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伟达CEO接班人外部呼声最高的雷内·哈斯:我和黄仁勋的性格不同,但工作方式其实非常相似
热爱学习的 2026-11-16 15:00 上海
以下文章来源于:IN咖
IN咖多视角关注优秀投资人和企业家
![]()
一家无处不在,但鲜为人知的公司
![]()
“你就是这项业务的CEO。所有收入由你负责,产品由你负责。如果业务出了问题,或者没有盈利,我就会追究你的责任。”
这是黄仁勋当年对英伟达计算产品业务部门总经理雷内·哈斯(Rene Haas)的要求。
有意思的是,哈斯当时负责的业务占英伟达总收入的25%,但直接向他汇报的员工,只有5个人。
可以想像,这确实不是一家传统意义上依靠组织层级运转的公司。
多年以后,已经成为Arm CEO的哈斯回忆,自己从黄仁勋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管理原则之一,就是依靠影响力,而不是职位和组织架构来领导。
最近,随着黄仁勋突然离任,这位曾经的部下,进入了英伟达新任CEO的候选名单。
11月13日,《金融时报》报道,英伟达董事会已经接触Arm CEO雷内·哈斯,探讨接班的可能性。虽然公司很快澄清尚未正式接洽候选人,但在外界讨论的诸多名字中,哈斯无疑是最受关注的外部人选之一。
为什么是雷内·哈斯?
这场不久前由全球半导体联盟联合创始人兼CEO乔迪·谢尔顿(Jodi Shelton)主持的深度对话,恰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窗口。
先说Arm。
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Arm的知名度远远不及英伟达、苹果或者英特尔,但它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中的地位,可能比许多人想象的更加重要。
这家总部位于英国剑桥的公司,长期采用一种非常独特的商业模式:不直接制造芯片,而是提供处理器架构和核心设计,通过知识产权授权和版税获得收入。
迄今,全球累计已有超过3500亿台设备采用Arm技术。从智能手机到汽车,从个人电脑到数据中心,这家公司几乎无处不在,却长期站在幕后。
2022年,英伟达以400亿美元收购Arm的交易因监管阻力告吹,哈斯就在那时成为Arm的CEO。
雷内·哈斯出生于1962年,今年64岁,比黄仁勋还年长一岁,是一位拥有40多年从业经历的半导体行业老将。
1984年从克拉克森大学毕业后,他先后供职于德州仪器、施乐、日本电气半导体公司(NEC),也曾在两家初创公司担任管理职务。
2006年加入英伟达,担任计算产品业务副总裁兼总经理,负责包括笔记本电脑GPU在内的相关业务,与黄仁勋共事7年。2013年,他离开英伟达加入Arm,历任重要管理职位,2022年出任CEO,2023年带领Arm完成IPO。
如今,这家已经有35年历史的公司,正在他领导下走向一次重要的战略转变:从单纯提供芯片设计知识产权,进入自主芯片产品领域。
对于一家原本向竞争对手共同提供技术的公司,这显然不是一个轻松的选择。
哈斯对企业如何应对变化有很深的感触。他在柯达和施乐的重镇纽约州罗切斯特附近长大,亲眼见证了这两家曾经的科技巨头,因为固守原有业务而错失新的产业机会。
“如果你不愿意适应变化,不愿意跨越那些过去被认为绝对不能跨越的边界,那么,历史就会替你写好结局。”
而他尤其欣赏黄仁勋的一点,是能够在坚定信念与及时转向之间保持平衡。当年,黄仁勋果断放弃自己曾极力支持的x86芯片组业务,转而加大对Tegra的投入。
不被过去的投入和判断束缚,或许正是这两位科技企业领导者最深的一层相似。
哈斯的领导观,也能从他大学打篮球的经历中找到一些线索。他曾是球队里最好的球员,后来不断招募比自己更优秀的人,退居第6位,却成了队长。
他很早就明白,领导者不必是团队中最优秀的人,重要的是让优秀的人能够共同发挥作用。
这场对话还有不少值得细读的地方。
比如,哈斯谈到在两家初创公司工作的经历,让他深刻理解了为什么头衔、流程和办公室政治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把事情做成,让企业活下去;他也谈到黄仁勋与孙正义这两位风格迥异的科技领袖,前者对业务细节近乎苛刻,强调速度和执行,后者则更擅长发现未来的巨大机会,并敢于承担风险。
尤其值得一看的是他对AI发展的态度。作为一名技术乐观主义者,哈斯并不赞成让整个行业放慢脚步。但对于前沿模型的安全问题,他的看法相当犀利:如果一家企业连自己开发的产品都无法充分理解和控制,那首先应该反思的,是自身的工程能力、质量管理和内部制衡机制,而不是要求整个行业一起放慢速度。
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管理者视角。
某种程度上,这也让我们看到,一位长期在优秀科技组织中工作的领导者,是如何理解创新、风险与责任之间的关系。
对话中让人动容的桥段,是关于他的父亲。
哈斯的父亲出生于德国犹太家庭,童年时为躲避纳粹迫害辗转欧洲,后来移居美国,成为施乐的一名研究人员,一生拥有约60项专利。
2008年,父亲去世。2023年Arm准备上市时,孙正义原本希望把IPO定在9月13日。哈斯提出,能不能推迟一天?因为9月14日,本该是父亲的95岁生日。
孙正义答应了。哈斯说,如果父亲能在电视上看到儿子带领的公司上市,一定会高兴得不得了。
回到开头。这场交流是10月中旬发布的,自然没有意料到英伟达最近的突发风暴,但对话详细讲述到黄仁勋如何管理公司的方式和案例,更加觉得其作为CEO种种的不可替代,也难怪这两天内外部请愿回归的声量很大。当然,反对的阻力也很大。
无论如何,这是近期看过最精彩的对话,没有之一。严重推荐!
聪明投资者(ID: Capital-nature)精译整理这场完整对话,分享给大家。
延伸阅读:英伟达新高!黄仁勋对话ARM首席执行官:我们正试图让AI更快,行业在软件上的投资远比硬件大上千倍……
![]()
Arm是3500亿台设备背后的“大脑”
乔迪 我在半导体行业已经很多年了,你也是。我几乎整个职业生涯都与Arm有所交集。
我和罗宾·萨克斯比(Robin Saxby,Arm首任CEO)是多年的好朋友,直到现在也是。你的前任CEO还曾担任全球半导体联盟的董事会主席。
所以,我可以说是近距离见证了Arm这家非凡公司的发展。但对很多普通人来说,Arm并不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
哈斯 确实如此。在半导体行业里,大家都知道Arm。但只要走出这个圈子,我们的知名度就远没有那么高。
当然,现在可能比五六年前稍微有名一些,但说实话,我觉得Arm的知名度仍然远远没有达到它应有的水平。
乔迪 可你们的技术已经进入全球3500亿台设备,这显然是一家极其重要的公司。那么,领导一家技术几乎无处不在、公司本身却又如此低调的企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哈斯 说实话,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能够领导这样一家公司。
我天生就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而Arm最让我着迷的地方,是我们的技术几乎进入了你能想到的每一个终端市场。
无论是Meta的智能眼镜、梅赛德斯-奔驰汽车,还是数据中心、智能手机和个人电脑,都离不开我们所提供的技术。
当你看到这些产品时,可能会好奇:“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里面用了什么新技术?未来又会往什么方向发展?”
而我们有机会接触到所有这些领域。
某种程度上,我们就像站在一个制高点上,能够看到不同技术和产品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所以,能够领导这样一家从技术和硬件层面几乎可以观察整个科技产业的公司,我真的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乔迪 假设你在一个鸡尾酒会上,遇到一个不太了解科技行业的人。你又不想花太长时间解释Arm是做什么的,把对方讲得昏昏欲睡,那你会怎么介绍?
哈斯 我通常会从我们真正创造的东西讲起,也就是CPU,中央处理器。
但很多人其实不知道CPU是什么,所以我会把它比作人的大脑。任何一台现代电子设备,不管它是什么,都需要一个大脑,就像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大脑一样。
而Arm提供的,正是这些设备里的“大脑”。
回到3500亿台设备这个数字,它确实大得有点不可思议。但你想想,一台电子设备里还有很多电阻、电容、电感等元器件,它们的数量同样非常庞大。
所以,重要的并不只是Arm的技术进入了多少设备,而是我们在这些设备里究竟发挥着什么作用。
别人可能会问:“好吧,你们的技术用在这么多设备里,但它真的那么重要吗?这些设备真的离不开你们吗?”
这时候,我就会解释CPU究竟是做什么的。CPU就像一台设备的大脑,负责运行和控制整个系统。
听到这里,人们通常会很惊讶:“哇,这么重要的一家公司,为什么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
然后,他们可能又会问:“你们的股票代码是什么?”
于是,话题就这样聊开了。
![]()
从没想过要成为CEO,真正推动的始终是好奇心
乔迪 你担任Arm CEO才4年,但说实话,感觉你已经非常适应这个角色了。你是怎么完成这种转变的?成为CEO是你一直以来的目标,所以走到这一步很自然?还是说,你也经历过一段适应的过程?
哈斯 我从来没把成为CEO当作自己的人生目标。
我猜你可能也问过其他嘉宾,他们是不是一直梦想着有一天成为CEO。对我来说,答案是否定的。
我真正想做的,是在科技公司工作,不断学习,接触新的技术,尝试新的事情。这才是我选择职业方向的出发点。
而且,我的职业生涯有一个特点,就是几乎做过一家科技公司从创办到经营所涉及的各种工作,包括产品工程、测试工程、设计工程、市场营销和销售。我既待过初创公司,也待过大公司。
20世纪90年代末,我在两家规模很小的初创公司工作过。当一家公司只有20个人的时候,你几乎能接触到所有事情,也需要做各种各样的工作。
那时候,我有没有想过,自己可能比公司的CEO做得更好?其实没有。因为公司规模很小,每个人都有一大堆重要的事情要做,而且CEO自己可能也是第一次担任这个职位。
我当时待过的两家公司,Tensilica和Scintera Networks,CEO都是第一次当CEO。他们都是技术出身,也是在工作中学习怎样经营一家企业。我同样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摸索自己的角色。
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肯定能比克里斯做得更好。”
克里斯·罗文(Chris Rowen)是当时Tensilica的CEO,另一家公司Scintera的CEO是阿比吉特·潘塞(Abhijit Phanse)。
后来我去了英伟达,那里的CEO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那就是黄仁勋。
没有人加入英伟达的时候,会想着:“我要怎么做,才能有一天接替黄仁勋?”英伟达根本不是这样运作的。黄仁勋是公司的创始人,即便在我2006年加入的时候,他也已经把英伟达发展成一家非常出色的公司。
所以我在英伟达从来没想过,自己需要做些什么,才能有一天接替黄仁勋的位置。我只是这家公司管理团队中的一员,一边做好自己的工作,一边不断学习。
当时我直接参与黄仁勋的管理团队工作,有很多机会近距离观察他。这段经历最宝贵的地方,就是让我真正了解到,一位优秀的CEO究竟是怎样工作的。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
后来我加入Arm,当时的CEO是西蒙·西格斯(Simon Segars)。之后软银收购了Arm,公司内部经历了很多变化。
软银完成收购后,我被任命为总裁,负责Arm的核心知识产权业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职位本身就相当于一家小公司的CEO。
所以,回头来看,我也说不清自己究竟算不算误打误撞地走上了CEO岗位。但在此之前,我有机会近距离观察过很多优秀的领导者,也得到了很好的指导。更重要的是,在正式成为CEO之前,我已经负责Arm的核心IP业务4到5年了。
乔迪 所以,你实际上已经做了4到5年类似CEO的工作。
哈斯 对。真正接任CEO的时候,至少在业务层面,这个跨越并没有我原先想象的那么大。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事情需要学习,但对于公司的业务,我已经非常熟悉了。
乔迪 你带领Arm完成了一次非常成功的IPO。现在,这家公司的市值已经达到2500亿美元。这个数字会不会让你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哈斯 不会。这个问题我经常被问到,接下来的回答可能听起来有点自大,但我确实不觉得意外。
当时Arm推进IPO,公司的估值大概是500亿美元。我有没有认为500亿美元就是Arm最终能够达到的高度?当然没有。
我一直认为,Arm是一家非常重要的公司,而且我们所处的市场正在爆发式增长。尤其是人工智能,毫无疑问,它让整个科技行业的发展大大加速了。
所以,今天Arm发展到你刚才提到的规模,我并没有那么惊讶。
当然,2500亿美元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我为公司感到骄傲,也为员工们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
但我不会每天早上醒来,突然感叹:“天哪,我怎么爬到这么高的地方了?”我并不是这样看待这件事的。我们还想做得更好。
![]()
从德国逃亡到美国,一个犹太家庭的命运转折
乔迪 我想再深入了解一下,你是怎样成长为今天的样子。要真正理解一个人,往往需要回到他的成长经历。
你的家庭历史就很特别。你的父亲出生于一个德国犹太家庭,小时候为了躲避纳粹迫害逃离了德国。你的母亲则是葡萄牙人,但你们全家最终定居在美国纽约州的罗切斯特。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还有,你小时候是否了解父亲经历过什么?他会和你谈起那段历史吗?
哈斯 我父亲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家里是犹太人。
我祖父非常有经商头脑,拥有自己的公司,而且经营得相当成功。不过,父亲很少谈起这些事情,很多细节都是我们在后来几十年里才逐渐了解到的。
当时,德国一些比较富裕的犹太家庭很早就察觉到了危险。犹太人的财产和企业开始被没收。大概在20世纪30年代初,祖父就意识到,一家人继续留在德国已经不安全了。
于是,他们开始在欧洲各地辗转,先后去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从一个边境到另一个边境,一直在寻找能够安身的地方。
最后,他们来到了葡萄牙。因为当时葡萄牙允许犹太人免签入境,他们得以在里斯本落脚。
但你想想,我祖父原本在德国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商人,到了里斯本,却不得不想尽办法赚钱养家。
我父亲后来是在里斯本长大的。不过,因为早年在德国生活过,他一直带着非常浓重的德国口音。
如果你见过他的录像,或者听过他的录音,你会发现,无论长相还是声音,他都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非常相似,真的特别像。
父亲对科学充满好奇心,后来获得了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物理学和化学。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技术型人才。
我母亲则出生在里斯本,成长背景和父亲完全不同。她走的是人文科学这条路,同样获得了博士学位,研究的是罗曼语族语言。
她懂拉丁语、法语、德语、葡萄牙语,还会很多其他语言。
在当时的葡萄牙,一个犹太男性和一位天主教女性结婚,并不是常见的事情。所以,我想双方父母一开始都不太赞成这门婚事,但最终还是接受了。
后来,祖父又说服父亲去美国发展。
他告诉父亲:“葡萄牙没有多少适合物理学家的工作机会,你应该去美国。”
那已经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正在大量招聘来自欧洲的科学家。
于是,我父亲在美国找到了一份工作。
很有意思的是,那也是一家半导体公司,叫飞歌(Philco),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主要生产电视机和收音机使用的晶体管、放大器等产品。
所以,我和一个弟弟其实都出生在费城。
后来父亲在飞歌工作没多久,他的上司就离职了,去了纽约州北部罗切斯特一家很有前途的年轻公司。那家公司当时正在开发复印机,就是施乐(Xerox)。
父亲后来也加入了施乐,成为一名研究人员。
到他退休的时候,我记得他的专利数量在施乐的发明人中排名第2,大概拥有60项专利,涉及液晶、喷墨打印等技术。
所以,父亲最后在罗切斯特地区定居下来,准确地说,是罗切斯特郊区的韦伯斯特。他之后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施乐度过。
而我,就是在韦伯斯特那个安静的小镇上长大的。别的孩子在打棒球,我7岁就在博物馆研究石头
乔迪 我想,你们家的氛围一定非常特别。那是一个安静的家庭,还是经常热热闹闹的?我猜一定充满了知识和思想上的交流。
哈斯 确实,我们家有非常浓厚的学术氛围。
而且,在准备今天这场对话的时候,我也一直在想,如果要追溯我今天拥有的这些能力,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我母亲研究语言和文学,包括英语。她非常喜欢阅读,所以家里到处都是书。我从小就开始读书,父母总会确保家里有各种各样的书籍。
但与此同时,父亲又是一名科学家。
所以,当其他孩子都在外面参加少年棒球联赛的时候,我7岁就在博物馆里上地质学课了。
你得知道,纽约州北部其实是一个相当乡村化的地区。当然,那里也有很多在施乐和柯达工作、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但我是家里的老大,而父母都是移民,没有在美国养育孩子的经验。
他们不知道美国父母通常是怎么带孩子的。所以,其他孩子都在打棒球,参加少年美式橄榄球比赛,而我却坐在博物馆里,研究各种石头。
一开始,我当然会觉得很不公平。“为什么我不能跟其他孩子一起玩?”“为什么我非得坐在这里,研究什么石英、黑曜石,还有各种各样的矿物?”
但现在回过头看,那其实是一段非常棒的成长经历。
我们家确实充满了各种与知识和科学有关的东西。家里有显微镜、照片冲洗实验室,还有很多其他科学实验设备。
乔迪 还有莎士比亚。
哈斯 对,还有莎士比亚,什么都有。(笑)
我母亲喜欢读各种各样的书。所以,我从小实际上同时受到了科学和人文这两方面的影响。
乔迪 你还有弟弟,对吧?
哈斯 我们家有3个男孩,我是老大。而且很有意思,另外两个都有博士学位,只有我没有。
乔迪 所以,你反倒成了家里那个“不太争气”的孩子。
哈斯 对,我就是那个不争气的。(笑)
![]()
在父母眼里,学术成就就是一切
乔迪 那么,你父母对孩子有什么期望?
哈斯 学业成绩就是一切,绝对是一切。对我母亲来说,如果一个人拥有哈佛、康奈尔、麻省理工或者斯坦福的博士学位,那简直太了不起了。
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她希望我们兄弟几个最终都能成为大学教授,在学术界工作。
我父母都拥有很高的学历,所以他们非常重视学术成就。
即便父亲后来在施乐的研究实验室工作,当时的研究环境也非常强调基础科学。
你想想,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研究实验室是什么样的?即使一项研究最终没有转化成商业产品,也没有太大关系。
那还是贝尔实验室的时代,科学家可以投入大量精力从事纯粹的基础研究。
所以,我父母其实都不是特别有商业意识的人。我觉得自己身上的商业兴趣,可能更多是从祖父那里继承来的,算是隔了一代才重新出现。
乔迪 那如果孩子让父母失望了,会怎么样?比如在学校惹了麻烦,或者成绩没能拿到全A?
哈斯 他们非常严格,真的特别严格。
父母会认真查看我们的每一张成绩单。而且,我母亲还在当地高中担任过代课老师,认识学校系统里的很多人。在学校里发生什么事情,根本瞒不过他们。
另外,我觉得大多数家庭里的老大,通常都比弟弟妹妹更守规矩一些。我就是那种比较听话、很少越界的孩子。
乔迪 你的父母都是移民。所以,我想他们看待美国的方式,可能和我们这些出生在美国的人不太一样。他们应该非常感激美国提供的机会,也格外珍惜这些机会。你小时候有这种感受吗?
哈斯 有。就像我刚才说的,父母大概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来到美国的。不过,我记得他们好像直到2000年以后才正式成为美国公民。
但他们一直非常热爱美国,也非常珍惜这个国家所提供的机会。
有意思的是,我自己在成长过程中,却没有很强的“美国人”的感觉。当然,究竟什么才算“美国人”,这个问题本身就很难回答。
比如我的名字。我母亲曾经在法国教过很多年书,非常喜欢“Rene”这个名字,所以就给我取名叫雷内。
但你想想,那可是在纽约州北部。周围的孩子都叫什么?鲍勃、苏、莎莉、蒂姆。雷内这个名字在当时真的非常少见,所以我小时候经常因为名字被其他孩子取笑。
再加上,我父母说英语时都有很重的外国口音。
乔迪 所以,你觉得自己更像一个欧洲人?
哈斯 噢,当然。我一直有这种感觉,觉得自己像个外国人。
有时候,我们会邀请朋友来家里玩,但不是每个人都听得懂我父母说话。他们的英语其实非常好,只是口音实在太重了。
所以,我从小就觉得,自己和周围那些土生土长的美国孩子有些不一样。
乔迪 后来,你去了克拉克森大学(Clarkson University)学习工程学。
这可不是你母亲特别看重的麻省理工、哈佛,也不是斯坦福、伯克利这些培养了很多硅谷科技领袖的名校。你有没有因为自己缺少这些名校背景,而觉得需要比别人更努力地证明自己?
哈斯 从来没有,一点都没有。
为什么我当时选择克拉克森?首先,我希望离家不要太远,克拉克森距离我家大概4个小时车程。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克拉克森提供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学位项目,而在美国东北部,开设类似项目的大学并不多。
那就是电气与计算机工程。
在那个年代,大学通常把计算机科学和电气工程分成两个独立的专业。
但克拉克森当时已经开始大力发展电气与计算机工程这个交叉方向。这意味着,到了大学三年级和四年级,我们会学习很多深入的计算机工程课程。
这可能就是我选择克拉克森最主要的原因。
当然,我当时也考虑过康奈尔大学和雪城大学。说实话,我不觉得自己能够考进麻省理工学院。
不过,我真的从来没有因为毕业于克拉克森,就觉得自己需要向别人证明什么。我一直相信,一个人最终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取决于他自己。
大学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它能够教会你如何学习。但你毕业于哪所大学,并不能决定你将来能不能取得出色的成就。
乔迪 你有没有考虑过继续读博士?
哈斯 从来没有。
乔迪 一次都没有?所以,你是想尽快离开学校,开始挣钱?
哈斯 也不是。我当时真正着迷的,是现实世界里正在发生的技术变化。
我一直觉得,如果你想了解技术究竟是怎样进步的,最好的训练方式,就是直接进入这个行业,亲身参与其中。
如果再花2年或者3年时间去读博士,我就会错过科技行业这2年或者3年可能发生的变化。
所以,我父母对此并不高兴。但我当时非常坚持自己的想法:不,我想马上开始工作。
![]()
1984年选择半导体,因为它是整个电子产业的基础
乔迪 后来你开始工作了。我知道你有一段时间也在施乐工作过。那你和父亲在工作上有过交集吗?
哈斯 当然有。不过,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TI)。当时,德州仪器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公司。
大学期间,我在学习计算机工程的过程中,已经接触了很多半导体技术,也逐渐了解这个行业正在开发哪些产品。所以,我很清楚自己想进入半导体行业。
而且我当时有一个判断:如果你选择半导体,未来几乎可以往任何方向发展,因为它是整个电子产业的基础。
直到今天,这一点都没有改变。
那是1984年,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但半导体依然是电子产业的基础。
而当时德州仪器又是这个行业最大的公司,所以我想,在那里工作,应该就有机会接触到最多不同的技术和业务。
后来,我在休斯敦工作了3年。
乔迪 从纽约州北部搬到休斯敦,那简直像去了另一个国家。
哈斯 确实。而且,这件事也挺能说明我当时的判断力有多差。(笑)
我去休斯敦参加招聘面试的时候,是2月份。
我从纽约州的波茨坦出发,当时那里的气温大约是华氏零度,也就是零下18摄氏度。结果到了休斯敦,发现气温居然有70华氏度,差不多21摄氏度,而且一点都不潮湿。
你想想,那可是2月份。
于是我回去就跟父母说:“休斯敦的天气简直是全美国最好的!气温舒服,而且一点都不潮湿。”
结果,等我6月份真正搬过去的时候,气温变成了96华氏度,也就是36摄氏度左右,湿度高达70%。(笑)
不过,德州仪器确实是一家非常棒的公司。
当时,我们在休斯敦有自己的晶圆厂。我在那里工作了6个月,接触了双极型器件及BiCMOS相关制造工艺。
公司在新加坡还有低成本的芯片封装组装业务,所以我也被派去新加坡工作了3个月。通过这些经历,我学习了芯片从制造、封装到测试的整个过程。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产品工程,后来又转向了设计工程。
不过,我母亲尤其不喜欢我离家那么远。毕竟隔着2000英里,她一直希望我能回纽约州北部工作。
我后来真的回去了,在施乐找到了一份工作。其实,大学期间我就曾经在施乐参加过合作教育实习。
在那里工作的2年半时间里,我所在的大楼就在父亲办公楼的旁边。
乔迪 这太棒了。
哈斯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一起吃午饭。现在回头看,能够有那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幸运。
但当时,我其实并不是特别喜欢和父亲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因为父亲在施乐是一位非常成功的研究人员和发明家,而我走到哪里,别人都会把我看作“他的儿子”。
我心里一直想着:“我希望别人能够因为我自己做出的工作,而不是因为我是谁的儿子,来认识我。”
但现在回头看,能够有那2年半的时间,和父亲在同一家公司工作,真的非常幸运。
乔迪 在职业生涯早期,你是一个特别有野心的人吗?你刚才说自己从来没有梦想过成为CEO。那么,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可能想超越纯粹的工程技术工作,开始走向管理岗位的?
哈斯 这件事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一个让我突然想明白自己职业方向的时刻。
就像刚才说的,我在德州仪器工作了几年,一直深入参与产品相关的技术工作。
后来到了施乐,我们正在开发一款多功能设备,集打印机、传真机、扫描仪和复印机于一体。无论电子系统还是机械结构,那都是一台相当复杂的机器。
你想想,如果一台机器每分钟要输出10页、20页纸,你就必须处理好各种问题,比如确保机器不会突然着火,对吧?
所以,电子系统和机械结构之间的配合非常复杂。
当时我参与这款产品的开发,觉得很有意思。我负责ASIC,也就是专用集成电路的设计,包括内存控制器以及喷墨打印机供纸系统等相关部分。
但真正让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应该换一条路的,是另一件事。
每次开全员会议,我总是那个会举手提问的人。我会问:“我们这款产品的定价真的合理吗?到底谁会买它?”“我觉得,这台机器相对于我们想做的事情来说,是不是太大了?”“惠普已经有一些非常好的产品了,我们准备怎么跟它竞争?”
我记得有一次全员会议结束后,我的经理把我叫进办公室。
他说:“雷内,你不能在会上问这种问题。”
当时负责那个团队的是菲尔。他告诉我:“你的工作是确保ASIC按时完成流片,确保内存控制器能够正常运行。这才是你应该关心的事情。”
我当时大概28岁或者29岁。
听完以后,我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我的天哪,我是不是一个失败的工程师?”
因为我一直在思考的那些事情,似乎根本不是一个工程师应该关心的问题。
当时有一种很普遍的观念,认为工程师就应该专注于怎样把东西设计出来、制造出来,而不应该去考虑产品本身的商业问题。
今天的情况当然完全不同了。现在我们开全员会议,工程师们会提出各种各样很有商业意识的问题。但在当时,至少在我所处的环境里,这种情况并不常见。
所以,我记得自己当时一直在问自己:“我是不是待错地方了?我真的适合继续走纯粹的工程技术路线吗?”
就在那个时候,一位外部猎头联系了我,问我愿不愿意去日本电气半导体公司(NEC Semiconductor),担任现场应用工程师(Field Application Engineer,FAE)。
对我来说,这份工作几乎把我想要的东西都结合到了一起。
还记得我刚才讲德州仪器时的那个逻辑吗?
这时候已经是1989年了,NEC超过了德州仪器,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公司。
乔迪,我相信你一定还记得那个年代。
乔迪 当然。
哈斯 当时,日本半导体公司几乎把美国同行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NEC又是一家高度垂直整合的公司,业务非常广泛,从无线电、个人电脑、工作站到消费电子,几乎什么都有。相应地,它的半导体产品线也非常丰富,包括微处理器、微控制器、ASIC等。
所以我当时想,如果去NEC做现场应用工程师,就能够继续保持技术背景,因为我需要向客户解释产品是怎么工作的,以及他们能不能在自己的系统中使用这些产品。与此同时,我又可以接触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客户。这不是一份非常好的工作吗?
我觉得,正是这次职业转变,让我真正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方向。
回到你刚才问的野心。
我的目标从来不是一定要成为FAE团队的经理,或者一定要升到高级总监。我一直关心的是,怎样才能学到更多东西?还有什么事情能满足我的好奇心?什么样的经历,能让我更深入地理解世界和技术正在往什么方向发展?
这也是我经常给年轻人的职业建议。
如果你有很强的好奇心,工作足够努力,有良好的道德操守和价值观,而且真正关心身边的人,那么,你将来得到的机会,可能会多得超乎自己的想象。
至少,我自己的经历就是这样。这些年来,确实有很多不同的机会主动找上了我。
![]()
从篮球中学到,怎样才能让整个团队变得更好
乔迪 显然,成为一名优秀的领导者,需要好奇心,也需要真正理解公司的业务。但要带领一个团队,还需要一些其他特质。你觉得自己有哪些特点,让你能够成为一个好的领导者?我指的不只是管理业务,更是领导一群人。
哈斯 我在高中和大学时期,一直非常喜欢打篮球。
乔迪 所以,在小时候上了那么多地质课之后,你终于有机会参加体育运动了?
哈斯 对,终于可以了。(笑)
上大学以后,父母知道我已经可以自己决定参加哪些课外活动了。而篮球一直是我最喜欢的运动。
如果你个子高,打篮球多少有点优势,至少更容易被选进球队。所以,从初中、高中开始,随着个子越长越高,篮球就逐渐成了我最主要的运动。
我觉得篮球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团队运动。体育和商业有很多相通之处,尤其是在领导力方面。
篮球不是把5个最好的球员放在一起就能赢。真正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角色,发挥自己的作用,最终让整个团队的表现超过每个人能力的简单相加。
我确实认为,打篮球的经历对我后来成为一名领导者有很大帮助。
大学期间,我们有一支校内篮球队,连续3年获得学校冠军。
第一年的时候,我可能是球队里最好的球员。到了第三年,我大概已经是第6好的球员了,但我是队长。
而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最优秀的球员招进球队。如果招来了更好的球员,意味着我自己的上场时间会减少,那也完全没有关系。
现在回想起来,这可能是我很早就接受的一次领导力训练。
你不需要成为团队里最聪明、最优秀的人。恰恰相反,你应该希望身边有比你更聪明、更出色的人,他们能够做到你做不到的事情,用你不会的方法解决问题。这样,整个团队才能变得更强。
我觉得,这些经历对我后来做管理工作帮助很大。
实际上,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担任经理了。在NEC半导体公司,我30岁就成了现场应用工程师团队的负责人,而团队里的每一个人都比我年长。
但我想,自己当时多少还是带着一种谦逊的心态去做这件事的。当然,一个人如果总说自己很谦逊,可能恰恰说明他不那么谦逊。(笑)
不过,我当时确实没有觉得,既然我是经理,所有事情就应该由我来发号施令。
我更多是回到从篮球中学到的东西:怎样才能让整个团队变得更好?
我的工作,是帮助团队里的每个人变得更优秀,同时也让NEC变得更优秀,而不是让所有人都听我的指挥。
这种心态对我后来学习如何领导团队,帮助非常大。
![]()
从初创公司学到,头衔、流程都不重要
乔迪 后来,你离开了这些大公司,去了两家初创公司,也就是刚才提到的Tensilica和Scintera。你在那里学到了什么?有哪些经验一直影响着你,甚至被你带到了今天的Arm?
哈斯 我在这两家公司学到的东西,其实非常相似。
我加入Tensilica的时候,公司大概只有13到14个人。Scintera当时也只有21个人左右。后来,Tensilica发展到了150人左右,Scintera可能也有100人。
但你想想,当一家公司只有15个人的时候,办公室政治、职位头衔,或者“这不是我的职责,你应该去找别人”,这些东西根本没有意义。
同样,流程是不是完善,也远没有结果重要。
因为一家初创公司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想办法活下去。
过去,创业公司有时候会把融资当成一种荣誉。比如,风险投资人给了我们多少钱,我们又完成了多大规模的融资,等等。
但这些钱意味着什么?说到底,你将来总得给投资人一个交代。
所以,你必须非常节俭地使用别人的钱,而且要清楚自己为什么花每一笔钱、为什么做每一件事。
如果一家初创公司里,有人特别在乎自己的地位和头衔,或者凡事都要讲究复杂的流程,那这家公司很快就会出问题,甚至活不下去。
这些经历让我特别有共鸣,因为那些东西恰恰也是我在大公司里最讨厌的。而在小公司工作,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自由感,因为根本没有这些束缚。
从某种意义上说,那可能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快乐的几段工作经历。
当然,压力也非常大。因为你真的不知道,公司到了年底会不会就没钱了,然后所有人又得去找下一份工作。
乔迪 但你做的每一件事,都能真正产生影响。
哈斯 没错。每一件事都有影响。这让你真正意识到,行动是有分量的。你当然可以犯错,但最终必须拿出结果。
至于那些形式上的东西,比如有人站起来说:“这是我本季度的目标,我有17件事情要完成。”然后等季度结束,再逐项检查、打分。
在初创公司里,这些根本不重要。
你必须想办法把事情做成,拿出结果,而且行动要快。
乔迪 我想这些经历后来一定也帮助了你在英伟达的工作。虽然你加入时,英伟达已经不是初创公司,但它的运作方式在某些方面可能仍然非常像一家初创公司。是这样吗?
哈斯 完全正确。这也是我当时特别认同英伟达的地方。
其实,在加入之前,我隐约就有这种感觉。但真正进去以后,看到黄仁勋是怎么经营公司的,我心里就想:“好吧,这其实就是一家初创公司。”
当时英伟达已经有5000名员工,年收入达到40亿美元。当然,以今天的规模来看,黄仁勋可能两天就能做出这么多收入了。(笑)
但那时候,英伟达的运作方式真的非常像一家初创公司。
黄仁勋经常会说:“我们距离倒闭只有30天。”
当然,公司实际上并没有真的处于30天后就要倒闭的境地,但他始终带着这种危机感来经营公司,整个公司的文化也是如此。
而且,这种文化有很强的自我筛选机制。
如果你觉得自己无法在这样的环境里发挥出色,或者你不认同这种工作方式,不认为它符合自己对职业生涯的期待,那你自然就会离开。
但很明显,英伟达的员工流失率一直非常低,说明很多人非常认同这种文化。
我有时候会觉得,从1998年加入Tensilica,到2013年进入Arm,我其实连续过了15年的初创公司生活。
![]()
从黄仁勋身上学到的特别重要的事情
乔迪 据我所知,英伟达的CFO现在仍然按照这种方式管理公司。比如,一笔可能只有1万美元的开支,你也需要解释清楚为什么要花这笔钱。这真的很不可思议。也就是说,英伟达直到今天,仍然延续着黄仁勋的那套管理方式。
那么,你究竟从黄仁勋身上学到了什么,又把哪些东西带到了Arm?
哈斯 太多了。其中有一件事特别重要。
我在英伟达担任过一个业务部门的总经理。当时英伟达的组织结构很有意思。
黄仁勋对我们这些总经理的要求是:“你就是这项业务的CEO。所有收入由你负责,产品由你负责。如果业务出了问题,或者没有盈利,我就会追究你的责任。”
我离开英伟达的时候,负责的业务大概占公司总收入的25%,但直接向我汇报的人可能只有5个。
你想想,在很多公司里,如果你是业务部门的总经理,通常会有工程、产品开发、产品营销等团队直接向你汇报。
但当时英伟达采取的是一种高度矩阵式的管理结构。
黄仁勋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理念:你必须依靠影响力来领导,而不是依靠组织架构图赋予你的权力。
你可能也知道,现在想在英伟达找到一张正式的组织架构图,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当年其实也是如此,我们根本没有那种东西。
所以,我从黄仁勋身上学到的一个重要道理,就是领导力来自影响力,而不是组织架构中的汇报关系。
真正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清楚地告诉大家,这项业务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然后推动不同团队的人做出对公司最有利的决定。
这一点,我当时就非常认同。
如果你看我今天在Arm的管理方式,也能看到这种影响。
你要让我非常详细地解释,在各位高管下面,每个团队具体是怎么组织的,我可能都说不清楚。因为我们会根据需要,迅速调整人员和团队安排。
这也是我当年在英伟达看到的管理方式。
还有另一件事,让我印象特别深。那就是,你必须对自己负责的业务了如指掌。无论是战略、数字,还是产品、竞争对手,以及所有重要的业务细节,你都必须心里有数。
这一点,我也是很快就从黄仁勋身上学到的。
我给你讲个故事。
那是我刚加入英伟达不久的时候。有一天,黄仁勋跟我说:“我想和你做一次业务回顾。”
我说:“没问题。我带上几个产品营销团队的人,再带上业务分析师。他有笔记本电脑,我们也准备好了所有电子表格和数据。”
总之,我准备带着一群人去开会。
我不知道他现在是什么样,但在当时,黄仁勋其实没有一间传统意义上的办公室。他办公的地方就是一张桌子,加上一块白板。
我记得那天下午大概3点半,可能是星期四,也可能是星期五。
我们一行人到了以后,黄仁勋抬头看了一眼,问我:“这些人来这里干什么?”我说:“不是你要做业务回顾吗?我就把他们一起带来了。”他说:“不,我不需要他们。我只要你一个人。”
好吧,这下我突然觉得自己完全没有了依靠。
产品营销团队的人走了,业务分析师也走了。我想当时自己应该还带着笔记本电脑,但电脑是合着的。
然后黄仁勋说:“好了,你到白板前面去,给我讲讲你的业务。”
乔迪 哇。
哈斯 你想想,这几乎是一个完全开放的问题。
公司的数字、产品、竞争对手,究竟应该从哪里开始讲?
你的业务目前处于什么位置?面临哪些威胁?你的战略是什么?竞争对手又在做什么?
所有这些问题,你都得自己回答。
当然,我第一次的表现简直是一场灾难。(笑)
我记得当时脑子里一直在想:“天哪,那个数字到底是多少?利润率是28%,还是30%?”
但也正是那次经历,让我真正明白黄仁勋想教我什么。
如果你负责经营一项业务,那你就必须对所有关键事实烂熟于心。你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这些数字和信息就应该已经装在脑子里。
到我后来离开英伟达的时候,已经能够把这些事情做得相当好了。
而且,这也是我后来一直坚持的管理方式。
今天在Arm,我们也会做业务回顾。有些人会问我:“我需要提前准备什么?要准备哪些材料?”
我就告诉他们:“把你的脑子带来就行了。”
因为你应该知道我可能会问什么问题,也应该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即便不能立刻回答,也应该能够很快找到答案。
当一家公司的管理者都能这样工作时,整个公司的运转速度就会快得多。
其实,我从黄仁勋那里学到了很多类似的东西。而这些经验背后,有一条共同的主线,就是速度。
我以前特别喜欢初创公司的一点,就是它们做事很快。
一家只有20个人的公司,哪有那么多时间坐在那里,反复讨论一件明明需要赶快解决的事情?
但当公司有了5000个人、1万个人,就会出现各种管理层级、不同的组织关系。
黄仁勋还教会了我另一件事情。
如果他想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会直接打电话给向我汇报的人,甚至直接联系团队里更基层的员工。
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有点不自在,甚至紧张。你会想:“天哪,这个问题怎么没先经过我?”
于是,你就可能要求所有问题先交给自己检查一遍,确认之后再往上报。接着,又会有其他人检查、过滤,信息在一层层传递过程中被稀释,时间也浪费掉了。
后来我自己开始带领团队,无论是负责Arm的知识产权业务,还是现在担任CEO,我也会采用这种方式。
如果我需要直接联系组织架构下面两级的人,才能得到一个答案,那我就会直接打电话过去。
大家也都知道我会这么做。但他们明白,我并不是想绕过某个业务总经理或者副总裁。
乔迪 不是为了质疑他们的判断。
哈斯 对,完全不是。我们只是想尽快了解事实。谁真正知道答案,我们就直接去问谁。越快得到答案越好。
乔迪 我特别喜欢这一点。
![]()
和黄仁勋的性格不同,但工作方式其实非常相似
乔迪 那么,有没有一些东西,是你有意识地没有照搬黄仁勋的?或者说,“照搬”这个词可能不太准确。我想问的是,有哪些方面,你并没有试图完全模仿他?
哈斯 我们毕竟是两个不同的人。
黄仁勋有很多做法让我非常认同,比如他的领导方式、对思想诚实的重视,以及对速度的追求。
但从个人性格和行事方式来说,我们确实很不一样。
我可能更倾向于让会议室里的每个人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而黄仁勋从个性上来说,可能更容易主导整个会议。
不过,有意思的是,我觉得我们的工作方式,实际上可能比外界想象的相似得多。这可能也是我们能够合作得那么好的原因。
你知道,2020年英伟达试图收购Arm,交易大概是在当年9月宣布的。
现在回想那段过程,我和黄仁勋之间的沟通速度非常快。
我们经常发短信讨论问题:“你觉得这个怎么样?”“那另一个问题呢?”就这样不断来回沟通。
乔迪 因为你已经非常了解他了。
哈斯 对,非常了解。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在处理问题的方式上非常合拍。
乔迪 我有一个关于黄仁勋的问题,也想让你结合自己的经历谈谈。有时候,我们很难分清,一个人究竟是有坚定的信念,还是仅仅因为自负而不肯改变想法。
显然,黄仁勋很早就对人工智能抱有极其坚定的信念。当时很多人并不认同,但他始终相信AI的未来,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所以,那不是自负,而是真正的信念。幸好,他一直坚持走了下去。
但一个CEO往往必须对自己的方向有非常强的信心,甚至100%相信自己的判断。问题是,你什么时候才会意识到,自己可能错了?
你有没有见过黄仁勋改变主意的例子?比如,有人说服了他,让他意识到原来的判断并不正确?
还有你自己呢?别人能不能告诉你,你错了?
哈斯 我觉得黄仁勋有一项能力特别强,而且我也希望自己在这方面做得不错。
那就是,你可以对一个方向抱有完全坚定的信念,充满热情地往前走,但当情况需要改变的时候,也能够非常迅速地转向。
而且,你不会因为之前已经投入了太多资源,就觉得自己不能改变方向。
不会想着:“我们已经在这件事情上花了这么多钱,投入了这么多精力。如果现在改变方向,岂不是显得我之前犯了错误,很没面子?”
黄仁勋不会被这些东西束缚。
我记得在英伟达的时候,有过这样一件事。
当时,我们正在开发基于x86架构的Core Logic芯片组,主要面向笔记本电脑市场。而英伟达与英特尔之间,正围绕我们能否继续推进这条产品路线,发生一场相当激烈的争端。
那时候,移动计算革命刚刚开始兴起。
我记得有一次业务回顾会议,各个团队做了一系列报告,讨论智能手机未来的发展方向、增长机会在哪里,以及低功耗为什么会变得极其重要。
有意思的是,我们当时讨论的技术方向,恰恰与Arm有关。
就在那场会议上,黄仁勋突然做出了决定:“我们不继续做这套芯片组业务了。我们要改变方向,把资源加倍投入Tegra业务。”
这就是Tegra业务当时的发展方向。
我记得,当时大家其实都很支持这个决定,因为所有人都觉得,这是正确的方向。
但与此同时,这个决定对黄仁勋本人来说,并不容易。因为此前,他一直是最积极支持原有芯片组业务发展方向的人之一。
我自己也做过很多类似的决定。
比如,最近几年,我们开始推进自主芯片开发,也做过一些不同的测试芯片项目,其中不少后来都被我叫停了。
这些项目本身都不小,很多工程师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而且我还曾经在很多工程师面前公开谈论过它们。其中一些项目涉及I/O,也就是输入输出接口等方面的测试芯片。
不过,具体技术细节并不是最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当时我已经很清楚地看到,另一个机会比这些项目大得多,而且那个机会会来得更快。
如果我们继续把资源投入原来的项目,就可能错过更大的机会。
所以,我当时非常坚定地认为,叫停那些项目是正确的决定。
你知道,外界经常会讲很多关于坚持的道理。比如,要坚持自己的方向,不能轻易放弃,要一直努力下去。
但这个问题其实没有一个绝对正确的答案。
这就是CEO每天都必须面对的事情。
乔迪 我很欣赏这一点。我觉得,能够坦然说一句“哎呀,我们之前搞错了,现在得换个方向”,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
哈斯 而且你知道吗,直到今天,我团队里还是会有人跟我说:“天哪,如果当初那个项目继续做下去,说不定也会很有意思。”
这里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当你决定改变方向时,必须让整艘船上的人都跟着你一起转向。
因为最容易拖慢一家公司或者一个项目的,往往是那些没有真正跟上来的人。
他们心里可能会想:“我其实不太认同这个决定,所以还是要私下保留一个小团队,继续做原来的项目。”
但你必须明确告诉所有人:“这次我们不再冒险强攻了,我们决定放弃这次进攻。”
而且,每个人都必须真正接受这个决定,认同这是正确的做法。
![]()
不同文化间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不同的做事方式
乔迪 你的职业生涯中,有一点让我特别欣赏。听完你刚才讲的成长经历,我现在多少能理解其中的原因了。那就是,你似乎能够很自然地适应不同的文化环境,不仅能够在那里工作,还能真正融入其中。
我记得我们第一次交流的时候,就因为对中国的看法,以及各自在中国的经历,找到了很多共同话题。
这些年来,你和美国、英国、日本、中国的企业及组织都有过深入接触。所以,我很想听听你怎么看待这些不同的文化。它们各自有哪些值得学习的地方?又有哪些商业习惯是需要注意,甚至应该避免的?
哈斯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因为从小就生活在一个文化背景相当多元的家庭里。
父母都不是在美国出生的,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宗教背景。你刚才猜测,我们家来往的客人可能非常多元化,确实如此。
我们家经常有葡萄牙人、匈牙利人、捷克人、奥地利人和英国人来做客。
而且,小时候我们还经常旅行。父亲是一名科研人员,需要去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或者伦敦参加学术会议、发表论文,他经常会把我们这些孩子一起带上。
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有机会去世界上很多地方看看。
我想,这些经历让我很早就明白,世界各地的人有很多不同之处,而一个人的观点、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成长环境塑造的。
尤其是在我小时候,世界远没有今天这样互联互通。
现在有互联网、社交媒体,你打开Instagram或者TikTok,就能了解中国、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正在发生什么。
但在那个年代,如果你想真正了解一个地方,就必须亲自去那里。
而当你真的到了那里,就会慢慢意识到,很多事情并没有绝对正确或者错误的方式,只是人们习惯的做法不同而已。
你看看历史就知道了。
不同的族群已经共同生活了几百年、几千年。韩国人和日本人之间有摩擦,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有冲突,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之间也存在各种分歧。
某种程度上,这就是人的天性。当不同的群体生活得很近,却又有不同的信念和习惯时,就难免产生摩擦。
世界一直都是这样运作的。我能够理解,也能够接受这一点。
所以,在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合作时,我会特别注意这些差异。
Arm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是一家英国公司,但管理团队中有很多美国人。美国人和英国人说的是同一种语言,可实际上,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很不一样,尤其是表达意见、处理分歧的方式。
我自己也曾经在英国生活过很多年。
当我们把美国和英国的团队放在一起开会时,你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况。美国人会说:“来吧,我们把问题摊开,大家在会议室里好好争论一番,把事情讨论清楚。”但英国人可能会觉得:“我不太愿意在这么多人面前公开讨论这些分歧。”
所以,你必须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
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每个人从小接受的教育、成长环境不同,对什么样的交流方式感到舒服,也就不同。
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也都存在类似的文化差异。
我一直很喜欢从历史的角度理解这些现象。
比如英国和日本,它们都是岛国,历史和社会环境塑造了各自独特的文化。但有意思的是,日本人和英国人在某些方面又非常相似。他们都比较习惯把真实想法藏在心里。在真正非常了解一个人之前,他们可能不会直接告诉你自己的真实感受。
日本人非常有礼貌,也非常热情。但如果你没有提前打招呼,突然跑到一个日本朋友家里,他可能会非常惊讶:“我的天哪,你怎么知道我住在哪里?而且居然就这样直接跑到我家来了?”
所以,我觉得理解并尊重这些文化差异非常重要。
而我很幸运,从小就有机会接触不同的文化,也逐渐学会了欣赏这些差异。
![]()
为什么被孙正义选中,因为大家对未来可能性的理解非常接近
乔迪 后来,你被选中担任Arm的CEO。
当时,英伟达收购Arm的交易突然告吹,紧接着公司就宣布由你出任CEO。显然,这不可能完全没有准备。在那之前,应该已经有过一些关于接班的考虑和安排。
所以我很好奇,孙正义究竟在你身上看到了什么,让他认为你是领导Arm最合适的人选?
哈斯 首先,孙正义早就认识我。
我们经常在董事会会议上交流,而我会向董事会介绍Arm核心业务的发展战略。在这些讨论中,我们一直非常合拍。
而且,我发现,我们在很多方面有相似之处。
不过,我想先把话题往前拉一点。
孙正义是软银的创始人,已经领导这家公司40多年了。如果你仔细看我的职业经历,可能会发现一个规律:我通常和什么样的人最合得来?
创始人兼CEO。
孙正义也是这样的人。
在我正式接任Arm CEO之前,我们就已经建立了很好的关系。
到了正式任命前的那几个星期,我们开始深入讨论Arm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这家公司有一天究竟能够做到什么。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越来越合拍。很明显,我们对未来的看法,以及对一家企业可能达到的高度,有着非常相似的理解。
当然,孙正义和黄仁勋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与黄仁勋相比,孙正义更像是一位投资者,而不是直接管理业务运营的经营者。
但如果说到提前看到别人还没有发现的机会、敢于承担巨大的风险,以及迅速采取行动,他们两个人又非常相似。
乔迪 我总觉得,孙正义好像生活在一个和我们普通人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哈斯 完全正确。(笑)
他有点像科技世界里的威利·旺卡(Willy Wonka,《查理和巧克力工厂》中的人物,一位充满奇思妙想、不断创造神奇事物的巧克力工厂主人)
我非常欣赏孙正义身上的这种特点。所以,我们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
回过头看,从开始讨论到最终决定由我接任CEO,整个过程其实相当快。
当时,我还明确告诉过他一件事:“Arm作为一家独立公司,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在英伟达内部能够做到、现在却做不到的。”
当然,有些事情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也可能需要采取不同的战略。
但英伟达收购失败,并不意味着Arm就没有未来了。我们拥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技术平台,市场覆盖范围极其广泛,而且所处的是一个正在涌现巨大机会的核心技术领域。
当时,人工智能也刚刚开始进入大规模发展的阶段。
所以,我觉得是很多不同的因素汇聚在一起,最终促成了这个决定。
Arm开始自己造芯片,并不意味着要放弃IP授权
乔迪 我必须追问一个问题。在你和孙正义最初的那些讨论中,甚至是在正式宣布你成为CEO之前,你们有没有谈过Arm未来开发自己产品的可能性?
哈斯 当然谈过。
乔迪 所以,这也是他最终选择你的原因之一?
哈斯 是的。我们确实讨论过,Arm有没有可能自己开发芯片产品。不过,当时更多还是探索性的讨论。
我们研究了这种可能性,我告诉他:“是的,我认为我们有能力做这件事。”
但这从来不意味着Arm应该放弃知识产权授权业务,转而只做自己的产品。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因为我一直非常坚定地认为,两种业务都是需要的。
不过,当时确实有一些市场的需求没有得到充分满足。这些市场希望使用Arm的技术,而我认为,如果Arm能够直接提供产品,就有机会为这些客户创造新的价值。
孙正义也认同这种可能性。
乔迪 我想稍微补充一点背景。过去,Arm一直是整个半导体行业的知识产权和计算架构供应商。
也就是说,你们向很多彼此竞争的公司提供技术。这些公司虽然在市场上激烈竞争,但它们使用的可能都是Arm的处理器核心。
可是,Arm自己过去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芯片产品线。你们提供的是知识产权,而不是自己的芯片产品。
所以,决定开发自己的产品,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
它实际上正在改变一家已经存在35年的公司的商业模式,甚至可能改变整个产业生态中Arm的角色。这显然是一场很大的冒险。
那么,你为什么能够接受这样的风险?
哈斯 我觉得,我们前面整个对话,其实一直在为这个问题做铺垫。
如果你不愿意适应变化,不愿意跨越那些过去被认为绝对不能跨越的边界,那么,历史就会替你写好结局。
你将无法亲自书写自己的历史。
如果你想自己决定公司的未来,就必须愿意打破旧有的框架和边界。因为未来不会只是过去的延续。
你想想,如果10年前我们讨论英伟达,有人告诉你:“有一天,英伟达会制造规模如此庞大的计算系统,甚至会向客户提供融资,帮助他们购买自己的产品,从而维持整个高度资本密集型的投资循环。”
你一定会觉得不可思议。你可能会说:“什么?英伟达不就是一家做游戏显卡的公司吗?这怎么可能?”
所以,我一直认为,一家公司绝对不能被“我们过去一直都是这么做的”这句话束缚住。
也许,这和我早年在施乐的经历有关。因为我亲眼看到施乐后来走到了什么境地。
我是在纽约州北部长大的。当时,我家乡最大的两家公司就是施乐和柯达。
柯达长期守着胶卷和相纸业务不放。但实际上,它早就拥有开发数码相机的技术,也掌握了很多数字化方面的能力。
可它始终无法放下自己最核心的传统业务。
施乐也是一样。20世纪70年代,施乐已经拥有大量与信息技术有关的创新。它有工作站技术,有图形用户界面(GUI),甚至已经拥有了后来成为Mac操作系统重要基础的那些技术。
直到史蒂夫·乔布斯看到这些技术,意识到:“这正是我要做的东西。”
所以,这个世界上有太多这样的例子,而且其中一些是我亲身经历过的。
如果一家公司只是不断重复过去一直在做的事情,那么,它最终就会走向某个可以预见的结局。
而那个结局,未必是你真正想要的。
所以,乔迪,当有人看着Arm说:“你们过去是一家知识产权供应商,现在居然开始自己做芯片了?”
我知道,从整个产业生态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可能显得有些不寻常。
但我看待这个问题的方式要宽泛得多。
我们真正要做的,是提供优秀的产品,解决这个世界面临的技术问题。至于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并不一定永远都是知识产权授权。
谁知道呢?也许再过10年或者15年,整个行业都不再需要今天这种IP授权商业模式了。
乔迪 不过,如果是在另外一个历史时期,你可能就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我的意思是,正因为人工智能出现了,带来了这么大的机会,你才会决定进入自主芯片产品领域。
你同意吗?
哈斯 人工智能确实创造了极其巨大的计算需求。
你想想,人工智能从本质上说是什么?它其实就是很多“大脑”。
还记得我前面怎么介绍Arm的吗?我们做的就是“大脑”,为各种电子设备提供大脑。
而AI是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最终也是一个大脑。
那么,大脑需要什么?需要大量的计算能力,而且是远远超过我们过去所见过的计算能力。
所以,AI确实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我们能够进入一些很有意思的领域,解决新的技术问题。
但我认为,CPU和通用计算能够为AI解决的问题,远远不止数据中心里的那些问题。
数据中心有点像一座生产Token的工厂。
但最终,计算能力会逐渐进入各种更小、更快、更便宜、也更高效的设备。未来,计算可能以一种环境计算的形式,存在于我们现在坐着的这个房间里。
它也可能被集成到你的衣服里,或者就在我们面前的这些麦克风中。
机会几乎是无限的。
所以,人工智能确实打开了一个窗口,让我们有机会实现令人难以置信的创新。
如果我们的合作伙伴基于Arm技术实现这些创新,那非常好。
如果是Arm自己基于这些技术实现创新,我觉得同样很好。
真正重要的,是解决那些极其复杂的技术问题。而AI恰恰创造了大量这样的机会。
![]()
AI的监管,首先是模型企业自己需要解决的问题
乔迪 最近这段时间,关于人工智能是否应该放慢发展速度的讨论又开始出现了。我想问,即使放慢AI发展速度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我们真的有可能做到吗?
哈斯 我不认为这是明智的做法,但我认为是有可能做到的。
乔迪 哦,这很有意思。
哈斯 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这件事。
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种相当前所未有的情况。
一些处于技术开发最前沿的企业负责人,实际上正在公开告诉大家:“我们的产品质量和可靠性还不够好。”“我们推出产品的速度太快了,快到自己已经无法充分掌握它们的质量和可靠性。”
可是,你想想,如果在另一个行业,有公司这样说,大家会怎么反应?
你不会第一时间要求政府来替这家公司约束它自己的行为,对吧?你可能会直接告诉它:“先把你自己的产品问题解决好!”
你知道自己的产品是怎么设计的,也知道它们是怎么工作的,那么你就应该有能力为自己的产品建立充分的质量和可靠性检查机制。
我们在Arm就是这么做的。
打个比方。假设有一天,我跑过来跟你说:“乔迪,我们现在推出IP产品的速度实在太快了,快到这些技术可能会把ASML的光刻机烧坏,甚至让EUV极紫外光刻设备过热,引发火灾。但没办法,我们必须继续把这些IP产品推向市场。”
你一定会觉得莫名其妙。
然后,如果我接着说:“所以,我们必须对整个IP行业加强监管,否则这些光刻设备可能会发生严重事故。”你一定会看着我说:“什么?”
这不是很奇怪吗?而现在的AI行业,某种程度上正在发生类似的事情。
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确实前所未有。
而那些开发AI的公司,毫无疑问都是非常优秀的公司,拥有非常杰出的研究人员。
但它们现在以惊人的速度推进技术,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告诉外界:“我们自己已经没办法管好自己了。”
乔迪 这确实让人很震惊。
哈斯 所以,我身体里那个工程师的一面,看到这种情况时就会想:这其实是一个产品质量和可靠性问题。
你没有投入足够的工程资源,也没有建立充分的质量和可靠性检查机制,就把一些不够安全的产品推向了市场。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先把自己的开发速度降下来?为什么一定要说,整个行业都应该慢下来?
这是我觉得有些不合理的地方。
当然,我知道人工智能是一项非常复杂的技术。
开发能够自主学习的模型,涉及极其复杂的软件系统。而且,这些公司的研究人员也会告诉你,有时候模型学习和做出决定的方式,连他们自己都无法完全理解。
但即便如此,责任仍然应该由开发产品的公司来承担,它们必须想办法理解和控制这些问题。
所以,最近围绕AI安全发生的各种讨论,我确实觉得有些奇怪。
也许是因为我年纪比较大,属于比较老派的工程师。
比如,我看到Anthropic有一位年轻员工,可能才25岁左右,在那里只工作了6个月,就出来表达对AI安全的担忧。
这让我想到,假如一个工程师刚加入Arm6个月,就突然跑出来说:“我们现在发布的IP产品看起来有很大的问题,将来可能发生非常可怕的事情。”
某种意义上,这其实是在公开指出,你刚刚工作过的那家公司,内部没有建立足够完善的检查和制衡机制。
所以,我确实认为,前沿大模型开发企业需要自己解决这些问题。
因为如果你想从全球层面解决这个问题,该怎么做?你必须让全世界所有开发前沿大模型的公司,都在安全性、质量和可靠性方面达成一致。
而我认为,这些事情本来就是企业自己应该做的。
优秀的公司,本来就应该这样经营。
乔迪 如果我们暂时不谈你作为Arm CEO的身份呢?假设你只是一个父亲、祖父、兄弟、儿子。从这些身份出发,当你看到人工智能正在发展出来的各种能力时,会不会担心人类的未来?
哈斯 不会。我是一个技术乐观主义者。
总体来说,技术为人类创造了大量好处。当然,在一项技术刚刚出现的时候,如果还没有建立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也可能带来很多问题。
比如汽车。汽车刚刚出现的时候,根本没有驾照这种东西,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交通规则。红绿灯、停车标志,这些都是后来才逐渐出现的。
而且,早期汽车造成了大量交通事故。
所以,我觉得可以用汽车来类比今天的人工智能。
假设我们是在1895年或者1905年进行这场对话,当时机动车刚刚开始取代马车。
有人可能会说:“天哪,这东西会把我们所有人都害死!人居然可以坐在汽车里,以过去5倍的速度行驶!”
但这并不意味着汽车不应该发展。
我并不担心AI最终会毁灭人类。不过我确实认为,我们应该更好地解决前面谈到的那些问题。
开发技术解决方案的科技公司,必须自己承担起建立安全边界和保护措施的责任。
这是它们应该做的事情。
关于父亲,关于家人和自己
乔迪 我们前面聊了很多关于你父亲的事情。现在回过头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是你很希望当年问过他,却一直没有问出口的?
你刚才提到,直到今天,你还会通过家里的其他亲人,逐渐了解到一些关于祖父的故事。那么,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特别希望当年能够向父亲了解的?
哈斯 有啊。
我父亲和祖父都很少谈起当年离开德国时发生的事情。当然,我完全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不愿意谈。但我真的很希望,自己当年能够更多地了解,那段经历究竟给整个家庭带来了什么影响。
因为我们家确实有一些亲人在集中营里遇难,包括父亲的一些堂表兄弟姐妹,以及叔伯、姑姨等亲属。可是,这些事情他们几乎从来没有详细谈过。
我真的很希望,自己当年能够多问一些。那些经历究竟给父亲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又是怎样塑造了他后来的人生?
这些都是我现在非常想知道的事情。
乔迪 那你的父亲有没有机会看到你后来取得的成就?
哈斯 他在2008年去世了,是在那场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前。所以,他没有看到后来发生的这一切。
不过,如果他知道的话,我想他一定会特别开心。
还有一件事,我觉得孙正义当时做得特别好。
几年前,我们准备推进Arm的IPO。
当时,孙正义希望把上市日期定在星期三,也就是9月13日。我就跟他说:“9月14日原本应该是我父亲的95岁生日。我们能不能改到星期四上市?”
孙正义说:“当然可以,那就星期四。”
乔迪 哇,这太好了。
哈斯 是的。所以,那一天对我来说,真的变得非常特别。
因为我父亲在晚年的时候,每天都会坐在躺椅上看CNBC,从早上6点一直看到晚上8点。
如果他能够亲眼看到自己儿子带领的公司上市,那会是怎样一件事情?
他一定会高兴得不得了,真的。
所以,把IPO安排在父亲的生日那天,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很特别的纪念。
乔迪 这真的很动人。
你自己现在也是一位父亲,而且孩子们都已经长大了。
在他们成长的那些年里,你还没有成为Arm的CEO,但为了走到今天的位置,你一定在工作和职业发展上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那么,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对于过去陪伴孩子的时间,有没有什么遗憾?
哈斯 我觉得,任何一个做过我这种工作,或者为了走到我今天这个位置付出过类似努力的人,在孩子成长过程中,都难免要牺牲一些陪伴他们的时间。
我也不例外。
如果你问我,有没有希望当年能够多陪陪他们,多参加一些他们的活动,多陪他们度过那些特别的、错过了就再也找不回来的时刻?
我的答案是,100%希望。
当然,如果从积极的一面来看,我还是很幸运的。我的两个孩子都非常优秀。他们都有很好的工作,而且都非常努力。他们明白努力工作的重要性,也知道做事情不能走捷径。
我希望,他们身上的这些品质,有一部分是从我这里学到的。
但不是因为我整天对他们说教。因为我一直非常相信,无论是教育孩子,还是领导公司,有一件事情都特别重要:人们真正关注的,是你怎么做,而不是你怎么说。
你可以讲很多道理,但别人最终看到的是你的实际行动。
这也是我成为CEO以后学到的一个重要道理。员工真的会非常仔细地观察你的一举一动。
所以,我觉得我的两个孩子,无论在个人生活还是职业发展上,都成长为非常出色的人。而其中一部分,可能就是因为他们从小看到了我是怎样工作的。
当然,现在还有一个特别美好的回报,那就是孙辈们。
现在,我终于会主动找理由,去参加他们的一些活动了。比如,我孙女有一次在6月份参加了一场演出,是一场圣诞主题的汇演。
如果我能抽出时间,过去看一个半小时,我就会想办法安排,然后赶过去。她将来可能根本不记得那天我去过。但对我来说,能够去看她的演出,本身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乔迪 这真好。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今天听完这场对话,你希望大家记住关于你的什么?或者说,你最希望大家了解,对你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什么?
哈斯 我想,我最希望大家听完以后会说:“你知道吗?这个人领导着一家如此重要的公司,一家市值达到2500亿美元的公司。”
当然,希望节目播出的时候,Arm的市值还在这个水平,也许更高一点。(笑)
“但听他说了这么多以后,我觉得他其实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这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的。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看待自己的,这就是最重要的一点。
—— /Cong Ming Tou Zi Zhe/ ——
排版:鹤九
责编:艾暄
![]()
- 小彩蛋 -
转载开白,请联系小编微信【fanxiaocom】,添加备注“转载+新媒体名+姓名”,按顺序邀请加入媒体转载群
商务合作,请添加聪明牛牛【微信congmingtzz1/ 手机13262200706 】,添加备注“合作+机构名+姓名”具体商议
![]()