头部标杆。

的确,「一坐一忘」有很多不太符合传统连锁餐饮逻辑的选择。

比如,用20年开出14家门店,90%的员工都是云南籍,在门店免费发自己做的云南文化杂志。单独看其中任何一件事,甚至很容易被理解成“一个文艺青年的理想主义”。

但是真正走进它的经营内部会发现,「一坐一忘」也一直在坚持商业原则:食品安全和客人的体验是不能退让的红线;供应链、培训和服务必须标准化;每家店的现金流都要持续复盘;产品达标,表达才不会翻车。

只是在这基础之上,它的方向不是追求规模和增长,而是表达对云南的热爱。我们常说商业始于发现需求,可是有些生意,只是源于创始人发自内心的喜欢和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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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个人的热爱,必须能够变成别人愿意付费的体验,一个人的审美,必须变成一种可被其他人感知和选择的生活主张,才能经受住商业世界的考验。

本期混沌课程,「一坐一忘」创始人李刚、「一坐一忘」品牌负责人未央,从两个视角去共同呈现:一个人怎样听从自己的感受,一个团队怎样把这些感受接住,最终变成一套打造差异化的经营系统,做出产品力、内容力、组织力。

(以下是课程内容的精编笔记,仅占1/6,可通过文末图片扫码进入混沌APP学习完整版。)

(上篇)对谈李刚:

创始人的判断与取舍

Q:为什么会萌生与云南有关的创业想法?又为什么会选择做一个餐饮品牌?

我第一次去云南是1993年的采风,当时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国画系。那时云南还没有被旅游热潮席卷,质朴的、生动的,安静的,像黑白电影一样,处处是风景。就是这一次,我一下被迷住了,内心就萌生了一个种子,一定要做一件和云南有关的事。从此以后,我每年都会去云南,去感受它。

2004年我正式创业了,决定做餐饮,因为它更接地气,也是一个可以表达云南的空间。其实我最早的方向是跟文化文艺相关,是后来从部队转业去企业工作了8年,做品牌、做管理、做传播,在这个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务实了。

但餐饮这个想法也酝酿了六七年,因为感觉自己如果再不创业好像就要老了、就彻底没动力了。当时我是瞒着家里辞职,和几个朋友一起开了第一家餐厅「回到丽江」。

这一段经历给我了很多经验和教训,该交的学费都交了。后面生意好了,合伙人他们更关心投资回报,这没有错。但是我做餐厅是因为喜欢云南,我觉得这家店还远远没有表达好,有很多遗憾的地方,还可以继续成长,而不是说刚挣点钱就要分掉。所以我就退出来了,自己在2006年做了「一坐一忘」。

Q:「一坐一忘」的第一家店是怎么开起来的?为什么是在三里屯?

第一家「一坐一忘」是三里屯的那家店,到今年已经有20年了。选址当初找了很久,后来是我朋友在报纸《精品购物指南》看到了现在这个地方,我去现场后一眼就看中了。它是在三楼,一楼入口是一个矮的小门洞,走木楼梯上到三楼以后才感觉“豁然开朗”,一个500平的大空间,窗外开满了紫色的槐树花,特别符合我对云南的想象。

不过当时帮我选址的朋友还劝过我别要这个地方,因为他发现这里晚上特别黑,没有路灯,周围都是各国使馆,也没有什么标志物。甚至我的其他业内朋友也说,很难描述这个位置,离农展馆、东直门都还有几站路,很多人也不知道使馆位置。但那时我已经把合同定了,确定意向的第二天就交了定金。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这样的场地现在让我选择,我未必有这样的勇气,会有各种顾虑考量。

因为当时位置太偏了,为了让人知道这个地方将要有一家餐厅要开出来,我就决定要用尽全力去做品牌表达。首先是在装修进场的一周内,在外墙上挂出了一个巨大的广告牌,从三楼垂到一楼那么大。然后,我当时还拿到了饭统网连续六天首页做开业倒计时,请大众点评的五星会员们在开业前三天来试吃菜品、提意见、写点评。

Q:「一坐一忘」的开店速度很克制,背后的思考和选择是什么?

主要的原因是能力问题,目前比较适合我们节奏的是一年两家店。如果将来团队成长了,可能速度能快一点,但我最想要的不是速度,更重要的是找到适合的表达。

如果一些超级流量的场地,它的气质和人群可能跟「一坐一忘」不是很匹配,就需要警惕。比如我们的客人女生偏多,是热爱云南、热爱生活的人,也是对审美设计、对艺术有感知力的人。

但其实这么多年也面对了很多诱惑,有时候我们也会顺势而为,比如「一坐一忘」的第二家店,我们选择了在购物中心里。但是,我们仍然希望选择高挑的、有落地窗、有阳光、有外摆的空间。

前10年主要是我去设计门店空间,现在我们也会请同频的设计师去做呈现,不过对云南的理解,我们还是更有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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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为什么每年都要去云南采风?从采风中获得了什么?

我第一次去云南爱上云南就是因为1993年的采风,所以我也就把采风带到「一坐一忘」了,我也确实觉得餐饮就像一个艺术行为。厨师也是艺术家,他可以去看食材,想象怎么创作研发菜品。所以我们去采风首要的工作就是发现食材,我们会看云南本地怎么把这些食材做成菜,先尊重传统,尽可能复刻,然后才是创新。

比如泡酒也是云南在地的文化,值得被表达。他们什么都泡,所以泡酒首先可以是一种陈列之美,变成空间的一部分。然后在产品上,因为年轻人不习惯喝烈酒,我们就用它做基酒,调配得像鸡尾酒一样低度数,现在很受欢迎。

我们现在每年至少按四季变化,把最云南的食材带到城市里来。因为云南非常广阔多彩,它不是一个固定菜单就能涵盖的。在菜品更新上,我们也没有特别严格的筛选机制,就是直觉。让新菜上了再说,一个季度结束后它会产生数据,数据好我们就保留到正式菜单上。

刚开始的采风,就是我带着厨师长去看食材,判断做哪些菜。后面我们规模大了,品牌团队也参与采风;再后来,我们邀请了艺术家、媒体人、美食家、陶瓷艺术家等等其他行业的人一起参与采风。所以现在采风既可以研发新菜、做杂志,还能做市集活动和品牌合作,这是慢慢演变形成的。

Q:「一坐一忘」的团队是怎样的一群人?管理方式是什么?

我们现在大概有600名员工,其中至少90%是云南籍员工。我一直坚持用云南籍的员工,是因为我最早喜欢上云南,不只是为了云南的景,还有就是被这些人打动了,我在城市里很少看到这种质朴的、善良单纯的人。

「一坐一忘」没有用扫码点餐,就是因为我们是一家表达云南的品牌,所以不能少了跟人之间的交流。

第一批云南籍的员工,是朋友推荐的。当时我们聚在德宏的一个农家乐里,他们染着头发纹着身开着摩托车就来了,这形象让我当时还有些紧张,但其实他们特别单纯,介绍自己也扭捏着说不清楚。

现在我们的招聘是跟云南的职业学校有合作,但是更多还是来自内部员工的互相介绍,他们会帮你把关,介绍靠谱的亲戚、同学等等。

我们90%的店长和厨师长都是内部培养的,有的店长是从服务员一路成长起来的。但我觉得,慢一点没关系。

因为我刚开始做餐饮的那个年代,这些员工他们经常会被父母叫回去成家了,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可能回去第二年就有孩子了。我希望他们在「一坐一忘」有机会去勇敢地活出自己的样子。

「一坐一忘」也确实影响了云南的一批年轻人。我们第一任店长阿鲁现在在泸沽湖就做了一个很好的民宿,我们当年杭州店的店长摆摆,她回到德宏跟她先生开了一家傣族小馆。我们现在成都店的店长,已经在成都结婚了买车了。

 Q:「一坐一忘」与只借用云南符号的网红餐厅有什么不同?怎样让审美真正进入商业?

这几年餐饮行业确实“云贵风”盛行,甚至有一些已经关店转向江西小炒了,他们可能就把餐饮当成一个三年一阵风的流行生意。但我们是因为喜欢云南,热爱云南。所以我们做采风,一次又一次去云南。

在采风中,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去认识与云南在地的一些艺术家、手艺人,把他们的作品、产品带到「一坐一忘」。所以不同门店的审美才能因此保持一致吧。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审美特点,那可能就是不喜欢太张扬,喜欢克制内敛,有某种“我喜欢”的一致性。

「一坐一忘」三里屯店用的餐具一套得500多块,很漂亮,我很喜欢,这是一个设计师品牌,我和主理人刘老师互相欣赏很久了。18周年的时候,我们痛下决心要做一次升级,就使用了这一系列餐具。为了这个,门店还新增了两个洗碗工,最后也是顶住了运营和财务的压力。

然后就是面对流量,我们会非常克制。耶伦、斯塔默等外国政要到访「一坐一忘」,我们第一要求是让客人有好的体验和感受,因为他们首先是客人。同时,我们再去想如何借用这些流量机会做恰到好处的表达和传播,把它变成一个轻松愉快的事件。

我觉得,品牌一定要有自己的内核,它应该是由内而外的、一致贯穿的,让整个团队都能真正理解。它就像画画一样,是需要长期学习、训练,才能长成你想要的样子。

创业二十几年,我觉得热爱超级重要。这会成为你的动力,即使遇到再大的困难或者波折,你也不会轻易放弃。

创业好像也是一条不归路,永远有遗憾,总想在下一个店能做得更好。我还有一个梦想就是回到云南做一个「一坐一忘」。这是梦开始的地方,我们很多同事都在云南等着。

(下篇)对谈未央:

美好事业背后的经营与协作

Q:「一坐一忘」为什么要把采风做成杂志?第一本杂志是怎样做出来的?

2015年我加入「一坐一忘」后,安姐带着我沿着整个供应链去走了一遍。我们去了大理、红河、蒙自,去了边境线,最后落到沙溪。这也是我第一次去到云南,也开始跟这片土地产生了很厚情的感连接。

我和安姐回来就做了杂志,这有点像采风之后的一个作业。去都去了,就应该记录下来,带到餐桌上,跟喜欢「一坐一忘」的人去做分享。

现在看第一本杂志,挺粗糙但也很生动。因为当时它偏功能性,前边是菜单,写了每一个供应链的故事,后边是我们走过的地方、接触的人。之后我们就越做越厚,现在已经没有了菜单功能,全部都是我们想要表达的人文风物故事。它也真的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杂志,可以翻阅,可以有商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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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年采风很多次,会在当地做很多工作,但杂志就一年输出一期。现在每一本都要印三四万册,放在门店免费拿取。这个成本非常高昂,所以财务上会克制。

其实最开始做杂志的时候,财务会觉得这是不务正业,做批款也很辛苦,我们的云南伙伴也会说,我们家后山有什么值得拍的。但是我们到了第三期、第四期,收到了很多客人的正反馈。他们甚至想付费购买,或者跟我们一起去采风。这种反馈多了以后,我们团队内部慢慢都觉得这个坚持是有意义的。

 Q:杂志和采风还延伸出了哪些活动?

我们会在城市空间里面去做赶摆,有点像云南的庙会或者市集,每次也会有大几千人来。做赶摆那一天我们会彻底关店,不卖日常的产品,就会卖各个地州的小吃,像策展一样,一起联动,有各种好玩的云南风物品牌。这也是我们采风发现的。

所以采风它不只是单一发现了产品,还发现一些故事和行为,然后我们也会因为这些事去做新形式的内容表达。比如佤王宴,餐桌上没有筷子,大家通过手抓去触摸过食物。我们会在这样活动中去提供一些非日常的体验。

通过采风带故事、带内容、带产品回到这种餐桌,是我们能持续让「一坐一忘」焕新的方法。这都是云南给的答案,你去到当地,你会有新的灵感。我觉得值得做。

 Q:「一坐一忘」在多个城市少量开店,有什么挑战?

我们其实很任性。尤其供应链上,我们70%的食材都是从云南空运来的,一周得两到三次,在昆明集采再分发到9个城市,每个城市就一两家店。这并不是一个赚钱的账,但是李哥的这些坚持也很打动我们。虽然实操下来难度会高一些,大胆去做一些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我觉得也未尝不可吧。

其实我们每一个店都不一样,有的在商场,有的在街区,有它自己的个性在,但也归属「一坐一忘」整个品牌体系里的共性。可能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创始人的基因渗透在了整个品牌里边。李哥他一直在做他认为对的选择,可能每一个节点都有按自己的审美视角做决定,所以造就了现在的「一坐一忘」。

 Q:使用大量云南少数民族员工,给培训和管理带来哪些特点与难点?

这是「一坐一忘」最宝贵的品牌资产,但也是难度最大的部分。因为大家很爱云南,好多伙伴做着做着就说想回家乡去。而且因为有的从村子里来到城市的,会有一些无法标准化管理的部分,比如他们有的会用傣语开会。

我们的运营负责人要把这样的团队带起来,去做培训,做服务,做审美体系的传达,很不容易。

「一坐一忘」对产品的培训、对食材的筛选,也都有非常严苛的体系,几乎一直在督导,总部要不停下到各个城市的门店去。还有运营培训,怎么跟客人沟通、怎么做好服务,这些都是标准化的工作。然后我们品牌部的工作就相对没有标准,就是自主性、轻量化,多做自己的内容,或者跟有共同审美的品牌做互动。

但是我们的品牌内容上做得再好,其实也是锦上添花,必须要有一个健康的现金流来支撑。所以我们很少开品牌相关的会,更多都是运营相关或者财务相关的会,一起去规划和复盘怎么保持每一个店的盈利状态。

 Q:「一坐一忘」的管理风格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团队能长期稳定?

李哥他给我们的自由度很大,可能会有一些他也不太认可的信息,但只要不影响整个品牌表达,他很少干涉的。因为他非常信任团队,也会希望你去大胆尝试。

但是他也有那种特别严肃的时候,比如对一些红线的要求。比如食品安全,这是李哥非常非常在意的事情,也一直是「一坐一忘」第一位的标准,由上至下大家一致都要做到。

然后李哥还会对细节要求比较高,对人的要求也比较高,就是他会喜欢相对价值趋同的人。比如你的人格底色要善良真诚一点,但在专业技能或者学历这些部分上没有严苛要求。他筛选团队和员工也好,也都是这样的标准。

所以我觉得创始人特别重要,创始人的基因决定了怎么做选择和判断。「一坐一忘」的团队能这么稳定,也是我们认同他的理念。还有就是大家都热爱着云南这片土地,会觉得这个地方被表达得太少了,你能做的事情其实还有很多,所以我们会内部一起成长。

我觉得这也是「一坐一忘」的魅力之一。我们就更看重人的质朴真诚,就希望他们慢慢生长扎根。还是看你选择吧,如果你要的是专业的米其林级别的服务团队,那是另一个标准。

 Q:视觉升级之后,怎样做到进一步改变品牌表达?

2019做的整个VI设计,我觉得改变的不只是图形,而是整个品牌的气质,变得更年轻了,也很适合跟其他品牌去联名合作。

我们也重新梳理了定位,从李哥原来写的“丽江主题餐厅”,变成了“一坐一忘云南菜”,定位上也就会变更宽泛、更大云南概念了。可能我们原来是“让吃饭文艺起来”,现在就变成了“做点和云南有关的事”,我们可以延展的部分就变得很多。

我一直没觉得一坐一忘只是一个餐饮品牌,产品是餐饮,但它可以表达的部分很多很多。所以我就把它当成一个品牌去做,变得更轻盈、更自然。

因为餐桌其实是一个最小单位的在地表达,通过餐桌可以链接各行各业、各个地方的人。所以不要先给自己或者是品牌设限,其实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的市场,是需要验证的,是需要反馈的,所以我们可以去不停地尝试,说不准哪一个点就是大家感兴趣的,也能激发你品牌有新的生长。

 Q:明星和公众人物带来的流量,对品牌有什么帮助?为什么获得大流量后仍然很克制?

耶伦到访时,我们推了一个“先菌子后小人”。当时云南人会因为吃菌子致幻这个话题本身就有话题,然后见手青就是必须高温烹熟以后才是非常安全的,那又因为耶伦他点了四盘见手青,我们就调侃了一下,这个梗也引发了大家的共鸣。

其实李哥他特别擅长利用互联网的信息去做引流。我没加入之前就听说过,他做的引流动作对「一坐一忘」有很大的帮助。包括耶伦到斯塔默到卡戴珊,当然我们运气很好,另外一个就觉得要拥抱流量,也是当下品牌应该做的一些事情。

你可以引流,但你不能不考虑自己的运营能力。因为餐饮的产品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全部非预制,厨房团队也很庞大,但产能仍然有限。太大的流量,我们无法接待。所以只要承接你能力范围内的就很好了,保证给客人提供好的体验。

所以我们尽可能是从声量上去做事件性的传播,不强求流量有多大,去保持门店相对舒适和健康的状态。这很重要,不然出餐太快或者太慢,都会影响品质,会伤害到客人的体验。

现在很多流量品牌,可能会把预算用在社媒渠道上的营销投放,但是我们可能就会挪去做杂志。我们也都认为,品牌要多做自己的内容,或者跟有共同审美的品牌做互动。

 Q:如何做到把内容渗透到餐饮各环节?怎么让自己能持续做很好的内容表达?

产品力一定是基准线,菜要足够好吃,食材要足够干净,供应链要够完整。把产品至少做到70 分,然后再做内容表达才能够落地,否则很容易翻车。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去拥抱新的玩法和新的表达形式,去共创一个空间。

因为在餐厅,餐桌是一个媒介,但是空间也很重要。你在这个空间里看到的、体验到的、吃到的,所有的五感的体验,都需要去构建和表达。以前做餐饮可能只需要菜好吃这一个点能打动客人,但现在很卷,需要很多维度。不止菜要好吃,内容还要够有趣,空间要够漂亮有态度,这是市场反推给你的要求,那你就按着这种要求去发展自己,取长补短,站在消费者的视角上去看他们需要什么。

到现在我加入「一坐一忘」11年了,也怕时间久了会产生经验主义的惯性,所以我一直希望自己跳出角色、跳出这个体系去做一些差异性大的事情。比如我们选一些非餐饮行业类的联动,接触新的东西来打破自己的认知边界或者信息茧房。

在「一坐一忘」,我没有把这里当成一个工作,其实会觉得这是我的一份事业。它跟我的生活、我这个人的成长,裹在一起了。这个情感浓度会很深,有成就感,有反思,有滋养。

现在AI盛行的那部分,我觉得可能是大资本的游戏。剩下的跟个体有关的、关注自己身边事情的空间好像越来越小了。但是,这些小空间难道不是作为一个人最本质的需求吗?

当这样的空间被挤压了以后,就显得更珍贵了。我们需要去做这些事情,去提供更多的好的空间,在做的同时表达出来。我们就是去关注一餐饭,关注身边的人。所以,欢迎大家来「一坐一忘」,坐下来,忘掉烦恼,开心生活。

本文为混沌在线周六课程的笔记。想获取最新、最全、最具现场感的学习内容,欢迎锁定每周六的直播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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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菜顶流”一坐一忘的20年

2026年11月13日 18:01

原创 混的Z 2026-11-13 18:01 北京

因“外交热搜”出圈?长期经营不是只靠流量

2026年,云南菜彻底火出圈了,而其中的顶流餐厅当属「一坐一忘」。

从2023年时任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到今年1月的英国首相斯塔默、9月的卡戴珊家族,「一坐一忘」三次因为“自带流量的客人”登上热搜,云南菜也因此被更多人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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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流量也变成了实打实的生意:在“耶伦事件”期间,门店做出了300万的最高业绩,此后整体上了一个台阶,业绩稳定在200万左右。

现在,「一坐一忘」已经在9个城市共开出14家门店。

最新一期混沌在线课程,我们邀请「一坐一忘」创始人李刚、品牌负责人未央,拆解“泼天流量”背后的经营逻辑:流量不是撞来的,而是把自己的商业生态做扎实之后的必然结果。

以及:一家餐厅,为什么能把一份个人的喜好,做成经营二十年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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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看似冲动的选址,却在将来成为了超级流量

「一坐一忘」的第一家门店,在北京三里屯北小街。2006年,李刚把店铺选在这里时,这里基本没什么商铺,周围都是使馆,晚上也很黑。

当时的一楼入口是一个矮小门洞,沿着木楼梯往上到三楼,才会突然出现一个500平的大空间。两边窗外开着紫色槐花,让他觉得“就是这里了”,看场地的第二天就交了定金。

20年过去了,这家店也从三楼扩到了二楼和一楼,他说:可能房东也没想到我们能做这么久。

为什么我要从这家店讲起?我想说的是,它的位置在“使馆区”。正是当年这个被评价为“不成熟的选址”,给「一坐一忘」带来了“国际政要打卡云南菜”的超级流量。

各个国家的驻华大使和工作人员,是「一坐一忘」三里屯店的常客,他们信任和喜欢这里的云南菜。耶伦和斯塔默之所以会选择尝试「一坐一忘」,就是因为使馆人员的推荐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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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面对这样的好机会,「一坐一忘」首先想到的是,他们是客人,先保证客人的现场体验是好的;然后再尽量争取去做恰到好处的表达和传播。因为只有你给了客人好的体验,你才会被客人推荐。

事实也证明如此。比如,斯塔默和「一坐一忘」团队的大合影,是斯塔默主动提出的,「一坐一忘」最开始收到的要求是不允许有照片流出。

那么「一坐一忘」所做的恰到好处的表达和传播具体指什么?是耶伦同款菜品的“财神套餐”,是斯塔默同款菜品的“提前过个年套餐”,是从消费者的角度去符合现实语境的、有利于情感连接的新颖表达,实现引流。

“卡戴珊事件”却是「一坐一忘」主动争取来的。李刚提前两天突然接到了朋友的消息,「一坐一忘」是餐厅选择之一。他迅速敲定“能干”,迅速看场地、隔出后门通道、取消当日对外营业,速度快过了其他餐厅。这才有了卡戴珊家族同款菜品的“显化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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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面对大流量,「一坐一忘」有一个原则:只承接团队能力之内的流量,多了的不要。这是李刚曾经“交学费”换来的深刻教训。

订单流水7000元,最后只收回来700元

李刚创业做餐厅,是为了自己的“云南梦”。

1993年,学艺术专业的他去到了云南采风,自此就爱上了云南,想要未来做一件和云南有关的事,但没有方向。后来,他在企业做品牌传播相关的工作,对创业方向也有了更成熟、务实的思考,从“文化艺术”变成了“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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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04年,李刚下定决心,瞒着家里辞职,和几位朋友开了第一家餐厅“回到丽江”。他拿出自己所有的经验:

餐厅装修的第三天,“北京第一家丽江主题餐厅”的大广告牌就挂上了;开业前15天,拿着设计精美的品牌手册和折扣券,在周边大学、商场和小区把“地推”做透了。

于是,开业第一天,餐厅人流就“爆”了。当天中午的订单金额超过7000元,但最终实际收款却只有700多元。因为厨房和运营团队根本接不住这么多人,菜迟迟上不来,客人们拍着桌子离开。

第二天,他关掉二楼的包房,只开放大厅,但仍然应付不过来。试过重新去找更匹配的团队,但没能成功。15天后,客流消失,餐厅的生意也冷了下来。

李刚在混沌课程里说:我把我擅长做的事情就发挥到了极致,但是我不懂厨房、不懂运营。所以你该交的学费一定要交的,尽管你做了再长期的准备。

经历了大概10个月的低谷期,李刚抓住早期互联网订餐的机会,主动合作新渠道,餐厅重新火了起来。但生意变好以后,最深层的问题出现了:合伙人更关心投资回报,他坚持投入去做更好的云南表达。

于是,李刚在2006年独立创办了「一坐一忘」。在餐饮浪潮的起起落落中,在混乱的竞争中,它坚持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云南,保持品牌主体性。

所以,大量靠装修打卡、流量营销的网红餐饮品牌骤然爆红但又快速陨落,生命周期普遍只有两到三年,「一坐一忘」却能成功穿越周期,拥有一套涵盖产品、组织、审美、品牌的完整经营体系。

而这套体系的壁垒,是从连续二十年去云南的“采风”行动中生长出来的。

那些不赚钱的投入,长成了品牌最深的壁垒

「一坐一忘」的每一次采风,都是一次产品研发的过程。刚开始,只有李刚带着厨师长去云南看食材,做菜品研发。

正因为云南四季变化丰富,在常规菜单之外,李刚提出了「四季菜单」的概念,每年结合应时的食材来更新菜单。更因为云南的广阔多彩,「一坐一忘」至今还在研发新品。主厨团队也因此变得像一支“创作者”队伍,把餐桌作为想象和表达的出口。

规模变大之后,品牌部等更多团队人员也参与到了采风行动中。甚至后来,艺术家、媒体人、美食家、陶瓷艺术家等外部行业的人也一起同行。

每一次行程,内外团队互相交流学习,同时一起去探索云南、认识云南在地艺术家,做餐桌活动。「一坐一忘」的审美和表达,也因此拥有了一种“既持续生长、又保持一致”的独特状态。

所有的采风行动,最后还变成了一本原创杂志。他们把云南的故事记录下来,放在门店免费取阅,跟喜欢「一坐一忘」的人去做分享。反馈越来越好,内容也越来越成熟,甚至已经能够独立对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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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实,这些行为起初在团队内部被认为是“不务正业”。财务觉得这份批款转化很低,云南籍的同事认为“家门口的山和村子没什么值得拍的”。

「一坐一忘」品牌负责人未央在混沌课程中给出的理解是:“这就是创始人的基因渗透在了整个品牌里,他20年来一直在做他认为对的选择,所以造就了现在的「一坐一忘」。他的这些发心,大家其实都认可,虽然实践中会难一些,但也在大胆去尝试。”

“我也没觉得「一坐一忘」只是一个餐饮品牌,它的核心产品是餐饮,但品牌能够传递的价值远不止餐饮。所以产品是基准线,必须在70分以上;在这基础上,去做内容。”

穿越周期的关键,是让品牌持续生长

2019年初,「一坐一忘」决定更换整套品牌视觉。李刚自己手写的LOGO,变成了更适合在其他场景中延展运营的专业设计。

现在看来,这次“换标如换刀”的决定,确实做对了:品牌变得更年轻、更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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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一坐一忘」“花了大钱”请顶级设计师做完VI后,紧接着迎来的不是增长,而是所有餐饮行业的一次困境——疫情时期。李刚因此重新回到一线。

李刚在混沌课程中坦白,曾经有一段时间他“躲”在了后面,因为“爱玩的天性”,所以很多决策和工作都交给了总经理。

重回一线后,李刚面临的是现金流吃紧、员工陷入迷茫的重大危机,于是他与核心团队开了个会:所有门店都停摆了,那么先关哪家店、再关哪家店?把关店顺序排好、把账算清楚,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至少有一家店能保住”,「一坐一忘」还会在。

把最坏的结果想清楚后,所有人放下恐惧,积极行动。当时上海两家门店近百人的团队,在最困难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离开。

除了做外卖,「一坐一忘」还与供应商一起三里屯街边做“菜场市集”。蔬菜、水果、干货、鲜花……摊位越摆越长,逐渐成为一道风景线,也获得了媒体报道,被更多人看到了这场“抱团取暖”的行动。

2020年3月,「一坐一忘」与供应云南食材的供货商在街边摆出小市集。图源:凤凰网

「一坐一忘」的这些故事,注定它不能被简单归为一个“好看、好拍”的餐厅品牌。它更像一场长期实验:一个创始人的热爱,如何穿过成本、效率、组织和规模,最后沉淀为企业共同的判断?

最新一期混沌课程,我们邀请「一坐一忘」创始人李刚和品牌负责人未央,从两个视角去讲述这二十年的真实经营。

  • 坚持使用大量云南籍员工的背后,服务培训到底有多难?

  • 为什么宁愿慢一点,也坚持从内部员工中培养店长和厨师长?

  • 为了使用500元一套的美丽餐具而增加两个洗碗工,当审美与成本正面碰撞,创始人、运营和财务怎么做决定?

... ...

这堂课不只是讲一家餐厅怎么做品牌,它还想回答一个许多创业者都会遇到的问题:当你真的喜欢一件事,怎样让这份喜欢不被商业磨掉,又不让它只停留在自我感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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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菜顶流”一坐一忘的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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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混的Z 2026-11-12 18:00 北京

因“外交热搜”出圈?长期经营不是只靠流量

2026年,云南菜彻底火出圈了,而其中的顶流餐厅当属「一坐一忘」。

从2023年时任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到今年1月的英国首相斯塔默、9月的卡戴珊家族,「一坐一忘」三次因为“自带流量的客人”登上热搜,云南菜也因此被更多人看见。

这些流量也变成了实打实的生意:在“耶伦事件”期间,门店做出了300万的最高业绩,此后整体上了一个台阶,业绩稳定在200万左右。现在,「一坐一忘」已经在9个城市共开出14家门店。

最新一期混沌在线课程,我们邀请「一坐一忘」创始人李刚、品牌负责人未央,拆解“泼天流量”背后的经营逻辑:流量不是撞来的,而是把自己的商业生态做扎实之后的必然结果。

以及:一家餐厅,为什么能把一份个人的喜好,做成经营二十年的事业?

(文末海报扫码,预约在混沌APP看课)

一次看似冲动的选址,却在将来成为了超级流量

「一坐一忘」的第一家门店,在北京三里屯北小街。2006年,李刚把店铺选在这里时,这里基本没什么商铺,周围都是使馆,晚上也很黑。

当时的一楼入口是一个矮小门洞,沿着木楼梯往上到三楼,才会突然出现一个500平的大空间。两边窗外开着紫色槐花,让他觉得“就是这里了”,看场地的第二天就交了定金。

20年过去了,这家店也从三楼扩到了二楼和一楼,他说:可能房东也没想到我们能做这么久。

为什么我要从这家店讲起?我想说的是,它的位置在“使馆区”。正是当年这个被评价为“不成熟的选址”,给「一坐一忘」带来了“国际政要打卡云南菜”的超级流量。

各个国家的驻华大使和工作人员,是「一坐一忘」三里屯店的常客,他们信任和喜欢这里的云南菜。耶伦和斯塔默之所以会选择尝试「一坐一忘」,就是因为使馆人员的推荐和安排。

而面对这样的好机会,「一坐一忘」首先想到的是,他们是客人,先保证客人的现场体验是好的;然后再尽量争取去做恰到好处的表达和传播。因为只有你给了客人好的体验,你才会被客人推荐。

事实也证明如此。比如,斯塔默和「一坐一忘」团队的大合影,是斯塔默主动提出的,「一坐一忘」最开始收到的要求是不允许有照片流出。

那么「一坐一忘」所做的恰到好处的表达和传播具体指什么?是耶伦同款菜品的“财神套餐”,是斯塔默同款菜品的“提前过个年套餐”,是从消费者的角度去符合现实语境的、有利于情感连接的新颖表达,实现引流。

“卡戴珊事件”却是「一坐一忘」主动争取来的。李刚提前两天突然接到了朋友的消息,「一坐一忘」是餐厅选择之一。他迅速敲定“能干”,迅速看场地、隔出后门通道、取消当日对外营业,速度快过了其他餐厅。这才有了卡戴珊家族同款菜品的“显化套餐”。

但是,面对大流量,「一坐一忘」有一个原则:只承接团队能力之内的流量,多了的不要。这是李刚曾经“交学费”换来的深刻教训。

订单流水7000元,最后只收回来700元

李刚创业做餐厅,是为了自己的“云南梦”。

1993年,学艺术专业的他去到了云南采风,自此就爱上了云南,想要未来做一件和云南有关的事,但没有方向。后来,他在企业做品牌传播相关的工作,对创业方向也有了更成熟、务实的思考,从“文化艺术”变成了“餐饮”。

直到2004年,李刚下定决心,瞒着家里辞职,和几位朋友开了第一家餐厅“回到丽江”。

他拿出自己所有的经验:餐厅装修的第三天,“北京第一家丽江主题餐厅”的大广告牌就挂上了;开业前15天,拿着设计精美的品牌手册和折扣券,在周边大学、商场和小区把“地推”做透了。

于是,开业第一天,餐厅人流就“爆”了。当天中午的订单金额超过7000元,但最终实际收款却只有700多元。因为厨房和运营团队根本接不住这么多人,菜迟迟上不来,客人们拍着桌子离开。

第二天,他关掉二楼的包房,只开放大厅,但仍然应付不过来。试过重新去找更匹配的团队,但没能成功。15天后,客流消失,餐厅的生意也冷了下来。

李刚在混沌课程里说:我把我擅长做的事情就发挥到了极致,但是我不懂厨房、不懂运营。所以你该交的学费一定要交的,尽管你做了再长期的准备。

经历了大概10个月的低谷期,李刚抓住早期互联网订餐的机会,主动合作新渠道,餐厅重新火了起来。但生意变好以后,最深层的问题出现了:合伙人更关心投资回报,他坚持投入去做更好的云南表达。

于是,李刚在2006年独立创办了「一坐一忘」。在餐饮浪潮的起起落落中,在混乱的竞争中,它坚持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云南,保持品牌主体性。

所以,大量靠装修打卡、流量营销的网红餐饮品牌骤然爆红但又快速陨落,生命周期普遍只有两到三年,「一坐一忘」却能成功穿越周期,拥有一套涵盖产品、组织、审美、品牌的完整经营体系。

而这套体系的壁垒,是从连续二十年去云南的“采风”行动中生长出来的。

那些不赚钱的投入,长成了品牌最深的壁垒

「一坐一忘」的每一次采风,都是一次产品研发的过程。刚开始,只有李刚带着厨师长去云南看食材,做菜品研发。

正因为云南四季变化丰富,在常规菜单之外,李刚提出了「四季菜单」的概念,每年结合应时的食材来更新菜单。更因为云南的广阔多彩,「一坐一忘」至今还在研发新品。主厨团队也因此变得像一支“创作者”队伍,把餐桌作为想象和表达的出口。

规模变大之后,品牌部等更多团队人员也参与到了采风行动中。甚至后来,艺术家、媒体人、美食家、陶瓷艺术家等外部行业的人也一起同行。

每一次行程,内外团队互相交流学习,同时一起去探索云南、认识云南在地艺术家,做餐桌活动。「一坐一忘」的审美和表达,也因此拥有了一种“既持续生长、又保持一致”的独特状态。

所有的采风行动,最后还变成了一本原创杂志。他们把云南的故事记录下来,放在门店免费取阅,跟喜欢「一坐一忘」的人去做分享。反馈越来越好,内容也越来越成熟,甚至已经能够独立对外合作。

但其实,这些行为起初在团队内部被认为是“不务正业”。财务觉得这份批款转化很低,云南籍的同事认为“家门口的山和村子没什么值得拍的”。

「一坐一忘」品牌负责人未央在混沌课程中给出的理解是:“这就是创始人的基因渗透在了整个品牌里,他20年来一直在做他认为对的选择,所以造就了现在的「一坐一忘」。他的这些发心,大家其实都认可,虽然实践中会难一些,但也在大胆去尝试。”

“我也没觉得「一坐一忘」只是一个餐饮品牌,它的核心产品是餐饮,但品牌能够传递的价值远不止餐饮。所以产品是基准线,必须在70分以上;在这基础上,去做内容。”

穿越周期的关键,是让品牌持续生长

2019年初,「一坐一忘」决定更换整套品牌视觉。李刚自己手写的LOGO,变成了更适合在其他场景中延展运营的专业设计。

现在看来,这次“换标如换刀”的决定,确实做对了:品牌变得更年轻、更有生命力。

但是,在「一坐一忘」“花了大钱”请顶级设计师做完VI后,紧接着迎来的不是增长,而是所有餐饮行业的一次困境——疫情时期。李刚因此重新回到一线。

李刚在混沌课程中坦白,曾经有一段时间他“躲”在了后面,因为“爱玩的天性”,所以很多决策和工作都交给了总经理。

重回一线后,李刚面临的是现金流吃紧、员工陷入迷茫的重大危机,于是他与核心团队开了个会:所有门店都停摆了,那么先关哪家店、再关哪家店?把关店顺序排好、把账算清楚,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至少有一家店能保住”,「一坐一忘」还会在。

把最坏的结果想清楚后,所有人放下恐惧,积极行动。当时上海两家门店近百人的团队,在最困难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离开。

除了做外卖,「一坐一忘」还与供应商一起三里屯街边做“菜场市集”。蔬菜、水果、干货、鲜花……摊位越摆越长,逐渐成为一道风景线,也获得了媒体报道,被更多人看到了这场“抱团取暖”的行动。

2020年3月,「一坐一忘」与供应云南食材的供货商在街边摆出小市集。图源:凤凰网

「一坐一忘」的这些故事,注定它不能被简单归为一个“好看、好拍”的餐厅品牌。它更像一场长期实验:一个创始人的热爱,如何穿过成本、效率、组织和规模,最后沉淀为企业共同的判断?

最新一期混沌课程,我们邀请「一坐一忘」创始人李刚和品牌负责人未央,从两个视角去讲述这二十年的真实经营。

  • 坚持使用大量云南籍员工的背后,服务培训到底有多难?

  • 为什么宁愿慢一点,也坚持从内部员工中培养店长和厨师长?

  • 为了使用500元一套的美丽餐具而增加两个洗碗工,当审美与成本正面碰撞,创始人、运营和财务怎么做决定?

... ...

这堂课不只是讲一家餐厅怎么做品牌,它还想回答一个许多创业者都会遇到的问题:当你真的喜欢一件事,怎样让这份喜欢不被商业磨掉,又不让它只停留在自我感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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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充:创业成功不是靠竞争,而是靠“不竞争”

2026年11月11日 18:05

原创 混沌学园 2026-11-11 18:05 北京

未来的人就是One Person Team(一人团队)

AI真正改变企业的,只是效率吗?

在像素绽放PixelBloom创始人&CEO、混沌学园6期校友赵充看来,当AI从工具变成员工,改变的不只是完成一份方案的速度,更是岗位边界和组织规模:

过去需要五六个人、四五天完成的工作,如今可以在一小时内交付;未来,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一人团队”。

本期《混沌校友Talk》,听赵充分享AiPPT.com背后的机会判断,以及AI如何重新定义企业的增长方式、岗位分工与组织形态。

《混沌校友Talk》06期

赵充

像素绽放PixelBloom创始人&CEO

混沌学园6期校友

以下为视频内容的文字转录精编:

创业不是靠竞争,而是靠不竞争

AiPPT.com这个事儿如果不是三年前干,如果放在今年干,就未必能做成,其实还是“天时地利”是最重要的,然后才是团队努力的部分。

AiPPT.com是怎么涨起来的?其实有主动规划的因素,但更多的其实是个意外。我们先做了一年,把PPT编辑器做出来了,然后2023年偶然遇到了AI,所以在这个PPT编辑器上加AI。

我们就相当于有一年的先发的优势,那一年几乎无竞争。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有主动规划,但更多是运气。我也不能把它归因成是团队有多厉害,这显然肯定不是。

你的工作成果是需要一个PPT来呈现的,但是做PPT又非常费时间,那AI其实就解决这个问题,本来一小时的工作可能变成五分钟。所以按照混沌的理论就是,因为技术的迭代,它的需求供给十倍好,就是一个十倍好的供给跟十倍强的需求一起出来的一个价值网。

供给侧其实就是PPT可以用AI重新再做一遍,然后需求侧是一直存在的,但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供给之后,需求变强了,然后用“单点”把这两个连起来。相当于AI是技术的供给,然后PPT是一个很久以来的需求,然后连起来,这个单点就是AIPPT。

所有的业务都是靠不竞争,而不是靠竞争。在那个时间窗口期,“无竞争”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所以就有点“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感觉,我们要挑那些我能做到但是大厂看不上的赛道。这可能是中型公司要选择的市场机会。

有AI后,未来组织会变得很小

小方同学(Fangan.com)这个产品和应用场景,其实是我团队推动的,不是我主动立项的。不是Top Down,而是Bottom Up的一个项目。

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蒙牛给我一个需求,我的客户总监去听需求,听完需求之后要把需求拆卸给五六个小伙伴,然后还需要开通头脑风暴会,大概要四五天的时间这个方案才能合成一个PPT,然后下周去提案比稿,成功率很少超过百分之五十。那有了AI之后就不一样了,它变成了:上午客户总监听需求,下午一小时方案就写好了,当天就给客户交活了。

这是已经能实现的东西。工具,是还需要人去使用才可能提效多少倍的,然后小方同学其实就是一个AI员工。我们公司现在不招策划经理岗位了,核心就这几个策划总监,然后配合各个行业的“小方”,就直接出方案。

所以我期待的是,比如一个600人的团队,能变成50人,但是依然能做之前600人的事情。未来的人就是One Person Team(一人团队),每个人必须是一个Team才在市场上有竞争力。所以我们的设计总监变成了一个内容营销的负责人,他要解决各个平台的内容生产、各平台内容分发,再到最后交付结果、交付业绩。

你能跟你的上下游去做沟通,就是你的上下文比别人多,然后你过去的经验比别人多,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些上下文变成了你的审美,这就是你的价值和意义了。

未来大量都是One Person Team,就是一个有经验的“老登”带着一个做客户沟通的助理,以及十个AI,会是这样一个形态。所以我觉得未来组织会变得很小,不只是营销行业,所有行业的组织会变得很小。

企业做AI先增收,再谈降本

我们内部的具体工作法是,把每一个岗位的工作流程拆出来,然后看哪部分能被AI提效百分之多少,必须量化出时间。比如说“跟客户的交互”取代不掉,但是“写方案”就可能要从三天变成一小时。

然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小方同学或者AiPPT.com对我们来说不是提效的,而是增收的。小方同学或者我们的媒介经理小K同学(KolClaw.cn),一开始在我们内部是一个降本的事情,我们通过AI降本可能替代一百个人两百个人。然后很快它就又变成增收的东西,因为它又是我们的产品,可以卖给其他的公司。

我个人有一个“二维建模”方法,找到先做哪个、后做哪个。纵轴是AI交付的成熟度,分为成熟的、不成熟的,横轴是业务价值,分为增收、降本。优先级最高的肯定是AI技术成熟度高又能增收的,其次是AI技术成熟度高、降本,按这个模型顺序去做就好了。

我们肯定是先做增收的,因为降本是有限的。比如公司一年可能大概花一个亿,降也就降五千万,但增收可能一个品就一个亿。

但是,很多传统型企业也不用很焦虑,因为AI就是你的提效的一部分,你不要预期很高,因为你更多的是那种物理的交付。所以我觉得完全不用焦虑,不是必须要做AI Native(AI原生),只要AI能驱动你的效率提升就可以了。

在混沌,把创新变成组织共同语言

混沌有一套课程体系,这是最大的不一样。然后还有很多助教老师陪着我们一起去写作业,会逼着你真的会了,然后放在你自己的公司上。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不同。混沌的老师服务是很重的,甚至会入企帮你把这套方法论放在你的公司内。

混沌的核心是讲创新的方法,这是善友教授主讲的。这套方法也是我一直在用的,“二维建模”“价值网”等等,这些其实就变成我们公司内部核心团队沟通的一个语言了。它是很容易落地的,它不是那种很虚的一个东西。关于创新的方法论,我觉得混沌的讲得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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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赵充创立像素绽放PixelBloom,专注于AI应用孵化,其中最为大众熟知的是AiPPT.com,现在在全球拥有3000多万的用户。此外,像素绽放PixelBloom在文生图表、数据生图表、音视频转录领域也多有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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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公司藏着穿越地产周期的秘密

2026年11月9日 18:40

原创 混的Z 2026-11-09 18:40 北京

三者咬合,构成一个价值观长成生产力的路径

据深圳市发改委2025年引述的数据,中国民营企业平均存续期约3.7年。

链家,已经活了25年。

2018年,链家创始人左晖在混沌授课时说:“在这个世界上,对的事情其实并不是很多,但是对的事情都比较难。所以,越是碰到容易的事情,越是看起来像捷径的事情,我们就越是比较回避。”

2021年,混沌创办人李善友教授致敬左晖时曾说:“他提供了教科书般的第二曲线创新案例——从链家到贝壳,从垂直到平台,从C端到B端,实现了一种完全不可能的跃迁。”

五年过去,贝壳把边界从房产交易延伸到居住服务。2025年,净收入946亿元,非房产交易业务收入占比41%,租赁业务首次全年盈利。 

一家公司凭什么能穿越周期?

贝壳联合创始人、贝壳董事长兼CEO彭永东的答案是“三大法宝”:客户思维、集体奋斗、科学管理。“我们何其幸运,在很早的时候就拥有了这三个思想财富。”

如果只把它当成三条经验,就浪费了这个案例。混沌关心的不是“它做对了什么”,而是这三条经验背后,有没有一个可以被抽象出来、迁移到其他组织的结构。

我们的读法是:三大法宝不是三个并列的答案,而是一个“一战略”的三段展开——先定义“什么是对的”,再回答“靠谁做对”,最后解决“怎么持续做对”。

对客户好,定义什么是“一”

混沌讲“一战略”,第一个问题是:你的“一”是什么?链家的回答不是“做中介”,而是“做一门建立信任连接的生意”。

2001年11月12日,链家·宝业成立,总部位于北京安外大街10号。

这个“一”在2004年被第一次检验:全行业吃差价,链家提出不吃差价、签三方约、实价报盘。代价是竞争对手打出“不收中介费”,链家流失大量客户,大批经纪人离职,进入第一次无回报期。

2011年“真房源”是第二次检验。“同一套房子,你挂100万,人家挂80万,客户为什么给你打电话?”推出后电话量掉50%,业务连续下滑,80%经纪人出走。三个月后,委托量才大幅回升。

左晖的底层逻辑是:“客户比你想象的要聪明得多,好的东西谁都会认。”这句话翻译成混沌的语言:“一”不是创始人拍脑袋的信条,而是客户价值与商业价值之间的那个收敛点。

客户思维的本质,是敢于用一个短期看起来吃亏的标准,去倒逼组织建设长期能力。

这个“一”后来被延伸到除交易之外的“两翼”业务:家装做一站式全案整装,租赁把服务从房源匹配延伸到租前验房、租后维修。从买卖一套房,到租好、装好、住好一个家,“一”没有变,变的是它覆盖的场景。

集体奋斗,找到击穿点

“一”定义了方向,下一个问题是:靠谁去做?

房产经纪行业的传统分配是零和博弈:谁最后签单,谁拿业绩。经纪人互不信任、抢单、私藏房源。左晖说:“我们做的其实是个价值观的生意。第一个关键词是合作,第二个关键词是品质。合作会带来效率的提高,品质会带来正的循环。”

2016年正式提出的ACN(Agent Cooperation Network,经纪人合作网络),是把这句话翻译成一套可运转的制度:一笔交易拆成房源录入、维护、实勘、钥匙保管、客源转介绍、成交等角色,系统按角色和贡献自动分配业绩。

一张业务单由多个经纪人合作完成,合作人数越高,经纪人业务机会越多,收入越高,越愿意留下来。过去行业经纪人人均从业时间约7个月,链家改变了这个数字。

贝壳 ACN 模式下,交易为10个环节,多方经纪人按贡献参与度获得佣金分成。 图源:西南证券

这就是混沌讲的“击穿点”:不是喊“大家要合作”,而是设计一套让协作比单干更赚钱的利益机制。价值观要成为集体行为,必须进入分配环节。2018年,ACN开放给整个行业,链家生长为贝壳。

2025年,这套逻辑从经纪人之间扩展到平台与门店之间:“助力门店发展战略”把业绩表现与服务品质共同纳入门店积分制,权益值可抵扣平台费。

“大家都是不太聪明的平凡人,只有互相帮助才能走下去。”集体奋斗不是要求奉献,是建立一套“利他也利己”的制度设计,持续提升服务品质和效率。

科学管理,

让“正确”可被定义、可被复制

方向有了,人有了,最后一层结构是:怎么让“正确”不依赖某个人的经验? 

“真房源”之所以能成为现实,底层是累计投入数亿元的“楼盘字典”:经纪人和普查员把地址拆成七级,给每套房编出“身份证号码”,整理几百个描述维度。

2008年,链家引入IBM咨询建设SE系统,把经纪人从委托到签约的工作流程拆成六个阶段,每个动作可记录、可追溯、可考核。这套系统正是ACN的底层基础。

左晖说,链家的竞争力是“建立在统一的语言和管理逻辑下的专业管理”。翻译成混沌的语言就是:科学管理是把“一”从创始人的认知,沉淀为组织的操作系统。

当组织变大,正确的意图容易在传递中走样;当业务变复杂,大家对正确的理解各不相同。只有把动作拆成标准节点,才能让“正确”可核验、可协作、可复用。

这里面最难的是“法宝”的迁移。

举例来说,家装业务的标准化难度远高于房产交易——超过50个工序、80个验收项目,可变量是交易的数倍。

2020年,贝壳在北京推出自营家装品牌被窝整装。

贝壳的做法是把施工流程拆成可核验的节点:53项标准施工流程、7大节点验收,从水电点位核对到防水闭水试验,每一步都有明确的验收标准。贝壳面向服务者的培训机构花桥学堂,则同步推出面向工程经理课程,让工程经理从“凭经验管工地”转向“按标准管系统”。

科学管理的本质没有变:把依赖个人经验的动作,沉淀成可核验、可复制、可追责的节点。

“三大法宝”之间,有没有拉扯?

到这里,“三大法宝”看起来是一个完美的三段论。但混沌还是要追问:它们之间会不会打架?

客户思维要求慢——真房源宁可电话量掉50%也不妥协;科学管理要求效率——流程、指标、考核;集体奋斗要求分权——让一线按角色分配业绩。

这三者在什么条件下会冲突?企业怎么处理?

一个可观察的答案是:用“一”来裁决。 当效率与品质冲突时,品质优先;当流程与一线判断冲突时,让管理者上一线;当分配机制与协作冲突时,改机制而不是改口号。

2026年全员信里,彭永东说过去贝壳擅长经营“万房万客万人”,未来要服务好“一房、一客、一人”。这句话本身就是“三大法宝”在新规模下的一次重新校准。

贝壳2021年底正式推出贝壳租房,主打机构化、标准化、规范化的租住服务。2022年,其轻托管模式代表产品省心租在多个城市上线。

结语

善友教授讲左晖,落点是“认知型创业者”和“一战略”。彭永东的“三大法宝”,可以看作这套“一战略”在贝壳新阶段的表达:客户思维回答“什么是‘一’”,集体奋斗回答“靠谁击穿”,科学管理回答“怎么把击穿变成可复制的操作系统”。

三者咬合,构成一个价值观长成生产力的路径。但这条路径不是没有代价的:两次经纪人离职潮、电话量掉50%、四年才盈利的租赁业务……价值观成为生产力,从来不是因为它正确,而是因为它在付出代价之后,仍然被坚持,并且被翻译成了机制。

这才是,“做难而正确的事” 在组织层面的真正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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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飙:AI像「黑箱」, 人类如何思议“不可思议”

2026年11月7日 18:00

混沌学园 2026-11-07 18:00 北京

AI是人类创造的,但为什么我们会恐惧AI的“不可控”和“不可知”?

10月21日,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项飙在“2026可持续全球领导者大会”现场发言。他提出了两个理解AI的概念,「断裂」和「捕获」,rupture and capture。

然后对每一个普通人的建议是,我们需要重新夯实自己的具体生活,以此回应AI时代的不确定性。

“无论AI最终会发展成什么样,无论它将如何影响我们的社会,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起相对稳定、真实而具体的生活关系,我们就至少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应对它的阵地。”

现场,项飙还与英国人类学家、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终身院士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围绕“AI与人性未来”展开了一场对话。

(以下是对演讲及对话内容的精编整理,非逐字实录,值得反复阅读。)

我们为什么如此恐惧AI?

从今年6月开始,我觉得我们全世界的AI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一个充满警告、忧虑与恐慌的阶段。

比如Hugging Face的事件(OpenAI的Agent对Hugging Face发动了持续数天的自主攻击);在那之后,是Anthropic几次在没有获得同意的情况下对网站信息的搜索,特别是对一些比较敏感的部门网站信息的自行截取;还有比尔·盖茨发的长文警告(AI第一次拥有了取代人类认知能力的可能),以及其他一些“业界大佬”的警告。

AI为什么会引起如此特殊的恐慌?除了这几个具体的事件和技术上的原因,一个很普遍的解释是:我们之所以恐惧AI,是因为我们无法真正理解它。

AI几乎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它怎么会产生这些它自己给自己发出的指令?它为什么做出这些决定?它为什么会跳出沙盘?它为什么会跟其他电脑的AI智能体形成一个联合?我们不知道、不理解它的内在运作机制,这种未知让我们觉得非常恐慌。

然而,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到整个人类历史中,就会发现:人类其实始终生活在不可知之中。几百万年来,我们就是在各种各样的不知道和不确定过程当中生存下来的。

我们曾经不知道为什么会电闪雷鸣,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自然灾害。即使到了今天,我们对自己的大脑、身体,以及许多自然现象,也远远谈不上完全理解。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与它们共同生活。

那为什么对AI的不知道,会形成这么一种存在性的焦虑?

更有意思的是,AI的缘起,它所依赖的语言、知识和信息,都是人类创造的结果。没有我们提供的数据、知识和文化材料,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AI。

所以,AI无非是我们人类已有智慧、知识和信息的一个结合体,它是把大量人类已经创造出来的语言综合在一起,分类了一下,再还给你。

为什么当我们看到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时,反而会感到如此陌生,甚至恐惧?

这就涉及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与自己创造、却又无法完全理解的事物相处?

其实我们有大量的社会现象都是人创造的,同时也是我们不能完全理解的。一个最直接的例子是「语言」。

语言当然是人创造的,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真正地理解语言作为一个整体究竟是如何运作的。比如中文这一种语言,难道我能够完全理解中文的历史演进吗?我在多大程度上对它有总体的理解?其实是没有的。更不用说世界上还存在如此多不同的语言。

因此,从整体上讲,语言本身就是一种人类创造、却无法被人类完全理解的存在。但是,我们不仅不会害怕语言,反而还会觉得语言是非常亲切的,我们用语言表达爱、表达恨。

那么,为什么AI给我们的感觉如此不同?

是否有这样一种可能——其实AI没有什么特殊的,问题并不完全在于AI本身,而是我们好像丧失了与“不可知”共存的能力,我们丧失了去思考“不可思议”的能力?

所以,如果把AI的大语言和自然语言进行比较的话,我们对AI的恐惧究竟是有一定的根据、有道理的?还是说只是我们心理上好像比较“过敏”?

我自己的理解是,其实AI的挑战是很真实的。尽管它看起来跟自然语言很像,但是它至少有两个机制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断裂」和「捕获」,rupture and capture。

rupture「断裂」,指的是意义与经验之间的断裂,或者是总体性理解与集体性行动之间的断裂。

虽然我们不能够对自然语言的一个总体形成理解,但是语言在它发挥作用的时候,是不断地要溶解到我们非常具体的生活场景里面的。

当一个人对我们说话时,我们可以反问、可以看他的表情,可以在具体场景下判断这个语言的含义是什么。所以在具体使用过程中,在我们经验层面上,我们与语言的某个部分,总是保持着非常具体的使用关系和联系关系。

但是AI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它是一个体系,它似乎是一个巨大的「黑箱」。我们在不同的场景下使用它,但是它不能够溶解到我们具体的经验里面去。

AI会形成大量有意义的(或者至少是看起来有意义的)符号和语言,但这个意义不是由它的经验生成的。我们当然可以调用自己过去的经验来理解这个意义,但是现在很多人,尤其是年轻的人,我觉得越来越是「先有意义,后有经验」,或者是「意义过剩,经验不足」,或者是「只有意义,没有经验」。

这可能就是造成很多心理焦虑的原因之一。因为你对很多问题的意识,都是通过比较抽象的意义式语言来想象,而不是根据自己具身的经历堆积出来的理解。

当意义无法落实到具体经验之中时,它就可能成为一种悬浮的存在。我们似乎理解了很多事情,却难以真正将这些理解融入自己的生活。

AI给我们好像提供了一种近乎穷尽式的理解世界的可能,但如我们不能把这些理解落实到自己的具身经验里面去,不能够形成自己和其他人之间具体互动的时刻,也就不能够形成集体性的行动。

所以,你对整个世界的理解好像很多,但是在你的当下能够做什么?能够怎么样跟别人一起有一个想法并采取行动?这是变得越来越困难的。

capture「捕获」——AI的出现是人类现代历史演进的一个新阶段,它能很快掌握人类长期抽象形成的象征体系。

人类的整个历史其实是一个不断抽象的过程,我们越来越靠书写的语言、象征性的符号来组织社会、组织经济。这在1990年代之后尤其明显。

今天,我们可以在不与任何人直接见面的情况下,完成大量日常活动。我们的工作、消费、支付、出行,以及许多基本生活需求,都越来越依赖手机和网络中的各种符号与数据操作。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的组织方式,已经越来越依赖抽象的信息系统。

AI之所以显得那么“有效”,就是因为我们人类已经积累了大量抽象化的语料。

举一个例子。假设我们要分别为两个地方建立AI模型,一个是上海的金融区,另一个是亚马逊地区的某个传统部落。上海金融区的生活非常复杂,涉及大量人口、经济活动和社会关系,而部落的生活非常简单,人口规模也小很多。

哪个地方更容易做AI?是上海金融区。因为在这里我们的生活已经有大量抽象化的语料、网络上的数据。而部落里的生活行为仍然都是靠人和人直接交流、人和自然直接的感触,AI在这里没有可以「捕获」的东西。

所以,如果问AI究竟厉害不厉害?有人会说不厉害,因为AI现在还是不能够造出一个特别像人的机器人,AI经常会出现错误,或者说AI没有意识。有人会说厉害。

但其实,我觉得AI本身究竟有多厉害并不重要,你应该去看AI在人类社会演进当中所处的位置。因为它掌握了我们整个社会的「神经中枢」——抽象化的、数据化的网络和各种各样的信息信号。

它可能永远不会叠被子,但是没有关系;它掌握了这个「神经中枢」,就是一个值得去考虑的对象。所以,这是AI的「断裂」和「捕获」,rupture and capture。

在这个逻辑之后,第三个我觉得值得考虑的是:为什么AI变得那么值得关注?这跟一种我觉得新的意识形态的兴起有关。

硅谷文化在这些年经历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好像出现一种以埃隆·马斯克为代表的「跑路主义」——这个世界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我要去火星,我要有一个绝对性的、革命性的技术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

这听起来是有合理性的,人类历史上经常会有这种想法。但背后有一个非常大的危险,因为它的潜台词是:现在芸芸众生的这些问题不太值得考虑,我要「跑路」到一个新的宇宙里面。

这种思维方式,与传统意义上通过技术改善现实生活的逻辑,有着微妙而重要的区别。技术究竟是为了帮助人们更好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中,还是为了创造一个可以逃离现有世界的出口?

这也就解释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美国很多公司一方面大力地投资 AI、宣扬 AI,但是又公开说有可能AI会消灭人类。所以掌握技术的企业又可能提出,正因为这种技术如此强大、危险,而且发展不可阻挡,所以人类必须依赖掌握技术的公司,才能获得保护。

综上所述,我觉得对于AI本身的技术过程,我没办法做太多评论。但如果我们把它放到人类历史和当代结构变化当中,关注它对我们意识形态上的影响——我们如何想象社会?我们如何想象自己的存在?——如何对AI的社会定位进行再思考,就变得非常重要。

首先需要思考的,就是治理和所有权问题。

AI是不是要「国有化」?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因为AI是一个人类总智慧的集合,至少在中国是所有汉语智慧的集合,它是非常巨大的公共品。

AI具有非常重要的公共属性。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认真思考,它应该由谁拥有、由谁管理,以及它所创造的价值应该如何分配。

当然,国有化并不一定是唯一的方案,还可以讨论其他制度安排,比如信托(Trust)。这是Alan(艾伦·麦克法兰)的一个specialized area(专门研究领域),也是英国式的一种分配和管理资产的手段。

我们是否能够通过某种信托结构,对人工智能相关的资源、权利和收益进行更合理的治理?或者进一步讨论数字信托等机制?这些都是值得探索的方向。

最后,我想谈谈自己的基本立场。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没办法理解 AI,我们也没办法判断它究竟会是怎么样。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的想法是,与其跟随这些大佬去不断想象AI最终会带来一个乌托邦,还是一个地狱,不如重新思考我们当下非常具体的生活。

我们的工作关系、邻里关系、友情、家庭,以及我们每天置身其中的具体生活场景,先把这些问题想清楚,把它们夯实。

因为这些看起来非常普通的事情,实际上构成了我们作为人的现实存在。无论AI最终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无论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至少我们还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阵地来应对它。

这个阵地也许很小,但它让我们能够在面对不可预测的技术变化时,仍然具有自己的生活基础,仍然能够与他人保持联系,仍然能够形成判断,并且采取行动。

我们需要重新夯实自己的具体生活,以此回应AI时代的不确定性。

项飙对话麦克法兰:AI与人性未来

 项飙 :第一问题,Anthropic提出了用信托(Trust)作为一种分配财富的方式,你如何看待这个现象。第二个问题是,你认为AI是一个处理程序的机器,它不具有同情心。但是AI在改变,那么我们人类应该怎样思考和行动,拥有AI之后,人类会出现怎样变化呢?

 艾伦·麦克法兰 :我看到现场有翻译,将中文翻译成英文,这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为什么我们不需要害怕AI,虽然很多的时候它完全就是一个很垃圾的东西。AI拼写我的名字,有些时候拼成这样,有些时候拼成那样,所以AI记录出来的东西并不可靠。

在我看来,信托短期内不大可能在美国会有效。我读过一些在Anthropic这类机构里做AI的人写的书,也读过关于硅谷哲学的书。美国政府的这套哲学,是绝对反对任何形式的公共主权财富基金或AI信托基金的,利润是一切的中心、挣钱是一切的中心,公共的财富、公共的福利、公共的幸福和福祉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是一个非常让人遗憾的事情。

英国发明了信托这个概念,在700年前作为一种工具手段,当你死亡以后把你的财富给到你的孩子身上。所以叫做信托的方式是非常好的方式。这样的概念用于人工智能是非常适合的。

它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让公众都谋福利的技术,而不是科技巨头独自掌握技术,应该把这个权利或者把这个信托分配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从中受益,我觉得在这方面已经开始着手了,我希望北欧国家也开始做这样的事情,希望未来在美国也会这样做。

 项飙 :我们从历史上找一些借鉴,确实非常重要,帮助我们去思考能在AI时代能做什么。AI对我们的组织生活会带来什么变化?重点是人们怎么应对危机。比如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因为核武器感到恐惧。

您能不能回顾一下自己的人生,回忆一下社会是怎么应对危机的,是非常无力还是非常激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给到大家的?

 艾伦·麦克法兰 :我的人生确实非常长,那个时候我还在牛津大学上大学,当时世界离核战争距离毁灭只有一秒之隔,对于核武器的恐惧本身是真实存在的。我当时也是核裁军运动的主力成员,但是我们没有参加游行。

我们当今根本没有探讨过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存在式的危机,比如AI所带来的威胁和危机。虽然我们有很多生存性的重大威胁,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确实经历了核威胁的考验,尽管它目前还是存在这样的威胁,其中很重要要记住的事情就是从中是有人受益的,从创造威胁当中受益。

大家可能知道,每一个职业,每一个群体他们都会从中有些自己不可或缺的既得利益。比如医生,让人生病是有既得利益的;老师也会有既得利益,让你觉得自己无知;资本家也会有既得利益,让你觉得需要更多东西。

这是一篇很出名的文章中的观点,也是由美国人类学家撰写的。他讲到唯一富裕的社会是非常简单的狩猎采集社会,因为他们没有更多想要的东西,一切都是自给自足。

而生活在现代世界的人们永远都觉得自己拥有的不够多,我们拥有很大的车之后就想要换更大的车,我们有很大的电视之后就要换更大的电视,我们总是焦虑、不安,我很担心这样的疾病会蔓延到中国,这种资本主义的疾病会创造和催生很多无法满足的欲望。

无疑对于那些运营AI平台的人,它想要让你感到焦虑、担忧,这样一来人才会购买他们的产品和服务,解决克服自己的焦虑。

 艾伦·麦克法兰 :我问你一个问题吧。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你有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文明的人类学理论,并且适用于中国的人类学研究,其中一个就是“把自己作为方法”去了解。另外我们已经失去跟附近人的联系,因为我们的附近都是各种各样非常无聊的高楼大厦,没有什么值得看的,所以生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都非常孤独。从你的理论视角去看,你觉得你的理论是否都适用于AI上?

 项飙 :我觉得这是非常相关的。首先,把自己作为方法,这是一个自我的问题,正如你所知道的,汉娜·阿伦特有一本著作叫做《人的境况》,书里以前苏联发射第一颗卫星到外太空这一事件作为开篇,说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我们可以离开地球。这本书就指出来说,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现代性的一种渴望。

我们渴望进入外太空,离开、逃离地球,远离人世纷繁混乱以及身边的每个人,但是同时的情况下,你也非常有可能去面对你自己,从世界当中抽离出来。所以,从心理学家的分析来讲,这可能是一种从社会当中进行逃离的力量:在技术上、在物质层面上逃离,也在精神层面上从世界当中抽离,回归自我。

我觉得在AI的时代,这本书的观点对我们现在来说是非常贴切的,我们确实看到了这样的一种渴望,某些神秘的革命性技术出现,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也不需要每天认真努力的工作,不需要去维护人际关系。另一方面,我们还有从世界上逃离的感觉,回到私人的自我。

“把自己作为方法”,就是要去对抗这种趋势,并不是说要退出世界,而是要回到自己的世界,把这个作为起点,再入世。

不是直接跳入到外面的世界,因为对年轻人来说他们没有那么多经验,所以他们首先要敞开心扉,从自己开始作为旅程的起点,梳理自己的经历、梳理自己的感受,然后才能够形成一个非常紧密的、具体的跟社会的联系。

我们需要去了解世界,去思考你跟世界存在的关系,你自己必须要在场,并且你自己是始终自我存在的。所以关键不是把整个世界拒之门外。这就是我在这方面要说的,把自己作为方法,你需要保持跟世界的关系。

我们刚刚提到另外一个概念是“附近”的消失,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体现。世界的体现,不是我们的空间、不是我们私人自我,是你的邻居、你的同事、你的老师、是在座的各位。我们需要去分享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需要在我们的感受之间产生共鸣。 我想告诉你我在想什么,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这就是世界的一部分。

所以“附近”是一种具体的世界,我们可以进入到这个世界、可以立刻触摸到它。

 艾伦·麦克法兰 :前面一个嘉宾提到,AI时代我们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叫作“激情经济的世界”,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效看待这个问题的方式。

我猜测,在AI时代我们的工作只占用三分之一的时间,我们并不需要做那些无聊的、乏味、危险的工作,我们可以选择做那些创意性的工作,做好玩、有趣的、知识性工作、艺术性的工作,并且在人们之间可以进行一个均匀的分配,大家都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工作。这是我们的激情所在,这就是激情经济所描述的世界,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种非常好的方式生活

我注意到现场很多都是非常年轻的人,你们是改变未来一代的人,你们需要做的事情就去讨论并着手这个事情,这个巨大的社会经济转型将会在你们这一代发生。用AI的助力之下,从一个工作的经济到一个激情的、热情的经济时代。

 项飙 :我想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关于激情、热爱这方面问题。当我跟年轻人聊的时候,他们说,我不知道要做什么,我们的生活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我真的不知道我的激情在哪里、爱好在哪里。这个非常常见。

在AI时代,我们知道人类使用AI做各种各样心理的安慰、保密的对话等等,AI给你各种各样的语言、各种各样的解释,关于你自己的情感。但是我不能想象AI如何帮助你来发展你的激情、你的爱好,因为激情、爱好不是一种心理的感觉,而是一种承诺:你看到了做这件事情的意义,你必须采取行动,你没有办法阻止自己不投入其中,这是你的激情所在。

作为一个国际教育系统的观察者,你能不能给年轻人提供一个建议,怎样找到激情所在?

 艾伦·麦克法兰 :当年轻人来到我所在的剑桥大学的时候,他们已经有想法,他们知道他们喜欢什么。在剑桥,有几百个不同的俱乐部和社团,作为老师,我们建议他们尽可能多去尝试。

因为我发现,人类并不活在这个世界里,他们活在一个想象的世界里。如果你观察自己的生活,你在吃早餐的时候所做的事情,80%~90%跟实际的东西没有什么关系,比如收听音乐、读一本书、看电影或者看报纸等等,它实际上在你的大脑中都是你的想象。

play human(娱乐的人),人类是喜欢去娱乐的,我们喜欢通过各种各样的不同艺术、音乐等方式表达我们自己。因此我们这一生中应该做一些我们感兴趣的事情,而不是做无聊、乏味的、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所以我对年轻人的建议就是,这个世界有太多可能性了。

我和妻子开车在上海旅行时发现了很多高楼大厦。上海最大的潜力是,你想做一切事情都是有的,包括体育、比赛、游戏,各种各样跟人互动的活动。你需要做的就是多可能尝试,可以做一个感兴趣的清单进行试验,然后来发展。

而且这些活动有社交属性。孤独感是一种英国人的疾病,因为我们非常有个人边界感,我们很小的时候就搬离了家庭,英国人是非常孤独的。我们在英国没有这样的高楼大厦建筑,所以治愈我们孤独感的灵丹妙药就是友谊,跟人们在一起,大家一起开发互相的兴趣,这就称之为激情,这就是你的激情所在。你的激情,你要的事情,是要包括其他人的。

所以年轻人可以开始写一个清单,我认为我会感兴趣的东西有哪些,比如列出四五件事情来,你可以问AI,这些事情在哪里可以尝试。尝试过后,你会认识到一些事情是你真的很喜欢,有些事情是你不喜欢的。这是一个渐进式的累积方式,你要从小处开始,逐渐参与进去,当你开始投入了,就成为你的激情所在了。你让非常无聊的生活,变成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生活。

 项飙 :是的,希望所有人在某一天都能找到自己的激情所在、爱好所在。

不停止发问和寻找,不放弃自己和行动。《把自己作为方法》全新增订版,反思“方法”的启发和局限,再谈“附近”的消失、“内卷”“上岸”“共同焦虑”等核心关切的话题。

这本书提供了一份对话实录,也给出了一种审视问题、思维操练的方法——在自我泛滥的潮流中,如何给自己定位,在全球化的年代,如何创造性地建设身边的小世界,在思想受困的社会,如何回答宏大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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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那么多AI,你的组织真的提效了吗?

2026年11月5日 18:33

原创 混的Z 2026-11-05 18:33 北京

人机交互的环境里,我们如何协作?

每一个人都用AI提效了,但组织却未必因此变快。这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企业面临的现实困境。

对此,混沌已经邀请丛龙峰老师、任鑫老师、袁凌梓老师、范凌老师,从不同视角分享了各自在前沿一线的观察与思考。

最新一期混沌在线课程,出门问问创始人兼CEO李志飞与《超级组织》作者高佳,将从组织实践与理论研究两个视角,解读出门问问的AI原生组织转型实验,探索AI时代组织重构与持续进化的底层规律。

从一个人用AI做出系统原型,到推动产研团队100% AI编程,再到全岗位AI First、人和Agent共享上下文……李志飞将讲述这场组织变革的真实历程,以及其中的阻力、代价与适用边界;高佳则从实践中提炼组织运行规律,给出一张可供其他企业参考的AI原生组织地图。

(文末海报扫码,预约在混沌APP看课)

超级个体做出“AI版飞书”,先惊喜后失望

李志飞老师曾经在谷歌总部担任研究科学家,2012年回国创办了出门问问。去年年初,他开始思考:当AI成为公司里最主要的生产力,整个组织的架构和岗位、KPI或OKR等激励机制、企业使命愿景和价值观应该产生什么变化?

为了让自己有真正的一线手感,他在去年端午节决定尝试使用Coding Agent做一个系统。一个工程师出身的CEO,在那无人打扰的三天假期里,完全沉浸其中。

第一个半天,他有点想放弃,因为工具不好用,各种不顺;可到了当天晚上,一个真正能交互的系统雏形就做出来了。第二天、第三天继续完善,一个“AI版飞书”的协作工具完成了。

过去需要产品经理、设计师、前端、后端等十几个人一起干几个月的活,他一个人用三天时间做出来了。那一刻,他觉得世界变了。

但是当时,他还没有意识到“个人用AI”和“组织用AI”会有多大的差别。

一个人用AI把自己变成超级个体,可以把生产力提高到以前的50倍或100倍;公司每个人都变成超级个体,是不是就会让公司的生产力也提高到以前的50倍或100倍?

李志飞老师后来看到的现实是,当大家聚到会议室里,事情又变回了原样。一个版本的新功能还是以周为单位在推进。产品经理提出需求,测试干什么、前端干什么、后端干什么,组织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根本没有他想象中的那种翻天覆地的变化。

现在,他把造成这种落差的原因解释得很清楚:假设5个人的组织里,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个很强的“AI军师”。会议结束后,大家各自让AI完成任务。AI的速度很快,人却要休息、要等待,要重新解释后转述给下一个人。大家都变强了,但中间的那条工作链没有变,最后的瓶颈也就落在这5个人身上。

所以,组织应该怎么用AI呢?李志飞老师在这堂课里的回答是:AI不是站在人的背后,而是跟人坐在同一张桌子上。

“如果想要成为一个AI原生组织,那么AI就不该是人的助理,而是成为公司里比全职员工还要全职的正式员工。”

共享AI操作,让人进入新的协作连接

一提到让AI成为正式员工,我们往往容易先问“那人应该去干什么”。但是,李志飞老师首先去搞清楚的是:AI作为正式员工能干什么、怎么干?

如果将AI定义为组织的正式员工,甚至是合伙人,那么它就应该参与组织里的所有工作。每一次会议的讨论过程、每一个决策,每行代码、每个文档,都是它参与过的。这才是真正把AI融到组织里。

于是,出门问问做了CodeBanana,一个全程在线化的、所有上下文数据都在云端虚拟机的协作系统。它让非常复杂的研发流程,变得像一起写一个Google Document一样简单。

产品经理之间的沟通,不需要再花时间去单独整理后发给AI,而是直接在系统的项目群里指挥Team Agent。所有人的聊天沟通页面上,Team Agent永远在“左上角”。这相当于会议桌上永远坐了一个AI。

但是,在这个共享AI操作的过程中,每个人的能力、权限和边界该如何去划分?转型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和代价又是什么?

李志飞老师在这堂课里先说明的是:这个过程是可视化的、可学习的,能够让人在新的协作方式下逐渐成为组织里的“超级个体”。

一个非技术背景的产品经理,可以看到工程师如何从零开始部署项目环境,可以看到工程师和Agent交互的所有过程。部署完成后,产品经理再接手指挥。所以它既是一个时间与空间的接力,也是能力的接力。

“人的工作习惯会被工具所塑造。个体的AI工具、组织的AI工具,会塑造出不同的个人习惯和能力,也会赋能出不同的组织形态。”

从组织重构到组织自进化:

AI时代,组织如何持续改变自己?

当AI真正进入执行,组织的工作方式开始改变。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随之出现:组织能否把这些变化转化为持续改进自身的能力?

《超级组织》作者、出门问问首席战略官高佳在课程中阐述:组织自进化,不是组织越来越自动化,而是组织越来越能够根据真实的行动反馈,持续改进自身的运行方式。

围绕这一问题,高佳老师在课程中给出了一张面向AI时代的组织地图,尝试回答四个关键问题:

  • AI究竟改变了组织的什么? 当AI成为新的执行主体,如何从“目标×节点×连接”三个维度,理解组织的底层行动结构?

  • 企业的AI转型走到了哪一步? 从“节点增强—组织重构—自我进化”三个层次,如何判断组织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 如何开展一次真正有效的组织实验? 怎样通过“选、看、改、验、迭”五步法,选择一条工作流,重新设计协作方式,并验证实际效果?

  • 如何让组织真正实现自进化? 怎样让一次次行动产生的反馈沉淀下来,推动组织持续改进自身的运行方式?

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在高佳老师将给出的一张面向AI时代的“组织地图”里。

CEO设计组织进化的条件,管理者设计组织与进化的系统。回看从2012年成立到现在的14年,出门问问做了非常多的关于人机交互的前沿尝试,也在收获反馈后做迭代循环。

👇一段真实的转型历程+一张面向AI时代的组织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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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大部分中国人都缺少一种核心能力

2026年11月3日 18:00

Preston 2026-11-03 18:00 北京

以下文章来源于:缸中之脑cybernetics

缸中之脑cybernetics

心智觉醒。

在今天,销售变得无比重要

  • 工作五年了,活儿干得最多,但是单位每次晋升,或者有什么好机会,名单上都没有自己;

  • 明明自己的方案更好,但在会议上被采纳的,总是那个更能说的同事。

  • 自己辛辛苦苦打磨了半年多的产品,发出去,只有十几个赞,零个订单,不知道怎么办了。

说到最后,他们最后几乎都会补一句:可能我就是不太会表现自己吧。

(本文来自:缸中之脑cybernetics,作者:Preston)

这几天,有几位读者向我提问。说的事情不一样,但内核出奇地相似。

你能感觉到,他们说“不太会表现自己”时,语气里没有太多遗憾,反倒带着一点点自我安慰。好像这恰恰证明了自己是一个踏实、不玩虚的人。

我很理解这种心情,因为我自己也这样想过很多年。但后来我慢慢意识到,“不会表现自己”这句话背后,可能藏着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最普遍、也最被低估的一种能力缺失。

我们都很能“做”,却很不会“卖”

如果把这些留言放在一起看,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共同点。

留言的人,没有一个是能力不行的。他们介绍自己的领域,有的是单位技术骨干,有的是名校毕业,有的在自己的行业里,摸爬滚打了很多年。

可一到需要讲自己的场合,他们就会突然卡壳。

面试官问一句“为什么要录用你”,脑子一片空白。年终汇报,或者是述职的时候,只会把做过的事情从头念一遍。给客户报价,对方一皱眉,就赶紧主动降价。

怎么说呢,他们缺的不是能力,不是勤奋,也不缺机会。他们真正缺的,是让别人看见自己价值的能力。

而这种能力,有一个我们不太愿意直呼其名的名字:销售能力。

很多人听到这个词,第一反应可能是皱眉。销售?那不是商场里拉着你办卡的人吗?不是电话里一开口就是“先生您好,打扰一下”的人吗?

你看,这就是问题所在。

我们对“销售”这个词的理解,被压缩成了一种非常窄,带着很大贬义的形象。于是,我们一边在心里看不起销售,一边在现实里,因为不会销售而处处吃亏。

更麻烦的是,这种吃亏,往往是无声的。

没有人会通知你,你这次没晋升,是因为你不会讲述自己的价值。也没有客户会告诉你,我选了另一家,是因为他把方案讲得更明白。

你只会看到结果,机会给了别人,自己什么也没得到。然后把原因归结为运气、关系,或者“这个世界不公平”。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输在了实力或运气,其实,我们输在了销售能力上。

这篇文章我想聊聊这件事。文章会比平时的要长,因为它涉及到了本质的剖解,并且有具体的行动指南,信息量很大。希望能给你带来启发。

为什么我们不会销售?

我想先说明一点,说大部分中国人缺少销售能力,并不是说中国人天生不会做生意。恰恰相反,你看温州人、潮汕人、无数在义乌和深圳华强北摸爬滚打的人,都是世界级的生意高手。

这些反例恰恰说明,销售能力不是基因决定的,而是环境塑造的。

因为身处的环境,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对销售这项能力非常陌生,甚至非常抗拒。

我想至少有三层原因。

第一层,是文化里的“羞于开口”。

我们从小听到的,大多是这样的话:“酒香不怕巷子深”“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做人要低调,不要显摆”“君子耻于言利于行”。

在很长的历史里,士农工商的排序,都把商人放在了最末一位,无商不奸更是成了一种近乎常识的偏见。

于是,销售,在我们的文化直觉里,被默默地贴上了不体面的标签。

一个人如果当众说“我很擅长这件事”,大家的第一反应,往往不是真厉害,而是“这人真不谦虚”。

久而久之,我们学会了一种非常精巧的生存策略,就是默默做好事情,然后就等着别人来发现。

第二层原因,是我们习惯了教育里的被动评价。

这一点,可能是很多人都没意识到的。

回想一下我们的学生时代,考试的时候,你只需要把题做对。然后,老师必须批改,分数必然公布,排名一定会出来。

也就是说,在学校这套系统里,“被看见”是自动完成的。你根本不需要证明自己,系统会替你证明。

但走出校园之后,这套机制突然就失效了。

没有人有义务看你的“卷子”。领导很忙,客户很挑,市场也很拥挤。你做得再好,如果不主动把它递到别人面前,它就和没做过差不多。

很多人工作了好几年,依然在用学生时代的逻辑生活,只埋头做题,等待批改。然后困惑,为什么我做对了这么多题,却始终拿不到高分?

你看,这就是很多人过不好一生的原因所在。

第三层原因,是害怕被拒绝的心理。

心理学上的发现是,我们被排挤、被拒绝时激活的脑区,和身体感到疼痛时激活的区域,有相当程度的重叠。

简单来说,被拒绝,在大脑看来,几乎就是一种真实的痛感。

而销售这件事,本质上,就是让你不断暴露在被拒绝的风险里。你开了口,对方可能说“不需要”。你报了价,对方可能说“太贵了”。你讲了自己的优势,对方可能完全不在意。

对于一个,本来就在谦虚文化和被动评价里,长大的人来说,这种疼感,会被放大好几倍。

所以我们宁可不开口。不开口,就不会被拒绝,不会被拒绝,也就不会疼。

只是这样一来,我们也就永远失去了被选择的可能。

你以为的销售,根本不是真正的销售

我们对销售最大的误解,就是把它等同于“推销”,甚至等同于“忽悠”。

但真的是这样吗?

这节内容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想剖解销售的本质。

销售,本质上是在消除信息不对称。

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柠檬市场”理论。他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他讲的是二手车市场里,买家没法判断一辆车的真实质量,于是只愿意按平均水平出价。结果,车况好的卖家觉得吃亏,纷纷退出,市场上剩下的车越来越差,买家出价越来越低……最终,好车被劣车驱逐出了市场。

这个理论放到我们身上,同样成立。

如果你做得很好,却从不说清楚自己好在哪里,那么在别人眼里,你和一个做得一般的人,没有任何区别。他们只能按平均水平来对待你。平均的报价,平均的评价,平均的机会。

而那些做得一般、却很会表达的人,反倒可能因此拿到更多。

这不是世界不公平,而是信息不对称的必然结果。

真正的销售,不是把一个东西硬塞给别人,而是帮对方把“看不清”变成“看得清”。

而“做得好,别人自然知道”,是一种最大的认知错觉。

我同样想先讲一个实验,来自于斯坦福大学的一位心理学研究生伊丽莎白·牛顿。

她把被试分成两组,一组负责敲击,就是用手指,在桌上敲出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比如《生日快乐》。另一组负责听,猜这是什么歌。

实验开始前,她问敲的人:你觉得对方能猜中的概率有多大?敲的人信心满满,估计是 50%。

实际结果,120 首歌,听的人只猜对了 3 首,也就是成功率只有 2.5%。

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因为敲的人在敲的时候,脑子里是有旋律的。他们听得见那首歌,所以很难想象,对方听到的只是一串毫无意义的“咚咚咚”。

这就是一种“知识的诅咒”,一旦我们知道了某件事,就很难想象不知道它的人是什么感受。

我们对自己的工作,就是那个敲歌的人。我们知道自己花了多少心思,知道方案背后有多少考量,知道过程中,解决了多么棘手的问题。于是我们理所当然地以为,别人也看得见。

可事实上,别人听到的,往往只是一串“咚咚咚”。

因为你从来没有想过,把它“翻译”成别人听得懂的语言。

还有一个常识,我们每个人,其实每天都在销售。

美国作家丹尼尔·平克做过一项调查,在那些职业跟销售毫无关系的人里,他们每天,平均也要花大约 40% 的工作时间,去做“非销售式销售”的事情。

包括但不限于,说服同事支持一个方案,争取领导批一笔预算,让客户接受一个想法,让孩子愿意去写作业。

也就是说,每一小时里,大概有 24 分钟,我们都在“销售”东西,只不过卖的是,观点、方案和我们自己。

面试是在卖自己的能力,汇报是在卖自己的成果,提案是在卖自己的判断,写作是在卖自己的思考。甚至谈恋爱,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卖“和我在一起会更好”这个可能性。

所以,与其说销售是一种职业,不如说它是一种底层能力。

销售的本质,是让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被需要它的人看见。想通了这一点,销售这件事,就没那么羞耻了。

在今天,销售变得无比重要

如果放在三十年前,不会销售,也许问题不大。

那时候,很多人的职业路径是被安排好的。毕业包分配,进入单位,按资排辈,论年头晋升。你只需要把分内的事做好,组织会负责“看见”你。

但今天的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了。

越来越多的人在做自由职业、做副业、做内容、做小生意。即使在公司里,也越来越强调项目制、跨部门协作和个人影响力。

组织替你背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个体需要自己去证明自己的时代,正在到来。

再往前看一步,AI 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降低“做”的成本。写一份方案、画一张图、搓出一个程序,正在变得越来越容易。

当做出来变得越来越便宜,判断什么值得做,以及让别人相信它值得,这两种能力变得越来越重要。

而这两种能力,本质上就是销售能力。

在一个“做”越来越容易的时代,销售会成为越来越稀缺的能力。

如何培养自己的销售能力?

说来惭愧,我自己在这件事上,也走过很长的弯路。刚开始写公众号的时候,我连转发自己的文章到朋友圈,都觉得别扭,总担心别人觉得我在刷存在感。

后来我才慢慢明白,这种别扭,恰恰是需要被正视的东西。

下面是我这些年总结出的几个方法,未必完美,但都是亲身试过、确实有效的。

第一,先把销售从羞耻感里解放出来。

我一直认为,一切改变的起点,都是认知的改变。

如果在你心里,销售就等于忽悠、显摆、求人,那么无论学多少技巧,你都会本能地抗拒。因为你的大脑会认为,我在做一件不体面的事。

所以,第一步是重新定义销售这件事本身。

我们可以试着这样理解:我做的东西是有价值的;有人需要这份价值,但他们还不知道;那我的任务,就是帮他们知道。

在这个定义下,销售就不再是“求”对方,而是在帮对方。你并非在占别人便宜,而是在帮别人节省筛选的成本。

我认识一位做设计的朋友,手艺很好,但以前也是一被客户压价,就让步。后来,他不再把报价,当成一件难以启齿的事,而是告诉自己:我在帮客户避免一个更糟糕的选择。

没几年时间,他的报价提高了好几倍,而客户反倒比以前更信任他了。

很大程度上,我对做自媒体这件事的开窍,也跟我后面的观点转变有关。我认识到,销售其实是在帮助别人,获得他真正需要的东西。

在这个意义上,销售绝对是一种帮助人的方式。这极大缓解了我的销售羞耻症。

第二,从“我有什么”,转向“对方需要什么”。

不会销售的人,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就是他们一开口,就是在讲自己。

“我做了哪些事”“我用了什么技术”“我花了多少时间”……这些信息对你来说很重要,但对对方来说,大多数时候只是噪音。

举个很常见的例子。同样是年终汇报,有两种说法:

  • A:今年我负责了 5 个项目,重构了 3 个系统,加班了大约 200 个小时。

  • B:今年我们团队的系统故障率下降了 60%,客服投诉少了一半,这背后我主要做了三件事……"

如果你是领导,听完 A,心里肯定想的是“嗯,挺辛苦的”;听完 B,心里想的是“这个人能解决问题”。

所以,下一次开口之前,我们可以先问自己一个问题:对方最关心的结果是什么?我的工作,和这个结果有什么关系?

说白了,你讲自己讲得越多,对方离你越远。你讲越多对方,对方离你就越近。

第三,用一句话、一个证据、一个故事,把价值讲清楚。

想想我前面讲的敲歌实验,想要打破知识的诅咒,我们需要主动把脑子里的旋律,翻译成对方能听懂的东西。

我自己常用一个很简单的结构:

一句话:就是用一句话,说清楚你能带来什么价值。不要说“我做设计很用心”,而要这样说,“我能帮品牌在三秒钟内被用户记住”。

一个证据:用具体的数字或结果,来支撑这句话。类似于,“上一个客户改版后,新品的点击率提升了 40%。”

一个故事:讲一个具体的场景,让对方产生画面感。“当时他们的包装放在货架上,几乎没人注意到。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

这个结构的原理并不复杂,其实就是一句话负责被记住,证据负责被相信,故事负责被打动。

这里有一个很实用的小练习,你可以试着向一个完全不了解你行业的朋友,用一分钟介绍你的工作价值。如果他听完能复述出来,说明你翻译成功了。如果他一脸茫然,那说明你还在自说自话。

记住,表达不清楚的价值,在别人眼里,就等于没有价值。

第四点,把拒绝当成数据收集。

这一条,是最难的。

前面讲过,被拒绝在大脑里几乎就是一种真实的疼。所以我们不可能指望自己不怕被拒绝。这不现实,也不必要。

我们能做的,是改变自己解读拒绝的方式。

我前几天在刷到了一位叫蒋甲的华裔创业者,在被投资人拒绝之后,他决定做一个实验,就是连续 100 天,每天主动去争取一次可能被拒绝的事情。

比如向陌生人借 100 美元,去快餐店要求续一个汉堡,去甜甜圈店请店员把甜甜圈做成奥运五环的样子。

结果很明显,他被拒绝了很多次,但也有很多次,出乎意料地被答应了。更重要的是,他发现,被拒绝的感觉,会随着次数增加而迅速变钝。

而且,每一次拒绝背后,几乎都藏着有用的信息,是时机不对?是表达有问题?还是对方真的不需要?

我们当然不需要像他那样极端。但可以从一些很小的事情开始练习。

比如,向领导争取一次自己想做的项目,给自己的作品或服务明确报一次价,并且不在对方犹豫时立刻降价,或者是,把自己写的东西,大大方方地分享给可能感兴趣的人。

每一次开口,都是一次小小的脱敏训练。

拒绝不是对你这个人的否定,只是对某一次表达的反馈。把它当成数据,你就能从中迭代。

我知道,改变这个观念并不容易。一种在文化里浸泡了千百年、在教育里训练了十几年、在心理上扎根了几十年的习惯,不会因为读了一篇文章,就突然消失。

你很可能在下一次需要开口的时候,依然会犹豫、会退缩、会在心里说一句“算了吧”。这很正常。我自己也依然会。但我想说的是,谦虚是一种美德,可沉默不是。

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做一个踏实的人,这没有错。只是踏实的意思,应该是把事情做好,而不是做好了之后,等着命运来发现你。

酒香,其实也怕巷子深。是金子,也需要有人把它从土里捡起来。而那个捡起金子的人,最可靠的,永远是你自己。

销售最大的意义,是会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有机会被看见,也会让你的每一份价值,都有机会被兑现。

同时,让你不再把命运交给别人,而是亲手把它握在自己手里。

做好事情,然后,勇敢地说出来。这两件事,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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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与文明,我们如何走到今天?

2026年10月31日 18:00

原创 混沌在线 2026-10-31 18:00 北京

人类不是进化的终点,只是生态位上的幸存者

为什么进化不能简单理解为“越来越高级”?人类的身体、智能与社会生活如何形成?今天的民族经历了怎样的迁徙与融合?我们如何从传说和遗存中寻找文明起源的线索?

这些问题看似属于遥远的过去,却指向我们对自身的基本理解:人从何而来,差异如何产生,共同体如何形成,文明又依靠什么延续。

本期混沌课程,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分子人类学家李辉老师,沿生物进化、人类起源、民族聚合、文明肇始四个层次展开,带我们重走这条数百万年的道路。

他从科学讲到哲学,不是只带来历史知识,而是提供一种观察差异、理解变化、审视既有结论的新视角,带我们回到那些塑造了人类的根本问题:生命如何适应变化,秩序如何从无到有。

理解了这些深层逻辑,眼前的时代变迁,便不再只是焦虑的来源,而是成为思考的起点。

(以下是课程内容的精编笔记,仅占1/10,可通过文末图片扫码进入混沌APP学习完整版。)

从生命演化中,理解适应与选择

首先我们要讲到人类从何而来的问题。人从何而来?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研究问题首先要存在问题对象,“人类”很明显就存在。

我们知道,西方的答案是“神创论”。那中国古代怎么讲呢?大家肯定会想到女娲抟土造人。其实,先秦文本里就有女娲这个人物了,可是“女娲造人”是汉朝《风俗通义》这本书里才开始讲的。所以,女娲造人不是中国的版本故事,是因为汉代张骞通西域,从巴比伦传过来的故事形变。

先秦时的中国认为人从哪里来呢?中国古典哲学讲“万事万物都是在变的,没有不变的事物”,东方讲人类起源最早讲的是演化论。讲得最清楚是道家,我们看《庄子·至乐》这一段,“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

你肯定会想,人怎么会是马生的?其实,大量古楚语词汇来自于古苗语。“久竹”在古苗语里叫狗窦,就是泽蛙,所以它指小型两栖动物。“青宁”,就是夯囊,在古苗语里夯是臭的意思、囊是老鼠的意思,夯囊就是臭鼠,实际上是最原始的哺乳动物。“久竹生青宁”,就是从两栖动物进化成哺乳动物。

“程”在古苗语里讲的是“停”,就是松鼠,是灵长总目动物里最原始的类型。“马”指猴子,所以庄子这句话指人是从猴子变过来的,猴子是从松鼠变过来的,松鼠是从臭鼠变过来,臭鼠是从两栖动物进化来的。

这跟现在从基因组的角度去研究的生物进化论完全一致。中国古代先圣通过观察、思考,在大脑里的暗箱分析,得出的结论跟科学完全一样。这就是“道法自然”。

我们研究问题,一定要从全方位、多角度去考虑,从不同侧面都看过去。因为如果你从一个角度看过去那就是一条直线,当你从不同角度的直线定位过去,你就能找到一个点。这个点就是准确答案。

所以研究人类起源,我们首先会从基因角度研究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于是我们就知道了,中国人之间都非常近,中国人跟日本人稍微远一点;整个东亚人群跟西亚人群稍微近一点,跟非洲人是最远。

非洲内部的人和人之间、民族和民族之间的遗传距离,大到离谱,比非洲之外的任何两个民族都远。因为非洲内部已经分化很远了,非洲外面只是一个小分支。

所以,非洲起源的概念非常明确。但是,我们不知道是从哪里走出非洲的,遗传上面做不了分析,我们要从考古上去做。为什么会走出来呢?我们又要从气候的、环境的、文化的角度去做分析。

因此,研究人类进化,要从遗传学的角度把骨架搭起来,从考古学的角度把内脏填充进去,从语言学的角度把肌肉附上去,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把皮毛包上去。

过去的古典人类学,是博物学的一个分支,到处收集少数民族的材料进行分类,这是古典人类学;近代人类学是分成了四个分支,语言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生物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大家各自研究,互相之间交叉不到。但是现在,我们的人类学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叫做“历史人类学”,甚至“现代人类学”的领域了,可以交叉到一个点了,研究结果能够拼起来了。

这就是学科交叉的力量,可以得到一样的结论:现代人是大约70000年前从非洲走出来的,扩散到世界各地,然后慢慢演化成不同人种。

人类走出非洲的原因,是因为一场“多峇巨灾”。一座超级大火山在74000年前爆发了,烟尘笼罩地球,阳光很长时间都照不到地面上,地面上积满冰雪,动物毒死,植物枯萎。

而非洲现代人的祖先,当时有个很好的避难所“东非大裂谷”,所以保留下来大约1000个现代人。烟尘降下来以后,积雪反射阳光,地球进入寒冷的末次冰期,因为这时大陆都连在一起,现代人慢慢向四周自然扩散,就走出非洲了。

所以什么叫进化论?“人从猴子来”就是进化论?不是,这是2000多年前的概念,进化论绝对不是简单地排队往前走。进化有两条基本准则,就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结合。内在基础是偶然的基因组突变,使得身体结构发生变化,是偶然的;外在的环境选择,必然留下合适的、淘汰不合适的。

外因是多种多样的。做这个行业你可以活下去,做那个行业你也可以活下去,所以社会上有不同的职业。自然界也有不同的生存方式,只要找到一个生存方式能够传下去,它就可以稳定在那个位置上,这就叫生态位。稳在生态位上,它就适应这种类型了,它就变成一个物种了。进化,是把所有生态位都占住。

人类进化是一棵树型,从根上发展,分支特别多。不断积累突变,不断适应不同的环境,然后形成不同的类型。所以,即使历史再重演几万遍、几十万遍、几亿遍,都不会变出我们人类,我们只是一个巧合。

生物进化的历程里,有很多偶然性,我们能看到的都是它不断去适应不同的生态位。地球环境太复杂,生态位太多了。我们人类只生活在一个很小范围的环境里,离我们远的那些物种生活的生态位,我们往往是接触不到的。

我们会对这么多的物种做分类,根据基因组去分类。因为它是个硬标准,它受影响的因素太少了。如果从形态角度看谁跟谁长得像,影响因素太多了。

标准的软硬,在统计学上有个概念叫“方差”,就是指不同的个体之间的差异大小、不同的类群之间差异大小。如果是个体之间差异远大于群体之间的差异,就是“群内方差”大于“群间方差”,这就是个软标准。反之就是硬标准。比如身高。汉族和苗族差别大吗?差不了多少,那这个标准就不作数。

这个概念其实很容易理解,但当我们去研究古人类的时候,古人类学家往往会抛开统计学的规律、标准科学的态度。因为他们有时候也是没办法,如果这个群体只发现一个头骨化石,算不出来群内方差。

所以科学要不断靠新证据去修正,最后“大道至简”。不断简化的基础,是你要有足够的知识量。道家有一句话叫“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道越来越简单,不是空想出来的,而是基于最大的知识理论基础去总结出来的。学习知识要不断积累,才有“道者日损”。反过来,规律越来越简单以后,也有助于学习知识积累越来越快。

损,道损了以后学又益,益,学益了道又损。不断演替,这就是统计学上的贝叶斯方法。我先去做,不管怎么样先去做,先去靠近真正的道理,然后根据新得到的知识,新得到的理论不断去修正我的这个道。

人工智能时代,先问人类从何而来

全球现在的人类都属于现代人,那在这个大范围里,我们有什么不同?怎么形成生物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各方面的多样性?

我们知道,人科分成了猩猩亚科和人亚科,人亚科又分成大猩猩族的大猩猩和人族,人族又分成黑猩猩的潘属和人,也就是我们人类所属的人属。这是人科动物的框架。

我们会觉得,人族应该是人类了。确实,在我们发现的类群里面,人族的很多物种已经算人类了。整个人族的发展历史从进化角度讲很短,是大概800万年前从大猩猩族分出来的分支。

当时地球环境变化非常大,大部分都属于冰川期,比恐龙时代还要冷一点。冰川期的大陆叫“九大洲”,陆地都连在一起,所以人类迁徙变容易了。又因为水分少了以后,除了冷还有变干了,大陆西端的热带雨林变少了,东边还稍微温暖湿润一点。所以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不同地区就形成了不同的物种。

非洲的大草原适合群居生活,演化选择出来了人亚科人族这个方向。大陆的东边基本上是丛林,不适合人类生活,是猩猩生活的乐园。

族下面再分属,属下面再分种。现在我们已经找到的化石可以分成八个属,最早是“图迈人属”。发现在非洲中北部的图迈人,距今700万年,脑容量只有核桃大小,树栖的,还不能直立行走,但已经被叫做人了。

在2000年我们又发现了距今600万年的“千禧人”,这是最早的直立行走人。500万年前是一种“地猿”,形态结构上跟黑猩猩一样的。400多万年前出现了“南方古猿属”,整个非洲各地都出现了南猿的各种物种。从南猿里面又演化出两个不同的属,一个“傍人属”,一个“平脸人属”。

“傍人属”是智商开始变低,脑容量变小,但肌肉变发达了,化石头上有两个尖角,为了支撑肌肉,但它是一个食草动物,适应能力很差,最后灭亡了。“平脸人属”这个分支的智商开始变高,脑容量变大,从平脸里面分化出来了真人,真人的脑容量又急速猛增,就向我们现在这个状态发展过来了,所以我们就是“真人属”分出来的。

所以人类实际上并不孤单,历史上有很多我们的同伴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球上,有不同的物种,不同的亚种,直到现在我们才变得地球上人类只有一个物种,只有一个亚种,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人种。

那么问题来了,到底什么是人类?如果从科学角度定义的话,要么整个人属都算人类,整个人族都算人类,这就是广义的人类了。问题是这样就把黑猩猩也包在里面了。但我们不会认为黑猩猩算人,所以定义就再放小到属的层面上,人属算人类,这是个狭义的人类。

这些都是科学的定义,但这和我们社会上的普遍概念定义是不是同一个?当我们讲人类的时候,实际上更多是在指它的社会意义。我们定义人类是为了跟非人类去区别。如果是这个角度,从南方古猿这个分支开始的都算人。这个定义我们把叫做俗义的人类。

那么我们又要看属下面有些什么物种?这就涉及到物种生殖隔离的概念了。最早还不知道进化论的时候,我们认为物种就是一群生态稳定、进化稳定的类群,内部可以通婚、基因可以交流,但是对外是有生殖隔离的。知道进化论以后,物种变化也没问题,有隔离就行。

但是,生殖隔离只是一个结果,不是一个原因。分析东西,不要用结果去定义。一定要用统一标准,大道至简。所以这个定义的源头就在于我们基因组突变到底有多大差别。生殖隔离产生是因为基因重组配对的时候减数分裂出问题了,基因在不同的染色体上了,传代就丢失基因或者增多基因,就会出问题。所以生殖没有隔离,但是有可能生不出来,这是产生了生殖低效。

那么问题来了,人类进化过程中可以分出多少物种呢?古人类现在只有化石了,我们又不可以做基因杂交的分析,我们怎么去定义?实际上我们是去观察它留下的现象,有没有杂交、可不可能接触,如果分化太大那肯定是交流不了。分化不大,我们再去研究气候影响等可能因素。从这个角度看,现在真人属里,实际上我觉得最多只能分出三个物种。

第一个是能人,就是人属里刚刚出现的这个类群,开始大量使用石器工具,开始变得非常智慧,社会结构比较复杂。第二个是直立人,非洲的最早直立人的亚种叫匠人,走出非洲到了东亚就是爪哇人,北京人、南京人、蓝田人、元谋人这些都属于直立人。第三个是智人,是100万年前从非洲匠人里面突变出来的,走出非洲后演化成了很多其他的亚种,包括留在非洲的演化成现代人。

我们现在全球人群分成了不同的地理种,地理种的分化也有它的自然法则。地理种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种族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地理种是因为基因群体的迁徙,少量群体迁徙的时候只能带走小部分的基因类型,所以首先产生了基因差异。然后到了一个新地方又积累突变,去适应不同的环境;对不同的突变进行选择,使得它的基因类型跟母群体完全不一样,所以就开始形成地理种。

这种通过小的地理的阻隔,少量人迁徙的过程,使得基因产生大量变化,被叫做瓶颈效应。就像人群穿过一个窄瓶子,只有少部分人能迁过去。瓶颈效应的强度,最大的影响就是人口数。人群越少,它迁徙产生的变化就会越大,多则稳,少则变。

比如Y染色体,只有男性有,只有一条。从生物学上讲,它的数量是常染色体的1/4了。所以它的群体迁徙中间产生的效应就很大。又因为人类社会长期是父系社会,男性之间的生育权严重不平衡,所以就造成社会结构里面大部分的Y染色体是同一个。所以Y染色体瓶颈效应极强,它被用来研究分子人类学,研究群体之间的差异变化,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材料。

地理种形成是长期历史效应积累的结果,必须要三大要素。先是地理隔离,要分开,分开以后要在不同的环境里面进行选择,而且需要长期的适应,差异要变得稳定。所以这些地理种的分化,跟现代人迁徙、气候变化都有关系。

中国的民族,迁徙、分化与聚合

我们中国有很多民族,这些民族到底怎么形成呢?其实,民族并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新石器时代因为共同的文化聚合在一起的族群。

旧石器时代,一群原始人在那边打猎,虽然他们有语言,也会敲石头,但是差异很小,这种差异不需要传承。而且旧石器时代人群非常少,大家都是散乱的游猎族群,也没有系统性。

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以后才有文化。那人口怎么增长?必须要有稳定的食物,要有经济基础。这个经济基础就是农业。所以全世界各个地方冰川期结束以后,气候恢复,物产丰富了,采集到的食物也多了,人口自然增长了。人口扩张了以后就聪明人多了,聪明人多了就发明了农业,文明也在这基础上陆续产生了。所以冰川期也不可能有文明,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史前文明的可靠证据。

我们从基因组去估算人口怎么增长,发现在不同地方人口增长的时间、速率都很相近。很有意思的是,非洲、欧洲、美洲的男性人口先降低再增高,为什么?因为农业人口扩张过程中,他们把其他采集狩猎的人群中男性给灭掉了,抢了地盘和女性,然后他们再自己增加。

但是亚洲男性却是直接增高,因为亚洲是和平扩张,凡是愿意接受我的文化,愿意融合到一起,我们大家快快乐乐生活在一起。自古以来我们就是和平的民族,华夏之邦,礼仪之邦。东亚民族是聚合的,其他民族是扩张的。

新石器文化有了各种生产工具,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然后粮食更多,大家聚合在以农业为中心的核心上,就形成了文化圈,形成了语系,形成了民族。这么多人生活在一起,需要有人管,需要规范,就形成了文明。

所以到了7000年前的时候,四大文明古国就陆续建立了。这规则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一切都是在自然规则下面演化形成的。文明也不例外,文明也离不开自然规则的演进。

只有新石器时代才有民族,才有语系。这些语系,它们都是从一个一个的独立农业区起源的。现在错综复杂交错在一起,是因为后期的群体迁徙造成的效应。

现在全世界其实没有多少语系。7000多种语言互相之间很多都有亲缘关系的,比如汉语和藏语,我们叫汉藏语系。很多人觉得藏语文字我们都看不懂,但其实藏文就是婆罗米拼音。大家要记住,文字和语言是两回事,语言是自然的,文字是社会的,文字再发明用来记录语言的,所以文字不代表语言。

那中国的民族起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过程呢?中国的农业区,从考古区系上讲,一共分五个;从农业源头看大致有两个,北方种小米,南方种大米。

大米类型多。湖南驯化的是粳米,距今15000年~18000年前,这大概是全世界最早的农业驯化地方;浙江大概晚那么100~200年才开始驯化糯米,所以中国华南方是世界上农业起源最早的地方。北方的小米最早在桑干河流域,大概在10000~12000年之前,从大同到北京这一条线,是北方农业的最早发源地。

这些不同的农业就开始孕育不同的语系,三大类。小米孕育的是汉藏语系,湖南孕育的是苗瑶语系,江浙孕育的是侗傣语系。但是民族不是这么简单就这个区系划分的,北方的辽河流域、黄河流域的仰韶、黄河下游的大汶口,还有长江中游的大溪和崧泽,5300年前因为一个重要的事件,主要的人群和文化都融合到了一起,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那我们怎么去分析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呢?最大似然法。我们先看哪两个群体最接近的,汉族和藏族可以划在一起,苗瑶比汉藏多出来一块,侗傣更远。根据这些分类,中国整个东亚地区的黄种人的民族,从语言学上分出九个语系,从南到北分别是南岛语系、南亚语系,侗傣语系、苗瑶语系,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匈杰语系,乌拉尔语系,古亚语系。

从西周到汉代,发生了一次语言学的进化。汉语在西周之前是没有声调的,周代的时候就变成有声调的了。原因现在还没研究清楚。我们怎么知道有没有声调的?甲骨文没有声调,因为它没有语气助词,语气助词是声调带出来的,有声调语言就会有助词,但到了西周金文就出现了大量助词。

所以中国56个民族也可以用语言学分成不同的类群。黎族、仡佬族、侗族、仫佬族、水族、毛南族、壮族、布依族、傣族,都属于侗傣语系的,在中国古代都叫百越。苗族、佤族、布朗族、德昂族、京族,属于南亚语系,古代叫百濮。畲族、瑶族、苗族,古代叫做三苗。汉藏语系的除了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在古代都叫氐羌,羌人。阿尔泰语系的民族,分成三个语族,满语族、蒙古语族、突厥语族,在古代都叫狄,北狄,更准确应该叫东胡,胡人。我们中国还有两个民族是印欧语系的。

这就是56个民族的系统分类,其实没那么复杂,整个中华民族都是一体性的。农业起源的时候形成了一个语系,后来发展成了语族,这个演化符合了语言演变的半衰期规律。

族群分开了,居住远了,语言自然会发生变化,因为口口相传过程中不可能保证所有的发音都一样,代际之间的语音慢慢变得越来越不一样。所以超过8000年的,我们就认为是不同的语系了,比如说汉藏和苗瑶。但是后期有交流,有互相借词,那是很正常的。

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讲,它们是语种;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讲,它们是方言。我们都认普通话为标准语,所以其他都属于方言了。这两种不同的定义不矛盾。

那中华民族的分布有些什么自然规律呢?这就要讲到哲学规律。中华哲学有阴阳、五行,孙中山提出的“五族共和”,汉满蒙回藏五大类,这是从文化角度讲的。现在的56个民族的划分,是不断识别、不断完善后的综合因素考虑。那中国的民族到底对不对应五行呢?我发现好像也有点规律在里面。

藏族喜欢红色,喇嘛们穿红色的袈裟,燃灯节,彝族的火把节,羌人的火葬,有很多其他证据、跟火相关的习俗,证明整个羌系民族在文化上有很强的火属性。西方属金,火克金。

南方是百越系统的民族,侗族、黎族、傣族、水族,节日庆典都是用水,文化上显然特别喜欢水。南方属火,水克火。

再看北方,蒙古人崇拜的对象是一个土石堆、敖包,突厥崇拜的石柱、刻人像,都是土。整个北方族群有土的属性。北方属水,土克水。

东方原来古代是东夷,弓矢之民族,商文化里有大量青铜文化,金属性,民族属金,地方属木,金克木。

所以民族分布好像都有一个五行相克的规律在里面。这个规律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为什么会总结出这些地方的地气?因为从这五个角度,我们去归纳总结出气候环境里最重要的元素,是观察总结出来的、提升出来的哲学规律。

这些民族的文化属性,实际上就是他们的一种生存策略。这实际上是涉及到生态人类学的领域。我们怎么生活得更好?我们怎么跟自然环境天人合一?跟它去平衡?这都有很复杂的规律,而古人的智慧都给了我们很多答案。

中华文明,在传承什么

中华文明怎么起源的?我们的国家怎么形成的?三皇五帝到底有没有?我们要找一点实证,把一个社会问题、历史问题转化成一个科学问题。

讲中国的历史都从三皇五帝开始,那三皇是谁?各地记录的三皇,谱系都不一样,从历史学角度很难判断。但是从人类学角度,不同地方讲的三皇序列不一样,反而证明是真的。

为什么呢?因为人类学的传播,在有文字记载之前,都是口口相传的,比如编成诗歌背下来在节日庆典上讲。在传播过程中,就会多样化,记错了一点,背错了一点,不同地方有不同的错,版本差异就出现了。

我们现在都说,伏羲、神农、轩辕,这个版本是依据《尚书》。《尚书》里面讲三坟五典,三坟记载的是三皇的各种政令和规范,五典就是五帝了。所以我们的中国文明肯定很早,但文明以什么为标准?凭什么说它早?

西方的考古学界提出来了一个文明标准,城市、文字、青铜器、神庙四种标准。但是这四个标准不靠谱,因为它们是形而下的,是用结果去分类。我们要用原因去分类,要找到源头上的东西,总结出规律,总结出道。

如果形而上的话,文明就只有一条标准,那就是社会规则。大家生活在一起,遵循同样的完善的社会规则,就是有文明,不讲规矩就不是文明。

在古文明里,守规矩还可以划成形而下的四个标准。这规矩有没有人管呢?有人管,那就有帝王,有统治者,这是第一个标准——“统治”。第二个,规矩能不能传下去?传下去就得有记录,不一定是文字,有可能是纹章、徽章、图案、符号。第三个,有没有章法?有没有法律、礼仪规范?中国文化里谁用什么等级的玉器,谁见到谁要鞠躬、要让路,都是有规范的。第四个是历法,也就是日历。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那就是野蛮。

那中国的帝王又该怎么找?一个是考古上找陵墓,另一个是从遗传学上找。帝王能够把自己的Y染色体传下来越多越好,所以我们把中国所有的男性都去抽样调查,测他们的Y染色体,看他们是多少年前是一个祖先,从后往前逆推,画一棵树。在这棵树上找到了三个点,这三个点无数个分叉。这三个人所传下来的后代,在中国现在的男人里,占到了接近一半。那这三个人肯定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不是偶然性的。

最早的一个距今6800年,帝王6800年前就有了。第二个类型是6500年,第三个类型是5400年。这三个年代远远超过夏商周年,那这三个人是谁?会不会就是三皇呢?完全有可能。但光从遗传学一个证据上,我没办法确定,我们还要有很多其他证据,语言学的、考古学的。

首先挖到的第一个人,在湖南洞庭湖的西岸。常德澧县那边出土了一个城头山古城,这是中国最早的城市,挖出来的是6600年前的陵墓,里面一男一女,男的胸口配着两个玉璜,帝王规格。从他的大腿上面抠了一小块骨片,让我检验他的Y染色体。结果检测下来,他果然是第一个类型。虽然他肯定不是伏羲,因为年代不比伏羲晚,但肯定是他们一家子。然后这个文化叫做高庙文化,从7800年前开始,高庙文化里面就开始画两仪四象八卦图。你去高庙遗址去看,气象万千,就是传说中的伏羲演卦这些地形地势,这些风水全存在。所以真正的伏羲太昊是应该在湖南,因为有最多的证据。

那第二个,濮阳的南边挖出一个西水坡大墓,是6460年前下葬的。墓主人头朝南脚朝北摆布着,周边有很多蚌壳排了很多动物造型,东边有一条龙,西边有一个老虎,左青龙右白虎。北边是个北斗,脚踏北斗,南边排了一溜七个动物,这七个动物对应我们讲的二十八宿里面的南方的七宿的动物,井木犴、鬼金羊、柳土獐、星日马、张月鹿、翼火蛇、轸水蚓、蚯蚓。那么这个人是谁呢?漫天星座围着他,他就是太阳神炎帝,炎帝神农氏很可能是他。很可惜这1000m²的墓葬没保留下来,但龙虎和中间的墓主人这一块整体迁到国家博物馆了。因为没能取基因检测,我只好去找他的后代,在仰韶文化里面的6500年之后的很多遗址里面去找那些贵族,检测结果做下来都是第二个类型,所以我基本上确定是他。这后边需要研究的学术很多,但是从学科交叉的线索上都指向一个方向,所以这应该是对的。

第三个,汉族的这个起源到底在哪里呢?5400年前,在西辽河流域,辽宁、内蒙和河北三省交界地方,就是我们以前讲热河,热河这地方一个风水特别好的山岗上用石头垒起来金字塔造型的陵墓。挖出来的时候金字塔造型已经坍塌了,挖出一溜16个陵墓,这16个排的造型就是天上的轩辕星座。最中间的最早的一个陵墓里面埋着一个墓主人,一看这骨头就知道长得非常帅,身上佩戴着极其高贵的七件玉器,头戴两个轩辕,胳肢窝下夹着一个玉帽。玉帽是汉族早期帝王戴的冠冕,这是汉族的东西,轩辕黄帝开始的,这一系列的墓葬里都有玉帽,都是帝王。这些都是红山文化考古发现,里面文化都是用玉器,而且玉雕是雕龙雕凤,龙还是熊头的龙,还有小玉人修道的造型。

还记得我们讲民族融合提到的5300年前的一个重要事件吗?轩辕黄帝所在的红山文化是6200年前开始的,到了5500年前气候开始慢慢变冷,越来越不适合种庄稼,变成了半农半牧,人口开始南迁,搬回北京去,搬回涿鹿去,甚至搬到河北的南边。继续往南走,跟南边的族群发生了冲突,发生冲突就有可能打仗,阪泉之战的背景可能就是这个原因,阪泉之战就改变了很多事情,之后就发生了涿鹿之战。

那么这个事情真的假的呢?在遗传学上可以看到的是,O3-α这类型当时已经扩散到了全国各地。从考古上面看到的是,辽宁的红山文化5300年前南下了,大量的东西出现在了河北,甚至更往南;中原的仰韶文化炎帝的部落西迁了,西北的大地湾文化,甘肃、青海、陕西那边的大地湾文化被灭亡了,马家窑文化开始了,安徽的凌家滩文化灭亡了;湖南湖北那边的大溪文化被灭亡了,屈家岭文化开始了,开始建造天坛地坛、用玉器;江浙的崧泽文化灭亡了,良渚文化开始了,也开始大量用玉器、造高台。所以5300年前,全国的文化都发生了变化。所以根据遗传学、考古学各方面的学科推断,我们认为涿鹿之战应该是真的。

所有的民族就在那个时候就融合到了一起,汉族里是三个成分都有,就是因为当年三皇统治下的老百姓混在一起了。不愿意被统治收编的那些贵族,跑到西边就变成了羌人,逃到了湘西变成了苗族,跑到湘南的变成了瑶族、畲族,所以少数民族就这样形成了。

《史记》里记载的跟《尚书》有很多矛盾。因为司马迁从他的政治角度出发,他可能认为我们的祖先是大一统更合适,所以伏羲和神农不讲了,三皇本纪是后人补的。我们现在看下来,估计尧帝是神农的后人,而舜帝是少昊的后人,夏禹可能是颛顼的后人,颛顼很可能就是良渚文化的首领。再往后延续,就涉及到夏朝的历史。

最后,我们讲最后几句话,中华文明的核心是什么?我们一直在传承中华文化,传承其实的是三件东西,我们讲的语言是汉语,我们用的字是汉字,我们的哲学理念还是从三皇传下来的世界观。第三个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讲的追求大道的道统。道统的世界观是天人合一、阴阳平衡、和而不同,这些理念都是最早在三皇时期就已经定下来了。

伏羲演八卦,开创了天之道。神农研究本草药食,研究地之道。轩辕是人之道,研究经络、中医、修行、练气、养生。我们现在的生活还继续坚持这些理念,我们华夏文明就不会断,甚至还要继续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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