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开口说话,如何走出创伤?| KY访谈:TRE 中国首批从业者
原创 知我心理 2026-11-17 20:50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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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身体入手,让改变发生
讨好型人格、回避型依恋、高敏感……在这个时代,我们前所未有地能够细数很多和身心困顿有关的名字,我们渴望被「确诊」,认为只要叫出魔鬼的名字,它就会消失。
然而,即使非常了解自己的创伤、情绪模式和防御机制,我们依然常常感到焦虑、恐惧、紧绷,甚至长期对一切都感到倦怠无力,只有在晚上关上房门,躺在床上滑动手机屏幕的时刻,才感到一丝放松和喘息。
图片来源:《我的解放日志》
或许是因为,我们一直试图从头脑中寻找痛苦的答案,却忽略了,痛苦也真切地发生在身体里。被注视时的紧绷,屏住的呼吸,疲惫却没办法让身体彻底休息,我们甚至无法感知到这些身体发出的信号,更无从回应和处理。
这也让一些心理治疗与创伤工作者开始关注另一条路径:除了借助语言去理解经历、调整认知,我们是否也能直接从身体入手,让改变发生?
TRE(Tension & Trauma Releasing Exercises,压力创伤释放练习)就是其中一种探索:通过一系列身体动作引出自发的身体震颤来释放紧张,网上有人把它形容成「像小狗一样抖一抖就可以释放压力」。KY 也曾介绍过这种练习(这个看似抽象的小动作,居然能快速赶走焦虑)。
但直到今天,TRE 依然没有被广泛普及,同时存在一些误传和滥用的风险。
所以今天,KY 将对话三位在国内参与 TRE 实践、培训和临床探索的从业者:参与过2008年四川地震灾后心理支持的杨宁博士、心理咨询师张杰,以及精神科医生徐铌。也是因为他们的不断探索和尝试,让 TRE 得以在中国被规范推行。
今天的文章,三位老师将一起来回答:TRE 和我们熟悉的心理咨询有什么不同?是怎么切实帮助到每一个具体的人的?以及对于普通人来说究竟怎么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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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巨大灾难到日常压力,
创伤都可能体现为:
大脑与身体的失联
KY:你们分别是在什么情况下接触到TRE的,又是什么促使你们下定决心去推动它的普及?
杨宁:
2008 年汶川地震发生后,我所在的机构成立了应急项目组,去往四川德阳做创伤干预支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用到了 TRE 。
灾后心理救助最大的困难在于:受灾人数太多了,很难给每个人提供一对一的长期服务。于是我们摸索出一个分层的工作方式:
第一层是用问卷做大规模排查;第二层用 TRE 覆盖几十人、上百人的群体;在群体练习里,那些无法完成全程、反应特别强烈或者需要更多关注的人,会更快浮现出来,再转入心理咨询师、治疗师或医生提供的一对一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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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KY自制
所以 TRE 是中间的桥梁,它的门槛很低,在板房里、在废墟中,几十上百个人可以一起进行,它较少依赖于语言,无需讲述创伤,对年龄、受教育程度和硬件的要求比较低,非常适合灾后现场。
每个人练习 TRE 的体验和反应都不同,当有人在这十几二十分钟的练习中就出现强烈的悲痛情绪时,我们也能迅速识别谁需要更深入的支持。
这个灾后项目持续了好几年,后来服务对象扩展到更多地区的中小学生、留守儿童。我们也开始意识到,影响一个人的,除了突然降临的重大灾难,还有漫长的分离、匮乏和日常压力。包括现在成年人持续高压工作、一直紧张、恢复不过来,这些也同样需要被看见。
这也是后来 TRE 的英文全称从更聚焦 trauma(创伤),转向 tension & trauma(压力与创伤)的原因,体现了应用视野的变化。
张杰:
我是以身体取向为主、主要从事心理创伤工作的心理咨询师。2015年,我开始出现强烈的惊恐发作,常常在入睡后突然被濒死感惊醒,仿佛有无数只蚂蚁在身体里啃噬。
我知道这是创伤发作的躯体化表现,也尝试向国内外不同流派从事创伤的老师寻求帮助,做了很多个人体验,但这种强烈的躯体反应却始终没有得到缓解。
直到2016年夏天,我在德国学习躯体动力分析时,无意间在学校网站上看到了TRE培训。当时我对TRE一无所知,只是看到「创伤」两个字,想到自己的状态和工作方向,决定试一试。
第一次体验TRE,在做靠墙动作时,我感受到身体里出现了细微的震颤。那一瞬间,我激动不已,眼泪几乎夺眶而出,我的大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我的身体在那一刻已经清晰的知道:就是它了!!!那种感觉,就像独自在昏暗下着雨的森林里走了很久,精疲力尽、沮丧、绝望,不知何处是尽头时,突然,来到森林的边缘,雨过天晴,阳光洒在面前,远处村落上炊烟袅袅,鸡鸣狗吠……
图片来源:Unsplash
随着持续的TRE学习和自我练习,那种夜间惊恐发作的躯体症状再也没出现了,而且我的睡眠也从辗转反侧数小时,变成躺下就着,整个人的身心状态发生了很大变化。
同时期,我也在思考自己从事的心理咨询这个工作:咨询师精力有限,时间有限,即使跟团体工作,能支持的人也是有限的;另外,来做心理咨询的人都需要花很多时间、精力和金钱做深度的个人探索吗?很多人没有条件也没有意愿,他们只想身体不难受、睡好觉、吃好饭、正常工作、生活。心理学要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而TRE让我看到了另一种可能:人完全可以不必讲述自己的经历,仅通过简单的身体练习,快速调节自己的身心状态。同时,TRE练习是可以大规模人群同时进行,并且不太受场地限制。
图片来源:受访者张杰提供
遇到TRE,是我人生非常幸运的一个时刻。它既解决了我的个人困境,也为我的专业工作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更巧的是,我在德国学习时,惊讶得知TRE 创始人 David Berceli博士曾在汶川地震后到四川进行过心理援助,于是发了一条朋友圈,没想到杨宁在下面留言:她当年和 David 在四川一起工作过。
我们都很激动,我回国后立刻见了面,我俩一见如故,不谋而合,当即决定要把 TRE 在中国重新开展起来。
杨宁当时正在博士后研究期间,我们就从TRE的科研探索开始,招募了身边的人来练习TRE。TRE很受欢迎,练习者们口口相传,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联系我们,并询问其他的城市是否也有机会进行练习。
于是2018年,我们决定邀请我的德国老师们来北京开展TRE的认证培训,以便有更多具备专业能力的TRE带领者能够把TRE传播出去。
后来的疫情,给需要面对面进行身体工作的TRE带来了挑战,但在TRE创始人Berceli博士的亲自指导下,我们也开始了勇敢的创新,把TRE带到了线上。
同时,我们开始把与医院合作的实践和研究作为TRE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重点,首先我们希望把TRE作为自我照料的方法带给长期处在高压状态下的医护工作者,同时也能跟医护同仁们探索和发展TRE在不同临床场景中的应用和科研,以便TRE能有一个坚实可信的应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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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treinchina.com
徐铌:
我的背景一直是医学,后来深入到精神医学。博士期间,我同时走着两条看起来很不一样的路:一边做精神科临床与循证研究,比如研究一线治疗药物的机制,要看数据、对照和结果;另一边接受精神分析训练,做了将近四年的高频个人分析,很长时间和无意识、关系、自我探索待在一起。
早期我也有困惑:一条路这么依赖生物学和药物这些很「物质」的东西,另一条路又这么依赖谈话、关系和无意识,它们是不是很冲突?直到一位老师提醒我:
对医生来说,它们都是工具,工具越多,医生和患者的选择就越多,我们并不需要对某个流派忠诚,更需要判断这个工具对眼前的人是否合适、有用、能不能经得住检验。
我也因此越来越实用主义,什么确实有帮助,就去了解和使用。
最初关注到身体取向的工作,则是因为一名青少年患者。ta 的身体有比较大幅度的不典型抽动表现,传统医学视角很容易先把其列为一种「症状」,但我偶然看到一个Peter Levine的访谈,一名退伍军人出现了相似的身体反应,对方却从创伤和应激的角度来理解这些动作。
同一种身体表现,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解释入口,这个差异让我开始寻找国内的 SE(Somatic Experiencing,体感疗愈)治疗师交流,也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接触「由身体进入」的创伤工作。
真正推动我继续寻找的,是病房与门诊里的现实。有大量患者负担不起长期精神分析,甚至连常规谈话治疗都可能是一种奢侈。也有一些患者不愿意或者不方便提起过往的经历。
之后经同事介绍,我接触到了面向医生的 TRE 体验。第一次练习,我抖动的幅度很大,结束后却感到很放松。直觉告诉我,这可能就是自己一直在寻找的那类工具,它便宜、朴素、普通人可及,于是我开始接受培训。
图片来源:受访者张杰提供
TRE 也改变了我看待患者的方式,面对一些不自主的身体反应,我会在必要的医学判断之外,多问一句:身体是否也在用它有限的方式,应对当下的压力?这让我能和患者一起寻找新的理解,少一点只有「身体出问题了」的恐惧。
过去,我非常依赖「自上而下」的头脑、分析和研究路径,然而在 TRE 这样「自下而上」的方法中,则需要更加去感受身体,相信身体本身具备的复原力。
KY:哪些临床案例,能够说明 TRE 拥有自身特殊的或者说所谓「神奇」的治疗作用?
徐铌:
我可以分享 3 个案例,来让大家了解 TRE 的作用的几个侧面。
案例一:扩展容纳窗,让神经系统回归安全与联结的状态
我遇到过一位长期惊恐发作、以无力为主诉的男性。我们会用「容纳窗」来描述一个人既能感到刺激、又不至于被刺激淹没的范围。他的容纳窗很窄,呼吸、心跳这些轻微刺激都可能超出容纳窗,触发惊恐。
第一次 TRE 练习只进行了大约 10 分钟,震颤的时间和幅度都在他耐受的范围内。结束后,他说感觉下半身放松了一些。
第二次,我们在安全范围内稍微增加时间和幅度,让他的身体在容纳窗的边缘。那一次他的震颤更明显,也能更自如地暂停抖动。
结束以后,他突然说他想要去探望正在住院的老朋友。护士后来告诉我,他已经几个月没有体验过这么明显的放松。
用多重迷走神经的视角来理解他的状态,从前他卡在背侧迷走神经为主导的状态中(冻结、无力),不时进入交感神经支配的状态,但由于容纳窗狭窄无法耐受,又回到了冻结、无力状态。而TRE的练习帮助他的神经系统进入到了腹侧迷走神经为主导的状态中(感到安全,与人产生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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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受访者徐铌提供
案例二:在震颤中容纳与转化身心经验,在调节中发展自主感
一位男性曾有过两次强烈的震颤经历,第一次是在惊恐发作中完全失控,伴有濒死感;第二次是在他很绝望的时候主动绷紧了身体诱发了震颤,意外获得了放松。首次TRE练习是他经历的第三次震颤。
起初,他很难让抖动暂停,我陪他反复进行了三四轮「激活—暂停」。结束后,他把三段经历联系起来:过去,身体发抖意味着危险和失控,这一次,他发现震颤也可以被调整、被停止。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我会联想到弗洛伊德的「记起、重复与修通」:熟悉的身体反应再次出现,但这一次,他获得了新的经验,也获得了对身体的掌控感。TRE不主动追求症状背后的意义,而是发展转化未成形、未被表征身心经验的能力,这与当代精神分析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案例三:在滴定与暂停中,让神经系统重新学习调节
有一个十六七岁的青少年,早年有严重的创伤经历,神经系统高度敏感,表现为对声音特别敏感,头部和眼球也会不自主晃动,会控制不住发脾气。
第一次参与 TRE 的团体练习,他很快头痛,我们立即停止,改在安静环境中进行一对一练习,但他依然觉得躺下练习TRE不舒服,觉得能量往头部涌,眼球转动也更快,于是马上停止。
第二天,我们把练习分成很短的段落,逐渐滴定。练习坐着抖动,中间不断暂停休息。到后面,他的抖动不再是一下窜到头部,而是开始在骨盆和脊柱有了更多细小的晃动和连接。相比于初次练习时只能承受十数秒的抖动,现在他已经能保持稳定的坐姿进行抖动数分钟,和平时摇头晃脑的样子很不一样,看起来几乎像在安静冥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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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受访者徐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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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既唤醒了生命本能的震颤,也激活了关乎整体的「身体调节」能力
KY:TRE 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练习?学习抖动的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杨宁:
我想先修正一下「学习抖动」这个说法。
震颤是人和其他哺乳动物本来就可能出现的身体反应。我们并没有从零开始,教身体一种陌生的动作。按照我们对 TRE 的理解,练习提供了一组条件,让一种可能长期被忽略、压制的身体反应重新出现,再学习怎样和它相处。
所以,表面上看是在做动作、让身体抖起来,实际上还涉及一个过程:你开始注意身体正在发生什么,以及自己能够怎样参与其中。
张杰:
从练习的形式来说,TRE 会通过一系列身体准备动作,引出自发的震颤。它通常不需要非常大的运动强度。有些人最后躺着,双脚踩在地上,没有刻意用力,身体就会出现抖动。
但身体抖起来,只是练习的一部分。
我们把震颤当作一座桥梁,让练习者在过程中认识自己的反应:现在的感觉怎么样?这个强度能不能承受?能不能调整姿势,让震颤发生变化?需要休息时,能不能停下来?
如果只是模仿几个动作,让身体出现震颤,却不知道怎样判断强度、怎样暂停,就还没有掌握练习中很重要的部分。
徐铌:
前面提到的几个案例,或许可以帮助理解,TRE 练习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比如那位惊恐发作的男性,曾经对他来说,震颤意味着失控、濒死感和恐惧,TRE 练习可以让他在震颤中找到自己可以做主的空间。
我们会用一个「SAFE」框架来理解这个过程:
Safety,安全:环境、声音、与带领者的关系,以及身体感受,都需要有足够的安全感。
Activation,激活:在安全、可承受的范围内,让身体的震颤出现,不追求越强烈越好。
Flexibility,灵活调节:能够调整姿势、强度和时间,也能够暂停,在激活与稳定之间转换。
Agency,主体性:最终希望练习者感受到「身体是我的,我能够感受它,也能够有所选择」。
在一次次微小的、重复的练习里,一个人尝试经历「被激活—调整—恢复稳定」的过程。这是我们理解 TRE 调节作用的一个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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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孤岛之歌》
KY: TRE 制造的「抖动」,和瑜伽、撸铁或其他情境下发生的抖动有什么不一样?
张杰:
它们有交集。很多身体活动都可能出现震颤,运动以后也可能放松,TRE 并没有一种和其他身体活动完全无关的现象,要看的是,发抖发生在什么背景里,你在练习什么。
寒冷时发抖,身体需要产生热量;害怕时发抖,身体在自发的帮你释放紧张;撸铁接近力竭时发抖,肌肉已经承受了很大的训练压力。这些时候,你未必是在一个能够主动调节的状态里,而且往往是不舒适的。
TRE 放在相对安全、适合恢复的时候进行。你允许震颤发生,同时练习感受它,调整强度,让它暂停,再决定是否继续。
徐铌:
努力程度也不同。很多运动中的发抖已经接近力竭,TRE 更多使用相对温和的准备动作。最后可能躺着,脚踩在地上,没有特别用力,身体就出现了自发的震颤。这和咬牙完成最后一组训练的背景很不一样。
杨宁:
它们之间的目标也不同,高强度训练的目标通常是提高力量或者表现,TRE 的目标是调节。两者可以结合,比如高强度训练以后,用相对温和的方式恢复,但不能因为都出现了发抖,就把它们当成完全相同的练习。
另外,正式的 TRE 也不是全程沉默。
开始前需要了解练习者的状态,结束以后也需要反馈和交流。后面的语言不是为了立刻深挖故事,而是帮助头脑重新注意身体刚才发生了什么,把身体经验和认知重新放回同一个整体里。
KY:为什么这种由「身体进入」的治疗,能够给人的情绪、认知也带去很大的影响?
杨宁:
我们也会很好奇,身体与情绪、认知之间的对应关系,比如究竟是在通过哪条具体路线起作用?但任何一个视角,或许都只能解释其中一部分。
我更倾向于整体地去看创伤和身体的关系。我们无法去说,某种情绪专门属于某块肌肉、某片筋膜,比如「悲伤存储在腋窝里」这种说法就太过简化了。
包括悲伤在内的情绪不是某一种特定物质,因此也不存在相应的解剖学的对应定位。它们更像是一套分布式网络活动,会同时在个体的不同层面产生反应。
腋窝位置汇集的大量神经、腺体等,参与情绪反应。因而从概率分布上,腋窝是与情绪相关的高频反应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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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KY自制
所以「悲伤存储在腋窝里」这个说法虽然简化,却也有一定道理。而更大的意义在于,这个说法实际上已经站在「躯体、情绪、甚至包括认知,本来就是一体几面」这样的整体观上。这里的「一体」,我认为就是个体的神经节律。
大脑、肌肉、呼吸、脉搏、睡眠、内脏,都有各自的活动节律,它们之间的相互调谐过程,共同构成了个体的客观状态和主观体验。比如,压力大时胃会收紧,忙到一定程度,甚至会察觉不到饿。个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整体,各个子系统内部有其自身的动态节律,而不同的子系统之间,也在时刻互动以保持动态平衡。
可以用交响乐来打比方:管弦、打击乐有各自的音色、频率和振幅,以及旋律变化,放在一起演奏时又需要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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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KY自制
一个人的呼吸、睡眠、感受身体的方式,以及在关系里承受刺激的能力,可能彼此牵动。TRE的整体观让我们少一些「分别心」,更多时候从「神经调节」去理解身体、情绪、认知这些外在表现。在研究水平上,哪些是主观体验、哪些能被测量、具体的改变又由什么造成,还需要继续探索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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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不等于心理咨询或治疗,
更无法作为任何疗法的替代
KY:网上有些人会把 TRE 练习过程中强烈的抖动,或是哭出来,解释为创伤被释放了,甚至宣称能解决各种心理问题,TRE 和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张杰:
在中国,很多人是通过医院、心理咨询师或治疗师接触 TRE 的,容易把它直接放进心理治疗的框架。但 TRE 本身不等于心理咨询,也不等于心理治疗。
我们更愿意把 TRE 描述为一种从身体出发、尝试帮助人进行自我调节的技术。它可以进入心理咨询、精神医学的工作,也可以出现在社会工作、运动和康复等场景里。应用在心理治疗中,不意味着它本身就等同于心理治疗。
这和它最初面对的处境有关。创始人 David 当年看到的是战争中抱着孩子流离失所的母亲,是没有资源、也没有条件长期接受心理治疗的人。可是社会工作者提供一段帮助之后,还会离开,那这些家庭以后怎么办?
所以,他希望找到一种相对简单、较少依赖语言,人们学会以后,还能用来支持自己和家人的方法。
这个出发点,也决定了 TRE 不要求一个人先把自己的故事完整地讲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所有的心理困难,都能通过身体练习得到处理。
练习可能让你放松一点,或者让你感受到主体性和灵活性,但你怎样理解一段经历、怎样面对持续困扰自己的关系、以及是否需要进一步的心理或医疗支持,还需要去判断和评估,不能因为某次练习发生了很强烈的反应,就认为所有问题都被解决了。
KY:TRE 与其他疗法是什么关系?它能替代心理咨询、药物或其他治疗吗?如果作为补充,怎样判断使用的时机和顺序?
徐铌:
临床上,我们首先面对的是一个具体的人,要判断 ta 现在最迫切的需要是什么。我和张杰老师合作过一个案例:
是一位十六七岁的女孩,主要表现为情绪的高涨与低落交替,早期自杀风险很高。那个阶段,精神科首先要做的是保命,降低自杀风险、稳定情绪,需要住院进行药物、物理治疗。
后来,她的情绪有所稳定,但依然影响生活,我们在治疗过程中也发现,她家庭关系也需要关注,于是又安排了家庭治疗。
经过一年多的治疗,她仍然有一个很具体的困扰:一到考试,紧张起来就手抖,影响写字和考试表现。考试表现不好,心情又受到影响,形成一个循环。正好那时我接触到了 TRE,便介绍她去找张杰老师,尝试针对身体反应增加一些支持。
练习几次后,她反馈说考试时她第一次发现自己不再有熟悉的手抖,之后,她的妈妈也一起参加了 TRE 练习。经过更长期的练习,她的解离体验以及其他方面都在逐渐改善。
在这个案例里,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方法是在不同阶段进入的:早期需要处理急性风险,后来需要关注家庭关系,再后来,才进一步尝试帮助她应对残留的身体困扰。不能只看到最后手抖有了变化,就归结成 TRE 解决了全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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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KY自制
与此同时,按照循证医学的证据金字塔,目前还没有足够高质量、足够严谨的随机对照试验(RCT)来支持 TRE,数量更多的是个案报告和临床观察。
这些「证据」还反映着 TRE 研究的困难之一,即不同人描述的变化很不一样:有人说身体放松了,有人说睡眠改善,有人谈掌控感,或者觉得和身体重新连接,也有人觉得自己的主体性更鲜明了。
临床上,我们能看到这些变化对一个人的生活有意义,但做研究时,还要找到合适的指标,把变化记录下来,再用更严格的设计去判断,这也是未来最需要推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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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人,应当如何规范、科学地接触 TRE?
KY:如果一个普通人,只是日常紧张、压力很大,想尝试 TRE,跟着视频练习就可以了吗?
张杰:
要先分清「动作展示」和「完整带练」。
我们以前发布过一些动作要领,后来收到反馈,有人照着展示就开始自行练。但那些视频主要告诉你姿势怎么做,没有充分覆盖真正进入震颤以后怎么办:怎样判断强度,怎样暂停,出现不舒服时怎样回到稳定,什么情况下不适合继续。
所以,我们也准备了完整的跟练视频音频引导,当然,如果初次接触时,能有受过规范训练的带领者帮助了解和评估自己的情况会更稳妥。自助需要一个学习过程。
视频音频来源:受访者张杰提供
KY:哪些人可以自行尝试 TRE ,哪些人不适合?
张杰:
对想在日常生活里尝试压力调节、当下状态相对稳定的人,可以先了解 TRE,再结合自己的身体情况决定是否尝试。但不能只凭一个诊断名称判断,更要看这个人的身体条件和调节能力。
面向普通练习者,我们不建议孕妇练习,产后恢复也需要根据具体身体情况重新评估。
刚做完手术、还打着石膏,或者处在明显伤病恢复期的人,也不建议自己跟练。震颤毕竟会带来身体运动,需要先由负责治疗的医生和相关专业人员判断。
还有些情况,比如一个人很容易解离,出现明显的恍惚、脱离感,对声音或身体感觉极度敏感,或者一被激活就恐惧、很难停下来,更需要先接受专业评估,有些人需要一对一的支持。
徐铌:
如果是处于精神疾病急性发作期,尤其存在自伤自杀风险、躁狂、精神病性症状等急性危险时,先接受医疗评估和危机处理。不能用自行练 TRE 来替代该有的治疗。
KY:对同一个人来说,哪些情况下可以考虑练,哪些时候不适合练?以及练习过程中最需要关注什么?安全边界在哪里?
张杰:
需要有相对安全的环境,也需要看当下能不能感受、调整自己的身体。前面谈到的战争、地震,是先获得现实安全,再考虑恢复阶段的支持。如果眼前还有危险,需要先应对危险。
如果当时已经被强烈恐惧淹没,很恍惚,或者身体反应停不下来,就不适合继续按视频练,需要停下来,必要时寻求专业支持。
最后,我还是想要回归「以人为本」,练习的核心不是追求什么神奇的体验,震颤本身就是生命活动的一部分,我们只是重新找回了和身体连接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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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说:
采访过程中,我们常常被三位老师打动。
Ta 们从不同的经历出发,带着自己的困惑寻找方法,再把实践中的发现带回研究,继续追问、验证,去让那些没有太多钱、时间和精力的人,也能获得一些切实的帮助。
就像张杰说的,很多人未必有那么多严重的创伤需要反复深挖,也未必时刻有力气进行漫长的自我探索,我们只是想睡个好觉,面对变化时多一点灵活与稳定,有余力见见朋友,重新过上日常生活。
TRE 为理解和照顾自己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在用头脑去理解和诠释痛苦的同时,也给身体多一些关注,探索如何让它放松和恢复。这或许是一个值得我们继续去寻找和验证的答案。
受访者 / 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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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杰:TRE体尔益®中国创始人兼负责人 | 国际认证压力创伤释放训练培训师(TRE® Trainer)| 首位华人国际认证压力创伤释放训练师(TRE® Provider)
受访者 / 杨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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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宁:认知神经科学博士 | TRE体尔益®中国创始人兼研发总监 | 国际认证压力创伤释放训练培训师(TRE® Trainer)、训练师(TRE® Provider)
受访者 / 徐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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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精神病学博士|精神科医生|IPA精神分析师候选人|TRE国际认证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