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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后一公里回到第一公里: 以“三重嵌入”,实现科技前协同

2026年11月16日 08:00

原创 HBR-China 2026-11-16 08:00 北京

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需要从科技研发的“第一公里”开始。

中国企业习惯把科技成果转化称为创新的“最后一公里”,但是一些进入科技创新并跑甚至领跑阶段的中国企业发现,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需要从科技研发的“第一公里”开始。

当下,中国许多行业的科技创新已经进入并跑领跑阶段,管理者面临新挑战:在技术研发不确定性与成果转化不确定性持续增大,且二者叠加的情况下,如何保障从研发到产业的高效转化?

对于中国煤机装备领域的龙头企业——天地科技来说,研发新技术、制造高端装备是企业的核心工作,尽可能缩短每一项技术从研发到产业化的周期是工作的核心目标。近年来,我们在工作中发现了一个新现象:产业用户在研发阶段就介入的项目,成果转化率普遍较高;而产业用户在成果形成后才接手的项目,尽管采取了建转化平台、设成果经理、增加奖励、引入资本等诸多措施,但转化率仍然相对不高。

这种转化效果的差异,促使笔者对近20年来天地科技的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项目进行了系统分析,逐渐形成一个认识:当研发的技术处于跟跑阶段,有可参照的成熟技术路线与完备产业配套体系,则“先研发、再转化”的线性后端协同,是高效可行的做法;而当研发的技术处于并跑领跑阶段,技术研发本身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大,适配新技术的产业配套体系也需要重新构建,技术研发周期与成果转化周期随之拉长,二者串联叠加,进一步放大了创新全流程的时间成本与试错成本。因此,构成科研转化率分化的深层根源,是创新位阶的跃升,而非创新能力的退步。

基于这一认识,笔者进一步思考:如何通过有效机制,将协同关口从研发链条的后端前移到前端,使研发与转化由串联变为融合,让技术研发从第一步就对接产业需求、锚定应用场景、整合外部资源,从而保障从研发到产业的高效转化。

为此,笔者在剖析天地科技及相关行业若干正反面科技成果转化案例的基础上,提炼出了能有效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率的“科技前协同”模式及“三重嵌入”机制(见下图)。

这套模式与机制,来自笔者长期从事企业管理、产业技术经济研究、煤矿机械装备研发与制造等工作的一线观察与实操经验,本文将详解这套模式的核心要点,以及“三重嵌入”机制的具体做法。希望这些来自煤机装备研发制造的实践经验,对于中国的矿山装备、能源装备等传统装备制造业,乃至科技型企业治理、国家科研评价体系改革等也有借鉴价值。

科技前协同:

以“三重嵌入”回到研发源头

科技创新协同关口从研发链条的后端前移到前端,笔者称之为“科技前协同”,即在创新链前端—基础研究选题、应用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立项阶段,就把产业用户、上下游伙伴、高校院所等请到立项桌前,共同参与科学问题凝练、技术路线论证、核心指标标定和交付目标设定。

这里的“前端”不等于越早越好,也不等于用短期市场需求替代科学探索。它指的是尚未形成具体成果、距离最终应用较远、不确定性较高的研发源头。协同在这个阶段发生,各方共同承担的是知识生成和方向判断的风险,而不是等成果成熟后再讨论如何分配。

科技前协同不是流程简单前移,而是创新链重构,是在创新链前端就围绕研发活动形成深度嵌入关系。真正的前协同也不是多签一份战略协议,或者在立项前增加一次用户座谈。判断它是否发生,可以问三个问题。

1.产业需求有没有改变研究选题?

2.真实场景有没有改变技术路线?

3.外部资源有没有改变立项结构?

如果三个答案都是否定的,合作即使启动得很早,也仍然只是传统模式的前置沟通。因此,科技前协同的操作内核,关键在于“三重嵌入”。

第一重:需求嵌入选题  

用联合基金让需求进入基础研究选题

研究选题,是科技创新的第一道关口,决定研发资源的最终流向。在传统范式下,选题主要由研发机构依据科学前沿和技术逻辑独立确定,产业需求通过成果转化环节间接传递,这常常导致研发团队“想做什么做什么”,而不是“产业要什么做什么”的偏差。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天地科技先后实践了两条路径,以强化产业端的需求导向。

一条路径是调研企业需求、邀请产业专家参与立项评审等等临时性的需求对接。这种方式虽能一定程度引入外部视角,但多属临时性任务安排,参与人员无须对后续研发进程与成果转化结果负责,意见表达的审慎性、约束力不足。

另一条路径是设立联合研究基金、校企联合项目等等制度化协同载体。这种方式持续性较强,参与方均须对研发过程与转化结果共同负责,权责绑定、利益关联,易于形成“人人负责、人人认真”的约束机制,使产业需求从参考意见上升为立项依据。在多年实践的基础上,天地科技逐步将设立联合研究基金和校企联合项目作为引入产业需求的主要方式。这种协同载体,以制度化、契约化的方式,确保了“需求嵌入选题”机制的稳定运行。

具体而言,天地科技的联合研究基金从重点方向和研究领域两个维度交叉确定立项数量,最终聚焦于智能装备可靠性与寿命预测、矿山灾害智能防控等长期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研究方向,覆盖了从地质、装备、控制到环保的全链条基础研究领域,按照行业基础条件和研发梯次计划,年均立项15~20项。联合基金以“企业出题、高校揭榜、共同凝练、过程共管、成果共享、转化共推”形成闭环机制:天地科技联动煤炭生产企业梳理现场难点,形成需求清单和年度指南;高校团队按需申报,校企共同界定研究边界、细化技术路线、确定考核指标和交付标准;项目实施过程中,企业专家通过中期评估和节点验收校正方向;成果归属和应用安排在启动前约定。

以联合研究基金为载体,煤炭生产企业不是只对成型成果提意见,而是在选题阶段共同提出待解决的科学问题和技术难题,共同判断立项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这样做不是让研发团队只做客户眼前要的事,而是用产业一线的真实问题激发基础研究,让研发从第一步就提高“做对的事”的概率。

天地科技的联合研究基金成果颇丰。按照公司阶段性项目统计,2023—2025年,基金已累计支持项目近60项,产出高水平SCI/EI论文100余篇、授权发明专利200余项,形成了一批具有行业引领性的基础理论成果,支撑了煤炭开采业核心装备提质增效与灾害预警系统迭代升级。比成果数量更重要的是,这套机制改变了基础研究的出题方式,让“理论问题从哪里来”与“产业难题如何解”在立项时就建立联系。

第二重:产业嵌入攻关  

以立项前联合实验室让场景进入技术路线

攻关阶段,是技术路线从多种可能收敛到具体实现的关键阶段,涉及大量工程化、参数化、系统化的决策。传统范式下,攻关由研发团队独立完成,产业侧的场景约束、工艺条件、工程经验等要素往往要等到中试乃至产业化阶段才被发现,由此引发反复调整和资源浪费。为了让产业侧要素及早、有效进入技术路线论证,天地科技的做法是,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及大型煤炭生产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将12个煤矿智能化、矿山装备可靠性等专业化前端联合实验室设在研发活动发生的源头,让研发团队与高校团队在同一物理空间、同一科研目标下长期协作。

联合实验室实行双负责人和定期联席评审机制,由企业技术专家与高校学科带头人共同牵头治理:企业开放试验场景、工况数据、中试平台和产业化通道;高校投入理论模型、算法软件和研究团队;终端用户提供现场参数、工业试验条件和应用反馈,确保研发方向紧贴实际需求。这些实验室聚焦智能开采控制、液压支架电液控制等核心领域,在立项前就开展技术路线共研、核心参数共定、研发风险共判、试验方案共商,将工程约束、工况边界全方位嵌入研发设计源头。

产业侧的场景数据、工艺参数、现场条件和工程经验,在技术路线收敛之前就向联合实验室的研发团队开放;研发团队的初步方案同步回到产业侧,经真实工况快速验证。许多后期才暴露的适配问题,由此转化为前期可以讨论的设计约束。这种安排的价值,不只是缩短物理距离,而是让场景约束成为研发方案的一部分,让技术路线从一开始就贴近真实工况、贴近客户需求、贴近产业边界。

近三年,这些联合实验室累计产出行业标准16项、核心专利200余项,形成示范应用工程20余个,多项原创性技术成果快速实现从实验室到现场、从样机到产品的转化,相关关键技术攻关周期平均缩短30%以上,研发迭代成本显著降低。

其背后的变化是,企业不再等技术成型后要求用户适配,而是在成型之前让技术适配真实环境。

第三重:资源嵌入立项  

 “用户、研发、场景”三方共绘锁定重大攻关目标

立项阶段,是研发资源的配置决策点,涉及经费、人才、装备、时间等多种要素的投入安排。传统范式下,立项资源主要来自单一来源,纵向课题依赖国家财政经费,横向课题依赖企业自有资金,资本投入与成果转化之间存在较长的时滞,风险主要由研发方承担。为使多元资源在立项阶段即实现结构化整合,在国家重大专项项目和行业重点攻关项目中,天地科技探索实践了“用户—研发—场景”三方在立项阶段即共同绘制技术路线的做法。

立项筹备阶段,联合龙头煤炭企业,召开多轮联席评审与需求对接会,邀请用户总工程师、现场技术骨干全程参与,共同拆解需求、定义核心指标、划定地质工况边界、制定验收标准,将煤层赋存条件、生产效率、安全约束、全生命周期运维成本等真实场景要素,完整纳入项目任务书,以现场需求反向锚定研发方向、以工况边界约束技术路线,彻底改变“研发单方定标、用户被动适配”的线性模式。

不同类型资源在立项阶段就形成结构化组合:高校贡献知识与人才储备,企业贡献技术与工程化能力,用户贡献场景与工艺数据,资本贡献风险分担与长期耐心。资源嵌入立项的核心价值,在于把创新链前端的高不确定性转化为多主体共担的风险结构,从而实现更高强度、更长周期、更大规模的研发投入。

以千万吨级智能化综采工作面关键技术攻关为例,立项之初即锁定开机率、智能化覆盖率、复杂地质适应性等量化指标,将井下高地应力、复杂构造等约束前置融入仿真设计,研发团队与用户联合开展方案迭代与工业试验规划。项目落地周期缩短30%以上,成果已在全国20余个大型智能煤矿规模化推广,安全保障能力与开采集约化水平显著提升。该模式实现创新资源在立项阶段统筹整合、风险多方共担。

本质上,“三重嵌入”的机制带来两个根本转变:时间上,企业从“先研发再转化”转向“研发即协同”;关系上,高校、企业、用户和资金提供方从线性传递转向闭环反馈。科技研发前协同,不是把原有流程简单前移,而是重构研发目标、资源配置、风险承担和评价方式。

管理者如何建立前协同机制

前协同会增加前期沟通成本,也会带来知识产权、决策效率和风险分担方面的新问题。企业不能简单要求“所有项目都前移”,而应首先建立一套立项闸门,然后以一些具体机制以及正确态度对待前协同项目。

建立立项闸门

首先,管理者可以以三个判断筛选适合前协同的项目。

1.技术不确定性是否较高,企业单独判断方向容易出现偏差。

2.场景依赖是否较强,脱离现场难以确定核心参数。

3.资源跨度是否较大,需要高校、用户、供应商或资金提供方长期投入。

三项中有两项及以上明显成立,项目通常值得采用前协同。反之,技术路线成熟、标准明确、以工程复制为主的任务,不必为协同而协同。

之后,管理者还需在立项评审之前问六个问题。

1.问题是否共同定义。需求不能停留在“提升效率”“降低成本”等宽泛表述,而要被转化为可研究、可验证的问题。

2.场景是否真实开放。用户是否愿意提供必要的数据、工况、试验条件和人员,而不只是出具一份合作意向。

3.技术路线是否共同论证。研发方是否根据场景反馈调整了方案,还是各方只在既定方案上签字。

4.资源是否同步到位。知识、技术、人才、场景和资金由谁投入,何时投入,投入不足时如何处理,都应在立项前明确。

5.权利和风险是否提前约定。知识产权、成果使用权、数据边界、追加投入、项目退出和失败成本,需要在合作热情最高时谈清楚,不能留到问题出现之后。

6.评价是否覆盖过程。除论文、专利、奖项和销售收入外,还应观察产业方参与程度、锁定的应用场景、现场验证速度、外部资源投入和关键假设被证伪后的调整效率。

这六个问题中,如果前三项没有实质答案,项目不宜以“前协同”名义立项;如果后三项没有形成书面安排,项目即使启动,也容易在执行中退回传统的单边研发。

以稳定载体降低重复协商成本

前协同不是每个项目都从零开始组队。联合基金、联合实验室和长期项目群的意义,在于把合作规则、数据边界、评审机制和成果安排沉淀下来。企业可以先在一个高场景依赖、合作基础较好的技术方向试点,形成标准协议、联合评审模板和退出机制,再逐步扩大范围。

允许前端失败,但要求尽早暴露问题

前协同并不能保证每个项目成功。它真正降低的,是方向错误被发现得太晚所造成的浪费。管理者需要把失败容忍从口号转为规则:各方在立项时共同识别关键假设,设置验证节点;假设被证伪后,可以调整路线或停止投入,不把及时终止视为简单的项目失败。

从最后一公里回到第一公里

企业习惯把科技成果转化称为创新的“最后一公里”。但很多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源头都在第一公里:确定研发选题时没有真实需求,攻关时没有真实场景,立项时没有形成可持续的资源结构。

科技前协同并不否定成果协同,而是把协同起点从成熟成果前移到研发源头,重新安排方向判断、技术决策和资源配置。需求嵌入选题,解决方向是否正确;产业嵌入攻关,解决路径是否可行;资源嵌入立项,解决投入是否可持续。三者共同作用,企业才能在保留后端转化能力的同时,减少后期适配和重复返工。

这套方法仍需要更多行业和企业的实践检验。天地科技的案例只能说明,在场景复杂、技术周期长、产业协作密集的领域,从成果协同走向源头协同,能够提高研发与产业之间的前端匹配度。对于科技型企业的管理者而言,真正值得追问的,不只是成果出来以后由谁负责转化,还包括项目立项那一天,谁已经坐在桌前,哪些约束已经进入方案,哪些风险已经共同承担。

张林 任世华 | 文

张林是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正高级工程师,长期从事企业管理、产业技术经济研究、矿山装备研发与制造及煤矿智能化研究工作,曾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任世华博士是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改革发展部副部长,长期从事煤炭相关战略和产业政策研究、技术发展趋势预判、科研项目过程管理等工作。

程明霞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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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不够,也能拿下职场大结果|直播预告

2026年11月16日 08:00

HBR-China 2026-11-16 08:00 北京

聚焦职场中的权力困境。

无论你是否身处管理岗位,职场中的每个人都可能遇到“权力卡点”。

比如,你可能缺少正式职权,难以管理和调动身边的人;或是无法参与关键决策,也无权支配相关预算;当你在谈判中缺乏足够的筹码时,面对对方强势的要求,往往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当“权力不够”成为职业发展中的瓶颈,该怎么办?

如果仅凭手中有限的职权来发号施令,可能会引发他人的抵触;如果为了得到权力而不择手段,甚至放下原则和底线,人终将被权力反噬、付出更大的代价。

实际上,要想在职场中取得成功,好的路径不止一条。那些善于拿下“大结果”的人,在相对弱势的条件下,也能以创造性的方法寻求突破、改变局面。

本期直播,我们将聚焦职场中的权力困境。在《哈佛商业评论》近期发表的文章中,职场专家与谈判高手针对这一难题均给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哈佛商业评论中国执行主编程明霞将分享文章精华、鲜活故事与行动建议,并围绕以下问题展开探讨:

  • 当权力不够时,如何通过提升自身影响力来取得更好结果?

  • 面对不均衡的局面,如何在谈判中强化自身筹码,实现双赢而非双输?

  • 如何在职场中有效整合资源、深化人际联结,提升自己的长期竞争力?

此外,我们还将结合具体的AI应用场景,探讨人机之间的权责矛盾。如今,许多企业已部署AI系统,但AI做出的决策却常被员工推翻。员工为何习惯性绕过AI?当AI出错时,员工又该如何避免“背锅”?

不止于分享,好的问题需要更多观点碰撞。欢迎评论区分享你对于本期话题的见解,或者困惑,11月26日周四晚7点,锁定直播间,我们一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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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静怡|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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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雷德·戴蒙德:伟大的领导者,可能只是赶上了好时候

2026年11月15日 08:00

原创 HBR-China 2026-11-15 08:00 北京

领导力没有万能公式

如果一家企业连续两年业绩下滑,董事会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更换CEO;如果一支球队接连输球,人们也会把矛头指向主教练。在人们熟悉的叙事里,领导者似乎总是组织成败的关键。但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并不认同这种思维。

这位89岁的美国学者、《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的作者,在研究了跨越不同时代、领域的领导者之后,得出了一个颇具挑战性的判断:领导者固然重要,但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重要。他援引相关研究指出,CEO个人、企业本身和所属行业的影响大致各占三分之一。把失败全部归咎于领导者,或者把成功完全归功于某个天才人物,都可能让人们误判真正的问题。

戴蒙德以研究人类文明的宏大问题著称。从《枪炮、病菌与钢铁》到《崩溃》《剧变》,他的目光长期投向地理、环境与历史如何塑造人类社会。而在新书《财阀、先知、主帅与君王》中,他把观察对象从整个社会转向具体的个人。这背后,有一个困扰他数十年的问题:如果希特勒没有成为德国的独裁者,他的家族乃至整个世界的命运是否会截然不同?带着这样的追问,他试图理解:究竟是什么让某些人拥有改变历史的力量?

近日,我们与戴蒙德展开了一场对话。从“时势造英雄”,到企业是否应该频繁更换CEO,再到商学院究竟能否培养出优秀领导者,他不断挑战那些看似理所当然的答案。他尤其提醒我们,不要执着于寻找唯一重要的因素。就像幸福的婚姻不可能只依赖一个条件,领导力同样无法被归结为某一种特质、某一条原则,或者某一个人的功劳。

不是时势造英雄

而是历史给了英雄机会

HBR中国:您过去的作品大多聚焦塑造人类社会的宏大力量,这一次却把目光转向个体。是什么促使您研究领导者?

戴蒙德:我出生于1937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长大,一直活在希特勒的阴影之下。我的父母、祖父母从欧洲移民到美国,留在欧洲的很多亲人在战争中离世。我太太来自波兰,她留在波兰的家人也有几位不幸遇难。所以,我一直在问自己:如果希特勒没有成为德国的独裁者,我们家人的命运会不会完全不同?

另一方面,在科研生涯中,我也遇到过各种领导者。有的人支持我的研究,为我创造条件;也有人把实验室搞得一团糟。这些经历让我意识到,领导者确实能够深刻影响其他人的人生。

HBR中国:中国有句老话叫“时势造英雄”。从您的研究来看,究竟是个人塑造了历史,还是历史塑造了个人?

戴蒙德:我的看法是:不是历史造就了英雄。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英雄。我长期做田野调查的新几内亚,也有杰出的人物。他们富有感召力,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是谁。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对世界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体量庞大、国力强盛的国家,一位杰出的领导者有机会改变整个国家,甚至影响世界。但新几内亚的英雄,即使拥有同样出色的能力,也很难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

所以,我认为:不是时势造英雄,英雄一直都存在,只是历史给了某些英雄改变世界的机会。

HBR中国:那么我们能不能提前识别,什么样的人有机会成为杰出的领导者?

戴蒙德:很难,甚至可以说,我们做不到。

希特勒30岁之前,没有人看得出他会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一战期间,他只是一名普通士兵,战友们不认为他有什么特别之处。直到30岁时第一次发表演讲,他才发现自己擅长演讲。

美国总统杜鲁门也是一个例子。他没有上过大学,当总统之前并不起眼。但接任罗斯福成为总统之后,他表现出惊人的果敢,面对结束二战、柏林空运危机、罢免麦克阿瑟将军等重大难题,都展现出决断力。

比尔·盖茨小时候擅长计算机,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美国有成千上万这样的年轻人,为什么偏偏是他创办了微软?即使事后回顾,我们也很难完全解释。

HBR中国:对领导者而言,识别时代窗口有多重要?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机遇的作用?

戴蒙德:我把领导者与机遇的关系分成三种情况。

第一种,领导者看见机遇,并主动选择何时采取行动。比如戴高乐,他曾在1946年主动辞职,因为他认为当时的法国政治环境不适合自己施展领导力。此后,他一直等待合适的时机。直到1958年,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引发法国政治危机,他意识到重新出山的机会来了,于是重返政坛。

第二种,外部危机打开了机会窗口,领导者顺势登场。丘吉尔就是如此。1940年,德国入侵法国,引发英国政治局势变化,时任首相张伯伦辞职,丘吉尔因此获得出任首相的机会。他并没有主动创造这场危机,也无法决定机会何时出现,但历史把机会推到了他的面前。

第三种,领导者恰好处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位置,自己却浑然不觉。扎克伯格2004年在哈佛大学读大二,恰好赶上社交媒体兴起的技术窗口。他不是事先预测到这一切,只是恰好身处其中。还有成吉思汗。我们今天知道,当时蒙古草原经历了一段降水充沛的时期,为他的军事扩张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成吉思汗本人并不知道这个气候背景。

所以,并不是所有伟大的领导者都能预见未来。有的人主动抓住机遇,有的人等待机遇到来,还有的人只是碰巧赶上了时代。

换掉CEO,就能改变一家企业吗?

HBR中国:很多组织一遇到危机,第一反应就是更换领导者。企业业绩下滑要换CEO,球队成绩不好要换教练。您怎么看这种思路?

戴蒙德: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误区。

我所在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篮球队成绩不好时,学校就换教练。我们已经换过八任教练了。最近我还看到消息,学校因为不断更换教练,已经付出了1.5亿美元的代价,但球队成绩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好。为什么?因为教练并不是决定球队成绩的唯一因素。

企业也是一样。一家公司连续一两年利润下滑,董事会就决定换掉CEO,但问题可能来自行业周期,也可能来自企业自身,而不全是CEO的责任。

我认为至少应该给CEO五年时间。新上任的领导者,一两年内很难带来根本性的改变。不要第一年业绩不好,就想着把人换掉。

我自己在两家非营利组织的董事会任职。我们每年都会评估负责人的表现,但一年实在太短了,参考价值有限。我的建议是,可以每三年进行一次预警性质的评估,等到五年,再判断是否需要更换负责人。

HBR中国: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区分,哪些成果来自领导者个人,哪些来自企业自身、行业或者外部环境?

戴蒙德:统计学提供了一个工具,叫方差分析。我们可以用它来拆分CEO、企业本身、行业以及年份对企业业绩的影响。

相关分析得到的结果很有意思:年份的影响最小,而CEO个人、企业本身、行业这三个因素,对业绩的影响大致各占三分之一。比如宝洁,这家公司经营了150多年,换过很多管理者,但长期保持稳定盈利。这说明企业本身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

行业也很重要。有的行业天然更容易赚钱。比如香水行业,一款成功的香水就可能创造巨额利润。

因此,如果一家公司经营得不好,你不能简单地认定是CEO无能;反过来,一家公司赚了很多钱,也不能把全部功劳都归给CEO。

HBR中国:不同行业的领导者,能够发挥的作用其实也很不一样。

戴蒙德:英语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词,discretion,意思是自主裁量权,也就是一个人可以自由决策、施展影响力的空间。

比如,美国的水电行业受到严格监管,政府甚至会限定收费标准。这样的企业,即使换了CEO,也很难发生颠覆性改变。但香水、女装、时尚行业完全不同。一位负责人可能推出一款爆款香水、一件受欢迎的裙子,就直接改变公司的业绩。

所以,如果一个25岁的年轻人问我,应该去什么行业工作,我会这样回答:如果你想冒险成为亿万富豪,同时愿意承受被解雇的风险,那就去香水、时尚行业。如果你希望收入稳定,不想轻易失业,那就去公用事业、铁路或者造船厂。铁路轨道铺好之后可以使用几十年,领导者不会随意改变。

这不是说哪种选择更好,而是说,不同的行业决定了领导者拥有多大的发挥空间。

领导力没有标准答案

HBR中国:很多商学院和企业都投入大量资源培养领导力,通常的做法是研究成功的CEO,提炼他们身上的共同特质。您的研究是否意味着,这种领导力培养方式本身就存在偏差?

戴蒙德:商学院经常强调一个词:魅力。似乎伟大的领导者必须富有感染力。

但成功的领导方式远不止一种。有些领导者依靠个人魅力;有些依靠威慑,让人敬畏,比如斯大林和皮诺切特。还有一些领导者善于说服、共情。

另一些人擅长组织高质量讨论。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肯尼迪总统召集顾问开会,然后自己离开房间,让大家能够放下顾虑,自由表达观点。

还有一种领导者,非常善于挑选优秀的追随者。比如林肯,他把政治竞争对手邀请进内阁,组成了著名的“对手内阁”,让不同的优秀人才共同工作。

所以,魅力只是有效领导方式中的一种。你可以靠魅力,也可以靠说服、共情、组织讨论、识别优秀人才取得成功。不要以为只有一种方式可以成为优秀领导者。

HBR中国:在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人走茶凉”。领导者离任之后,人们可能很快就会忘掉他,很少有人再去讨论他曾经的贡献,所有人的目光转向新任者和新的业绩。

戴蒙德:这个现象让我想到两位朋友。一位是洛杉矶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另一位是我们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前院长。

这位院长做得非常出色,争取到大量资金,也引进了优秀人才。但十年之后,她主动卸任。她说,院长任期十年就够了,十年之后,我很难再有新想法,需要新人带来新思路。而那位博物馆馆长任职快八年了,刚上任时带来很多新构想,改造博物馆成效显著,但她也在考虑退休。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领导者的合适任期是多久?有的领导者可以执掌很久,比如新加坡的李光耀,任职长达四十年。不同国家对领导者的任期也有不同安排,各有优劣。任期短,可以更快换掉不合格的领导者;任期长,则让领导者有更多时间积累经验。

我个人觉得,对高层领导者来说,十年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折中方案。

HBR中国:如果让您给那些希望未来成为领导者的年轻人一些建议,您最想告诉他们什么?

戴蒙德:多和人交谈,多和朋友聊天。和别人交流的时候,看着对方的眼睛,认真倾听。理解别人,是一项必不可少的能力。

社交网络当然可以用,但不能只依赖它。美国人平均每天要花六个小时看屏幕,我认为这非常不好。我在新几内亚做田野研究时,那里过去没有手机,也没有文字,人们所有的交流都是面对面的。因此,当地人非常擅长理解别人,哪怕是小孩子,也有很强的共情能力。

我去一个村庄做研究。当地人总会安排一个人给我带路,因为他们担心我在丛林里迷路。有一次,他们派来的是一个五岁的小男孩。我们沿着山路往前走,旁边就是陡坡,我有些害怕。那个五岁的孩子看到之后,主动牵起我的手,带着我继续往前走。

你看,一个五岁孩子的社交共情能力,可能比很多35岁的美国人还要强。所以,我想告诉年轻人,多和真实的人交流,认真倾听。

还有一点,要友善待人,不要粗鲁。每个人都会犯错,但没有必要因此对别人恶语相向。当年招我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的院长,身边有不少很难相处的人。我曾问他,遇到这些人该怎么办?他告诉我,每个人身上都有闪光点。我选择看到别人好的一面,而不是一直盯着他们的缺点。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多看见别人身上的优点。

麻震敏 | 对话

周强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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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权力构筑“企业主权AI”:驱动核心竞争力自进化

2026年11月14日 08:00

原创 HBR-China 2026-11-14 08:00 北京

企业喂给大模型的不只是数据,更是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能将核心竞争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并进入自我进化轨道的企业,才能在AI的下一轮发展中占据主动。

今年以来,两起AI事件引发企业界高度关注。一起是某大模型平台用户信息泄露:用户上传文档处理,却收到其他用户的完整真实资料。另一起更为严重:某代码大模型被指默认静默上传用户整库代码,含敏感信息,客户端缺乏关闭控制,曝光后数百名开发者联合维权。表面上,两件事都是数据安全与隐私泄露,但若仅停留于此,就严重低估了问题实质。

企业喂给大模型的不只是数据,更是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企业竞争的根本在于差异性,差异性的载体是其工作流程,流程中承载着企业的数据、经验和判断标准,是企业安身立命之本。将这些内容不加区分地输入公有大模型,等于把差异性暴露给所有使用同一模型的主体,包括竞争对手。

当差异性不再专属,企业的护城河便会被削弱。企业因此陷入两难:不采用AI,效率与成本逐渐落后;深度应用AI,又面临核心竞争力被持续稀释。一个值得注意的现实是,面向个人的AI应用已相当广泛,但AI进入企业核心业务流程的速度显著放缓。这并非技术能力不足,而是深层顾虑:越核心的流程越谨慎,越谨慎则AI越难创造实质价值,形成恶性循环。这一困境不突破,企业级AI的增长就缺乏动力,这是整个产业的共性瓶颈,也是下一轮增长的关键突破口。

破局方向:企业主权AI

如何突破这一困局?业内有“not your weights, not your product”(不是你的模型权重,就不是你的产品)之说,但对企业而言,模型可以替换,权重本身并非关键。这里的“权重”不必狭义理解为模型参数:模型可以替换,真正要留在企业内部的,是本体、评测体系和运行中积累的经验。相关观点指出,企业级AI竞争的重心正从“谁的通用模型更强”转向“谁掌握智能的所有权与进化的主动权”。这一判断揭示了一个重要趋势,智能的所有权正在成为新的竞争分水岭。从企业竞争力层面看,这一理念可概括为“企业主权AI”,它可能成为AI的下一步发展方向。未来,企业在AI领域的竞争不再是模型军备竞赛,而是核心竞争力的掌握之争。谁能将核心竞争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并进入自我进化轨道,谁就能在AI的下一轮发展中占据主动。

只有当企业确信能掌握自身竞争力并让它持续提升时,才有动力深度拥抱AI。如果AI意味着核心竞争力的让渡,企业自然会持审慎态度;但如果AI能让企业越用越强,且增强的部分留在企业内部,深度应用就会真正发生。企业主权AI,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路径。

它不是为“私有化”而私有化的封闭系统,而是帮助企业在AI时代构建一套既能牢牢掌控竞争力,又能实现持续生长的机制。其中的关键在“递归自我改进”(Recursive Self-Improvement,RSI):每一次业务运行都沉淀经验,推动系统小幅优化,下一次业务运行便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如此循环往复,形成自我驱动的进化闭环。传统企业的流程进化依赖企业家洞察与管理团队推动,是间歇的、由人驱动的,但AI的介入让企业的工作流程进化变成一个持续的、自运转的过程——竞争力的提升不再依赖个别天才,而是成为系统能力。

要确保这一闭环始终掌控在企业手中,必须构建四重主权体系:数据控制权、上下文控制权、标准控制权与安全边界权,分别对应数据归谁所有、规则由谁定义、好坏由谁评判、边界由谁把控。需要澄清的是,四重主权是手段而非目的。许多企业一上来就谈“私有化部署”“数据不出域”,投入大量资源,最终却只是将数据与流程从公有云迁移至自有数据中心,核心能力并未得到实质性提升。

企业主权AI的落地路径:两个样本

理念明确之后,企业应如何搭建主权AI的框架?它不是可以直接采购的标准化产品,也不能简单交给服务商“开发完成、交付上线”。主权AI的真正落地,服务商可以协助搭建框架、开发部分智能体,但最核心的部分(包括构建智能体、定义流程、沉淀能力等)必须由企业自身的行业专家主导完成。这一判断正在两个行业的实践中得到验证。

[ 实践一 ] 某知名三甲医院的MDT探索

传统诊疗以科室为中心,患者罹患复杂疾病需往返各科室,专家经验分散,难以形成合力。而AI正从两方面改变格局。

第一,多智能体协同。以脑转移瘤多学科会诊(MDT)为例,围绕单例病例,多个智能体形成分阶段协作机制,AI协助提供方案排序、证据链条与争议点,医生始终在流程中,可随时介入、追问、修正并做出最终决策。更关键的是,新的人机协作流程形成了“事实结构化到数据回流”的闭环:每次真实会诊中,医生的判断、纠偏与最终决策等原生数据回流至系统,持续优化智能体能力。流程应用越广泛,数据质量越高,模型能力越强,这正是RSI机制在行业场景中的具体体现。

第二,医疗模式变革。AI驱动诊疗从以科室为中心转向以患者为中心。围绕同一位患者,多学科专家经验通过智能体系统集中调用、交叉验证与协同决策。能力聚合的效果已得到数据验证:胰腺癌单病种智能体将术后并发症漏诊率从35%降至10%,模式已从单一科室扩展至8个科室、30个联合创新项目,专病本体库沉淀了医院自身的临床认知。会诊产生的数据与纠偏记录均留存于医院体系内,用于持续优化自有智能体。诊疗这一核心能力掌握在医院自己手中,并通过日常业务持续进化,这是企业主权AI的实践范例。

[ 实践二 ] 某高端精密制造企业的AI实践

制造业的实践遵循同一逻辑,只是呈现形式不同。在传统离散制造中,加工顺序是不变量,关键设备分散布局,各自拥有隐性标准,能力碎片化与数据的碎片化相伴而生。这家企业反其道而行之,将设备从按加工顺序排布调整为按能力类型集中,使不同产品的加工流程反复经过同一能力中心,以牺牲局部顺畅换取整体能力密度的提升。

但物理搬迁带来的集中终究有限,物料与调度成本决定了其上限。AI改变的是信息传递的成本:一套本体、一套标准、一批样本,几乎可以零成本流转到任何场景,能力集中由此从物理归堆走向逻辑收敛,实现认知层面的集中与物理层面的灵活。这一路径的成效已得到验证:在AI流程智能工程师支持下,来自各部门的联合项目团队完成了多个场景的开发,其中研制任务书编制时间从2至4小时缩短至10分钟。企业明确提出,不得使用自身数据训练通用大模型,而应训练自有模型,并将构建工业本体列为主权AI最核心的建设方向。智能体每次运行的结果与专家纠偏均沉淀至企业自身的本体与评测集中,运行过程本身就是积累过程,提升的能力留存于内部,转化为企业自身的资产。

这两个行业的业务流程截然不同,却指向同一本质:AI for Process(AI重塑流程)不是只在既有流程中增加若干辅助智能体,而是借助AI将分散的业务能力集中起来,提升能力密度,再造业务流程,并在运行中持续沉淀专业知识与能力壁垒。通过结构化的流程再造,企业将能力进化的循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而非依赖合作厂商。

落地企业主权AI的几个关键点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主权AI不同于传统IT软硬件,它无法直接采购,而是一套需要企业自身逐步构建的能力体系。当下关于流程再造的讨论大多聚焦于“如何改”,默认其成果将自然留存于企业内部,但这一前提并非自动成立。如果新流程依赖外部系统运行,数据只会持续训练供应商的模型,流程再造越成功,企业反而越深度嵌入外部厂商的体系。以主权AI为目标,流程再造的起点就不是“流程如何跑得更快”,而是“流程应当如何设计,才能使企业的数据、判断与经验持续回流至自身系统,不断增强组织价值”。

落地中有几个关键点。

第一,选择合适的合作模式。一个常见误区,是将主权AI等同于传统软件项目:企业向服务商提出需求,服务商完成开发、交付上线,企业支付费用。在这种模式下,服务商为企业开发一个个智能体,企业自身的能力却未真正增长。智能体越多,对供应商的依赖越深,因为这种模式本质上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的能力托管。真正的主权AI落地,双方应是“框架共建”而非“项目外包”的关系:服务商提供底座、方法论与工程能力,以支持企业自身的行业专家能够在框架上构建智能体、定义流程、沉淀能力。模式是否有价值,判断标准十分清晰:项目完成后,企业的独立运转能力是增强了,还是对供应商的依赖加深了?

第二,关注合作伙伴的中立性。主权AI的核心是企业自身掌握定义权。如果服务商本身就是大模型厂商,双方便天然存在利益冲突。企业的本体、评测集、专家判断最终可能被整合进模型厂商的通用能力之中,无异于请竞争对手协助构建自身的护城河。因此,中立性是一项基本前提:服务商不从事基础大模型业务、对模型厂商没有偏好,提供的运行底座也开放、可替换,企业才能放心部署自身业务知识,随时替换模型与技术路线。同样,服务商提供的运行底座本身也应当开放、可替换,并支持企业自行运营,否则企业只是把依赖从模型厂商转到了平台厂商。

第三,锁定长期价值锚点。许多企业在规划主权AI时优先考虑算力、数据规模与模型效果,这些因素固然重要,却并非长期价值的核心锚点。算力与数据,企业迟早能够实现自主管理,模型层的优势则会被通用能力的持续迭代不断消解。真正能够沉淀下来、形成壁垒的是三个要素:本体、运行底座与评测体系。本体承载企业对自身业务的定义与判断标准,运行底座承载智能体的统一治理与持续运行,评测体系则承载着何为“对”、何为“好”的判定基准。这三者越用价值越高、越积累越难以替代,是企业主权AI真正的护城河。

最后,守住核心能力的边界。在使用外部模型与平台时,必须坚守前文所述的四重主权。效率可以购买,命脉不可托付。最深的“出域”风险,是将企业自我改进的循环外包出去:模型与算力都可借用,但将自身经验转化为自身能力的闭环进化流程,必须留存于企业内部。前述两个案例均印证了这一逻辑:知识和能力掌握在自己手中,进化的方向由自己决定,竞争力才会持续增强。企业主权不是为主权而主权,而是在不断提升竞争力的过程中保持对自身竞争力的掌控权。如果竞争力不提升、陷入固化,企业终将被拥有AI能力的竞争对手淘汰。

结语:AI的下一个爆发期

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重新定义企业核心竞争力。进入AI时代,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是基于自身数据和经验的自我进化能力。

外部的模型可以采购,外部的算力可以租赁,但企业自身的业务数据、专家经验和流程判断,买不来,也租不到。只有将这些沉淀为可进化的系统能力,才能构筑起AI时代真正的护城河。

AI的下一个爆发期属于企业主权AI。这一判断的重要意义不在提出新概念,而是指出一条AI真正深入产业内核的路径。只有当企业能掌控自身竞争力的进化方向时,才敢将核心业务交给AI处理;企业敢用了,AI才能从辅助工具升级为生产要素,释放远超消费级场景的巨大能量。AI下一波增长的动力,不在大模型公司手中,而在千千万万家拥有核心业务和行业知识的企业手中。谁先构建起自己的主权AI体系,谁就在这场竞争中占据主动。

郭为 | 文

郭为是神州数码董事长

程明霞 | 编辑

本文选自哈佛商业评论中国2026年11月 专栏- 通往ai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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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壳彭永东发起变革:专业的定义,已经被AI时代重写

2026年11月13日 08:00

原创 HBR-China 2026-11-13 08:00 北京

从链家25年,看一家交易平台的自我改造

2026年11月12日,在链家25周年之际,贝壳发布了愿景:“以专业,陪伴家的每一程。”

与此同时,贝壳宣布,使命“有尊严的服务者,更美好的居住”保持不变,并重新明确了四条核心价值观,其中一条是“让专业的服务者赢”。

在发布会上,贝壳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CEO彭永东重新谈起了“尊严”的来源。

“尊严能不能直接宣布?不能。尊严只能挣来。老左(链家、贝壳创始人)引过芒格的一句话:想得到一样东西,最好的办法,是让自己配得上它。怎么才算配得上?不骗人,有服务精神,有真本事。服务者配得上,消费者才会给尊重。”他讲道。

这看起来是一次企业文化的更新,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值得所有服务企业思考的问题:

当AI让信息越来越容易获得,服务企业究竟应该靠什么赢?

过去二十多年,中国很多服务企业的商业模式,都建立在信息不对称和规模扩张之上。谁掌握更多信息,谁拥有更多门店、销售人员和客户资源,谁就更有机会获得成交。

但今天,这些竞争优势正在受到挑战。

AI可以帮助消费者搜索信息、比较产品、分析价格,也可以帮助服务者完成大量重复性工作。过去需要依靠经验积累才能掌握的知识,如今正在变得触手可及。

当信息不再稀缺,消费者为什么还需要服务者?一家服务企业又凭什么继续获得收入和增长?

贝壳给出的答案是“专业”。

但真正值得研究的,不是企业为什么强调专业,而是一个更难的问题:如何让专业成为一种可以持续创造价值的商业能力?

尤其对贝壳而言,这场转型还包含一个更深层的挑战:

一家过去依靠规模和交易效率成长起来的企业,能否真正转向以消费者长期价值为中心的经营方式?

这或许才是贝壳25年后重新出发,最值得关注的变化。

链家25年

始终在解决同一个问题

要理解贝壳今天为什么重新强调专业,需要先回到25年前。

那时的中国房地产经纪行业,远没有今天这样成熟。房源信息不透明,交易流程缺乏规范,消费者很难判断一套房子的真实价格,也很难确认中介提供的信息是否可靠。

信息不对称,是经纪公司的重要利润来源。

2004年,链家开始推行“签三方约、阳光操作、不赚差价”。

这在当时是一个颇为反常识的决定。传统模式下,中介可以利用买卖双方的信息差获取额外收益。主动公开交易信息,相当于放弃了一部分原本可以获得的利润。

这项改革一度给链家带来经营压力,也引发了经纪人的流失。

2011年,链家又开始推行真房源。

当时,虚假房源是行业长期存在的问题。同一套房子,真实报价100万元,有的中介可能挂出80万元的价格吸引客户。谁的报价更低,谁就更容易获得咨询电话。

在这种竞争环境下,坚持发布真实价格,短期内反而可能失去流量。

链家选择了后者。

真房源推行初期,业务承受了明显压力。但随着消费者逐渐建立信任,真实信息开始成为链家的竞争优势。

回过头看,这两次改革常常被归纳为链家的价值观胜利。

但从商业角度看,它们还有另一层意义。

链家通过主动放弃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短期收益,换取了消费者更长期的信任。

这是一种不同于传统中介的竞争方式:当同行依靠信息差获利时,链家试图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建立优势;当行业普遍缺乏规范时,它通过制度提高服务的确定性。

这些选择之所以能够逐渐形成竞争力,是因为它们解决了消费者当时迫切的问题:消费者不知道房子究竟值多少钱,就让价格更透明;消费者担心信息不真实,就建立真房源标准。

换句话说,链家真正建立的竞争优势,并不是掌握了更多信息,而是愿意让消费者获得更可靠的信息。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它意味着,链家25年来不断变化的经营方式,背后始终有一条相对稳定的逻辑:找到消费者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并围绕这个问题重新设计企业的经营方式。

只是到了今天,消费者的问题正在发生变化。

在信息相对匮乏的年代,消费者首先需要的是知道真相。但在信息越来越丰富的今天,知道真相并不意味着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

一套房子的挂牌价格、历史成交记录、周边配套、交通条件,消费者可能都能查到。但这些信息并不能直接回答:这套房子究竟适不适合自己?

对于一个准备改善居住条件的家庭,换房可能意味着承担更高的月供、调整孩子的上学安排,甚至改变整个家庭未来几年的财务规划。房子不只是一个商品,还是家庭资产和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过程中,信息可以帮助消费者了解选择,却不能自动替消费者完成取舍。

这意味着,居住服务的价值正在从解决信息不对称,进一步延伸到帮助消费者应对复杂决策。

贝壳今天提出“让专业的服务者赢”,正是在回应这种变化。

AI时代

什么才是真正的专业?

如果说信息透明是过去二十多年房地产经纪行业的重要进步,那么AI正在进一步改变信息的价值。

AI时代所定义的专业实际与传统意义上的专业,已有明显区别。

过去,专业往往意味着知道得更多。医生比患者懂医学,律师比当事人懂法律,金融顾问比普通投资者更了解市场。专业人士凭借长期积累的知识、经验和信息优势,为他人提供服务。

而一个经验丰富的经纪人,可能需要多年才能熟悉一个区域的房源、价格、交易记录和社区情况。这些知识构成了他的职业门槛。但今天,AI能够帮助经纪人快速检索房源信息、分析市场数据、整理客户需求,甚至辅助完成部分咨询和沟通工作。

这意味着,单纯依靠掌握信息建立的专业优势,正在被技术削弱。

不过,信息获取成本下降,并不意味着专业服务的价值下降。

恰恰相反,在一些复杂服务领域,消费者拥有的信息越多,反而越需要有人帮助自己理解信息、判断风险、做出选择。例如,一个准备换房的家庭,可以通过AI比较不同小区的价格、户型、学区和通勤时间。但最终需要解决的问题可能是:为了改善居住条件,是否值得增加家庭负债?

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数据计算问题。它涉及家庭成员的不同诉求、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以及每个家庭对风险的承受能力。

专业服务者的价值,不是简单告诉消费者哪个选择更好,而是帮助消费者理解不同选择的代价。

正如彭永东在讲话中所言:“在今天,靠什么配得上?靠专业。AI会把简单的部分接过去,留给人的,是判断,是权衡,是陪一家人做好那些影响一辈子的决定。”

一家平台企业的“专业”转向

在讲话中,彭永东有一句话,值得注意。他说:

“往后这一段(时间),最要紧的,是完成一次发展方式的转变:从更多依靠信息和规模,转向更多依靠专业、品质和效率。”

这句话背后,是中国居住市场正在发生的一场深刻变化。

过去25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快速的增量扩张。房屋交易活跃,信息不透明,交易流程复杂,消费者最迫切的需求之一,是找到真实的房源,安全、高效地完成一笔交易。

链家和贝壳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

从真房源到ACN合作网络,从门店管理到数字化平台,它们将原本分散、低效的房产经纪服务,逐渐组织成一个能够大规模协作的交易网络。

更多的门店和经纪人,意味着更广泛的服务覆盖;更高效的交易协作,意味着更强的经营能力。过去25年,这套模式构成了贝壳重要的竞争优势。

但是今天,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存量时代。

房子不再只是不断买入、卖出的资产,更成为了一个家庭需要长期经营和改善的生活空间。

年轻人可能先租房,结婚后第一次买房,有了孩子需要改善居住空间,父母年老后又要考虑适老化改造。即使不再买卖房屋,一个家庭仍然会不断产生装修、维修、维护和改善居住品质的需求。

消费者真正需要的,越来越不是一次房屋交易,而是围绕居住生活持续获得专业服务。

这也意味着,一家以房屋交易为起点成长起来的企业,需要重新理解自己的价值。

在25周年的品牌升级中,贝壳将新的使命表述为“有尊严的服务者,更美好的居住”,将愿景确定为“以专业,陪伴家的每一程”,并提出“以消费者为中心,让专业的服务者赢”。

这些表述指向同一个变化:贝壳希望从一家以房屋交易为核心的平台,进一步走向覆盖租赁、买卖、装修及其他居住需求的综合服务平台。

它不再只希望在消费者买卖房屋时出现,而是希望在一个家庭不同的居住阶段,都能提供相应的专业服务。

这是一种新的增长方式,也对平台提出了新的要求。

过去,平台的效率,主要体现在让经纪人更快匹配房源、完成带看、促成交易,让一家门店服务更多客户。

未来,效率的含义需要进一步拓展:能否以更低的协作成本、更稳定的服务品质,帮助消费者解决更多、更复杂的居住问题?

一个擅长二手房交易的经纪人,未必精通装修设计;一个熟悉租赁市场的服务者,也未必具备复杂房产交易的风险判断能力。

消费者需要的不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经纪人,而是一群能够在不同阶段提供帮助、相互协作的专业服务者。

当消费者需要买房时,有人能够帮助他分析家庭需求、判断市场和房屋价值;当他希望改善居住环境时,有设计师能够提供空间方案;当交易涉及复杂的法律、贷款和产权问题时,又有相应的专业人士提供支持。

这些服务不必由同一个人完成,但需要能够围绕消费者的需求衔接起来。

从交易平台走向居住一体化服务平台,本质上是从组织一笔交易,走向组织不同专业能力,为一个家庭持续创造价值。

让组织围绕专业服务者重新运转

不过,对贝壳来说,真正困难的部分,可能还不是技术和业务能力,而是如何改变自己。

一家企业的组织能力,往往是在过去的成功中形成的。

链家和贝壳过去25年的成长,离不开交易流程的标准化改造,以及通过规模化协作提高经营效率。当企业长期围绕交易规模、成交效率和市场份额配置资源时,组织中的评价标准、利益分配和管理方式,也会逐渐适应这套逻辑。

但如果未来的目标,是帮助消费者作出更好的决策,并围绕长期居住需求提供服务,那么组织就需要重新理解,什么才是好的经营结果。

比如,一个经纪人花费大量时间了解消费者的家庭情况,认真分析不同房源的优劣,最终建议客户暂缓购房。

从消费者的长期利益看,这可能是一次非常有价值的专业服务;但从当期业绩看,它没有带来成交,也就未必能够带来收入。

如果平台仍然主要依靠短期成交评价服务者,那么这种专业判断就很难获得持续激励。

这正是“让专业的服务者赢”面临的现实考验。

它不仅意味着培养更多专业人才,还意味着平台需要重新思考:什么样的服务真正为消费者创造了价值?如何让不同专业能力更高效地协作?如何让那些为消费者解决问题的人,获得与其专业贡献相匹配的回报?

这些问题的答案,决定了贝壳能否真正从一家擅长组织交易的企业,成长为一家擅长组织专业服务的企业。

2026年3月29日,彭永东发布全员信《贝壳的下一个阶段:以消费者为中心,重建组织》,同时启动了贝壳成立以来规模较大的一次组织调整。

这场变革首先从管理层开始。

贝壳成立由彭永东亲自担任主任的集团变革管理委员会,统筹重大变革事项、资源配置和战略决策;同时设立人力资本、战略与经营、产研、安全、文化纪律五大专项管理委员会,为变革提供跨部门的组织支持。

更值得注意的是,贝壳一边将重大决策和干部管理权向集团集中,一边试图让经营责任和服务能力向消费者所在的一线靠近。

北京链家首次设立三名直接向彭永东汇报的首席客户官,并建立向下延伸至社区的客户管理体系。核心管理者被要求重新走进门店、走近经纪人和消费者,发现并解决一线的实际问题。

这些调整看似发生在管理层,最终却指向服务者。

因此,3·29变革的意义,不只是调整部门和管理层级,而是尝试改变平台资源配置的方向:让管理者更接近一线,让不同业务的专业能力更容易协作,让组织的制度和工具服务于专业能力的成长。

这也是贝壳这轮改革最值得观察的地方。

贝壳的下一个征程

在链家成立25周年的庆典上,贝壳用一次品牌升级,为这场变革作出了更直观的注解。

新的品牌Logo,从平面变成立体,融入了象征无限循环的莫比乌斯环;颜色也从单一的贝壳蓝,变成融合链家绿、贝壳蓝和数百个经纪品牌色彩的多彩渐变。

在贝壳的解释中,立体而无限的结构,意味着服务不再以成交为终点;多彩的颜色,则象征着不同专业服务者共同构成的开放生态。

与此同时,“贝壳找房”APP正式更名为“贝壳”APP。

去掉“找房”两个字,背后是一次业务边界的重新定义:从帮助消费者找到一套房子,到陪伴一个家庭不断变化的居住生活。

彭永东在庆典上说:“房是物,家是人。一套房子可以一次卖完,一个家要过几十年。”

过去25年,链家和贝壳试图通过改变行业“潜规则”,让消费者获得更可靠的服务。未来,它们希望进一步通过专业,让消费者获得更好的居住生活,也让服务者赢得职业尊严。

当AI让信息不再稀缺,一家服务企业真正值得积累的,或许不再是它掌握了多少信息、拥有多少服务者,而是它能否让越来越多普通人成长为值得信赖的专业人士。

这既是贝壳下一个25年需要回答的问题,也是AI时代所有服务企业共同面对的命题。

王一凡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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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靠事业部提速,有哪些看不见的隐性门槛?

2026年11月13日 08:00

原创 HBR-China 2026-11-13 08:00 北京

事业部如何完成转型?

联合利华、花旗集团、飞利浦。这几家大企业近期都完成了组织重构:把更多权责下放到事业部,同时精简集团总部的管理架构。

在当下的商业环境里,这样调整合乎情理。过去几年,外部压力接踵而至:疫情冲击下供应链剧烈动荡、地缘政治持续充满不确定性,再加上人工智能浪潮不断推进。当外部复杂因素叠加,一家企业内部同时运营多条业务线,客户群体、竞争对手、创新节奏、盈利结构全都各不相同,想要快速做出高质量决策,几乎是一件难事。事业部模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事业部模式并不算新鲜。它和杰克·韦尔奇当年的集团管理思路一脉相承:集团总部负责调配资源、协调矛盾。对大型企业来说,这套逻辑很顺畅,让各事业部对经营结果承担更大责任,业务运转也更加聚焦。放到当下的版本里,各个事业部拥有统一的核心使命(比如以消费者为中心、攻克技术难关、保持运营敏捷),同时可以根据自身面对的客户、创新周期、供应链特点,灵活开展业务。

不过,任何组织走上这条转型之路,都会经历阵痛。我是战略顾问,曾陪伴不少企业落地事业部模式,目标是加快决策、提升敏捷性、贴近客户。在这个过程里,我观察到三个普遍难题。

1、事业部负责人,往往没有做好准备

转向事业部模式时,走上负责人岗位的管理者,大多是因为在单一职能条线做出成绩才获得提拔。他们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功底扎实——很擅长拿下客户,或是搭建出色的业务模型,但未必具备端到端全盘经营业务的能力。很少有人同时熟悉供应链、研发和财务,而这些恰恰是这个岗位的必备能力。

科尔尼针对10家转型事业部模式的企业做过调研:三分之一的事业部负责人,在上任第一年就遭遇失败。

事业部负责人这个岗位,本就不容易找到合适人选;很多转型企业,并没有充足的后备人才池。合格的负责人,是整条业务线的第一责任人,而不只是各个职能的协调人。选择走这条转型路线的企业,必须清醒认识两件事:如何扶持第一代负责人顺利上岗,以及如何为后续管理者搭建全新的成长通道。

想要培养第一批负责人,可以从定向培训、导师带教、适度引入外部人才三方面着手。

第一是培训。新任负责人需要快速掌握支撑经营结果的核心流程,比如一体化经营规划、创新管理、财务管理、资本战略制定。

我服务过好几家企业,专门开设研修营、集训班,帮新任负责人真正理解,到底怎么对盈亏结果负责。新晋管理者一起学习,打通研发、供应链、定价、市场决策之间的关联,最终拿到好的经营成果。

第二是导师带教。第一代负责人可以依托总部职能专家的支持。举个例子,如果要做重大供应链决策,可以由总部资深供应链高管提供指导,这位专家同时服务所有事业部。

这种内部带教不能顺其自然,要主动设计机制。我曾给一家跨国医疗设备企业提供咨询,当时他们一款创新产品准备放量,供应链压力陡增。集团最资深的供应链专家深度嵌入该事业部团队,全程辅导,帮负责人在产能规划、需求分配上做出稳妥判断。

第三,有针对性引进外部人才也很有必要。从其他企业引入有成熟事业部管理经验的负责人,他们懂什么是“好的标准”,可以带头示范正确的管理方式,在转型初期树立标杆。培训、导师制、定向外部招聘相结合,是快速打造优秀业务负责人最高效的路径。

在扶持第一代负责人的同时,企业也要提前布局,为下一代事业部负责人规划成长路径。不要再只让后备人才深耕单一职能,要重塑人才发展体系,给储备管理者轮岗历练的机会。

理想的成长路径,是让人才在全公司跨职能轮岗,积累复合能力:市场负责人去轮岗做供应链,工程师转去接触财务。评估他们的时候,不只看在本职领域的表现,也要看跳出舒适区之后能不能扛住挑战。坚持这样做,就能储备一批能力完备、随时可以上岗的业务负责人。

2、业务负责人,对AI的准备更加不足

设立事业部的初衷是提升经营业绩,但这套模式,很难让负责人腾出精力,去预判未来的变革。很多人连本职基础工作都还在摸索,根本没有余力思考AI会如何重塑业务。(当然,规模较大的事业部,下属优秀管理者更多,负责人会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应对AI这场百年一遇的变革。)

有一位负责人坦诚跟我说:“我自己还处在AI学习的入门阶段。”更棘手的是,不少负责人直接把AI战略丢给IT部门,让技术人员去做战略层面的思考。

这时,跨事业部的顶层统筹就格外关键。AI战略属于高管层议题。高管团队要俯瞰全部事业部和竞争格局,思考这些问题:AI会在哪里构筑我们的优势,又会在哪里侵蚀我们的竞争力?如果规模化落地AI,我们的利润表、资产负债表会变成什么样?优先从哪里起步、推进节奏多快?如何帮助员工完成工作模式的转型?

高管层把这些问题想清楚,就能制定全公司统一的AI战略。之后各个事业部负责人,再依据顶层指引,自主决定从本单元预算里拿出多少资金投入AI,以及如何在自己的业务里落地AI。

AI在事业部落地,是非常关键的一环。每个事业部,都要对自己领域内的决策和结果负责。但所有动作,都要在统一战略、预算框架的指引下开展。这样一来,各事业部可以结合自身业务特点灵活决策,同时保证方向一致。

3、被掏空的总部,会变成巨大隐患

转型事业部模式,常常引发总部人才流失。优秀的人才会流向事业部,抓住新的发展机会,总部职能团队随之空心化。等到地缘冲突这类外部冲击来临,企业需要统一口径、统一方案快速应对的时候,这个短板就会暴露无遗。缺少专业、有力的总部职能,分权带来的速度优势会直接消失。

精简总部是合理的,但不能把总部直接拿掉。成熟的企业,会保留精干但强有力的总部,承担这些工作:

· 明确划定不可下放的事项(地缘风险管理、合规、底层基础系统、以及前文提到的AI顶层规划);

· 集中稀缺领域的资深专家;

· 根据各事业部的需求,提供共享服务。

本质上,总部应该是一支规模不大、能力强悍、灵活调配的专家队伍,随时倾斜资源,支援最需要帮扶的事业部。

举个例子,疫情期间,我服务过一家大型生命科学企业。旗下一个事业部生产的设备,突然成为疫苗生产急需物资。总部需要快速响应,支撑这支业务团队,完成产能扩张、应对突发需求。总部供应链、财务负责人和事业部负责人紧密配合,保障资本投入决策准确。正是因为总部规模精简、成员都是经验丰富的专家,他们才能快速响应,帮事业部抓住这次机会。

事业部模式,依然是一套非常有力的组织设计方案。但如果企业只做完架构调整,不去重新规划人才培养、AI能力建设、重新定义总部职能,不过是用一类风险,替换成另一类风险。

只有搭建起成熟的业务负责人人才体系、制定能够在全公司落地的AI顶层战略、保留灵活强大的总部职能,企业才能在这场转型中站稳脚跟,赢得先机。

艾莉森·波滕扎(Alyson Potenza)| 文

艾莉森·波滕扎是科尔尼美洲区战略、增长与组织转型业务负责人,协助企业应对复杂环境、加速增长、完成组织变革。

周强|编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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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验室到货架:体育用品产业创新联合体的两年答卷

2026年11月12日 08:00

原创 程程 2026-11-12 08:00 北京

把“一家企业的能力”变成“一个行业的能力”。

2024年10月30日,北京。在哈佛商业评论(中文)年会现场,安踏集团首席运营官陈科、中国工程院院士俞建勇、徐卫林与奥运冠军武大靖等嘉宾一同按下发布按钮,宣布“体育用品产业创新联合体”(下称“联合体”)正式成立。两年后的2026年10月29日,同一个季节、同一座城市,第三届联合体大会交出答卷:成员单位从成立之初的13家扩容至50家,钛科技Plus发布,折叠物理实验室揭牌,冰纱科技与下一代超临界发泡中底科技两项联合研发进展公布。两年时间,这个组织回答了一个中国制造业一直没回答清楚的问题:一家企业的研发能力足够强之后,怎么把它变成整个行业的能力。

为“产学研”补上成果转化的缺口

产学研合作在中国不是新话题,但一直卡在同一个结构性矛盾里。联合体在多次大会上反复提到:科研机构有技术,却未必清楚市场需要什么;企业有需求,又难以找到合适的科研资源。即便完成了技术对接,还要跨越工程化、量产和成本控制三道门槛。技术从论文走到货架,往往死在中间这段“死亡之谷”。

联合体的制度设计,就是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它确立了“产业出题、生态解题、市场验证”的协同机制:安踏集团从实际运动需求中提出课题并投入资金,高校与科研院所贡献基础研究与人才,供应链企业推动工程化与规模化生产,最终交由市场检验。从需求到技术、再到生产,这个顺序很关键,它从源头上避免了“为创新而创新”的创新困境,让一切资源投入聚焦在“消费者需求”这个源头上。

这一机制在2025年4月28日的首次理事会上进一步固化。会议选举安踏集团董事局主席丁世忠为首任理事长、安踏集团首席运营官陈科为执行理事长,俞建勇院士为首席科学家,徐卫林院士与申洲国际执行主席马建荣为副理事长,构建起覆盖“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业应用”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时发布《体育用品产业创新联合体科技规划》,明确高性能材料、运动科学、功能性设计、奥运科技、智能可穿戴、智能制造、颠覆式工艺、环保可持续、AI应用九大战略方向,引领行业技术路线。

2026年,联合体宣布正式成立资深科学顾问团队,聘请全球顶尖科学家提供战略研判、技术方向与资源链接,为建设全球体育用品创新高地提供高规格智库支撑。截至目前,已聘任加拿大两院院士、香港理工大学人工智能高等研究院院长、中国人工智能学会(CAAI)副理事长杨强教授以及中国工程院院士,生物基纤维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天津科技大学程博闻教授作为资深科学顾问,分别领衔AI应用和环保可持续方向。

它的身份值得一提:不仅仅是体育用品产业首个创新共同体组织,也是民营企业牵头组建产业级创新联合体先行者,其成功落地预示着:在市场机制能有效配置资源的领域,行业领军企业,开始有能力自己定义创新组织、优化创新资源。

把“一家企业的能力”

变成“一个行业的能力”

联合体最想做成的事,俞建勇院士在第三届体育用品产业创新联合体大会上说得最直接:把一家企业的研发能力变成全行业的创新能力。

这句话背后是真实的数字支撑。过去十年,安踏集团创新研发投入超200亿元,并计划未来五年再投入200亿元;截至2026年9月,累计申请国家专利超8200项,连续多年位居中国体育用品行业第一。作为行业首个构建全球开放式创新体系的体育用品企业,安踏集团全球七大研发中心为支点,进一步链接全球96所高校及科研机构、1200余名国际专家、800余家核心生态伙伴,形成了覆盖材料科学、运动生物力学、时尚设计、智能制造等多领域的常态化创新资源池。

当这些投入放进联合体,产生了三重外溢:

其一,串联上下游赋能行业。技术从实验室走到货架,中间有原料、工艺、量产等多个工序,任何一家都难以独自跨过。联合体把高校院所、材料企业、制造龙头串成一条链:课题从真实运动需求中来,高校攻关原理,链上企业承接材料与工艺,成果在鞋和衣服上体现。联合体可以实现创新快速落地,继而赋能整个鞋服行业。

其二,打通从实验室到量产的工程化环节。中石化、申洲国际、超盈纺织等供应链龙头的加入,意味着配方在实验室成型的同时,工艺路线已在工厂端同步验证。联合体成员从成立时的13家,增至2025年10月的34家,至2026年10月已达50家——扩容的正是这条链上的各个环节。

其三,形成标准与话语权。陈科在成立时即表示,希望把联合体“打造成为全球行业的创新高地和标准制定者”。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洪平在2026第三届创新联合体大会上也提到作为校方在联合体中的三重角色:技术解码者、标准制定者、人才培养者——依托运动员数据库筛选转化适合大众的运动科技,结合不同人群特点制定细分标准。标准,是产业从大到强的分水岭。

从13到50

创新联合体的发展路径

回看两年,联合体的推进节奏有个明显特点:机制先行,成果在后。

搭台建制。成立之初即明确在设立关键技术清单、制定技术转化路线图、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布局知识产权专利等方面探索机制与流程。利益分配与知识产权归属,恰恰是产学研合作最容易崩掉的地方,把它放在最前面处理,说明组织者对真实难点的判断是清醒的。

锚定方向。首次理事会发布九大战略方向,并同步启动膜技术平台与玄武岩纤维技术平台两大课题。前者联合东华大学研发“生物基无氟防水透湿膜”,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后者依托武汉纺织大学,利用嫦娥六号月面国旗纺纱技术,突破无机玄武岩纤维一维线形材料的复合加工瓶颈。2025年10月31日第二届大会,联合体设立“天玑•高性能材料攻坚计划”,聚焦智能响应材料、轻量高强纤维等“卡脖子”技术的科研攻坚,发布行业首个AI设计大模型“灵龙设计大模型”及行业首个AI创新平台。

成果落地与方向外扩。第三届大会确立“融智·普惠·引领”主题,成果从材料层延伸至结构与体验层。折叠物理实验室把创新带入结构层,钛合金科技平台将顶级性能落到体验层,从实验室到货架的每一段,都有成果在生长。这些成果能够快速走向货架,靠的是“产业出题、生态解题、市场验证”的协同机制,以及贯通材料、结构、工艺的组合式创新。

四项技术,四种“降维”方式

截至目前,联合体最具说服力的产出,是几项已经走到货架上的技术。四项技术,恰好走了四条不同的落地路径。

无氟安踏膜:攻克世界级难题。2025年8月,安踏集团联合东华大学发布中国首个自主研发并率先实现量产的高性能无氟防水透湿材料,攻克了“无氟高性能”这一业内公认的世界级难题,搭载该膜的风暴甲外套成为重点产品。该技术采用自研高透湿生物基高分子及微纳米结构调控技术,实现静水压和透湿率两个核心指标的国际领先。

六度芯保暖科技:航天技术民用化。2025年10月发布,是安踏集团徐卫林院士工作站的成果转化,融合嫦娥六号月面国旗纺纱技术。太空材料性能出众,但要做成衣服,还得解决亲肤、耐水洗、手感及保暖等问题。安踏集团看到应用机会并持续研发,最终做成普通消费者能穿的冬季服装,一年内量产上市,销售额达数十亿元。徐卫林用一句话概括方向:“好技术,贵在研发,便宜到货架。”

钛科技Plus:奥运赛场向大众下沉。从2022年北京冬奥会钢架雪车鞋的钛合金钉阵,到行业首双在售钛板科技网球鞋“FILA泰格鞋”,再到2026年大会亮相的全3D打印专业网球鞋。这项源自航空航天级材料的科技,由中科院金属所、同济大学与多所高校协同攻关,应用于中底系统,与碳板材料相比抗扭转提升11.9%、防侧翻提升11.7%、抗振动提升15.0%。目前已完成专利布局,正向更多大众品类下放。

折叠物理实验室:结构替代材料。由牛津大学高等研究院(苏州)、天津大学、浙江大学、同济大学、宁波大学共建,把航天级折纸工程学“折”进通勤跑鞋中底,以折叠物理结构替代单一材料堆叠。技术指标相当夸张:仿生折纸蜂窝抗冲击能力提升146.7%,金字塔折叠芯压缩承载力提升342%,自锁厚板折纸可承受约11000倍自重,三浦折叠体积压缩25—81倍。安踏品牌鞋商品副总裁郑飞说:“真正的科技普惠不是概念,而是实实在在交付给消费者的产品。”

此外,安踏集团与程博闻院士合作的冰纱科技破解了凉感与棉柔触感兼得、凉感与持续干爽兼容两大矛盾,以纤维级原创技术树立品类标杆,生物基路线让凉感纤维摆脱石油基依赖;下一代超临界发泡中底科技由五院院士、国际发泡技术领域顶尖专家、多伦多大学朴哲范教授领衔,将原本只服务于顶级跑者竞速战靴的体验带入大众日常。

科技普惠的中国样本

2026第三届体育用品产业创新联合体大会上,反复说到一个词:科技普惠。

俞建勇指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主线,为顶级科技走出实验室提供了制度土壤。清华经管学院教授陈劲则把“普惠”拆得更细:“普”是规模化,“惠”是实惠。这个拆解点出了普惠的两个前提——没有规模摊薄成本,技术只能停在高端小众;没有实惠的价格,普惠就只是营销话术。

联合体的下一步路径也很明确:成员已扩至50家,更远的目标是到2030年成员单位突破100家,建成全球领先的体育用品产业创新研发平台。

陈科的表态可以视作这个组织的自我定位:“创新的意义,在于人人可及。联合体将继续整合全球优质研发资源,推动更多顶级科技走向货架,让更多消费者通过专业运动科技,实现个人期待,体验美好生活,为全球体育用品行业提供科技普惠的中国样本。”

评价一个创新联合体,容易陷入“数成果”的惯性——专利多少件、产品多少款。但联合体真正的价值,或许在于它验证了一种组织方式的可行性:产业需求成为研发的起点,供应链在实验室阶段就被拉进来,标准与知识产权在合作开始前就已确认,技术转化的“死亡之谷”是可以被填平的。六度芯从月面国旗到冬季衣橱只用了一年,钛科技从2022年冬奥赛场走到2026年大众3D打印网球鞋用了四年。这些时间尺度,在传统产学研合作里往往是十年起步。“产业出题、生态解题、市场验证”这十二个字,已经给中国制造业的协同创新提供了一个可复制的模板。

程程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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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深入组织后,CHRO和CTO该合二为一吗?

2026年11月12日 08:00

原创 HBR-China 2026-11-12 08:00 北京

领导者该如何思考技术与人力资源之间应有的关系?

过去几年,新型AI工具和系统的涌现促使企业重新审视近乎所有既有做法。然而事实证明,要利用这些新工具创造真正的价值,其实极具挑战性。尽管生产率提升和流程变革的讨论甚嚣尘上,但相关的投资与试验并未结出硕果。许多感到挫败的管理者最终得出了一个近似的结论:要真正从AI中收获价值,企业必须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看待员工和人才。

怎么个“不同”法?问题恰恰就难在这里。

制药公司Moderna等企业采取的一种做法,是将技术部门与人力资源部门合并,由一位负责人统一领导。其背后的思路是:与其试图让两个截然不同的职能彼此协作,不如重新思考这两个职能本身,并为AI时代打造一种全新的组织方式。

不过,这种合并并非唯一的答案,而且很有可能不适合你的公司。为了更好地理解领导者该如何思考技术与人力资源之间应有的关系,以及在规划下一步时需要提出哪些问题,《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采访了三位专家。(先剧透一下:在企业当前应该采取的行动上,他们的分歧几乎和共识一样多。)以下是他们的观点。

人力资源与技术部门不应合并,而应学会共同领导

基思·费拉齐(Keith Ferrazzi)是总部位于洛杉矶的全球团队咨询与教练机构Ferrazzi Greenlight的董事长兼创始人,也是《永不孤军奋战:从领导力到团队力的10项转变》(Never Lead Alone: 10 Shifts from Leadership to Teamship,Harper Business出版社,2024年)一书的作者。

今年初春,当Moderna决定将数字化和人事工作合并为一个高管职位时,释放出一个信号:面对AI和自动化,企业愿意重新思考工作的设计方式。在此过程中,Moderna也意识到了许多企业目前正面临的一个问题:技术创新与人类采纳之间始终存在着脱节。然而,合并组织架构,并不能保证企业实现转型,更无法确保转型最终带来的生产率提升、产品上市时间缩短,或员工与客户体验改善等业务成果。企业当下真正需要做的,是教会领导者如何在跨职能部门中通过共同的目标、信任和速度展开协同领导。

在为《财富》500强企业和高速成长的初创公司提供转型咨询的过程中,我和我的团队研究了不同行业在AI转型中的突破与溃败。我们发现,AI整合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能否建立一种“团队力”(teamship),同侪以坦诚、信任和共同责任为基础,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相互赋能、共同领导。例如,当采购部门的领导者单枪匹马试图重构供应链以引入AI时,结果往往归于失败。但如果企业让销售预测、采购、制造和财务等部门共同协作来完成同一任务时,就有可能创造数十亿美元的增长,同时大幅降低成本。两者的差别,在于能否从彼此的相互依赖中创造价值。

当领导者不再死守各自的职能壁垒,开始携手创造价值时,“团队力”便应运而生。服装品牌Gap的首席人事官(Chief People Officer)艾米·汤普森(Amy Thompson)和CTO斯文·格尔茨(Sven Gerjets)就是这种模式的绝佳典范。在一次我对Gap员工发表一场主题演讲后,我得知了他们两位正在开展的工作。他们共同为公司的技术转型确立了一个“北极星目标”:构建一个以人为中心的数字驱动组织,从而赋能员工、改善客户体验并优化产品。这一做法促使Gap旗下最大的品牌Old Navy推出了一项名为“门店优先”的店内体验计划,由技术、人力资源、财务和供应链等职能部门共同参与。各部门协作在约150家Old Navy门店部署RFID(射频识别)技术,并计划在年底前将部署范围扩大至半数门店。借助这项技术,门店员工可以实时、准确地掌握库存情况。这项创新既提升了客户体验,也让员工能够更轻松、更快速地做好工作。但其成功离不开公司多个部门的共同参与。

思科(Cisco)也采取了类似的“团队力”做法,以负责任的方式将AI扩展到全公司。据公司首席人事、政策与使命官弗兰·卡苏达斯(Fran Katsoudas)介绍,思科没有选择合并部门,而是创建了一个“AI控制中心”(AI Control Hub),这是一个由人力资源、IT、法务、财务、安全和运营等部门组成的跨职能协作联盟。该团队在人员、数据、流程和伦理层面协作,以加速负责任的AI部署。同时,它还牵头推行了重塑工作流程(不仅仅是重新定义岗位)的倡议,从而让绩效提升和创新能力在更大范围内真正释放出来。

这些案例揭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真理:AI时代要求企业采用全新的工作方式,而固守部门壁垒,与企业正在尝试实现的这类转型并不相容。正如IBM首席信息官安·福奈(Ann Funai)所说的那样,传统的“各司其职正在瓦解”。诚然,这意味着有必要彻底重构人力资源、IT以及其他每一个职能部门,但只换上新的职称无助于推动转型。相反,领导者必须借由与同侪的深度协作,重新定义各自的角色和流程。

那么,企业如果不合并部门,又该怎么做呢?以下是建立“团队力”的几项做法。

共同制定一个大胆的“北极星目标”。让每一项行动都围绕一个清晰的、贯穿全公司的目标展开。这个目标既要激发紧迫感,也要为执行提供方向。最好的“北极星目标”还应与可衡量的结果挂钩,例如“在两年内将生产率提升50%”,这样团队不仅能理解愿景,还能理解其中的利害关系、所需条件以及他们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然后,将这一“北极星目标”进一步拆解为几个关键任务,为跨职能团队设定具体的优先事项,由各方共同承担责任并协力推进。

建立核心重构团队。组建一支共同承担责任的跨职能突击队(为实现特定目标而组建的小型专家团队)。思科的AI控制中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以信任、坦诚沟通和共同负责为基础,真正践行了“团队力”。

激活全新的社会契约。有效的“团队力”不仅为彼此的成果负责,还要为彼此的合作方式负责。

利用敏捷冲刺推动结果。敏捷方法并不只是为软件开发而生。企业可以采用具有明确目标、责任人和衡量指标的冲刺周期,同时关注技术成果和人的成果。目标并不只是追求速度,而是建立一种机制,让团队能够共同学习、调整并创造价值。

打造契合21世纪的协作方式。随着团队越来越跨职能、越来越分散,单靠开会已经无法完成所有协作工作。可以采用每月一次的异步“压力测试”对计划进行检验,使其更加经得起考验;同时尽早邀请各方坦诚反馈,以及时发现风险、快速对齐,并在不拖慢进度的情况下作出调整。

AI优先的初创企业展示了未来的可能样貌。作为光速创投(Lightspeed Venture Partners)的合伙人,我注意到公司在初创阶段并没有严格界线,创始人围绕单一使命组建紧密配合的团队,实现了超越他们职称或组织结构的企业目标。他们不仅精通技术,“团队力”更是他们的基本特质。这正是AI时代所有企业都必须采取的思维方式:打破领导边界,聚焦于共同成果,而非各自职能范围内的卓越。

如何做到人力资源与AI的结合

彼得·卡佩利(Peter Cappelli)是沃顿商学院乔治·泰勒管理学教授兼人力资源中心主任。

要让AI真正进入现实工作场景并取得实质进展,一直非常困难,部分原因在于围绕AI能力的炒作实在太多。这些美好承诺掩盖了一个现实:落地这项技术举步维艰。更何况,一些领导者被误导,以为AI仅仅是一个可以即插即用、直接替代员工的工具,这反而让事情变得更加棘手。

话虽如此,如果我们希望推动AI应用取得进展,明确思考人力资源与AI应该如何结合,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原因在于:

使用AI,首先要了解目前的工作究竟是什么样的,以及具体是如何完成的。一个典型的工作甚至可能包含几十项任务。例如,计算机程序员大部分时间其实并不是在写代码,而是在处理其他任务(与客户协商需求、争取资源、应对需求变化时的工作调整等)。而每一项任务之下,又包含许多更细分的任务。以争取资源为例,其中可能包括向供应商了解价格、准备报告、提交项目建议书等。只有深入到这一层,也就是“任务中的任务”,AI才真正有可能被引入。

例如,要让AI参与汇总零部件价格这样的具体任务,在AI真正创造价值之前,员工需要付出额外的努力。如果员工不愿意帮助训练AI智能体,那么让它真正发挥作用就会非常困难。如果员工不愿意使用AI智能体生成的结果,这个项目也会失败。如果他们认为企业的目标是让AI智能体取代自己的工作,那就更别指望这一切能成功了。在知识型工作中,有上百种方法可以让一个项目陷入停滞。

更麻烦的是,AI和管理相距甚远。许多知识型员工对AI的工作原理以及它究竟能做什么几乎一无所知(很多领导者也是如此)。而许多IT和AI从业者对管理同样知之甚少。双方对组织变革都缺乏了解,而这恰恰才是我们真正要讨论的问题。

那么,我们该如何解决AI落地中的这一难题?安排一位两个领域兼通的人来负责,将会大有帮助。当然,一个显而易见(但仍然非常值得强调)的注意事项是:如果让一个只懂其中一方的人同时负责人力资源和AI,很可能会是一场灾难。只有当企业能找到真正两者兼通的合适人选时,设立这个岗位才能发挥作用。

我的判断是,与其教AI从业者了解人力资源,不如教人力资源从业者掌握他们所需要的AI知识,这相对更容易。部分原因在于,人力资源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涵盖许多彼此关联并不紧密的工作,例如法务、薪酬福利、培训等。“让员工对自己的绩效负责”很容易说出口,但真正的挑战在于,究竟该如何做到这一点。

而在另一边,对于那些工作文化高度建立在专业知识之上的技术人员来说,如果让他们隶属于人力资源部门,他们恐怕会完全无法接受。

不过,由一个人统领这两个角色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更好的办法是组建小型团队——一名HR人员加一名AI人员,让他们围绕具体项目展开工作,协助不同岗位的员工思考如何将AI应用到自己的工作中。对于那些懂得运用矩阵式管理(matrix management)的组织来说,还可以进一步将这些团队嵌入组织架构,让他们同时隶属于IT和人力资源。

无论采取哪种方式,都需要进行一些培训——更确切地说是解释和沟通,让这两个世界相互理解。将AI整合进既有工作中并非易事,领导者必须认识到这一点。他们需要重新翻出尘封已久的组织变革教材,并将此项工作作为重中之重。

从公司的优先事项出发,不追求完美的组织架构

卡莉法·奥利弗(Kalifa Oliver)是一位全球人力资源领域的知名专家、员工体验战略专家,也是《我想我爱我的工作:设计以人为本的雇主价值主张的秘诀》(I Think I Love My Job: Secrets to Designing a People-Centered Employer Value Proposition,Press 49出版社,2024年)的作者。

随着企业对AI的投入不断增加,人力资源的工作范畴正在迅速变化。AI驱动的工具、预测性劳动力分析,以及数字优先的员工体验,都在模糊人力资源与技术领导职能之间的界限,而且这一趋势似乎还在加速。如今,许多公司都在追问:将人力资源与技术部门合并由单一领导者统领,就是解决之道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与三位身处“人与技术”交叉领域的人力资源高管进行了交流。在每一次交谈中,都有一个共识贯穿始终:技术对HR的影响势不可挡,真正的难题其实是公司将“何时”以及“如何”去适应。不过,共识也仅止于此。以下是他们的观点。

爱沙尼亚邮政集团Omniva的首席人事官明·华(Minh Hua)认为,如果要将人力资源与技术由同一位领导者负责,就需要找到一位能够将系统性思维与人类同理心结合起来的领导者,而这样的人选恐怕要从技术部门物色。“如今,具备高情商的技术领导者,要比懂得AI和技术栈的人力资源领导者更多。”他说道。

员工认可平台Workhuman的人力研究副总裁米莎-安·马丁(Meisha-ann Martin)则认为,将焦点放在组织架构,是从错误的角度来思考这项挑战。“我们过度依赖正式的组织架构,这反而对我们有害。”她说道。与其过度梳理汇报关系,马丁更强调深度合作和共同执行:“也许我们需要从被动旁观,转向主动地与所有人展开合作。”

体验管理软件公司Qualtrics的首席人事官朱莉娅·阿纳斯(Julia Anas)则强调,组织中的这两个部分最终走向融合不可避免,而且一套用心的人才策略也会要求企业从现在开始帮助员工培养新的技能,与时俱进。“合并人力资源与技术领导层并非一阵风,而是在为未来的劳动力打造一个人性、混合形态与数字化兼具的坚实基础。”她说道。技术如果运用得当,可以拓展人的能力边界,让人们把更多时间用于真正重要的事情,减少在无效事务上的时间投入。因此,技术应该成为企业人才战略的一部分。

面对这些相互冲突的建议,领导者该如何抉择?与其从组织架构入手,不如先思考组织的终极目标。

很重要的一点是,组织是否正在打造以人为本的管理体系,来扩大信任度、透明度和适应能力。技术可以放大这些价值,但前提是它要搭配一套用心设计的员工成功策略。当前,建立在日常事务、合规和行政管理基础上的传统人力资源模式,已经无法满足需求。如今的工作场所要求更强的敏捷性、更具个性化的管理,以及数据驱动的洞察,而老旧的人力资源模式已经无法跟上现代工作的节奏与复杂性。因此,领导者需要思考如何打造一种组织:让它有明确的目标和清晰的方向,更好地服务于大众、客户和员工。这意味着减少部门壁垒,强化共同责任。

那么,人力资源与技术的领导职能合并正在发生吗?答案是肯定的。但这是否意味着两者必须合并?未必。真正不可避免的是融合。我访谈的这些领导者在一点上达成了一致:技术将重塑人力资源。至于具体会以何种方式发生,与其说取决于组织架构,不如说取决于企业是否明确了自己的优先事项。

高瞻远瞩的领导者在整合人力资源与技术领导职能时,应该提出以下几个问题:

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的目标是提升效率、改善员工体验,还是推动创新?合并领导职能会加速实现这些目标,还是会制造新的瓶颈?

哪些地方最需要保持平衡?哪些人力资源工作能够从更紧密的技术融合中获益?哪些工作则需要单独聚焦于人、文化和同理心?

组织在架构上是否已经做好准备?我们是否具备将两个职能有效结合所需的治理机制、数据基础设施和专业能力?联合领导者是否具备妥善管理两个职能的心力与愿景?

这会对哪些利益相关方释放出什么信号?将人力资源与技术置于同一位领导者之下,会提升人才战略的地位,还是可能释放一种“人仅仅是技术附庸”的信号?这一选择如何与我们的文化和价值观保持一致?

我们是否在两个方面都有所投入?我们是否为了技术投入牺牲了人的能力,或者相反?我们如何确保领导模式体现出对人才和AI基础设施同等程度的重视?

无论是通过正式的组织架构,还是通过职能之间的协同,人力资源与技术之间的壁垒都正在消失。问题已经不在于人力资源是否需要适应技术——它必须适应。真正的问题是:合并领导职能,能否带来清晰与专注?还是由两位各自负责不同职能的领导者进行有力协作,反而能够实现更好的平衡?

每家企业的正确答案都不同,但完全不思考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大错。真正重要的似乎不是谁负责什么,而是企业在设计人事制度时,能否做到目标一致、协同推进,从而让组织变得更加敏捷、高效、可持续且富有韧性。

格雷琴·加维特(Gretchen Gavett) 托马斯·斯塔克波尔(Thomas Stackpole)| 文

格雷琴·加维特是HBR.org执行主编。托马斯·斯塔克波尔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高级编辑。

廖琦菁 | 编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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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被动为主动:中小企业的增量,藏在产业链新生态里

2026年11月11日 08:00

原创 HBR-China 2026-11-11 08:00 北京

从信息、标准、能力、资金四类链上损耗入手,以跨企业协同释放产业链的隐藏价值。

过去几年,中国企业普遍感受到“累”且“卷”。订单越来越难拿,利润越来越薄,各企业为抢客户不惜打价格战甚至亏本接单。在这股寒流中,中小企业的感受尤为深切:它们数量庞大,是产业链中的关键力量,却往往资源有限、议价权弱、抗风险能力差,最容易陷入价格战、账期战和同质化竞争。中国中小企业的困境,单靠企业内部降本增效很难真正破解,必须回到产业链,到上下游关系中寻找出路。

之所以关注产业链,既源于笔者曾长期在大型企业担任高管的经历,也源于近些年管理多家中小型民企,对生存艰难的切身感受。在大企业,笔者亲眼看到产业链协同如何决定效率与竞争力;在管理中小企业的过程中,更真切体会到,只有融入或共建产业链生态,才能跳出单打独斗的困局。笔者曾参与并推动了几家企业的产业链合作,从战略设计、资源对接到落地协同积累了一线经验,也因此对产业链上的堵点、断点和利益分配有了持续观察。

当前经济环境的低迷与“内卷”,其本质并不是行业没有需求了,而是中国企业陷入了“存量博弈”的囚徒困境。这种零和博弈甚至负和博弈,不仅消耗了企业大量的精力,更掩盖了产业链深处真正的问题。

基于经验与思考,笔者认为,上述问题的破局关键在于跳出企业边界,走向产业链多环节的深度协同。通过合作,精准抓住产业链各节点的痛点、堵点,去逐一解决。所谓的增量,未必是“找新市场”,也可以是把产业链中因信息不对称、标准不统一、信用断裂、库存积压等问题而白白流失的价值,重新创造出来。解决问题本身,就是增量创造的过程。

中国产业链的痛点与堵点:

增量从哪里来

产业链不是简单的上下游两两相连,也不是“供应商—核心企业—客户”的层级堆叠,而是多工序、多主体、多接口串联的全链条。要理解这种“全链条”意味着什么,可以以笔者长期跟踪的银基产业链为例。

白银是光伏银浆不可替代的核心原料,据世界白银协会数据,2025年全球光伏用银量预计达7560吨,占白银总需求的25%以上。国金证券以2025年12月产业链成交价格测算,银浆已占光伏组件总成本的17%,超过硅料的14%,成为组件第一大单一成本项。可以说,银基产业链是否顺畅,直接关系到中国新能源产业的成本竞争力和供应链安全。

沿着这条产业链来看:银矿开采后进入冶炼形成银锭,银锭加工为硝酸银,硝酸银制备成银粉,银粉再制成银浆,银浆最终进入光伏组件厂,用于电池片和组件制造,组件再走向光伏电站。每一环都是独立企业,每一环之间都存在技术、信息、物流、资金和信用的接口。

接口不畅,就形成四类链上损耗:信息与需求损耗、时间与产能损耗、标准与能力损耗、资金与信用损耗。增量,就是通过跨企业协同,把这些接口损耗转化为全链共享的效率和价值。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贯穿这四类损耗的共同放大器,是产业链各环节之间的信任缺失,它会让信息更不透明、库存更高、资金更紧、标准更难统一。可以说,信任缺失是接口损耗最隐蔽也最顽固的根源。

信息与需求损耗

中国产业链上的信息孤岛问题十分突出。各参与主体信息割裂,订单、物流、质检、发票等业务数据分散在独立系统,身处产业链某个节点的企业难以完整掌握上下游真实业务状态。信息不透明,导致上下游之间反复确认、反复博弈,协同效率被大量消耗。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需求信号的逐级失真。比如银基产业链中,信息每传递一层,就失真一次、滞后一次。离光伏终端较远的上游企业,往往看不到组件厂的真实出货、库存和技术路线变化,只能凭中间订单做判断。需求信号失真会进一步传导为交期波动和库存错配。

时间与产能损耗

产业链上最容易被忽视的损耗是时间。受排产不联动、库存策略各异、账期层层叠加等因素影响,以从银锭到银浆的生产周期为例,正常生产周期和物流周期约为15天,但全链条实际交货期往往达到68天以上。对于下游客户来说,更短的交期本身就是价值——他们愿意为确定性付费,愿意为速度买单。

信用缺失在这里表现为防御性多备货。因为不敢依赖单一供应商、担心上游违约断供或临时加价,下游企业往往主动提高安全库存,甚至重复认证、重复备库。多备货看似保安全,实则推高库存、拉长交期、占用资金,最终转化为全链的时间与产能损耗。市场波动导致的违约断供,则会让下游被迫加库存、调排产、改交期,损耗则进一步放大。

标准与能力损耗

标准不统一导致上下游企业在产品规格、数据格式、质量标准上各自为政,每次合作都要重新磨合、重新测试,这种“翻译成本”和“适配成本”吞噬了大量利润。

能力错配同样突出。每一家企业都有自己的瓶颈:有的有制造能力没技术和客户,有的有技术积累没资金,有的有硬件没软件。各自挣扎的代价是巨大的——产能无法充分释放、技术无法快速验证,并且试错周期极为漫长。在行业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单点短板更容易被放大为全链风险。

资金与信用损耗

产业链的另一个隐形杀手是账期。从上游到下游,账期层层叠加,中小企业应收账款越滚越大,其间还要垫付人工和材料款,利润全被财务成本吃掉。

核心企业的信用无法沿链穿透到上下游各环节,导致全链财务成本居高不下,上游要求预付款,下游要求更短账期或现款现货,双方都倾向于把资金风险前置。结果是中小企业现金流更紧,融资成本更高。市场波动导致的违约断供,也主要归入这类损耗。

那么,增量从哪里来?增量就藏在这些多环节工序链的接口损耗里。当每家企业不再把上下游看作博弈的对手,而是看作共同解决问题的伙伴时,那些因为链条过长而失真的需求信号、因为链条盲区而被浪费的市场机会、因为标准不统一而损耗的衔接效率、因为信用断裂而被锁死的资金,就会重新回到整条产业链上。

四类典型的跨企业协同机制

过去10年,中国企业普遍通过精益生产、数字化转型降本增效,这些做法不可谓无效。但单家企业的降本增效有天花板,当企业把内部成本压缩到极致,再往下压,就会伤及产品质量和员工利益。真正能释放巨大价值的,是全产业链协同,必须通过多个环节的活动,而非单一环节的优化,来创造增量。

这里说的“协同”,不是企业内部研发、生产、流通、资金各部门之间的配合,而是跨企业、跨环节的产业链协同。研发协同,是上下游联合定义产品与标准;生产、流通协同,是终端需求数据跨层级穿透,最终实现排产与产能跨企业联动;资金协同,是核心企业信用沿链传递;能力协同,是把不同企业的长板拼接成系统效率。

每一个环节的协同,逻辑都是一样的:锚定痛点,通过合作解决痛点,最终创造增量。当这些增量汇聚在一起,企业就跳出了存量博弈的泥潭。

标准共建:把标准与衔接损耗变成协同效率增量

在产品定义阶段,就把产业链各环节的企业一起拉进来,提前介入,告知哪些参数会导致良品率下降,客户最在意的痛点是什么。通过上下游各环节联合定义需求、规格、数据格式和质量标准,把问题解决在研发阶段,这不仅缩短了上市周期,更大幅降低了后期的试错成本。

鞍山发蓝是国内包装钢带行业的领军企业,公司起步时,国产包装用钢带高温捆扎易断裂,行业缺乏统一标准,高端市场长期被国外垄断,国产包装用钢带出海认证成本高,各国之间标准差异大,形成贸易壁垒。鞍山发蓝没有闭门造车,而是与上百家国内大型钢铁、有色、玻璃企业深度合作,直接获取热轧钢卷高温耐受性、自动打捆机尺寸精度等终端痛点,并转化为产品改进的技术依据。同时还联合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组建涵盖研发、生产、标准化的攻坚团队,用生产试验数据逐条拆解国内外标准差异。

2002年主导制定行业标准,2018年制定中国国家标准,2022年主导发布我国包装领域第一个ISO国际标准。在ISO国际标准攻关中,针对延伸率检测初始标距的分歧——中国标准为30mm、欧盟为100mm、美国为152.4mm——团队以大量数据论证,经多轮技术磋商,最终推动国际标准采用中国L0=30mm方案。2025年又以该国际标准反向修订国家标准。

标准统一后,技术性贸易壁垒消除,国内产业链跟进提升质量;鞍山发蓝国内中高端市占率超40%,国际市场销售量从2022年的1800吨增至2023年的2500吨、2024年的3600吨,畅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标准共建的过程中,他们把原本浪费在“翻译”和“磨合”上的价值,变成了全链共享的增量。当这种协同标准进一步外溢为行业标准、国家标准乃至国际标准,增量就从单个链条扩展到整个产业。

需求穿透与排产协同:把信息与时间损耗变成全链效率增量

让真实需求穿透整条链,通过信息共享,终端的销售数据可以直接传到最上游的原材料供应商,各企业基于真实需求安排生产和备货;同时,排产计划联动,让上游的机器跟着下游的订单节奏走。当下游需求波动时,上游能迅速响应,减少无效生产和库存积压。全链库存降下来了,资金占用少了,资产回报率自然提升。

景旺电子提供了一个典型样本。这家全球PCB(印制电路板)领军企业在江西信丰投资30亿元打造了一个高多层PCB智能制造项目,以“链主”身份带动上下游近20家配套企业落户园区,原料供应商在隔壁、物流服务商在对面、协作厂商在楼下,实现“隔墙供货”——物料从上游车间搬运到下游产线只需几分钟。更重要的是,景旺电子通过信息共享平台、统一排产系统等管理输出打破了企业边界,让整条链的节奏同频共振:排产信息实时共享、库存数据透明流转、交付节点同步对齐,上下游不再是各干各的串联等待,而是并排奔跑的协同作战。结果是交付周期缩短了40%。

缩短供货周期的本质,是把“等”的时间消灭掉——配套企业搬进同一个园区是消灭物流等待,信息实时共享是消灭沟通等待,节奏同频共振是消灭排产等待。每消灭一个“等”,交期就短一截,客户满意度就高一截。

信用穿透:把资金与信用损耗变成现金流增量

通过核心企业的信用穿透,把优质信用传递给上游或者下游的企业。他们拿着核心企业的应收账款凭证,就能以极低的利率从银行拿到贷款。全链的财务成本降下来了,供应商活得好,供应链才稳。这也是实实在在的增量。

海尔集团通过旗下鑫海汇数科搭建了一个供应链票据平台,与兴业银行实现系统直连,以供应链票据作为结算载体,将核心企业信用沿产业链高效传导至上下游配套企业。收票人通过平台直连向银行申请票据资金支持,实现“票据多级流转、资金一键触达”。2024年,该平台签发供应链票据超过200亿元,平台内企业平均贴现利率较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低82个基点。截至2025年9月,平台累计服务客户7000家,其中中小微企业5000余家。

能力拼接:把能力错配变成系统效率增量

每家企业都有自己的瓶颈,能力拼接就是要把不同企业的制造能力、技术积累、应用场景、资金实力、数字化能力相结合,形成任何一方单打独斗都做不到的系统效率。

2026年8月,烟台两家A股上市公司——艾迪精密与东方电子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艾迪精密以液压破碎锤和高端液压件起家,2025年高端液压件营收20.81亿元,工业机器人收入同比增长58.26%;东方电子是深耕电力自动化40余年的市属国有控股企业,2025年营收83.77亿元,业务覆盖智能电网、智慧能源、智慧城市三大板块。双方围绕工业机器人、厂区光伏、储能项目、综合能源及零碳园区、设备采购、联合投资开发及市场渠道共享六大方向展开合作。基于合作框架,双方签署了艾迪奥朗9MW分布式光伏电站投资建设运营合作协议,艾迪精密出装备(机器人、液压件),东方电子出“大脑”(能源管理、储能系统、数字化配网)。这套系统效率是能力拼接后“长”出来的新效率,任何一方单打独斗都做不到。

这是能力拼接的初级形式:两家企业各出长板,补上对方的短板,形成系统效率。而能力拼接的高级形式,是建立产业链多环节的战略联盟,把产业链不同节点组织起来,用某个节点的优势能力补其他节点的短板,把订单安排、生产组织、结算、研发等关键活动协同起来。

四种典型协同方式的共同逻辑:从“分配存量”走向“创造增量”。缩短供货周期消灭的是等待时间,信用穿透释放的是被账期冻结的现金流,标准共建节约的是被反复磨合消耗的沟通成本,能力拼接盘活的是被各自瓶颈限制的产能。产业链生态的护城河,从来不在一纸协议,而在这四个增量场景能否持续运转、持续放大。

生态构建与战略联盟:

从“我与你”到“我们”

产业链生态协同并非供应链协同的简单延伸,而是一场从“线性管控”到“网状共生”的范式革命。传统的供应链协同,本质上是以核心企业为锚点的“纵向整合”,它沿着既定的供需链条展开,目标是优化特定链条的交付效率、成本结构与服务水平。其主流实践往往带有一定的“霸权色彩”——“核心企业主导、上下游从属”,依靠的是核心企业对订单和资金的强势支配权。

而产业链生态协同,则是立足于产业全局的“横向融通”。它不再围绕单一焦点企业打转,而是覆盖全链条、全要素,旨在通过共建技术标准、突破“卡脖子”环节、构建产业集群,来提升整个产业的系统竞争力。在产业链新生态中,企业间的从属性被极大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基于价值互补的契约关系。以新能源电池产业为例,矿企、材料厂、电芯厂、装备企业与科研院所打破边界,联合研发、共定标准,这正是生态协同的典型样本。

在此逻辑下,“链主”的定义被重构:它不一定是规模最大的企业,也不一定非要是单一企业,而是指那些拥有最强“连接能力”与“赋能意愿”的节点。其核心责任不再是“控制”,而是“服务”——通过提供数字化平台、产业链融资、技术标准等公共产品,构建公平的价值分配机制,让生态中的每一个企业都能获得价值和利益。

产业链生态不是靠感情维系就能长久的,它需要一套严密的方法论,把“我与你”的博弈关系,真正转变为“我们”的共生关系。四个基石构成产业链生态协同的基础:个体卡位、制度锁定、网络冗余、生态让渡。在此之上,企业可以进一步建立多环节的战略联盟。

首先是个体卡位。在生态里,每个企业都必须找到自己不可替代的节点。如果只是做最基础的代工,随时可能会被替换,生态对这个企业来说就是压榨。只有当企业在某个环节解决了别人解决不了的痛点,比如掌握了某种核心工艺、拥有独特的渠道资源,才具备了参与生态的资格。企业的不可替代性,就是其为生态贡献增量的基础,也是加入战略联盟的“入场券”。

其次是制度锁定。口头信任在利益面前不堪一击,必须利用好契约和机制。比如,与核心供应商签订长期战略合作协议,约定价格联动机制、增量分享机制;如果通过协同降低了成本,省下来的钱按比例分成;如果因为企业自身原因导致供应商损失,则要有明确的补偿机制。在银基产业,银价大幅波动带来的违约断供风险,企业可以引入履约保证金、预付款监管、违约补偿等制度安排,把市场波动带来的履约风险纳入契约框架。制度锁定是生态的骨架,也是战略联盟能够运转的前提。

再次是网络冗余。一个健康的生态,不能是单线联系,必须是多点互赖。如果某个关键节点只有一家供应商,一旦出问题,整条链就瘫痪了。要在生态里培育“备胎”,鼓励良性竞争,但同时也要通过协同让这些“备胎”也能分享到增量。多点互赖不仅增强了生态的韧性,也让每个节点都不敢轻易背叛。战略联盟不是把所有人绑死在一根绳上,而是在多点互赖中形成稳定结构。

最后是生态让渡。“生态让渡”并非简单的“让利”,而是一种战略性投资。这是最考验企业家格局的一点。作为链主或强势方,通过主动让渡短期利益,降低了整个生态的交易成本和信任成本,从而换取了供应链的长期稳定、创新速度的加快和系统总成本的下降。这本质上是将“零和博弈”转变为“正和博弈”的关键制度设计。比如,在推行供应链金融时,不仅不赚息差,还自掏腰包补贴一部分利息。短期看是亏了,但长期看,供应商活了,供应链稳了,综合成本反而降了。这种主动让渡,是形成正向循环的关键,也是战略联盟利益分配中最难但最重要的一环。

数字化:让全链协同“高效可能”

产业链协同最终应该通过数字化来提高可靠性和效率。但必须强调:数字化不是目的,它是解决协同痛点的工具,让全链协同从“不可能”变为“高效可能”。

首先,数据驱动消除了信息不对称。通过区块链技术和信息平台,生产进度、库存状态、物流轨迹实时可见,减少信息的滞后与失真。其次,数字化让信用穿透成为可能,订单、交货、回款等数据在线化且不可篡改,为金融机构判断中小企业真实经营状况提供依据。最后,平台化组织大幅降低了协同的交易成本。如今在产业链联盟的平台上,企业的资质、产能、口碑一目了然,智能匹配、在线签约,几天就能完成对接。交易成本降下来了,全链的响应速度就上去了。

企业如何起步

很多企业可能会问:道理我都懂,但该从哪里开始?我的建议是,不要贪大求全,要从小处着手,步步为营。

第一步,从自身痛点出发,找到链上最痛的1~2个堵点。不要一上来就想搞全产业链生态,那是大厂干的事。企业要审视自身业务,哪个环节最头疼?是某个关键物料总是断供?还是新品上市总是延期?找到那个最痛的点,这就是破局的切入点。

第二步,从小范围试点开始,用实际效果说服伙伴。不要试图一次性说服所有人。找两三家关系最好、最有意愿的伙伴,先跑通一个小闭环。比如,先和一家核心供应商试点数据共享,把库存降下来。当大家看到真金白银的增量时,不用多说,其他伙伴自然会主动要求加入。

第三步,建立可量化的信用体系。协同的基础是信任,而信任要建立在一套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系之上,谁配合得好、谁贡献了增量,数据说了算。用数据来分配利益,用数据来惩罚背叛,让信用成为生态里最硬的通货。

第四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实现从“零和思维”到“增量思维”的转变。这是最难的一关。企业家需要时刻警醒自己:我是不是又在盯着存量蛋糕了?是不是又在想办法从伙伴身上多榨一点利润?要不断地追问:我们还能一起解决什么问题?还能一起创造多少增量?只有当思维真正转变了,行为才会变,生态才能真正建起来。

构建中国产业链新生态的本质,就是放弃存量博弈的旧思维,当我们把目光从竞争对手身上移开,投向产业链深处那些未被满足的需求、未被解决的痛点时,就会发现,增量就在彼此携手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这不仅仅是一种商业策略,更是一种企业家精神。它要求中国企业家跳出小我的利益,去成就大我的生态;放弃短期的算计,去追求长期的共生。这条路很难,需要耐心,需要格局,更需要勇气。但只要坚定地走下去,就一定能构筑起中国中小企业生存的新优势,在时代的洪流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汪俊 | 文  

汪俊博士是海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CEO。海捷控股是一家坚持"资本与产业深度融合",将硬科技与前沿技术作为投资布局方向,深耕新能源、新材料、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以产业经营、股权投资为基础的多元化控股企业集团,旗下常德国银新材料有限公司是中国产值居行业前列的银粉生产企业。联系方式:wangjunhunan@hotmail.com。

廖琦菁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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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备选方案时,谈判高手如何跳出被动局面?

2026年11月11日 08:00

原创 HBR-China 2026-11-11 08:00 北京

懂得在看似无路可退时寻求突破,正是谈判高手的独特优势。

我们与全球某大型公用事业公司合作多年。某天,该公司的一位高管紧急来电,他说:“我们之前为了兑现向市场承诺的新发电量,宣布要盖的那座新发电厂,你还记得吗?目前项目进展已经落后,而且我们正在洽谈的工程公司,突然要求在开工前必须支付一笔巨额预付款。我们根本拿不出那么多资金,但我们别无选择。当初之所以选定这家公司,是因为只有他们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建设。我们无法答应预付款要求,他们又拒绝协商,我们不可能就这样放弃合作。面对这种局面,我们该怎么办?”

身为谈判顾问,我们经常接到类似的求助电话。在理想情况下,谈判者总会有一个备选方案。在谈判理论中,这被称为BATNA(Best Alternative to a Negotiated Agreement,即“达成协议的最佳替代方案”)。

这一概念由罗杰·费希尔(Roger Fisher)和威廉·尤里(William Ury)于1981年在《谈判力》(Getting to Yes)一书中提出。这一概念包含几个关键要义:如果有更好的替代方案,就不该接受任何协议;如果对方握有更好的选择,你也不应指望他会接受你的条件;你应当设法提升自己的BATNA;同时至少要考虑是否及如何削弱谈判对手的BATNA。

然而,在许多最重要、最棘手的商业谈判中,除了与特定对象达成协议,就没有其他明显的出路,这常让人“觉得”根本没有备选方案。但在过去30年里,我们有大半时间为企业的数百场谈判提供咨询(涉及金额从数百万美元到数十亿美元不等),并为数千名专业人士培训过谈判技巧。根据我们的经验,谈判者实际上也很少像自己想象的那样束手无策,尤其是在他们愿意打开思路,用更开阔的视野去思考“退出谈判”的各种替代方案,以及谈判中力量的此消彼长时,就更是如此。事实上,懂得在看似无路可退时寻求突破,正是那些最资深、技巧最高超的谈判高手具备的独特优势之一。在高风险谈判中,往往存在创造性的变通路径,可以靠单方面行动去强化自身筹码,另外,也有一些“局部”替代方案可以扭转力量平衡。

在本文中,我们将带你了解应对这一挑战的正确方式。

局部替代方案的威力

谈判人员在规划自己的BATNA时,往往倾向于寻找一个能解决所有问题的完整替代方案。但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解决方案根本不存在。真正的突破,往往来自那些虽然无法完全取代眼前协议,却能开启新可能性的选项。这些局部替代方案即使作用有限,也能在实质上改变谈判的态势。

以我们的一家高科技企业客户为例,该企业与一家提供关键电子零部件的供应商有长期合作关系。出于种种原因(包括所需的零部件体量巨大),市场上没有任何一家单一的供应商能够完全替代现有的这家供应商。然而近年来,该供应商不断涨价,质量和性能却每况愈下。客户对我们说:“少了他们不行,但也越来越难继续合作了。”

在又一次提出涨价要求后,该供应商拒绝进行任何建设性的谈判。我们的客户看似只剩下一个“代价极高”的选择:接受谈判破裂的现实,忍受至少一两年的关键零部件供应不足,利用这段时间去开发和认证一家新的供应商。而在那期间,客户将无法生产某些特定产品,这不仅会导致数千万美元的营收损失,还会对某些客户关系造成持久的伤害。这个BATNA看起来实在太糟糕了,仿佛现有供应商再怎么涨价,我们的客户都只能勉强吞下,这是所有谈判者最不愿陷入的局面。

然而,当我们鼓励客户思考“有什么办法能满足部分需求”时,转机出现了。这家科技公司其实能找到两家规模较小但完全符合设计规范和质量标准的供应商。虽然这两家公司的产能相加仅能满足总需求量的30%,而且客户的需求量还在稳步上升,但启用它们,可以降低客户对现有供应商的依赖,从而创造出谈判筹码。

于是,这家科技公司回头去找原供应商,提出两个选择:如果供应商同意更优惠的价格,公司将承诺增加5%的采购量。反之,如果供应商坚持涨价,公司将大幅缩减采购规模。供应商原本也可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客户必须100%向它采购,否则就彻底断供。我们的客户在等待回复时相当紧张,但最终供应商选择接受新价格,以换取更大的采购份额。通过找出切实可行的局部替代方案,我们的客户为自己争取到了谈判筹码。

在谈判结束后的复盘中,一个关键启示浮出水面:公司此前在开发次优及预备供应商时之所以屡屡失败,是因为低估了那些只能满足小量需求的供应商所带来的价值。一味寻找单一最佳替代方案,反而自我设限。事实上,谈判越是复杂、你对对方的依赖程度越高,寻求局部替代方案就越发重要。

别在恐惧中谈判

接洽替代供应商,看似是在威胁原有供应商,但我们发现,只要公司提出的要求合理而坚定,协议最终破裂的情况其实极为罕见。过去25年来,我们只遇到过一次谈判破裂,而且当时的情况非常特殊。

当你觉得自己毫无退路时,很容易只注意到自身的脆弱处境,而忽略了对方同样也有软肋。即使是经验丰富的谈判者,也可能掉入这样的陷阱:过度关注“谁更需要这笔交易”而错失获取谈判筹码的机会。但当你扩大观察视角,不仅分析自己的BATNA,也认真研究对方的替代选择时,往往会在自己的处境中发现隐藏的优势。

带着这样的视角,让我们重新审视前文的担忧:如果科技公司不全盘接受供应商的条件,对方是否真的会终止合作?这种情况几乎从未发生,原因在于,谈判双方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通常比表面上看起来更加均衡。如果你高度依赖某家供应商,对方很可能也依赖你的订单收入。客户的转换成本越高,通常也意味着供应商失去这家客户的代价越惨痛。即使一方拥有更多筹码,绝大多数谈判者也不会为了争取略好一点的条件,冒着承受重大损失的风险孤注一掷。如果你真的遇到这样一个硬碰硬的对手,最好选择退出,或者至少开始规划退场,因为维持这种合作关系的长期代价,几乎总会超过离开的短期阵痛。

我们曾帮助过一家全球性企业,该公司在关键涂料上完全依赖单一供应商,也就是说,没有其他供应商能够提供同样的产品。在合同续签谈判中,供应商要求涨价10%,但我们的客户却希望降价5%。如果谈判破裂,客户将面临每年超过1亿美元的收入损失,还可能裁减数百名员工,并对多个重要的客户关系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但另一方面,接受涨价要求,则会直接侵蚀利润率、EBITDA(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以及股价表现,并会为未来的涨价开先例。

这笔业务“仅”占供应商营收的10%,但我们指出,失去我们的客户对供应商造成的伤害,远比数字本身所呈现的更大。这家供应商属于固定成本较高的制造企业,而该产品又恰恰是其利润最高的产品之一。由于这条产品线高度专业化,一旦失去这笔订单,供应商要转而生产其他客户愿意采购的涂料,不仅需要时间,也要投入资金重新调整生产线配置,而这一过程将对其自由现金流造成不小压力。

这一案例给我们的启示是:即使你的替代方案看似极不理想,对方做出让步仍然可能是理性的选择。谈判中的依赖关系很少是单向的,你感到弱势,并不意味着你真的毫无筹码。

寻找临时替代方案

善用默许空间

如果你始终找不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替代方案,不妨扩大分析范围,思考在不经过对方同意的情况下,自己能够采取哪些行动,哪怕只是暂时性的。这往往是打破僵局的关键。当强势的对手撂下“不接受就拉倒”的狠话时,即使是身经百战的谈判者,也常感受到压力,要么接受不利条件,要么彻底退出,去承受同样糟糕的破局后果。但其实几乎总是存在第三种选择,那就是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既不接受对方的条件,也不直接回绝对方的要求。即使对方把你不立即同意视为谈判破裂,你通常还是可以把你的反应重新诠释为只是目前暂不接受。当然,强势的谈判者往往会在提出要求时设定最后期限,但根据我们的经验,这种期限几乎都有延长空间,理由合理时更是如此,常见的理由不外乎是:“我们还需要更多时间来评估和考虑。”

另外,在没有“明确”协议的情况下,探索继续推进事情的方法,也十分有价值。毕竟,没有对方同意,就不可能真正达成协议,但“同意”也存在不同的形式。在实践中我们发现,将“明确同意”与“默许”区分开来非常有帮助。谈判中的每一个行动,不见得都需要对方的正式认可。在很多情况下,对方没有反对就行。懂得什么时候可以靠默许来推进,而不是等待一个明确的“好”,能为自己争取到更大的操作空间。

以我们长期服务的一家全球微处理器公司为例,在一次供应商合同的审查中我们发现,这家公司的一家核心供应商,对运往不同国家生产基地的同一种电子元器件竟然采用了差距悬殊的定价,有时价差能达到2倍以上,而这种差异还不包括随交货地点变动产生的合理的运费差异。

公司高层对此当然十分愤怒,希望立即联系供应商,要求其统一全球定价,并退还过去一年多收的费用。在他们行动之前,我们先分析了供应商可能的反应,结果发现,这家供应商是唯一有供货资格的供应商(典型的“无替代方案”的情境)。立即寻找新的供应商,要完成资格认证,最快也需要一年以上。我们认为,虽然供应商有可能接受“全球所有工厂统一采用较低价格才公平”的说法,但考虑到当时市场供不应求,更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供应商会声称,过去某些工厂实际上一直享受了过低的价格,因此决定将价格统一上调至目前的最高水平。如果出现这种结果,客户每年将额外承担数千万美元的成本。

这家微处理器公司决定,不就价格问题与供应商展开正式谈判,而是采取另一种做法,开始按照供应商开具的所有发票中最低的单价支付所有货款。当实际付款金额低于发票金额时,公司都会附上一段简短说明:“此笔应付款项的金额存在错误,系基于不合理的单价X计费。请参照贵公司为相同零部件开具的较低价格的发票,我们已根据该价格付款。”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供应商并未中断供货,所有订单依然正常履行。几个月之后,那些原本执行较高价格的供应商分支机构开始陆续向客户发函,要求补足差额。但此时,主动采取行动的压力已经转移到了供应商一方。惯性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我们的客户并没有要求供应商统一降价,而是直接按照这个原则付款。与此同时,公司每月都节省了相当可观的成本。从某种意义上说,供应商已经接受了这种安排,只不过是以一种消极默许的方式,它当然可以选择停止供货,但无论从运营还是心理层面来看,这都意味着重大的冲突升级,而我们当时正确地研判到了供应商不会走到这一步。

将近一年后,供应商高层才正式将这件事升级到客户管理层。他们提出了停止供货的可能性,但整体态度并不强硬,并明确表达希望双方能够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此时,市场环境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供需关系趋于平衡,供应商不与我们的客户达成协议的BATNA已经转弱。此外,客户也没有原地等待,他们已经做好准备在必要时转向新供应商,虽然这样做仍然存在风险,也不是公司最希望看到的结果。最终,我们的客户与供应商签订了一份新的全球采购合同,以接近最低支付价格的金额作为全球统一定价。

聚焦关键角色和谈判流程

看似不存在备选方案时,谈判者应该思考自己单方面能够采取什么行动,来争取到更有利的结果。我们将这些行动称为“流程上的替代方案”,以便与最终协议的替代方案有所区分。要发现这类机会,你需要始终牢记“委托人与代理人”(principal-agent)的区别,也就是说,要将你正在谈判的企业,与坐在谈判桌对面的具体个人区分看待。

在我们近期提供建议的一场谈判中,我们客户的业务对于其经销商而言,仅价值数百万美元,而这家经销商是一家年收入达数十亿美元的全球性企业。每当客户对价格或合同中一边倒的条款提出质疑时,对方团队都会反复强调地位差距,暗示我方缺乏有力的谈判筹码。然而,更深入的分析却揭示了另一番景象。虽然客户的业务相对于经销商的整体业务量而言确实很小,但对于此时坐在谈判桌前的那个业务部门来说,却至关重要。这个部门刚刚成立不久,专门负责服务我们的客户所在的行业,而客户在该部门的收入目标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因此,客户实际拥有的谈判影响力,远比经销商整体营收数字所呈现出来的要大得多。不仅如此,这笔业务在对方首席谈判代表的个人销售指标中,也占了相当一部分。

至此,客户的谈判处境突然变得比原先乐观得多。然而,经销商的首席谈判代表依然态度强硬,在一次气氛略显紧张的交锋中,她甚至反呛一句:“我今年的业绩已经达标了。”言下之意是,即使客户不续签合同,她也毫不在意。这是真的吗?还只是虚张声势?客户团队私下打听后得知,这位谈判代表一心想通过这笔交易打响名号,她希望达成一份利润远高于前任的新协议(前任正是由于“过于软弱”而被公司解雇,而我们客户的谈判代表其实与那位前任私下关系融洽,相处友好)。

此时,我们的客户依然没有备选方案,而经销商开出的合同条件依然无法接受,但我们对客户拥有的“替代方案”已经有了新的认识,它并不是用来取代最终协议的方案,而是我方可以单方面采取的行动,以改善谈判地位。

例如,客户找到了一家新的经销商,这家公司的规模远小于现有经销商,也没有经过市场充分验证,但它非常渴望获得这笔业务。客户迅速与它达成了一项规模有限的合作协议,价格和条款均严格保密,并发出新闻稿,刻意引起现有经销商的注意。除此之外,客户还联系了自己的大客户(该公司与现有经销商之间另有规模庞大的业务往来),请该公司的销售高级副总裁出面,为自己与经销商沟通和斡旋。我们客户的规模虽小,但对副总的公司却是重要的合作伙伴,而该公司对于经销商的重要性,显然远远超过我们的客户(拥有强大的盟友确实大有帮助)。

在整个过程中,客户团队还考虑过直接向首席谈判代表的上级反映情况。但最后评估风险大于收益而作罢。最终,我们的客户成功谈下了一份新的合作协议,不仅价格更合理,条款也更加对等。这次的筹码,并不是找到了一个可以退出谈判的替代方案,而是在谈判过程中采取一系列单方面的行动持续向对方施压,让对方不得不调整立场,变得更讲理。

将威胁转化为提醒

在谈判过程中,如何传达破局后的替代方案,是一门需要拿捏分寸的艺术。如果谈判者说出类似“我们正考虑与其他伙伴合作”这样的话,通常会引发恶性循环,双方开始争论谁的BATNA更好,最终演变为“不接受就拉倒”的威胁。

因此,在高风险谈判中,人们常常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你希望向对方表明自己既有能力也有意愿退出谈判,另一方面,你又要引导对方配合谈判。破解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将存在其他选择的信息表达为一种提醒,而非威胁。威胁带有强迫性,如“你若不同意,我们将立即停止供货”,这必然会激发对方的防御心理,招致反向威胁。提醒则不同,它强调的是保护自身利益,而不是要伤害对方,因此比较不容易激化对立,如“我们实在付不起你们的价格,除非能谈出更合理的条件,不然我们只能被迫另寻合作伙伴”。二者的区别看似简单,但真正运用起来,却需要相当细腻的把握。

几年前,我们协助一家客户协商每年金额逾1亿美元的数据授权续签。掌握数据的公司要求大幅提高授权费用,其涨幅之大,将严重侵蚀我们的客户多款依赖这些数据的新产品获利。陷入被动局面的客户高管一度考虑采取强硬策略,他们的想法是:“如果我们强硬反击,对方也许会让步,如果直接接受,就会显得软弱,并为今后更多无理要求埋下隐患。他们同样需要我们的生意,也许我们应该让市场和顾客都知道这一点。”他们对局势的判断没错,但诉诸威胁的本能反应却充满风险。

我们利用模拟推演,预测了对方面对强硬手段时可能的反应,结果发现,最有可能出现的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对峙:双方蒙受长达数月的收入损失与伤害,并且最终彻底谈崩、无法达成协议的概率也相当高。我们的确见过威胁策略在个别谈判中奏效,但那只是极少数的例外。绝大多数的个人和组织对威胁都强烈反感,会立刻以威胁回敬。无论牵涉的金额有多大,自尊和情绪在谈判中始终起着重要作用,一旦谈判演变成一场“谁能给对方造成更大伤害”的较量,最终只会两败俱伤。

最终,我们的客户决定采取另一种策略:公开讨论双方各自拥有的替代方案,但整个表达避免任何威胁意味。客户对对方说:“你们提出的新授权费用,我们不会接受。若谈不出更合理的条件,我们也准备好彻底退出。这样做对我们来说代价非常高,你们肯定也做过模型评估。我们已经开始起草给客户的沟通材料,准备向他们说明情况,并表示愿意协助他们寻找能够部分替代贵方数据的产品。这么做虽然痛苦,但为了向市场也向你们证明,我们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胁迫,我们愿意承担这个代价。我们模拟过各种可能的发展结果,在大多数情景下,我们的短期收入损失确实会比你们更大,但其实对双方来说都很惨重。长期来看,我们都将面临巨大的风险和高度的不确定性。我们非常乐意分享我们的分析结果,也愿意认真研究你们所做的分析,但我们更想做的是,双方一起投入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如何共同扩大你们的数据市场,以及我们的风险与决策分析产品市场,并探讨一种能够让双方共同受益的新收入分成模式。选择权在你们手中。”

在随后的几周,双方确实围绕潜在的收入损失和声誉影响来回讨论,其间也夹杂着一些姿态性的试探和博弈。每当对方的表态带有威胁意味时,客户始终拒绝“接招”,而是持续提醒对方谈判破裂的后果,同时表达继续深化合作的意愿,希望双方能够在互信互利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合作关系。没过多久,谈判焦点便重新回到了如何共同扩大市场这一主题上。六个月后,双方签署了一份新的合作协议,为彼此都创造了可观的收益。

所有方法都无效时,诉诸公平

谈判常常被描述为一场零和博弈:“越是不在乎的一方,越拥有谈判权。”然而,当事关重大时,这种思维方式反而会限制你的选择,如果你真的毫不在乎,又何必坐到谈判桌前?真正的挑战并不是让自己变得“不在乎”,而是想办法让对方更在乎。

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将谈判的焦点从“权力”转向“公平”。公平是一种极具力量的人类行为动机。实验证明,当谈判者认为一项协议有失公平时,即使该协议有利可图,他们也常常会选择放弃。我们的经验显示,反过来的情况同样成立:当一方不得不承认自己对待对方不公平时,他们往往会愿意让步。我们文章开头提到的那家公用事业公司,正面临工程建设承包商不合理的付款要求。我们建议它不要接受,也不要直接拒绝,而是先询问对方提出这一要求的原因,同时明确说明,这一金额远远超出了公司的承受能力。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举动,将谈判从“不接受就拉倒”转变为“怎样才算合理”。最终,对方让步了,并不是因为他们失去了谈判的权力,而是因为他们无法合理解释自己的立场。

理想情况下,你当然希望每一场谈判都拥有一个切实可行的备选方案。但真的找不到备选方案时,以更加开放的视角重新理解“权力”和“替代方案”,往往能够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即使你最终必须与某一个特定对象达成协议,你仍然拥有选择,而且通常也能够找到一些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虽然无法彻底消除)自己对对方的依赖。顶尖的谈判者,总是能够跳出最显而易见的选择,寻找那些富有创造性的谈判筹码,以影响整个谈判进程,并最终影响谈判对手。

乔纳森·休斯(Jonathan Hughes) 萨普塔克·雷(Saptak Ray)| 文  

乔纳森·休斯是战略咨询顾问,也是高风险谈判解决方案公司Pareto Frontier Strategies的CEO。萨普塔克·雷是Pareto Frontier Strategies的CCO。

廖琦菁 | 编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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