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阅
❌

普通视图

晚点对话美的方洪波:我只是一个过客,不需要被任何人记住

2025年5月19日 14:08

晚点团队 2025-05-19 14:08 北京

以下文章来源于:晚点LatePost

晚点LatePost

晚一点,好一点

“企业想要生生不息,依靠的是完善的公司治理,而不是一个人。”

美的集团董事长 方洪波

“企业想要生生不息,依靠的是完善的公司治理,而不是一个人。”

文丨宋玮

13 年前,70 岁的美的公司创始人何享健把公司交给了 45 岁的方洪波。在那场意义非凡的交班仪式上,方洪波仅说了两句话,他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第二句话是,“我只是美的发展历史中的一个过客”。

方洪波清晰知道自己是谁,一个过客。

正是这名过客,创造了中国商业史上罕见的增长奇迹。在他接任美的董事长这十三年,美的收入增长了 4 倍,从 1000 亿 到 4000 亿;市值翻了 8 倍,上涨了超过 5000 亿,目前位列 A 股民企市值第三,仅次于宁德时代和比亚迪。他重塑了美的,将其从传统的家电制造商转型成了一家科技驱动的多元化集团,产品卖向全球。

每一位优秀企业家,都是在独特的生存土壤中,生长出属于自己的路。方洪波的独特处境在于,他执掌着规模庞大的企业,手握极大权力,却既非创始人,也非所有者。在这样极具挑战性的环境中,他不仅实现了卓越成就,还守住了自我本真。这一切,都源于他对自我的清晰认知。

他始终将自己定位为继任者、交棒者,禁止公司悬挂自己的照片,摒弃口号式企业文化,甚至不允许员工称赞自己。但与此同时,他深知自己要成为大胆的改革者、真正的企业家,而非安于现状的守业者。正因如此,他敢于变革、敢于认输、敢于自我否定,带领美的一路向前。

企业家所处环境千差万别,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管理理论。一位接触过方洪波的企业家说,他认为方洪波是真正的管理大师,因为他选择顺应环境、尊重规律,探索出适配美的的发展路径与独特的管理方法,并高效的执行。最终,历史回报了他。

今年 4 月,在佛山阳光明媚的午后,方洪波向我们回忆起 33 年前他初来乍到时,还是尘土飞扬的佛山顺德北滘镇。时代已是沧桑巨变,当年如裕华、万家乐、春兰、新飞等明星企业,多数已经消失。方洪波说,每一个时代都有群星闪耀,随着时间推移,多数都星光暗淡。而企业想要生生不息,依靠的是完善的公司治理,而不是一个人。

谈话的最后,我们问他,假如有一天你退休,你希望人们如何记住你、定义你?

他回答,“过客,过去了人家就忘记了。” 当他描述自己是一名过客的时候,有点清醒,甚至有点潇洒。

方洪波很少接受访谈,这是他近十年来屈指可数的深度专访。我们的交谈从下午 4 点持续到了 6 点多——没错,他要准点下班了。

我不加班,也不鼓励员工加班

晚点:前阵子美的上了热搜,因为要求员工必须六点二十下班。这源于你今年 1 月签发的《关于简化工作方式的要求》,提出了 “六条禁令”,其中就包括 “严禁下班时间开会、形式主义加班”。为什么这么反感加班?作为一名 5800 亿市值企业的董事长,你自己加班吗?

方洪波:我从来不加班,没有说 6 点之后还上班,这绝对不可能,周末加班也从来没有,我过去 20 年都是这样。

晚点:那对你来说什么最重要,生活吗?

方洪波:把这个企业经营好最重要,表面上看我很轻松,但我的脑袋时刻都在思考,是累的。

自己的人生也很重要,你不能为了工作没有生活,那人还有什么意思。他们都很清楚,我从来没有 6 点钟之后开过会。

晚点:你一边鼓励高管和员工要无惧竞争,要敢于 “内卷”,一边又要求大家 6 点必须回家,这不是矛盾吗?

方洪波:我说的 “内卷”,是指企业经营策略、经营业务上要竞争,这里面就包括 “简化”。我们要简化多余的、不产生价值的经营活动,加班是其中一种,95% 以上的加班都是形式主义的加班,它是没有意义的。你守在工位、搞那么多报表,没有用。

晚点:你在今年初美的经营管理年会上讲,2025 美的经营思路是 “以简化促增长”。你说面对复杂变化,关键要简化大脑,我们简单,世界就简单;我们复杂,世界也会像迷宫一样复杂。

方洪波:以简化促增长什么意思?就是企业大了就会生病,跟人一样,层级越来越多,细分模块越来越多,出现了很多不必要的、多余的、没有价值的经营活动,哪怕一个动作也是活动。

比方说,小米做空调可能产品型号少一点,我们一上来就几百款产品,里面有很多是多余的。

晚点:为什么不一开始就限制,而是搞了几百款后才限制?这中间就是大量的浪费呀。

方洪波:企业一大了有些东西失控了。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很多时候是为增长而增长的,我们现在简化一些工作,说明过去有些过度的发展。但有任何问题、不足,没关系,我们去解决。

晚点:强调减少不必要的经营活动,会让员工不敢做动作么?这和你鼓励大家要勇于尝试、探索,矛盾吗?

方洪波:我觉得不矛盾。我们今年减少了那些亏损的、做不起来的、看不到希望的业务,就是你曾经豪情万丈想把它干起来,现在证明你没有这能力,那我们就把它砍掉。

包括小家电,2022 年我们关了一批,还不够,我们没能力搞那些小的。市场上有小熊、北鼎,他们公司小,成本低。我们体制性成本太高,搞不过这些新型企业。家电业务我们很多也在减 SKU,非核心业务更是要关停并转、出清冗余。

晚点:我感觉美的做业务的方式是,先内部赛马跑一段时间,隔一段时间再统一调整,大开大合。

方洪波:我们先发挥活力,不发挥活力那么多家电品类我们做不起来。同样我们现在做 To B 产业转型,我不知道哪一个是未来,会转型成功,也要试错、摸索,但到了一定的阶段,我们可能要关停并转。

晚点:怎么把握关停并转的节奏?如何确定这个时候就该收缩,该专注?

方洪波:就是企业家直觉。当然也不是瞎直觉,首先你要有知识框架,然后有商业实践,对环境的感知。春江水暖鸭先知,你要感受一切,然后再形成一种直觉。我忘记谁讲的,他说管理到一定阶段,科学只占 30%,直觉占 70%,商业直觉有时候就跟老艺人的手感一样,是一种艺术。

晚点:所以你做决策时会有一个 moment,一个直觉瞬间。

方洪波:我个人的体会是有。

晚点:这个瞬间往往如何到来,它有规律可循吗?

方洪波:我个人对洞察力的理解,前提是有基础知识框架,你对战略、对商业的理解;然后要保持学习,知识要跟上时代,要实时对各行各业关注,梳理出问题来;还有对一线的情况要了解。

我每年雷打不动去到乡镇、县城,前阵子刚去了江西赣州、吉安、新余、宜春,跟一线门店、客户、员工、渠道聊天,有时候还跟他们一块吃饭,公司内部的员工,我也会一对一访谈。

晚点:是访谈最一线的员工,还是每个层级都聊?

方洪波:公司 200 多中高层,每个都聊,一个不落,有时候落掉了一个,我可能出差了,还有人找我的秘书,他说方总怎么没找我?他以为是我对他有意见,后来马上补上。毕业生、社招的各种专业人士选一批,博士生选一批,加起来我估计三四百人是有的,基本上一年两次访谈周期。

晚点:怎么让下属对你说真话?

方洪波:取决于一把手自己是不是想听到真话。一个 CEO、董事长能听到什么,取决于你想听到什么。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企业家一定要对一线最真实情况有所掌握,这是洞察力的来源。大企业 CEO 往往是很难听到真实声音的,高管对下面层层阻隔、过滤,他们有天生这个倾向。

晚点:每人聊一个小时,那 400 人得 400 个小时,一年两次就是 800 个小时。

方洪波:嗯,花很多时间,整天整天,从早到晚干到 6 点多下班。

晚点:看来雷打不动 6 点要下班。

方洪波:扯远了。你要说我有哪一刻有灵感?我一些重大的思考往往不是在公司内部的日常忙碌中,一定是远离这个企业,把自己当作一个局外人的时候。比如长途飞行,在高空尽管缺氧,但那是一个很好的思考空间。

另外就是游泳的时候,因为游泳是孤独的,一个人在水里游,也是产生很多想法的时候,我个人的体会是这样。

往外走、往上走,也要往下走、直面竞争

晚点:这几年美的一直努力转型 to B,但家电领域也不是安枕无忧。小米就是个强大的对手,它什么都做。还有追觅,也做空调、洗衣机等大家电,这些都是来于其他赛道的竞争者。

方洪波:我觉得非常好。小米总裁卢伟冰去年来过一趟美的,给我们演示了一个 PPT,他们有宏大的愿景,大致是三年时间手机销量要成为世界第一;汽车十年内要成为世界前五;大家电是三年之内成为中国头部。

晚点:大家电没说前几?

方洪波:前三。我当时差一点就想问,美的、格力、海尔,你想把哪一家挤下去?

晚点:你还挺有幽默感。

方洪波:我们所有的领域小米都进入了,空调、洗衣机全做了。战术上我重视小米,但战略上我并不害怕小米进来。

很长一段时间,家电行业的格局有点固化了,大家甘于现有格局,相安无事,小米进来对家电行业是好事。我们要以积极的心态应对,我们刚做了三份研究小米报告,加起来也有十几万字,我们一路不断地在学习它。

晚点:今天来看,小米品牌真正成功不是因为其他,而是因为雷军做了汽车,进而带动了高端手机的销量。这件事情有给你什么启发吗?

方洪波:不断也有汽车企业找我们,想合作来做汽车,我思考了很久,内部讨论过很多次,但后来还是推翻了,我认为美的没有这个能力。 

晚点:这需要的是什么能力?

方洪波:你要对汽车这个行业有深刻理解,另外我们也没有孤注一掷的魄力、决心。

我们选择是否进入一个行业大概的逻辑是,劳动密集型肯定不做,因为没有附加价值;国内已经铺天盖地的不做,比如光伏、风电;本身不具备能力不做,比如说汽车、手机。1997 年美的就成立过一个团队做手机,后来解散了。

晚点:美的也一直不做彩电等黑电,为什么?

方洪波:因为它变化太快,我们作为一个新进入者,很难跟得上。

晚点:美的做扫地机器人,但排不进市场前三、前四,你觉得还要做吗?

方洪波:我们扫地机器人一直亏,去年亏了 2 亿多。但这个业务是全球性的,每个国家都需要,这是一个新兴产业。所以我们做得再差、亏损,也会一直在做。因为我们有能力、有实力,亏就亏,“卷” 到最后看看怎么样。

晚点:破局点是什么?

方洪波:我们就是等着、看着它,大企业做创业很难,有大企业病,有官僚气。破局点就是它的技术迭代升级相对稳定时。以前是扫地机器人,现在有扫拖一体,最新的又有一个手臂,还有两个手臂的版本。一旦变化稳定,就是破局的时候。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不做手机,同样的道理。

晚点: 9 年前美的就敢斥资 292 多亿收购德国库卡,进军工业机器人,那一年美的净利润才 147 亿。 为什么你觉得机器人可以做,但是手机、汽车不可以做?

方洪波:我们当时寻找的是中国还没有形成规模和格局,但在全世界比较成熟的行业,工业机器人就属于这类。

我们现在做楼宇科技,也是中国还没有企业做大,但美国、欧洲各有两家大企业。2021 年我们收购了万东医疗,进入医疗影像诊断,当时中国只有一个联影医疗,行业也是这两年起来了。

晚点:2016 年收购库卡是美的产业转型的关键时刻,当时这个决策是如何做出的?

方洪波:美的有一个 6- 8 人战略团队,专门做产业研究、产业变迁,直接向我汇报。当时我已经定了要通过并购进入这个领域,他们把全世界的工业机器人公司都梳理了一遍,分析下来就 “四大家族” 有价值。ABB、发那科不可能被收购,安川和库卡有机会。

我先去了安川,当年孙中山去日本就住在安川创始人的家里。我当时还用这个故事去打动他们,我说今天振兴中国,就要进入到工业化的进程中。但我们想搞合资企业,安川说不可能。

接着我去了库卡,第一次对方就派了个业务经理来接待,完全不把我们当回事,从德国回来后我们就在二级市场买它的股票,买到 5 个点的时候我们公告,一公告他的 CEO 就带着财务报表跟我们谈。

晚点:并购要付出很大代价,除了资金,还有很高的整合成本。15、16 年,中国家电市场还在继续增长,为什么不先在各个家电细分领域做到第一,把仗打完,而是要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

方洪波:我们当时转型的逻辑非常简单,一直做家电,肯定没希望。中国家电企业过去都是大规模、低成本的经营模式,只要不傻,不头脑发热,在中国做家电,没有不赚钱的。2012 年前,美的是个纯家电企业。2012 年我接手董事长,开始做 “效率驱动转型”。

当时我在内部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们要做西门子、飞利浦、三星、索尼,还是要做伊莱克斯和惠而浦?” 欧洲的伊莱克斯,100 多年前就是一个家电企业,今天还是。但西门子最早是做电报机的,后来转型了;飞利浦也把家电业务一个个都卖了;美国艾默生,最早做风扇,跟美的一样,后来转型了很多次,现在向软件转;索尼 2000 年一半收入是家电,利润主要来自家电,但去年它家电业务利润为 0。

做附加值高的产品是符合产业规律的,不论日本还是美国,那些穿越周期、基业长青的企业,一定是实现了产业升级。

晚点:美的是一家拥有 40 年出海经验的企业,你们有 3.5 万名海外员工,去年海外收入占比超过了 40%。美的的国际化能力是如何一步步建立起来的?

方洪波:现在也不能说建立起来,还是在摸索,但我们的方法还是吸收日本韩国企业的一些教训,因为都是东亚国家。

我们提出全球化战略比较早,2010 年我还没有做董事长,就提出了 “全球经营” 战略,你最起码要把你产品服务搞到全世界去,是这样的阶段。真正全球突破,是 2020 年疫情之后,我们开始冷静地想一想过去的路走得怎么样?2020 年我们做了一些自我修正,真正开始全球铺货,做各种资源配置,真正下决心是 2023 年年底。

以前我们做代工比较多,从去年开始,我们把代工放在次要的地位,提出来真正的 OBM 优先,投入非常大,方法也变了。但这些方法,都是日韩企业已经走过的路,我们进行了借鉴。现在基本框架是搭建起来了,方向也是对的。

晚点:走过什么弯路,有了什么教训?

方洪波:教训就是我们不相信常识。

以前我们也说借鉴欧美,要摸着他们的石头过河。欧美企业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定要本地化,但我们还是派了很多中国人去搞,后来证明只要派中国人出去搞的,没有一个搞成功的,这些都是付出的代价。现在我们现在坚定的本土化,用本土人、本土团队来管本土业务。

晚点:怎么管理好这些本土团队?让他们相信美的想让他们相信的东西?

方洪波:这也是很重要的,即所谓加深理念的融合,解决文化冲突的问题。所有在海外进行本土化的公司,60 多个主体当中,只要一把手相信美的的这一套,基本上业绩都非常好。

他如果不相信你的这一套,简直一点办法都没有,后来没有办法就换人。

晚点:美的高管说,你在内部强调最多的是要 “自我颠覆、自我否定”。 今天你还会在哪些方面否定自己?

方洪波:今年我们以简化促成长,自我颠覆,这就是自我否定。你说企业家精神到底是啥?企业家精神是一种要素,它不是一个具象的人,这种要素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自我认知,就是你能不能自我否定。

晚点:我们和张维迎聊,他说企业家精神就是冒险和创造。勇于追求自己相信的事情,而不管手里有什么资源。

方洪波:创造的前提是要自我否定,没有自我否定成为不了一个企业家。

我给你个例子,GE 分拆后,很多声音开始否定韦尔奇。但我不这么看,韦尔奇在位 20 年,他每年都在变,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这是韦尔奇的经典论述——每年都自我否定。他不断做变革,你不能说他错,因为时代的语境不一样,我们不能因为今天的语境去否定当年的语境。

他的继任者伊梅尔特在位 16 年,没做过一次大的改革,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如坐针毡》,我看下来,很多问题都在找客观因素。

有一次我在美的公司年会上问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我说有什么客观问题、什么包袱, 16 年时间都没解决完?16 个月就可以解决!后来 GE 又换了几个 CEO ,现任 CEO Larry Culp 干的事情就是效率,几刀下来。拆分之前 GE 市值最低只有 800 亿美金,现在三家公司加起来超过 3000 亿美金了。

晚点:你是否认为企业家只要不断自我变革、自我否定,就没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方洪波:那肯定它永远有问题,但最起码你不能躲避。

我认为看一个企业还是要看长远,一个企业持续性的成功非常重要,它要经过长时间跨度的检验。基业长青不说 50 年、100 年,最起码也得 20 年、30 年。今天我们看到有企业正如日中天,是最闪耀的那颗星,也有极少企业生生不息的,但更多企业还是会随着时代巨变、星光黯淡。

晚点:曾经的企业经营就像登山,目标明确、路径可循,但现在像冲浪,要和风浪博弈,动荡才是常态。家电是美的的主航道,你们要如何打今天这场仗?

方洪波:我现在的策略很简单,即第一条曲线,我要往上走,促进产业转型,找到附加值高的产品。同时我今年要改变策略,要往下走。我不能坐视小米蚕食这个市场而不反应,我要往下走,拼成本,要跟他们干。

以及我们要在第一条曲线上,建立一个新的优势,做产品和科技的投入研究,跑通第二曲线。但这个很难,需要漫长的周期。

晚点:那美的想成为谁?是 GE 、三星,还是索尼、飞利浦?

方洪波:今天我们不想成为谁,我们要跟着时代的变化,找到自己的业务结构、业务方向,走自己的路。

位于顺德的美的总部大楼。

混乱是阶梯,美的的两次关键转型

晚点:美的成立于 1968 年,比中国改革开放还早十年,同时期的公司绝大多数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美的则历经数次转型,成长为收入超 4000 亿的多元化集团,产品卖向全球。回看过去,美的的发展给我们哪些启示?

方洪波:美的是从顺德北滘镇起步的,我 1992 年来这儿的时候,镇上还没有水泥路,煤渣加灰,车辆驶过尘土飞扬。北滘镇很小,但涌现了很多家电企业,当年排名第一的叫裕华,也是做风扇的,创始人 1992 年就是全国人大代表。

1980 年代的美的风扇厂和美的空调厂

晚点:那个时候含金量很高是吧?

方洪波:非常高,空中有一颗星用的就是他的名字。当年我骑着摩托车每天路过他家,豪华的奔驰 600 停在门口,大家都是非常仰望在看。镇里第二名叫蚬华电器,领导人题写的厂名,可见当时的地位。第三名是南方电器,美的排第四。这还仅是北滘一个镇,另外一个镇上有万家乐——《繁花》里提到的热水器品牌。此外还有神州、容声、科龙、华宝等,当时都是声名显赫。以那时候美的位置,根本无法想象它的今天。

再看全国,1992 年中国最牛的家电企业是谁?是春兰、长虹。看向亚洲,如日中天的是日本家电,索尼、松下、东芝。一直到 2000 年,索尼的黑电还占它 50% 以上的业绩。后来我们目睹了松下、索尼转型成功,看到东芝的衰落,2016 年,美的还收购了东芝旗下的家用电器业务。

晚点:听闻你喜欢研究商业变迁,美国 200 年商业变迁,能找到的资料你基本都看了。你从中看到的规律是什么?

方洪波:摸着发达国家企业的发展经验过河。

今天中国大部分企业都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最多 1978 年开始创业,我们没有经历过周期,我们看自己成长的轨迹,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以为我们理解了世界,但事实不是如此。

美的今天做的没有新鲜事,都是从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经历过的事情中总结出来的。比如 2010 年我提出了 “产品领先、效率驱动、全球经营” 这三个核心战略方向,尤其是效率,它成为了美的目前最有竞争力的优势。为什么效率有优势?管理学家泰勒 100 多年前提出的科学管理,核心就是效率,后来福特汽车起来,流水线是效率,到后来丰田、丹纳赫、特斯拉等企业,都是效率制胜。

这些企业发展的路径给了我们答案,答案都是现成的。我觉得很难超越这个规律,这就是常识——常识是跨越时间、空间,被检验证明不会变的。

晚点:效率是结果,那内核是什么?

方洪波:内核就是效率最重要。对企业来说,效率就是 “减少一分钱的占用”。什么意思?任何企业的成本最终体现为对资金的占用,一个产品、库存放那不动、卖不掉,一个人的多余,这都是资金的占用。把每一个多余的一分钱都纳入战略框架,这就是效率。

2010 年我们做的转型就是效率驱动转型,而且是看不见的效率。降本、降薪,这些都是看得见的效率。过去 13 年美的现金流增幅都是超过净利润的增幅,一是你得盈利能力强,第二就是效率要高。

举个例子,资产负债表第一行就是现金,十多年前同行企业有 1000 亿现金的时候我们羡慕的不行,当时我们账上 100 亿都不到。那年我在公司会上讲,如果哪一天账上有 500 亿现金,那我们的日子就好过的不得了,大家要努力。这么多年过去,现在我们账上有 3200 亿人民币。

晚点:你在年初的经营大会上说,世界规则被重写,范式被转移。什么规则被重写了?什么范式被转移了?美的现在找到新范式了吗?

方洪波:中国产业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以前大家是模仿跟随,最早走大规模、低成本路线,因为市场太大,加上外资的退出,大家都活得很好。后来我们靠效率驱动,开始走效率创新路线,到后来再发展,又有应用式创新,应用式创新是中国企业的优势,还有重构式创新,本质都是别人做好的东西,我们去做应用、重构。

去年我去了一趟硅谷,去到的每个企业都在讲,微软、苹果、英伟达是在收割全世界,全世界都得给它们交服务费、各种软件费,因为他们实现了引领式的创新,它改变了一个范式,但中国现在还很少有这样的企业。

美的搞效率驱动,现在同行都在做,一样会跟上来。中国的应用创新也很强,但未来只做应用创新,很难和美国竞争。所以引领式的创新非常重要。但今天,美的还没有实现这种范式的转移。

晚点:新时代的秩序、规则和底层技术都在动态变化,那老公司的护城河到底是什么?

方洪波:我有两条自己非常信奉的理论,一是韦尔奇的做企业要做到数一数二,你做不到数一数二的地位,确实没有竞争力;第二是巴菲特的护城河理论,他的原话是他梦想投资一个企业,像一个城堡一样,周围有一条护城河,有一个忠诚的守门人,即职业经理人、企业家,把这个城堡看好。但现在我们还找不到这条护城河。

晚点:是美的找不到这条护城河,还是你认为根本就没有护城河?

方洪波:它在不断的动态变化当中。过去 10 年美的护城河是效率。我们的现金周期是负的,家电行业里我估计目前只有美的实现了——就是我们做生意,不用自己拿本钱,都是用别人的钱在做生意。我们去年现金周期是 -9 天——这就是我的护城河,但这个护城河在不断地被侵蚀。

我们要在这个护城河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优势,要做产品和科技的投入研究,实现引领式创新。

但这需要时间,建立第二曲线需要先建立能力框架,去年不管怎样,框架搭好了,To B 收入超过 1000 亿。如果简单定义 To B、To C 转型是否成功,简单来讲目的达到了。但是这个业务能否在中国、在全球站在数一数二的地位,这又是另外一个阶段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坚定国际化,我想延缓上一个曲线,让它尽量滑得平缓一点,国内没有增量,存量还在萎缩,同时还有很多新的竞争对手进来。所以我们一定要往外走。

晚点:引领式创新可以自上而下被规划吗?

方洪波:有些可以自上而下,但是不可能被管理出来的,还是要形成技术研究的环境。我 2014 年就提出要建集团基础研究院,内部全部反对,我们的财务总监直接问,怎么考核,KPI 定几个?我很少在公司发火的,但我当时真生气了。

我说我不相信这帮博士为了你这几个臭钱,把青春耗费在这里,我原话就是这样。

晚点:所以没有 KPI?

方洪波:每 3-5 年评价一次。

晚点:有发论文的要求吗,有冲榜的要求吗?

方洪波:都没有。研究院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硬件技术,我们还比较早就成立了人工智能研究院,但重心都是应用研究。2012 年整个美的博士生加起来不到 20 个,现在有上千个。我们附近有个 500 亩的园区-美的全球创新中心,这也是我的理想,它建设得和大学校园一模一样。

晚点:回头来看,是否应该让研究院把智能技术、底层技术提升作为唯一的主线,而不是应用。

方洪波:也有这样一条线,我 2020 年初从一个大厂挖来一位科学家,他提出做服务机器人,我们投了 3 个多亿,后来都打水漂了,因为研究方向搞错了。去年我们从硅谷找了一个新的院长过来,做人形机器人。

晚点:3 个亿投进去,你才意识到方向搞错了?

方洪波:我们做第二条曲线,投入很大,选了几条赛道,机器人、 to B 业务,到底哪一条能生存下来,很难讲。

但我们也不急于求成。机器人这个方向我很坚定,否则 2015 年也不会去收购库卡。那么细致、精密的工作,工业机器人都能把它做好,我们还有医疗机器人。家庭的、生产线上的事情,它不能做?这个趋势我是坚定的。但是不是人形,不见得。现在行业是有虚火和泡沫,跟一轮又一轮的产业一样,啤酒上面的泡沫是正常现象。

晚点:历史上能穿越周期的企业是极少数,《基业长青》里的很多标杆公司也失败了。你认为转型成功的企业有什么共性?转型失败的又有什么共性?

方洪波:1980 年代美国有一本著名的书叫《追求卓越》, 90 年代柯林斯写了《基业长青》,答案那两本书里都有,失败原因无外乎都是盲目自大,盲目多元化、盲目加杠杆。

任何一个企业转型都需要 10 年、20 年,松下 2010 年开始说要革新,我 2013 年去拜访他们,当时松下的社长叫津贺一宏,他说要进入电池、能源、环保产业。前几天我看他们承认转型遇到困难了。转型是需要一个周期的,但企业不转型不行,如果美的就是一个家电企业,10 年、20 年后就是今天的夏普和松下电器,很快会被淘汰,不见了、消失了。

美的 55 周年庆。方洪波在 2024 年 1 月的全员演讲中说,“伟大的企业之所以伟大,就等于把常识做到了极致。”

晚点:企业追求基业长青是对的吗?如果企业就像人一样,无法避免墒增、衰老,它一直存续真的有利于创新和社会发展吗?

方洪波:你问得很好,按照达尔文的理论,没有一个生物会永远活着,所有的都要死,企业也一样。

我认为对中国企业来说,今天还无法定义什么是基业长青,因为我们时间太短,从 1978 年开始不过 47 年。支撑企业基业长青的很多东西,我们没有共识,比如公司治理、股东利益,像前些年搞的 DEI(多元化、公平性、包容性),后来 ESG 一上来就把 DEI 全盘否定了,ESG (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 现在也在被否定的路上。我觉得这是好事。企业就是企业,就是要持续性地盈利成长。美国企业是有社会共识的——企业不应该承担太多的社会责任,企业追求的是股东利益最大化,持续性地盈利成长。

但这些在今天的中国还没有达成共识,我们时间太短。所以假如有企业不追求企业基业长青也是对的。但随着中国未来发展,基业长青还应该是我们的目的,企业就是要持续性地盈利、持续性地增长,这就你的价值。

晚点:日本的手工作坊,欧洲一些家族企业,他们似乎更容易实现基业长青。而多元化的大集团要维持规模和地位,看起来只能靠无限变大。

方洪波:从全球企业的发展历程来看,对大的集团性企业的抛弃,是从美国率先开始的。2010 年之前,市场对大企业集团还是拥抱,估值、市值很高。但现在美国集体抛弃大集团企业,UTC、GE、霍尼韦尔、杜邦,那么多的公司都分拆了,丹纳赫也分拆了,很多都是一分为几,重新聚焦专业化。这些都是范式的转移。

另一个变化,过去的大型工业集团是基于资产优势来管理多元业务。但谷歌、亚马逊、微软,还有中国的阿里、字节,也做了很多产业,跨了多个领域,但他们是基于数据能力来统筹,这是新的范式。

所以基业长青的企业,一定要穿越周期,要转移范式。但中国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企业形态来发展,我们也在摸索。

晚点:你一直追求不断变革,是为了攀登那个最高峰,还只是为了避免失败?

方洪波:我认为企业的意义就是不断地动态变革。你不变革,你一年、两年不变革,就会遇到挑战,这是一定的。

晚点:2023 年的美的年报,你引用了一句《权力的游戏》中的话,你说,“混乱不是深坑,而是一把梯子。”( Chaos isn't a pit, Chaos is a ladder) 

方洪波:在这个混乱的局面里,每个人各怀鬼胎,这跟企业里面很多架构都是相似的。

晚点:这个梯子会被什么外作用力搬移吗?

方洪波:我觉得还是靠自我,你唯一也只能靠自己。在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也曾被肆无忌惮地攻击,但不管对方怎么样,我就不动摇。我们叫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是我在公司开会时候要求大家的。我的意思是命运还是掌握在自己手上。

我又扯远了。回到你最早的问题,2012 年的时候,我没有想象到今天,那一年我们收入 1027 亿,去年我们过了 4000 亿。2012 年,美的利润估计 50 亿不到,去年我们利润是 300 多亿。从北滘镇的美的自身,再到整个中国家电行业,再到整个东亚企业,你看这些变迁,见过了这些东西之后,你说还有什么东西如果我还没有想透,还看不开的话,那我觉得就有问题了。

美的生生不息要靠公司治理

晚点:在美的,股东、客户和员工三者的排序是?

方洪波:员工第一、用户第二、股东第三。

晚点:员工第一?这在中国企业里很罕见。

方洪波:员工如果不舒服,企业就没办法很好地发展。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镇,相对来说软环境是非常差的,我们为了改善它花了很多精力。后来创始人何享健在这里建了医院,我又把我的母校,小学、初中、高中全部搞来,华东师大二附中是上海数一数二的高中,把它搞到这边。我们还建了一个 ALSO 商业区,旁边有公寓,大学生进来可以拎包入住。

晚点:你们关怀员工,但同时也毫不留情地汰换员工。

方洪波:我们不断在调整、优化结构。以前有人问,你员工为什么老这么优化?

有一年开年会我主动回应,我说错,企业只有不断地优化才能向前。你不能孤立地看某一个员工,我们在全中国有 8000 家核心供应商,员工就 20 万,上下游加起来就业人口 100 多万。美的是链条上的核心企业,只有美的持续发展,这个价值链才生生不息。

晚点:听说在公司,你不允许任何人称赞你。

方洪波:还是那句话,一个人能听到什么,取决于你想听到什么。最起码在我面前讲好话的人没有。为什么呢?只要在我面前讲好话的,要么直接批评一顿,要么在公开大会上批评。

举个例子,广东有个风俗习惯,中秋节和春节要去领导家里坐一下。我当董事长后明确规定,任何人不能到我家里。结果第一年,就是 2013 年,一个事业部总裁带着团队,拎着一点酒、水果就来了。下个月的会议上,我直接点名了,我说今年有谁谁到了我家里。第二年再也没有人来了。

现在在公司,每天中午我都习惯饭后到广场上溜一圈,没有一个人上来跟我打招呼的。

晚点:所以你也从来不夸人?

方洪波:这是我的缺点之一,我从不表扬人。

晚点:你都怎么批评人?

方洪波:开大会点名。我就是公开讲,任何事情透明、简单是最好的方法,不要拐弯抹角。

晚点:当年何享健是不是也很少表扬你?之前有文章写,你还是美的高管时,每隔几个月,何享健就会把你叫到他的办公室,拿出几张记得密密麻麻的即时贴,上面写满这段时间他观察到的纰漏。

方洪波:我感觉是受他影响有点多。你这样一问我,回忆起来是这样的,好像他也很少表扬我。

他是非常细致的一个人,他归纳出一个什么东西,有时候一写十几点便利贴。当时他写的可能是哪一天我在哪个会上讲了哪句话,这个不对,你不应该这样说。

晚点:你会像他当时培养你一样去培养其他人吗?

方洪波:现在时代不同了,我们已经形成了完善的干部培养体系,内部有启航、远航、领航计划,我们给高管的要求也是强制性到全球各大商学院训练。我本人一年两次和他们做面对面,会谈的比较深刻。体系已经形成了。

晚点:你如何评价美的的组织能力?组织能力强有几个标准?你认为怎样的组织形态匹配一个复杂的、全球化、多元化的大型集团?

方洪波:应该说在中国企业里可能算还好。组织能力最根本是靠人才体系去支撑,最终靠人执行,否则你说得再好没有用。简单来说,就是你有清晰的战略,有清晰落地的路径,有执行的团队,说得大一点,是要有公司治理的框架。

为什么我说自己玩世不恭、吊儿郎当,因为我们高度分权,我在公司每天好像也闲着没事干,没人找我,因为他们不用找我,我高度分权给他们,他下面又分权。再加上我们的人才建设,美的包容性很强,校招、社招齐头并进,人才也多种多样,这样就形成非常好的框架。

晚点:分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什么时候大家不用找你了?

方洪波:我还没当董事长之前已经开始了,我当董事长之后更加彻底。现在我就负责定战略方向,像雷达一样评估公司,看团队的表现,选人、培养人,我平时没事干。

晚点:为什么你敢高度分权?有 CEO 跟我说,他不是不想分权,而是做不到,找不到可以放心分权的人。

方洪波:做不到也是假的。取决于你到底是不是相信这是常识——所有的大企业,一定是高度分权的。我是不管怎样都分权,找不找到合适的人都分权,不行就换人。

晚点:不行就换人,那他们会很没有安全感。

方洪波:他们没有安全感。任何管理者在岗位上都有 “继任者计划”,包括我自己。每个人一定有 3 个继任者,谁第一、第二、第三排得很清楚,管理者自己也清楚,我会让他们参与面试,选自己的 “后备”。

晚点:你曾总结美的为什么成功,你说是因为机制激发了所有美的人的企业家精神。但企业家精神不是天生的吗?它可以被鼓励、被训练吗?

方洪波:企业家精神是天生的。但它是一个要素,跟人的性格一样,有人胆子大,有人胆子小,这个要素可能在每个人身上,有时候你不知道你身上有没有,这就得靠公司治理机制。

我为什么讲美的要生生不息要靠公司治理,要保持先进性。公司治理就是科学的激励和科学的约束合并在一起。

科学的激励就是要把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找出来,包括我们讲的什么赛马、相马、跑马,不就讲的这个道理吗?我们把那么多人进行高度分解,进行事业部制,把他放在事业部总裁的位置上,不就是看他有没有企业家精神,一试他有,很快就表现出来。

晚点:有人就是天生胆子大、敢投入,但不能说他一定有企业家精神。你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真有企业家精神?

方洪波:这个很难描述。首先洞察力很重要,知道什么问题是最重要的。一个企业在不同的阶段,问题是不断变化的,像一棵树一样,需要不断地修剪。洞察力是你要识别出变化,如果连问题都洞察不出来,后面就无从谈起了。

洞察力是最重要的标准,品德什么的先不谈,那是基础。第二就是决断力,你有没有魄力、有没有胆识?三下五除二能一针见血、对症下药、扭亏为盈、扭转局面、悬崖勒马、振臂一呼,这都是决断力。

晚点:第三呢?

方洪波:第三我觉得都不重要了。有这两个就已经够了,其他的事儿让别人干去。

晚点:很早之前你提到,优秀的职业经理人有四个境界:全我、有我、忘我、无我。你觉得自己目前在哪个阶段,距离下一个阶段还差什么?

方洪波:这是我 2002 年接受采访、年少无知时讲的,但当时我并不具备这个资格去讲 “无我”。

晚点:你是不认同这四个境界?

方洪波:不是,道理是这个道理,包括苏格拉底讲的认识你自己,到尼采说的成为你自己,道理是一样的。我记得 2006 年长江商学院一期班组织去和李嘉诚吃饭,四桌人,他每一桌坐半个小时,坐到我们这桌的时候,我就问了他一个大概你这样的问题。

李嘉诚当时回答我,他说公司 100 人的时候你一定要冲到最前;公司 1000 人的时候,你要回到这个队伍中来;公司 10000 人的时候,你要在最看不见你的地方。这个道理就跟 “有我”“无我”“忘我” 的道理一样。但我今天再也不会说什么 “无我”、“忘我”,那是当年年少无知时候讲的。

晚点:你说 “无我”“忘我”,但美的上上下下都是你的风格,都有你的影子。

方洪波:你说美的有我的影子,那肯定,经营上的思路是我提的。但你说如果方洪波现在不干,明天换一个人来,他接上完全没有问题。你看我出差一个月,好像也没人找我,也没事。

今天美的发展一定要靠体制机制,我觉得美的基本体系可以说是形成了,首先数字化程度非常高,其次形成了各种运营机制、治理机制、人力机制,包括人才的后备池。

美的任何一个经营单位一把手可以随意轮换,业务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晚点:你曾说职业经理人就应该是严密的机器零部件。他是无情的,甚至应该抛下自我,你今天还这么想吗?

方洪波:这是中国一个所谓的界定,实际上在美国没有这个概念,美国的企业家就是企业家。

你说我今天到底是企业家还是职业经理人,只是中国给贴上了这样一个标签,就是你不是创始人就不是企业家,这是不对的。我的意思是,世界上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2011 年美的运动会,跑在最前的是方洪波(左),满面笑容的是创始人何享健(右)。

美的的传承在中国当下没有复制性

晚点:2012 年美的创始人何享健把他一手创立的企业交给你,你成为美的集团董事长。13 年时间,美的市值涨了 5000 多亿,收入增长了 4 倍,从 1000 亿到 4000 多亿。有人评价,美的是中国民营企业唯一一个实现接班成功且继任者把公司带上了一个台阶,仅此一例。

方洪波:接班成功还是要放在长时间的跨度里面看,就是我交给下一任这个责任是重大的,能不能选一个合适的人。

2012 年我接董事长是很大的一件事,这么大的企业,又是民营企业,创始人给了我。他有儿子、有女儿,当时很多人不理解,政府也不理解。我记得交班大会上,创始人讲了很多话,最后让我说两句,一般的情景下,你肯定要长篇大论,但我就说了两句话,真的就两句。我后来自己还庆幸,13 年过去了,这两句话还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这句话把关系界定清楚了,何总最重要,我不重要,千里马有无数个,但伯乐不常有;第二句话,“我的定位很清楚,我只是美的发展历史上的一个过客”。就像跑 4×100 米,我把这一棒做好,然后接班人接好。

2012 年美的交班大会,何享健将公司交班给了方洪波,方洪波正式成为美的集团董事长

晚点:为什么是过客?

方洪波:1930 年代鲁迅写过一篇很小的文章,名字就叫《过客》。大概意思是,有个人问路,见到一个小女孩,他问前方是什么?女孩说前方有鲜花;再问一个老翁,老翁说前方是墓地。他又问,那鲜花过后是什么?墓地之后是什么?再回答就是,你的现实世界、物质世界、精神世界。他就是这样一个过客,无论你是谁,你得到的答案都一样。

今天美的发展一定要靠体制机制,我做的一切都是致力于建设它。

我每年公司年会都讲,我一定会退出,我一定要退下来,并且我要在别人不讨厌我的时候退下来。

当年一个大企业家跟我们讲,人到 60 岁就是一个拐点,到 60 岁人就老糊涂,容易出问题。当然我开玩笑讲,这是自然规律,你一定跟不上这个时代。

晚点:你刚接班时,描述你和创始人的关系,你说,“这种关系建立在非常信任的基础上,而信任是过去二十年中形成的,但在我接班之后每一秒,这种信任关系可能都在变化。它很脆弱,毕竟不是血缘关系,是雇佣关系。”

方洪波:信任关系是中国企业传承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今天我说的云淡风轻,但在 2012 到 2015 年,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很重要。

顺德是珠三角的一个福地,受广东文化影响很大,当年我心里很清楚,自己的压力非常大,不确定能不能干好,很多人都希望看我的笑话。真的,不是开玩笑。

晚点:但 2012 年你刚上任就启动转型,公司营收从之前 1400 亿直接掉到 1000 多亿。这个挺难的,接班第一年,难道不应该小心翼翼过度吗?为什么敢这么干?

方洪波:当时我也是很困难,不仅外边,公司内部也有很多非议。我记得 2014 年,公司内部也有管理层质疑说,美的集团战略方向出了问题,市值下来了。投资人也认为,战略方向值得商榷。毕竟市值没有达到投资者的期待。

当时我家里人,还有一些朋友也来问我,要怎么办?我说我最多就不干,我没有什么包袱,也没有什么东西不能放弃的。

我 2012 年接任董事长时讲的那两句话已经说明了,我事实上也是这样做的。我接手的第一天跟公司同事讲,我就做好了准备。我说创始人都没把企业给子女,给你做,你还有什么好抱怨的?我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

晚点:当年因为改革,股价下跌,面对大量质疑,你有向创始人解释吗?

方洪波:我什么都没说。美的的发展就是最好的回应。

晚点:很多企业家都想知道,企业到底如何才能顺利传承,美的经验是什么?

方洪波:中国很多有名的企业家都来美的交流过,但我给他们的原话就是,不能复制,你复制不了。

一是美的这个机制和团队是由很多因素组成的,你复制不了;二是中国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市场体系,公司经理人体系也没有形成;三是我之前讲的,社会对企业发展的很多问题还没有达成共识,你像浙江企业他绝对要传给二代。

之前一个上市公司董事长来问我,他本来把企业传给了一个职业经理人,在外面招的。干了一段时间他说不行,现在在想要传给他儿子,还是女儿?到底传给谁,想找我交流,我说你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

另一个角度,今天我们要问企业传承到底怎么传承?家族传承还是经理人?我告诉你,可能 20 年、30 年之后这个问题不会有人再问。

经济学上的规律告诉我们,资本是高度集中的,但企业家精神这个要素是高度分散的。资本可以集中在创始人家族,但有经营能力的人正好还在这个家族里——这是不可能的。创始人经过不断的犯错,交给二代不行,三代又不行,那他就要找经理人。发达国家的企业已经印证了这个过程——他们的市场化程度高,很多空降的职业经理人,在发达国家就很成功。

晚点:所以还是要形成一个社会的共识,形成高度市场化的机制。

方洪波:如果中国资本市场允许分拆的话,可能也是解决传承问题的方法之一,因为你找一个人要管这么大一个企业难,不是说不行,但是难,如果你把它分拆,把它管好变得更容易一些。

晚点: GE 曾经一拆三,专业化发展,重新焕发了生机。美的会考虑分拆吗?

方洪波:你这个课题问的很好。这也是我这几年经常在讲的,我说如果中国资本市场成熟了,我恨不得现在就分拆。但现在的法规还不允许,现在我必须要找到我的下一任。

我说我一定要退下来。企业发展一定要有新的人上来,企业才能有进步,我不是考虑我个人的原因,不是说急流勇退,而是美的发展一定是要有新人,新人一定比我强。

晚点:你会对照年轻时候的自己去寻找下一任吗?

方洪波:这个肯定是摆脱不了的,会有,但也尽可能去尝试有没有别的方法去判断和识别人才,我自己也在不断地改变。今天美的找接班人一定是内部培养的,一定要经过摸爬滚打。

晚点:现在是什么在驱动着你还愿意不断改变、不断学习?

方洪波:来源肯定不是金钱,来源还是心灵的愉悦,是企业不断地壮大,那么多同事跟我一起,我能看到他们的成长,他们一个个实现财富自由。更重要的是我看到美的作为一个中国的民营制造业企业,能够走向世界,未来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这就是我心灵愉悦的来源。

晚点:假如有一天离开这家公司,你希望大家如何记住你、定义你?

方洪波:我不需要记住。我希望离开的那一刻,这家公司跟我一定没有关系,这是我内心的真实想法。

我们的一生都是拿单程票,谁也不可能拿双程票。既然单程票,我们就用一生的时间去寻找它的意义,我觉得已经足够了。1992 年,我想象不到今天;2012 年,我也想象不到今天。我已经为自己走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人生旅程,我还要人家记得我干吗?

现在公司墙上没有我一张照片。包括我们公司的展厅,建展厅的时候我跟他们讲,我没有必要留下痕迹,留下来干吗呢?后来展厅还是放了我一张照片,是我们去年 H 股上市时的照片,回避不了就放了。

晚点:现在还有什么恐惧之事吗?

方洪波:要说我自己作为一个个体的人生,我可以接受一切。如果说真正的让我恐惧的,是怕美的跟不上时代的变化。

晚点:你曾经做过一个比喻,你说 CEO 就是跳高运动员,最终永远有你跳不上去的高度,他总会撞到杆上。

方洪波:我的意思是他最终是一个失败者,任何 CEO 最终一定是失败。虽然这个社会充满着英雄的故事,但我认为历史不是由英雄推动的。真正的失败者才造就了历史,就是因为他有失败,人类才能更进一步。

晚点:此前你说,书是你的精神源泉,你也是购书大户,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文学、社会学等等都读。你最喜欢的,常读常新的一本书是什么?

方洪波:我是 80 年代上的大学,在华东师大学历史,当时如饥似渴的,把能读的各种东西方著作都读了。我最爱的作家之一,还是茨威格,但我最喜欢的不是他那本最知名的《人类群星闪耀时》,我更喜欢《昨日的世界》。

疫情期间我在国外 “流浪” 的时候只带了一本书,就是这本,我很多年前看过它,书已经泛黄了,我就带着这本书。因为它里面很多话像极了今天的这个世界。还有一本书,是美国一个作家写茨威格的传记,叫《不知归处》,这本书我也喜欢。

晚点:《人类群星闪耀时》讲的是人类灿烂的星辰中有很多英雄,这本书写了 14 个英雄的故事。你最欣赏其中哪一个英雄,为什么?

方洪波:我个人最欣赏的还是托尔斯泰,在生病的时候依然离家出走,病死路途,我觉得这样子才是英雄。

如果再选一个,是写马赛曲的鲁热·德·利尔。他就是一瞬间的闪烁,人生就那么闪烁。

晚点:他是一个小人物,大家知道马赛曲,但都说不出他的名字。你说你喜欢托尔斯泰,他的哪一点打动了你?

方洪波:我的猜想,托尔斯泰那会儿已经是文豪,他知道自己在生病,80 多岁了,他能够离开他的家门,这个家门是一个符号,可能是他家的一个门,可能是他的巨大的文豪的声誉、无数人的拥戴,他能够选择这样一条不归之路。我觉得这是英雄,最起码可以超脱一切现实吧。

陈晶对本文亦有贡献

题图来源:美的集团

- FIN -

跳转微信打开

对话 VITURE 姜公略:把 AR 眼镜卖到美国第一 ,从负需求到离不开

2025年5月16日 09:36

晚点团队 2025-05-16 09:36 北京

以下文章来源于:晚点LatePost

晚点LatePost

晚一点,好一点

“你得先让用户把眼镜戴上去,这是第一步,也是最难的。无人体验,你讲再多生态、软件也无济于事。”

VITURE 创始人、CEO 姜公略

“你得先让用户把眼镜戴上去,这是第一步,也是最难的。无人体验,你讲再多生态、软件也无济于事。”

文丨张家豪 宋玮

作为一个 AR 眼镜公司的创始人,姜公略认为打造智能眼镜的第一性原理是用户根本不需要眼镜。

智能眼镜是一个起点为负的产品,它的负数就是飞秒手术的价格。姜公略说,“你想让用户重新把眼镜戴回去,唯一的方法就是给他们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

VITURE 选中的用户是游戏玩家,而这个无法拒绝的理由是——让他们拥有一块能随身携带的大屏,在地铁上、在咖啡馆里,随时随地用大屏幕串流打主机游戏。

VITURE 是这个行业成长最快的创业公司。2021 年成立, 到 2024 年底,VITURE 累计在美国卖出了几十万台 459 美元起售的 AR 眼镜,稳居第一,在美国获得了超过一半的市场份额。

去年下半年,VITURE 创始人姜公略第一次见到美团联合创始人王慧文。王慧文说,创业公司会犯的最大错误有两个:一是 PMF 没成立前就投了太多资源,二是 PMF 成立后没尽快投入更多资源。
很快,王慧文成为了 VITURE 最新一轮融资的投资人。他评价姜公略是能把设计、技术、产品、商务各种能力汇集到一个大脑里的人。

姜公略本科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业设计系,后在哈佛大学学习交互设计专业——一个设计与编程交叉的学科,他也是这个专业的第一个亚洲学生。从外形看,他很像一名设计师,高高瘦瘦,戴着圆框眼镜,留着精致的胡子。

2012 年从哈佛毕业后,姜公略加入 Google,他亲历 AR 眼镜鼻祖 Google Glass 从诞生到失败的过程。2017 年,姜公略在美国硅谷从零到一搭建了 Rokid 的 AR 眼镜团队。2021 年,姜公略看到了消费级 AR 眼镜爆发的机会,回国创建了 VITURE。

VITURE 联合创始人 Emily 说,硬件公司成功的基础是,创始人一定是天才级产品经理。她认为姜公略就是。

“眼镜是科技与人文交叉的产品。眼镜极致小、建筑极致大,设计出一副好的眼镜产品与打造出一幢优秀的建筑一样困难、一样有成就感。” 姜公略说。

VITURE 拿下了 IF Design Award、红点设计奖等一系列设计奖项。其中有一个奖颁给了 VITURE 配套的颈环,他们把计算单元和控制器从眼镜移到了颈环上,以减少眼镜的重量,而不是像其他厂商一样去做一个手持的 “遥控器”。

做到美国 AR 眼镜第一的成绩,VITURE 只组建了一个百人出头的团队,姜公略说人在精不在多,如果招不到合适的人,他们会一直等,而不是先招一个人进来;对于创业公司的研发投入,他说研发如果打的是散弹,那会有巨大的浪费,要选定正确路线,就像一把狙击枪一发打透。

自 2012 年 Google Glass 发布以来,AR 和 VR 一直承载着 “下一代计算平台” 的期待,但它从未真正走入过大众视野,多年以来一直都是高价的数码玩具。2024 年,AR+VR 全球市场销量为 1000 万台,和智能手机的 10 多亿部相去甚远,也远不及智能手表的 9000 万。姜公略认为智能眼镜这个行业的症结就是没人用,“没人用你这个行业就是一潭死水,讲再多生态、软件也没用。”

2023 年底发售的 Ray-Ban Meta 一年时间卖出了 200 多万台,尽管这是一款没有屏幕的眼镜,用户买它也主要是图好看和拍照,但它点燃了 AI 结合眼镜的想象,除了 VITURE 以外, Rokid、XReal、雷鸟创新、Even Realities 等公司都在去年完成了新一轮融资,累计融资额近 10 亿,结合了一定 AI 能力的眼镜产品陆续发布。

愿意押注这个行业的人相信,眼镜是承载 AI 最好的硬件,实时在线、可以离手操作。“我觉得最终极的未来是只有眼镜一个设备就够了,因为它有最大的交互界面,和最佳的可移动性。”

但姜公略明确 VITURE 不会做类似 Ray-Ban Meta 的产品,因为这是容易被大厂碾压的产品形态,小公司唯一能走的路,就是比大公司更早做出正确的选择。

AR 眼镜这个行业在早期阶段脱离了正常的商业逻辑

晚点:你曾经是 Google Glass 项目组的成员, Google Glass 2012 年发布,被视为 AR 眼镜的鼻祖,但 Google 坚持几年之后最终还是把它关停了。作为亲历者,你觉得它为什么失败?

姜公略:Google Glass 是典型的拿着锤子找钉子,不是根据真实用户需求做出来的产品。

这个项目当时是谢尔盖·布林亲自带队,他想打造一个戴上去很酷炫的科技产品。但它没有使用场景, Google Glass 主打信息提示功能,如果眼镜想从信息提示的角度提供价值就得做到全天佩戴,但 Google Glass 的形态不适合全天佩戴,而且价格高昂,用户不愿意为信息提示付这么多钱。外界看起来 Google Glass 经历很长一段时间才失败,但其实内部早就给它判死刑了,刚发布的时候 Google 内部大部分人都会戴,几个月之后几乎没人戴了。

我认为打造产品最终还是要遵循道法自然,你如果不能让用户感受到价值,有再好的品牌和资源也不行。

晚点:典型的硅谷模式。 Google Glass 给行业留下了什么 Legacy?

姜公略:虽然 Google Glass 在商业上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我认为它在人类科技发展的角度绝对是成功的。它开启了 AR 眼镜这个赛道。回过头去看,Google Glass 在那个时点能集全彩显示、拍照、语音对话于轻量一体机形态,已经足够突破性创新了,直到现在很多新推出的产品还达不到这个能力。

晚点:你在 Google Glass 诞生时就加入,你学到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姜公略:大家都想去造最高级的武器,但可能正确的路径是用小米加步枪——很多人可能看不上这种做法。

我举个例子,目前行业在探索的新显示技术是光波导,但我们目前用的是 BirdBath(共轴空导,利用反射原理成像的光学技术),遭受了一些非议,因为很多人觉得 BirdBath 是低端的,要被淘汰的技术。

我们用什么技术的核心是能够帮我们到达最终的目标。光波导具备无可比拟的技术潜力,BirdBath 因为是半透半反原理,对外透光率大概 25%,而光波导能到 95%——它能让镜片在不显示的时候做到完全透明,无限接近普通眼镜形态,它决定了 AR 眼镜未来的上限。但光波导还在成熟的过程中,目前存在特定场景的限制问题,比如光效低、视场角和分辨率低、色彩和亮度均匀性低、价格高昂等核心用户体验缺陷。这样的特性决定了在现有技术下,BirdBath 才更能找到 PMF,所以目前出货量最大的眼镜方案是 BirdBath 而不是光波导。

对行业未来的精准判断就是狙击枪上的那个瞄准镜,不能过早也不能晚,要刚刚好。我们对光波导的选择会建立在特定用户场景下,但还需要 3-5 年。核心还是找到技术演进过程中达到的那个 PMF 临界点。

晚点:Google Glass 之后,也出现过 Magic Leap 这样的明星公司。但这么多年,这个市场为什么依然没有爆发?

姜公略:AR 眼镜这个行业在早期承载了太多的预期和想象,脱离了正常的商业逻辑。往往在造锤子找钉子,脱离了用户的需求本质 - 为什么需要一台眼镜?有哪些手机电脑手表耳机不能提供的功能?而这个功能是真的刚需?

另外 AR 公司为了冲销量,很多是低毛利甚至负毛利,因为研发投入很大,其实不具备可持续性。扫地机器人行业也很卷,但里面的公司普遍都有近 50% 的毛利。

VR 也是,Quest 一代卖了 200 多万台,二代是 800 万台,大家天然就会认为这个市场会有智能手机一样的增长曲线——今年 1 亿,明年 2 亿,然后 5 亿、15 亿。后来市场证明了这个增长不可持续。而从更本质的角度看,VR 头显是游戏主机的子集——一个你在客厅玩的设备。Xbox、PS5 和 Switch 一年加起来卖 3000 多万台,那 VR 的天花板差不多就是 1000 万台,从产品属性上不具备智能手机那样的增长曲线。

晚点:VR 头显的问题显而易见,它太重了。

姜公略:做头戴产品第一件事是确定它是全天候佩戴还是场景化佩戴,眼镜这种形态在全天候佩戴场景,上限是 40 克,场景化的佩戴,上限是 80 克,这个是硬指标。

基于这个前提限制,计算、通讯、续航这三项不太可能都放在眼镜上,不然重量就超了,所以我们做了颈环这种形态,把不必须放头上的都拿下来。VR 头显这种形态,支撑点增加了前额和后脑摩擦力,上限高一些,但我们测算下来也不能超过 250 克。

晚点:Vision Pro(650 克)比你说的 250 克重得多,它累计卖了 50 多万台,低于预期。

姜公略: 戴 40 分钟脸部就会出现明显的疼痛感。我看很多人说,如果乔布斯在世,他一定会把 Vision Pro 骂死。其实乔布斯生前在 D3 峰会上说过,如果有人能够做一个类似眼镜形态,戴上就能看到 50 寸电视的产品,会是一个神奇的产品。

晚点:但你之前说,Vision Pro 和 ChatGPT 都是划时代的产品。

姜公略:是的,就像 Google Glass 的行业奠基意义,Vision Pro 让人第一次有了 “身临其境” 的感觉。是它把 PPD(空间分辨率) 提升到了 40 以上,过去的 VR 都是 15-20。它证明了 PPD 的重要性,带来了完全不一样的显示效果——这是划时代的。

Vision Pro 最杀手级别的功能是空间视频。我相信空间视频会是未来全新的一种媒体形式,只不过当今支持空间视频的设备和内容还不够多,所以我们推了基于视觉 AI 模型的实时转换功能 - Immersive 3D,将现有的所有内容靠 AI 实时转化成 3D 空间视频。未来的眼镜设备很可能直接拍摄高清全景式的 3D 内容,在眼镜上回看就仿佛置身当时真实的场景。

从收音机到黑白电视、再到彩色电视,实际上我们就是在一步步模拟真实世界,这是必然发生的。

晚点:Vision Pro 主要问题是获得成本太高了。如果你是 Vision Pro 的产品经理,你会如何改进它?

姜公略:有很多错误完全可以避免,比如它正面的可以显示人脸的屏幕,完全可以去掉,捕捉你人脸的摄像头、传感器也可以去掉。为了显示人脸的屏幕,外壳还做成了一次成型的很重的钢化玻璃,也可以去掉。

这些东西都去掉以后,成本下来了,重量也轻了,同时它最核心的体验没有变化。

晚点:行业里对于 AR 眼镜应该提供什么功能、解决什么问题有共识吗?大家要去的是同一个地方吗?

姜公略:这个行业就像是一个装了很多骰子的 Dice cup 在往前推进,很多东西都是模糊的,因为路径太多了,变量太多了。眼镜的核心五要素——显示、感知、交互、计算、通讯,每一个都是变量,甚至光在显示里就有大量的变量。

我个人认为眼镜的最终形态是一个足够大的人机交互页面,甚至是无限大的。

从收音机到电视机,再到 PC、手机、Pad,本质上都是人机交互设备,是把模拟信号转化成数字信号传播给你。为什么我们有台式机之后还要有笔记本、手机、Pad?因为我们一直对交互界面的大小和移动性有追求,但这俩是反比关系,移动性越强、交互界面越小,但眼镜最有可能彻底解决这个反比问题,做到最大的交互界面 + 最强的移动性。

我觉得最终极的未来是只有眼镜一个设备就够了,因为它有最大的交互界面,和最佳的可移动性。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会和手机共存,可能是 10 到 20 年。所以核心不是谁取代谁,而是用户怎么去选择,我们打造一个产品、或者我们做一个选择,遵循的原则就是道法自然。

晚点:道法自然,怎么理解?

姜公略:道法自然(出自《道德经》),你打造一个产品,一定是顺着自然的,自然就是科技的发展、人需求的变化,你要顺应它去做,而不是我想要做什么——就比如我想让眼镜取代手机,这个出发点本身就不符合道法自然。

正是有了很多限制,你才能打造出真正好的产品

晚点:创业之初,你们如何确定 PMF(Product Market Fit,产品市场契合),为什么选了游戏玩家这个人群?行业里其他公司如雷鸟、星际魅族都是主打观影。

姜公略:AR 眼镜五大技术栈——显示、感知、交互、计算和通讯,我们认为第一阶段是先做好显示,在移动的场景提供比手机更大、更有沉浸感的屏幕。

有了这个认知后我们就去寻找这个场景对哪类人群最有价值,最后找到了游戏人群,主打的体验是 “用眼镜随时随地打主机游戏”,因为这类人群对于一块可以移动的大屏需求最强,也最愿意买单。

我在内部一直说,打造眼镜的第一性原理是用户不需要眼镜,消费者为什么要承担戴眼镜的成本?这需要你给他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

晚点:但观影是最简单的选择,你只要投屏就行了,想做游戏你还得做大量其他配套设备。

姜公略:所以我们做了串流主机的颈环,还有适配 Switch 的魔宝坞,还有上面的软件。表面是定位人群的不同,事实上是出发点不同,技术链条不同。

我们想卖给用户的不是 AR 眼镜,而是一种用户真实需要但还没被满足的体验。

晚点:VITURE 累计卖了几十万台。你定位的这个用户群体,它的上限是多少?

姜公略:按照每年游戏主机的出货量来计算,我们产品的上限大概是 1000-1500 万出货量。

在游戏群体没到上限之前,产品因为迭代的体验大幅提升,定位人群就会产生泛化。比如清晰度和视场角达到一定阈值,它的体验就会超越你办公室的显示器,同时这个显示器还有很好的隐私性和低功耗。移动办公的场景就成立了。

晚点:第一个阶段是显示,那下一个阶段——感知,你们要怎么做?

姜公略:感知的复杂度更高。我们需要用摄像头做物理世界的标定,模拟三维世界的交互。比如我看到一瓶水能把它抓起来,是因为人眼具备空间感知能力,光子在水瓶上的反射投在视网膜里,再到大脑里做出手准确抓取的动作。如果要在眼镜上让虚拟物体和真实世界完美融合在一起,就要让摄像头在视界范围内建立一个坐标系,去匹配显示物体的坐标系和真实世界坐标系。匹配得越稳越准,越不容易眩晕。

这个被称为 Motion to Photon,简称 M2P。Motion 是动作,Photon 是光子,无论是 VR 还是 AR,核心是如何实现 M2P 的低延迟。人类对于延迟的感知是 7 毫秒,超出就会被神经感知,从而形成眩晕。Vision Pro 能做到 12 毫秒,已经比较极致。

晚点:降低 M2P 延迟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

姜公略:有点类似于英伟达做显卡一样,你要把各种硬件之间的距离拉的更近,其实很多时候延迟是发生在线里面的,你的线越短延迟就越低。

很多人说 Vision Pro 太重,既然你电池可以外置,那你计算单元也外置不就轻了吗?但问题就在这根线,如果把计算也外置,延迟至少增加 20 毫秒以上。所以最好的形态是本地感知、本地计算、本地显示,但这又会带来其他问题。

晚点:打造 VITURE 的产品过程,你最得意的一项技术和体验是什么?

姜公略:就是基于 iPhone 和 Mac 本地算力的实时 2D 转 3D 的功能,不仅能把 YouTube, 奈飞等平台内容全部用 3D 实时观看,还可以把用户自己的相册内容都变成 3D 的,同时不依赖任何云端算力,完全在端侧本地算力完成。

我们作为英伟达 GTC 唯一受邀 AR 品牌,展示了 RTX 5090 显卡上跑 3A 大作的同时开我们的 2D 转 3D 模型,实现了实时 2D 游戏 3D 化的超低延迟。这是最极限的挑战,在场让很多英伟达的资深 AI 工程师都很惊叹。

这个功能最开始是在我们 iPhone 的 SpaceWalker 软件上实现的。如果你没有自家的软件,这种偏底层的 AI 功能也无从实现。我们在 2023 年初预判 iPhone 会变成 Type-C,就开始面试 iOS 的工程师,在当年第一代 Type-C iPhone 发布时上线了这个软件,形成了产品的差异和领先。

晚点:这体现了你们什么能力?

姜公略:软件、硬件加 AI 的整合创新能力。

晚点:研发这样的功能投入高吗?作为创业公司,你们怎么平衡研发投入和产出?

姜公略:如果你研发找不到明确的方向,就像射霰弹一样,那你的投入是巨大的。但如果你明确能看到一条发展的路径,那你就像有一把狙击枪,一发子弹就能打透,研发投入其实不会太大。

晚点:你说计算、通讯、续航不可能都放在眼镜上,因为太重了。你们的解决办法是打造一个颈环,这个颈环还拿下了设计界的四大满贯。把计算单元放到颈环里——这个产品设计是怎么想到的?它为什么能拿这么多奖?

VITURE 的颈环产品,被称为 “脖子上的游戏主机”。

姜公略:我们是第一次把计算、通讯、电池重量放到一个颈挂的设备上,而且这个颈环非常漂亮、佩戴舒适。

这个设计还是遵循道法自然,其实人身上的可穿戴设备的位置只有五个,戒指、手表、项链、眼镜,耳机,这里边脖子是最能承重的,女性脖子上的首饰其实很重的,女生都能戴这么重的,那男性戴一个 160 克的颈环就更没问题了。

耳机的发展也遵循了这一规律,第一代的无线耳机其实就是颈挂式的,耳机两边有线连着颈环,再往后发展才是真正的 TWS(Ture Wireless 真无线耳机)。你怎么保证算力、通讯、续航又能够让用户觉得不重,同时又能做到好看,只有颈环能满足,这个形态想到不难但做起来不简单。

晚点:眼镜加颈环是过渡形态吗?什么时候能实现真正的一体机?

姜公略:其实这是个数学问题。

我们现在的眼镜是 76 克,已经算很轻了,场景化的佩戴是没问题的,我们第一代颈环是 195 克,第二代我们是 160 克,算力提升了 10 倍,续航提升了 50%。性能越来越强、重量越来越轻,和所有电子消费品的逻辑一样。但它毕竟还有 160 克的重量,什么时候等它减到能放到眼镜里,它才是真正的一体机。这个路径还很长。

晚点:你们做了什么来减轻重量?

姜公略:现阶段其实重量就是取舍,我们的取舍就是不过度的追求续航,可外接充电宝,这样你的电池就没那么大。

我们第一代颈环续航大概是 2 个小时,这一代大概是 3 到 4 个小时。我们比较明确就是这不是一个全天候佩戴产品,我们满足的就是场景化佩戴需求。

晚点:你们在材料上有什么创新么,材质和工艺能多大程度上降低重量?

姜公略:大家看我们的眼镜会有一种高端的感觉,因为我们用了镁铝合金材质,还做了只有 0.7 毫米的超薄设计来保证强度和重量。

这个材料很贵,而且很难做,我们用了半固态压铸的工艺,因为用纯固态很难做这么薄,压完之后还要用 CNC(Computer Numerical Control 数控机床)去洗里面的结构。我们的铰链是钛合金的,也是为了保证强度和轻。

晚点:你喜欢用道法自然描述你的很多想法和做法,你是什么时候理解 “道法自然” 的?这和你喜欢建筑有关系吗?

姜公略:有很大关系。建筑基础的功能是居住,但它再往上是能够让人跟自然更和谐的相处,人可以从建筑塑造的光影、自然的组合间获得和谐。有些很知名的建筑,每天不同时刻、一年不同季节,你都能通过建筑对光线、气流、空间的重塑中感受到不同的意境,这种意境仿佛就是建筑师站在那个地基前脑海中的道法自然。

产品也一样,电子消费品也可以拥有精神属性,不是雇一个设计师来包一个好看的外壳,而是通过这个产品的价值本质去给用户传达一种共鸣。

晚点:举个例子,北京你最喜欢的建筑是什么?

姜公略:雍和宫,它的尺寸、体量,在闹市下体现出的那种肃静感是无可比拟的。

晚点:我记得有一位建筑师说过一句话,最好的建筑都是在环境极其有限的条件下制造出来的。

姜公略:是的,你在荒地打造一个建筑其实是无从下手的,它一定要基于周围的环境,融入周围的环境。产品也一样,正因为有很多限制,你才能打造出足够打动人的产品。

晚点:功能性结合艺术表达,你觉得所有消费级硬件都要这么做吗?

姜公略:我觉得可穿戴一定要这么做,就像大家为什么要买不同的衣服,你不光是为了保暖之类的功能,更多是一种自我标签,用它表达我们自己。

可穿戴产品也是这样,设计占的价值比重很大,因为跟手机比它是更外露的,尤其是眼镜,无论是否必须要带眼镜,但人们一定想通过戴眼镜表达更好的自我。

晚点:对于眼镜来说,颜值是第一重要的事情吗?

姜公略:颜值对大多数人来说是第一关,过了第一关不意味着用户一定会买,但如果你颜值不好看,那你第一关都过不了。

智能眼镜的上限就是所有戴眼镜的人

晚点:在 VR、AR 之后,因为 Ray-Ban Meta 卖了 200 多万台,现在 AI 眼镜又火了,一些投资人和从业者开始相信眼镜是 AI 最好的落地载体。你相信这件事吗?

姜公略:眼镜肯定是 AI 最好的落地场景。一个人每天和 AI 交互的次数、频率、时长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这时候眼镜能提供两个重要的特性:Always on(实时在线)和 Hands off(离手操作)。

眼镜还能获取多维的数据,眼动数据、头动数据、第一人称摄像,这些数据理论上可以自动无感的全天候获取,并且是用户个性化的数据,把这些数据投喂到 AI 里,会让 AI 变得无比智能。

反过来 AI 对于眼镜也有巨大的加成,过去困扰 XR 行业的是眼镜的交互,现在有了大模型,人与眼镜的交互变得非常接近自然。过去用户需要自行拆解交互意图,转化成鼠标键盘或触屏点击,但今天 AI agent 能直接理解人的意图并自行拆解和执行。

晚点: AI 眼镜要真正要被大众接受,它最需要实现的功能、跨过的障碍各是什么?

姜公略:第一要素是足够个性化的时尚。眼镜本身是一个 SKU 海量的产品,主要原因是不同脸型的人需要不同的镜框和风格去搭配。时尚品的个性化和电子消费品的规模量产之间存在矛盾关系,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关系至关重要。

其次是产品 PMF,这个 PMF 在今天就是和 AI 的结合。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细节,比如无间断唤醒,即唤醒词和意图之间不需要停顿,你说 “Hey VITURE 点杯咖啡”,它直接就执行了。

但最终,用户愿意戴并长时间佩戴,才是最重要的,是 AI 能够施展能力的基础。

晚点:智能眼镜行业的上限和下限分别是什么?

姜公略:第一阶段的上限就是所有戴眼镜的人。

晚点:如果近视手术普及了呢?

姜公略:我们一直说眼镜是一个起点为负的产品,它的负数就是飞秒手术的价格。很多人花几万块钱做飞秒,就是为了摘掉眼镜,现在你想让他重新戴回去,就得比从 0 开始的产品花更大力气。我们不能在早期就强求让不戴眼镜的人戴,这是极难的。

晚点:扎克伯格说过一个观点,他说不戴眼镜的人将来也会戴上 AI 眼镜。

姜公略: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当你的内容、好友关系、数据都在眼镜里的时候,那确实就不得不戴了,和近视的人必须戴眼镜一个道理。

晚点:这是上限,那下限呢?

姜公略:下限是 AI 的重度使用者。这个群体也不小,如果我们 6 个月前聊,那时候可能每天都用 AI 的只有一小撮人,但现在已经成为国民级应用了。

晚点:AI 眼镜的刚需功能是什么?我们之前采访过一位投资人,他觉得除了拍照,翻译会是 AI 眼镜另一个刚需功能,你同意吗?

姜公略:翻译是一个相对低频的场景,而且需要两个人同时都戴才可以。用手机 AI 翻译 app 可能是更简单低成本的解决方案。

晚点:你觉得未来 AI Agent 的交互方式是什么样的?有人说它一定不会是图形 UI 界面,而是更新的交互方式。

姜公略:人的感官是自然进化而来,为了与这个世界交互。手和嘴是人对世界的输出,眼睛和耳朵是输入,所以解法比较简单,符合人的感官特性就可以。

晚点:终极方案为什么是眼镜,不是脑机接口?或者在眼球上的屏幕?

姜公略:人脑是个非常复杂的系统,你想的东西、说的东西和最终执行的动作很可能不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脑机无法做到完全准确。

在眼球上的屏幕难度比 AR 又要高一个数量级,它也解决不了音频的输入和输出问题。所以眼镜是一个近乎终极的形态,能同时完美地解决视觉和听觉,这两个占人的五感信息获取的 94%。

晚点:你为什么没做 Ray-Ban Meta 那种产品?你觉得这是会被大厂碾压的产品吗?

姜公略:Ray-Ban Meta 的成功大部分归功于 Ray-Ban 的品牌和渠道,主打第一人称视角拍摄,为短视频、社交平台提供独特的内容供给,同时形成传播。如果我们只具备产品要素,不具备其他要素,是很难做出差异化从而成功的。创业公司要找到潜在会成为共识的非共识去深耕,在共识形成前积累足够高的壁垒,Ray-Ban Meta 已经是共识了。

晚点:如果若干年以后,智能眼镜这个事情最终还是没成,你觉得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姜公略:在我看来这就像问 1+1 为什么不等于 2,我觉得智能眼镜的时代一定会到来,只是需要一个演进的过程。

创业公司唯一能走的路,就是比大公司更早做出正确的选择

晚点:你们 2022 年 4 月左右开启众筹,破了众筹平台的记录,去年四季度做到了美国 AR 眼镜市场份额第一。在美国破圈这件事很神奇,打品牌心智这件事应该也不是你们最擅长的,当时你们的策略是什么?

姜公略:310 万美元的众筹额是在我们预期之内,当时的纪录是 Oculus 的 240 万美元,我们判断是能超过它,但不会超出太多。

通过众筹金额来证明 PMF 是一方面,更重要一方面是任何行业早期,都需要通过社区来实现高效迭代。Community 这个词在美国不只是科技圈,在整个美国社会都非常重要。我们几个美国员工都是我们的 Kickstarter 用户,他们在众筹期间就开始支持我们的产品,相信公司的 vision,从而亲身参与到这场变革来。

众筹期在 KickStarter 上每一条用户的评论,都是我回的,那时天天泡在灌水区跟用户交流,逐渐对产品会有不一样的认知。因为品牌存在的最大价值就是服务它的用户,和用户做朋友,直到今天我和核心团队都会抽时间泡论坛、回评论。

晚点:你当时看到了什么有价值的评论?

姜公略:有很多,比如我们的颈环充电盒就是用户提出来的,既可以收纳又可以充电,因为很多人想要,我们就设置了一个 300w 的众筹目标,达到后我们就做。后来我们做了以后,搭售率非常高,证明为用户打造产品的路径是对的。

晚点:你觉得硬件消费品出海是否成功,最核心的是什么?你观察到其他中国团队出海,他们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

姜公略:核心还是 PMF 要成立。就像自然界的进化来自于变异,而大多数变异都会被消灭掉,只有最有生命力、最应该出现在这个时间和环境的变异才会爆发增长,成为新的范式。

今天硬件出海很多团队已经是佼佼者,但创新品类、创新产品成功依然是小概率事件。AI Pin 就是 PMF 没成立的典型案例,很难说出它解决了什么问题,谁应该买,能提供什么价值。

晚点:有什么产品是当时大家觉得 PMF 成立,但做着做着发现其实不成立。

姜公略:智能音箱算一个。单纯用来拍照的眼镜可能也算一个,这个 PMF 是否成立是相对人们对它的预期的。开始大家都认为是入口级的产品,但后来发现它的固有体量停留在一个小众的产品。

晚点:你们在美国市场是相对顺利的。回到国内市场,你们有什么新的课题?国内市场现在很卷,大平台话语权很强,环境跟美国很不一样。

姜公略:国内的需求和购买决策都不太一样。比如 VR 在国内就很难做到欧美一样的渗透率,一个是没有主机文化,用户认知没有形成,二是时间碎片化、没有客厅游戏文化。反观 AR,不受时间空间限制,反而是更适合中国市场的产品形态。

晚点:你之前说在中国的定价要参考小米手机。小米手机第一代卖 1999 元,但你们现在卖 3499 元。

姜公略:现在行业还没有到那个时刻。小米手机诞生的时候,手机行业已经发展几十年了,而眼镜还非常早期,需要渐进式发展。

晚点:王慧文去年下半年投了你们。你和他见面聊了什么,他给了你什么重要的建议?

姜公略: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创业公司会犯的最大错误有两个:一是 PMF 没成立前就投了太多资源,二是 PMF 成立后没尽快投入更多资源。

他还打了个比方,一个公司需要懂技术的人、懂产品的人、懂设计的人、懂市场的人,决定这一圈人效率的其实是人与人沟通的效率。如果能把各个职能的人都汇集到一个大脑里,那这个组织的信息交互效率是无可比拟的,会高于任何其他的组织与企业。他没有明说,但他的意思是在我身上看到这种可能性。

晚点:他问了你什么?

姜公略:他其实没问很多问题,主要是问了一些光学的一些核心技术、将来渠道怎么搭建。不像很多其他投资人,一开口就是灵魂拷问。

晚点:怎样的灵魂拷问?

姜公略:大厂做了你们怎么办。

我觉得这取决于什么时候出现范式,范式就是指这个东西已经确定每个人都会买,范式没出现之前,大厂谋定而后动肯定是对的选择。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范式出现、要面临大厂压强之前,积累足够多的东西。

晚点:Meta 说 Ray-Ban Meta 之后一年能卖到 2000 万台,这算是范式出现吗?

姜公略:首先我不觉得它能卖到 2000 万,和对 VR 的天花板判断类似。其实 Ray-Ban Meta 第一代也失败了,但他们肯定积累了很多用户数据,比如用户用这东西大部分时间都是拍照的,那第二代就把拍照功能做好。

晚点:那这个对创业公司也很可怕了,大公司可以失败,但它有数据和资源支撑它下一代改好。

姜公略:所以创业公司要在大厂没有通过数据判断之前,就做出正确的选择。

晚点:这和创业公司资源少有关系吗?如果你们资源多,是不是可以都做?

姜公略:如果把创业公司看作是一道物理、数学题,那我自己的解法一定是由 ROI 最高的东西开始,你投什么东西进去,能拿最多的东西回来,这一定是有选择的。

晚点:你经历过大公司、也在创业公司干过,你自己创业时,告诉自己一定不能犯的三个错误是什么?

姜公略:我觉得最核心的就是想清楚你做这件事情的底层逻辑。

第二是创业的时候就要想到行业终局,任何行业都有终局,比如智能手机的终局大概是 2016-2017 年,终局的意思是新范式增量时代结束,胜出者已经形成了统治级正循环。要看清从现在到终局的过程会是什么样的,才能做出最正确的动作。AI 的到来让智能眼镜的终局提前了,我原本认为要 20 年。

第三是人不在多、在于精。如果这个岗位没有合适的人,我们会选择等合适的人出现,而不是凑合招一个。早期的人才密度和契合度决定了核心竞争力,最终体现在产品力和行业领导力上。

晚点:作为一名设计师,你在管理上有什么特点?

姜公略:既理性又感性。我对很多事物有强烈的好奇心,思考底层逻辑的同时关注业务上的每一个细节。

晚点:初创企业怎么招足够好的人才?如何把优秀的人才吸引到一个十年都没有什么起色的行业里?

姜公略:首先公司的愿景是有意义且可以被一步步实现的,这样我们追求的东西才足够有成就感。

其次是增长,我们判断的正确速度是一年三倍,两年一个数量级。VITURE 从成立至今一直保持着每年 3 倍的增速。这种增长不来自于流量投放,而是靠技术创新带来的变革性产品力,还有用户的口碑传播。

晚点:中国新一代科技公司里,谁给了你最大的启发?

姜公略:大疆。它一开始是一个小众的市场,但不影响它做成了一个大众科技品牌。第二是它完全靠对产品与技术的极致追求,让它最终获得了市场统治力,也是极少数真正打入美国主流市场的品牌。第三是它极高的人才密度。

晚点:你为什么没有选择去汽车、建筑、手机、时尚这些更确定、能影响更多人的行业,而是选择了智能眼镜,这个还需要很长时间发展、未来极不确定的行业?

姜公略:因为我想去做职业生涯长度范围内有最大增量的市场。你说的那些市场是很大,但已经是存量市场。而我认为 AR 眼镜是未来 20 到 30 年消费电子市场最大的增量。

人心跳之间产生的共鸣,是 AI 无法复制的

晚点:你说自己信仰自然和数学规律,而你要做的,就是根据物理数学之外的人性去设计一些东西。比如什么?

姜公略:我之前帮朋友做过一个音箱,核心的零部件就是 Nixie tube(辉光管),它以前是用来显示时间的,很复古、很漂亮,它已在全球停产,且存量很有限,只有乌克兰、俄罗斯还有收藏,我朋友全球收集这个,做成时钟,但销量比较有限。

他找我帮忙设计,我当时的思路是把它的复古感和音乐结合,同时让数字显示有意义,模拟古董收音机上面显示调频的感觉。改造之后,我们卖 400 美元一个,一个月左右卖了 100 多万美元,直到辉光管的库存卖光。

我们给这个产品赋予的故事是,一个人的回忆可以被保存在音乐里,当年少时的音乐响起时,哪些记忆片段就会浮现在眼前。这就跟苹果讲的科技与人文的十字路口类似,你要打造的是体验,而不是功能,产品是体验的载体。

晚点:一些创业者对于 AI 的态度已经分成两派了,一类认为 AI 会最终会统治人类;另一类认为 AI 会和人类共同成长。你是哪一派?

姜公略:我觉得 AI 会一直是人类的工具,或者融入社会,但不会统治人类。

另外我觉得 AI 最难攻破的堡垒是艺术。它通过模仿来创造,但它没有故事,没有肉体,不会消亡。我们之所以能被艺术感动,是因为艺术家的故事也许是你的故事,他的笔触和音符,建立的是两个生命之间跨越时空的心跳的共鸣。

晚点:你会希望你的眼镜产品跟人产生怎样的共鸣?

姜公略:探索欲是人类的本能,就像当初那封很火的辞职信 “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当我们眼镜的交互带宽可以达到人类感官的上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数字技术重塑真实世界。我们推出的 Immersive 3D 就是迈向这个愿景的一小步。

这个功能一经推出就收到过很多感动的帖子,最近有一个用户发帖说到,他的父亲刚刚去世,他收拾遗物时找到一个旧的硬盘,里面都是小时候和父亲的照片与视频,他每次戴上 VITURE 眼镜用转 3D 技术去看,就会潸然泪下,仿佛年轻时的父亲此刻就活在自己眼前。

通过技术拓宽生命的感知,这就是我们每天奋斗的意义。

题图来源:VITURE

- FIN -

跳转微信打开

晚点对话印奇:AI 1.0 的教训是,所有不能闭环的辉煌都是暂时的

2025年5月12日 19:30

原创 程曼祺 2025-05-12 19:30 北京

Business model is the best model.

千里科技董事长 印奇

Business model is the best model.

文丨程曼祺

编辑丨宋玮

今年 37 岁的印奇,已经 AI 创业 14 年。他刚渡过了至暗时刻。

半年多前,印奇在 2011 年创立的旷视科技已卡在科创板上市流程超过 3 年。很多人都在等靴子落地:这个昔日的 “AI 天才少年” 将如何收场?

一个意外转机此时出现,印奇在去年 7 月入股上市公司力帆科技,后于去年底出任力帆科技董事长。今年 2 月,力帆正式更名千里科技。

千里背后原有两大股东——吉利集团和地方政府。股权结构调整后,千里的新目标是聚焦 “AI + 车”,成为汽车智能化头部供应商。这延续了旷视未能实现的商业闭环:做与硬件终端结合的 AI,让 AI 走向 Robotics。

这不是一次轻装上阵的重新出发。作为上一批 “AI 四小龙” 的创始人之一,印奇带着太多过去的经验与挫折:从年少成名、高歌猛进、被资本追捧,再到公司被美国制裁、两次上市遇阻、苦寻商业化未果——他完整经历了上一轮 AI 周期的起落。

当 DeepSeek 在春节掀起狂潮,AI 行业的主流认知迅速转变为 “拓展智能边界” 最重要,当前的商业化没那么重要。印奇仍把 “商业闭环” 视为高优先级:

 “当你经历过要看每分钱怎么花的时候,你的思路会不一样。没有好的商业模式是无法支撑团队的技术信仰的,因为不会有人永远给你投钱。”

旷视向来的价值观是 “技术信仰、价值务实”,立志打造东半球最好的 AI 研究院。而现在,印奇对 “价值务实” 和 “技术信仰” 的关系有了新认知:

“后来我反思,技术信仰这个初心不能独立存在。它更像一个宏大使命,需要配合具象的商业或客户价值落点。”

“这可能是 AI 1.0 创业的体会吧,所有不能闭环的辉煌都是阶段性的。”

印奇说,他仍在追求 AGI,但不再是以 22 岁时那种一往无前的方式。

这场与印奇的 3 小时访谈,是一个关于 AI 的非爽文故事。

“驱动选择的不是恐惧,是希望”

晚点:从旷视创始人到千里董事长,你的这次身份转换出人意料。听说整件事的起点是 2023 年秋天吉利董事长李书福和你的一次会面,当时是什么情形?

印奇:这个 idea 是书福董事长提出来的,很有战略格局和创造性。但坦诚讲,第一次听到时,我还有很多历史包袱。

晚点:你那时还是一心想推动旷视上市?

印奇:是,2023 年底,旷视在一个比较关键和艰难的状态:A 股上市过程已拖了很久,这期间不能融资,我们资金链很紧张。同时,整个 AI 发展如火如荼,需要更多资金和资源吸引更多人才,是个很矛盾的状态。

所以他第一次讲时,我没有马上特别认真地考虑。但后来,随着各种因素叠加,我发现这可能是唯一的选择,也是最好的选择。

晚点:那个阶段你面临至少 3 个选择:一是继续推动旷视上市,二是 2023 年初的大模型创业窗口,三是现在这个安排,来千里当董事长。

印奇:其实我没有那么多选择。

我想选的路,要真正能让旷视的 AI 团队和体系走到想去的地方。重新做一摊事,从来不是我的选择。另一方面,上市如果只能解决阶段性困境,长期看公司没有发展,这也不是我的选择。最后选千里,和旷视的战略是一脉相承的:就是软硬结合,与终端更深连接,让 AI 走向 Robotics。

晚点:24 年 3 月,旷视再次没能通过上市批复,这是不是促成选择的最后因素?

印奇:有关系,但不是最重要的。我在内部讲过,我们做选择不是因为 fear,而是因为 hope。我不是因为害怕一个差的结果才做这个选择,而是因为我看到了一个更好结果的可能。

晚点:同样是 AI 和硬件结合,为什么没有做很热门的具身智能?旷视联创告诉我,你们比较激烈地讨论过机器人和汽车到底选哪个。旷视做了很多年机器人业务,从技术储备和商业订单看,机器人是更稳妥的选择;而汽车市场竞争残酷,你们又入局晚。

印奇:机器人大爆发的时机还没到。机器人启动的要素今年差不多具备了,但从要素具备到真正完成产业链整合、做出好产品,我判断还要  5 年。

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商业环境下,既要有长期战略目标,也要有三年内可以商业闭环的短期打法。机器人从来是我们的宗旨和初心,是第一天就想做的事,这一点没变,这就是我的闭环,最后希望把它做成。

晚点:大语言模型呢,这不是一个比机器人更有吸引力的方向吗?

印奇:首先,我觉得大语言模型或整个大模型基本打破了 digital(数字) 和 physical(物理)的边界。最后做 AI,你就得有一个大模型的全量能力,这几乎是所有 AI 应用的必选项。

回到我为什么更想做机器人等 AI in physical 的东西。第一是从价值观角度,我还是希望 AI 技术能让人生活得更好,而不是更脱离自然状态,所以我一直很反对完全 virtual(虚拟)的东西。机器人能在物理空间帮我们做更多事情,也可以做我们的伙伴,这是我对 AI 的想象。

第二,AGI 必须要有物理层的东西,无论从进化还是从数据分布角度看,我都不认为纯虚拟世界的数据能发展出想象中的 AGI。

第三是从商业角度,经过二三十年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已经有很多公司在纯 Digital 领域有非常好的优势。所以从我个人和团队的擅长看,我们更适合做一个更未来和更创新的东西,优势和差异化会更大。

晚点:不做纯 Digital 方向 ,是否是上一波创业的教训?旷视最开始是偏纯算法的,但后来你们意识到那样不够,要软硬结合才更有壁垒。

印奇:我自己觉得 AI 1.0 的很多逻辑是对的,只是没有闭环,或者说那时 AI 技术还没到临界点。

从 AI 1.0 到现在的 AI 2.0 ,有些逻辑是一脉相承的——第一是终局导向,AI 大模型最大的应用肯定是机器人,没有之一。第二是看我们的能力和竞争优势,硬件公司是供应链、研发和市场侧的一个三级结构,和互联网完全不一样,我们已经打造成一个更面向软硬结合的组织,组织基因应该被强化,不应频繁改变。

晚点:如果没有李书福的提议,没有千里这个选择,你会怎么办?设想过的最差的情况是什么?

印奇:旷视(从上市流程)撤下来,重新融资。我也设置了一个撤回时间点。差不多就是做出千里这个决策的时间,2024 年年中。

晚点:为什么不更早撤下来?

印奇:我其实一直有个时间线,只是它一直被往后推。很多商业决策就像一个不断有新变量的阶跃函数,一直处在 yes 或 no 的临界点。

我之前的理念是,重要的商业决策,应该尽可能压到最后节点,因为首先你要尝试 everything。第二,你要收集到更多信息。这就像 AI 一样,要尽可能采集更多数据,最后汇集信息做成模型。随着对力帆(千里)、对吉利整个体系和战略的了解,我还是越来越坚定这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晚点:做决定的那几个月里,你了解到了力帆和吉利的什么信息?

印奇:力帆作为一个上市公司,更多是了解它没有什么——它没有太多历史包袱,因为力帆重组时已经处理了很多,它是一个基础业务比较清晰的平台。

吉利更多是看它有什么——它对 AI 和车结合的战略,到底是说说而已,还是真正从书福董事长到高管,都对这件事情有很深的洞察和长期投入的决心。我觉得这是有的。因为本质上选择力帆,就是选择了跟吉利生态的深度融合。

晚点:当你真的做了决定的那一天,想了什么,对自己说了什么?

印奇:其实没那么 drama。任何一个决定,如果真的足够重大,在那个节点不会有那么强的情绪波动,因为这一定是经过漫长期待和煎熬后,最后做的决定。甚至可以说有点轻松感,这个决策真的发生了。它已经在你脑中预演了很多遍,它只是最终发生了而已。

“所有不能闭环的辉煌都是阶段性的”

晚点:24 年春天我们讨论 AI 1.0 时,你认为大模型创业公司与字节等巨头之间必有一战。一年过去,你认为中国大模型竞争格局发生了什么变化?

印奇:我对竞争的基本判断没变:一是,大模型是资源战,迭代速度快、投入大,没有资源就跟不上;二是,技术要形成商业闭环不能靠闭门研发,必须结合场景寻找数据飞轮,所以要 “超级模型 + 超级应用” 一起做。

晚点:DeepSeek 就几乎没做应用,聚焦做模型。

印奇:首先 DeepSeek 是大厂,不是一般的创业公司,幻方(DeepSeek 母公司)是中国量化前两名。

对整个大模型创业来说,现阶段专注模型研发没问题,但这就像是一场万米竞赛中的阶段性百米冲刺,它并不直接指向胜利。我还是认为模型能解锁超级应用,形成数据和商业闭环,才代表胜利。否则模型研发只是过程,甚至是个比较痛苦的过程。

当我们讨论一个公司时,不能把它当成研究院,这两个性质不一样。DeepSeek 能做出非常惊艳的科研成果,并且开源给大家、全面破圈,但不代表它在商业上可闭环、可持续。

晚点:当年旷视也要 “打造东半球最好的研究院”,你们也曾试图在商业组织里做科研。

印奇:我觉得我们做到了,我们拿了非常多全球第一。但当时技术的爆发力没有现在这么强,大家当时也没那么关注 AI。

相似的部分是,旷视有一个自己的人才模式,基本逻辑是 “天才少年”,这和现在的 DeepSeek 很像,就是招信息、数学、物理竞赛的奖牌得主,在本科阶段开始培养。旷视的联合创始人唐文斌和杨沐都是 IOI(国际信息奥赛) 金牌,唐文斌还当过信息奥赛集训队的教练。最早我们只有 40 人时,有 39 个都来自清华。

这是一套很好的人才模式,因为这波 AI 技术发展非常快,很多东西都是新的,所以未必需要博士或有非常深行业经验的人,它要的就是最聪明的年轻人,是算法、编程、调参综合能力强的同学。本质的几个要素是:人才足够聪明,给的钱足够多,反馈足够及时。

但只做到这一步还不是一个闭环。我最近有一个最大转变,就是原来我们的核心理念是 “技术信仰,价值务实”,这是我们做所有事的大原则。现在我们把 “价值务实” 放到了前面,叫 “价值务实,技术信仰”。

晚点:从 “技术信仰,价值务实” 到 “价值务实,技术信仰”——顺序调换意味着什么?

印奇:长期的东西还是要有价值锚点,做科研、做技术也一样。现在做 AI 科研的资源投入巨大,卡、数据、人才,都很贵。这种大投入下,一定要有相应的商业价值,才能持续。这不光是钱的问题,也是因为人才做一件事久了之后,他们需要反馈,需要自己做的东西能被市场认可。

所以唐文斌讲过 “business model is the best model”。

晚点:你一直强调闭环,就是达成一个真正可行的商业模式。推动旷视上市,也是要先实现这个闭环。但后来旷视终止上市,是放弃这个闭环了吗?

印奇:是一个更大的闭环。其实我不想这样,但是也不得不。旷视的创业很辛苦,我们挺想先获得一个更确定的闭环,这之后会进入到一个相对经营的状态,再开启更大的闭环。

但这波 AI 创业的闭环都很长:做了很多轮融资,商业化结果却跟投入不成正比。当时大家都相信,到了一个临界点后,会有爆发性的商业结果。这个大逻辑我认同,但当闭环的链路越长,它越容易连不回来。

晚点:你 22 岁开始创业时,有想到过这条路有这么长吗?

印奇:肯定没有。那个时代都是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天真地认为,一帮聪明人聚在一起,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和愿景,想做的事都能做成。

但回头看,AI 这条路是最难的路之一。第一难在不确定性,AI 从原始技术底座到产品化,到商业化,都有很大不确定性。第二难在行业发展速度快。第三难在竞争,全球最有钱、最聪明的一帮人都在这个赛道上。

我创业的初心更多是以技术信仰驱动,就是想实现 AI,让 AI 对社会有价值。后来我反思,技术信仰这个初心不能独立存在。它更像一个宏大使命,还需要配合具象的商业或客户价值落点。

晚点:你现在认为 “技术信仰” 的初心并不适合一个商业组织?

印奇:不能只以它为驱动。

当你经历过要看每分钱怎么花的时候,你的思路会不一样。没有真正好的商业模式是无法支撑团队的技术信仰的,因为不会有人永远给你投钱。能做科研的前提是能自己养活自己,用你赚的钱投入你想做的科研方向,这才是一个可持续的模式。也就是用第一个闭环创造的价值做第二个更大的闭环,一步一步做上去。

晚点:字节跳动和旷视成立时间相似,它就是很快先有一个闭环,再做下一个更大的闭环。最后是不是反而字节有可能实现 AGI?

印奇:有可能,这非常取决于一号位的愿力。

我觉得公司发展很看组织基因。组织基因来自创始人加核心高管,也来自组织的历史,它们一起塑造了整个团队文化。基本假设是,当一个公司已经存在十年,熵增已到达一定程度,组织要发生本质变化很难。

如果它在上一个时代做得很极致,就说明这个组织已经很适配上一件事。如果下一件事跟之前的事高度关联,那就很合适;如果两个很不一样,就蛮难的。最后就是看这个组织的基因适不适合下一件事。

晚点:一代版本一代神——你觉得现在的 AI  变革更像大周期里的小版本,还是一个全新版本?

印奇:我觉得是深度学习十年大周期的决赛阶段。决赛开始的标志是,2020 年前后,GPT 模型找到了可 scale 的学习机制,能完成更普适的任务,大家开始最后冲刺。

晚点:新公司还有多少大机会?不少大模型公司是近 3 年才成立的。

印奇:机会主要在两类团队:一是有深度学习积累、能做出超级模型的团队。公司可以新,但团队要经历过整个周期。比如 OpenAI 2015 年就成立了。

二是有超级应用积累的公司,这里确实巨头多,比如腾讯、字节。它们之前已在贴着应用往更底层的技术拓展,做云、做操作系统……有用户生态、流量变现、人才密度和研发投入的优势。

但看长期格局,还是要回归常识——只要一个技术变革足够本质,就一定会诞生新巨头。

晚点:你现在看到新公司跑出来的具体路径了吗?

印奇:关键是专注、商业闭环和新型组织。

专注指你要在某类大模型方向上打出差异化,不只是底层技术,也包括用户体验和数据链的优化。闭环指产品必须真正触达 C 端,构建数据反馈与价值闭环。

以上都需要用一个新型组织,以更强的执行力和更快的迭代速度来做到。DeepSeek 就是一个示范,它说明巨头的封锁并非没有空隙。

晚点:为什么对价值闭环这么执着?

印奇:这可能是 AI 1.0 创业的体会吧,所有不能闭环的辉煌都是阶段性的。

“千里转型的第一步是要做开放和国际化的 ‘车 BU’”

晚点:你现在担任千里董事长,做 “AI + 车”,为什么这是一个比大模型更能实现闭环的方向?

印奇:千里本身就掌握终端载体,未来我们的核心战略是 “AI + 车” 的 “双轮”,一个轮子指终端,一个轮子指科技。

在终端上,千里是 “两个轮子、四个轮子、两条腿”,两轮是千里原来的摩托车业务,摩托车也有新能源化和智能化需求;四个轮子是新能源车;两条腿是未来要布局的机器人,但现在不会特别强调这块,每个阶段要聚焦,现阶段更多是以车为载体。科技这个轮子主要指智驾和智舱。

所有这些方向中,现阶段最重要的是把智驾、智舱做好,其实是广义的 “车 BU” 的业务,因为这是行业需要的。

晚点:你们其实就是在做和华为类似的事。那你们怎么和华为竞争?

印奇:我们和华为有两个差异,一是开放,一是国际化。

开放首先是指,我们会以和吉利的战略合作为支点,整合旷视原有的智驾积累加吉利智驾、智舱的生态积累,对外提供完整方案,我们不会只服务吉利的车。

开放也是指,我们会在产业链里选择最优秀的合作伙伴,比如芯片、激光雷达,而不是全部自己做。我们希望构建这样一个开放联盟,联盟里会有几家大车企,一起推动标准落地。

第二个差异也很重要,就是 “国际化”,结合吉利的国际化积累,海外车企会是我们的重点。

晚点:华为以车 BU 班底成立引望,引入长安阿维塔等其他车企投资方,这不是一种开放吗?

印奇:开放更重要的是解决方案的开放——你到底是从芯片到传感器、算法都是自己的,还是在不同环节选择全球最优产品来构建一个方案。

晚点:供应链垂直整合和水平分工,哪个更有竞争力?现在华为和比亚迪都在垂直整合,这带来了成本、规模和方案完整性的优势。

印奇:要看产业周期。往往产业链早期是垂直整合更高效,因为产业链还没起来,都自己做比较可控。而到产业快速发展和规模化的中期,我觉得开放体系更好,每个人做自己擅长的事,而且风险也会被化解在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到产业周期末期,可能又会重回整合,因为产业链已高度同质化,大家最后就是在相似方案上卷性价比。

晚点:现阶段,千里一定要自己做的环节是哪些?哪些环节会开放地与供应商合作?

印奇:首先算法和整体大方案一定要是自己的,同时要在硬件上有支点。其中芯片是最重要的。

晚点:你们不做传感器吗?旷视有做摄像头的经验。智驾供应商中,卓驭(原大疆车载)也说自己的双目摄像头是差异化优势。

印奇:智驾供应商只能做非核心传感器,主流的 CMOS(一种半导体感光器件) 做不了,因为这是一个规模效应非常明显的领域,索尼和韦尔同时做手机、车和不同终端的 CMOS,智驾公司没有任何机会。可能只能做一些差异化的传感器,比如激光、4D 毫米波雷达、双目摄像头等。但这也不本质。

晚点:本质是什么?

印奇:是主链路,也就是智驾系统中最重要的几颗芯片、核心算法模型和一个配套的云体系,这是最影响效果,也最占成本的部分。如果这些做不了,做其它周边只是一种产品包装上的差异化,对战局没有实质影响。

晚点:在客户侧,你们怎么拿到更多订单?其他车企可能会认为千里是吉利大生态的一部分。

印奇:大家既关注第一眼的感觉,更关注实质。首先,千里是独立上市公司,有明确的治理结构。第二,大家也会看千里聚集的人才和资源能做到什么,这才是更实质的东西。

晚点:吉利之前有自研的智驾方案 “浩瀚”,今年 3 月宣布了千里和吉利合作的新方案 “千里浩瀚”,当你们去服务别的车企,他们会愿意用千里浩瀚吗?浩瀚部分是吉利自研的。

印奇:大家会用千里。我们和吉利、路特斯一起成立了合资公司,我们是对外输出的主体。

而千里浩瀚是我们首先与吉利合作的方案。我们给客户提供的不是单一方案,是一套包含高、中、低端的完整的大解决方案,这个方案有吉利落地实践的背书。

(注:2025 年 3 月 2 日,千里科技发布上市公司公告称,和吉利、吉利控股的路特斯共同出资 15 亿元人民币成立新合资企业,该新公司的 7 名董事中,千里科技可提名 3 名。)

晚点:你们现在有吉利之外的其他潜在客户吗?

印奇:我们是大客商业模式,我们不会服务特别多客户。因为第一,虽然我认为车不会像手机那么集中,但头部效应仍会比较明显。第二,不管是智驾还是大模型智舱应用,都需要围绕数据来构建。深度服务好少数几个客户,客户才更愿意分享数据。

如果是一个客户很多的供应商,核心能力会偏向交付,而不是构建这套数据循环,这两套能力不一样。

晚点:长期来说,你认为和几个车企深度结合就够了?

印奇:三到四家。

晚点:他们之间不会是竞争关系吗?

印奇:同类客户,我们顶多服务一到两家。

晚点:你提到汽车市场头部效应明显,能保持头部的车企为什么不自研智驾?特斯拉、比亚迪、新势力都在大讲自研。

印奇:可能是有人认为不自研就放弃了灵魂,但我觉得车企的灵魂不是 AI。灵魂一定是你擅长的事。车企的核心积累在机械和整个动力体系等。华为去做车,它的切口也是它擅长的:三电、芯片到 ICT 等,这才是它的灵魂。

晚点:即使能成功深度绑定几个大客户,面对大客时,千里作为供应商的利润空间怎么保证?

印奇:你得有足够的高壁垒,没有壁垒就没有利润。

单纯的研发驱动不是壁垒,因为高手都能研发;壁垒要么来自更好地整合,让方案有性能和成本优势;要么来自准入门槛、资金投入和资产规模。智驾的壁垒更偏第一种:打通完整技术链路,以纵深整合带来更深壁垒。

“我已经对聪明这件事没有执念了”

晚点:从 2019 到 2024,外界普遍认为旷视 “沉寂” 了五年,这五年对旷视意味着什么?

印奇:从外面看,我们像是卡在那儿了。但我自己更看成长线,这五年对团队是 “蹲苗”,土压得更实,根扎得更深。

我印象很深的是,我接受上市聆讯时,一拨委员问 “你们怎么没有去造火箭呢?”,另一些人质疑 “你们怎么亏这么多钱?” 这两种声音都对。在中国这种高竞争环境下,谁能做到 “既要、也要” 才会成为领军企业。这就是卷的本质。

晚点:你的同事说,上市卡住那几年,你们在经营和管理上做了很多改变,你开始更细致地看公司财务了,以前你是管大框架,不会一笔一笔看。

印奇:这是个很好的转变,(当更仔细地看财务)你会发现,公司从运营到管理,各方面都有那么多浪费,但当融资更顺时,却不经意花了很多钱。

技术上我们一直讲量化,在经营上原来却不讲。量化是指,要仔细看产品毛利率在行业里是什么水平,和整个经营费用的结构——管理、营销、研发各占多少。原来我们的研发和营销投入是 3:1 甚至 4:1,常常上一代产品还没卖出去,又研发下一代。后来我们调到了 1:1,一些项目自然停了,反而更聚焦,盈利更好。这才是市场导向或客户导向——要让研发知道是前线的市场在养活你,让市场参与制定研发预算,否则怎么沟通、对齐都不行。

最终还是要用价值链来绑定,最关键的是从供应链到产品再到市场的价值链,其中市场侧是提供牵引的火车头。这背后是资源、预算和权力的重新分配。

晚点:这些改进是靠自己摸索,还是学习其它公司?我知道旷视最开始是想打造 Google 这样的组织,后来做软硬一体,又转向学华为。

印奇:我们学过很多,华为、阿里、Google。但后来我发现管理是个手艺,更重要的是发现问题,自己实践,很难套别人的逻辑。

比如你要学华为,你得知道华为在不同收入阶段的竞争环境、组织形式和具体做了什么。但现在没有这样立体、完整的管理体系,因为没有公司会在还没活下去时就沉淀方法论,到后来想总结时,很多人已走了、一手信息没了,故事会被美化,会拼出一个后视镜里的体系。

晚点:对于如何有效管理,你的心得和教训是什么?

印奇:管理最重要的是两件事:目标管理和绩效管理。听上去谁都在做,但 99% 的公司都没认真做。

比如目标管理,看似定了目标,但过程中缺少深入讨论,没有充分做风险排查、竞品分析等,经常会漏一些信息。这件事难在,做决策的资源和时间有限,外部环境又变化很快,但应尽量获取足够的信息,这需要用一套流程去保证。

第二是激励。盈利业务的激励比较好做,就是创造价值、分享价值。而当一个业务不盈利,甚至在早期探索期,激励就比较难。因为做探索往往需要综合能力和创新力强的人,还要给他们高激励和高反馈,成本会很高。但很多探索会失败,最终也没有价值,这就需要设计另一套探索和激励的对应关系,而它很有可能不合理。

管理其实就是反复把这些基础但困难的事做好。我很反对在管理上提出新概念,因为组织由人构成,“人” 这件事亘古不变。想明白这一点,就不会有那么大的 ego(自我),觉得好像找到了一套新方法。

晚点:管理上没有新概念,技术的演进呢?

印奇:我的一个底层世界观是:世界是连续的。所有技术的创造都是进化和排列组合。我不认为存在真正颠覆性的创新。你认为颠覆,只是你不够了解它,没看到那个连续的轴。

所以任何东西都有因果。一件事发生,是因为到了那个阶段,自然而然会发生。

晚点:这个世界观继续往下推导是什么?会导致你的哪些判断和行为?

印奇:可能是更本分吧,会在 “因” 上做更多努力。

晚点:这 5 年,除了刚才提到把价值务实放到第一位和经营管理上的改进,还做了哪些 “因” 的努力?

印奇:锻造组织。管理方法最终需要一帮核心 leader 来实现。这些人是经过最艰苦阶段依然留下来的人,是真正有战斗力的团队。

晚点:挫折或胜利,哪个更能催生战斗力?旷视等头部 AI 公司至今主要经历的是挫折,屡败屡战;而一批和你们同期创业的头部互联网公司是屡胜屡战。

印奇:大部分成功的团队都经历过挫折,包括 BAT 和字节。只是互联网完成第一个闭环的周期没那么长,整体更顺一点。

晚点:你有时会觉得自己选错了创业方向吗?过去十年,学历更高、更聪明、更像天才的一群人加入了 AI 创业,但互联网似乎才是聪明更能发挥的地方。比如张一鸣曾说:“你对事情的认知,就是你在这件事上的竞争力。 因为理论上其他生产要素都可以构建。” 而旷视等 AI 公司的发展却充满 “想到了但做不到”,比如布局芯片和做软硬一体,都因为一些内外部原因进展不顺。

印奇:移动互联网是很罕见的一种商业模式,它的平台构建得很好——上游是流量,下游是广告,中间就是做一个好产品,模式清晰,链条相对短,团队更容易靠长板成功。

但 AI 不是这样,其他很多产业也不是,从 “认知” 到 “做到” 还差很远。所以我一直说,在互联网里,“what” 很重要,而在更多生意里,“how” 才是竞争力。

一定会有好几个团队都达到相似的认知高度,更难的是执行。为什么海底捞你永远学不会?因为你做不到 “给客户超预期体验” 的执行细节。还有一点,认知跟你的生意阶段强相关,用户一百万、一千万、一个亿时,问题和视角完全不一样。但很多公司卡在某个阶段,就不会有后面的认知。

这是个飞轮,如果靠已有认知能比较顺地推到下一阶段,认知会再进化;但如果长期卡在某个阶段,认知再好也没用,因为你触及不到下一阶段的复杂度。

晚点:长期卡在一个阶段,没法形成认知飞轮,会让你痛苦吗?聪明人尤其追求认知提升。

印奇:我已经过了那个阶段,我对 “聪明” 这件事没有那么强的执念了。最后还是结果重要,是创造价值重要。

晚点: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印奇:被毒打之后发生的。这也跟我原本的价值观契合,比如很多聪明的同学会去做金融,有一个 decent 的生活。我从没考虑过,我觉得那只是游戏,无法给我真正的价值感。

晚点:做到什么才会给你价值感?

印奇:公司能经营好,能构建一个好组织,甚至能推动行业走到下一阶段。

晚点:但过程中会有很多繁琐、混乱、ugly、和技术初心没关系的部分,接受这部分,对你来说难吗?

印奇:没有什么是不可接受的。以结果为导向就是一切以结果为导向,其他东西都可以短期牺牲。

“节奏比方向重要,智驾冲刺的信号已经响起”

晚点:去年我们聊时,你曾说一个公司在没有生死存亡的威胁时,应该保持最慢发展节奏。而现在千里有很多新动作,变化很快。这矛盾吗?

印奇:是一致的。我一直的观点是 “节奏比方向更重要”。能看到一个大方向的人不在少数,但最后谁能赢,很大程度取决于你是不是在正确的时间点发起了冲刺。

所以节奏有两层:慢是在技术、人才储备期,此时要控制好 ROI(投入产出比)。快是在技术和商业都来到临界点的决战期,要集中力量打出单点狙击战,饱和式集中投入资源、团队和注意力。慢是为了最后能快。

晚点:智驾冲刺的信号是什么时候响起的?

印奇:去年理想端到端做出来的那刻。

晚点:旷视 2017 年开始做智驾预研,2021 年才成立事业部加大投入。这到底是因为节奏判断,还是资源受限所以无法更早投入?

印奇:其实 2021 年正是我们上市的艰难时期,我们无法融资,智驾又很烧钱,但我们还是坚定要做,因为我们判断冲刺窗口快到了——技术上,BEV+ 端到端大架构初步走通;商业上,特斯拉、蔚小理、华为入局,整个市场进入量产周期。

不是先发一定胜出,而是看最后冲刺那一下能不能赢。

晚点:冲刺的输赢结果何时会显现?

印奇:今年年底到明年。

晚点:到时会有几家能赢?

印奇:按大的体系阵营算,不超过 4 个,其中会有特斯拉和华为。

晚点:决胜点可能是什么? 何小鹏曾告诉我们是谁能更早实现 L3。

印奇:我认为是三个体系决胜负:

一是数据体系:我很坚定认为智驾的成熟方案是数据驱动的大模型,所以是否能构建与车端联动的大数据体系很重要。

二是纵向整合能力:从算法模型到芯片整合打通,这决定你的成本和规模化能力。

三是商业客户体系:就是能不能围绕几家核心车企形成一个联盟,大家互惠互利。

这三套体系不成立,谈不上赢。

晚点:你认为未来智驾的方案会收敛到 “数据驱动的大模型”,这个判断是怎么得出的?

印奇:特斯拉已经验证了这个路线。从体验看,特斯拉的方案更像人,这才能让人信赖和有 “托付感”。

晚点:可是特斯拉 FSD 在中国道路上犯了不少错误,无法遵守一些基础交通规则,跑一趟能把司机的分扣完。

印奇:特斯拉说自己只用了互联网上的中国驾驶数据来训练,现在的效果已经很不错了。

真正的端到端、VLA 模型是偏黑盒主导,这是依靠大数据让车更 “聪明”。华为是另一条路,通过白盒、黑盒结合的方式深度优化,它的系统里依然有很多规则,这有点像 “背题”。今天的效果也很好,所以它可能没有那么强的动力换成黑盒。

但长期看,谁能把黑盒做到比白盒更好,谁更有代际优势。

晚点:你说端到端、VLA(视觉、语言、动作模型)是“黑盒”?这是指什么?

印奇:黑盒背后,更本质的是 “模型化”。它始于 2021 年前后从有图到无图的跨越,之后的端到端、大模型、VLA,都是 “模型化” 的延伸——即靠 AI 模型、数据驱动来提升智驾能力,而不是靠大量手写规则。

特斯拉就是用数据和模型构建了一个可泛化、跨平台的系统;而国内 “模型化” 的比例其实没有那么高,基本功还没那么扎实,更多是靠规则堆出来的体验。

晚点:实际上特斯拉的 FSD(完全自动驾驶)是一个 VLA 模型吗?

印奇:目前应该不是。VLA 其实更适用于具身智能,它是一个视觉(Vision)、语言(Language)、动作(Action)的多对多映射系统,输入的是视觉信息、语言提供逻辑和能力,输出的是机器人的动作轨迹。机器人有手、有脚,有丰富的感知,要处理复杂任务,所以需要复杂的动作(action)能力,而车的运动控制相对简单:就是方向盘、油门、刹车。

在车上做 VLA,反而会把简单、可解释的控制变得复杂和不可解释,增加安全风险,需要用其它手段平衡。

所以我认为,中国智驾现在的核心问题不是端到端或 VLA 这些概念,而是要回归基本功——做出更好、更灵敏的大感知模型,更可靠、更泛化的大规控模型,形成数据驱动的智驾系统。

晚点:千里远期的方向是智能机器人,那 VLA 是实现具身智能的方向吗?

印奇:我觉得会是。但这条路径还远未跑通,尤其在 Scaling Law 层面还没有形成清晰的方法——不管是真机实采数据,还是通过仿真模拟获得数据、构建模型,都还存在挑战。

晚点:VLA 输出的是具体、微观的动作,它如何完成多步骤复杂任务?比如任务是 “我要去机场”,这涉及去机场的目的、去哪个机场、选航班、定出发时间、定交通工具等不同逻辑层次的决策和行为;人并不是靠先站起来或先走到门口这种具体动作规划来完成复杂任务的。

印奇:这个问题很本质。VLA 中间那层思维空间该怎么定义、怎么表达,现在还不完全明确。这就很难做出一套横贯高维推理逻辑,到低维具体动作的统一框架。现在更多是人为定义一些空间,做一些实验性的具身 showcase。

晚点:所以你前面才说,具身智能还没到加大投入的时机。

印奇:车就是最明确、最好做的一种机器人,这事儿都还没搞明白,Robotaxi 都还没做出来,怎么就具身了呢?

晚点:回到当前的智驾竞争,你觉得中国一批公司什么时候可能会调整以白盒为主的路线,大幅提升模型化比例?

印奇:一旦技术范式有变化,大家都会看到,但白盒规则做得比较好的公司,可能很难 all in 新方法,因为有历史 legacy。

接下来的变化可能在于能不能有中国团队真正做好端到端,理想去年就做得很不错。能不能持续做好,要看后续发挥。

晚点:这个发挥的关键是什么?

印奇:最后还是取决于创始人的战略坚定性,以及团队整体的技术能力上限。战略坚定性来自于创始人对这件事(智能化)的重要性的判断,对技术与商业路线的选择和对节奏的判断。

晚点:这些判断靠什么建立呢?尤其是,当一个不是技术背景出身的创始人来做技术判断时,他能通过学习判断得多准?

印奇:很多东西,勤奋就可以习得,再进阶是手艺,最终看天赋。做商业判断,往往不需要到天赋层面,到手艺就够了。

晚点:手艺能让你对技术方向足够坚定吗?因为一些技术方向前期的 ROI 可能会很低。

印奇:不能。但一种可能是,不用经历这些曲折,战斗就结束了。

现在信息相对透明,没有那么多 magic,国内团队更多是跟随,只是一些小选择上可能有手感差异,比如可以先做 VLM(视觉语言大模型),也可以上来就做特斯拉那样的单个大模型。

决定成败的还有执行力,从技术一号位往下,整个团队的工程化能力要足够强,要聚集能把事更快做成的人。第三是有资源整合能力,能调动钱、人和产业链。最后是有正确的商业模式。

晚点:智驾的正确商业模式是什么?

印奇:订阅。买断也是一种订阅,总之是要让消费者为智驾额外付费。而行业里的另一种做法:硬件收钱、软件免费,这是不可持续的。智驾不应是 2B 模式,而应是 2B2C 模式。只有 C 端愿意买单,才能拉动内外部供应商持续提升体验,智驾生态才能成立。

“《一代宗师》里讲见自己、见世界、见众生,我觉得这个顺序应该是见世界、见众生、见自己”

晚点:你会一度觉得自己运气不好吗?

印奇:我处在 AI 技术变革很快的时代,我想做的事,就是我在做的事——这是我最大的幸运,虽然我做得无比辛苦。

晚点:经过这么多事后,你怎么看运气?运气对人生、对创业意味着什么?

印奇:我越来越觉得运气不是偶然。一个人上一次战场活下来,那是运气;但如果上了一千次战场还活下来,那其中一定有更本质的东西。运气是一个人本能地做选择的方式。

晚点:你的合伙人和同事都说,你现在比以前 “狠” 了,更杀伐果断了。

印奇:我觉得有。准确说是更以结果为导向了。以前我们更像一个偏松散的创意型组织,有很多想法,大家一起做,但常常做到七七八八就停了,很难真正按照严格节点 “指哪打哪”。这几年我们在组织、文化、机制上,拿下目标的能力都强了很多。

晚点:这是通过拿下哪些具体的目标锻炼出来的?

印奇:比如我们这次撤回上市到我个人入股千里的全过程,时间很紧张。我给团队定了几个关键节点,从股东沟通到材料签署,没有一次松口,最后都按时完成。

还有我们给吉利量产第一个智驾平台,当时基于的芯片算力有限,但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做出了行业最优性能,时间也没拖延。如果那时打不下来,就不会有现在完整的智驾体系。

这种执行力,只有在资源受限时才能练出来。如果资源充裕,很难把组织逼到极限状态。

晚点:你本来就是一个抗挫折和抗压能力比较强的人,还是在创业过程中不得不获得了这种特质?

印奇:我很基础的一个价值观是——如果想做成一件难的事,就一定要付出足够多的代价。

我不奢求用很小的力换来很大的成果,能做到投入、产出一比一,就很理想了。所谓 “聪明人用笨办法”,就是用最本质、最扎实的方法,去做长期积累。

晚点:你说商业的本质是 ROI,但你对人生、对创业的 ROI 测算是觉得 1:1 就够了吗?为什么不更努力去寻找更大的杠杆?

印奇:我早期也走过一些捷径,比如高中参加竞赛,尝试用巧劲儿赢,但该经历的都躲不过,最后还是走了高考。人更年轻时,当然都向往更畅快淋漓地赢,但最后都会被按回更扎实的路上,老老实实把该做的事做了。

晚点:你还没有真的成功过,但还是有很多人愿意支持你继续做 AI,比如李书福。为什么虽然没把事做成,他们依然相信你?

印奇:第一是 AI 大家都没闭环。世界上还没有哪个 AI 公司实现过 10 亿美元级别的利润。第二是我还是有 calling(被感召的感受),我擅长也喜欢这件事。可能他们从我身上感到了这一点。

晚点:如果这一次能实现 AI + 车的商业闭环,你有了更多自由后会做什么?

印奇:所有自由里最本质的是时间自由。我有很多想做的事还没体验,比如体系化的运动、规律的生活、从容安排自己的时间。这在创业以来就一直很难做到。其他工作可能是有限责任,而创业一开始就是无限责任。

晚点:当你有对 AI 的长期信念,这会让你怎么看短期的现实?

印奇:其实越做 AI,越会想世界可能是 simulation(模拟的)。我很喜欢的一部老电影 Bicentennial Man(《机器管家》),讲的就是未来人和机器一起生活,最后边界会模糊。你会思考,人的独特性到底是什么?

晚点:你的答案呢?

印奇:可以确定的是,文明要向上攀登。当然人还是会爱人,所以就像马斯克说的那样,这个阶段长一点、好一点。

晚点:这是技术的演进,人的独特性也许在艺术创造的部分?

印奇:我之前和艺术家徐冰有一次交流,我发现一个艺术家早期都是在寻找艺术语言,比如徐冰是学印刷的,他的代表性元素是汉字的错印和再造。

这都是 pattern (形式)。其实大模型也是在总结语言、代码、图像的 pattern。而一个艺术家的生命是否持久,最后是看他有没有那么多想表达的内容。徐冰当时说,当科学的边界扩大时,艺术的边界在缩小。

晚点:机器有一天也会像人那样有表达的动机和意图吗?

印奇:可以。只要大脑还是一个生物材料构建的物理结构,那它就一定有计算模型,就可以被模拟。但那也许需要新的计算硬件和数据获取方式,比如现在没有像人眼那样一直连续获得的视频数据,自动驾驶有一点,但时间和场景很受限。

晚点:如果早知道 AI 创业这么难、周期这么长,你还会做这个选择吗?

印奇:这是一个过程。《一代宗师》里说 “见自己,见世界,见众生”。但我觉得真正的顺序应该是 “见世界,见众生,见自己”。

见自己才是最后的,当你对这个世界有认知,跟一群人做成了很多事,最后才能真正知道内心的支点。

题图来源:千里科技

- FIN -

跳转微信打开

通义千问 Qwen3 发布,对话阿里周靖人

2025年4月29日 10:52

原创 程曼祺 2025-04-29 10:52 北京

“大模型已经从早期阶段的初期,进入早期阶段的中期,不可能只在单点能力上改进了。”

阿里云 CTO、通义实验室负责人 周靖人

“大模型已经从早期阶段的初期,进入早期阶段的中期,不可能只在单点能力上改进了。”

文丨程曼祺

编辑丨宋玮

今天(4 月 29 日)清晨,阿里巴巴更新通义千问(Qwen)系列最新一代基础模型 Qwen3,并开源 8 个版本。

Qwen3 是中国的首个混合推理模型(hybrid reasoning model),也是全球第一个开源的混合推理模型——即在同一个模型中融合了 “推理” 和 “非推理” 模式,能像人那样根据不同问题选择 “快、慢思考”。

Qwen3 旗舰模型,MoE(混合专家模型)模型 Qwen3-235B-A22B,以 2350 亿总参数、220 亿激活参数,在多项主要 Benchmark(测评指标)上超越了 6710 亿总参数、370 亿激活参数的 DeepSeek-R1 满血版。更小的 MoE 模型 Qwen3-30B-A3B,使用时的激活参数仅为 30 亿,不到之前 Qwen 系列纯推理稠密模型 QwQ-32B 的 1/10,但效果更优。更小参数、更好性能,意味着开发者可以用更低部署和使用成本,得到更好效果。图片来自通义千问官方博客。(注:MoE 模型每次使用时只会激活部分参数,使用效率更高,所以有总参数、激活参数两个参数指标。)

Qwen3 发布前,我们访谈了阿里大模型研发一号位,阿里云 CTO 和通义实验室负责人,周靖人。他也是阿里开源大模型的主要决策者。

迄今为止,Qwen 系列大模型已被累计下载 3 亿次(综合 Hugging Face、魔搭等社区数据)其中 2.5 亿次是最近 7 个月新增的 ;基于 Qwen 的衍生模型数量超 10 万个,为全球第一。

阿里开源 AI 模型,早于 ChatGPT 引爆这一轮 AI 热潮。2022 年 11 月初,阿里上线开源模型分享平台魔搭社区,一口气开源了达摩院成立 5 年来研发的所有近 400 个模型。2023 年 8 月,阿里又决定开源 Qwen 系列大模型,目前已累计开源超 200 个模型。

在 2022 年底到 2023 年,开源大模型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开源意味着需要接受开发者和市场的反馈,也要接受各方测试,对能力要求非常高。周靖人和阿里大模型团队选择接受开源的检验。

这之后,Qwen 仅用 1 年多在全球开源模型中后来居上:在去年 10 月,Qwen 的衍生模型数量达到 8 万多个,超越了更早开源的  Meta Llama 系列,此后持续领先。

三个开源模型系列 Qwen 系列、Llama 系列、Mistral 系列的衍生模型数变化。

苹果据传选择 Qwen 成为中国的大模型合作伙伴,李飞飞团队用 Qwen 来训练超低成本推理模型,通用 Agent 产品 Manus 调用 Qwen 来做决策规划,DeepSeek-R1 的部分小尺寸模型也用到了 Qwen 来训练。

但相比在技术社区的影响力,Qwen 在泛商业界相对低调,几次关键发布被 “抢头条”。开发者调侃,Qwen 是大模型领域的 “汪峰”。

“这是什么意思呢 ?” 周靖人投来疑问的目光,他没听过这个玩笑。

周靖人戴着金丝眼镜,语调缺乏起伏、语速也几乎一致,平稳有如程序。3 小时的访谈中,他讲得最多的是 “技术规律”。

我们问他,怎么考虑更新和发布模型的节奏竞争?他说:

  “我们无法预知别人的发布节奏。研发这件事,想临时调节奏也调不过来,不符合研发规律。”

聊起阿里集团 CEO 吴泳铭今年 2 月说 “阿里现在的首要目标是追求 AGI”,周靖人说:

  “今天外界听到吴泳铭宣布了什么,感觉阿里好像突然有个大转变,其实不是。从技术发展规律来说,没有前期积累不可能一蹴而就。”

开源如果做不到第一,意义将大打折扣,也可能失去闭源的商业机会。周靖人却淡化这个选择的压力:

  “从技术发展规律看,不开源反而风险更大,因为开源至少会追上闭源,甚至发展得更好。”

他有一些不同于多数人的观点,讲出来时也语调平淡、不带色彩:

  “其实 o1 谈不上定义了新范式。让模型学会思考,它不是一个范式,而是一种能力。”

周靖人在 2015 年从微软加入阿里巴巴,在 iDST 和达摩院带过前沿技术研发,也在蚂蚁、淘宝做过实际业务落地。

以下是《晚点》对周靖人的访谈,他回顾了阿里开发大模型的过程,开源的关键决策,和他对当前大模型技术的思考。

“某一天的流量没那么重要。大模型不是短期竞争”

晚点:现在外界对阿里有一个调侃,说你们是大模型领域的汪峰。

周靖人:这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呢?

晚点:指阿里的重磅发布常被 “抢了头条”。先是春节更新基座模型 Qwen2.5-Max,被 DeepSeek 推理模型 R1 抢了风头;后来 3 月发布推理模型 QwQ-32B ,又赶上大火的 Agent 产品 Manus 同天发布。

周靖人:某一天的流量其实没那么重要。

晚点:真正重要的是什么?

周靖人:更前瞻性地思考,更笃定地坚持自己的技术路径和节奏。

晚点:阿里通往 AGI 的路径是什么?

周靖人:首先,我们的一个核心认知是,大模型发展和云体系的支撑不可分割。无论训练还是推理,大模型的每一次突破,表面看是模型能力演进,背后其实是整个云计算和数据、工程平台的全面配合和升级。

在模型能力上,大家现在讨论最多的是推理模型。我们在继续探索让模型能更像人那样去思考,未来甚至能自我反思、自我纠错等。

多模态也是通向 AGI 的重要途径。人的大脑也是有的部分处理文字,有的部分处理视觉、声音。我们要让大模型能理解并贯通各个模态。

我们也在探索新的学习机制,包括怎么能让模型在线学习、持续学习和自学习(Self Learning)。(注:现在的模型训练是 “离线学习”,每次升级需要重新做预训练、更新版本。)

在提升云体系的性能和效率上,我们会加强云和模型的软硬一体联合优化。尤其在今年,工程能力、整个云系统结合 AI 的性能和效率会变成核心竞争力。

晚点:同时做这么多事,不会失焦吗?

周靖人:大模型发展到现在,已经从早期阶段的初期,进入了早期阶段的中期,不可能只在单点能力上改进了。因为真正的通用人工智能,就是需要多模态、工具使用、Agent 支持和持续学习等多种能力,等(某个方向)跑出来再做是来不及的。不光我们,头部公司都会在多个方向上提前预研。

晚点:刚发布的 Qwen3 体现了阿里在哪些方向的布局?

周靖人: Qwen3 是一个混合推理模型,它同时提供了 “推理模式” 和 “非推理模式”,前者用于复杂逻辑推理、数学和编程,后者能处理日常指令和高效对话。混合推理模型今后是大模型发展的重要趋势。

晚点:为什么会成为趋势?混合推理模型的好处是什么?

周靖人:它能更好平衡性能和成本。在 “推理模式” 下,模型会执行分解问题、逐步推导、验证等中间步骤,给出 “深思熟虑” 的答案;在 “非推理模式” 下,则可以快速遵循指令生成答案。

Qwen3 还有一个 “思考预算” 设置——开发者可以自己设定深度思考的最大 token 消耗,这能更好满足不同开发者对性能和成本的需求。

晚点:那么这么做的代价和难点是?

周靖人:混合推理模型是通过推理和非推理的混合训练做到的,这需要模型学习两种不同的输出分布,很考验训练策略。所以设计和训练混合推理模型,远比做单纯的推理模型要难。

Qwen3 在后训练阶段,也是两种模式混合训练,相当于合并了推理模型 QwQ 系列和指令微调模型 Qwen2.5-instruct 系列,同时将它们的优势并合二为一。

晚点:阿里现在怎么把握模型更新节奏?发布节奏和声量也是现在各公司的竞争点,比如 OpenAI 有几次更新都是赶在 Google 的重磅发布之前。

周靖人:肯定会有这方面的考虑,但最终不是靠发布时宣传得怎么样,最终还是看开发者和市场反馈。

再说我们也无法预知别人的发布节奏。研发这件事,想临时调节奏也调不过来,不符合研发规律。

晚点:Qwen 系列下载量在全球仅次于 Llama,同时是衍生模型数量最多的开源模型,但市场对此认知不够,这会让阿里困扰吗?你们想了什么方法来增加技术影响力?

周靖人:其实通义千问的传播是不错的。核心还是在于开源的模型要足够强,否则其他方式都没什么用。

晚点:通义千问何时会有一个真正出圈的、让更多人 eye-opening 的进展?类似 Sora、DeepSeek-R1 曾引起的关注。

周靖人:通义千问接下来会有很多亮点,但能否让大家 eye-opening,这要看大家。我觉得有时我们太关注此时此刻,谁又比谁强一点点。但长远看,如果真认为 AGI 是最终目的地,当前的你追我赶都只是阶段性过程。

更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在正确的方向上,以及要持续、长期创新。所以不用太纠结,今天或明天,是不是比别人又多了一个身位。

晚点:阿里管理层,比如吴泳铭,他就不在意通义千问此时此刻是否优于别人吗?

周靖人:我们肯定要保持在第一梯队。我们也追求每一代模型发布时,都有技术突破,能代表领域当前最高水平。

同时我们也多次内部强调,这不是一个短期竞争,不是靠一时把弦绷多紧,而是要长期创新。整个科技发展需要定力,也希望给行业一些时间和耐心。

“没有前期积累,此时此刻谈不上以 AI 为中心”

晚点:在今年 2 月的阿里财报会议上,阿里集团和阿里云 CEO 吴泳铭说 “阿里现在的首要目标是追求 AGI,持续开发拓展智能边界的大模型”。作为阿里大模型负责人,你是何时明确最大目标是 AGI 的?

周靖人:今天外界听到吴泳铭宣布了什么,感觉阿里好像突然有个大的转变,其实不是这样的。从技术发展规律来说,没有前期积累不可能一蹴而就。

阿里对 AI 投入非常早,Transformer 之前,就有 iDST(阿里数据科学与技术研究院,2014 年成立)和达摩院(2017 年成立)做 AI 前沿研究。Transformer 之后,我们从 2019 年开始做多模态 MoE(混合专家模型)模型,2021 年发布了万亿参数的 MoE 多模态大模型 M6。

Transformer 的核心在于预训练。它一开始并不带着一个特殊的具体任务,而是通过大量数据训练一个能适配多种任务的模型。

这是机器学习的一大突破。因为以前的模型要针对一个具体问题选择数据、做标注,模型能力不好迁移,往往是一个场景就要做一个模型。比如人脸识别就不好迁移到物体识别上。我们就是看中了预训练的泛化性,所以较早投入了这个方向。

晚点:最开始 Google 提出 Transformer 是处理 NLP(自然语言处理)问题,后来 OpenAI 做 GPT 也是先在语言上取得突破。而阿里是先重点做了多模态大模型,为什么是这样的选择?

周靖人:当时我也在负责淘宝的搜索和推荐。那时我们就意识到,对一个商品的理解,不单单是理解图片或文字描述、用户评论和各种点击、浏览数据。更精准的理解应该是一个多模态的全方位理解。

晚点:所以当时更多是为电商场景服务,还不是拓展智能边界?

周靖人:电商是目标场景之一。另一方面,从 AGI 的演进逻辑看,多模态也不可或缺,AI 要能使用工具,甚至未来能在真实物理世界活动,都需要多模态能力。

这个例子也很好说明了,阿里很早就是一个技术公司。淘宝的成功,不仅是把货卖到线上,双十一的高并发、更精准的商品推荐都需要大量技术支持。

2009 年,阿里也开始做云计算,2014 年又开始基于云做一系列 AI 平台、数据平台,比如 MaxCompute 等。

没有这些前期积累,此时此刻就谈不上以 AI 为中心。

晚点:从 2019 年开始做预训练模型到 2023 年的大模型热潮,阿里对大模型的认知和投入经历了什么变化?

周靖人:2022 年秋天 ChatGPT 发布前,阿里云最早在行业里提出了 MaaS(Model as a Service),模型即服务。那时大模型还没火,所以大家听起来没什么感觉。

但当时我们已经看到,模型是新时代重要的生产元素。上一代云计算,在 IaaS (基础设施即服务)层是计算、存储、网络等计算元素,再往上是 PaaS (平台即服务)层的数据平台、机器学习平台等生产元素。而模型融合了数据和计算,是更高阶的产物。这里面有一个从 IaaS 到 PaaS 再到 MaaS 的路径。

另一个重要的动作是开源。我们做开源也很早,要追溯到 2022 年推出开源模型分享社区 “魔搭”,之后在 2023 年 8 月决定开源通义千问大模型系列。当时关注的人也不多,但今天大家已经更清楚看到了开源的价值。

晚点:开源之于阿里是一种竞争策略吗?比如你在微软的前同事沈向洋曾说:第一名总是闭源,第二名才开源。

周靖人:开源成功的例子也很多,比如上一代大数据体系,开源的 Spark、Flink 成为了主流。

我们开源大模型是基于两个判断:一是模型会成为核心生产元素,开源更利于它普及,能推动整个产业快速发展;二是开源已成为大模型的重要创新驱动力。

这种创新来自多个方面:一是,开源能让全球更多优秀人才参与技术创新,一起推动技术发展;同时,开源会降低企业使用模型的门槛,也因为开源免费,企业可以没有顾虑地尝试业务集成,这也推动更多企业内的开发者参与开源建设。所以社区开发者的技术创新和企业的反馈都会帮助建设技术生态、促进技术演进。

这是阿里做魔搭社区和开源通义千问的一贯逻辑,不是到了某个时间点才拍脑袋的决定。最初外界也不是那么理解,魔搭刚上线时默默无闻,但今天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模型社区。

晚点:万一开源没做好,反而失去闭源的商业机会怎么办?当时讨论开源时,阿里高层里有哪些讨论和顾虑?

周靖人:你可能想听到一些激烈讨论的故事,但其实并没有。

阿里的愿景是 “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云的初心是让企业能在云上高效实现技术和业务创新;开源大模型是希望企业能更容易地把大模型用到业务里。所以这 3 个愿景高度一致、一脉相承。

同时从技术发展规律看,不开源反而风险更大,因为开源技术至少会追上闭源,甚至往往发展得更快、更强,Android、Spark 都是例子。

晚点:什么时候觉得通义千问的开源生态算是跑出来了?

周靖人:一是看开发者的选择,去年我们占 Hugging Face 的下载量是 30% 多,基于通义千问的衍生模型数量也是最多的,已经超过 10 万个,这只追踪了反馈到开发者社区的数量,实际比这要多。

二是看性能指标,比如我们之前发的 QwQ-32B 模型,在 LeCun 做的 LiveBench 上超过了 R1,是最好的开源推理模型,这还不是 QwQ 的满血版。(注:LiveBench 从数学、推理、编程、语言理解、指令遵循和数据分析等多个复杂维度对模型进行评估;由图灵奖得主、Meta AI 首席科学家 Yann LeCun 领导编制。)

通义千问事实上是全世界最好、最全、使用最广泛的开源模型,这件事市场的认知还蛮统一的。

晚点:阿里通义千问系列比 Meta Llama 开源更晚,但反超了对方,Llama 的失误是什么,或者说你们可能做对了什么?

周靖人:我们很注重开发者需求,开源不是把代码或模型权重开出来就完了,是要真正让开发者能用起来。

所以每次开源,从什么角度开、设哪些尺寸,都要全面权衡不同开发者在成本和能力上的不同需求。比如最近通义万相开源了可以在消费级显卡上跑的版本,就是为了覆盖更广泛的开发者,因为很多人不见得有庞大的服务器。真正的开源,是让大家方便使用,积极贡献。

晚点:这次 Qwen3 一共开源了 8 个版本,其中 6 个是稠密模型,参数从 0.6B 到 32B,2 个是 MoE(混合专家系统)模型,一个 30B(激活 3B),一个 235B(激活 22B)。为什么是这个尺寸组合?

周靖人:其实就是尽量满足从个人到企业的不同开发者的需求。比如手机端侧可以用 4B,电脑或汽车端侧推荐 8B, 32B 是企业最喜欢的尺寸,能商用大规模部署。MoE 模型只需要激活很少的参数,就能获得很强的性能,可以提供更好的性价比。

晚点:这次有开源 Infra 层的新配套工具,帮开发者更好使用 Qwen 吗?

周靖人:Qwen3 第一时间支持了 vLLM 和 SGLang 这两个主流的推理优化开源框架。Qwen3 也原生支持 MCP(Model Context Protocol,由 Anthropic 开发的模型上下文协议)。配合我们今年 1 月开源的 Qwen-Agent 框架,Agent 开发者可通过 MCP 或其它方法集成工具,快速开发智能体。

晚点:想求证一个情况,有消息称,在 DeepSeek-R1 发布后,有 20% 以上的通义千问模型开发者转而使用 DeepSeek 模型。这种迁移对你们是多大的挑战?Qwen3 能扭转这种现象吗?

周靖人:我们没有观察到明显的迁移。而且开发者试用不同模型很正常,开源社区本来就不能排他,每个人会根据自身需求做选择。我们相信,只要通义千问的模型能力持续进步,开发者就会愿意过来。

晚点:行业内认为 o1 和 R1 开启了新范式。你如何看待它们的价值?

周靖人:其实 o1 谈不上定义了新范式。让模型学会思考,它不是一个范式,而是一种能力。就像多模态也不是范式,这些都是正常的模型演进。

o1 里的很多东西,比如 CoT(思维链)、强化学习(RL)很早就有。你甚至可以说 everything is RL,包括每一次模型迭代,就是在训新一版模型时加了上一版的反馈。

范式是一个很重的词。过去真正可以称得上范式变化的,我认为是整个训练基础模型的方法。

晚点:你觉得今年在大模型领域,相对确定的进展是什么?

周靖人:有两个主线:一是模型能力上,会继续在类人思考和多模态上有提升;二是模型和底层云计算系统会更深度结合,能同时提升训练和推理效率,让模型更好用、更普及。

晚点:这个过程会有什么瓶颈吗?虽然用强化学习做推理模型被认为有很大潜力,但其基础是一个好的预训练模型,比如阿里的推理模型 QwQ-32B 是基于 Qwen2.5-32B,R1 是基于 DeepSeek-v3。而最近 X.ai 发布的预训练模型 Grok 3, 用 20 万张卡带来的提升只有 1.2%(在 Chatbot Arena 上比之前的第一名的总分提升)。当预训练的 Scaling Laws 放缓时,在此基础上做推理模型的提升还能持续多久?

周靖人:推理模型确实都依赖于强大的基座模型,这是共识。但不能简单说预训练本身的 Scaling Laws 到头了。

如果只看文本,数据的上限可以看到,但多模态数据,比如大量视觉数据还没被用到。同时,预训练和后训练乃至推理的边界正在模糊,整合这些阶段也有可能带来提升。在学习方式上,除了离线训练,大家也都在探索在线学习、持续学习等。

所以,无论是看数据、训练方式还是学习机制,基座模型的能力都有提升空间。

“云和大模型有同样的优先级,要齐头并进”

晚点:你现在既是阿里云 CTO 也是通义实验室负责人,要同时保证阿里云和通义千问大模型处于领先位置,两件事的优先级哪个更高?

周靖人:优先级是一样的,因为二者拆不开,模型是云服务的重要部分;模型要有高性价比,又需要云体系支持。两方面要齐头并进。

晚点:如果通义千问大模型不能持续保持领先,对本来处于领先的阿里云业务是否也有不利影响?

周靖人:这是双向影响的。如果模型不强,云的智能化服务就会打折;而如果模型足够强、云能力跟不上,就没法提供高性价比的服务。

在 AI 时代,客户要的不是单一的模型或云的能力,而是强模型 + 低成本 + 高弹性的综合体验。

反映到技术上,过去训练和推理是分开考虑的,但现在训练时就要考虑推理效率,推理时也要想模型好不好训、能不能收敛。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要整体协同优化。

晚点:DeepSeek 就是基于自己的 GPU 集群做了模型训练和推理的极致 Infra 优化。它有可能成为第三方 AI 云玩家吗?

周靖人:它看起来有算力、有 Infra 层、有模型,但它不构成一个完整的云服务。

云服务要具备极致弹性并保证各种 SLA(Service Level Agreement,服务级别协议)——比如有些调用需要极低的延迟,另一些调用需要更高的吞吐和更低的成本,另外也需要稳定安全——这才是真正的企业级云服务。不能用着用着就宕机了或突然延时很高,这样企业无法把重要业务放上去。

晚点:当你看到 DeepSeek Infra 开源周最后的总结,称他们基于自己算力提供 API 服务的成本利润率达到了 545%(换算成毛利为 85%),感受是什么?

周靖人:他们的系统优化的确非常出色,但这是一种理想化的计算方式。不用把它当成云的逻辑,因为真正提供云服务时,不能在系统繁忙时段选择性地服务客户,或降低繁忙时段的服务质量。

完整的 MaaS 服务也不会只有一个模型,而是兼容多种模型,所以阿里云一开始就支持 DeepSeek。云的逻辑是对不同模型都做好性能优化,把选择权留给客户。

晚点:在新的 AI 云机会中,阿里云的竞争对手实际是谁?

周靖人:国内我们是引领者,国际上的对手很多,AWS、Azure、GCP(Google 云服务) 都值得我们学习。

晚点:激进投入 AI 云的字节火山引擎不是吗?

周靖人:火山这几年发展很快,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推动 AI 产业的发展。这个市场空间还很大。

晚点:阿里近期宣布了 3800 亿的 AI 和云计算基础设施投入计划。不过从基础层投入到应用繁荣有一个周期,你们会担心应用到时对 AI 云没这么大需求吗?

周靖人:AI 应用的指数级增长趋势很明显,过去一年阿里云 MaaS 服务增速很快,甚至到了供不应求的状态。

晚点:除了芯片数量、计算效率等,你觉得在 AI 基础层的投入上,还有哪些被忽略的方面?

周靖人:未来供电会是一个挑战。所以 energy-aware optimization(面向节能的优化)也会成为一个技术方向,就是找到方法降低每个 token 的能耗。

晚点:阿里已经有什么准备了吗?

周靖人:比如建设智算中心,除了根据用户的业务需求综合考虑建设成本和服务延时,也会考虑附近的自然能源供给、气候条件等。这些都是云基础体系的一部分,我们这么多年积累的这些 Know-How 在 AI 时代越发重要。

“科技研发没有捷径”

晚点:头部大公司面对 AI 机会的共同选择是从计算到模型层都做,从语言、推理到多模态,到更前沿的自主学习等技术方向都探索。但也有人认为 DeepSeek 那样更聚焦的方式更能明确团队重点——比如 DeepSeek 之前也做多模态,但去年下半年更收束到语言和推理上。对比这种更聚焦的方式,阿里多方向布局的过程中怎么解决内部资源分配问题?

周靖人:科技创新本身就需要多尝试,但也不是无厘头地什么都试。我们会先做小规模实验,验证方向对不对,再看是否加大投入。

研发过程本身是一个 pipeline(流水线),有的方向是预研,有的在收尾,有不同节奏。今天的 AI 研发是一个从高效实验到训练最后到产出的完整体系。

晚点:在众多 pipeline 中,出现什么信号时,可以判断这是一个有很大潜力的方向?

周靖人:你可能想听一个大的 secret,但其实没什么诀窍和捷径。一般都是先有假设,再做小规模实验,得到初步的证据,然后是更大规模的实验。我们内部有科学的评估方法和数据支持,帮助好的方向脱颖而出。这是能持续做出成绩的组织的共性。

晚点:怎样能有高质量的假设?怎样提升同时进行多个实验的效率?

周靖人:一是方向性的判断,这来自优秀人才的技术素质;二是科学的验证方法,要看实验和数据支持,不是靠一个人拍脑袋。

晚点:假如我是一名阿里通义研究人员,我有一个想法需要用 100 张卡做实验,我如何能及时、顺畅地获得想要的资源?

周靖人:我们有快速实验的平台,支持用少量资源试错。一上来就想在超大规模模型上中大奖,这是不可能的。

晚点:你们的众多 pipeline 里,最近有哪些已有较大进展了吗?

周靖人:最近大家最关注的还是语言和推理。我们在多模态 VL(视觉语言模型)、音频等模型等方向都有很多积累,都在 Qwen3 上有了明显提升。

晚点:研发的本源是人才,阿里的部分技术骨干被字节等公司高薪聘请,你们怎么应对?

周靖人:人才流动很正常。更重要的是团队能坚持一个初心,一起做出出色的工作,这是凝聚力的来源。

同时现在模型研发不仅是模型、算法层的创新,而是个长期系统工程,要有坚定投入的耐心,今天做、明天停,对团队影响很大。阿里在通义千问上的投入是非常坚定的。

晚点:我们了解到,2024 年,通义给所有研究员普涨了一级职级,并全面加薪。这是对人才市场变化的回应吗?

周靖人:我们一直有激励团队。薪酬匹配是需要的,但高薪不是唯一手段。

晚点:你 2023 年曾告诉我们,AI 时代,科研、技术、产品要更紧密结合,没法像以前那样分那么开。为什么阿里去年下半年把大模型的 2C 产品从阿里云分到了吴嘉管理的阿里信息智能事业群?

周靖人:这不是分开,而是更专业化。通义专注技术研发,2C 产品团队专注用户体验和运营,分工更清晰,但协作很紧密。比如夸克也在用最新的通义千问模型。

晚点:你现在和吴嘉怎么配合?

周靖人:我们日常讨论很频繁。通义的重要目标之一是支持好夸克等产品,这些产品也能给我们模型研发一些反馈。

晚点:为什么通义要自己做 Qwen Chat 这个对话产品?

周靖人:Qwen Chat 不会有太多产品设计,它更多是让全球开发者能方便体验通义千问的最新模型。

晚点:你很冷静,从 AI 热潮以来,有什么事会让你难得的兴奋吗?

周靖人:一是技术的快速发展本身,二是我们过去的坚持能让我们有一个好的进展。这对每一个技术工作者来说都是非常幸运的事。

晚点:那有什么事让你焦虑吗?比如在你们的强项多模态上,你最初看到 Sora 时焦虑吗?

周靖人:没有。为什么焦虑?ChatGPT 刚出来时行业很焦虑,后来国内模型竞争起来了,就更理智了。Sora 也是一样,我们最近开源的视频生成模型万相 2.1 和 Sora 对比,外界评价也是互有胜负。

晚点:不焦虑的前提是你们保持在第一梯队,阿里怎么知道自己一直在大模型第一梯队?

周靖人:还是看市场反馈。自己说自己多强,意义不大。

晚点:有什么长期保持在第一梯队的方法吗?现在大家都是各领风骚 30 天。

周靖人:从每个组织内部看,今天每一代模型的提升,都是基于前一代的能力,优势是逐渐积累、代代叠加的。

看起来各领风骚,是因为科技发展的规律就是你追我赶,大家相互启发和学习,这对研究者来说很自然。所以我也经常和团队说,不用那么在意一时的流量,科技发展都是一步步来的。

题图来源:阿里巴巴

- FIN -

跳转微信打开

对话彭文生:应对贸易战,让中国人有钱消费

2025年4月17日 23:17

原创 龚方毅 黄俊杰 2025-04-17 23:17 北京

“建立消费大市场需要回归常识,让发展成果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建立消费大市场需要回归常识,让发展成果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文丨龚方毅 黄俊杰

制图丨黄帧昕

编辑丨黄俊杰

这一轮贸易战开始的第一周,中文社交网络上流行起来一个容易理解的类比:甲方要逼乙方重签合同。极其复杂的地缘政治、货币财政、金融历史被简化为交易中的权力关系。

有人觉得美国是甲方,因为 4.2% 的人口每年的消费额占全球的 1/3。白宫似乎也是这么想的,特朗普的新闻发言人最近断言,每个国家都会寻求和解,因为所有人都想要美国的消费者。

但中国生产了全球 1/3 的商品,当中有不少无可替代。于是当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放弃报复,与美国谈判的同时,中国坚定还击,对等追加关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 4 月 17 日回应说,“关税战、贸易战没有赢家,中方不愿打,但也不怕打。”

对等关税从 34% 涨到 125%,已经足以说明买方与卖方的简单权力关系。

7 年前,特朗普第一次对中国发起贸易冲突时,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提出短期可以用货币、财政政策应对,但长期需要给中国的消费者减负。

这也是他长期以来的政策主张之一。在 2013 年出版的《渐行渐远的红利》一书中,彭文生就建议随着政府财力和整体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应当扩大和增强社会保障体系,再结合其他制度调整,缩小贫富差距,提高全民的消费意愿。

现在,中国如何让自己的国民更有能力消费被更多提及。今年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 “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 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重点任务。在诸多问题上有分歧的国内学者们普遍呼吁公平分配、促进消费。

既然 3.5 亿人能成为消费的 “甲方”,14 亿人的统一大市场应该诞生更多的富足的消费者,而不只是全世界最高效率的工厂。

4 月 13 日,我们再度拜访彭文生,谈论美国成为最大消费市场背后的特殊性,以及中国如何才能成为最大消费市场。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来源:中金公司。

中美是两个甲方,冲突很严重,但大概率不会变成大萧条

晚点:有挺多人用 “甲方”“乙方” 形容这次贸易冲突里的权力关系,你觉得谁是甲方?

彭文生:不是说买方就一定是甲方,最终双方会达成妥协。特朗普认为,美国是最大的市场,你们都把东西卖给我,所以我是甲方,你们都有求于我。但问题是不是这样简单?

经济学有一个价格弹性的概念,中美谁是甲方谁是乙方,就看商品需求和供给的价格弹性哪个大。

如果价格稍微上升就导致消费需求大幅下降,就是需求的价格弹性大,意味着需求方是甲方,但如果供给的价格弹性大,也就是价格稍微下降,就没有企业愿意生产,供给就消失,这时生产者就是甲方。

而价格弹性取决于商品的不可替代性。如果双方都不能接受,交易可能会消失。就国家之间而言,消费和生产的规模很重要,规模越大,想从其他市场寻找替代的空间就越小。消费端,美国的市场份额最大;但生产端,中国的份额最大,所以本质上两个都是甲方或者互为乙方。

这也是为什么其他相对较小的经济体难以和美国抗争的原因。

晚点:相比 2018 年贸易摩擦,这次新冲突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上下滑动查看

彭文生:这一次最大的差别是范围广、幅度大。现在加征关税超过 100%,可能直接导致需求和供给都消失了。

关税本质是为了实现对自己更有利的贸易条件,比如美国为了使自己的出口价格相对于进口价格上涨,就通过关税让中国的出口商降价。然后美国政府收走差额,反过来可以对内减税。

一般出口企业利润率很薄,哪怕退完税,有 20%-30% 就很不错了,有的可能也就 5%-10%。如果温和加税,中国企业承担一点,美国消费者承担一点,还是可能的。

现在罕见的高水平关税,如果真的导致中国的商品卖不出去,那么美国消费者也买不到中国的商品了,美国政府也就收不到税了。两边就看现在谁能扛得久一点。

总体来讲可能中国相对好一点,最起码东西在你手里。实在不行自己多发点钱,自己多消费一点。

晚点:自由贸易持续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是现在撑不住了?

彭文生:现在讲的比较多的是两个原因,一是公平,自由贸易虽然提升效率,但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不同人群、不同区域之间社会矛盾积聚,二是安全,供应的稳定性。但是不是因为这些考虑就不要自由贸易,比如分配问题可以通过内部机制调节,我认为不应因噎废食。

同时,还有更微妙更深层次的维度,在今天地缘经济新形势下需要我们重视。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是李嘉图讲的 “比较优势”——人与人之间、甚至国家之间做自己相对擅长的事情,通过分工和贸易,大家都受益。

我在学生时代学国际贸易理论时,有一个常用的例子,教授和秘书,教授不仅会写论文,打字也比秘书快,而秘书只会打字,那是不是说教授应该自己都做了,不需要秘书?不是的,教授有绝对优势,但秘书有比较优势,秘书打字虽然慢些仍然可以节省教授的时间,教授因此可以聚焦写论文。

比较优势理论的大方向是对的,但理论和现实往往有偏差,有时候这个偏差还非常重要。首先是不能静态地理解比较优势。上面的例子,秘书可以通过学习提升技能,不一定永远打字。1990 年代中期我在 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和世界银行一位专门研究国际贸易的知名英国教授争论中国要不要发展汽车产业。

他认为中国不应该发展造车行业,因为造车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成本低,应该做纺织行业、服装行业等一些轻工业,出口轻工业品,进口汽车,大家都受益。直觉告诉我这不对,比较优势不应该是静止不变的,落后者的技术可以进步。

回头看,为什么这么多市场经济的后发国家,过去 30 年只有中国快速追上了?技术进步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规模经济。比如说,年产 5 万辆和年产 100 万辆的汽车厂,后者单位成本低。规模做大不仅仅降低成本,还可以促进技术进步——更多资源做研发,工程师红利等。

而中国的人口众多和经济体量大,意味规模经济在中国的空间大。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其新地理经济学阐述了规模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关系,更贴近现实,比如解释了为什么发达国家之间有那么多贸易,为什么全球产业链分工那么细,背后是规模经济的作用。

那么从没有规模到有规模经济,会不会自动发生?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提出,在某些情形下,政府可以通过补贴和关税来扶持本国的产业发展,由此带来很多争议,什么是合适的度,如何避免腐败,像这一次特朗普关税对一些特定的产品豁免,背后的游说是不是有利益输送?更重要的是,如果贸易伙伴报复反制、两败俱伤,就难以达到初始的目的。

晚点:这次危机,有什么可能的结局?

左右滑动查看

彭文生:那要看接下来的局势发展,我个人的看法,最终会达成一个协议,因为很显然,经济可能承受不了这么大幅度的关税增加。但即使最终有一个妥协,估计也难以回到原点了,损害已经造成。有几个方向的变化需要关注,虽然其变化幅度还有待观察。

第一,全球贸易额萎缩。今天全球贸易量这么大,是因为分工细。关税是会重复征的,比如说有一个配件一开始在中国生产的,出口到墨西哥,要交关税。配件在墨西哥加工完,再到美国,还要缴一道关税。所以哪怕每个国家只多收 10%,影响也可能很大。全球贸易量缩小,消费选择的多样性降低、商品价格提高,最终影响所有人的生活质量。

其次,分工便不会没那么细了、全球产业链变得粗线条一些,意味着今后每个细分行业的规模缩小,通过全球分工实现规模经济效应的空间下降。

第三,每个经济体内循环的比例上升,小型经济体受害更多。小型经济体内循环的空间小,面临细分赛道规模要求和消费需求多样性的矛盾。但即使中美这样的大型经济体也面临从可贸易转向不可贸易品带来的问题。要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成功、要想赚钱,真得靠质量高或者成本低。

但在不可贸易领域,可竞争性弱,效率必然下降。所以,新形势下,首先还是要重视对外开放,重视国际贸易,这不仅是短期的需求问题,更是长远的效率问题,其次是促进内部市场竞争更重要了。

晚点:100 年前,美国的大萧条带垮了全球经济。今天第一大消费市场如果再次出现大萧条,会是全球灾难么?

彭文生:历史不会简单重复。1930 年代贸易大幅下滑,最终的体现是大萧条。但当时的主要经济体包括美国受金本位的约束,当时也没有宏观调控的概念和机制。贸易量大幅萎缩不仅有关税的影响,也有危机爆发后货币需求上升、货币供给不足导致的紧缩效应。

现在如果全球贸易大幅下滑,必然意味着全球经济衰退。理论上讲,如果财政货币政策应对得当,比如美国经济衰退,美联储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应该能够避免所谓的大萧条。

但仅靠财政货币政策是否足够?假设资产价格下跌或者消费价格上升导致美国需求下降、进而引发经济衰退,美国财政和货币政策扩张提振需求,但仍然面临关税导致的供给不足的问题,提振需求很快就导致通胀上升,反过来约束宏观政策的空间。

从这个意义讲,宏观政策可能避免大萧条,但难以解决关税带来的滞胀问题。这可能是美联储现在对降息比较谨慎的原因。换句话说,美国还是得在关税问题上寻求妥协,宏观政策解决不了供给不足的问题。

美国的消费力很大程度来自全球贸易体系

晚点:美国人口不到全球的 5%,但消费规模占全球三成多。这被很多人认为是它能打贸易战的前提,为什么它会是这么大的消费市场?

彭文生:美国 GDP 占全球的比例最高,当然它的消费占全球的比例也是最高的。

美国的消费还是有它一定的特殊性。美元是国际货币,大家需要美元。但是你拿什么跟美国换美元呢?只能拿商品、服务和美国换美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的贸易逆差一部分是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向美国支付的美元铸币税。

另一个原因是资产价格带来的财富效应。过去几年美国股票涨得最多的是七个大的科技公司。为什么是这七个?一种解释说,美国的创新能力最强。另外一个解释就是,科技企业现在是对全球收租,像 Meta、Google、苹果实际上现在都带有垄断属性,而且它的垄断一旦形成以后有网络效应,难以撼动。随着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的发展,这些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还会增加,这些预期体现在当下的股票价格上涨上。这些股票大部分还是美国人持有的。

也就是说美国的消费率之所以能长时间维持在高水平,有两个其他国家没有的因素的支撑,一个是收美元的铸币税;一个是科技服务业收租,这是垄断性的。这两个其实都主要体现在资产价格估值上,美元的铸币税不仅体现在美国的国债收益率较低上,也就是一般讲的美国更有能力承受对外负债,还体现在美国的金融行业的盈利和股票价格上。

消费支出不仅取决于当期的收入,更受永久收入(也就是财富)的影响。

晚点:美国消费占 GDP 比重显著高于欧洲,也主要因为这两个独特性么?

彭文生:美国来自外面的收入很强,所以美国消费相对 GDP 的比例很高。因为 GDP 是国内生产总值,没有包括这些外部的收租收入,而这些外部收入更多体现在资产价格的上涨。要是把这些都算进去,它的消费相对于财富其实没那么高。

两个人,一个人有财富也有工资,一个人没有财富只有工资,肯定是有财富的人更愿意消费,他把工资全花了都可以,而没财富的人要储蓄,要为未来做准备。GDP 是个生产的概念,消费应该是相对整个社会的财富,而美国的财富远大于生产。

因此,尽管美国政府对外负债增加,但美国家庭部门的净资产对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呈现长期上升的趋势,这是他们愿意消费的大前提。表面上看美国的家庭部门消费率高(消费占可支配收入比例),但消费相对于家庭部门的财富比例并没有那么高,说美国人非理性消费是不符合现实的。这就是美国的特殊性。

晚点:美国贸易逆差如果真的下降,是不是很可能意味着它将放弃当全世界的甲方?

彭文生:特朗普近期的关税政策从根本上动摇了我刚才讲的这两点。第一个就是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美债收益率表现是一个早期的迹象。还有一个迹象,欧洲已经讲了,如果美国坚持对欧洲商品征税,欧洲就对美国科技企业的利润征税,甚至可能通过监管手段打破美国科技公司在欧洲的垄断。其他国家也会学习。(注:4 月 15 日,日本监管机构宣布对 Google 发起反垄断调查。)

所以,美国科技服务业的收入就会减少,它的股票估值就没那么高了。最终可能会实现特朗普的目标,让美国的贸易逆差下降,但背后的机制是其在全球收租的能力下降,财富也小了,美国人没那么大的消费能力了。但这是不是他们想要的结果?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有所得就有所失。

晚点:但特朗普的草根支持者会不会无所谓?有一半的美国人没有 401K 退休金账户(主要投资股票和债券基金)。

彭文生:这里确实不仅是国家之间的博弈,还有内部分配的平衡问题。所以也不能说特朗普完全没有道理。这是一个选择,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选择。但既要又要的逻辑有问题,美国贸易逆差高,财富多的人受益,财富相对少的人受损,这还是内部分配问题。但他现在把这个责任都归罪给外面。

另外,理想的愿景可能很好,但从现实到理想的愿景这中间可能涉及重大的利益调整,这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接受的。最终,可能还是美国的富裕群体拥有更大的话语权。(注:访谈当日晚些时候,美国商务部宣布豁免手机、个人电脑相关产品关税。两天后,特朗普说自己给苹果 CEO 库克 “打了电话”“帮了忙”。)

如果分配更公平,中国就可以成为消费的 “甲方”

晚点: 短期内,需要补贴外贸行业吗?

彭文生:如果中美最后谈妥了,回到这一次关税战之前的原点,补贴有助于度过暂时的困难。如果脱钩,我们的经济结构要有重大调整,出口占比高的行业就不应该补贴。现实可能在这两极的中间,但总体来讲,大方向是经济结构会发生变化。

补贴企业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是合理的,但是不能长期如此。因为长期来看,当经济行为、经济结构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就不应该再补贴企业。在很多情况下,政府事先不知道被补贴的行业未来是否应该存在。

规模经济和国际贸易的结合,意味着相当多的行业规模都很大,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出口企业。假设以后因为贸易战,产业结构发生较大的变化,有相当一部分出口企业就可能不应该存在了,政策应该帮它们调整,这个帮助应该是促进消费需求,让消费需求引导资源配置和结构调整。

出口转内销,关键是国内的人得有消费能力才行,所以关键要提高居民的收入。

我们应该通过一些制度的设计,制度的变革,让规模经济的收益更公平的分配给普通人,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内部的市场就会更大,我们在全球的影响力也会更大。现在人家想到中国就想到竞争,觉得你成本低。但如果我们的分配更加公平,我们的市场比现在大,我们就比美国还要厉害,因为我们既有供给,又有需求。

晚点:近期不少政府会议和文件提到要政策发力,以提振消费、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包括你也多次呼吁应该尽快改善这一局面。消费不足的原因有哪些?

彭文生:消费不足可以从很多角度去理解,但从根本上讲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结构性的,也是比较根本性的问题;另一个是周期性的,比如经济下行阶段。

关于结构性问题,我比较认可马克思的观点:生产过剩的核心在于贫富差距大,即收入分配不均衡。

比如农村养老金现在每个月大概接近两百块。这几年确实也涨了一些,但是相比城市养老金还是偏少。

和过去连社保都没有还要缴农业税的时代相比,现在确实有所进步,但城乡差距依然很大。当然,这只是导致消费不足的众多原因之一。

另外,在经济有压力时,我们更多先考虑 “保经济主体”,减税或补贴等方式优先帮助企业,倾向认为只要保住企业,就有就业,就会有消费。比如 “以旧换新” 实际上也是更多在帮助企业。

但问题在于,企业本身并非最终需求方,消费者才是最终需求方。企业的需求是投资需求。下行周期里,可能你给他减税他也不愿意投资。即使愿意继续投资或者生产,又可能加剧需求不足,产生我们常说的产能过剩问题。

晚点: 如何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

彭文生:2008 年的金融危机被称作 “大衰退”,而不是 “大萧条”,原因在于战后在两个方面都有重大变化:一是针对马克思提出的贫富差距问题,战后西方国家建立了福利社会,尤其是社会保障制度。我们今天所说的失业救济、医疗保障等基本保障,虽然在此之前也有,但系统化主要是在战后建立起来的。

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些共同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参考。有很多关于福利社会的经济学研究,认同要有基本保障,而且保障要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技术进步、社会发展的变化而改善。

比如在工业革命早期,童工是合法且常见的,甚至被视为给孩子一个不饿死的机会;在那个年代,这似乎是帮助他们。然而后来,随着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童工就不再符合现代社会的文明与道德标准了。

晚点: 需要给所有人发钱么?

彭文生:以我们的社会保障水平,现在还不到谈发钱的地步。欧美在疫情期间直接发钱是因为他们基础的社会保障已经做得比较好了。

因为收入分配涉及两个环节:第一是在生产环节,关系到劳动者权益保护,如不得剥夺休假、不得过度加班,以及工会的力量、最低工资、劳动保障、医疗保障等。

第二是二次分配,要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这个 “增加收入” 不是简单给他发钱,而是通过制度设计来达到调节收入的效果。当下来讲,一个可能是降低社保缴费。

目前个人与企业的社保缴费总共约 24%,且社保基数一般按当地平均工资的三倍封顶,超过部分不计入缴费基数。这就意味着,对于月收入仅几千元的人而言,实打实地交了 24%。而对高收入者来说,实际比例可能仅为几个百分点,导致其呈现累退性质。

理想的收入分配调节应采取累进制度,收入越高,税率越高。可以想见,如果社保缴费降低 10 个百分点,对于一个月拿 5000 块的人来讲,就相当于多了 500 块收入。

晚点:财政怎么激励消费信心?

彭文生:从周期视角来看,是凯恩斯的观点。凯恩斯在 1936 年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本书的标题就很有意思,“就业”“利息”“货币” 三个概念紧密相关,书名中间的 “利息” 既与实体经济相关,也与货币相关,但凯恩斯最终落脚在货币上,从货币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了大萧条为何如此严重。

在《通论》中,凯恩斯实际上接受了马克思关于贫富差距是问题根源的看法,但他也指出另一大原因——货币的角色。逻辑很简单:在今天,我们称货币为 “安全资产”;在凯恩斯那个年代,叫 “货币需求”。

当人们对未来缺乏信心时,往往将现金存入银行而不进行消费或投资,也不愿持有风险资产,如房产、股票或实体投资。这样一来,货币的角色就被 “异化” 了:从个人角度看,在信心不足时少花钱多存钱是理性的选择,但若人人都这么做,就有合成谬误,经济就会陷入困境。

晚点:但人们贷款意愿也和信心有关。信心不足的时候,凯恩斯的办法是不是失效了?

彭文生:货币有两种投放方式,当前银行的存款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银行发放贷款。银行给企业贷款后,企业将资金用于发工资或支付原材料等,货币便流入经济体系,大家口袋里的钱就多了。第二,政府支出也是货币投放,税收则相当于货币回笼,赤字是货币净投放。

在经济不景气或者人们对未来缺乏信心时,通过贷款投放货币的效力会降低。就像现在,不少银行虽然提供低利率贷款项目,但许多人并不想借,因为对未来没信心或因为经济情况不好,不愿承担还款压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贷款本身具有顺周期性:经济越差,越难贷出去;经济越好,反而更容易放贷。因此,用一个顺周期的手段(即贷款)来做逆周期调控,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这正是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应对之策是发挥财政投放货币的作用。

按照历史,我们的子孙后代根本就不需要担心债务负担

晚点:你建议提高社保保障,但现在社保收支压力已经比较大了。

彭文生:这其实是一个理念问题。财政上应对这种担心可以有两个手段:第一,划拨部分国有资产。这本质上是一种会计处理,相当于将资产记入社保体系;第二,政府发债。

有人担心政府债务过高,但本币债没有违约的问题,因为有央行的货币发行可以稀释债务负担,但这可能带来通胀压力,所以通胀而不是违约才是政府债务的根本约束。当下我们没有通胀问题,相反,我们面临需求疲弱导致的价格下行压力。

政府的债务概念也要琢磨一下。任何债务都有对应的债权人,比如我向银行贷款,我是债务人,银行是债权人;我向你借钱,你就是债权人。那么,政府债务的债权人是谁?实际上,是我们普通人。即使你个人名下没有资产,但如果你持有的基金中包含国债,或你直接购买了国债,你就是政府的债权人。很多人的退休基金、企业年金也会投资于国债,这些都代表着你对政府的债权。

因此,政府债务增加的同时,也意味着居民部门的资产增加。但问题在于:债务的最终责任人是谁?政府作为一个代理人,其债务在持续滚动的过程中,最终转嫁给的是下一代人。也就是说,政府债务的本质,是在增加当前居民的资产的同时,将债务责任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这就引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这样的做法是否合理?我们是否应该提前透支子孙后代的资源?为什么要把他们未来的钱用在今天?

晚点:那不就是美国年轻人现在反对 “战后婴儿潮” 一代的原因吗?美国政府大笔举债,但下一代人需要还这些钱。

彭文生:按照历史的经验,我们的子孙后代根本就不需要担心债务负担。因为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今天的债务在三十年后可能根本不是问题。原因在于,债务的名义价值是固定的,而经济规模会不断扩大。比如,今天的一笔 1 万亿元的债务,在三十年后的 GDP 面前可能微不足道。

退一步说,假设未来没有这么乐观,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没有那么快,政府的债务需要多发货币来稀释,带来通胀,问题是通胀环境下谁受益谁受损?年轻人受益,因为他们付出劳动获得的工资随着通胀而上升,而老一代人持有的国债的名义价值是固定的,通胀会导致其贬值。

从更广的角度看,通胀上升,推动利率上升,利率上升导致资产价格下跌,比如房价和股票价格,老一代人的财富缩水。也就是说今天政府负债要么促进增长,让当代人和下一代人都受益,要么当代人现在收益未来要付出代价。

美国的问题在于,其政府债务建立在一个高度全球化和金融化的经济基础上上。如果不打破这一平衡,这种状态可能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现在美国试图打破这一平衡,而任何改变都意味着有所取舍。

但即使这样,我不认为美国政府的债务有显性违约的问题,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所谓股债汇三杀,对此我的解读仍是它反映投资者对关税导致滞涨和美元优势下降的担忧。

晚点:提到财富缩水,房产价值下跌长期是好事还是坏事?

彭文生:从个体角度来看,确实会感到不适。对于已经拥有房产的人而言,资产贬值带来的心理落差是显而易见的。但对于年轻人,尤其是那些仍在成长、没有父母资助购房的人来说,房价下行反而是一件好事。

从宏观角度看,在新的地缘形势下,促进内需是关键,但要防止具有垄断属性的不可贸易品行业对效率的损害。比较理想的情形应该是房地产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 先有经济好转,就业和收入增加,带来房地产需求增加,这样的价格上涨才是健康和可持续的。

晚点:今天年轻人不愿意进工厂,是不是也是这种矛盾的体现?

彭文生:任何事物都有相对价格。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年轻人数量减少,但社会对年轻人从事的工作的需求依然存在甚至上升,因此年轻人就有更多选择的空间。这种现象是由人口结构变化所决定的,是一种必然。

此外,上一代积累的财富让部分年轻人可以暂时不用工作,但这本身就是一种动态调整。年轻人不工作,意味着财富的回报率会下降;如果大多数人都不工作,财富本身可能就会失去价值,最终变得毫无意义。

要维持生产,就需要提高工资。工资上升后,生产规模可能会缩小,但劳动者的收入将增加,消费也会随之上升,从而带来通胀压力,通胀导致资产价格下降。

美国也是一样,上一代的财富会面临价值下调。当然,美国有其自身原因,例如特朗普的政策可能会加速这一过程。

晚点:在中国的规模经济作用下,企业即使维持较低的毛利率也能生存,这是否意味着员工更难获得高收入?

彭文生:没有必然联系。关键还是收入分配的机制,如果规模经济的收益更多更公平的惠及劳动者,消费需求会增加,企业的毛利率增加,劳动者收入也增加。

这背后也与社会保障体系有关。有一个概念叫 “保留工资”(reserve wage),即你愿意接受工作的最低工资。如果保留工资较高,企业必须支付超过这个水平的薪酬才能雇到人。以美国为例,最低工资与社会保障制度构成了一个基本底线。

而在我们这里,由于社会保障水平较低,保留工资自然也较低。要提高这一水平,从制度设计的层面推动改革。但最关键的还是改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共同富裕,从而促进消费需求,形成一个良性的闭环。

晚点:但也有人反对说,如果政府提高最低保障要求,会损害企业的全球竞争力。

彭文生:这种说法是相对的。社会始终有一个基本的伦理底线。童工曾经也是合理的,因为能增加劳动力、提升效率。但社会是在不断进步的、是一个社会逐步形成共识的过程,没有一个绝对的比较标准。

任何社会最终都会形成一定的社会压力,总会有一些声音发出来。就目前观察,要求提高农村老年人养老金的呼声正在不断增强。人类历史经验表明,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效率提升,社会整体变得更富裕,人们也会变得更慷慨,更愿意帮助弱势群体。一个人当基本温饱都无法保障时,自然不会去考虑帮助他人,这是很朴素的道理。

当然,这也需要由政策来推动。

晚点:你现在被问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彭文生:目前最受关注的还是两个核心问题:第一,中美双方是否会谈妥,什么时候达成协议;第二,政策应对的具体措施是什么。

一开始特朗普希望通过强硬的姿态迫使对方让步,但现实是并未奏效。但贸易摩擦没有赢家,我们应高度重视其对经济的影响,需要大力促进内部的消费需求,财政政策是关键。

题图来源:《阳光普照》

- FIN -

跳转微信打开

对话 iCAR 苏峻:“认怂,听劝”

2025年4月14日 22:23

晚点团队 2025-04-14 22:23 北京

以下文章来源于:晚点Auto

晚点Auto

从制造到创造,从不可能到可能。《晚点LatePost》旗下汽车品牌。

先活下来再去实现理想,而不是为了理想把自己烧死。

文丨司雯雯 宋玮

编辑丨王姗姗

预售 3 个小时收获 3 万多张小定订单,曾让奇瑞 iCAR 团队一度以为 V23 正式上市后会 “一把就爆”。

2024 年 12 月 16 日 —— 苏峻以 iCAR 品牌首席产品官的身份在发布会上登台演讲,他心情激动、表达欲旺盛,从二战军车讲到 V23 不同于行业主流的圆形灯。但发布会结束后,因为定价争议,这位跨界造车的理想主义者遭遇进入汽车行业的第一次舆论冲击。

发布会的争议源于 V23 在预售时只有 2 个版本,用户按汽车行业的营销惯例推测,其中相对低配的续航 401km 版本的实际定价将在 10 万元内。但发布会揭晓的最终售价,401km 版本仅比预售价降了 200 元,10 万元内只能买到预售时未被公布的续航 301km 版本。

苏峻很快为 V23 不成熟的销售政策道歉,给预售用户赠送了更多积分。他说自己 “听劝”,所以 “跪下去没有一丝犹豫”。苏峻形容自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理想主义者——要先活下去,再谈理想。

大多汽车公司 CEO 都相信终局论,三年或五年后幸存者不过 10 家,要提高生存概率就得造大众接受度高的车。苏峻却选择做少数派,他想做一款特色小众车,不怕慢热,长红就行。

“世界上已经不需要再多一台长相平庸的爆款车了。” 苏峻说。这听起来非常理想主义。

V23 是一台越野风格的 “方盒子” 车,相比主流的轿车或 SUV,用户对它的喜爱和拒绝都来得更强烈。作为奇瑞首个新能源品牌,iCAR 是带着破圈任务的 “新势力”。 

苏峻希望 V23 这款车能月销 1 万辆,甚至 5 年能累计售出 100 万辆。实际的情况是——今年 3 月,V23 的销量是 5000 台,从去年 12 中旬开售至今的累计销量在 2 万台左右。

苏峻当下的另一个身份是智米科技的创始人和 CEO。他在智米做出的首款产品 —— 一台空气净化器,靠着颜值和性价比,上市即成爆款,一年卖出 100 万台。做出爆品的感觉当然非常爽。智米在创立第三年,估值便挤进了 “十亿美元俱乐部”,这也让苏峻有了更大的野心:如果能把一款十万块钱以上的商品也卖成爆款,“那该有多爽?”

2021 年,苏峻在智米内部聚起 200 人开始造车,那正是新能源爆发前夜,特斯拉市值膨胀至相当于 4 个丰田。

苏峻早年在清华大学取得设计艺术学博士学位,创业前在北方工业大学做过 14 年的工业设计系系主任。他擅长并醉心于产品设计。如果不造车,苏峻说自己可能会去做耳机或音响——总之都是竞争激烈、但产品本身很有意思的市场。

他会把个人喜好灌注进产品。V23 的外观酷似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旗下 JEEP 品牌 “牧马人”( Jeep Wrangler ),这是苏峻最喜欢的车之一,美式硬派 SUV 的代表,已在市场上长红 40 年,1993 年上映的《侏罗纪公园》里主角追逐恐龙开的就是这辆车。V23 屏幕下保留了实体旋钮,拧动时微微震动。苏峻觉得,这份震感所传达的互动效果是必要的,类似于按下 MacBook 触控板的感受。

3 年后,他带着 V23 和团队与奇瑞合作,负责产品、营销、早期研发,后面的环节——量产、渠道、交付,是由奇瑞负责。今年 2 月,苏峻升任奇瑞汽车副总裁、 iCAR 品牌事业部总经理。

在与我们的对话中,产品、设计和创新的话题会更让苏峻兴奋。当然,他也并不回避遭遇的挫折和困惑以及对汽车行业的敬畏。采购、制造、经销——接下来,苏峻需要在这些他相对不熟悉的领域尽快积累能力。毕竟,一家汽车公司的总经理不一定要懂产品,但一定不能只懂产品。

以下为《晚点》与奇瑞汽车副总裁、 iCAR 品牌事业部总经理苏峻的对谈:

锚定 9.98 万元——误解从何而来?

晚点:iCAR V23 在过去三个多月销售了约 2 万台,3 月销量 5000 台。发布会的震荡算是消散了吗?

苏峻:第一波用户量没有完全达到预期,但这个成绩并不差。从种草到买车需要很长时间决策,我们可以做慢热长红的产品。

晚点:用户在发布会后对 iCAR V23 的评价反转,主要集中在定价争议。你觉得意外吗?

苏峻:发布会当时我有点懵,觉得价格挺公允、车也很好,我们没耍心眼。只是用户买车已习惯了预售和正式售价之间要有一个大的价差。401km 版本预售价是 11 万元,用户脑子里想的是实际只要付 9 万元或者更低,当看到最终售价是 10.98 万元,大家觉得我们在刻意耍心眼、飘了。

问题的本质是我不够理解汽车行业的销售方式和用户心理。

晚点:没有一个同事事先提醒你吗?用户觉得你们预售时隐瞒了续航 301km 入门版,它的售价正好是续航 401km 版本的 9.98 万元。

苏峻:这是最大的 Bug(长叹一口气)。发布会前我确实注意到这车的锚定价格已经被广泛地传为 9 万 9 千元 ,这个价格让 V23 获得了更多关注。因为我们讲得不够清楚造成了误解,这肯定是决策层的问题。

现在回想,当时好像大脑宕机了。心态可能是有点问题的:如果我们说有 3 个版本,再定一个更高的预售价,那小定成绩会不会掉下来?团队可能太渴望成功了。

晚点:关键问题是 9.98 万元买一辆续航 301km 的车,用户觉得不值。 

苏峻:其实电池容量并不小,但越野造型的风阻高影响续航。

晚点:你创立智米 10 年开过很多场发布会,按说经验丰富。为什么这场发布会反而搞砸了?

苏峻:发布会上我确实用力过猛。那场发布会承载了那么多人、那么多年的努力,太重要了,我就讲了太多相对自嗨的设计,想强调独特之处,但用户等着听价格,会觉得我说太久了。

价格被吐槽后,其他没处理好的细节也都成了问题。

晚点:你之前没看过别的汽车品牌发布会吗?

苏峻:看过。小米手机和生态体系卖产品的习惯是一口价,不搞预售——这很像写了价签再改、再打折,我当时想,为什么不诚实一点呢?

我们反思总结了两点:第一,永远从用户的角度看;第二,永远说最真实的话。假如我们早期就把真实的用户拉进来,让大家参与,可能这个 bug 就没有了。但我们没有这么做,这是个盲区。

晚点:看到用户反馈,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苏峻:我错了,我要改。

晚点:这是你 2014 年创业后第一次给用户道歉。而你其实不赞同汽车业预售价打折的方式,“跪下” 有一丝犹豫吗?

苏峻:为什么要犹豫?纠正动作要快。

有天晚上我给设计师做直播,一下冲进来两三千人,拼命刷屏问我为什么欺骗他们。我就说,好吧,干脆别管原先的直播主题了,先解释清楚这件事。用户听完明白了其中有误会。这件事的底层还是我们认认真真地给大家做好东西。

我们收集、整理了用户对 V23 的反馈,有十几项功能,会根据成本、体验做筛选和改进。我们会尽量基于汽车体系做事,认清真实用户,用他们认同的方式做事。

卖 “路人甲” 的车没意义

晚点:用户对 V23 这款车最大的肯定是什么?

苏峻:颜值。这在预期内,没开过这个车的人可能误认为这台车只有颜值,但开过的人能感受到操控、底盘、续航等产品价值。

晚点:你原来预期这款车 5 年卖 100 万台,现在计划变了吗?

苏峻:我们用 “特色车” 去吸引一部分用户,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有品味、注重生活细节,虽然不会开这辆车去硬核越野,但能感受到它的越野姿态。

小的细分赛道也是大市场——这是汽车行业的特点。牧马人很小众,但过去近二十年,它在美国每年能卖一二十万台。

晚点:买 V23 的主要是哪些人?还是你最初定位的年轻人吗?

苏峻:我最初觉得这台车主要面对 “小米用户”,比如一线城市的年轻人。但事实上,买车的中年人比预想多——V23 是他们的 “第二台车”。也有车主是开着法拉利、路虎来提车。

所以我们把用户的定义延伸为 “有年轻心态的人”,他们有活力、热爱生活。如果开着 V23 出去被围观,他们会感觉不错。

晚点:为什么用户定位会有偏差?

苏峻:我们最初是在智米组建的造车团队,习惯性地把年轻人当核心用户,但车造好后是和奇瑞合作完成量产和销售。

晚点:新能源车的淘汰速度在加快,有的车款不到两年就停产了。V23 凭什么 “慢热长红”?

苏峻:三电、智能化会让新能源车产生很多变化,但我觉得 V23 的产品气质或者说产品精神应该很持久。

我们不会跟随突然流行的某个元素,比如随大流改成和大家一样的条形灯。这是团队从一开始决定造车就坚持的理念,你可以说是一种理想主义。

这个行业需要更多真心喜欢产品的人,如果把它纯粹当成生意,就会做一些短期主义的选择。

晚点:理想主义者大多活得艰难。汽车市场竞争残酷,他们有生存空间吗?

苏峻:燃油车时代,法拉利、保时捷、兰博基尼那么多理想主义的车企都成功了。《哪吒》、黑神话悟空在中国不也很成功吗?想象一下,20 年前它们既没有空间,也不会受认可。因为大家想的是怎么更便宜。日本或者欧美车企之所以有理想主义,因为社会够富足。

人类对多样性的欲望无法阻挡。当很多车企不站在 “科学技术和人文的交叉点”(这是 Apple 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常用的说法)上,而我可以,那这将成为优势。

晚点:目前哪家中国车企秉承理想主义且活得不错?面对激烈竞争大家更多造没有短板的 “木桶” 车,因为用户 “既要还要”。

苏峻:我认为没有,这是中国汽车行业的遗憾。我们不敢说要第一个做成这样的公司,但坚持理想主义造车的企业肯定很稀缺。iCAR 一定有生存空间,只是不能那么着急。我们进来得早了些,还没到百花齐放时。

特色车永远只能吸引一部分人。我们也不会做一个 80% 的人都喜欢的车,那意味着这个团队没有存在价值。现在再做一台样子平庸的爆款车有什么意义?无非是浪费一套模具、抢一点销量。这个世界需要斯巴鲁、MINI 或吉普,但不需要再多一台 “路人甲”。

晚点:销量本身也是一种意义,特斯拉就想做第二个福特。

苏峻:能做到高销量是一种能力,也有其社会价值。亨利·福特曾反问,全世界还需要不是黑色 T 型车的车吗?但我们这些人不以此为追求。如果有人说给你足够的钱去做一家丰田,我会说,“对不起,我不喜欢”。

特斯拉可能是电动车中的福特,但不是电动车中的 Apple。

从家电跨界到造车,挑战自己也挑战行业惯性

晚点:你在智米做第一款产品空气净化器就是爆品,造车却交了这么多学费。你觉得这两轮创业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苏峻:一两千块钱和十几万元的东西决策逻辑差距特别大。汽车产品的链条更长、试错成本更高,购买决策关系到性能、安全、品质、品牌、设计审美。现在我对汽车行业更敬畏了,进入这个行业一定会要学很多东西。

晚点:奇瑞对 iCAR 的销量满意吗?

苏峻:尹总(奇瑞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尹同跃)会提更高的要求。iCAR 在奇瑞的任务是让品牌向上破圈、更具精神气质。我们是长期主义心态,不看一城一池,更在意产品是不是有调性又有规模,现金流和综合盈利性是否更健康。

晚点:碰壁后,什么事是你过去不会做、以后会改的?

苏峻:比如定价方式,过去是用一口价的逻辑做预售,下一台车可能直接一口价。

晚点:iCAR 走经销商渠道,他们已经习惯了预售模式,如果他们反对呢?

苏峻:我们比较依赖经销商,最终肯定是充分沟通后形成共识。假如经销商就是反对,我们怎么会一意孤行?这可能会体系性崩塌。

晚点:你的设计师说,其他车企是老板定方向,团队出方案。iCAR 的创作自由很大,给出很多个版本,每个都不同。造出第一辆车后,你在定义产品的方法上会有什么调整吗?

苏峻:大策略还是如此。现在的新能源车整体还是像燃油车,智驾普及后,车的形态可能会发生更大变化。在具体产品配置上,我们会更多元、更深入地感知市场,降低个人喜好对判断的影响。

晚点:10 万- 20 万的车在成本限制下一定有缺点。这和你的理想主义之间怎么做取舍?

苏峻:力所能及以内做到最好,和用户最看重的需求拉齐,这是尖点,剩下要绝对不是短板。

我是非常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先活下来再去实现理想,而不是为了理想把自己烧死。我在小米生态学到的基本逻辑是快速闭环,我不是烧钱去做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V23 一定会上量。

《反脆弱》这本书里提到 “杠铃策略”,法则是生存线以上可以极度冒险,前提是保住底线。即使是乔布斯,被赶出苹果再回归后也变成了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他会做创新性极低、几乎只换了颜色的 iMAC ,而不是技术超前但亏损巨大的 Apple Lisa,就为了把货卖出去、先让现金流回正。雷军经常说,账上永远要起码有 18 个月的员工工资,小米也是在有 1500 亿元现金储备时造车。

晚点:智米过去的经验在家电,但判断一辆车的尖点比净化器难多了。比如 V23 没有后雨刷。

苏峻:同样的错误下一次不会再犯,会越来越好。但永远别想着完全不犯错误。

创业早期,靠我个人做创新产品,后来我发现产品端依赖一个大产品经理太危险了,特别容易枯竭或者偏差,大概率第一炮能打响,第二个产品就会出问题。所以要控制住方向、配合团队力量。

晚点:V23 为什么取消了仪表盘,然后又推出了官方仪表盘配件?

苏峻:我们当时想把产品做得精简,特斯拉的用户也很习惯没有仪表盘。后来 V23 产品内饰在网上露出后,有用户就反馈需要,但当时来不及标配仪表盘了,改动的工程范围很大。

特斯拉可以这么干,它靠技术力和影响力具备了 “不听” 的能力。既然我们的很多用户要,那就可以增加一个配件。我们不轴。

晚点:V23 的恶评会让你的团队疑惑或者受伤吗?

苏峻:情绪有波动,但他们扛得住。争议最多时我也没有觉得受伤,只要我稳定,团队就稳定。

晚点:但你会大年三十在微博上和人争辩,讲 V23 有多好。

苏峻:回微博是习惯。造车会不停出现心力不够的时刻,甜蜜就一刹那,比如画出了关键的一张图,但崩溃的临界感常常有。我们想要做让人眼前一亮的车,所有人苦苦地找产品方向,但会有偏差,等看到车型油模,发现它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你看这桌上的三个车模全都是试错。那时心里最响的声音是 “这样下去是不是就完了?”

但团队付出了那么多努力,也会有人说 “要不先往前走?”

晚点:最煎熬时刻,你的决定是什么?

苏峻:所有人放假一礼拜,然后重来。我们聚在一起不只是为了把事完成,核心是把事做好。做不好,意义就归零了。

创新特别精彩,但也特别脆弱,我特别努力想留住创新的种子。如果团队里有人忽然提新想法,然后被一个嘴巴打过去、被否定,两三次后他就不再说话了。这就像我带学生时绝对不会把作业随便扔回去。

只要战略正确,大方向不犹豫,就能平衡好创新和效率。我们要保持住愿意重启、愿意提异议的氛围。

晚点:如果重新做 V23 ,你最想校准的是什么?

苏峻:我会把动力做得更大、配置更丰富。

汽车太复杂了,你问我为什么没做对?可能没有一个产品经理能全部做对所有细节。设计做得越深,产品越简洁,但你不能这样要求消费者。年轻人可能说 “我可以不用,但你不能没有”。

晚点:如果大车企用资源倾轧,用更低的价格卖和 iCAR 相似的车,你怎么防守?实际上他们已经这么做了。

苏峻:这很可能。汽车行业特别习惯干围攻光明顶的事情,但 iCAR 的核心力量是源源不断的创造力,总不能我造一台、你抄一台。

晚点:当然可以,而且抄得很快。

苏峻:那就只能做抄袭者。

晚点:对方可能品牌更大、渠道更强、更有钱,或者挖走你的核心团队。

苏峻:奇瑞集团的资源也很强。我们的核心团队有非常强的凝聚力。

晚点:有人说,如果 V23 卖不好证明大家都必须按标准答案造车。

苏峻:我去德国都灵汽车博物馆时很震撼,在汽车行业最繁盛时,创新力极强。汽车当时是全世界最先进的行业,吸引了最聪明的人,创造了多样化的车。所有人开一样的车太无趣了。

题图来源:iCAR 汽车

- FIN -

跳转微信打开

对话经济学家洪灏:股市短期会反弹,长期上涨所需基本面未变

2025年4月10日 13:03

晚点团队 2025-04-10 13:03 北京

以下文章来源于:晚点LatePost

晚点LatePost

晚一点,好一点

市场风高浪急,交易要逆水行舟。

经济学家洪灏

市场风高浪急,交易要逆水行舟。

文丨陈晶

制图丨黄帧昕

编辑丨王姗姗

70 后的洪灏留长发、戴圆眼镜、常系一条红色领带,配合总是生无可恋的表情,风格自成一派。 经历了过去一周全球资本市场的风云突变,他对接下来中国资产的价格走势判断继续保持谨慎乐观。

4 月 2 日特朗普对外宣布美国新的关税政策并定于 4 月 9 日全面生效,数十年的全球贸易链条被斩断、世界性经济衰退的警报被拉响,将资本市场推入数十年不遇的恐慌。美股经历多日暴跌,市场最高蒸发超 6.5 万亿美元。

对此,现任华福国际(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CEO 的洪灏已数次提醒投资者,面对当下无序的暴跌需稍安勿躁,不要轻易尝试参与任何的美股反弹。

本周,不确定性仍在进一步加剧。4 月 7 日,中国对美国表态坚决反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A 股和港股经历了 “黑色星期一” 的冲击——全市场收盘跌停个股逾 2900 只,A 股总市值一天蒸发 7.6 万亿元,港股则遭遇其历史上第二大单日暴跌。4 月 8 日,美国报复性宣布对中国输美商品征收 “对等关税” 的税率由 34 % 提高至 84 %。随后在 4 月 9 日,中国政府回击,反制进一步升级——对美加征关税税率由 34 % 提高至 84 %。

过去,洪灏对市场趋势预测,一直围绕着基本面是否改善以及流动性变化等核心维度。近期他再次告诉我们,目前中国股市长期上涨的基本条件不变,依然是 “基本面不会持续变坏,房价进一步止跌回稳”,当越来越多的人看到趋势在变好,行情就会持续上涨,而这个过程还需要 “慢慢熬过去”。 

洪灏曾担任思睿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中金公司全球首席策略分析师、交银首席中国策略师。他认为策略师和经济学家都做着某种程度的预测工作,策略师距离市场更近,在地震来之前,向大众发出预警,每一次预测都会有机构、个人跟着他的意见真金白银下注,他形容自己的工作是 “ Putting one's neck on the line(随时可能被砍头)”。

今年 1 月中旬后,港股受到由 DeepSeek 引发的 AI 技术创新的利好刺激,带动科技企业乃至整个恒指走出了持续近 10 周的上扬行情。当一些市场声音称中国的科技公司正在经历一轮多年未遇的价值重估,甚至会推动整个中国股市迎来全面繁荣时,洪灏给出的回应则是:“我们不能张口就来。”

“许多人对中国资产重估概念理解错了,当前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估值修复,而非基本面重估,前者仅靠央行放水就能达成,而后者绝不是短短三个月就能完成的。” 洪灏说。

他并不认同今年一季度市场对 AI 科技的过度炒作,理由是很多美国的科技大公司都在 AI 上不断地投入,但并没有多挣多少钱,中国能否另辟蹊径杀出自己一条血路还有待考证。

谈到本周受美国关税新政冲击大幅跳水回落,洪灏表示,港股接下来 “无论如何都会出现技术反弹”,甚至可能还有创新高的机会,但这并非是 “长期上涨行情的开始”。

以下是晚点与洪灏的对话,本文不构成投资建议。

在加高的关税面前,美国经济可能比中国还脆弱

晚点:怎么评价特朗普上周提出的美国关税新政?

洪灏:特朗普对于关税谈判的肆意妄为,让人越来越看清楚美方的真实意图。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贸易赤字是一种 “损失”(Trade deficit is a loss.)而关税是必不可缺的手段以回到贸易平衡。但贸易平衡是一揽子的全球性平衡,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绝对对等平衡。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劳动生产率不同、自然禀赋不同,因此在各个领域里的相对优势不同。国际贸易的本质,是一个通过互惠贸易让全球分工协作的最优系统。

特朗普没有看清楚的是,美国的贸易赤字并非因为中国制造过于强势,而是由于美国制造缺乏竞争力。通过增加关税,无法改变中国几十年如一日积累出来相对优势。特朗普对于贸易赤字的这种误判以及对关税新政的坚持,将很容易把全世界都带到沟里。

晚点:4 月 7 日港股抹平了今年以来所有涨幅,随后中国系列政策组合拳发布,港股连续两天小幅上涨,你怎么看接下来关税大战对市场的影响?

洪灏:4 月 7 日是港股历史上的第二大单日暴跌,超卖的程度接近于 2022 年 3 月新冠疫情封控期间的水平。但同时国家队进场,市场目睹了 “南下资金”(指大陆投资者南下买港股的资金)今年以来最大规模单日 ETF 指数基金买入量。

短期,无论如何,市场在这个位置上都应该有技术反弹:国家队将继续出手稳定市场,利率存准将很快下调,促消费政策也将很快出台。当然,这一切都将在特朗普关税的背景噪音和负面的新闻头条中进行。市场风高浪急,交易要逆水行舟。

晚点:市场风高浪急,交易要逆水行舟——怎么理解这句话?普通投资者应该做什么?

洪灏:我认为接下来港股甚至可能创新高,只要经济基本面不要边际更坏就可以了。

是否买入,不要只看估值,估值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有作用。比如今年 1 月美股回调之前,美股估值已经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比 2000 年 3 月份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前的估值还要高,而 2022 年 10 月 A 股、港股的估值是极端低的。

除了这些极端情况之外,你不太需要理会估值水平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估值稍微比长线平均高一点,反而股票会有更好的表现,说明整个市场人气开始聚集。

判断极端值不难,难的是你看到极端值的时候做出什么样的投资决定。因为极端高的时候也是人气最旺盛、情绪最饱满的时候,你身边的七大姑八大姨都在拿着全副身家往里冲,你有勇气做出跟大家反着来的决定吗?去年底没人买的时候肯定是被低估的,就是便宜的。

现在低估效应没有当时那么明显了,但市场大的氛围是依然有怀疑,那这个时候可能才有逆向投资的机会。

晚点:你觉得今天我们正站在一个关键拐点上吗?

洪灏:今天我们肯定在一个大级别的拐点上,全球政治格局变化到了一个拐点,中国是唯一一个能够挑战美国霸权的国家。

更重要拐点的是科技进步带来的。不是我们用 Deepseek 低成本搞出来了一个 ChatGPT,更重要的是这个日新月异的行业可能代替房地产,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这是让大家感到最有希望的。

晚点:未来中国的经济基本面要改善,是更多取决于内部的财政刺激,还是外部环境影响?

洪灏:打铁还得自身硬。关税固然重要,中国已经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了,持续加关税它自己的经济也会受不了的。美国经济在持续加高的关税面前,可能比中国还要脆弱。

短期会反弹,长期上涨行情需要的基本面未变

晚点:1 月以来中国互联网公司的这一轮上涨,是一次对中国资产的重新估值吗?

洪灏:很多人对资产重估的概念理解是错的。资产重估,指的是基本面重估,而不是市值重估。基本面重估是质的变化,也是长牛的根基。

如果只是估值重估,央行搞个 QE(央行大规模购买资产向市场注入流动性) 就可以了,那有何难呢?情绪变了,估值就会变,但你赚的是央行的钱,或是你交易对手的钱,而不是企业成长、股份价值不断提升的钱。

企业基本面不会在这两个月内发生大改变。如果我们现在致力于把市场搞起来,一个劲唱多,搞货币政策刺激,你一刺激我就冲进去,你不刺激我就死给你看,那市场不就是急涨急跌吗?这种心态最要不得。

晚点:2 月末国内甚至有卖方预测,接下来上证指数能突破历史高点,您怎么看?

洪灏:很多人就是张口就来。这不就像是那个上海的爷叔,预测 9 月会有多大的行情,最近他被邀请到一个投资峰会做了主题演讲,出场费上万元,这都是割韭菜的行为。

晚点:年初你提到今年中国国内经济仍将处于弱势修复阶段。接下来经济修复的阻力可能有哪些?

洪灏:新的信贷周期如何扩张?国家用什么产业来替代房地产?这些预期是政府需要跟市场讲清楚的,需要给市场设定一个预期,而不是一看房地产起来了,大家 “哗” 一下又去搞房地产了,我觉得这是对中国经济最大的 “诅咒”。

晚点:今年 1 月,一二线城市新房房价环比上涨了 0.1%,而三线城市则环比下跌了 0.2%,这能算是稳住了吗?

洪灏:三四线城市供给太多,只要不出现断崖式下跌总大概吃得消,能慢慢熬过去。从日本的经验来看,人口总会往一二线城市聚集,而且中国的高铁这么方便,我身边很多在深圳居住、在香港上班的人。

晚点:要从短期反弹到长期上涨行情,还需要什么条件?

洪灏:不要变得边际更坏就可以了。2022 年 10 月底,我从疫情后由看空到看多,曾写了一篇标题为《Mai! Mai! Mai!》的文章,成了当时彭博终端阅读量最高的文章之一。当时结束三年封闭对外开放,是改变中国市场运行趋势最关键的事件。后来几年起起落落,但你要注意市场的底部是不断抬高的。只是很多人身处时代洪流中,每天波动很大,他们是浑然不知的。

2021 年中国房地产卖了 18 万亿平米房屋面积,中国 14 亿人口,每年 0.5 %- 1 % 的城市化率,那么一年就是 1400 万人要进城,中国人均居住面积 40 平米左右,一年就是 5.6 万亿平米的住房需求,再加上改善需求,一年 7 万亿平米左右,去年实际上新建的住宅销售面积就是在 8 万亿平方米左右,这样的需求是可持续的,能够支撑未来 5-10 年中国房地产的发展。

当然房地产这种长周期资产投资中,一旦出现调整就是超调。我并不是乐观,只是客观来看今年一、二月房价出现了小幅度回弹,只要不是边际更坏,房地产就算稳住了。随着越来越多人醒悟过来,看到趋势的变化,那就会产生一个持续的行情,现在我们还处在纠结中,所以你会看到市场还有波动。

晚点:最新政府公布的赤字率是 4 %,而广义的赤字率已经到了 8 %(包括地方政府专项债、特别国债等),政府还有进一步扩大公共投资的空间吗?

洪灏:为什么不两倍呢?我们现在太小心翼翼了,美国加关税前经济啥事没有,今年赤字率也接近 8%,中国要把经济搞出来,广义赤字怎么也得百分之十几。

欧洲人也想通了,国防预算已经不算在政府预算里了,我们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呢?不要太在乎这些,你国债发行的同时资产端也在上涨,如果债务投资回报的上涨高于你的债务成本,何乐而不为?

晚点:今年前三个月港股上涨主要资金来自内资资金南下和对冲基金,EPFR 数据显示 3 月底外资主动基金依然持续流出,这意味海外长线还是不看好中国市场吗?

洪灏:这是很多人会产生误解的地方,千万不要以为中国股市涨了很多,人家就一定要来买,目前外资对于中国市场的配置还是处于近十年的最低点。作为一个投资全球的基金经理,你不一定要配置中国,你还可以买黄金、美债。

市场有个很奇怪的情结,觉得外资来了一切就好了,最近一些外资投行唱多中国市场我们就特别开心,其实我们不需要它证明,因为我们自己的钱就可以把市场买起来,不论谁买起来,对投资者的回报都是实实在在的。去年 9 月和今年 1 月以后的行情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晚点:市场有声音认为,现在房地产走弱,一旦股市有赚钱效应,居民存款会成为进入股市的中坚力量。

洪灏:即使大家不买房,也不会把大量存款都投入股市,你会吗?我没见过一个人是这样子。你可能会投入你整个身家去买房,但你不会都用来买股票,因为股票波动太大了。投资就是要在不同的经济周期,进行不同的资产配置。

晚点:如果居民存款不会大规模入市,外资也不一定回流,接下来什么钱会买中国股市?

洪灏:过去三年我们的外汇储备都是约 3.2 万亿美元没变。回报的预期会影响资金的流动,以前大家觉得美股、美元好,接下来美元会进入弱周期,中国市场反而慢慢走出来,当这部分钱回来,我们的市场就会上涨了。这些钱总是要回来的,外汇政策规定原则上结汇期不能超过两年。

这部分钱本来就是风险偏好很高的钱,一部分是企业贸易顺差挣的钱,一部分是外商直接投资和资本流入(如 QFII 额度内的境外资本),这些钱是用来搏杀的,而国内的居民储蓄是备未来不时之需的钱,这是两种风险偏好不同的钱。

大模型不是个捡金蛋、孵金鹅,再下金蛋的故事

晚点:AI 在美国落地了三四年也没出现现象级应用。如果未来中美都没能找到更好的 AI 盈利模式,市场对于 AI 的热情可持续吗?

洪灏:有热情是好的,但是盈利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ChatGPT 都还没盈利,为什么国内的那些做大模型的公司很快就会盈利了呢?这不是一个捡到了金蛋、孵金鹅、再下金蛋的故事。

AI 就是个 Size game(规模游戏),GPU、token 等都要钱,是个赢者通吃的市场,在这个群雄争霸的阶段,很明显一些有云计算业务的公司已经有先发优势了,因为它们可以用别的现金流来养 AI 业务。其他的公司怎么去变现说不好,但你想要中国产品通过付费的模式去盈利,我觉得够呛。

晚点:中金的分析认为 AI 技术的发展已然跨越了 “烧钱” 阶段,进入了实际应用和盈利的关键期,您怎么看?

洪灏:我们经历了多次所谓的飞跃,每一次就是大家一窝蜂地去做同一件事,最后都没钱赚。我比较早就看过很多历史教训,没有大家这么乐观,有很多看起来很有前途的 AI 公司,我们还是应该用审慎的态度看待。

晚点:之前您提到过,公司要持续增长应该是盈利的增长,而不是估值倍数的增长,要做到前者,企业应该做什么?

洪灏:之前中国的竞争模式似乎只有一个,通过把竞争对手卷死只剩下自己,这样就可以一家独大了,就可以开始赚钱了,但你会发现等你一家独大想要开始赚钱的时候,用户已经被调教到了一个不愿付钱的模式,这就是很多中国公司利润非常低的最主要原因,它们没想到怎么样用差异化的方式挣钱。

我们的电动车行业发展起来受益于特斯拉的开源技术,机器人行业发展起来受益于美国的机器人公司波士顿动力,当我们一搞明白事情怎么做以后,就会把事情做到极致,卷到全世界,代价就是压缩了利润空间,一辆电车卖出去才赚几百块,这和特斯拉是没法比的。

现在杭州六小龙公司,就是通过另辟蹊径,才杀出条血路,公司的思考方式要发生改变,否则这次和以前也不会有什么不一样。

本文不构成投资建议。

题图来源:《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 FIN -

跳转微信打开

对话申万宏源王胜:我相信我们正站在中国资产长线上涨的前夜

2025年4月10日 13:03

晚点团队 2025-04-10 13:03 北京

以下文章来源于:晚点LatePost

晚点LatePost

晚一点,好一点

申万宏源王胜

几周之前曾被热议的中国资产重估逻辑,还继续有效吗?

文丨陈晶

制图丨黄帧昕

编辑丨王姗姗

4 月 2 日特朗普签署所谓 “对等关税” 行政令,宣布美国对所有贸易伙伴加征 10% 的 “最低基准关税”,并对部分贸易伙伴征收更高关税,其中给中国的 “对等关税” 税率达到 34%。此后连续三个交易日(至 4 月 7 日),全球金融市场暴跌,美国股市蒸发了超过 6 万亿美元。港股则在 4 月 7 日抹平了开年以来所有涨幅,上证指数创下 8 年来最大单日跌幅。

本周,中美关税争端还在继续升级。4 月 8 日,美国针对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制,报复性地宣布对中国输美商品征收 “对等关税” 的税率由 34 % 提高至 84 %。中国并不示弱,4 月 9 日反制进一步升级——对美加征关税税率由 34 % 提高至 84 %。

“这是一个史诗般的经济和市场事件。” 美国著名基金经理比尔·格罗斯(Bill Gross)在上周表示,本轮美国关税政策调整的影响,形同 1971 年和金本位制的终结但会带来直接的负面后果,因此他呼吁投资者不应该试图 “接下落的刀”。

反映市场波动率的芝加哥期权交易所 VIX 指数,也被称为 “恐慌指数”,4 月 7 日一度冲上 60 点,接近 2020 年 3 月新冠疫情暴发( 82.69 )和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80.86 )的水平。

仅一个月前,市场热议的主题还是所谓的 “ DeepSeek 时刻” 是否会给中国资产带来重估机会。恒生科技指数在 3 月初刚创下了 2022 年以来的新高,相比年初低点累积涨幅一度达到 48 %,并拉动整体港股大盘上涨了两个月。中金在一份报告称,支撑这一轮短线行情的南下资金,有三分之一都投给了阿里巴巴。

当我们突然置身于一个不再受到全球化、自由贸易的既定规则支配的新世界,几周之前还在被热议的中国资产重估逻辑,还继续有效吗?下一步,市场对中国资产的信心会建立在哪些支撑点?

王胜认为,在全球金融市场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时,中国市场反而能给全球投资者带来不小的确定性。这种乐观,首先是基于去年以来中国政府陆续释放出的一系列组合拳:降准降息、保险资金入市上限放松、中央汇金等 “国家队” 对 A 股的增持。

此外,他还指出,未来在基本面存在的若干因素将会支撑 A 股向好:一线城市房价开始止跌回稳,人们的风险偏好会回升;渐进性财政政策也会有累积效果,今年包括政府专项债、土地财政的补贴在内的广义预算赤字率将提升到近年以来的高位,支撑宏观经济恢复;此外,政府推动的 “反内卷”,也有助于企业跳出同质化、低价竞争。

最后,DeepSeek 等 AI 应用的出现,会推动全要素生产效率提升,更会创造新需求。而 2 月中旬民营企业家座谈会进一步释放出积极信号——平台经济被定位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代表和载体,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转型和创新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王胜是同济大学技术经济及管理博士,有 4 年建筑行业、15 年策略研究经验,曾经 14 次获得《新财富》杂志最佳分析师,是唯一一位在策略与行业双双获奖的分析师。

王胜喜欢用一句来描述股市——它也揭示了政策与经济之间的 “交谊舞关系”——经济进、政策退、股市调;经济退、政策进、股市升。

在当下市场震荡期,王胜给普通投资者的建议是,对投资、政策都要有耐心,将估值作为保护绳,在面对不确定时,以估值作为安全边界和保护。

以下是《晚点 LatePost》与王胜的对话,本文不构成投资建议。

晚点:你怎么看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中国关税对经济和股市的影响?

王胜:我认为特朗普的贸易战最终很难打压中国。因为单纯的经济封锁很难撼动全球贸易网络,人类历史上有很多突破封锁做贸易的故事。中国之外,美国找不到更好、更安全的供应链,美国制造业回流和供给弹性恢复也非一朝一夕。从这个角度看关税不可怕,但市场可能需要时间逐步认知、相信这一点。

晚点:4 月 7 日行情巨幅震荡,超过 2900 支股票跌停,你判断市场下一步会往什么方向走?

王胜:接下来一两个季度仍会有波动,因为关税的影响还会在。美方喜欢用极限施压的技巧,就会影响市场。再就是前期市场已经上涨了不少,需要一定休整时间。

过去十年,A 股的表现得很一般,利率债(国债、政策性金融债)的年化收益率达到 4.7 %,而沪深 300 指数的年化收益只有 1.1 %,即使加上分红,也只有 3.3 %,这是违背常识的,因为一般来说股票作为一种成长性更好、风险更大的资产,收益应该比债更高。所以我认为 A 股收益率要补上,终究会有一个均值回归过程。

晚点:你是否过于乐观?

王胜:我个人认为,我们正站在 20 年未见大牛市的前夜。

基本面上有几个支撑因素。一是渐进式地产政策已经逐步体现出了效果。部分区域房价已经回到了中央首次提出 “房住不炒” 的 2016 年的水平。从金融学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不需要用政策继续刺激房价上涨,只要做到让房价下跌速度趋缓,市场的风险偏好就会回升。

2013-2015、2017-2021 年的两波牛市都是发生在 GDP 增速下滑趋缓的阶段,而不是反转的阶段。今年宏观经济的主要矛盾是房价,而不再是 GDP。

只要当房价的下行速度能够趋缓,也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广义资产价格下行问题在边际上有所改善,人们的风险偏好就会上升。

其次,渐进式的财政政策最终也会有累积的效果。如果加上政府专项债、土地财政的补贴,广义的财政赤字率已经达到近年来的高位,这也会支撑未来经济向上。

第三点是 2024 年年中以来提出的 “反内卷”,以光伏产业为例,在供给端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引导行业健康发展,最终摸索出一条路,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从而实现经济在供需平衡上的变化,提升企业盈利水平。

这些是我们去年 8 月份就已经形成的一个大致判断逻辑。此后有一点是超预期的——今年一季度 DeepSeek 推动了 AI 平权,对世界格局产生的影响。股票市场往往是跑在前面的,帮助我们对市场做预测的前提,既要有对宏观很扎实的认知,同时也不能忽略其他会影响资产价格的诸多因素。

晚点:去年 9 月下旬,受政府多项重磅利好政策刺激,上证指数在两周内上涨 21.9 %,随后十天内又回吐了一半涨幅。那之后你们核心在关注什么变化?

王胜:当时我们主要的精力都在研究特朗普——分析他重新上台之后,全球宏观对冲的格局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以及中国可能怎么应对。当时的几个假设包括,油价下跌,以及美国历史上充当 “世界秩序维护者” 的经济财政方针都可能会发生变化。

特朗普再次上台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其背后是美国财政出现了问题——它已无法继续支付维护世界秩序的成本,所以才有了后面一系列保守主义政策改革,包括如何对待加拿大和墨西哥,以及巴拿马运河。特朗普上台后做的不少事情都在验证我们去年四季度提出的各种假说。所以他的整个战略并非是不可预测的。只不过如果你是继续执照原先的全球化贸易的逻辑去理解,就会觉得他的行为是超出预期的。

晚点:2025 年最重要的市场影响因素是什么?

王胜:今年年初我提出的一个观点是,今年市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汇率,而不是利率。今年,汇率会更加代表全球投资者对中国未来新的发展模式和新经济动能的信心。传统经济动能、比如房地产的发展将会对汇率脱敏。

我们国家是追赶型选手,所以 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全要素生产率,用来衡量一个经济体在不增加如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情况下,通过技术进步、管理改进或资源配置优化所实现的产出增长程度)只会比美国跑得快。

第二个影响汇率的要素是 PPP(Purchasing Power Parity,购买力平价,它是一种汇率的计算方法,用来比较不同国家之间的实际生活成本和购买能力),大白话说就是两国一模一样的汉堡包价格之间的比价才是实际的汇率。美国搞财政赤字货币化,推高了通胀,所以考虑到两国生活成本差别,相对来说中国的汇率实际上应该升值。

那么,问题来了,汇率升值,出口产业链会不会雪上加霜?答案将会落到出口结构升级上。即使美国没有提升关税,中国的出口产业链也必须升级。以前中国的出口商品是以廉价著称,后来变成高性价比,未来将会代表的是品牌、是品质。或许那时候一带一路国家的朋友们买中国玩具就像当年我们小时候买变形金刚、圣斗士一样,是时尚,是梦想。到那时,虽然我们在全球出口市场份额这项数据上无法扩张,但很多产品的毛利率会上升,这时候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出口的冲击就不会那么大。

面对美国关税的冲击,今年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的表现保持 “稳住” 的局面,面对利空它还能不跌,那到了下半年该涨的时候它会涨得比别人强。

晚点:说到 2013-2015 年的所谓牛市,依然是急涨急跌的行情,为什么你认为这次不一样了?

王胜:那两轮都还属于 “并购牛”,公司业绩增长的基础不够扎实,产业转型还没有到关键时刻。但这次我们实实在在看到了中国在追赶全世界先进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我们有了华为、大疆、宇树科技、深度求索等这些企业。

目前 AI 技术发展到了应用阶段,平台经济公司是最有优势的,因为它们有数据、场景,而它们都在港股上市,一旦有业绩,机构投资者也能买到量。此外,港股之前经历了更长的熊市,去年我们发现,如果港股继续下跌,那么就将创造全球主要股市都未曾经历过的连续下跌历史记录了,而最终港股在去年上涨了 17.7 %。

在这轮 AI 相关的科技浪潮中,A 股直接相关、短期能有业绩的生态链 “链主” 企业不够多,大多数只是生态链上的相关企业。现阶段,港股尤其是科技股是行情主线,我认为最后 A 股也会追上来,最终整个中国资产涨幅差距不会太大。

晚点:过去 5G 等各种科技概念的涌现最终都只是促成某一轮的急涨急跌,这一次 AI 会带来不一样的结果吗?

王胜:5G 本身对整个中国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有帮助,这点不能怀疑。5G 是为物联网做准备,意义重大。技术进步过程中,总有被时代浪潮淘汰的先驱,但也有最终成功发展壮大的胜利者。尽管行情起起落落,但是这些胜利者却总能穿越周期,比如互联网,虽曾经历行情大波动,还是诞生了腾讯、阿里这样的公司。 比如新能源汽车诞生了比亚迪、宁德时代这样的伟大企业;哪怕光伏,我们也看到了昂首世界产业链潮头的胜利者。

现在,AI 科技发展到了应用阶段,技术壁垒没那么高了,剩下就是怎么把人性激发出来,所以出业绩的概率很高,我们要做的,就是积极挖掘那些潜在的胜利者,或者是耐心等待那些胜利者出现,梳理清楚他们的壁垒和核心竞争力,立即投身其中。

还有一个关键驱动力就是居民存款必然会搬家到股市。上一次居民储蓄大搬家是在 2007 年,居民存款余额增速快速下降的同时上证指数大涨,之后就再也没有大规模存款搬家的情况,因为居民存款都流到房地产里了。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四万亿” 出台,股市没有之前那么强的赚钱效应,但房价持续上涨,房子就成了居民资产配置的不二选择。接下来地产显然已经不是大家资产配置的首选了,只要股市有赚钱效应,钱就会被调动起来,动物精神十足。

晚点:但股票是高风险资产,特别是经过这周出现的这种剧烈震荡,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会急剧下降。

王胜:不只是居民的存款会搬家,拿着居民存款的保险公司、社保基金等长线基金也会入市,这是走出熊市的第一步。

长线基金敢进来,关键的背景是 2022 年 “中国特色的估值体系” 的提出,国企被要求提高分红比例。2023 年 A 股累计分红金额达到 2.24 万亿元,超过了当年 1.13 万亿元的融资额。这意味着中国股市从原来的融资市转向了投资市——要为股东回报负责,2024 年这一趋势得以延续。

“耐心资本” 如果长期拿着沪深 300 指数,分红就能够抵过它的负债成本,为什么不敢拿呢?今年 1 月的政策明确说了力争大型国有保险公司自 2025 年起,每年新增保费的 30% 用于投资 A 股。

高分红的股票行情 2022 年从港股开始启动,赚钱效应有了,场外的钱被持续吸引进来,增量的钱进来可能一开始只是买高分红股票,但这样就会释放出存量的原先持有高分红股票的钱,存量的钱从高分红股票流动到别的地方,比如 2024 年下半年的科技股,股市生态就会进入良性运转。

晚点:中国居民的储蓄更多是用来抵抗风险的。也有声音认为,更有可能投入股市的是 3.2 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你怎么看?

王胜:这个也会有,而且最近其实已经在体现了。回到中国香港的钱越来越多了。国内储蓄搬家,虽然现在还没大规模出现,但逻辑是顺的。

晚点:外资会回来吗?从今年 3 月底 EPFR 数据来看,被动资金在持续流入中资股市场,而主动基金在持续流出。

王胜:上半年主动基金有这个情绪很正常,因为特朗普的政策依然存在不确定性。被动的 ETF 买入中国也不代表外资不看好中国,因为不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被动基金管理的规模都已经高于主动基金,很多长钱也在利用 ETF 做资产配置。

晚点:有行业人士认为,相信中国会长牛的基金经理,基本都是年轻一代。你有类似的感受吗?

王胜:对,更加年轻的一代从小看到的就是一个在世界上已经具备相当实力的中国,我相信这一轮围绕 AI 技术创新,中美还是在以另一种形式共同进步,他们搞出了 Transformer 架构,我们用 Deekseek 进一步提升了算法效率,最终对全人类都是有益的。

全球化是我们的底色,无非新一轮全球化将由谁来主导。悲观者看似总是正确,但世界终将是属于乐观者的。

本文不构成投资建议。

题图来源:《大空头》

- FIN -

跳转微信打开

晚点对话两位经济学家:关税大战走势难以预测,但种种危险正在积累

2025年4月7日 21:51

晚点团队 2025-04-07 21:51 北京

以下文章来源于:晚点LatePost

晚点LatePost

晚一点,好一点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历史焦点,做错了选择,只能留给后人吸取教训了。”

国际贸易和金融学者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历史焦点,做错了选择,只能留给后人吸取教训了。”

文丨曾梦龙

制图丨黄帧昕

编辑丨黄俊杰

4 月 2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对全球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加征关税。之后五天,全球所有主要股指开始自由落体,跌 8 个点已经不算突出。光美国股市就蒸发了超过 6 万亿美元,两日下跌幅度仅次于大萧条、2008 年金融危机、新冠疫情等历史性灾难。

一些与对美贸易基本无关的企业股价也在暴跌。比如腾讯和蜜雪冰城都在 4 月 7 日单日大跌 12% 左右。投资者担心关税对全球贸易的冲击,但更担心新一轮全球贸易战将如何改变我们的世界。

特朗普对关税的态度已经延续几十年,但此次关税政策依然远超所有人预期,因为力度,也因为受波及的不但包括美国的竞争对手,还包括了它的传统盟友,甚至两个仅有企鹅和海豹的小岛。没人能判断他的边界在哪里。

在宣布新关税政策前一天,已经 94 岁的著名保守派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罕见批评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在反对贸易战的同时,他格外对特朗普的捉摸不定表达了担忧:当人们无法预判制定规则的人接下来怎么做,只会紧握现金,减少投资和消费。“如果人们都握着现金,我们就会尝到 1930 年代大萧条的苦果。”

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在 4 月 4 日的讲话中也提到了 1930 年代。他认为,美国的最新举措标志着全球秩序发生重大变化,基于规则的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时代已经结束,如今进入一个更专断、更显保护主义,以及更危险的阶段。类似情况发生在 1930 年代,当时贸易战加剧大萧条并最终升级为世界大战。“没有人能够预测当下局势在未来几个月或几年的走向,但人们必须明白这个世界目前种种危险正在积累。”

4 月 4 日,中国宣布多项反制美国措施,包括对美国产品加征 34% 关税;对 7 类中重稀土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措施;在 WTO 争端解决机制发起起诉,等等。欧盟称在准备反制措施,越南希望与美国达成关税降至零的协议……各国具体反应仍在酝酿中。

为了更好理解特朗普此次关税政策及其影响,《晚点 LatePost》访谈了两位学者。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孝松。他的研究方向是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著作包括《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决策机制和形成因素》《贸易摩擦的属性、影响与对策》《全球贸易保护史》等;另一位是上善资本首席经济学家夏春。他博士毕业于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曾任香港大学金融学教授,现在是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客座教授。

两位学者在与我们的对话中各有侧重,王孝松主要从国际贸易的视角出发,解读了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他说:“只要特朗普的理念(如减少逆差)还在,他也不可能单方面取消关税,所以在短期内,关税一旦加起来之后,就很难取消或者削减。”

夏春则更多从金融和宏观角度,分享了对当前和未来局势的感受与判断。他说:“未来一两个星期,我相信各国都要做一个艰难的选择,会有很多沟通和交流。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历史焦点,做错了选择,只能留给后人吸取教训了。”

以下是《晚点 LatePost》与王孝松、夏春的对话。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既是谈判策略也是最终目的

晚点:你得知特朗普公布的关税计划后,第一反应是什么?好像没谁准确预料到他的加税范围和力度?

王孝松:震惊,但也在情理之中。他上一个任期就对中国加征关税,也对其他贸易伙伴有小幅、零星加征关税的行为,但那时他主要针对中国。这一个任期,从他竞选时,就公布了一些关税方案。上台之后的两个月里,他也多次加征关税,但都是针对特定国家,比如给中国加了关税;或者针对特定产品,例如钢、铝、汽车,加征了关税。

但我没想到他会全面地对世界所有贸易伙伴无一例外加征关税。因为这既引起了世界关税大战,也对美国自身不利。

他去年竞选时,说对所有国家征 10% 的基准关税,还说对中国征 60% 的关税。但是大家都知道特朗普不按套路出牌,没想到他真的在短时间全部落实。

夏春:非常不合理,计算方法没有什么理论根据,与所有国家征收的关税税率都无法匹配,第一反应是对等关税肯定会对市场造成巨大冲击。因为市场过去都低估了特朗普的做法,对等关税设定如此之高,超出几乎所有人的预期,。

后来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特朗普展示的对等关税税率图表是在演讲前三个小时才确定的,他决定使用自己的简化公式,这个应该最接近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的思路。

晚点:一般而言,关税征收权归国会,而非行政部门。此次特朗普借助《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赋予总统的权力,绕过国会直接行使关税征收权。你怎么看这次关税政策的形成过程?

王孝松:按照美国宪法,国会是主管关税的部门。当然,总统有些权力,比如美国《1974 年贸易法》规定了 “快车道”,意思是总统如果想和其他国家达成协议,可以先谈判。达成协议后,国会必须在 90 天之内给出最终裁定结果。从实践来看,总统跟国外达成的协议很少被国会推翻。

但 “快车道” 需要经过国会 90 天内的裁定,这对特朗普来说不可接受。他现在上台还不到 90 天。所以他就宣布国家进入 “经济紧急状态”,可以不受约束直接加征关税,不需经过立法和司法机构的许可。

其实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对于权力集中好像非常热衷,在逐步削弱立法机构的权力。这一届,国会参众两院都是共和党占多数席位,都会支持特朗普。另外,他成立了政府效率部,让马斯克做部长。美其名曰是提高政府效率,其实是加强对政府部门的控制。如果哪个政府部门不听话,那我就说你效率不高,把你撤掉。

从第二个任期来看,特朗普加强了权力集中和对权力的随意使用,所以这次他才能通过宣布国家紧急状态而迅速提高关税。他是有一定积累和准备的。

晚点:特朗普在演讲中称,美国征收的是打了约 5 折的 “对等关税”,所以美国对贸易国是友好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随后公布了 “对等关税” 税率的计算方法。你觉得这个计算方法有合理性吗?

王孝松:不合理。因为它拿贸易伙伴对美国的顺差除以对美国的出口,相当于贸易伙伴的顺差率,然后再把顺差率除以二,所谓打 5 折。按照经济学的道理,关税应该是矫正扭曲,削减对方额外的贸易壁垒。也就是说,两国如果公平、正常做生意,贸易壁垒应该一样。比如假设中国的平均关税是 7%、美国是 3%,中国比美国高 4%,那美国可以多征 4% 的关税。

但他的意思是说,我要综合考虑一系列贸易壁垒。除了关税之外,还有一些隐形的非关税壁垒、国内税收等,把这些都考虑进去之后,最后拿顺差率作为征收关税的基准。

这个计算随意、不科学,但也不是完全拍脑门,它一定程度上能反映贸易扭曲。从这个角度看,特朗普还是商人思维。经济学模型也好,税率、弹性这些基本常识也好,特朗普都不考虑,他最后看的是结果。对商人来说,就是赚钱与赔钱。他认为,我跟你做贸易,赔了钱,那就要用关税找补回来。

晚点:有人认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是一种 “谈判策略”,未来其他国家会报复、谈判,最终各方达成新的贸易规则。但特朗普政府的官员又说没有兴趣就税率讨价还价,呼吁其他国家不要报复。也有人分析,从时间上看,特朗普政府也不太可能与 180 多个国家地区迅速谈妥。你如何判断这次关税政策的实质?

王孝松: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个是目的,一个是手段。从表面上看,它是目的。因为他想通过关税来平衡贸易逆差,增加财政收入。但很多时候他不真正实施,就像墨西哥和加拿大在边境移民、药品管制等方面屈从美国,比如墨西哥增派 1 万士兵在美墨边境巡逻,于是美国就不对墨西哥加关税了。

这说明他不是为了加关税而加关税,而是为了达成其他目的。那么这次他对所有国家都加征关税,对于一些成员来说,很可能也是手段,逼迫这些国家屈从于美国,作出对美国有利的政策调整。

夏春:这样的做法既是谈判策略,比如他希望其他国家在关税上让步,很可能要求其他国家向中国加征关税,来换取关税减免;这个做法也是他的目的,因为他的确希望通过关税筹集足够的钱,对冲将来的企业减税。

实际上,大量学术研究都显示关税大部分是美国人支付,或者由消费者直接支付,或者进口商支付但不转嫁给消费者,但特朗普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米兰就认为,2018-2019 年的关税由中国出口商支付。

2018 年贸易摩擦时,美国在加息,美元相对人民币升值,所以有人产生错觉,觉得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的价格低了。但关税是美国人支付,中国以本币计价的商品出口价格并没有降低。米兰把货币政策和关税政策混到一起了。

但这次并不一样,美联储处在降息周期,美元是在贬值。并不是说加征关税就会直接带来美元升值。实际上,米兰也担心这一次美国人要承担关税带来的高价商品。

因为特朗普做这件事情考虑了很久。现在他的内阁成员也都是顺从他的观点,几乎没人挑战他错误的做法,这跟第一任期有巨大差别。接下来双方的谈判拉锯可能要持续 1-2 个月。

加关税不能实现让制造业回流的目的

晚点:特朗普在几十年前接受采访时,也明确反对 " 自由贸易 ",认定贸易逆差是美国被占便宜。这次他致敬并效仿前总统麦金莱(麦金莱在 1890 年将平均关税率提升至 48%,被认为助推了 1893 年的市场恐慌。他在 1901 年遇刺身亡),认为关税会繁荣美国经济。你怎么理解特朗普的思路?

王孝松:不同时代,关税的目的、手段、效果不一样。简单地说,从美国建国到南北战争之前,美国采取贸易保护,关税的主要目的是增加财政收入。因为那时政府税收来源有限,对于国外产品征税能使财政收入明显增加。

南北战争之后,美国依然采取比较高的贸易保护水平,一直到 1930 年代,也就是我们知道的大萧条之后。南北战争到大萧条之间,美国制造业开始发展起来,但它不如英国这样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实力强,所以它征收比较高的关税是为了保护本国产品,不让欧洲的制造业产品进来。第二阶段的保护可以认为达到了预期效果。

第三阶段,1934 年之后,美国虽然采取了一定的贸易保护,但开始走向自由化,不断削减关税。这时它的目的是为了互换市场。按照美国政府的逻辑:美国对你开放市场,你也应该对我同等开放。美国逐渐降低关税,再加上二战之后全球化盛行、全球贸易保护势力越来越弱,美国就走上了坚持互惠且逐步自由化的道路。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崛起、美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不复存在,美国工人大量失业、美国在货物贸易上出现高额逆差。特朗普看准了这些现象,想让制造业回流,于是采取了保护主义措施。

但时代不同了,美国的逆差也好,失业也好,并非因为别国窃取美国利益,也不是美国在国际贸易中吃亏,而是美国的发展阶段已经不是依靠制造业出口赚钱。它依靠的是自身强大的金融体系和美元霸权。它不用辛苦从事制造业,就能享受整个世界带来的丰厚成果。

美国高端服务业发展得非常好,顺差非常大,但特朗普好像对这些视而不见,光盯着货物贸易逆差。我觉得这一方面是竞选的需要。他不说自己维护失业工人利益,很可能得不到铁锈州的支持,没办法胜选。二是他商人的思维,看到逆差过大,就觉得要加征关税,但这是个错误的决策。

夏春:“贸易逆差是美国被占便宜” 是完全错误的。他相当于把公司层面的事情扩大到国家,但国家跟公司有很大区别。比如公司今年亏钱,说明经营失败,但从国家来讲,美国有逆差不代表美国吃亏。

因为美国从中国换到了质优价廉的商品,如果自己生产或者从其他国家进口,成本都会更高。特朗普的思想学术上叫 “重商主义”,流行于 17 世纪的欧洲,早就被证明错误。

而且这种观点只考虑了经常账户的货物贸易逆差,没有考虑服务贸易的顺差。美国享有服务贸易的顺差,两者合并考虑。美国经常账户的逆差会大大减少。

特朗普也没有考虑美国资本账户的顺差。比如中国对美国有货物贸易的顺差,但中国会用盈余资金买美国国债,意味着货币回流到了美国,美国的资本账户是顺差。

还有,美国现在很多企业到中国直接设厂,这些企业在中国赚的钱,实际上也属于美国。但因为钱没有转回国(要纳税),没有被计算在账户里。

晚点:法国一位部长在去年美国总统大选前说," 我们不能每四年都把欧洲的安全交给威斯康辛州的选民。" 特朗普的此次政策会带来哪些超越任期的深远影响?

王孝松:对美国自身,特朗普确实改变了很多,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可能一直会延续。让美国再次伟大、让制造业回流美国的理念深入人心,特别是普通老百姓,对特朗普的支持呼声很高。

在国际关系上,他不想当领导者,不重视跟盟友之间的关系,未来会不会真的变成孤家寡人,还不清楚。但这一倾向对美国的国际关系和国际形象都产生了比较大的负面影响。

夏春:特朗普肯定希望 “我让美国制造业回流、让美国实力全球第一、美国不被中国超越”,是他将来的遗产。他现在在想办法连任,也选择了很多相对年轻的人加入内阁。这些人都是非主流派别,特朗普希望培养他们,接他的班,保护他的家族利益。民主党也在反思过去这些年的政策失误,两年后的中期选举,共和党在国会占多数的情况很可能改变。

从更大的人类历史来讲,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十字路口,101 年前是 “一战” 爆发,96 年前是大萧条开始,类似这样的周期是各个文明都重复经历过的,我们不能低估人类重复历史错误的可能性。因为有时事件发生与否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他们不一定能理性抉择。

但从好的方面想,特朗普讨厌战争,不想走到这一步。现在股票市场反应我想也超出他预期,虽然他嘴上不会承认或者假装一切都在预料中,自己有能力掌握局面。

上周末美国发生了许多游行集会示威,反对他的政策。接下来如果股票市场有更激烈的反应,也许有一些转机。

晚点:高关税能让制造业回流美国么?

王孝松:美国的资源禀赋不能提供制造业回流所需的劳动力。短期内,美国也不可能重塑健全的制造业产业链并重新开始生产。因为这么多年美国都在发展服务业, 特别是高端服务业。

也不能说美国完全没有制造业,只是说聚集在高端,比如生物医药、航空航天、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半导体。美国这些方面都有优势,因为它聚集了世界最顶尖的高等教育机构、最顶尖的科研人员,研发密集型制造业发展得非常好。

但如果想让制造业全面回流,它现在不具备基础。这么多年,美国制造业吸引就业的人口早就低于 10%。你现在想让不到 10% 的劳动人口支撑起全产业链?这是不可能的。而且一些传统制造业,美国的生产效率比中国,甚至比越南还差。

比如特斯拉在美国的工厂生产效率比在上海的工厂差很多。这些都表明目前美国的发展阶段、要素禀赋,还有国内的基础设施、工资水平等,都不可能支撑制造业全面回流了。

夏春:特朗普看到了过去 50 年美国积累的大量社会问题。美国从全球化中获得最大好处,但它内部的分配出了问题,好处让少部分人(华尔街和硅谷)拿走,大部分人没有拿到。

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占比和对美国 GDP 的贡献都是持续下降的。像过去 7 年美国经济非常好,非农就业增长了 1100 万人,但制造业只增加了 21 万人。

即使增加了制造业就业,也很难让这些工人的收入大幅提升。因为美国制造业在二战后的黄金年代,是没办法回去了。在中国制造业崛起之前,德国和日本就已经对美国制造业造成很大的冲击。重振制造业,关键还不是生产成本高低,关键是产业链是否齐全。世界银行的制造业分类从大到小接近 800 项,只有中国是齐全的,而美国中低端的部分基本都是缺的。美国仍然是全世界第二大制造国,特朗普所谓的 “美国不再生产任何东西” 只是一种选票策略。

特朗普现在特别着急,想在几年之内做出成果。但具体做法带有很强的搏一把心态,效果不好再替换。我觉得他的行为类似生意人的赌徒心态,像当年他连续破产三四次。

晚点:为什么你说特朗普看对了美国的问题,但开错了药方?

夏春:他的有些诉求是合理的,比如美国实际上享受了全球化的好处但是贫富差距巨大,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没有改善甚至变差了。最近美国股市大跌,特朗普也没有安抚。过去他很在乎股市,现在明显觉得华尔街过去得到太多好处,现在让你亏点钱也是正常的。

还有美国的制造业确实空心化了。但如果要增加就业,更好的方式是像日本、德国,培训工人,补贴产业。他们的人均预期寿命没有缩短,医疗体系也比美国更好。而美国人支付最高的医疗成本,反而人均预期寿命下降了。美国的资本主义是最极端的资本主义,缺乏日本、欧洲那样的公平色彩。

但特朗普并没有直接对症下药,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他应该对华尔街、大企业、大富豪征税,但现在是给他们减税。

反而拜登在重建制造业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拜登的想法是,美国有军事霸权和美元霸权,只要和盟友搞好关系,就能继续向海外借钱。借完钱以后,我拿钱补贴制造业。

晚点:那加关税能创造就业岗位吗?

王孝松:可能会有,但非常有限。比如拜登搞《通胀削减法案》,通过税收减免鼓励购买电动汽车、节能家电等,但法案强化了本土制造要求:电池组件等关键材料需在北美生产,才可享受补贴,导致中国等外国企业被排除在外。这种保护主义措施已经实施两年多了,我们也没有看到明显的制造业回流。

关税加起来容易减起来难,而现在方向已经延续了三届总统任期

晚点:拜登虽然明确反对特朗普的诸多政策,但他也保留了很多特朗普开始的关税政策。特朗普-拜登-特朗普这三个任期,哪些关税政策被延续,哪些反转了?

王孝松:关税是一脉相承的。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对中国加征了比较高的关税,最后对华平均税率超过 19%。拜登延续了特朗普的高关税,没有取消,也没有跟中国谈判。到现在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他刚上台时仍然是 19.1% 这么高的关税,所以对华关税根本就没变化。

但拜登制定了一些产业政策,比如《通胀削减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这些都是保护国内产业的政策。特朗普上台之后,还是沿用了这些政策。去年,拜登还对一些特定产品加征了关税,比如电动汽车、锂电池。特朗普上台之后,也没有取消。

两党虽然在很多领域有分歧,但在关税政策和贸易保护上空前一致。逆全球化的思潮深入人心,民粹主义在美国有很大市场,所以两党不管是谁上台,都认为应该保护失业者、保护制造业的工人,使制造业回流,所以贸易保护政策使得三届总统的政策一脉相承。

夏春:拜登延续了特朗普的关税,是因为两党都不希望美国被中国赶超。中国制造业的强势他们都看在眼里,觉得关税能起到一定保护作用。举个例子,如果没有关税保护,中国新能源汽车可能横扫美国市场。

晚点:只是说程度有区别?

王孝松:对,特朗普更激进,拜登是老政客,考虑得会多一点,不可能掀起全球的贸易战。

晚点:关税是不是加起来容易减起来难?比如 1960 年代美国与欧洲的 “鸡肉大战”,美国对欧洲卡车报复性征收 “鸡肉税”(Chicken Tax)。几十年之后,鸡肉税还在,虽然期间美国和欧洲经历了几十年贸易开放的时期。

王孝松:是的,这是一个逐渐削减的过程。因为 WTO(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 GATT(关贸总协定)1947 年成立。当时世界面临一个棘手问题,各国关税都非常高。像 1930 年美国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把关税加到很高,掀起贸易战,导致全球贸易额在此后五年下降了 66%。后来二次大战爆发,各国更无暇处理贸易和关税问题。

到 1947 年 GATT 成立,开始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经过 8 轮谈判,到 1995 年,整整 48 年,才终于把各国关税降到比较低的水平。

有一个大概的统计数据,1995 年 WTO 成立时,发达国家的加权税率低于 4%,发展中国家的加权税率低于 13%。这比 1947 年的时候低了很多,但这是接近半个世纪才谈下的成果。“二战” 之后,世界经历了一个全球化蓬勃发展的时期,GATT 和 WTO 功不可没。

但现在特朗普掀起了全球贸易战,一旦加征起来,再通过 WTO 多边机制谈判来削减关税非常困难。因为 WTO 本身面临困境,而且关税是美国单方面加征,没有办法通过国际组织的权威约束它,那就只得依靠各个国家分头来谈,比如越南已经跟美国服软,希望关税互相降到零。但这种方式效率很低,全球参与贸易往来的国家地区有 100 多个,难以在短时间内达成一致。

只要特朗普的理念(如减少逆差)还在,他也不可能单方面取消关税,所以在短期内,关税一旦加起来之后,就很难取消或者削减。

晚点:你觉得贸易战的历史或者你对关税的学术研究能给今天带来什么启发吗?

王孝松:贸易肯定能够使参与国的福利提升,不管你是大国小国、穷国富国,沿海国家内陆国家,只要参与自由贸易,你就一定能够获得福利提升,人民福祉获得提高。这被理论证实,也被实践证实,特别是被实践证实。因为国际贸易理论来自于国际贸易实践,先有地理大发现、贸易往来、丝绸之路,后来才有国际贸易理论。

世界各国财富增长最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年代是 “二战” 之后到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前这段时间。因为全球化带来资源更合理配置,使得全球经济增长步伐非常迅速。中国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中国深度融入全球化的时期。

尽管现在各国贸易靠规则运行,但美国还是能绕过 WTO,用国内法,宣称自己进入紧急状态就对别国征税。这里边体现出丛林法则。中国一方面要壮大自身实力,另一方面还是要保持开放心态,促进全球化发展。

夏春:既会带来 GDP 下降,也会带来失业和通胀增加。贸易战几乎没有赢家,至于谁冲击大,谁冲击小,我觉得意义不是那么大,都是负面的。

全球衰退很快到来,过去一些隐藏的风险都会爆发。比如过去几年,美国加息后带来商业地产巨大的空置率,随着经济衰退就会爆雷。就像 2023 年 3 月份的硅谷银行倒闭事件。

还有国家和国家的矛盾到底演化到什么程度,可能都会成为教训。一旦国家跟国家之间发生严重贸易摩擦,最终几乎都是战争。比如历史上西班牙、英国、法国、德国之间的战争都与贸易失衡有关,“一战”、“二战” 也都是这么来的。但这是最坏结果,我们不希望走到这步,但不可以低估这种风险。

有个著名说法,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训。坦率讲,如果我们阻止了坏的结果出来,可能大家又记不得教训。但如果坏的结果真正发生,你再去总结教训也晚了。

风险可能会以一种我们想不到的方式爆发,可能发生在欧洲或者亚洲市场,也能发生在一些过去热门的领域,比如人工智能行业可能从开放走向封闭。未来一两个星期,我相信各国都要做一个艰难的选择,会有很多沟通和交流。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历史焦点,做错了选择,只能留给后人吸取教训了。

对个人的建议,降低风险资产的配置

晚点:相比 2018 年的贸易冲突,这次冲突的环境有什么改变?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方在与美国贸易中所占据的位置有什么改变?

王孝松:现在整体世界经济环境还不如 2018 年,那时世界经济的恢复态势还是比较理想的。现在,因为前几年的新冠疫情使得世界经济受到很大损失,各国本来动能就不是特别足,处于缓慢复苏中。特朗普限制贸易发展,限制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合理配置,会使得全球贸易萎缩,经济复苏步伐进一步放缓,甚至陷入衰退。

各国地位我觉得没有根本性变化,美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还是中国、加拿大、墨西哥。美国对中国的逆差是最大的,但贸易额最大的伙伴是加拿大。

变化是东南亚一些国家崛起,像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过去跟美国的贸易额比较小,但后来由于产业转移、转口贸易等原因,使得它们对美国的出口越来越多。全球供应链也不像以前朝着全球化的方向发展整合,变得碎片化。

夏春:中国跟美国的贸易数据有很多不同维度,有一种维度是,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占总进口的比重,从 2018 年的 16%,下降到现在的 13%。换一种维度是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占总出口从原来的 19% 下降到了 15%。不过两国进出口贸易的绝对金额是增加了,按比例算是减少。中国增加了与东盟、欧盟等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

晚点:你觉得新的关税政策会给中国经济和中国公司带来哪些影响?

王孝松:我觉得他打击一大片,给中国带来的损失相对小。特朗普第一个任期时,我们给出的建议是,中国扩大朋友圈,比如搞 “一带一路”,跟发展中国家建立更广泛联系。但现在除美国之外的所有国家,中国都可以去争取。例如欧洲和美国翻脸了,中国可以加强与欧洲之间的联系。

我们现在也在估算影响,因为考虑到中国可以团结其他经济体,尤其是欧洲这样的发达经济体,能够弥补美国的损失,那 GDP 增速不可能减半,我估计不超过 1%。

晚点:贸易冲突是不是可能继续升级?

王孝松:这个不可预测。但按照特朗普的性格和之前的做法,可能不会很快缓和,或者他被反制激怒,可能继续升级贸易战。

晚点:普通人如何理解最坏情况?

王孝松:粗略计算,2019 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占中国总出口接近 20%,出口对 GDP 的贡献不超过 20%。也就是说,中国对美出口对 GDP 的贡献不超过 4%。如果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全没了,这确实影响会比较大,但对美出口不可能全部消失。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很强,失业者可以相对容易地重新就业,但阵痛可能会存在。

晚点:资本市场已经做了反应,全球主要股市全线下跌,美债等避险资产上涨。你觉得投资者应该如何应对特朗普关税政策的影响?

夏春:个股层面,有些企业依赖出口,有的出口依赖超过 50%,有的低于 20%,那么它们的股市反应非常不一样。指数层面,美股连续两天的下跌排到了历史前 16 名,靠前的基本是 1929-1933 年大萧条、1987 年黑色星期一、2008 年金融危机、2020 年新冠疫情。

因为下跌幅度大,市场已经出现流动性不足的问题,这时美元就会走强。再一个是美国国债,因为美债已经跌了 4 年,处在相对低的位置,很多资金会把股票换成美债。所以美元和美债现在是避险资产。

黄金之前涨得比较多,有人可能会把它换成美元,因为有人可能要借美元。这时可以卖一部分黄金,但一旦流动性缓解,避险资金又会重新配置黄金。

市场经历快速下行后,会有政策层面缓和。比如特朗普安抚市场,各国央行说提供流动性。但这次我觉得是一系列矛盾爆发,不太可能三四天、一两个星期稳下来。最快的一次是 2020 年 2 月 19 日跌到 3 月底,跌了一个半月,但回到原点只用了 5 个月;1987 年是花了两年回到原来的高点;大萧条时间最长,股市花了 25 年才回到 1929 年的高点。

我们现在给投资者的建议很简单,降低自己风险资产的配置,寻找避险资产。如果你很厉害,可以做空,做多波动率。当然,黄金我觉得如果回调 100~300 美元都非常正常。因为去年美国大选结束,黄金曾经到了 2600 多美元,今年高点接近 3200 美元,所以如果到了 2800 美元,可以考虑买入。这次对等关税其实就是经济冷战。

晚点:特朗普政府第二个任期以来,采取的多项政策,比如介入俄乌冲突谈判,似乎有一个共同趋势,即原有的国际秩序加速解体,未来世界发展的不确定性更高。我们可能迎接一个什么样的未来格局,普通人能做点什么对抗风险吗?

王孝松:他现在想构建一个新的国际秩序。他不想让美国继续承担更多责任,但美国优先、美国强大的理念还存在。所以他上台之后,想很快解决俄乌冲突,有着强势姿态。但他的公信力越来越弱,对欧洲、亚太地区的影响越来越弱。

“二战” 结束形成的 “美苏争霸” 秩序,后来变成 “一超多强”,也就是美国一枝独秀。现在美国的影响力和威慑力越来越弱,也在退出国际组织、撤掉美国驻军,“多强” 会愈发凸显,所以世界格局确实正发生变化。那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争取要拉住欧洲,是未来的一个突破方向。

对于普通人来说,大势我们改变不了,只能做好自己的事情。

夏春:肯定有新的超级大国,我相信中国在这个过程中间可以更多扮演国际角色。另外,美国的地理和自然资源在全世界很独特。如果它选择孤立,也不会过得很差。欧洲和亚洲因为欧亚大陆连在一起,是天然的邻居,欧洲领导人需要提升思维空间。中国和欧洲没有本质矛盾,未来有更大的合作空间。

未来从大的方面看,有两种结果,一种是不发生战争情况下,大家找到一个新的治理模式;另外一种可能是,经过了战争,教训也非常惨痛,但最终大家还是会找到一个新的模式。

如果我们把时间眼光放得更长远,大国之间的兴衰崛起一定是有高潮、低潮。瑞·达利欧讲世界秩序的变化,首先是西班牙,然后葡萄牙,再到荷兰、英国,然后慢慢的俄罗斯、日本、德国、美国,现在到中国,世界在不断循环。

个人来讲,我们都是小人物,没有办法去主宰世界历史大的走势。

本文不构成投资建议。

题图来源:《银翼杀手 2049》

- FIN -

跳转微信打开

对谈余轶南:创业做机器人,立项 100 天融资两个亿

2025年3月21日 11:02

晚点团队 2025-03-21 11:02 北京

以下文章来源于:晚点LatePost

晚点LatePost

晚一点,好一点

机器的归机器,人的归人。

文丨王与桐 宋玮

编辑丨王姗姗

余轶南笑起来像韩国硬汉演员马东锡,也像马东锡一样有些江湖气,他穿着老干部夹克,尽管研发了 9 年智驾,他开的车却并不是特斯拉或者新势力,而是迈腾。

江湖气的管理哲学和科研出身的技术底色在余轶南身上共生。他 2012 年博士毕业于中科院自动化所,先是进入百度深度学习研究院当科学家;2015 年,他在博士期间结识、后来成为他在百度主管的余凯说了句 “我们一起去做 AI 芯片吧?”,余轶南就加入了余凯创办的地平线。

在地平线的 9 年里,他从一线技术人员干到了智驾负责人。地平线是一家以芯片、算法和解决方案实现智能驾驶的公司,余轶南负责的智驾业务是地平线现在的核心业务,有一千多人。他要管研发、产品运营、商务管理,在越管越多的工作里不断点多、点杂自己的技能树,比如财务、法务、供应链、谈判。

但余轶南越做 to B 生意越明白,在产业链中只有占据 “链主” 的角色,才能掌握更多的利润和话语权,所以他想做面向 C 端向能完整交付的产品,成为机器人的 “主机厂”。

在 100 天前,他找到有工程落地能力的宋巍,和有产品、用户洞察的赵哲伦一起创立了机器人公司——维他动力(Vita Dynamics)。

从左向右分别是:宋巍、余轶南、赵哲伦

余轶南劝当时地平线同事宋巍一起创业时,也说了一句话:“走吧,我们一起去做机器人。” 此前就职于理想汽车的赵哲伦, 在 2023 年智驾端到端的技术架构出现后就与余轶南一起聊机器人产品构想。

创业仅三个月,维他动力已连续获得两轮融资——今年 1 月,获得由地平线和高瓴创投领投,元璟资本、柏睿资本、百度风投和初心资本跟投的近亿元种子轮融资;最近,他们完成由今日资本和凯辉基金领投、雅瑞资本参投的种子 + 轮融资,累计金额达 2 亿元。

具身智能现阶段还没有形成太多共识,用余轶南的话来描述,正处于 “春秋时代”——百家争鸣,谁也争不出对错。讨论最热闹的是人形机器人进工厂,拧螺丝、分拣电池、搬东西。

余轶南则站在这些讨论声音的对岸。他认为机器人的最大场景并不是工厂——因为机械臂已经够用了——而是个人和家庭,中国有四亿个家庭。其次是服务业,“很多服务场景是需要 24 小时、高质量、一致性的服务”。

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人形机器人不应该是机器人的唯一形态,不同场景下的机器人都会有自己形态的最优解。

在与我们交流时,余轶南反复提到两条技术成熟度曲线——难度从简单到复杂,容错率从高到低。所有的场景都可以在这两条线形成的坐标轴上找到自己的位置。AI 在很多领域都已能驾驭复杂需求,但机器人产品的技术成熟度目前还只能做容错率较高的事。

“很多人一想到机器人要把高脚杯放进头顶的碗橱就觉得太难了,实现不了,但我们可以先从简单的任务做起。” 余轶南的想法是,技术是技术,产品是产品。原理性技术还在不断摸高的同时,一些已经成熟的技术则已进入 “产品入场” 阶段——先创造价值,沿途下蛋。

维他动力已确定的首款产品是基于户外场景的四足机器人,预计今年年底发布。更为具体的产品使用画面是:一家人去郊外游玩,机器人会从一辆理想 L9 里跳下来,跟随主人,帮忙背负重物,也能负责记录一家人游玩的精彩瞬间。

第二款规划中的产品将会进入室内场景,用于完成收纳、整理等任务,产品构造是 “机械臂 + 轮式底盘” 的组合,或许还会配以一种布艺外观——目的是以一种更为舒适的形态进入家庭。这款产品的上市日程表定在 “三年之内”。

余轶南希望他们的机器人不要扮演 “入口” 的角色,不做信息、娱乐、广告的平台,尽管那些方向的商业模式看起来更加简单直接;家庭机器人,不需要 “说人话” 和配备显示屏。

最高效的交互,只需要简单的声音、光影和肢体。这背后是余轶南对产品第一性原理的思考:物理世界的归物理世界,数字世界的归数字世界。

赵哲伦给我们分享了一个名叫《齐马蓝》( Zima Blue )的故事,是系列动画片《爱,死亡,机器人》( Love, Death & Robots )中的一集。艺术家齐马是全宇宙最会画画的机器人,他的画中间总是有一个蓝色的色块,这个色块就是 “齐马蓝”。当记者在他生命的终点询问 “齐马蓝” 意义时,齐马给出的答案是:他最开始是一个泳池机清洁机器人,后面他的功能被不断累加,变成了如今的样子,而那个色块是他记忆中泳池的颜色。

故事的结局是,齐马在艺术巅峰时刻拆除了各种功能组件,变回泳池机器人,在泳池里执行着最原始的清洁指令。机器人的形态和功能会随着时间的演进不断变化叠加,现在的人类,正在塑造齐马 1.0 版本。

“端到端出现后我第一反应是:可以搞机器人了!”

晚点:你是什么时候下定决心做机器人创业的?

余轶南:十几年前我就想做机器人,一直找不到天时地利人和的机会。

晚点:想了十几年,为什么是现在?

余轶南:特斯拉端到端的技术架构出来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可以搞机器人了!那会是 2023 年,我约还在理想的哲伦喝酒,他以为我要聊智驾的端到端,结果我大聊机器人。

汽车是四个轮子,运动轨迹相对简单,只有前后和左右,且只在二维平面里。但四足机器人的运动轨迹会有 12 种自由度,比汽车复杂 3 倍,就需要在更高维的空间里做优化。

智能驾驶早期是用结构化白名单的模式,即在交通环境里人工定义很多目标,感知系统针对每个目标去检测、识别,再做环境理解,然后规划。2023 年智驾走向端到端模型后,实现了从传感器输入(sensor in)到控制输出(control out)的自动化决策。2024 年底,智驾又进一步演进为 VLM+VLA(视觉语言模式 + 视觉语言行动模式)的协同框架。

如果还是过去那种靠人工编写规则的传统架构,很难控制复杂的机器,但随着架构演进,机器能自己学习、不用人来写规则,那就有可能实现几十个电机在高维空间的理解、规划、执行。

晚点:李斌刚造车时说造车需要 200 亿元,后来发现远不止这个数。雷军造车时说要 300 亿元。要造出你想要的机器人,需要多少钱?

余轶南:起步阶段,要在五年内实现百万台的量产,投入可能在百亿元级别才能上牌桌,但是这 100 亿元肯定不是单靠融资能得到的,要有先落地的产品,自造血。

晚点:智能驾驶也是机器人的前序,这跟你现在做的 AI+ 机器人有什么本质不同?

余轶南:我们想做一个 AI 原生产品,而不是 something plus(把 AI 能力附着在产品中)。这两者的核心区别是,AI 本质上是有趣的灵魂,把这样的灵魂放在什么躯壳是很关键的。

智驾是把 AI 技术嫁接在一个现有的产品形态——汽车上,而汽车形态在过去一百多年里已经固化了,这个物理躯壳太受限,而 AI 本身的能力更大,所以我决定不能再继续做汽车,而是要完全创造一个新的本体,把 AI 的价值更充分地发挥出来。

晚点:你过去做智能驾驶的经验怎么转移到机器人产品中?

余轶南:汽车和机器人的底层是一样的,都是本体和入口。再往上需要环境感知、环境理解、任务理解、任务拆解、推理、规划、执行、最终是控制,整个链条都非常长。

智能驾驶从分段式走向端到端,再走向 VLA+VLM 的架构,机器人也是差不多的进化路径。

两边技术架构很像,无非是传感器输入的部分不一样,汽车是十几个摄像头和激光雷达,机器人摄像头会少一些,也有激光雷达,还有触觉传感器等;复杂度也有区别,汽车只有两个维度的自由度,但机器人少说 10 来个、多则 60 多个自由度。

但二者整体快慢系统架构的差别是很小的,基本架构在逻辑上是一样的。机器人的运动控制,系统更新频率(指控制器每秒向执行器发送指令的周期)能做到 50 赫兹,也就是 20 毫秒一个周期。汽车在双算力芯片的架构中,一颗芯片上跑慢系统可能跑到 2 到 4 赫兹,另外一颗跑快系统,可能跑 20 到 30 赫兹。

晚点:如果相似度很高,你也会用自动化程度划分机器人的阶段吗?

余轶南:L1 阶段是基于遥控的机器人;L2 阶段是在人的监管下机器人能自主活动;L3 阶段是即使没有人的监管也能自主活动。L3 实现与否主要是责任兜底问题,这和智驾的 L3 概念类似。

大多数人现在对智驾 L3 的定义是接管率,但接管率只是数字。我的定义是从驾驶员的责任转变为保险公司的责任,只要出了事故还是驾驶员负责,那就不是 L3。机器人的 L3 也是类似,如果出了问题还是用户承担,那就不算。

晚点:现在很多机器人已经能做高难度的动作了,在你定义里他们属于什么阶段?

余轶南:很多漂亮的、高难度的动作是靠遥控完成的,本质还是 L1。我们希望做的机器人是 L2 阶段。

晚点:你说的机器人完全自主的 AGI ,会比智能驾驶的 L4 更慢实现吗?

余轶南:我们要把场景都拆开,每个场景有自己的时间轴,比如物流机器人、分拣机器人,L3 已经实现了。

“我造的机器人,是要让人远离数字世界的困扰。”

晚点:你们办公室门口摆了个破旧的瓦力,为什么不是放钢铁侠或者人形机器人?

余轶南:之前地平线公司门口也有一个瓦力,比我们现在这个更大,一米八高,我们为那个瓦力做了环境感知语音交互,它会在我们进门时就打招呼。开始创业后,我看到门口有点空,就想搞个大的瓦力,不过找不到那么大的了。

我觉得 “有趣、有用、有生命力的灵魂” 才是机器人的核心,瓦力就很有生命力。英伟达 GTC 大会压轴的双足机器人,走起路来头一晃一晃,也让人感觉很有生命力,即使背后就是一套算法和轨迹生成的。

晚点:大家现在都争相让机器人进汽车工厂干活,为什么你们不这么干?

余轶南:现在工厂的大部分过程都实现了自动化,即使是日产 1000 台汽车的高效产线,工人数量也并不多,且人的劳动都是轻量级的。所以,用机器人替代工厂里为数不多的工人,去干工人完全胜任的活儿,在商业层面是伪命题。不过这件事在欧美是成立的,欧美劳动力短缺且昂贵。

技术发展到某些阶段需要场景来做验证,拧螺丝、搬东西——这些场景是起到对技术的验证作用。

晚点:特斯拉作为公认的领导者,提出让人形机器人进工厂,所以多数人认为特斯拉的选择就应该是正确的。

余轶南:首先并不能够去证伪说特斯拉是错的。但大家都认为是正确并不一定真的正确。马斯克如今已经是世界级的企业家,如果他要说做机械臂,即使这条路线是对的但听起来不性感,股价可能就一下跌下去 30%。这属于巨头的魔咒——只要出一个低于预期的产品,其他方面会受很大损失。

在我的愿景里,人形机器人绝对不会是唯一的机器人形态,未来各种各样奇奇怪怪好玩的机器人会在大马路上、在你家里、在你的办公室来来回回地走。

晚点:有人认为做人形机器人最合适,因为这个世界上物体尺寸、空间尺寸、东西的位置等设置都是按照人的活动范围和习惯来定的。

余轶南:为什么它一定最合适呢?这种想法不够严谨。很多人这么想是因为人形意味着通用性——可以像人一样在灶台上做饭、可以去铺床单,但这件事本质是机器人能操作的高度是多少、移动能力是怎样的,每个场景都有可能找到与之对应的最优解。

我们看过太多的科幻电影,里面有多少是人形机器人?今天能被记住的其实都不是人形的,比如《星球大战》里的 R2-D2 和球形机器人。《超级陆战队》里的大白属于人形,但它又不属于今天意义的人形。瓦力甚至没有语言,只有一些咿咿呀呀的声音。

晚点:什么情况下你会做人形机器人?

余轶南:当人形机器人被用来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极致技术时,我会考虑。让人形机器人进行挑战技术高度的比赛,类似汽车行业里的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人类生活里的奥运会,用来挑战人所不能够达到的生理的极限,比如它能跑得比博尔特更快。

但是我对把人形机器人搞成一个产品现在还没太大兴趣。

晚点:在你的构想里,进家场景里,收拾东西、做饭的机器人应该是什么形态?

余轶南:一种既能完成功能又让你感到最舒适的形态。什么样的形态会让人舒适?首先是一个我们经常看到、感到习惯的形态,比如布艺外壳而不是金属外壳,形状可能像圆桶一样,占地面积不要超过扫地机。这样形态的机器人,带着机械臂,也有通用的移动能力,一定比人形机器人好。

我不会给家里买个人形机器人。首先它放哪儿都是个问题,要专门给它做一张床吗?还是说,让它一直站在你家墙边上?我希望机器人用完能被收纳,并不占空间。我做产品的原则之一是,如非必要不增实体。

不管是不是人形,机器人都应该具备三种能力:自然交互、自主移动、自主操作。室内场景对自主移动的需求度不高,轮式底盘又稳定又低成本,占地面积也小,但这种场景对自主操作能力的要求高;户外则相反,对自主移动需求高,但不需要有太高的操作能力。

至于机器人的自然交互,需要有输入、输出的硬件,比如扬声器、传感器,但并不一定非要是有头的形状。

维他动力的室内机器人设计手稿

晚点:你希望你的机器人是一个有用有趣的生活伙伴,而不是入口?

余轶南:人不应该离电子设备太近。

过去两千年人类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被信息灌输,而未来还将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人就只应该进行低成本娱乐,就像《头号玩家》里那样,人只是给算法世界提供数据;另一种是解放了双手的人可以去探索、创造。我们永远期待后者,但社会趋势会往前者走,并且不像《头号玩家》演绎得那么酷,大部分人会被数字洪流带走了,这是很悲哀的事。

如果我们造出的机器人只是给人提供服务,让一部分人远离数字世界的困扰,这是一件好事。

晚点:所以长远来说你真正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余轶南:让机器的归机器,让人的归人。这也是余凯说过的。或者说,让物理世界的归物理世界,数字世界的归数字世界——让所有的生产作业由机器人去做,同时人不要被别人的算法带进去,而要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

“机器人能不说话,就不要说话。”

晚点:你觉得机器人最好的落地场景是什么?

余轶南:按照市场大小,最大的场景一定是家庭。中国大概有 4 亿家庭,规模非常大。能实现家庭的清洁、收纳、信息整合的家用机器人——知道家里东西在什么地方,并且能为提供服务——这样的机器人一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机器人。再是服务场景,比如各种酒店的前台、咖啡馆的吧台、便利店,都需要机器人,出发点不是成本或者效率,而是能让人获得 24 小时、高质量、一致性的服务。最后是工业场景。

晚点:为什么是收纳和整理,而不是倒茶或做饭?

余轶南:我们考虑两个维度:功能的技术复杂度从低到高,容错率从高到低。拿起一个水瓶再放下是简单操作,现在已经有 95 % 以上的成功率;拿起一个瓶子把瓶盖打开,把水倒入一个杯子里,这个操作是复杂的。没拿住矿泉水瓶,摔到地上,任务失败了但失败成本相对是低的;如果换成玻璃杯、盘子摔到了地上,失败成本就高了。

家庭所有需求都能在由这两个维度构成的坐标系里被平铺开,最早可实现的就是收纳和整理,任务简单且容错率高,比如让机器人从沙发上拿起孩子的玩具收纳到柜子里,这种服务 3 年内就能实现。针对容错率低、更复杂的场景,可能需要等 10 年甚至 15 年。

AI 做复杂的事情是容易的,只要人采集了很多数据教它就能做出来。但 AI 完成低容错率的任务就很难。10 年之前就有很多公司花 3 个月做出了 L4 机器人的 demo 了,但现在还没有落地。

晚点:但你们要推的第一个产品为什么是室外机器人?

余轶南:目前 outdoor 的技术会比 indoor 更成熟。过去 3 年,outdoor 的技术比如运动控制等发展很猛;从去年到 2027 年,indoor 的技术会发展。当学术界在努力工作时,我们应该冷静等一等,基本原理性技术更加成熟,才是产品的入场时间。

晚点:这款室外产品的用户会是谁,要解决他们什么需求? 

余轶南:我们把第一款产品定义为有用和有趣。我们聚焦生活状态比较收敛的家庭用户,他们的生活有两个空间:家和车。比如理想车主就是我们圈定的典型用户。

当车停到了景区的停车场,机器人能够自己从后备箱里跳下来,到遛弯、徒步的环境里,负重、陪伴,以及记录精彩瞬间。

晚点:你们还参考了理想汽车的后备箱空间来设计机器人尺寸吗?

余轶南:我们产品尺寸设计,首先是能通过家庭室内的窄道——大概 40 厘米宽;第二个是公园入口等位置的回形栏杆,机器人得自己走过去;第三是从车的后备箱里跳下来以及跳回去的能力——我们按照理想 L9 的后备箱 78 厘米高,设定机器人要跳回 80 厘米高的地方。跳下车和后空翻等单个动作都很简单,但跳回去仍然很难。我们现在还在研发怎么让它跳回后备箱,这里面会涉及优化峰值扭矩和产品重量之间的平衡。

晚点:你们似乎也还比较在乎产品的颜值,这一点很容易被技术型创业者忽视。

余轶南:颜值非常重要,但不是那种酷炫的,而是温和。要让用户感觉我们的户外机器人正义、忠诚、勇敢,室内机器人则是温暖、安全的。

维他动力的室外机器人手稿

我还想做一个软皮肤,但实现起来有难度。我跟从机器人行业招来的人讨论问题,他们会说机器人行业以前从来都不会讨论这些,讨论更多的是功能性,比如需要五指还是抓夹,而我就会关心能不能有软的皮肤,结构是外骨骼还是内骨骼。

今天的机器人某种意义上都是外骨骼,也就是外支撑架构,就像乌龟、螃蟹一样支撑是在外壳上面。但哺乳动物都是内骨骼的架构,皮肤是软性的。所以,做架构设计时就应该先把内部实现好,外在部分则是灵活的、可定制化的。

机器人的内核是 AI + 电子电气架构,本体结构是多样的,外观也是多样的。

晚点:你希望你的机器人有问答交互功能吗?比如要接 DeepSeek 吗 ?

余轶南:我希望机器人能不说话就不要说话。一个机器人,张嘴说人话就破坏了美感。但不说话不代表没有思考逻辑,不代表没有交互。

决定出来创业之后,我重新看了《机器人总动员》,发现整部电影居然是哑剧风格,瓦力和伊娃更多是通过肢体和声音交流。我认为机器人最好的表达方式是用简单的声音和光影,最好的语言是肢体语言。

我们要考虑用户的第一交互优先级。在做智驾时,我们做了很多交互尝试,当时最魔幻的设计是当摄像头检测到车内有人抽烟,车窗就会自动打开,但在后面测试环节总有失误——每当人手一放在嘴边,车就要自动开窗。事实上,开窗本身只需要 “按一下”,这才是开车场景中最天然、优先级最高的交互形式。

具身智能原理性技术与工程化技术的发展周期

" 我需要全栈闭环、全攻全守的特种兵部队。"

晚点:今天你们定位的市场以及产品形态,真的是别的创业公司没看到、只有你看到了?会不会是这个场景根本不存在?

余轶南:去年七月到十月,我跑了 15 家以上机器人公司,没有做 to C 方向的。大家还是觉得做家庭场景很难,但本质他们还是从技术角度出发,而并非从产品或者从用户角度考虑问题:一想到要把高脚杯放进头顶的柜橱就觉得实现不了。但其实把场景拆解之后,就知道有什么可以开始做了。

晚点:机器人的产业链很长,链条上的其他能力如何靠团队补足?你的两位联创是怎么选定的?

余轶南:我们定位自己是机器人的主机厂,所以首先就要有 “车” 而且是辆 “好车”。我们需要从软件到硬件的系统的工程能力,从算法到本体全都能吃下来,把车先造好。宋巍擅长系统工程,哲伦有非常强的用户洞察,懂产品定义和市场营销。

当然,拥有非常强的 AI 团队也是核心能力。现在我自己带 AI 团队,我也最擅长 AI 算法,同时也还在为这个团队找 VP。

晚点:这次创业你有告诉自己一定不要再犯哪些错误吗?

余轶南:一定要保持组织的简洁。今天的组织效率跟过去非常不一样,AI 工具可以在专业领域提高十倍效率,也能让人学习速度大大加快,比如不懂网页前端的人也可以 10 分钟制作出一个公司网页。 

这带来的是,一方面纵向上人的效率会提升,横向上学习的范围会扩宽。所以组织里个人能力素质的要求会变强,专业和经验要求会变弱。这种新的组织形态是小而精的,每个人的成本会提高但是总成本会下降,并且能降低沟通损耗。所以最开始投资人问我第一阶段需要多少人,我说 300 人,但现在我觉得也就需要 50 到 70 人。

我们面对的是不确定的市场、不确定的需求和不确定的分工,所以组织形态要能应对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在对目标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模糊掉所谓的边界和分工。我希望我们的工程师可以既懂下游又懂上游。我需要一个全栈闭环、全攻全守的特种兵部队,能够相互补位。

晚点:你怎么说服优秀的人才加入?现在在技术攀登期,加入创业公司是有波动性的。

余轶南:十年前的我,余凯说一句话我就跟着走了:“我们一块儿出去干一个 AI 芯片吧?” 我的回答自然而然就是:“好的,咱们一块走。” 所以说服优秀的人,首先要有战略共识和共鸣。

现在大家还是对产业未来发展有疑问,以及现在这个阶段是不是适合从大公司或者从研究机构跳出来去做产业界的东西,这也是个疑问。

晚点:你通过什么方式判断人是不是有潜力、是你要找的全攻全守型人才?

余轶南:一个人的潜力其实很大的程度上体现在他做过他过去并不擅长做的事情,但是能够快速钻进去并把这件事情干好。所以我面试时一般会问 “有哪些事情是你不擅长但结果做特别好的?”

晚点:那么,有什么事情是你曾经以为自己不擅长但事后看是做特别好的?

余轶南:我曾经以为我不擅长做 to B 业务,刚开始管理地平线智驾产品时,我第一件事不是跑去做产品的定义和做技术的分析,而是花 3 个月跟我们销售把当时全国五大片区跑一遍,每个片区跑两周。

在不断给客户介绍产品和技术过程中,一次次跟客户把酒言欢、相见恨晚过程中,我对技术、业务的思考就不一样了。

晚点:你身上有一种技术人员罕见的江湖大哥气质,这是那几年与客户把酒言欢历练出来的吗?

余轶南:我在百度工作时还是纯粹的科学家,后来在地平线创业的 9 年,从技术人员变成产品线负责人,再延伸到产品运营、商务管理等等,这一路我点的 “技能树” 又多又杂,财务、法务、供应链、谈判、喝酒,全链条。这次创业,我又学到了新的技能——融资。

晚点:机器人公司的估值正在水涨船高,宇树超 70 亿元,银河通用超 30 亿元,还有很多估值在 10 亿元以上的公司。这么看,你们现在融了 2 亿元并不多。

余轶南:就这个产业未来 50 年真正能产生的价值而言,你列举的这些公司估值都还太低了。机器人产业会比汽车工业规模更大,它对社会底层基础设施会带来巨大变化,影响更为深远。今天在大街上还没有机器人走来走去,但我相信我们的下一代会习惯机器人在大马路上走来走去。

如果这样判断,按目前全世界汽车市场每年的销量大概是 9000 万台来看,未来机器人全球出货量会更大。

晚点:面对越来越多具身智能参与者——车企、科研团队、传统机器人公司,你比较害怕哪一种对手?

余轶南:现在的几类对手:创业公司、中号企业、超级巨头,跟他们的竞争是有时间顺序的。

第一类是创业公司,大家还没搞清方向,处在 “春秋时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你说你的、我说我的,都有自己的逻辑闭环,谁也证明不了谁对谁错。等后面 “战国时代”,所有人战场上见。现在智驾已经处在战国时代,机器人产业还在春秋时代。

还有一波已经在细分市场上取得巨大成功的中号企业,比如扫地机器人、无人机、电动平衡车这样的品类。如果他们转型做智能机器人,可能三年之内会成为我们在战场上直接见面的对手。

晚点:中号的企业如果这一两年内就要进场了,你们怎么防守?

余轶南:我们就轻装上阵。他们一方面要把现有技术做好,还要分一部分资源干新的市场,难度也很大。

第三波是巨头,比如字节、华为、小米、比亚迪、理想这样的公司,他们在自身战场上的仗还没打完,所以会在更晚一些入场。现在机器人市场也还不够大,未来技术成熟、趋势明确,巨头进来就是要抢蛋糕的。

汽车市场大概是 2.5 万亿元规模,而机器人至少要达到 5%~10% 的汽车市场规模,也就是 1250 亿元至 2500 亿元时,巨头才会入场。

晚点:你刚才说三波梯队,很像汽车领域的竞争。

余轶南:我觉得机器人产业的竞争节奏会在汽车和扫地机这两种产品之间——扫地机 6 个月一个迭代,汽车大概 15 个月一个迭代。

晚点:竞争烈度呢,也在这二者之间?

余轶南:还没到那个阶段,大家目前都还处在形成共识的阶段。

晚点:你会担心出现像 DeepSeek 这样的黑马吗?本来大家都还在搞 DAU,突然业内杀出来一个模型能力、技术能力很强的对手,能做出与需求契合度更高的产品?

余轶南:软硬件结合的赛道不会,纯软件赛道很有可能出现。

晚点:这个行业是不是也需要巨头入场,共同培育?

余轶南:肯定是的。华为进入汽车市场,早期的产品可能不行,但它带来了泼天的流量,让小米接住了。用户都跑去看汽车了,手机这种商品就没人关注了。这个就是巨头入场的核心价值。

晚点:所以最可怕的竞争是前面巨头入场带来泼天流量,被另外一家接住了。

余轶南:我们希望汽车是雷总最后一次创业。到时小米真做了机器人,他可能会说,机器人也是一种车。

题图来源:《机器人总动员》

- FIN -

跳转微信打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